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关于毕淑敏小说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毕淑敏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对她小说的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分析和研究上。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毕淑敏小说的主题研究，贾丽萍在《向死而生一毕淑敏小说的死亡主题透析》[1]中肯定了毕淑敏借死亡来升华人格、强调人生价值的努力。贾丽萍也发现毕淑敏早期对死亡的透视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社会意义、人生意义的制约。《昆仑殇》、《阿里》等一系列军旅题材的小说的死亡描写的作用仅仅在于强化作品的主题意蕴，让读者在英雄人物的毁灭中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震撼力量，品尝到由此而折射出来的崇高的美学价值。而不具备作家对死亡之本体意义的思索，也缺少对生命作为个体存在的独到感悟。段旭宏在《论毕淑敏小说创作中死亡主题的逐步深化》[2]补充了对毕淑敏生死主题的进一步研究。段旭宏将毕淑敏军旅题材小说和医患关系题材小说对比起来研究，发现了毕淑敏在小说创作中死亡主题的逐步深化。毕淑敏先以军旅题材小说中悲壮和崇高的死亡震撼人们，惊醒人们，引发人们对死亡命题关注和思考，再以《红处方》、《拯救乳房》等医患关系题材小说中对死亡的超越，对生命的存在形式和价值意义进行了终极的追问。
施津菊的《毕淑敏文本中死亡意境的美学追求与文化建构》[3]则从美学的角度对毕淑敏的死亡主题进行了探讨。施津菊认为毕淑敏的死亡主题有审美死亡和有价值死亡、无价值死亡二方面。军人中的英雄烈士之死是有价值死亡，被毒品异化的生命是无价值死亡，毕淑敏在建构各种死亡时都添加了意境美，这是审美的死亡。高丽华的《快乐地生，尊严地死一试论毕淑敏的生死观》[4]形象地概括出毕淑敏对生命的思考。盛英在《毕淑敏小说与生命文化》[5]中指出毕淑敏小说有深刻的生命意识，有不同与中国传统生死观的独特性。熊欣的《回归生命的死亡——毕淑敏的生命哲学》[6]，沈艺虹的《生命的献祭一一毕淑敏小说创作漫谈》[7]，肖飞生的《试论毕淑敏小说中的“生命关怀”》[8]，沈嘉达的《毕淑敏．执着于人的关怀》[9]以及蔡安延和赵华的《论毕淑敏小说中死亡意象的精神蕴涵》[10]，这些论作都注意到了毕淑敏小说的生死主题，并思考毕淑敏在这类主题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关怀思想。
在毕淑敏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上，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毕淑敏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多聚焦在女性意识、生育和母爱的主题上。张喜田的《关注底层女性的力作一论毕淑敏的<女工>》[11]就专
门研究了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女工》，揭示了毕淑敏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怀。廖健春的《无处话苍凉—毕淑敏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12]肯定了毕淑敏在女性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杜秀霞的《论毕淑敏小说的女性意识》[13]则通过女性意识的自觉、扩展与超越，系统地解剖了毕淑敏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高飞的《论毕淑敏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14]和王玉琴的《女性尊严，漫长的等待—由毕淑敏<女人之约>说起》[15]触及到了毕淑敏小说中深层次的内涵，具有一定价值和积极意义，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女性意识的角度去肯定其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多从死亡意识、死亡意象和生命关怀的方向上解析她小说的内涵，认为她珍惜生命，正视死亡，有着独特的生死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毕淑敏小说中的人物探讨多停留在女性形象上，对毕淑敏创作中女性意识的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仅有几篇有关她的散文中温婉的女性风格及女性意识的评论，而对她的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评论则更少，有也大多只是在论述女性文学时才出现一些零散的评论，更没有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上，有关毕淑敏要表达的死亡超越和有关尊严的解读上也不显著。本论文重点从毕淑敏作品中的拯救情怀出发，超越死亡与性别的局限去探讨人类的自赎之路，进而希望有助于毕淑敏小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贾丽萍．向死而生一毕淑敏小说的死亡主题透析[J]．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
[2]段旭宏．论毕淑敏小说创作中死亡主题的逐步深化[J]．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
[3]施津菊．毕淑敏文本中死亡意境的美学追求与文化建构[J]．中国文学究．2003年第2期．
[4]高丽华．快乐地生，尊严地死一试论毕淑敏的生死观．长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盛英．毕淑敏小说与生命文化[D]．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09）．
[6]熊欣．回归生命的死亡——毕淑敏的生命哲学[D]．理论与当代．2006年6月．
[7]沈艺虹．生命的献祭一一毕淑敏小说创作漫谈[J]．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肖飞生．试论毕淑敏小说中的“生命关怀”[J]．故乡杂志．2002(09)．
[9]沈嘉达，毕淑敏．执着于人的关怀[J]．黄冈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10]蔡安延，赵华．论毕淑敏小说中死亡意象的精神蕴涵[J]．遵义示范学院学报．2003(09)．
[11]张喜田．关注底层女性的力作一论毕淑敏的<女工>[J]．小说面面观．2004年第3期．
[12]廖健春．无处话苍凉—毕淑敏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J]．当代评论．2006年第11期．
[13]杜秀霞．论毕淑敏小说的女性意识．[J]．河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2006（6）．
[14]高飞．论毕淑敏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J]．北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5]王玉琴．女性尊严，漫长的等待—由毕淑敏《女人之约》说起[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4期2007(08)．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1.母性光辉 （1）“绿化树”—马樱花 在章永璘到农场后的第一天正式劳作时，马樱花与他第一次见面，当时谢队长让章永麟跟着她们这群妇女刨粪，这当中包括了马樱花，她一句关切的话语“别累着”使章永璘无比感动，在章永璘的内心深处，是渴望被人关怀，被人爱护的。同时她作为一个没有丈夫又有着孩子的女人，对初次见面的章永璘，她没有一丝顾虑，将钥匙给了他，让他去她家拿镐头。可见她对章永璘是一见钟情。对生活，她从不马虎，在当时那样的特殊时期，家家户户都是将稗子弄成稀饭，而她那双巧手却将稗子米弄成了干焖饭。“稗”是长在稻田里或低湿的地方，是稻田的害草。但在那个特殊时期，稻子颗粒无收，人们为了生计也是挖空了心思呢。她对章永璘既温柔又怜悯。更难得可贵的是对章永璘那纯真的慷慨。她专门跑去章永璘的“家”，明知故问地打听说，你们谁是唱诗歌的“右派”，其实只是想把他“骗”去家里，给他吃一顿好的。对章永璘来说，白面馍馍在那样的时候实在是太贵重了，以至于章永璘几番推让。虽然她很喜欢笑，时不时就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当章永璘看见那个白面馍馍的指纹印留下一颗清亮的泪水时，她不笑了，而是叹气地说了句，唉，遭罪哩。此时她对章永璘，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她稚气未脱。在她与尔舍玩闹时，那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尔舍在像在玩跷跷板一上一下的天真的神态，土房子充斥着她跟孩子叽叽喳喳的笑声。她宽容大度。当章永璘向马樱花问起海喜喜时，她讲到一半便不说了，只是一个劲地说海喜喜是个没起色的货，这也是她经常骂海喜喜的一句话。她其实一早就知道海喜喜某天偷看她沐浴，这事关系到她自身的名誉，但同时也关系到海喜喜的名誉。她不仅没有当时对海喜喜破口大骂，而是装聋作哑，但是她心知肚明并且照常跟海喜喜来往，还让尔舍跟他一起玩闹，但是她对海喜喜的态度跟章永璘是截然不同的。她对章永璘崇高的爱，就像一个哺乳自己孩子的伟大母亲。她用她的聪明才智换取的食物喂饱了章永璘，那食物注入了仁爱，注入了精神力量。她一心只想章永璘好好念书。［1］ 在圣经里，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在张贤亮的小说里，女人是男人的脊梁骨。［2］马樱花的不断施舍，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恢复了往日的青春活力和尊严。马樱花这位自由的女性，在他急需温饱的时候，给他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支撑起他那沉重的灵魂。马樱花的一句“你还是好好读书吧”，不仅扑灭了他心中的肉欲，使他的灵魂爆发了一场震撼，而且重新点燃了他追求真理、学习知识的火焰。 （1）黄香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是个美丽丰满的女子，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送去劳动改造。青春大胆的她因为在芦苇塘里洗澡遇到了男主人公章永璘。他们对视了一会，章永璘就跑开了，再次相见已是八年后了，她已三十一岁，他三十九岁。这一次见面，他们结合了。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开始悉心照料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章永璘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章永璘的疼爱和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完完全全表现出来的，让你明白无误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痴情地爱着章永璘，自己从来舍不得在饭菜上滴一滴油，舍不得吃半片肉，噙在黄香久眼中的泪水不
文献综述 近十年白居易诗歌平淡美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近十年来关于白居易的研究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主要集中在白居易的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思想研究、生存哲学研究等4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关于白居易研究的著作大致有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再版）、付兴竹《白居易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维，焦淑清《白居易传》（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4部；研究论文达4500多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余篇、博士学位论文余篇。研究领域得到很大的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观念也较为开放自觉。近十年来白居易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体现在白居易的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思想研究、生存哲学研究等4个方面。 在白居易研究的多个方面上，成就较为突出地是关于诗歌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关于白居易诗歌方面研究的著作有乔立智《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付兴林，倪超《<长恨歌>及李扬题材唐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文史新刊，2005年版》、胡奇光《中国古代语言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4部；研究论文达200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50余篇，博士学位论文达4篇。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呈现多样性，在观念上也比先前更为开放自觉。近十年来白居易诗歌研究的主要内容多体现在诗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研究、诗歌语言词汇研究、诗歌意象研究、诗歌对外翻译研究、审美研究等5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50多篇硕博学位论文对白居易诗歌的相对应之处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整体上对全面了解白居易及其诗歌做出了较大贡献，对白居易集的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浅析张贤亮小说语言的地域特色 发表时间：2017-12-15T16:54:00.877Z 来源：《中小学教育》2018年1月总第302期作者：杨金珠 [导读] 1957年的一场“右倾”运动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杨金珠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第一中学730300 摘要：1957年的一场“右倾”运动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而张贤亮就是其中一位因发表《大风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20余年。 关键词：张贤亮小说语言地方特色 张贤亮于1955年由北京移居宁夏，两年后就被打入错判20余年的深渊，但是，张贤亮对塞上江南——宁夏这片土地却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说宁夏为张贤亮的第二故乡一点也不为过。这种感情，在张贤亮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显露。在他的作品中读者不仅能读到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风景，更能读到西北人民质朴的生产风俗。 具体的来说，张贤亮小说的语言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方言土语的使用。 张贤亮的小说就是这样，从宁夏活人的口中吸收大量的有生命力、表现力的语言，这些语言保持着土色土香的纯真韵味。它与宁夏苍茫大地的风土人情巧妙的结合，就能真实地在现作者笔下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及思想。 一、银川话韵调句式的独特韵味 在《陇上秋色》中，青年人问何书记的“声宝”牌录音机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何书记说：“走你的走吧！不信，你去看发票。”其中“走你的走吧”动词和代词的重复便是宁夏人说话的一种特色，既是一种特殊的强调作用，又能表现银川人说话的一种随意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也有很经典的一句宁夏腔调——“胡扯淡！连他妈命令也不会发”。“胡扯淡”的意思即为乱说话，这样的语调在宁夏话中还有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西北农村人说话的直爽，干脆与粗莽。 二、叠字的运用 宁夏人说话常有使用叠字的习惯，宁夏话中的叠字却是别有一番韵味，充满了地方特色。 《绿化树》中，营业部主任说：“赶快离开这穷窝窝子”。这里的“窝窝子”不仅是个地点更是表现出了这个地方的局限性和范围的狭小。又如，马缨花在谈到做饭技巧时候说：“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不美！”也是一种强调事物的状态的口语词汇。 再如《河的子孙》中这一类叠字就相当丰富了。诸如：学生娃娃子、侧影影子、叶尖尖子、草人人儿，比比皆是。 三、平实朴素的口语 如天贵回忆解放前自己被征兵时，母亲送他到县上，一定要他照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磁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这里“白不磁拉”、“黑不溜秋”都是口语词汇，仅仅通过几个口语词汇便表现出了封建妇女的迷信思想也突出了照相馆的简陋。 在《灵与肉》中，老放牧员安慰因说了“实话”而被当成“右派”的许灵均安心劳动，说道：“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70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吃炒豆子嘎巴嘎巴的……”他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表明了自己对官场的是非观念，还以自己的身体状况说明了劳动的好处。这样的语句出于一个历经世道的老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看透世间的正误，只求身体的安康。 四、生动的比喻 比喻，如那满天星斗，在言语的长空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无限的能量，稍加择用，即可化重为轻，化劣为优，点石成金。而西北宁夏话中的比喻，更是突出了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用生活中及其普通的事物或是农具等，便可生动的比喻一件复杂的事情。 《陇上秋色》中，长安规劝进义不要忘了过去：“你忘哪？那一年，为了两荷包豆子，让‘ 甩手掌柜’捆了你一绳子。”“甩手掌柜”这一形象的比喻是形容只掌权不干实事的干部。而“捆了你一绳子”比喻被逮捕处理。这些比喻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富有动作性，让人感到活灵活现。 《邢老汉与狗的故事》中，工作组宣布要把所有的狗在三天之内消灭掉，否则就是“窝藏了阶级敌人”，邢老汉十分不解与不舍，他说：“要毙我的狗就先毙我邢老汉！”队长去给邢老汉做工作，并说自己当干部的苦衷：“这些年来，我也学会了挑担子，总得两头都顾到。哪头顾不到，扁担就得打滑，……你一个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好歹都能凑合……你就愁着一条狗，我这愁着三百好几的人呢！”“挑担子”，“两头都顾到”形象地说明了极左年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和难处。不仅要按上面指示办事，又要尽可能保护群众的利益。稍有闪失，扁担“打滑”就会出问题。他用这种富于口语的比喻而且是农民朋友熟悉的事物来做比喻，说明了自己的难处与处境，又不失劝说的动机及条理性。 在张贤亮的纪实性小说《我的菩提树》中，描写了一位农民干部马队长讲话特点后，张贤亮感叹道：“他一口地方方言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他吐出每一个音都有别致的韵味，好像语言不是通过喉咙而是靠两片嘴唇和上下颚的张合拍出的，显得异常强劲有力。……每句话都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这个评价是相当富有见地的，表现出了张贤亮长期使用宁夏方言土语的独到见解和把握。
文献综述格式一般包括： 文献综述的引言： 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意义、文献的范围、正文的标题及基本内容提要； 文献综述的正文： 是文献综述的主要内容，包括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 (寻求研究问题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 (寻求认识的进步)，研究方法的分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重点、详尽地阐述对当前的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样不但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而且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文献综述的结论： 文献研究的结论，概括指出自己对该课题的研究意见，存在的不同意见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 文献综述的附录： 列出参考文献，说明文献综述所依据的资料，增加综述的可信度，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
一、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 含义。 文献综述范文1：“问题——探索——交流”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 ...我们在网上浏览了数百种教学模式，下载了二百余篇有关教学模式的文章，研读了五十余篇。概括起来，我国的课堂教学模式可分三类： (1) 传统教学模式——“教师中心论”。这类教学模式的主要理论根据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是我国长期以来学校教学的主流模式。它的优点是... ...，它的缺陷是... ... (2) 现代教学模式——“学生中心论”。这类教学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从教学思想、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均以学生为中心，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它的优点是... ...，它的缺陷是... ... (3) 优势互补教学模式——“主导——主体论”。这类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兼取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长并弃其之短，是对“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 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 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 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第九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流派。他们多以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党历史上出现的极左路线为叙事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文革结束后，思想上、文化上自由空气的恢复，是启蒙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知青文学是一个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文学史概念，它从文革后期开始出现（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作家还在以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韩少功的《暗示》、《日夜书》等。 一、伤痕文学 （一）概念 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二）主要分类 1.揭露文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践踏。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2.揭露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毒害。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3. 表现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运动斗争。 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 4. 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受难故事。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等。 5.长篇小说 古华《芙蓉镇》，戴厚英《人啊，人！》等。 （三）评价 1：启蒙的意义、疗救的作用 伤痕小说是在启蒙主义思想下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思想主线，它最大的功绩在于将文革的错误与悲剧性灾难暴露给人看，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2：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伤痕小说紧贴社会现实，恢复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敢于直面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批判勇气和精神，有力地扭转了文革期间“瞒和骗”的文学。 3：艺术成就相对不高 由于情绪过于激烈，作家缺乏必要的文学准备，作品大多采取情感宣泄式的创作模式，笔调粗砺，语言缺少锤炼，只重视问题的提出（与五四问题小说同），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叙述方式过于单一。 二、反思文学 （一）概念 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文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张贤亮《灵与肉》研读 一、作家自述。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江苏盱贻人。1936年生于南京，在家庭影响下，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9.18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庭的张贤亮，注定要历经一番磨难。1954年不到18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后来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18岁的张贤亮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他们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1957年7月，张贤亮新创作了一首搏动着青春豪情的《大风歌》，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登载，引起了轰动。但是，就是因为这首《大风歌》，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大风歌》成了右派言论的代表作品，作者张贤亮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1960年的一天，张贤亮逃离了被关押了三年的劳改农场。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去过着遥遥无期的改造生活。张贤亮右派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境遇非常惨烈。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直到1979年9月张贤亮被彻底平反。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右派生活，这时的张贤亮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成了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1980年张贤亮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80年，1983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让张贤亮名声大振。他担任了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文联主席，完成了400多万字的作品。张贤亮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士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 在他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但一半是苦难。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重新执笔后的张贤亮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199 2年，张贤亮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下海弃文从商。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镇北堡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张贤亮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1993年张贤亮当起了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在影视圈内颇有影响。 张贤亮在 1957 年 4 月 7 日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这里，我们看到青年张贤亮对人生
文献综述——《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 一、作者生平 老舍，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在《中国近现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中提到他的生平主要见于《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一辑（徐州师范学院，80年）；吴重阳，陶立瑶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80年12月)；[波]日比格涅夫·斯乌普什基等著，尹慧珉译的《老舍传记资料及其作品简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80年3辑282页）；此外还有王惠云和苏庆昌所著《老舍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从是国内第一部老舍评传，对老舍生平研究有着开拓之功。胡契青和舒乙所著《散记老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有传有评，有忆有论，材料丰富，形式生动。舒济的《老舍年谱简编（《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是老舍年谱中较为简明准确的一本。另有孟广来等所编的《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和曾广灿、吴怀斌所编的《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是老舍研究较为完整、系统的资料汇集。 二、作品整理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三、研究情况 《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时期重要的长篇史诗小说,也是老舍本人非常满意的一部作品。小说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共约100万字,创作周期从1944年直到1948年,历时近五年时间,其中小说的第一、二部《惶惑》,《偷生》写于重庆北培,而第三部《饥荒》则是老舍于1946年赴美讲学后在美国纽约完成的。不同于前期的抗战文学,小说并没有选取正面视角表现某一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以宏大开阔的历史视野,选取以北平一个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为透视点,以胡同里四世同堂的祁家为描写对象,同时还兼顾十来户近邻,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战争不幸来表现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的屈辱和伤痛,以此展现北平市民身上的保守苟安等性格特点,以及人们如何在战争中逐渐克服固有的人性弱点,逐渐觉醒的过程。 从1945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在《扫荡报》上连载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论。其中堵述初的《读＜四世同堂＞―第一部上半本＜惶惑＞》（《人民世纪》1946年4月第6期）对老舍这部新作“对于北平风物描写的精致”、“对于北平文化的看法”以及对于当时北平市民社会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行了评论。最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是《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形象的思想意义，宗鲁在《评＜偷生＞》①一文中对祁瑞宣的论析较有代表性：“在主题的思想内容上考察起来，那主人公祁瑞宣在伦理的家庭责任观念，和革命的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曾用笔名君西等。在开封读中学，喜爱评话，爱好文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作救亡宣传。翌年以芦焚为笔名（英文“暴徒”的音译）在《北斗》《文学月报》杂志发表小说《请愿正篇》，《情愿外篇》。1932年与汪金丁、徐盈创办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1937年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获《大公报》文艺奖。 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和巴金、卞之琳结谊。写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6年发现有人冒用芦焚笔名，改以师陀为笔名，发表《果园城记》。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后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等，颇得好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历史无情》。散文集；《黄花苔》,《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山川﹑历史、人物》。
果园城记 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短篇, 勾勒了上世纪初到抗战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原乡城的图景，基调滞重隐痛，沉郁感怀，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看似和谐宁静。实则衰落逝去的小城人生。 一、果园城 二、“鬼爷”（城主）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油三妹)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梁晓声所创作的知青小说无疑是独特的：他把“悲壮”与“崇高”带给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闪耀着的“英雄主义”的光芒。一为了能更好地探讨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我们不妨先对知青小说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明确梁晓声在知青小说中的特殊位置，找准其在知青文学中的座标。“知青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它的特殊性不仅和“文革”相关联，还和60年代末期将数百万知青投入农村这一历史事件相联系。那时，知青们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奔赴农村，实行自觉的“改造”。但他们于生活的底层一次又一次目睹和遭受“苦难”的袭击，他们终于发现现实欺骗、嘲弄了他们。当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于是，反映知青生活表达知青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的文学应运而生。在“知青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知青小说。引领知青小说潮头的是以卢新华的《伤痕》和竹林的《生活的路》为代表的知青“伤痕小说”。我们发现，文本中充满了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在这里，知青们美好的青春、信念被一点点埋葬，心灵被一段段扭曲。这类小说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有回首往事的悔恨与悲哀。可以这样说，知青“伤痕小说”唱出了那代知青的人生“悲歌”，它燃烧着满腔的愤怒与沮咒。知青们心灵的创伤、积压的情感，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以一吐为快的决堤气势冲向社会，它的每一声带血的呼喊，都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有力控诉和批判。当伤痕的情感潮流决堤般地渲泄之后，知青小说便走上了理性的河岸，开始了艰难的“反思”历程。知青“反思小说”的源头之作当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是一部以爱情与理想的乞求为线索，表现一代知青崇尚科学理性的思想特点的小说。孤傲的气质、坦诚的情感、深刻的思辩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当时较为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此时的“反思”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那时生活的留恋、迷惘，暗示一种情感的较为理性的回归；有的则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对知青生活进行深刻的观照，或写知青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弱点（如，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或借知青生活追寻理想的文化人格（如阿成的《棋王》）。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发生“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对生活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并且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赤诚与顽强，也最具代表性，他用他的笔为知青一代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而“英雄主义”则是这座丰碑永远的魂。二梁晓声有过七年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这为他创作知青小说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刘再复曾说过：“事实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敏感圈’，作家在自己的‘敏感圈’中，有自己独特的素材积累、情感积累，有自己的心灵体味过的许多动人的东西。作家在这个敏感圈中，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文学研究WENXUE Y ANJIUdernohinesecM32IANDAIXUWENY2005.11他能听懂这个敏感圈中独特的语言，能感知这个圈内各种情感的微妙差别和变异。”可以这样说，七年的“知青生活”就是梁晓声的生活“敏感圈”。他的小说，如《白桦林作证》、《北大荒纪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等，皆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以辽阔、苍凉的北大荒和北大荒人为基本素材，虽然也写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谱写了一曲豪迈悲壮的知青交响乐，在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在“知青”小说创作中，梁晓声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不再去诉说“文革”中所遭受的不幸，也不再去表现“知青”返城后对农村的怀念、对土地的眷恋或在新情况下的迷惘和追求，而以充沛的激情和非凡的豪情，去歌颂和礼赞那一代“知青”的英雄主义——悲壮的英雄主义，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论《飘》中的现实主义 文献综述 引言 在20世纪的英美文学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的长篇小说《飘》。该书自1936年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依然盛销不衰。小说以美国南北内战为背景，以战争的发展为线索，主要描写了女主人公斯嘉丽与维希礼和巴特勒之间的纠葛和恩怨。小说整体上是以女主人公斯嘉丽的爱情史为中心，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此外，小说里还表现了对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和矛盾，既是对当时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的生活的生动刻画，也表现了当时战争中美国人勇敢和执着的精神。它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尽管美国文坛一直有意贬低《飘》的文学价值,但它虽然未能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却走进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一、国内对《飘》的相关评论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在《飘》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长期存在着接受与研究的严重脱节。即使是近年来这部小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评价，并正式进入文学史（以毛信德的《美国小说史纲》和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为代表），但对《飘》的研究也还是流于表面和简单。仅以中译本的序言水平就可见一斑：1990 年中国刮起了重译《飘》的旋风，一时出现沪本、京本、浙本三个版本的热闹场面，却没有一个本子的序言水平超过几十年前傅东华的译序。 《飘》作为一部富有争议的小说，吸引了许多文学工作者的目光。目前已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对《飘》进行了分析和欣赏。 张玉霞在《美国通俗小说经典〈飘〉研究综论》一文中认为，要对《飘》的持久魅力作出合理阐释，在整体的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关照下，必须回到细致的文本研究中去。张玉霞介绍了两个路径：1、把《飘》置于通俗文学发展进程中考察。从文类所属来看，它是历史小说与浪漫言情故事两个类型的交叉。偏重于形式要素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在于——优秀通俗小说的特征是“模式与模式突破”，即在内容和形式层面都具有承继、超越的双重性。而通俗小说的创作及接受两方面都受之影响。可以运用小说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并结合通俗小说类型研究来深入剖析《飘》的叙事结构特点。2、从创作流派及本土背景考察作为南方文学的《飘》，在解构与重建南方文化方面所具有的深刻内涵。 张淑英在《〈飘〉的流行与寂寞》一文中提到美国小说《飘》之所以能广泛流传的原因:一是艺术上的极高造诣,二是电影的推波助澜。然而,与小说的畅销和电影的火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文学史或文学手册中有关它的评论极少。很多人认为它是一部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对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地位的描写,以及对南北战争有仇视情绪。 在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中提到，《飘》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他认为在人物塑造上，《飘》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女主人公斯嘉丽实际上成了表现南方神话的理想人物。从客观上讲，米切尔美化了正在崩溃的南方庄园经济，表现出对农奴主的同情。另一方面，在处理时代背景和人物对话时，米切尔却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使人读起《飘》来感到真切动人。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