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博弈分析
况东旭 2014010042034
（2014级区域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班涪陵）
〔摘要〕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阴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就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期，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这一特殊的时期中，我国走的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由体制外的改革逐渐转向体制内的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问题逐渐显现，腐败就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种。有学者将腐败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存在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增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人们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腐败活动的治理，然而近年来腐败问题却有日益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我们更多地是侧重于从思想认识、道德品质的角度以及严刑峻法等方面来进行治理，即对政府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对腐败分子严厉打击，但忽视了对腐败活动产生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博弈分析来阐诉腐败活动产生的原因，对腐败活动进行一次深刻的剖析。
〔关键词〕腐败成本收益影响因素经济贪
污型
一、引言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腐败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二）腐败的特征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腐败的几个方面的特征：
1、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主动性行为选择。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由于利益约束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约束方式，政治生活中的人必然表现出与经济活动中的人相一致的地方，都以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出现，具有利己动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时，也会有意或无意
的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腐败实际上就是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法行为的表现。当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高于成本时，官员就会趋于腐败；反之则会远离腐败。
2、腐败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从市场交换角度看，腐败活动在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个腐败的官员要么贪污侵占，运用权力直接获取私利；要么向第三方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用权力间接交换利益。后者人们经常称之为权钱交易。事实上，利益除表现为金钱形式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能够由个人或小团体享受到的好处和服务。这些利益有些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有的则很难用金钱衡量，但确实都是实际的利益或好处。
3、定义腐败的关键在于代理人获得的是未经委托人同意的私利。现实政治生活中，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具体事务的管理，而是将管理国家的具体权力授予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由此产生了国家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是具体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经验和信息优势，很有可能滥用委托人的授权，以公谋私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腐败。
（三）腐败问题的表述
1、腐败的共有特征:是损害公共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以及与代理人进行权力交换的权力接受者非法获益。无论是寻租理论的分析，还是政治学的分析都能得到以上结论。
2、腐败问题的数学表述: 设X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契约达成的权利(力) 委托变量集合，x∈X ，x 是某种
权利委托变量。x 的期望价值或市场价值(例如通过拍卖的执照价格) 为V。在一次权利交换中代理人以y 价格让度x，P 为权利接受方的支付价格，那么当
①：V - y = 0 时，我们说代理人对委托人是尽责
的。
②：V - y > 0 时，我们说代理人对委托人是不尽责
的；如果权利接受方为了以y 的价格得到x 而给代理人行贿C, 且代理人同意在接受C 后，以y 的价格让度x 权利，则
称代理人腐败。这个 C 属委托代理契约之外的代理人收益。
③：在②成立时, 存在Δy = V - y > 0，称Δy 为委托人损失。
二、腐败问题的决策模型及其分析
在对腐败问题作了以上定义和描述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建立模型来对之进行分析。委托人之所以要把权力交给代理人，是因为委托人希望自己的权力不受损失；代理人之所以要在契约的条件下同意委托人的权利委托，也是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寻租者之所以愿意参与“寻利”活动，也是看到了“寻利”活动能带来非生产性利益。然而当公共代理人感觉到契约(工资收入) 对自己的需要或欲望不能满足、又无法改变契约时，就有可能产生滥用委托权行为。
（一）公共权利委托—代理人腐败行为博弈体及其分析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国家的所有权，但无法直接
管理国家；政府官员是管理专家，拥有管理国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却不是国家的所有者。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人民具体化为选民，通过选举确定执政者，聘用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向政府和人民出售自己的管理技能，直接管理国家，获取相应的薪酬。由于政府官员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具有管理经验和信息优势，很可能滥用授权，获取私利，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且由于公共管理的特殊性，政府官员行为的异化远远超过职业经理人的异化程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垄断性生产者，其生产成本无法衡量，绩效难以评估；另一方面，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时，能够强制性支配人们的行动。这些都使得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容易滋生。
公共委托人出于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保护，要对公共代理人进行监督。设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为的信息度为1- P , 一旦发现代理人接受C 而使自己的权利受损，则对代理人进行K (K ≥0) 倍的惩罚，即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公共代理人的额外收益为- K C。那么，在一次腐败中，代理人的博弈体如图1 所示：
图1 公共代理人腐败行为的博弈体
图1的博弈体也可以写为：
T1：（P，C: 1-P，-KC） (1)
如果在P ， K ， C 一定的情况下代理人愿意接受C 且以y 让度的x 的权力，并设其为风险中性，即代理人按期望收益最大准则进行抉择，则在一次腐败行为中，代理人的契约之外收益的期望值为CE：
CE = PC - (1 - P ) K C (2)
对于一个理性的代理人，在P ，K，C 一定的条件下愿意参与腐败活动的条件是：
CE ≥ 0 (3)
即
PC - (1-P ) KC ≥ 0 (4)
解得
K ≤ P/(1 - P ) (5) 在(5) 式中，当等号成立时，代理人对腐败行为的选择与不选择觉得是等价的，这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下限。当等号不成立时，腐败行为就会发生。
假如用P 表示公共代理人腐败行为的成功率，或1-P 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腐败行为洞悉的信息度，那么，腐败行为能否在一个理性的代理人身上发生就取决于惩罚系数K的大小了。当
①当K < P/(1- P ) 时，腐败会发生；
②当K = P/(1- P ) 时，腐败将终止；
③当K > P/(1- P ) 时，腐败不发生。
在(5) 式中，如果P 一定，腐败能否发生将仅仅取决于K 的大小，而与C 无关。
假如K 满足①的情况，则
CE = PC - (1 - P ) K C > 0 (6) 称CE 为在一次腐败中的风险中性的公共代理人的欲望水平，这个值属契约之外的期望收益。
（二）寻租型腐败中的三方博弈
寻租理论从经济学角度为解释腐败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寻租者，但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且影响更广的腐败现象就是那种涉及到权钱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员通过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通过第三方收受贿赂从而利用权力间接换取私利，即寻租型腐败或称之为贿赂型腐败。要以寻租者为主体，腐败只是一种“管理资源制度”的伴生物，“腐败的主角”——资源权力作用者没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委托人或人民)与公共权力的需求者(寻租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也很少，下面将主要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人、代理人和寻租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寻租型腐败的产生。
寻租活动涉及到的主体有委托人——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人，由于人民选举产生政治家，政治家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实现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在这里可以看成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家；代理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他们受人民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寻租者——通过不法方式获取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的需求者。代理人与寻租者之间表现为设租人与寻租人之间的合作博弈关系，先设租后寻租或是先寻租后设租依具体情况而定。设租——寻租双方的合作剩余等于委托人的净损失，委托人为了自身身利益最大化，会对寻租行为进行监
管，并且对寻租活动的参与方进行惩罚。下面对出租车牌照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及三方模型：
行贿与受贿这种典型的腐败问题就可以表示由寻租理论所涉及的主体问题。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该问题的构成可分解为如下几点：
①出租车牌照的有限性(资源稀缺条件)；
②牌照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发放的(主体
之一)；
②人民是各级政府的委托人和监督者(主体之二)；
④以不法方式获得牌照的公共资源需求者(主体之三)。
从以上构成中可以看出, 出租车牌照问题涉及三个主体, 这三个主体实际上代表了二个利益方面。其一是公共权力(稀缺性公共资源处置权) 的最终拥有者。在我国这种权力拥有者就是人民，人民并不直接行使这些公共权力，而是把这些权力委托给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因此我们称人民为委托人；其二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受人民的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所以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其三是对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以不法方式获取的需求者。
如果在出租车牌照问题中出现寻租活动、滥用公共权力，就有可能导致腐败产生。无论腐败是如何产生的，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有三个，其权力转移过程如图2所示，我
们称之为三方模型。
图2 腐败问题的三方模型
（三）贪污型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类的行为复杂多样，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些行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只有当一种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进行这一活动。在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从前文对腐败的类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贪污型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职权直接贪污侵占国家资财，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挥霍公款，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接受礼物不交公等。由于贪污型腐败中的腐败官员既是腐败行为的需求者，又是腐败行为的供给者，因而决定其腐败行为的关键：生于进行这一活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
设官员在正当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的既得利益所享受到的全部效用为E0，包括薪金、职务的特权、公众中的声誉
等所带来的效用之和。他从事腐败活动主观上被预期不被发现的概率为P0，不被发现时通过贪污行为所获得腐败收入为B，则贪污型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是：
E0≤(B+ E0)(1- P0) (7)
但是腐败是否被查出并不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所决定。设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腐败被查出的实际(客观)概率是P1(0< P0< P1<1)，因贪污被查处
的官员将被调离公职或降职处理，他在此后替代性的其他职业中所能得到的收益为E1，而且在查处后还将面临罚款、监禁、社会歧视、舆论谴责、丧失名誉等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这是对个人收益的扣除，或者说是从事这一活动的成本，我们设为W0．那么腐败行为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将变成如下形式：
E0≤(B+ E0)(1-P1)+ P1(E1-W) (8)
上式可稍加变形，得到：
(E0-E1)+W ≤ B(1/ P1-1) (9)
不等式的左边可以看作是贪污官员的私人成本，是由职业上的收益的净损失和其他社会损失组成。这里无非有三种情形：
①当E0和W给定时，E1越大，即腐败官员被查出贪污、受到处理后越容易在其他职位上找到工作，获得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与效用，则贪污型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小，反之则越大。
②当W和E1定时，E0越大，即政府官员既得利益越
大，进行贪污活动的成本将会越高，反之机会成本越小。
③当E0和E1给定时，W越大，即官员贪污一旦被查出，将面临的惩罚越严厉，腐败成本越高，反之则社会对这种行为更为宽容，贪污腐败的成本越小。
不等式的右边表示官员贪污腐败的预期收益，它与贪污所得的收益正相关，与贪污行为被查出的概率负相关。当被查处的概率P1一定时，通过贪污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则官员贪污腐败的动力越大，而贪污获得的收益又取决
于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大小、现行制度下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等因素。当B一定时，查处概率P1越高，则对贪污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越大，贪污腐败行为就可能得到遏制，查处概率越低，腐败行为的诱惑就越大。
三、结论
从以上对贪污型腐败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变量外生给定的条件下，官员腐败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腐败的查处概率，政府官员的收入、对腐败官员及寻租者的惩处力度等因素。
首先，从查处概率上来看，在贪污型腐败中，作为官员腐败收入的所谓“腐败诱因”与查处概率负相关；在寻租型腐败中，政府监督部门最优监督概率与查处概率负相关，正是由于我国转型期腐败查处概率(查处质量)低，才使得官员受到很大的利益诱惑和侥幸心理去进行腐败活动。腐败查处概率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的腐败官员与所有腐败官员之比；二是当政府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受到处罚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同时被惩罚的公务员与所有被发现腐败的官员之比。胡鞍钢、过勇等人的研究发现，腐败行为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概率十分低。政府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被发现后受到法律惩处的概率约在6％～10％。根据中央组织部数据计算，1993至1998年，一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2.89万人，平均每100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查机关立案侦查，只有6．6人被判刑。如此低的查处概率，是不少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其次，政府官员的薪资水平相对偏低。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官员现有的薪资是其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成
本，较低的薪资水平使得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成本不高，这是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又一因素。改革开放之后，公务员整体工资收入的增长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与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相比明显较慢，这使得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机制发生严重扭曲。如果考虑到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高于企业劳动者，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同类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更大。
最后，影响官员腐败行为的还包括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腐败的私人成本由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构成，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大，腐败的私人成本就高，这就会抑制官员的行为；政府监督部门的最优监督概率也与对官员的惩罚力度负相关，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将会降低监督部门的监督概率，反过来又会压制住政府官员想去腐败的心理冲动。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说在当前形势最严重的腐败——寻租型腐败中，存在着一个公共权力的“市场化”交易的过程，权钱交易就很形象的概括了这一基本特性，有交易就有市场存在，在这个腐败市场上，供给方是那些掌握着稀缺资源控制权或审批权的政府官员，需求方则是前面定义的“第三方”，即那些希望通过贿赂等方式获得特殊利益或降低成本的厂商或个人。腐败的需求方也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动。在寻租型腐败中，收益更高的应该说是腐败的寻求方，“以少取多”、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就是第三方从腐败行为中获利的形象描述。正是因为有巨额的利益的诱惑，才使得寻租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拉拢、贿赂政府官员。一些政府官员就是这样越陷越深。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监督的最优概率也与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成反比，加大惩罚力度，
在打击官员腐败的同时也对腐败需求进行遏制，使政府官员无处腐败。在对寻租型腐败分析中，我们假设了既定的制度因素不变，而寻租活动、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却与社会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象，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可能对同一个制度安排或创新反映不同，但我们只要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道德层面等多个领域一起着手，从不同方面提高腐败活动的成本，降低其收益，
提高腐败活动的查处概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那么腐败行为将不仅不能给人带来收益，反而会使之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成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人们自然会远离腐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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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博弈论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核心。萨缪尔森在他的经典教科书中曾引用过的短谚是:“你可以使鹦鹉成为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所有它必须要学的只是两个词，供给和需求”——现在它们或许可换成“博弈”和“均衡”。 天才数学家冯诺伊曼(1904-1957)是“传奇中的传奇”。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数学天才，他几乎独立完成了这篇1200页的论文，进行史无前例的论述了“博弈论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正确基础”，为博弈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看法，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是20世纪社会科学最主要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考察没有考虑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实，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人们在追逐自己利益时，难免要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或矛盾，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克服和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才能实现一种既能让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利益，又能让每个人都不妨碍和伤害他人利益的互利互惠的和谐局面,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于是就出现了博弈论。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博弈论以人的理性为基本假定，强调策略性——一种普遍的行为现象。这种现象的广阔背景是市场中的竞争与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揭示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可以用博弈论加以解释，甚至连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可看成博弈现象来研究。 下边列举两个故事，来简单说明一下。 1. 智猪博弈的故事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头猪，猪圈一边装有踏板，踩一下，远离踏板的食槽端就会落下食物。若一猪去踩踏板，另一猪就会等在槽边抢先吃到
剖析当前腐败现象六大新特点 网友：萃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04月06日14:03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１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在，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贺国强谈反腐“两个依然”言之谔谔，发人深省。现在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以笔者观察，在新形势下腐败现象主要有以下六大新特点: 一是腐败“集团化”，个人腐败向团伙、集团腐败发展，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如茂名腐败窝案，2011年2月10日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茂名市及市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据悉，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再如，绥化马德卖官案涉案干部260多人，郴州腐败窝案一个地方领导班子几乎烂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腐败“高端化”，由一般干部发生腐败发展到中高级干部发生腐败。有人做过统计，自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有110余名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政治局委员有陈希同、陈良宇；人大副委员长有成克杰；省委书记有刘方仁、程维高；省长有张国光、李嘉廷、倪献策、梁湘；省政协主席有韩桂芝、宋平顺；正部级有田凤山等。 三是腐败“部门化”。现在腐败的部门化趋势比较明显，主要特点是“公权私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如组织人事部门的腐败“卖官鬻爵”、司法系统的腐败“打黑者涉黑”、交通部门的腐败“偷工减料”、教育部门的腐败“钱学交易”等等。 四是腐败“年轻化”。南方某市纪委书记曾向社会透露这样一组数字：在该市2008年违纪违法的222位各级别领导干部中，31岁至45岁的领导干部竟然占了48.2%，凸显了腐败“年轻化”趋势。此论绝非是空穴来风，据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现象已日趋明显，由以前的“59岁现象”逐渐变为现在的“3 9岁现象”、“35岁现象”。 五是腐败“落势化”。与腐败“高端化”相对应的是腐败“落势化”，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如“三最”女贪官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过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山西蒲县原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等地购房36套，仅价款就多达1.7亿元。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刘肃素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1211086） 摘要：博弈论是研究策略博弈的数学理论，亦称对策论。它的作用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博弈原则。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充满了博弈，这就需要了解博弈的思想，用科学理论来指导行为。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引起现代经济学一系列的发展和突破。博弈论在经济学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发现,博弈论方法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随着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运用和研究的深化以及经济复杂性现象的不断涌现,博弈论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合作化、对称化和连续化的发展新趋势。 关键词：博弈论经济学对策论应用 Abstract:game theory is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research strategy game, which is also called game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effective principles of game.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ociety is full of game, this gam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n a scientific theory to guide behavior. Game theory is applied to economics, has been and is causing a series of moder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 Major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game theory in economics, found that the game theory method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economics research method. With
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 一 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
P，Q，G……）。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由于腐败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当其进行腐败投资时，只有“使用权”，投资后也不会马上（有可能一直不会）被剥夺权力，故个人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性成本，或“预期成本（机会成本），而社会成本C2则是个人成本的“外溢”，实际上等于收益，即Y=C2。也就是说，腐败行为造成的净损失部分构成腐败收益的来源。那么，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可能性）越高，则个人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惩罚的力度越大，个人成本越高，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与腐败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相关的现实因素是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监督防范措施的严密性、前瞻性等等；当然，各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 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
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 首先，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术语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 从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 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
浅谈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成份、经济要素日趋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理念、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腐败现象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当前，如何在科学分析腐败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关键词：腐败反腐倡廉原因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有的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和部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贪污受贿，大肆挥霍国家巨额财富，其手段之猖獗，手法之多样，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的。具体表现为：（一）利用职权，安插亲朋好友、买官、卖官 （二）大肆贪污受贿，挥霍国家巨额资财 二、腐败现象屡屡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败，腐败现象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公务员人数严重超编 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公务员人数每年递增20% ，未来几年将严重超编。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
1比26（那是2005年“两会”时提供的数据，现在肯定要大于这个比值），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二）现存机构的弊端和法制建设的滞后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从我国目前现存机构来看，的确存在党政机构的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行为存在严重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现象。同时在法制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反腐败方面的法规严重滞后，已颁布的法律目前存在着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情况，与反腐倡廉直接有关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脱节。对已查清的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主要是职务较高的人惩处往往打击力度不够，一些贪污受贿动辄数以十万百万的领导干部，从公布的处理结果来看，凡担任过相当一级领导的贪官，几乎都能免予“斩立决”，最终判决往往是死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落到实处。 （三）党风不正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催化剂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当前党风不正主要表现为：第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看不到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第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些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了，他们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这几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大案、要案涉及到我们不少部门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党风不正的确起到了催化的不良作用。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５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Ｎｏ．１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吴卫东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从公共经济学视角来看，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 于成本，腐败就会产生。腐败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地侵蚀了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本文从经济人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寻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并探讨治理腐败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对策建议 一、腐败的概念界定 何谓腐败（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据《汉书?食货志上》对腐败一词的解释记载：“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许多政治、法学、社会和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视角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但基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一致，对腐败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和标准，因而始终没给出“腐败”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１］耶鲁大学苏珊?罗斯?艾克曼教授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内学者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我们认为：从广义来说，凡是个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均可被视为是腐败行为，如：黄、赌、毒等行为，从狭义来讲，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达到谋取某种私利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狭义的腐败。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一）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终其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个人收益。这一个人收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以及无形的个人满足，而且也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收益，比如：工资、权势、晋级、利润、市场份额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不断寻求着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人放在经济人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经济人行为具有以下四种本性：（１）利己主义：即每一个经济人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最大化为目标。（２）机会主义：也就是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３）外部性：即个人的某一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影响，其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４）有限理性：也就是人对事物的认识由于自身生理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不可能 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只能是较优。以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表明，利己是人之本性，在有限理性之下，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惜伺机去损害他人，这不仅包括一般市场经济人，也包括那些权力操纵者。权力操纵者的这种利己机会主义行为就具体表现为腐败，其后果必然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 （二）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Ｓ?贝克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蕴含着追求效益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有以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的要求［２］。为此他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作为了解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现已被大家广泛采用。其要点是，当预期收益＞预期成本时，人们的动机就会转化为现实行为。以成本—收益公式（Ｗ０－Ｗ１）＋Ｍ＞Ｂ（１－ １／Ｐ）（１）为例，对产生腐败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Ｗ０表示一 个人正常状态的收入，Ｗ１表示因为腐败行为被查处降职以后的收入，Ｍ为腐败行为被惩罚所带来的损失，Ｂ表示腐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Ｐ（０＜Ｐ＜１）为被查处的概率。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做因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丧失的金（Ｗ０－Ｗ１）和额外惩罚Ｍ构成。 右面就是腐败诱因，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者的私人收益。当腐败诱因既定时，腐败者的私人成本为 Ｗ０－Ｗ１＋Ｍ，它包括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两部分。在Ｗ０既定时， 查处降职后的收入Ｗ１与腐败私人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如果腐败者受到查处后被解雇，则Ｗ１＝０，原职位薪金全部成为腐败成本。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权力操纵者的预期收益总是大于预期成本的，而群众和监督表部门的预期收益总是小于预期成本的。这可以从当前我国腐败的现象和数据中得出：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腐败事件被揭露的概率不足１０％，而受到相应刑事处罚的概率更为不足１％，因此，许多腐败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三）寻租空间理论分析 寻租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一切可以获利的交易全部被竞争的作用使利润减少，但在商品和要素 ５３??
深圳大学考试答题纸 (以论文、报告等形式考核专用) 二○一四～二○一五学年度第二学期 课程编号8001510001 课程名称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主讲教师评分 学号姓名专业年级 题目：高考志愿博弈 转眼又一年高考了，然而各地高考和报志愿的顺序并不相同，2014年以前北京为先报志愿再高考，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为先出成绩再报志愿，还有个别地区为高考完后估分报志愿。然而高考过后总有一部分人过高估算自己的成绩而没有被大学录取，当然也有不少的考生原本可以上更好的大学，却因他们的保守估算而失去更好的机会，所以大学开学后，总有一些学生放弃入学资格未报到，或者入学后对学校各方面的不满意，学习兴趣大减，沉迷游戏或半路辍学重新高考。 而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改进高考报志愿的方式呢，这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填报志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同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实质上考生填志愿时都在进行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在先报志愿再高考的方式中 由图中可知考生报考志愿时，不考虑大家集中式填报某一学校的情况下，填超出自己水平的院校只有在自己超水平发挥时才能被录取，报适合自己自己水平的志愿时，超水平发挥和正常发挥都可以被录取，填报低于自己水平的志愿时，无论怎样发挥都可被录取。填报超出自己水平的志愿虽然有可能被高于自己水平的院校录取，但落榜的风险很大，很可能得不偿失，填报低于自己水平的院校时，虽然肯定能考上大学，但过于保守，失去了很多更好的机会，所以填报适合自己水平的志愿更合适，虽然失去了拼搏更好的院校的机会，但保障了适合自己水平的院校。所以最终因志愿目标过高未被录取和填报低于自己水平志愿被录取的考生都是博弈中的失败者。 而先报志愿再高考的方式劣于先出成绩再填志愿的方式，因先填报志愿再高考比先出成绩再填志愿多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考生无法预知高考时的发挥水平，增大了考生目标过高落榜和因保守不能上更好的院校的机率。假设高校根据考生的成绩而确定其能被录取的机率为X，先出成绩再填志愿的方式中，考生能被录取的机率就是X，而在先填志愿再高考的方式中，首先高校根据考生的成 第1页共3页
浅谈腐败现象的成因与防治 [摘要]腐败现象由来已久，自从私有制出现了以后，便产生了腐败现象。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正确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讨腐败现象的根源、实质，对于深人进行反腐败斗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论述谈对对腐败现象的认识，简要提出一些对我国现阶段治理腐败现象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现象权力监督 一、腐败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使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如果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腐败现象的发生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世界银行的定义与此类似，即腐败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滥用权力”。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而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强加给其他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民族等，使之产生压力继而产生顺从的能力。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是腐败行为的主要特点，在商人和各种职业群体中也广泛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腐败。因此，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职业权力、学术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腐败。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很多，根据公权力的不同性质，腐败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比如行政监督部门和执法
腐败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分析(一) 摘要：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发生是基于“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的权衡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小，腐败分子就越容易作案。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抑制腐败的预期收益，增大腐败分子被查处的风险，是打击与治理腐败的基本思路。关键词：腐败；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 我们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上研究腐败，可以认为腐败行为是一种非法经济行为，它也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即它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可能的成本和风险。笔者认为，腐败分子作案时可能一时糊涂，但作案后不自首不退赃，甚至继续作案，证明他们或多或少进行过成本与收益估算，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是有一定分析的。在我们实际上还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也不能保证在现有遴选教育管理机制下，所有干部都德才兼备、绝无私心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将腐败分子作为理性经济人来对待，从经济学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研究，以便对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的现象做出一些解释，并寻求打击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被制裁的机会×所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1]。以此为参考，笔者认为腐败行为动机大小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函数： p=f（g*r1－c*r2） （其中，p代表腐败行为发生几率，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r代表风险）一、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分析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可见，逐利行为是否发生，是可以简化为成本、收益与风险相互权衡的结果的。 （一）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环境分析 在我国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有较多的机会腐败，有机会腐败的人较多，反腐环境总体情况不够乐观。以金融领域为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等人研究编制的中国首个金融腐败指数显示，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腐败指数为5.42，其中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证券业腐败指数为7.26（指数最高值为10，表示最严重），表明金融领域的腐败情况较为严重2]。 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再以金融领域为例，我国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融资渠道少（股份制、民间融资渠道未完全确立健全），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金融资源的垄断集中，企业融资选择少，造成地位不平等，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增大了金融腐败的可能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我国的融资结构过分依赖于银行业，企业离开了银行就往往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也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也指出：“之所以说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是因为在转轨过程中金融交易与监管的寻租机会，远远多于非金融领域。而选择性执法则导致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低于收益，从而加剧腐败实施者的侥幸心理。”3] 另外，我国的政府部门和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大，其学历、素质、年龄等都有很大差距，在规范、有效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而近几年腐败分子较之以往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准、学历程度和智商，大都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既不是法盲，也不是文盲，他们采取的腐败行为更为隐蔽，谋求取得的腐败收益更为巨大，导致腐败行为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而被发现、惩处的几率更小。（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分析
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首先，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其次，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再次，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 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最后，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 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一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一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一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一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十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一些，但受惩成本一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一、“一把手”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以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而此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来防治我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仔细看一下近年的“一把手”腐败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把手”腐败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据统计, 1998 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了42.1%；2003 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案件中“一把手”占了55% ; 2004 年查处的16 名省部级干部中“一把手”也占一半左右;同时“一把手”腐败日益向“高层化”发展；除此之外，“一把手”腐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案情也是越来越严重，部分还伴随着一种家族式腐败现象。 虽然近年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很大，也揪出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了很多违反党纪国法的高级官员。但是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一直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根据中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从建国到1978年，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象。1982年以来，纪检检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官员401人，其中涉嫌腐败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达57
名，最终判刑的有46名。1990到1999年之间，经全国法院审结的省部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就达69，平均每年有6名省部级高官受到审判。且这种数量是不断上升的，从1988年到1992年5年时间里，被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5名，而1993年到1999年又查处了6名省部级干部，仅2000年一年就有7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出。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领域的“一把手”腐败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当前的条件下, 如何实施对权力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机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有效运行, 进而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 已是刻不容缓。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历史原因、社会文化原因、体制原因、人的本性问题、经济发展原因等等。现在高频率发生的腐败现象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是一个长期处在封建制度里的国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出现的原因一部分也要归结于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传
博弈论与策略行为 G a m e T h e o r y a n d S t r a t e g y B e h a v i o r 蔡继明 教授/主任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PET
目录 第一讲：导论 一、博弈论的研究对象 第二讲：占优战略与社会两难第三 讲：纳什均衡和双人博弈第四讲：三 人博弈与n人博弈第五讲：纯战略和 混合战略第六讲：博弈的合作解第 七讲：序贯博弈与子博弈完美均衡第 八讲：重复博弈第九讲：企业经营决 策的博弈分析第十讲：企业内部组织 分析第十一讲：政府行为分析 第一讲 导论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在其行为发生直 接的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及策略均衡的理论。 博弈分析的关键步骤是找出在别人选择既定的情况 下自己的最优反应策略（给自己带来最大 收益的策略）。 二、博弈论的产生和发展 博弈又称博戏，是一门古老的游戏。 1. 博弈在中国《学弈》（《孟子 ?告 子》）：弈秋，通国 之善弈也。使弈秋侮 二人 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 弈秋之为听；一人虽 听之，一心以为有鸿 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 之。虽与之俱学，弗若 之矣。为是其智弗若 与？吾曰：非然也。 《世本》说，“乌曹作博”，乌曹乃是 夏代著名之能工巧匠。千百年来，博 弈更是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从博 棋到牌戏，从斗戏到彩票，中华民族 的历史长河中就这样形成了别具风情 的博弈文化 从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 从田忌赛马到孙庞斗智 从运筹帷幄到韬光养晦 从曹刿论战到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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