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到“新常态”
一、科学认识新常态
二、辩证看待新常态
三、主动适应新常态
一、科学认识新常态
1、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和特征
据考证，经济新常态的说法最早是由学者们提出来描绘全球经济形势的，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大衰退可能是未来五至十年的新常态。随后有学者将它用来描绘国内经济形势，认为中国经济形势与以往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新常态”。
新常态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是在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随后“新常态”就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仅百度搜索就有256万个相关结果。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又对新常态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成为中央高层和学者对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运行状态的战略共识和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和以往的旧常态有哪些区别和不同呢？
理解新常态的关键是“新”和“常”。
“新”——意味着不同以往; 中国旧经济常态的特点是“高增长、低效率、大投资”，习近平在北京APEC上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学者们将“新常态”的特征总结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四个。
—中高速：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
—优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比重为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
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2014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2%，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4年达54.7%，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 增速。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新动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关于新常态特征的理解我们要注意：
1、经济新常态的四个特征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除了增长速度由高速变成中高速之外，还有动力转换、结构调整和风险显化的问题。
2、在新常态下，既有不好的方面如经济下行压力引起的不确定性和连锁反应、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的显性化等，但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利用好这个时期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新常态中有的特征是已经发生的，如增速放缓；有的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如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
“常”——意味着相对稳定。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2、新常态是如何产生的？
客观上的“被迫”和主观上的“改变”
被迫：客观上维持旧常态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做不到”和“受不了”了
第一，做不到：
1、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一国的经济增长受潜在增长率的制约，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
在劳动供给上：原来充盈、廉价的劳动力是原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据统计，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普遍化，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
在资本投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减少的同时，我国的老龄人口在增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目前14.9%将达到2020年的19.3%，再到2050年的38.6%，与此相连的人口抚养比会由当前的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下降到2020年的2.94：1，再到2050年的1.3：1。抚养支出的上升会引起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相应的增长，这也会减少国家资本投入的总量。
2、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
投资、净出口和消费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上讲，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应该起到比较均衡的作用，然而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出口和投资，三驾马车有点“跛”。
进出口曾经一度占到我们GDP的67%，但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传导到全世界，让我们“出口”这驾马车遭遇了很大困难，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增长目标是7.1%，但是实际是3.4%，而从1979年到2010年我们年均贸易增长是16%。将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维持低速平稳的“新平庸时代”，因此，寄希望于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一是扩大再生产增加产品供给，二是可以引起对投资品的需求增加和造成就业人数及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GDP的50%。2000年—2011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22.4%提高至48.8%。大量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例如我国大约一千家钢铁厂，2012年粗钢年产能为十亿吨，产出占了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但总产量只有7.2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2%，更引人注目的是该年钢铁业利润率只有0.04%，吨钢所获得的利润只能买一根棒棒糖。2013年中国前500家公司平均利润率为4.34%，比2012年下降33个基点。
中国的投资大体可分为三块：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有人戏称为“铁公基”）。2008年底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顶峰时，我国4万亿的经济刺激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提升维持了产出增长。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取代了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6000美元，但中国房屋自有率高达90%左右，而美国还不到70%。人
均住房面积为32.9平米，而香港中产家庭住房面积才刚刚达到48平米。中国有696家五星级饭店，另有500家在建。在建的十座最高建筑中有五座位于中国。中国经济正在被房地产投资绑架，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长回落，产能过剩（钢材、水泥等）就无法消除，而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又会加剧房地产的风险。
2000年—2011年，消费需求（政府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则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2011年期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发达国家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以上，其中，美国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
第二，“受不了了”
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迅速增加我国的经济总量给我们带来荣耀和自信的同时（第一工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显而易见的弊端和危机：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强行采用原来强刺激的方式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上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而且会更加严重并陷入恶性循环。
改变：
正是对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以上客观变化有了清醒的认识，党和政府主动改变过去过分注重GDP和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科学性、均衡性，而主动做出的科学决断。
二、辩证看待新常态
1、新常态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
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已经高速发展30多年了，中国经济未来还有机会吗?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经济增速换挡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其次，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总体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
新常态是“富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为短缺，百姓温饱不足，那是“窘态”，要摆脱贫穷，就要运用各种条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2014年美国的GDP是17.4万亿，中国10.4万亿，日本第三4.8万亿，200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超过5万亿美元。从跨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到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我国用时14年。美国197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早于中国30年，而到2001年才达到10万亿美元，从1万亿到10万亿，美国用时31年。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2014年），就相当于20年前（1994年）的全年经济总量，相当于2014年的土耳其（GDP排名全球第17位）。由于总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所以，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必再“纠结”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在提质增效、换挡升级方面有更多追求。
新常态是“优态”。
30多年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出现质量不高、结构失衡、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化解这些弊病，正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重要使命。新常态在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六可”质量目标，即“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新常态是“活态”。
新常态下，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积蓄更强内生动力。营改增试点以来，减税总规模已超2600亿元；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292.5万户，平均每天3万多户，同比增长14.23%；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大幅增加受惠面……简政放权等改革的有力推进，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2、潜藏的风险会不会爆发，能应对得了吗?
进入新常态，恰逢“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中国经济能否有效控制种种风险，顺利爬坡过坎？
——有风险，能应对
旧有增长模式形成的风险因素，在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进一步显性化。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潜伏财政金融风险，资源承载压力日益沉重，收入差距扩大，楼市走向扑朔迷离……这些风险隐患彼此交织，相互传导，处置不当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新课题又接踵而来：经济增速放缓，“机器换人”热潮兴起，会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扑面而来，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会不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
更引人关注的是，尽管经济整体运行于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果滑出合理区间，再要拉回来，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风险看似重重，却不必谈之色变。
总体来看，目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隐忧处于合理可控的范围内。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例，从数据看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警戒线。我国是典型的高储蓄国家，抗债务风险能力强。政府也有足够威信，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此，这个风险并不可怕，发生全局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有些风险并不会因增速下降而放大。过去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高就业，反之则会导致失业，这存在一定误区。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就业都需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稳步增加就业手段有很多，如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自主创业、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
从客观因素看，体量大，外汇储备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回旋余地很大，市场空间广阔，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有利条件，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从主观努力看，党中央、国务院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不断积累新的调控经验，向体制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招数、有底气。
3、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能保证我们实现战略目标吗？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算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够了。
三、主动适应新常态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党和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作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
1、保持定力，不纠结于GDP的高速度，创新性地提出了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上下限管理，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保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增长6%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就集中精力抓住转方式调结构不放松，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2、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快自贸区的试点和建设工作。截止2015
年3月，我国已通过四大自贸区，各自贸区具有自身特色，形成互补、对比试验，天津自贸区主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发展实体经济；福建自贸区则突出了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攻略，广东自贸区着力体现在三大方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交易规则的对接；最早设立的上海自贸区不仅要求提高竞争力，以吸引企业和机构的集聚，同时从一开始它就被要求制度创新，为了可复制到全国的制度创新。
3、积极拓展国际金融和多边合作空间，实现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在金融领域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出和实施涉及到4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4、用法律和制度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是新常态下深化管理体制改革。限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扰，规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对懒政和庸政说不。
5、激发经济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营造创新环境、运用创新理念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常态下产业发展的重点是转型升级，实现从做大、做全转向做优、做精。实现创新驱动，要在激发创新主体活力，营造创新环境，在机制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