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
吴秋余
《新闻战线》( 2007-05-10 第五期)
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的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就这一现象作简单分析。
权力碰撞——把关人的责任
“媒介审判”或称“新闻审判”，原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①20世纪上半期，“新闻审判”在美国盛极一时，报界为提高发行量，大肆炒作司法报道，肆意在报纸上宣布嫌疑犯有罪，以引起读者兴趣。
在我国，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治报道逐渐成为我国众多媒体争相参与的报道领域。至上世纪末，全国法制类新闻报刊已发展到200余家，发行量高达400多万份，每年编发各类法治新闻稿件高达数百万件。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使老百姓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地监督司法运作过程的机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法治报道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环境监视的职能。环境监视是指大众传媒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需要。②法治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社会
的重要政治环境，对每个公民的社会权利都存在直接、间接的影响。因此，法治环境必然成为大众传播媒介重点监测的对象。
二是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信息的“把关人”。在媒体商业化运作的今天，大众媒介选择新闻信息的标准除了要符合真实性原则以外，还必须符合新闻价值判断系统的标准，其中包括：时效性、影响力、显赫度、接近性、冲突性、异常性、人情味和趣味性，③才能使新闻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从法治新闻的特点看，除了符合一般新闻时效性、影响力等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1．激烈的冲突性。“打官司”必然是冲突的外在表现，只有矛盾激化到常规力量不足以解决的地步时，法治这种特殊力量才会介入，因此，法治新闻的冲突性几乎是普遍具有且高于一般新闻的特性。
2．绝对的异常性。法是维护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司法则是保证社会按照既定法规正常运行的手段，最终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中的反常，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此，只要是法治事件，绝对具备异常性特征。
3．独特的趣味性。扑朔迷离的案情，跌宕起伏的情节，加上暴力色情，写成小说都足以引人入胜，何况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呢？
权力争夺——正义的天平与沉默的螺旋
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不仅是新闻媒介职责所在，更是社会正义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然而，是权力就会有破坏性，当新闻机构滥用监督权，甚至凭主观臆断公然侵犯司法独立时，两大权力的争夺战便由此开始了。
于是，出现了河南民警张金柱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却被判死刑的案件；出现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受贿获罪却被媒体比喻为“女张二江”而遭受严重人格诽谤和侮辱的案件。
我们无意去臆断某些媒体的行为是否出于对司法的漠视抑或是媒体自身的无知，只想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和现象背后司法权与舆论监督权的特点作一简单分析：
从权力的来源上看，二者都产生自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第35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实践中，相关法规也很明确。
从二者的从业人员比较，法律的精确性、专业性决定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能够按照法律客观地给案件以评判。法治新闻报道作为法治与新闻互相交融、紧密结合的工作，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既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要具备新闻报道专业知识。但是，从目前队伍情况看，绝大多数媒介是“三分天下”：学新闻（文学）的1/3，学法学的1/3，尚有1/3是没有受过新闻与法律专业教育的；既懂法律又懂新闻的“双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
从两种权力实现的手段来看，司法机关是社会“正义的天平”，其维护社会正义的权力使其有权行使强制力，并要求其他机关在执行法律时为其提供方便。监督报道是一种间接实现的权力，其最大的“杀手锏”是通过引导舆论，形成“沉默的螺旋”，进而影响行政、司法等机关。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报道权时，完全不必像司法那样经过严格的程序，完全具备“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从二者的实际操作情况看，司法审判是严格、精确的法律活动，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且要有资金、时间、精力、技能上的保障。新闻报道的操作则是模糊的。没有任何专业技术限制新闻报道必须怎样写，有些词汇和个人主观意志即使不能直接明示在报道中，也可通过暗示加以贯彻，因此，监督报道权可操作性极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走向异化。
从上述对比不难看出，“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是十分现实和可行的。
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
对于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现象，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保证司法工作的严肃性，1996年中宣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其中就有“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的规定。
然而，在这个意见下发后，并没有完全阻止“媒介审判”现象的继续发生，“张金柱”案、“董晓阳”案，以及后来的“蒋艳萍”案、“马家爵”案中，新闻媒体干涉司法审判的现象仍在发生。因此，解决“媒介审判”问题，单纯依靠法律、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寻找方法。
不可否认，我国的新闻从业者素质和新闻报道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新闻报道规律的认识也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模式，对事实的报道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带有说教意味。对一个案件，只要你触犯了原有的“成见”，你就有罪，然后按照你有罪的假设去寻找证据，进而判定你的罪行，而不给你任何辩护机会。
因此，在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陈旧的报道模式必然会践踏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司法和新闻传播工作规律出发，改变以往的报道模式。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的地方，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的机会。”④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两面提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就像事先接种牛痘疫苗一样，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⑤这是传播学的规律。因此，无论从尊重司法工作的公正原则，还是从遵循新闻报道规律来看，法治新闻的报道都应该采取“两面提示”的做法，给双方以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禁止添加报道者的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在报道案件时往往采取“诉诸感情”的方式，是“感动人”，而不是“说服人”。而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主观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
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进行法治报道时，应该主要采用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目的的方法，即“诉诸理性”。
最后，新闻媒介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公益性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于消除“知沟”，而非商业炒作。新闻媒介由于具有“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公益性的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上来。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介审判”现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①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249页。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4页。
③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28页。
④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81页。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05页。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一、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张恩琪于2013年3月13日、10月16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9月25日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基金中心）邮寄信函，主要内容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其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和少缴、漏缴问题进行强制征缴。市社保局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信函后，认为其所述问题不属于该局职责，属于市社保基金中心职责，遂将信件转至该中心办理。该中心于2013年11月29日向张恩琪出具《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均由其参保所在区的社保局审批确定，且在审批之前已经本人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了确认，该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依据区县社保局审批结果及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退休待遇。张思琪先是针对市社保局、市社保基金中心分别提起诉讼，因各自答辩不具备相应职责而申请撤诉，后将两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市社保局向市社保基金中心转交信件行为违法，撤销市社保基金中心上述答复，判令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其诉求予以答复。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市社保局具有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职能，其于2011年10月19日向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市社保基金中心下达文件《关于社会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受理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第二项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查处，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具体程序由市劳动监察机构与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故市社保局将信件转至市社保基金中心办理并无不当。市社保基金中心应对原告信函要求事宜作出明确处理，但其未在60天内作出答复，且在此前原告起诉该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隐瞒了市社保局下达上述文件的情况，在答辩状中否认其具备相应职责，导致原告认为起诉被告主体有误而申请撤诉，系未履行法定职责并进行推诿。其给原告出具的《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在未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作出明确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以信访形式答复显系不妥。遂判决：一、市社保基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请求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70元罚款；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以行政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主体在社保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基于行政管理复杂性和法律规定不明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法院2015年9月21日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主要是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对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李永奎诉西充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西充县公安局作出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处罚人李永奎因与西充县实验驾校存在经济纠纷，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15时30分许，邀约吕宗峻等人进入实验驾校。李永奎关闭实验驾校综合楼电源并将驾校学员从楼中赶出。纠纷中，李永奎等人还多次与他人拉扯造成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实验驾校的正常秩序。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的违法行为，在听取其陈述及辩解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永奎处以治安拘留13日。李永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西充县公安局认定李永奎的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其提交的证据，除何德蓉、何春华有相关陈述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西充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10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签名经鉴定均不是本人亲笔；同时，有5份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又在另行进行询问活动，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西充县公安局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但对李永奎具体违法行为的定性不明，其情形属适用法律不当。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3）西充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西充县公安局作出的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作出的治安处罚，在认定事实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认定李永奎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没有具体的受伤人员姓名及伤情等事实；对证人进行询问取证，没有按要求由被询问人对笔录内容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也没有按要求由两名公安干警进行。西充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活动未依法进行，其法律后果就是收集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治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正确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收集证据，必须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根据证据认定事实，切实纠正主观随意性。 二、李修文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撤销案 【基本案情】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乐山市人社局）根据燕岗建筑公司职工李修文的工伤确认申请，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修文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2012年9月17日，该局又作出乐人社办〔2012〕577号《关于撤销<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关于李修文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的认定。李修文对此不服，于2013年1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办〔2012〕577号决定。乐山市人社局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后，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同时，第三人燕岗建筑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供与被诉行政决定相关的证据。 【裁判结果】
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作者：李良荣 【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新闻媒体兼具的“上层建筑”与“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问题，进行了从理论到实际、从历史到现实的多重视角的观察与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包括：一、误读双重性，困扰传媒业；二、党的喉舌：重回一报两台；三、双轨制：中国媒体的现实选择；四、分层发展，分级管理。 【关键词】新闻媒体；双重属性；双轨制；分层管理 1995年初，我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 ①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中国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经营额从35亿增长到712亿，年平均增长率达35％，远高于同期GDP年均8％的增速。传媒业不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看，传媒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 突破禁区，对新闻媒体属性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媒体产业的腾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 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对新闻媒体属性的认识再次陷入盲区，新闻媒体的发展开始“失速”。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检讨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1995年初，我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 ①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中国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经营额从35亿增长到712亿，年平均增长率达35％，远高于同期GDP年均8％的增速。传媒业不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看，传媒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 突破禁区，对新闻媒体属性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媒体产业的腾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对新闻媒体属性的认识再次陷入盲区，新闻媒体的发展开始“失速”。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检讨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一、误读双重性困扰传媒业 “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是传媒业双重属性的具体运作模式。虽然这一模式造就了中国传媒业的10年繁荣，目前它却深深地困扰着中国的传媒业。 经过20余年的新闻改革，中国传媒业以不同的办刊（台）方针、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的受众定位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多样化的媒体正遭遇着单一管理模式、单一经营模式的捆绑。 作为事业单位，中国的传媒业无一例外都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一切，无条件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所确定的宣传任务，这使中国的传媒业成为“准行政部门”。 传媒的所有权归属于党政机关，上级领导部门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一家媒体，就像在媒体集团化过程中所显示的，要并要拆，要办要关，全由领导决定。 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归属于党政机关，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改版、最后审批权都在党政机关，甚至连报刊的发行定价、报刊的版面增减都得经党政领导批准。 传媒的报道方针、重要报道内容都由党政机关审批决定才能实施。一些重大的新闻，比如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几乎所有媒体都无一例外要求报道。 然而，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少数媒体有一点财政支持，也是象征性的，媒体必须自己去打拼市场，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作为企业，中国传媒必须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营业税、所得税一项都不少）。为此，全国近万家媒体（约2000家报纸，约2000家电台，约3000家电视台，约3000家生活时尚、新闻财经类杂志）都齐步走向市场，以广告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电台、电视台95％以上收入来自广告，报刊除发行收入外，98％收入来自广告。广告市场僧多粥少，竞争之激烈近乎残酷。 但是，传媒业却享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银行借贷之外，不允许有业外资本注入。中国的传媒是产业却不允许产业化，是独立法人却不能独立行事，实行企业化管理却不能企业化。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正当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公民为什么有状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1）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中国已选择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什么是行政诉讼？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目的：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典型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近日开庭审理“贵州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须于今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的影响。庭审结束后，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磷石膏尾矿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2007年12月10日，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位于安顺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其生产厂区位于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以来，每年产生20至30万吨的磷石膏废渣，所堆放的磷石膏废渣总量已有200至300万吨。但该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红枫湖上游的羊昌河。2007年10月27日，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监测显示，该企业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负有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的社会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红枫湖是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在不特定的人群遭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情况下，为维护民众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认为，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堆放的磷石膏废渣通过渗滤对红枫湖上游羊昌河造成重大污染，进而直接影响红枫湖的水质。贵州省人民政府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被告限期整改。被告亦不予否认，并表示将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教师·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论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作者贺英 摘要：2008年初，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50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在这起抗冰保卫战中，新闻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阐述了新闻媒体在类似危机事件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体应如何缓解社会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危机；生命周期；安全阀；安全系数；危机缓解 一、危机的定义和危机的主要类型 危机的概念众说纷纭，简要概括，可以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它和事物的常态相比，具有更多的偶然性、破坏性和继发性等特征，经常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根据斯蒂文·芬克对危机生命周期的划分方式，危机存在若干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潜伏期，即有 迹象表明潜在有可能发生危机，显然这是量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生期，关键性的危机事件突然爆发，而且迅速演变。第三个阶段是蔓延期，危机的影响在存在的同时逐步扩大。第四个阶段是衰退期，危机的影响渐渐消退，但仍需保持警惕，以免危机重复。这四个阶段就是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交替演绎，展示着危机生命周期的轮回。 危机事件有很多种产生和爆发机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从事件产生的原因出发，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和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 1. 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 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危机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灾”。自然主导型事件，往往没有直接的人为责任，如地震、海啸、干旱、水涝、地质灾害等。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人类自古以来就难以避免，今后仍然无法消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活动加大了事物的关联性，从而放大了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的破坏力。 2. 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 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是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事物发展失序，从而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祸”。如果再从细致的原因考察，我们可以把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分为社会生产型、社会交往型和恶意破坏型三种。社会生产型是因为社会生产程序出现问题而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安全事故、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瓦斯爆炸、毒气泄露等就属于社会生产型。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市石化公司的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引起下游沿岸的哈尔滨、佳木斯， 以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交往型危机事件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失序而产生的危机事件，其中以群体对抗性事件为主。而恶意破坏型则是指一些社会成员，因为种种社会原因，而采取的报复社会的行为。如刑事案件、绑架劫持、恐怖袭击等。 3. 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 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原本属于自然型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因为人们忽视了事件的发展，或在处理过程中措施不当，结果导致突发性事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突发事件具有了很多的社会属性。如始发于2002年11月的非典，因为少数人处理不当，结果在2003年春天波及到了24个省、266个县市，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公共安全事件。 危机事件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深不可测，难以估量。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亿美元。而据纽约《每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仍然有五分之
大纲解析： 第一节：新闻传播伦理 传媒报道中的伦理困境（P4） （一）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伦理困境： 在狭义的角度也被称为“道德悖论”或“道德冲突”，是指陷于几个道德命令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形。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与自身价值观及道德观有冲突。伦理困境的形式化表示如下： ①A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②B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③不过，我不能同时做A和B 2.规范伦理学两种不同的理论 目的论伦理学：结果论伦理学：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非目的论伦理学：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 如：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的新闻而采取暗访、欺骗的手段？依据非目的论者的理论，凡是以欺骗方式获取，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但如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欺骗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
3.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首先，新闻工作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 ①新闻报道要求真实性，时效性，这就要求记者要抢新闻，抓头条，要求新闻记者无限逼近事实真相，②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传播，但是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有个人色彩。③在追求真实、快速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其次，新闻工作者进行伦理选择时具有透明性。 ①没有什么人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伦理抉择。虽然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不时地犯一些伦理过失，但是只有新闻工作者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不得不将这些过失公之于众，当那些伦理抉择错误时，公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3.最后，追逐经济利益使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淡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开启了“事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新闻伦理困境的解决模式 1.新闻伦理困境的表现 ①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他人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 ②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对当事人的关怀之间存在着冲突。 ③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与真诚、信守承诺之间存在着冲突。 ④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保护司法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一、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
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
第三节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 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是筹划.设计新闻媒介两项最主要的工作。它决定一家新闻媒介的内容选择、报纸（电台、电视台）的风格，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它的成败。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论述新闻媒介具有五大功能，这是新闻媒介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则是该新闻媒介的实际主持人主管决定的。当然，这种主管决定能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媒体的决策者当然有权决定一家新闻媒体全面发挥五大功能，目前世界上有些媒体也确实这样做。但是，由于新闻媒体间的激烈竞争，当前整个新闻界的趋势是从实际出发，选择其中的几项作为媒介的主要功能。这样，就出现了相当多的排列组合，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媒介世界。 纵观世界各国么街，试图发挥全部五大功能的或只取其中一项功能的媒介是极少的，基本上选取其中两三项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力图稳定基本受众，再争取其他的潜在受众。基本的排列组合有以下几种: 1. 信息+宣传+营利型的新闻媒体。这就是我么前面提到过的政企合一型新闻媒介。中国各级党委机关报都是这个类型的，既是信息的主渠道，也是宣传的主阵地，同事还是中国新闻媒介的赢利大户。 2.信息+营利型的新闻媒体。这类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虽然也会有倾向性，但政治倾向比政企合一型媒介要淡或隐蔽，基本上不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要供人们思考和决策所用。这类新闻媒介数量大，而且还有许多亚类。 （1）提供各种各样全面的信息。比如中国的《参考消息》、《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而世界上最出名的还数美国有线台（CNN）的全新闻频道，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美国和世界的重大新闻。 （2）以提供某一类或几类信息为主。 有些以提供消费市场信息为主，即我们称之为服务性新闻。世界许多国家的有线台都有一个商品买卖频道，就是以提供消费市场动态为主。 有些以提供天气预报、交通状况的信息为主。在美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有这样的电台。因为美国是“车轮上国家”，几乎人人以车代步，天气、交通对驾驶人特别重要。中国的大城市也有交通信息台。 3.消闲+服务+营利型的新闻媒介。这类新闻媒介基本上都是大众化通俗报纸以及一批电台、电视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晚报、都市报都是这种类型。它们也刊登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但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娱乐性、趣味性、服务性新闻以及大量消闲性副刊。 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还有一批文艺、音乐电台，专门提供文艺新闻播放文艺节目。近些年，美国的电台很兴旺。其中听众最多、赢利也最大的就是音乐台，因为美国人大多数都是边开车边听音乐，因此这些台吸引了大量的广告。 4.知识+营利型的新闻媒介。这种媒介数量极少，中国大多数的科技报属于这一类。 5.纯宣传型的新闻媒介。世界各国的对外广播电台都属于这一类。 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极其重要，又非常复杂。媒介图和定位，涉及内外诸多因素。从新闻媒体内部讲，主要是新闻媒体主持人所制订的方针以及从业人员的素质。从外部讲，主要是一个区域内么简介构成和受众的状况。比如，《南方日报》主办的《南方周末》原来以提供消闲内容为主，1996年以后，它从维护消费者利益出发，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成为畅销群过、深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是份上海市委机关报。在审视上海报业市场以后，创办了《申江服务》，是以服务 消闲为主的都市型报纸，恰好填补了上海报业市场空白。从1996年初创办。目前发行达40万分，深受上海市民尤其年青一代读者喜爱。所以，一家新闻媒介功能的确立或改变，必须
黑龙江省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目录 1.刘某某诉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2) 2.牡丹江某食品公司诉牡丹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5) 3.管某某诉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答复及行政复议案 (8) 4.范某某诉鸡西市恒山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10) 5.柴某某诉大庆市房产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12) 6.刘某某诉富裕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14) 7.张某某诉哈尔滨市双城区房产住宅局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案 (16) 8.于某某诉牡丹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测绘报告案 (18) 9.崔某某诉甘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20) 10.贺某某诉齐齐哈尔市工商管理局铁锋分局、齐齐哈尔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工商登记及行政赔偿案 (23)
刘某某诉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大庆某石化公司职工。2016年1月20日早8时10分左右，刘某某下早班后从单位去医院护理病危的岳母，途中被货车撞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某在事故中无责任。2016年3月18日，刘某某的妻子向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刘某某为工伤。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刘某某下班后前往医院不属于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并且刘某某下班后不是以最终回到居住地为目的，不是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某某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裁判结果】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论媒体的示范效应 一、媒体的示范效应 什么是媒体的示范效应?模式示范论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新闻媒介效果理论，即“媒介内容对受众行为具有模式化的示范效果”。媒体的示范效应怎么来的?这一理论主要由两个典型例子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一是美国学者论诺．韦茨曼和她的同事对供学龄前儿童看的小人书内容进行分析；二是美国学者西伦．厄洛里及同事对肥皂剧的饮酒镜头对妇女酗酒行为分析。 西方社会责任论中提出，新闻不仅要给予公众充分地表达意见的自由，还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教化社会公众。媒体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发表舆论，基础是在媒体全面、正确、客观、公正的公布信息的基础上，而面对缤纷的信息，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公正的，哪个最接近事实。 而如今大众传媒以无可比拟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中的伦理问题也愈加突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媒体也越来越向商业化地方向发展而逐渐忽视了本身应该具有的积极地示范效应。少数传媒依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大肆聚敛财富，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出现了低俗的唯利化、媚俗化的行为倾向。这种无视真善美、迎合假丑恶的行为现象已严重危害着公众、社会和媒体自身。 二、媒体负面的示范效应 （1）从电视相亲节目看媒体示范效应 正如现在各大卫视非常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一方面它创下了高收视率，另一方面它也遭受到了各方的指责，因为它在触碰着社会的道德底线。节目中出现的一些类如“我还是坐在宝马车里哭吧”一类言论更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像嫁了好丈夫这样的想法自古就有，但始终是难登大雅之堂，这种言论作为一个个体的选择本无可厚非，公众无权制止你，但是这种言论在公共媒体里进行这般广泛的传播，就会让很多观众误以为，这种言论既然可以在这样大的电视媒体里播出那就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这无疑是在挑战着整个社会的承受底线。一个本来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相亲节目如今却成了拜金和炫富的舞台，一个与人生与爱情相关的话题，过程中却充满了铜臭、讥讽、露骨、自私，甚至是互相谩骂。电视相亲节目出现的这种堕落泛滥现象，出现的这种低俗言论，媒体的选择和责任缺失成为了最主流的助推剂。在一个剩男剩女广泛存在的年代，在一个情感爱情正在经受哦巨大考研的社会转型期，一个人究竟会怎样思索自己的人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价值观正在日益多远化，但是对于转型期的媒体来说，又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做出集体性的选择，媒体应该很明确的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传什么，这才是一个电视媒体应该做的。 （2）透过悟本堂事件看媒体伦理问题 “养生明星”张悟本迅速走红媒体传媒可是功不可没的，是媒体把张悟本“神话”了。今年2月以来，张悟本靠着湖南卫视的养生节目《百科全说》迅速走红，不仅如此，公众发现张大师背后其实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嘉宾通过电视走红，他的付出很快就成倍回收；文化公司会帮他策划后面出书等活动，从中收取不菲的策划费用。一些新播出的节目也需要炒作，它们和那些慷慨激昂的嘉宾互相提升着节目收视率。敢问媒体的伦理道德又何在呢？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