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
第32卷第2期 外国语
J ou rna l of F oreign L anguages
M arch2009
Vol.32No.2
文章编号:1004-5139(2009)02-0047-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胡庚申
(清华大学外语系, 北京100084)
摘 要:傅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伟大翻译家。国内翻译界对他已有不少研究,其中不乏洞见,但从翻译生态环境视角对其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尚鲜见。鉴此,本文拟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傅雷先生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文章认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傅雷翻译思想中体现了:(1)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2)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3)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4)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5)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6)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作者期望本文的探讨能为傅雷翻译思想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傅雷翻译;生态翻译学;新视角
On Fu Lei’s Translation Philosophi e s:An Eco2transl a tological Perspective
HU Gengshen
(D ep a rt m en t o f Fo re i gn Language s,Tsi nghua U n i ve rsity,B e iji ng100084,C h i na)
Abstract∶M r.Fu Lei is regarded as a great translat or of s pecial status in the hist 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20th century.Fr om a di m ensi on different fr om the p revi ous studies,this paper exp l ores Fu Lei’s res ourceful translati on phil os ophies in ter m s of Eco2translat ol ogy.The study shows that e mbodied in Fu Lei’s translati on activities are the foll owing ideas:(1)“har moni ous unity”of translati onal eco2syste m s;(2)“translat or2centredness”of translati on subjectivity;(3)translat ors’acti on of“adap tati on and selecti on”;(4)“selecti on thr ough eli m inati on”in translating;(5)translat ors’pursuance t o“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 ons”,and(6)“survival of the fittest”of translated texts,etc.It is hoped that the exp l orati on in this paper may hel p br oaden the visi on of studies on Fu Lei’s translati on phil os ophies.
Key words∶Fu Lei’s translati on;Eco2translat ol ogy;ne w di m ensi on
傅雷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评论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主要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加之《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傅雷家书》等著作传世,在海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
一直以来,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备受关注。国内翻译界对他已有不少研究,但大都限于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等相关领域。鉴于本文作者近年来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研究,而从翻译生态视角对傅雷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尚未见到,本文因此拟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傅雷先生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
所谓生态翻译学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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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上海翻译》2008年第2期第1-5页。另参见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辞典》的“生态翻译学”词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科门类,而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来说,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它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而能够体现上述认识的《翻译适应选择论》[1][2][3],被视为生态翻译学初期发展的一项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尝试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类似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同时,该理论还具体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1)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3)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
(4)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从而得出了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这个结论。
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即生态翻译学的早期研究)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3,4,5,6,7,8,9,10]。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傅雷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或将会有助于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现象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傅雷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作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
一、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这里提出了翻译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在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适用的。可以说,傅雷的人生,他的翻译思想,特别是他的翻译标准,都能体现这种理念。
纵观傅雷先生的一生,无论是他的旅欧求学生涯,还是在“整风”和“文革”中遭遇的不白之冤,作为文人,傅雷先生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学风去著译文章;而作为父亲,他又长期向孩子灌输做人与从艺和谐统一的理念。
傅雷先生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里提出了“神似”和“形似”的翻译思想。他指出,做翻译如同临画一般,应着力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领悟是一回事,用中文表达又是另外一事。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想方式上有分歧,在翻译中就应当将重点放在“神似”上,而非“形似”,当然这里重视“神”的作用,并不等于忽视“形”的作用。只是当二者非要取其中一个时,“神”的分量重一些罢了。笔者认为,正如傅雷先生在《致傅聪》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最难的是完整”;他力求“神形兼备”,从而达到“形似”、“神似”的和谐统一。
由于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小系统里也应当是和谐统一的。因此,傅雷先生提出的“形似”、“神似”,特别是他力求“神形兼备”,“神似形似、浑然一体”[11]的艺术完整性,这是“要把原作神韵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从外译中看,就在于‘原作神韵’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的整合,而中国优秀的翻译文学如傅译《高老头》、《欧也妮?葛郎台》的流传,离不开翻译家对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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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合”[12]。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江声浩荡”②作为一句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译例,就是值得品味。“从传统的思路看,它反映出译者对原作潜心的把握、根本的领悟和契合的表达;从现代研究视角看,它反映出译者的视界在解读原作的过程中与作者视界的融合,沟通着作者的审美追求和读者的审美期待,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13][14]。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这种翻译标准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和谐统一的一种体现。
此外,从总体上看,傅雷先生作为一位艺术造诣深湛、卓有成就的杰出翻译家,是中国一代译界巨匠,也是正直的作家、严谨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傅雷先生从翻译到艺术,从美学到文论,从译作到书信,从人格到文格,无一没有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傅雷先生学贯中西,他在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四位一体”,可以说,都达到了“德艺双馨”、“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
二、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正可谓“成也译者,败也译者”!这一翻译观表明,翻译的优劣、译品的生存和长存与译者的素质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作为译者,傅雷先生的翻译活动肯定是由傅雷先生自己主导的。
傅雷先生重视“译者的个性”和“译者的文字天赋”;非常强调译者自身的条件、气质、性格对于原作的适应能力。他极力倡导在翻译之前“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主张译者要以原作者自任。可以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傅雷先生“译者中心”的思想。
傅雷先生曾说过:“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15]。譬如,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室内陈设、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事过境迁,相隔一个世纪,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傅雷先生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的确,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各门学科,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各方面、各行业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艺术内涵和雄厚知识为前提的话,其翻译作品的水准可想而知。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人气质、艺术功力、行文习惯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会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直接影响到译文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又恰如金圣华教授在“认识翻译真面目──有关翻译本质的一些反思”的讲辞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位译者心目中对翻译的认知与看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成品的取向,则是无可置疑的”。她在举例徐志摩先生和傅雷先生对一段译文的翻译之后又指出:“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例如《红与黑》(Le r ouge et le noir)在中国有将近二十个译本,除了少数剽窃抄袭、不负责任的版本之外,多数译作都由认真严肃的译者执笔,但由于各人对翻译本质的认知有别,其译作亦必然会风格殊异”[16]。
谈到主观能动性,罗新璋先生也曾对傅雷先生和穆木天先生做过比较,他先是对二人的巴尔扎克译文对比一番,然后议论道:傅雷先生的译文受到交口称赞,其根由也要到他的翻译观中去寻,他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17]。他又认为,傅雷先生“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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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即一打开书,看到“江声浩荡”这四个字,就感到一种震撼。这句话留在脑海里,使人无法淡忘。这四个字简直就是这本百万字小说的最好概括。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就是“江声浩荡”的一生,生命不息,奔腾不止。
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18][19]。
傅雷先生对译者的要求之严格是当代译学家中无出其右的。他认为,“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到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才能慢慢琢磨出来”。同时,他还提出译者要认清自己的所长所短,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强调的是译者自身的修养要能达到与作者同等的地步,再去解剖原作,同原作平等地对话[20]。
总之,译者的成就源于译者的天赋和努力。“当我们在谈论翻译主体、探讨译者的主体意识、研究翻译主体性时,我们应该知道,傅雷是我国现代以来鲜有人出其右的翻译主体,以他为对象,来挖掘译者的主体意识、探索主体性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活动”[21]。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依旧如此学习和推崇傅雷先生,笔者认为,这显然与由他主导的翻译作品和以他为中心的翻译活动是分不开的。
三、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始终贯穿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傅雷先生的人生发展在内的翻译活动,都是他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我们知道,傅雷先生在留学以前并未学过法语,但他却选择了去法国,因为法国是“艺术之都”。回国后,傅雷先生又选择了以闭门译书为业,因为他决意“译有所为”(参见下文第5节)。
在选择翻译作品方面,傅雷先生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和适应读者需求。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人间喜剧》共有九十多篇,但并非都是精品。傅雷先生在翻译他的作品时发现,巴尔扎克是个“思想极复杂、面目众多、矛盾百出的作家”[22]。傅雷撇开《人间喜剧》里的“哲理研究编”和“分析研究编”,而在可读性较强的“风俗研究编”中,“以吾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作衡量”,剔去那些“既与吾国民族性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抵触”,“对吾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的篇章内容,选择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十余种”,纳入“巴尔扎克选集”
[23]。傅雷先生善于选择、严谨负责的态度和艺术眼光的精到可见一斑。
同样地,傅雷先生选择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有感于中国大地的黑暗和沉闷,有感于人们精神的委顿与沉沦。从他翻译该书时所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选择该书进行翻译,看中的是原作广博浩瀚的境界,主人公坚毅的个性以及全书所饱含的斗争气概,还有文字中所洋溢出的那种民族的理想精神。
笔者认为,傅雷先生的翻译,既体现了他对文化作品翻译时的选择标准,同时也说明了他努力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读者需要)的明确目的。傅雷先生在他为重新翻译的《贝多芬传》写的序言中写道:“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24]。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他要将“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他年轻的一代,借伟人的精神力量,拓展中国人民的精神视野,启迪民心民智,帮助中华民族正视眼前的黑暗,重新振作起来,发扬大无畏的勇气,为挽救和振兴中华而勇往直前。
事实上,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限于篇幅,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种种具体的适应和选择,不在此详细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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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操作上遵循着“优胜劣汰”、“汰弱流强”的基本法则。这一基本法则的适用性也可以在傅雷先生翻译活动中找到佐证。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的境界,是傅雷先生在翻译上的追求。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傅雷先生用极为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工作。正如历史上贾岛的“推敲故事”,傅雷先生为了追求只字的艺术感觉,不厌其烦,反复推敲,并且乐在其中。
傅雷先生在翻译期间,总是反复琢磨,倾心倾力,兢兢业业。他曾告诉友人,“无奈一本书上手,简直寝室不安,有时在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他始终在“过与不及”之间思索沉吟,寻求译文的韵味与原文的贴切与和谐。初稿完成之后,他还要“一改再改三改四改”:“《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1951年);“我修改巴尔扎克初稿,改得很苦,比第一遍更费功夫”(1957年);甚至“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1963年) [25]。
笔者认为,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操作的层面上看,傅雷先生对“译了的东西过了几个月看就不满意”;“翻译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表明他的耐心细心和精益求精。对于翻译来说,特别是对于译文的修改过程来说,一遍又一遍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运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就是“汰弱留强”的过程———每次修改中都会去掉弱的、劣的、不良的,而都要保留强的、好的、优秀的。这种“汰弱留强”规范操作的结果,自然能使保留下来“尽是精华点”的佳作。
事实上,傅雷先生的译作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这一事实本身也能说明,译品一直在接受“汰弱留强”、“适者生存”、“适者长存”基本法则的制约和检验(另参见下文第6节)。
上面所谈只是涉及了傅雷先生翻译思想的概观,如果能进一步深入分析他的翻译作品,考察他在译文语篇上的奇妙构思,在遣词造句上的精当取舍,在语体风格上的形神兼备,可以肯定地说,一定能更清楚地说明他在翻译过程中“汰弱留强”的规范操作。限于篇幅,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种种“汰弱留强”的具体规范操作也不在此详细例析。
五、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傅雷先生视文学翻译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对待翻译的态度“特别郑重”。他的这一理念和做法,都源于他的“译有所为”③的初衷、动机和追求。
在黑暗的岁月,傅雷先生想通过翻译为国人寻找光明。30年代初,国内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军阀混战时期,傅雷先生有感于许多中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传》。傅雷先生曾发誓翻译此三传,期望能对陷于苦闷中的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从中吸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就是傅雷先生的“译有所为”!
傅雷先生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元素———爱和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情,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伟大作品。傅雷先生是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世界的爱,对人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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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语用学家奥斯汀(J.L.Aus2 tin)的专著Ho w to D o Things w ith W ords(Oxf ord:The Clar2 endon Press,1962)被中国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先生翻译为《言有所为》。该书名可谓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全书“以言行事”、“言有所为”的宏旨和内涵。由于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译品具有改变人们认识、促进文化渐变、推动文明进步的功能,因此,笔者仿照“言有所为”,于2001年12月3-6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中首次提出“译有所为”;后载于2003年9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完成的题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探索》的博士论文(见第28页);最后又在2004年6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专注说明(见第10页、第98页)。
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这就是傅雷先生的“译有所为”!
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刻,傅雷先生又想通过翻译,给颓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他在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译者前言”中写道:“在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蒙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26]这就是傅雷先生的“译有所为”!
在“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时,傅雷先生则希望通过翻译,给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罗素的《幸福之路》,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在“译者前言”中,他写道:“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有感于“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27]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歧路的国人指一条路,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这就是傅雷先生的“译有所为”!
可以看出,傅雷先生翻译的初衷、动机和追求是非常明确的,他是在运用他的翻译来做事情(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他是在通过他的译作而有所作为———帮助国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提升年轻人的勇气和信心,激起人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启迪国人的民心民智!一句话,他是在运用翻译来拓展中国读者的视野,振兴中华民族!!可以这么说,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正是傅雷先生运用其翻译做出的“译有所为”,才能更深层次地认识到“傅雷翻译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28]。六、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于译品来说,“适者生存”、“适者长存”。
显而易见,傅雷先生的译作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傅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是高的;他的译作不单单做到了“适者生存”,更是实现了“适者长存”。换句话说,傅雷先生的译作一直在接受着“适者生存”、“适者长存”基本法则的制约和检验。
以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傅雷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影响,从其广泛性、深刻性和持久性来说,远远超过其他的外国文学译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它曾引起万人空巷的争购传阅,成为生活在黑暗和苦闷年代进步青年精神突围的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后,它很快征服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心灵;改革开放伊始,又随着文化开禁的春风,赢得新老读者的青睐。这些经历构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长达七十年的影响与流通的主要脉络。“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傅雷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拷问’,无论经历了多么漫长的风雨,始终是不灭的精神火炬,激励读者的灵魂向上、向善,求真、求美”。[29]可以这么说,之所以傅雷先生的许多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因为他适应了他所选译作品的翻译生态环境。他是翻译“适应”的能者,他是翻译“选择”的高手。他的译品是他“多维适应”与“优化选择”的累积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先生的译品堪称“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的典范。
结语
本文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对傅雷翻译思想进行的解读和探讨,有着双重的意图:一是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诠释傅雷翻译思想;二是通过对傅雷翻译思想的探讨反过来审视生态翻译学的“解释的有效性”[30]。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傅雷翻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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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生存”和“适者长存”。
作者期望本文的探讨能为傅雷翻译思想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由此视角考察其他译家和译作的研究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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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批准
号:08BYY007)的一部分;并基于在南京大学
“傅雷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傅雷与翻译’国际
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修改而成。
收稿日期:2008-09-26
作者简介:胡庚申,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英文教授,澳门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暨翻
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理论
翻译学、国际跨文化语用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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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 9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96-03 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曹 芳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4） 摘 要：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语界的老前辈，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建树颇多。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这一全新的视角来诠释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文章认为,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同样体现了生态翻译学思想: 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五方面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以及作家与诗人，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 人”[1] ，译著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培根散文先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蒲柏的《道理》，雪莱的《奥西曼提斯》、《哀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鲁迅的《论语一年》等。王先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不仅在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翻译见解。他的这些翻译主张不仅指导着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对我们现在翻译学习者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诠释王佐良的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于2008 年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本质进一步挖掘与升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它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和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翻译界普遍认为，生态翻译学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将有助于译界重新审视和解读各种翻译现象 和翻译思想。[3]除此之外，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 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研究期望有助于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现象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王佐良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4] 一、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或者可以说由于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也应当是和谐统一的。[5]纵观王佐良的一生，无论是他在英国的进修时兢兢业业的学习态度和新中国成立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报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都能体现出这种“生态‘和谐统一’”理念。 王佐良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在他的翻译论著《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的内容体系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他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两者的统一关系：“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 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 质量也显著提高, 而且这是中外皆然, 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 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6]文中王先 收稿日期：2012-12-17 作者简介：曹芳（1989—），女，湖南郴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 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傅雷讲稿 一．神似说 傅雷先生有一句座右铭: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 重神似不重形似也是他翻译思想中的核心部分" 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 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傅雷认为,非杂揉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交融,语言流畅。 傅雷的神似说的内涵，是以美学理论和艺术哲学原理作指导，在大量优秀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集众家神似说之大成，神似说也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继信达雅说之后的又一伟大理论。 傅雷先生的神似翻译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求信本质,同时也是创新。有人说神似理论超越并颠覆了中国传统翻译界遵循的求信理念,更加客观地给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理论意义重大"第一，神似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标准观念的质的飞跃,是对求信观念的颠覆和超越。”“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神似说提倡在尊重译本与原作的背景差异前提下，放弃了对原文翻译绝对遵从,在翻译时要做到“得其精而忘粗”在其内而忘外就使中国的翻译标准观出现从案本到求信之间的明显转变,颠覆和超越了主导中国翻译界的求信观念。 二．傅译风格的主要特点行文流畅,用词丰富,色彩变化 1.行文流畅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 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 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 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 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 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 东西方文字之间无论是在句法,构词,修辞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翻 译旨在用本国的文字表达外国译者的意思,但是决不是将外国文字生硬 地转化为本国文字那样简单"译者要打破原文的结构,语法,句法,修辞等 等,先取其意,然后按照中文的表达习惯,在符合原文风格的前提下,用流畅
生态翻译学理论纵横 【摘要】基于伟大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论和适者生存论，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生态翻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原则方法和内容。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1、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3]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4]“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5] 2、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6]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6]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子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在发生变法。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 文章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阐释了生态翻译学的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标签：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1]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2]“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導、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3] 二、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4]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6]“译者必须兼顾两头，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7日/第005版 前沿 生态翻译学研究悄然而兴 胡庚申澳门理工学院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外文系 翻译学以语言信息转换为“己任”，以促进人类跨文化交流为“天职”，总体上属于人文科学；生态学是以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构建整体、平衡、动态、和谐的环境为宗旨，总体上属于自然科学。基于此，生态翻译学则可谓两者联姻的产物。 由于生态翻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研究内容，有配套的术语体系，又有生态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等，因此，将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然而，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的一些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和类比，同时又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翻译学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的“关系学”，因为它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元素关联的重要性、各种知识交集的多样性，以及多元思维的整体性。生态翻译学将其研究对象确定为“三者关系”——探讨“翻译群落”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文本与“翻译群落”之间的关系，即三者互动关系问题。生态翻译学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用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三者关系”，从生态学的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中的“人、事”关系与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翻译文本、翻译现象的影响和制约。 生态翻译学贯通了“译学”、“译论”、“译本”三个研究层次，初步形成了宏观译学架构、中观译论体系、微观译本操作的“三层次”研究的发展格局。在宏观的译学架构研究中，生态翻译学侧重在整体生态理性、翻译生态体系、“科际”整合研究。在中观译论体系研究中，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描述翻译过程、厘定翻译标准、回归“译有所为”。在微观的译本操作研究中，生态翻译学则着重于从不同的生态翻译学视角对生成文本的解读，主要是从宏观生态理念视角、整体生态体系视角、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人际“翻译群落”视角以及整合适应/选择视角等探讨各种因素对翻译文本的影响。该三层次研究关联互动，实现了“三位一体化”，担纲着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研究的主体。 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又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当代“生态科学”是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1页共1页
傅雷的翻译理论 1．选材的标准 傅雷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2．理解、表达与读者 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傅雷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2）务必反复修
改。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认为，“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3．美学观——“神”与“形”的和谐 （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神”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
【摘要】《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受到了诸多西方读者的喜爱，因而有许多研究者已从顺应论等视角对其进行过研究。然而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红楼梦》英译本研究为数不多。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三维”转换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进行研究，以期能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人名翻译的适当建议。 【关键词】生态翻译；《红楼梦》；人名；霍克斯 0 引言 1 生态翻译学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其以生态学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了“综观整合性研究”。第一，该理论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第二，译者主导着整个翻译过程，既制约了翻译生态环境又拥有选择与操控译文的权利，并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概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胡庚申，2011）因此，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把握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 2 霍译本中人名英译的多维度适应探究 霍译本《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瑰宝便是对故事中四百多个人物角色的人名翻译。《红楼梦》中的人名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体现人物的性格、社会地位；二是预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因而本文试图从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角度对霍译《红楼梦》中人名翻译进行解读，以期引起读者更多关于人名翻译的思考。 2.1 语言维层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生，2011）霍克斯在翻译人名时，面对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对于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霍克斯采用了拼音音译的方法，比如贾珍（jia zhen）、薛宝钗（xue baochai）；在翻译社会地位较低的奴仆的姓名时，采用了根据字面意思直译的方法，如袭人（aroma）。 用谐音命名人物是《红楼梦》的一大特色。如“贾雨村”谐音假语村。作者意指其后来不道德的行为。贾雨村有一定的抱负和才能，但家道中落，后因受到甄士隐与贾政的帮助做了知府。但做官后却贪赃枉法，陷害恩人。由上述情节可知，曹雪芹意指甄士隐与贾雨村“真”与“假”的对比。因此，在翻译其姓名时必须考虑作者要传达的丰富含义。霍克斯将其贾雨村直接音译为 jia yucun，甄士隐译为zhen shiyin，音译的方法很明显的突出了这一对比，相反如果意译就会破坏作者这样命名的意图。除此之外，霍克斯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接受力，根据姓名中暗含的意义将姓名如实地翻译出来，如“娇杏”，原为甄家的婢女。在贾雨村来甄士隐家时，因两次被贾雨村看到，最终被贾雨村抚为正室夫人，这就是一种“侥幸”。霍克斯将娇杏译为“lucky”，暗含了娇杏原为婢女但最终成为人上人的命运。运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仆人的名字，既体现出故事中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命运又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 2.2 文化维层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其强调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胡庚生，2011）因此，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尽力通过翻译把语言中隐含的文化元素体现出来。《红楼梦》不仅是描写贾府的兴衰的著作，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元素的集合，因此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尊重了中国文化，将人名中暗含的文化元素，经过自己理解并最终传递出去，不仅使西方读者读懂了《红楼梦》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如在翻译“紫鹃”
摘要：傅雷不仅在文学翻译上表现出独特的造诣、在文艺评论中显示出独到的见解，还在于他在家庭教育中深刻的教导。其留学期间写给儿子的信件被收集整理，编成《傅雷家书》，在信中父亲对儿子的生活和艺术进行悉心指导，正是：“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是最好的艺术学徒的修养读物”。本文将透过书信的字里行间感受父爱的用心良苦、解读傅雷的家庭教育思想。 关键词：傅雷；家书；家庭教育；思想 读《傅雷家书》，可以感知到他那充满浪漫气息却又处处彰显理性的美学见解，无论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辟论述还是对中西文化的独特点评，无一不是他学贯中西并且不断融会贯通的结果。然而撇开学识见地本身，这本书更让我们读到了其家庭教育的深刻性，无论是其中反复倡导的人格教育、发人深省的道德教育，还是语重心长的精神教育，都处处体现出一个父亲的用心良苦。在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人们往往重视孩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培养而忽视了传统的德育教育，安身立命的本领固然是教育的目标所在，然而正直高尚的人格才是立足的根本。 一、中注重道德教育 良好的人格素质和道德修养历来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人们最先把自身的修养最为一切生命活动的前提和规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傅雷也深切的体会到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以身作则、行为世范，用自己的行动和方式给儿子以无尽的精神力量，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要做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等，都在向孩子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傅雷在给儿媳弥拉的信中写道：“一个人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桌。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学贯中西的傅雷尽管有着西方思想中所倡导的自由观念，但是他对道德的认知和恪守却视为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 二、强调文化底蕴的建构
翻译研究新方向—胡庚申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评介 摘要：在继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生态学—构建与诠释》的问世，为学界提供了研究翻译的新方法，引导着翻译发展的新方向—生态转向。该书总结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初始发展，以及生态翻译的“三层次”：译学、译论、译本，并对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层次”；生态转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Eco-Translatology-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以下简称为《构与释》）是由胡庚申教授所著，并且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胡庚申教授曾作《涉外语言策略技巧》、《跨文化/国际交流语用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等十余部专著，是国内外享负盛名的学者，为中国的外语研究、教学以及翻译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构与释》作为胡教授另一本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续，由方梦之与许钧两位教授为其立序。“本书主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进一步完善了理论范畴的建构，拓展了方法论，开启了生态范式的翻译研究。”中国生态翻译学研究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方兴未艾已经走过十年时间，方梦之言说《构与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生态翻译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可视为一部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的宣言书。”（胡庚申，2013： vii）。作为中国学者“从无到有地构建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胡庚申教授能做到这一点，表明了他具有一种‘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定力和拓荒创新的功力。”（胡庚申，2013：xiii)。而《构与释》无疑是生态翻译学领域和我国译学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内容简介 《构与释》主要由八章构成，全景式地讲述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发展、核心精髓。对生态翻译学走过的十年之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绪论探讨“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综观性的描述。翻译学既是一门探讨翻译理论的科学，又是研究翻译艺术的学问。胡庚申指出，作
现代以降，我国的翻译家中很少有人能像傅雷一样拥有一代又一代广大而忠实的读者，很少有人能像傅雷一样在译界以外具有重要影响。傅雷先生的译事活动使他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他的译著在我国浩瀚的译林中树立起一座翻译文学的丰碑。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柳鸣九说：傅雷是“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 “虽然也曾遇见过挑战与叫板，但至今仍坚如磐石”[1]。今天我们谈论傅雷，主要是为了探寻他登上翻译文学艺术高峰的路径，探讨其翻译艺术对我们今天翻译活动的意义和启示。鉴于现代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再创造的过程，研究领域扩大到此前的文本选择与准备和此后的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本文将从上述三个阶段来探讨傅雷的翻译活动在今天的意义。 一 从文本的选择与准备阶段看，傅雷的翻译活动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选择原作坚持有所不为。傅雷说过， “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2]抱着这种主张，傅雷对即便在中国很受读者欢迎的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也“不想接受”，因为“没有多大缘分”；对莫泊桑也“觉得不对劲”，有点“怪腻儿”。面对种种经典，傅雷从不放弃自己的选择标准。他所选择的是与自己一见如故的作家，如罗曼·罗兰，因为傅雷自己也说，他和罗兰两人“个人气质相近”，还因为他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 傅雷翻译实践的成功路径及其意义 宋学智许钧 内容提要选择原作过程中坚持有所不为，做到选择的目光与翻译的目的统一；翻译原作过程中保持严肃求真的姿态、注重感情的投入和匠心的运用；以“先为艺术家、再为文学家、终为翻译家”为攀登翻译文学高峰的路径；把儒家精神中的执著进取与道家思想中的推崇天然之美完好地结合在翻译实践中。以上是傅雷的翻译实践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傅雷对今天的翻译活动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傅雷翻译意义 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10097 许钧，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10093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国外公开课字 幕翻译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外公开课的兴起，其字幕翻译良莠不齐，对于公开课字幕翻译研究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为出发点，坚持“译者为中心”。本文是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公开课字幕翻译，以期给今后的字幕翻译者提供借鉴和翻译途径。 中国论文网/8/view-12933065.htm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公开课；字幕翻译 0 引言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对外交流的
不断加深，文化教育的交流出现了新方式――网络公开课。一些世界名校通过网络上传了相关课程公开课，既提供了学习的新平台，也形成了观看公开课的新去处。然而由于中西文化、语言的不同，大多数观众往往难以理解体会公开课的精髓，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内涵、修辞、俚语等的使用。因此，公开课字幕翻译的准确度和专业性就特别引人关注，如何在确保公开课课程专业性的基础上，让大多数观众可以理解课程也成为公开课字幕翻译研究的难点。而对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可以为公开课字幕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1 生态翻译学 2001年12月，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于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相关论文研究，提出了“适应与选择论”的概念，随后将其发展成为生态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涉及生态学、翻译学等学科，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主要借鉴了生态学的多种理论，特别是进化论中的
“适应与选择”论。胡庚申教授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当中，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翻译生态环境 从图1中可看出，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由作者、原文、原语、译语、译者与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相互联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 生态翻译理论学坚持“译者为中心”，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看出，译者为中心也就是强调译者的主导作用，即译者在翻译时，不断地适应和选择的一个过程。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可概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三维相互转换，另一方面译者也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选择，而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都是直接作用于译者身上。 图2 译者为中心 2 公开课字幕翻译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公开课字幕翻
2009年3月 第32卷第2期 外国语 J ou rna l of F oreign L anguages M arch2009 Vol.32No.2 文章编号:1004-5139(2009)02-0047-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胡庚申 (清华大学外语系, 北京100084) 摘 要:傅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伟大翻译家。国内翻译界对他已有不少研究,其中不乏洞见,但从翻译生态环境视角对其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尚鲜见。鉴此,本文拟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傅雷先生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文章认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傅雷翻译思想中体现了:(1)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2)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3)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4)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5)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6)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作者期望本文的探讨能为傅雷翻译思想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傅雷翻译;生态翻译学;新视角 On Fu Lei’s Translation Philosophi e s:An Eco2transl a tological Perspective HU Gengshen (D ep a rt m en t o f Fo re i gn Language s,Tsi nghua U n i ve rsity,B e iji ng100084,C h i na) Abstract∶M r.Fu Lei is regarded as a great translat or of s pecial status in the hist 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20th century.Fr om a di m ensi on different fr om the p revi ous studies,this paper exp l ores Fu Lei’s res ourceful translati on phil os ophies in ter m s of Eco2translat ol ogy.The study shows that e mbodied in Fu Lei’s translati on activities are the foll owing ideas:(1)“har moni ous unity”of translati onal eco2syste m s;(2)“translat or2centredness”of translati on subjectivity;(3)translat ors’acti on of“adap tati on and selecti on”;(4)“selecti on thr ough eli m inati on”in translating;(5)translat ors’pursuance t o“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 ons”,and(6)“survival of the fittest”of translated texts,etc.It is hoped that the exp l orati on in this paper may hel p br oaden the visi on of studies on Fu Lei’s translati on phil os ophies. Key words∶Fu Lei’s translati on;Eco2translat ol ogy;ne w di m ensi on 傅雷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评论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主要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加之《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傅雷家书》等著作传世,在海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 一直以来,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备受关注。国内翻译界对他已有不少研究,但大都限于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等相关领域。鉴于本文作者近年来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研究,而从翻译生态视角对傅雷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尚未见到,本文因此拟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傅雷先生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 所谓生态翻译学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 74 ①参见《上海翻译》2008年第2期第1-5页。另参见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辞典》的“生态翻译学”词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傅雷的翻译理论 1?选材的标准 傅雷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2?理解、表达与读者 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 ---- - - 、Z 进行中文写作。傅雷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2）务必反复修改。傅雷以“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认为，“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3) 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弓丨、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3.美学观一一“神”与“形”的和谐 (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 “神”依附于“形”，而“形” 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形”与“神”的轻与重，是无法用二五分或三七开来衡量的。 (2)“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
傅雷的翻译观与食人主义翻译思想的对比 1963年，巴西翻译家将食人主义引入翻译理论。该理论主张吞食强势文化，汲取其营养以增强自身文化机能，提高自身文化地位；认为翻译不仅涉及语言，更重要的是涉及文化，以及在扬弃的基础上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的文化和传统中。本文通过对比傅雷的翻译观和食人主义翻译思想，可以看出傅雷的“神似”翻译观体现了食人主义翻译思想，他强调应积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髓，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标签：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傅雷翻译观；理论比较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西优东劣”，因此，东方文化长期处于被压制、被歪曲、被奴役的状态。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具备良好的翻译能力有助于促使本民族文化摆脱前宗主国文化的束缚，改变本民族文化的落后状态，重塑文化身份，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地位，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食人主义翻译理论思想的阐述 1.食人主义译论的缘起 1963年巴西翻译家德·坎波斯在他的文章《作为创造和批评的翻译》里正式将食人主义思想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思索在发展中国家开创一种创新的先锋文学的可能性。“食人”一词源于16世纪，巴西的一个图比部落吞食了一位葡萄牙传教士，“食人”给人以原始、野蛮、残忍、血腥的印象，违背了社会文明。德·坎波斯将食人主义思想引入翻译研究理论中，赋予了这一术语新的内涵，即通过摄食而吸取营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属性，而译者对原文的作者、原语境文化怀有丝丝敬意和崇拜之情，即将原语文化的精髓通过翻译输入到译入语文化之中。 2.食人主义译论的特点 （1）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面对强势文化的压迫，食人主义持有的态度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其所用。 （2）保持和重塑自身文化和传统。食人主义者不想复制欧洲文化，而是要吞食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创初始的、民族的文化，并以之为艺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被动接受在别处成长的文化的模式。 二、傅雷的翻译观 1.“神”与“形”的和谐 傅雷曾说：“并不是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10(3:367-369 Journal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 06,10(3:367-369 浅谈傅雷翻译思想的艺术内涵 罗立斌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沙410081 摘要:傅雷是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傅雷的主要翻译理论深受艺术的影响。“重神似不重形似”理论无论是命名还是实质都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以艺术修养为根本”理论直接论述了翻译与艺术的紧密关系,傅雷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艺术人格对其翻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理论与艺术的行云流水、绘画的用笔丰富和色彩变化一一对应,把翻译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傅雷;翻译思想;艺术;法国文学;西方文明史 中图分类号:J03;H159;H32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8-9713(200803-0367-03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有32部译著存世,以译著宏富,译笔优美著称。傅雷还是一位有着深厚造诣的艺术理论家。他在音乐与绘画领域的修养丝毫不比他的文学修养逊色。翻译与艺术同行,傅雷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本文从分析傅雷的主要翻译思想入手,试图发掘出蕴含在这些翻译思想中的艺术内涵。 一、重神似不重形似 1951年9月,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6]。在1963年1月6日致罗新璋的信里,傅雷明确提出了翻译要“重神似不重形似”。在最大限度“保持原文句法”的基础上,将原作思
翻译家傅雷的性格分析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所译出的《艺术哲学》、《传记五种》、《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在中国读者中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后来出版的《傅雷家书》一书也成为各大高校中久盛不衰的读物，深受读者的欢迎。 然而，大多数人对傅雷的性格却没有太多的了解，也并不清楚这种性格对其事业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傅雷的性格整体而言，可用下面几个词来概括：孤僻、孤高、极端认真、耿直且嫉恶如仇。 傅雷从小就受到母亲严厉的管教，他的母亲望子成才心切，信奉“棍棒之下出人材”。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傅雷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扭曲，变得孤独甚至有些乖戾。然而，这种不善与人交际的性格却使他能够安下心来独处，这是非常适宜译书这一职业的。 傅雷的高傲也是很有名气的，不愿受辱可能就是后来傅雷夫妇于“文革”中自杀的重要原因。傅雷小学时的班主任、著名书法家苏局仙先生常带着一种自豪的口吻回忆他这位学生：“怒安（注：指傅雷）有些孤高自赏，是有原因的。他天资聪颖，又能刻苦攻读，小小年纪，已有相当的古文底子，且博学多识。” 高傲是一种基于学识的自信，这使得傅雷具有一种罕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弁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年仅21岁的傅雷，在本世纪20年代末面对西方文化时，即具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1981年春，傅聪回国探亲，当被问及他的父亲傅雷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时，傅聪回答说：“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对任何一个搞学问的行当都是必不可少的。 傅雷的办事认真、有条有理有时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他规定几点钟工作，几点钟休息，几点钟吃饭，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与人交谈，也有时间上的限制，到了点儿他便会请人家回去。这种性格是不适宜搞好人际关系的，但对做学问，特别是搞翻译却是十分必要，因为这一职业来不得半点的粗心、懈怠和马虎。 傅雷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从处世来说可以被称作是一大缺点，但从搞翻译来说，又绝对是一大长处，这使得傅雷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真理，决不向任何的错误、歪曲和混淆黑白的行为低头。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在傅雷去世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的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 固然，傅雷事业上的成功与其天资、个人努力及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其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通过对傅雷事业与性格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启示： 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选择人生目标时，一定要注意扬长避短，选择最适合自己性格特征的职业。
简述傅雷先生的主要翻译思想，并评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目录 一、傅雷先生简介...............................................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傅雷先生主要翻译思想........................................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神似”与“形似”的关系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傅雷先生简介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汉族，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幼年丧父，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其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傅雷作为一个翻译家，别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做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