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提要：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纯粹的生员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其中，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多是宋元士大夫之后裔。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何炳棣儒户非典型性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着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着——《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
何炳棣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这是原文的界定，以下“明初”改为“明代前期”，详后)平民出身的占58.7%。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5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也可以这么说，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可是，虽然因《明清社会史》还没有中译本，笔者没有通读过原着，但从王振忠翻译的何着第六章——《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把明代科举“流动率极高”归结为“人口较少”，以及拙作涉及的相关文章蠡测，何炳棣在原
着里似乎没有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特别高的成因做过比较透彻的解析。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何氏理论首先在西方引起“惊异”与轰动，被海外学者广为接受。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 A.EIman)、卜正明等国际着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相对于明中后期及清代的登科录)是否存在局限？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适的意义？质疑者则大多不予关注。
国门洞开后，经大陆学者如孙立平、王振忠、吴建华、刘海峰、何怀宏等的引进与推崇，何氏理论被国内读者所熟识。近几年，虽然受海外“非流动派”观点之影响，在对待科举是否促进了明清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上，除刘海峰取“折中”(偏流动)立场，吴宣德持质疑态度的少数学者以外，大陆多数学者倾向于以何氏为代表的流动派。
其中，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研究成果尤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被一些学者看成是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极限，并由此观察到“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是科举社会流动频繁的时期，又引伸为是明代前期社会“活性”与“繁盛和稳步发展”的象征[10]。钱茂伟也注意到明代“平民之家比例由高而低，最后与功名之家持平现象”。但他从“能力流动”切入，而非历史背景来考[11]。可见，海内专家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及其意义也缺少质疑。即使有限的讨论，也没有走出从现象及“流动”本身仅找原因的思维框架，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
何炳棣在其新着——《读书阅世六十年》里，就明代科举社会流动问题进一步重申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但仍没有提及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原因[12]。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对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命题之典型性及何炳棣所用明代前期史料的相对完整性似乎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检讨与思考，以抛砖引玉。
二、明代前期的界定与史料的缺撼
流传至今、被何炳棣称为“是研究社会精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
[13]明代进士题名资料尚有：登科录56种、会试录58种、进士同年录15种(不含崇祯刻本《序齿录》)、进士履历便览17种，排除重叠者，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记载明代全国性进士家世的题名录73种[14]，占总科年89届(含崇祯十五
年特赐)的82%，应该说还比较完整。但由于至尊的“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使其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尊容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史、科举史研究者的视野[15]，加之其它一些因素，今天，海内外学者考察进士家世利用过的明代进士题名录仅32种。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讨论的9种(独家使用6种) [16]。但艾氏主要从进士户籍的角度切入，非直接研究社会流动，这里暂且不论。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涉及的有21种(独家使用5种)[17]，统计的科年覆盖面较广，取样的对象也较多，惜钱着把两种平民对象合一，影响了史料的挖掘与比较。故代表当今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水准的[18]，仍非近半个世纪前的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莫属。
为便利讨论，现把何氏的相关资料整理、简化成表1。
表1 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表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113页。
说明：①原表9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②王振忠曾提示，原着中还有万历十一年(1583)的数据(B类进士48名，占13.7%)，似制表时遗漏。详见：(美)何炳棣着，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7页。故何炳棣讨论的明代登科录至少有18种。
不知是翻译还是其它原因？我们觉得表1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为比较正确地表达时间概念，本文对明前、中、后三个时期作如下的界定：洪武至天顺朝(1368-1464)为明代前期；成化至嘉靖朝(1465-1566)为明代中期；隆庆至崇祯朝(1567-1644)为明代后期。那么，我们从表1可知，真正算得上明代前期的只有洪武四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等3科，仅占同时期28科的10.7%；研究对象也不过区区428人，约占同时期5064位进士的8.5%[19]，而其中的近七成，又出自接近明中期的天顺年间。因此，无论是科年还是人数，抑或是实际分布重心，该表反映的明代前期的史料是比较勉强的。也许由是之故，何氏才把“明初”划分的下限延续至15世纪末。
庆幸的是，何氏取样的明代前期3个科年在时间上都极具代表性，且钱茂伟[20]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21)。
三、明代前期B类进士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
由于何着表9仅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使读者对B类进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其平民的属性上，而忽视了B类进士本是介于A类进士与C类进士之间，既都可以向两者“靠拢”，又有别于纯粹的平民之家与仕宦之家的一个阶层——低级的士阶层。如果我们沿此思绪，也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那么，剩下的就是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的纯粹的平民家庭了。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包含了两个层次，除了大家关注的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不多，也反映了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也稀少，对应到嘉靖十四年前(为便于统一及集中解决问题，以下对B类进士的讨论一般仅指明代前期)，这类家庭竟是缺席。故探索明代进士三代履历中单纯的生员家庭奇缺，尤其是明代前期这类进士空白之原
委，也不无史料与学术价值了。
表1所列明代前期最显着的特征是A类进士的比重大，其主要原因是B类进士无。分析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窃以为文献记载有问题。在该表17个科年中，有12个科年B类进士空白，其中前9科连续空白，而当最后两届及被遗漏的万历十一年(1583)的B类进士都达四、五十人之多，比例已接近清代的平均数，且超出明清的平均水准时，紧挨的万历八年（1580）以及相近的隆庆二年（1568）、嘉靖四十一年(1562)等三科仍无一个B类进士，这是不可思议的。宋以降，中国封建士大夫队伍里，府、州、县地方官学出身的儒生群体最为庞大，决定着文人的数量。那么，对明代嘉靖十四年及以前没有一个进士产生在前三代仅出现过生员的家庭之疑问，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
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24]的41%。[25]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故乔氏总结说，前者大致相当于待补生或附学生，后者相当于廪膳生[26]。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对照明清地方生员中的廪生、增生、附生之分类，又考虑元代儒户的经济地位不亚于“明清的绅士”[27]，那么，元代儒户家庭就几乎成了生员家庭的代名词，尽管当时地方儒学的学生尚未正式称“生员”，也勿论蒙元地方儒学的文化水准要比明清时代的低。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进士，即使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廪生”、“增生”或“附生”，但追朔到祖、
曾祖辈，这些职业的儒学家庭，应该大都为B类家庭，部分甚至是南宋的官僚家庭。萧启庆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南儒户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即无变动[28]，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故从理论上讲，明首科放榜的进士，来自生员家庭的可能不仅仅是儒户。也就是说，洪武四年的进士，极有可能大多数来自生员家庭。可从表1看，洪武四年有家世可查的28名进士中，出身在A类家庭的有21人，占75%，却没有一个来自B类家庭，与本文的推理有极大的不相弁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洪武四年登科录的进士家世中，不是儒户可以代表生员家庭，就是登科录本来就没有生员身份记载的内容，且在明代的相当时期内这一习惯被承袭，到了明中后期，生员身份还时填时不填，直至明末，祖上产生生员的记载可能才规范起来，并被清朝所沿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代嘉靖十四年前A类进士异常多而B类进士阙如的真相。若我们拿这个特定时期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与其它时期，特别是登科录记载比较规范的清代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进行量化比较，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据其对元统元年进士户计的统计，在25个南人进士中，有10人产生在儒户，另有8人亦系南宋科第旧家，两项合计，南人进士产生在宋元士大夫之家的占72%。[29]
如果说，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那么，萧启庆对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关系的考证又表明，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30]。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则印证了萧的论断之不谬，也说明洪武四年的进士大都产生在宋元士大夫家庭。从这一点讲，艾尔曼说的科举是“优秀分子的轮转”[31]，有其道理。
永乐后，元代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32]，加上明开国之初地方儒学的学额有限，永乐至天顺朝可能产生的B类进士不会太多。但随着C类进士的逐步增加，这时段的进士来自仕宦及士大夫家庭的也应该比较可观。
四、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的非典型性
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也即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较少的论断，应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的。但本人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其前朝——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或深造形成的；可看成元代特殊的文教、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
不具备典型的意义[33]。
在讨论展开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与代际身份有关的几个技术参数。第一，中式的平均年龄。据刘海峰的研究，明代科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秀才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34]。由于贡生大都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出来的，年龄一般应比进士还大，但明代前期“挨贡”似乎不像后来激烈，故我们可以把明代前期贡生入学的平均年龄看作与进士相同。第二，已成年男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明代早婚，然亦多子，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按秀才的平均中式年龄24岁为明代成年男子出身时父辈的平均年龄。即曾祖、祖、父与子的平均代际间隔时间为24年。则秀才中式35年、举人中式29年、进士中式及廪生入监24年后，他们的功名才有可能出现在下一代进士的履历上。第三，曾祖以下三代涉及的平均成年男子数。根据曹树基关于明代墓主育子率2.7人、墓主子代的育子率1.5人左右的研究结论，以及墓主子代的育子率比墓主明显减少的趋势分析，我们假定明代较高社会阶层养育成年儿子的平均值为1.8人[35]，则在曾祖-→祖(第一代)→父(第二代)→己(第三代)等父子链上应该出现的平均成年男子分别为1.8人、3.24(1.8×1.8)人、5.83(3.24×1.8)人，合计10.87人。这意味着代际关系越远，影响的广度越大(代际关系越近，帮助的力度更甚)，到了曾孙一辈，他对下代的影响平均会涉及到近11个成年男子。当然，这些是纯理论上的推理。另外，明代入仕的平均年龄，除了武官，大致可对应举人、进士的中式值。由于没有查到元代获取功名和充任官吏的年龄资料，相关材料暂时只能参照明代的数据。
1、元代仕宦对入明后裔影响的概率
明洪武年间进士的祖上三代涵盖有元一代，建文、永乐时期进士的祖上三代的大多数也属元人。故了解明代前期A类进士，首先看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何炳棣到萧启庆，关于进士家庭是否仕宦出身的主要标准大致相同：一是指进士、举人、贡生等有中高级科举功名者；二是指官员，元代则包括吏。
元代只进行了16次科举，录取进士仅1139人(不含国子生考取的)，平均每年仅12.8人，只及明清的七、八分之一。元代的举人是进士的3倍，即使不考虑乡试重复的因素，总量也不过3417人左右，平均每年38人，约是明代的十分之一，清代的十五分之一[36]。众所周知，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37]。更要留意，后者在明代的进士、举人中很难找到，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故以上的进士、举人数入明后对子孙的实际影响还要减半。元代虽然有三个国子学，但在校学生总数似不会超过一千人，且三个国子学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若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同)，明洪武至永乐时期进士祖上可能出现的有中高级功名的概率，大抵是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随着时间的后移(下同)，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但不影响“明代前期”的基本结论了。
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据《元典章》卷下《吏部一·官制一》记载，文宗时
有品级的官员22490人，内有汉人15738人，占70%[38] 。但这里没有区分汉人中的南人与北人。韩国学者周浮标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不详[39]。由以上两组数据推测，占元朝总人口80%左右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可能只占据很小部分的份额，揆诸明初(洪武-永乐)84%的进士分布于南方[40]，我们认为，明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的祖上三代有可能出现官吏的概率，也近似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2、明代前期本朝仕宦对后裔影响的概率
①进士。明代洪武四年开科，取进士120人，此后停科13年，到洪武十八年才复科，并步入三岁大比的常规。由此说来，洪武前17年的进士年平均数只有7人，仅是此后的十几分之一，比元代还少。为方便起见，本文主张明代进士的代际影响从洪武十八年（1385）算起。根据24年的代际周期，明代前期重开科举后的进士，在1409-1433年段，影响第一代，影响率≤0.17；在1433-1457年段，影响第二代，影响率≤0.46；在1457-1481年段，影响第三代，影响率渐趋正常的1。换句话说，明代前期本朝的进士功名，要等成化以后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同时，明洪武十八年至正统年间的进士年均人数，大致是明中后期的一半；景泰至成化的进士年均人数已接近明中后期的水平，但充分反映在后三代的履历上是16世纪的事了。故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产生的进士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不及明中期至清代的四分之一。
②举人。明代举人产生及各朝解额增加与进士相似。洪武三年、五年的两次乡试后，停废了十一年，至十七年重举秋闱。如果明代举人的代际影响就从这届(1384年)算起的话，则明代本朝举人要到1461-1485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明初举人解额少，且增加缓慢，洪武三年仅510人，至正统年间也不过760人。景泰时，举人名额俄扩到1135人，接近于明中后期的常值[41]，但在代际的反映上，与明代前期无关了。据此推算，明代前期本朝考取的举人对后裔影响的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③贡生。明代太学的发展规模大致是中间高两头低。洪武年间国子监的平均年学生似在一千人左右[42]；永乐三-六年，国子监学生在三-五千之间；永乐七年至成化五年，南北两监的学生总数在6000-20000人(似含捐监者)之间，达到鼎盛期；成化六-十五年又降至5000-3000人。成化十六年以后两监的资料不详，难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但从万历年间仅南京国子监尚有学生3000余人看，尽管明中后期存在监生出路的雍滞问题，但说明初40年是明代太学规模的低谷似不成问题[43]。明代贡生如果按礼部正式颁布奏令的洪武十五年(1382)为起点，则明代本朝贡生要到1454-147 8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太学规模上的全盛期反映在代际上，已到了成化至嘉靖朝了，对明代前期的影响不是很大。又从代际的特征分析，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选拔的贡生对后裔的影响概率，大约是明代中期的二分之一，也小于明代后期。清代国子监的规模不是很大，可从清代任一时期的正途贡生为1500-2000人来看[44]，清代贡生对后裔的影
响概率至少是大于明初四十年的。
④官员。明代官员队伍也经历了由少到多或有精到滥的过程。洪武时期，全国的文武官员为二万多人。永乐后，冗员日多，至成化，文武职位逾十万，正德时，又超过十二万[45]。此前后，虽几经裁员，但明中后期官员队伍总的趋势在膨胀。清代的文武官员及有虚衔者在太平天国前后分别约为8万、15万[46]。可见，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四分之一。还要指出，明清两代的官员固然都包含了进士、举人和贡生，以及本文没有讨论的武进士、武举人与荐举者等，但有趣的是，与清代仕宦以文官为主恰恰相反，明代官员以武职为基干，在官僚机器里，大多是世袭的武官。故明代，特别是卫学尚未普及的明初，世袭的武官对子孙走上科第之路的帮助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即使同等数量的官员，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实际影响概率可能也要小于明中期至清代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大致估算，明代前期进士可能出自仕宦阶层的概率本来就不及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是比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元代还甚的、科举史上独一无二的低谷期。这从反面证明了百年树人的规律。若明代前期A类进士实际的拥有率达到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并不能真正说明明代前期进士应来自仕宦家庭的比例少。现对照表1，明代前期C类进士占31.8%，是明中后期占有率（51.5%）的六成，是清代占有率(62.8%)
的近半。这说明，若严格按祖上可能出现仕宦的概率稽核，明代前期C类进士的实际比例似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至少可以认为明代前期C类进士少，亦即科举流动率异常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史料与类比价值及引伸意义宜作适当的估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何氏所用的史料与得出的结论本身表示怀疑[47]。
令人欣慰的是，本文尝试的用概率/代际考察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研究方法与何氏本人的统计吻合，亦与钱茂伟提供的数据相似[48]。也可以这么说，是何先生揭示的明代前期C类进士比例增长(A、B类进士减少)的规律性，启发了我以上的思维。从表1看，前6科，除了首科洪武四年可考的人数太少，有一定偶然性(C类进士仍在明代前期应出现的占有率——17%以上)外，其他各科C类进士都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增加，且增幅与年代间隔和代际效应吻合——随着代际的延续，C类进士的百分率大致按阶梯式增加(A、B类进士呈阶梯式下降)。有趣的是，C类进士的增幅到了弘治年间就大抵稳定下来。其实，这也受内在的逻辑所支配。因为明中后期，虽然进士、举人和官员总数一直在增加，且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稳定与援例的流行，官宦及富家子弟在场屋竞争中更具优势，但中高级功名的主体——贡生的代际效应随着成化初年后国子监学生人数的剧烈下降[49]，在弘治时进入巅峰，逐渐延续到嘉靖中叶后就大幅度减少了，至明末不曾反弹(清代若按正途贡生计也然)，故弘治后影响代际效应的综合条件变化不大了，流动率也就相对固定下来了。当然，此纯属逻辑推理，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包括进士祖上三代具有贡生功名的在明清各时段所占的比例等史实来加以验证。
注释
[1]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45页；（美）李弘祺(Thomas H.C.Lee)：《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美）柯文(PauI A .Cohen)着、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载https://www.doczj.com/doc/9414523498.html,/docsn/ls x/student/luntan/luoyinan2.doc，2006-07-09。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此前的相关研究有：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4卷第1期，1947年；何睿格：《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才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7年。转引自刘海峰，上揭文①，第238页。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美)何炳棣着，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23-29，312、3 11页。
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着，曹国庆、邓虹编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埃(艾)尔曼着，卫灵译：《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拿大)卜正民着，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见孙立平：《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美)何炳棣着，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3年；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按：有学者提示，何氏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内出现了，初涉者似也非上述学者。
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42-245页；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待版。
[10]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1][17]20][25][32][45][48]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142、140、140、308-310、308-310、61-65、140页。
[14]主要参考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纪类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40页；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259-261页。
[15]据《宁波日报》2006年5月18日第2版报道：《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51册)，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重点规划》，预期2006年11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16](美)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表5.1、5.2)，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按：笔者所见为艾氏本人提供的扫描电子文本。
[18]此外，台湾学者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披露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没有条件或时间接触登科录的读者了解进士家世提供了一份范例。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日)《东洋学报》，第71
卷第3、4号，1990年。
[19][40]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含未发布的统计资料)。
[21]何炳棣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见注第27-28页)。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
[22]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卷《史部·传纪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3]主要参阅萧启庆：《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第7、8
期，1987年；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8-164页；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2003年第2期。
[24]由于较易出儒籍进士的明初，有10余科的进士题名录没有记载进士的“藉别”，故实际的儒籍进士应远大于此数。
[26]乔卫平着：《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金辽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9页。
[27]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刑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28][30][39]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2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台湾)《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
[31] 转引自刘海峰：上揭文[1]，第241页。
[33]除了明代，以及清代前期的流动率比后期略高外，尚无确凿的史料还能证明哪一个科举时(朝)代出现的社会流动其初期比后期高。详见何炳棣：上揭文，第112-113页；何怀宏：上揭文，第135页；萧启庆：上揭文[28]等。
[34]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35] 曹树基认为，明代流动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育子率的不同。较高的社会阶层拥有较多的资源，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子女(参见曹树基着：《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404页)。而有实力角逐进士者，一般属较高的社会阶层，至少出于小康、殷实的家庭，故这里的育子率是指此阶层，而非明代所有的成年男子。
[36]虽然，元明清各时期的总人口相差较大，但本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时期的多数进士出自仕宦（含有官衔者）或有中高级功名者的家庭，余下的也十有八九来自具有初级功名或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即决定殿试竞争程度的主要是仕宦、科举人口和中小地主及比较成功的商人的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多寡，故各时段人口的变动与参加初级功名考试的考生规模的盈缩，对本文择取仕宦与科举人口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37]余大钧：《关于元代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士》，载《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8]转引自史卫民着：《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41]吴宣德着：《中国教育史》第四卷《明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42]吴宣德对《南雍志》载录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学生数为8124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把“‘一千八百’误作了‘八千一百’”所致。详见吴宣德：《南雍志洪武二十六年太学生人数证伪》，载http: //https://www.doczj.com/doc/9414523498.html,/gengyusuoji/taixueshengshu.htm，2006-07-07。本文采信此说。
[43]明代国子监学生人数，参见《南雍志》卷十五《储养考上》、(明)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十三《造土考·土之版籍》，载杨学为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3 00-307页；吴宣德：上揭文[41]。
[44][46]张仲礼着，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9、131页。
[47]笔者并不因此而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开放性产生怀疑，就科举社会流动的作用，本人仍倾向于以何炳棣教授为代表的“流动派”。此立场与我前文的表述并不矛盾，对此，笔者另将撰文探讨。
[49]吴宣德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成化三年后监生人数骤降，这是《明太学志》等记载的口径不同所致。详见吴宣德：上揭文[41]，第62-64页。我们同意吴氏的分析。但明代国子监盛衰的基本走势不会因此而改变。
目录 摘要: (2) 前言： (3) 一、明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及程序 (5) 二、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8) (一) 人才选拔途径逐渐一元化且科举与学校完全融合 (8) (二) 制度完备，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且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 (9) (三) 以八股文为格式，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命题 (9) (四) 科举不仅只限文科，而且也设武举 (10) 三、明代科举制度对中国现代公务制度的启示 (10) (一) 考试资格平等，放宽考试限制，扩大公务员录用视野.. 10 (二) 合理设置考试内容，提高考试的科学性 (11) (三) 考试过程平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 (11) (四) 考试的内容评判平等 (11) (五) 录用平等，任用符实 (12)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4) 感谢： (15) 1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兴起至唐以后科举制度就成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制度，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无论是在选择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录取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更严密的要求和规范，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到一个顶峰状态。 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从禅让制、世袭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过程。经过历时的选择，科举制度逐渐占据了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主流地位，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份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在行政领域中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同时对其进行研究对完善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明朝科举制度、发展、特点、我国现代公务员、启示 2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兴起以后科举制度就作为一项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在科举制度产生前，中国选官制度经历了从禅让制、世袭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过程，经历过历史的选择，科举制逐渐占据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主流地位。 科举发展到明朝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无论是选择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录取方法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更为完善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特点，对其进行研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有诸多启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步入了繁盛时期，无论是在成果的迅速增加，视野的扩大，内容的拓展，还是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深入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之后研究方向多是对明朝科举制度发展的概述进行了研究，列如,王凯旋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制度考论》及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郭培贵对其的评书，加深了人们对明朝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科举制度在传统皇权专制，官僚体制中的定位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如，张德信先生长期研究明史，著有《明代官职年表》、《明朝典制度》、《明史研究》、《明朝科举制度述论》等等，其中《明朝科举制度述论》中对明朝科举制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同时把明朝科举制度放到社会历史的演变中，对它的继承、发展变化及特点、弊端进行了考察。 其次在其弊端的研究更是屡见不鲜，如郭培贵先生的《论明代开机制度的发展及消极影响》深入分析明代科举制度考论的发展及消极影响，加深人们对明朝科举制度的认识。还有王若梅的《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及其负面影响》、宗韵的《明代人才选拨制度的特点及弊端》等等，都对明朝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研究。 最后，对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深入到各个方面，如王凯旋先生的《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论述》一文中对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如方媛的《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一文中对明朝科举制度与教育一体化就行了概述从而深入分析对政治风气的影响；再如王天平的《有明代科举考试卷看古代科举及选用制度》一文中，从科举考试的试卷分析明朝科举制度；再如胡 3
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 （姓名：周燕指导教师：黄英） 科举考试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教育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多年，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自科举建立时起，就存在一些弊端，也招来很多批判，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八股取士确立以后，士人的批判浪潮更是迭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①。争论的结果是科举考试数次被废，不过少则几年，多则三十余年便重新复活。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科举制自身的弊端日益暴露，再加上其考试内容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严重与国际脱轨，国内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改革、完善科举制的建议，终于在1905年9月2日正式下诏,宣布废除科举，“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②至此，在古代中国社会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路。本文是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晚清时被彻底废除的原因、过程以及对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原因 科举考试制度从创立以来就表现出很多弊端，在康熙时期还曾下令废除八股文，可不久又被迫恢复。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深刻感受到了科举的不可行之处，但是仍然无法动摇其根深蒂固的地位。可到了清朝末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却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其中有科举制自身的弊端不断暴露以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一）自身原因 1 封建制度的腐朽 我们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封建科举考试制度。而自从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建立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带有严重保守封闭色彩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这将导致整个封建王朝对外面的世界孤陋寡闻，只活在自己的天朝上国里。可是鸦片战争一声巨响，打破了作着天朝美梦的清王朝，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入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封建体制都有着很大的冲击。就像有学者所提出的：“科举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吐故纳新，不断行自身改革，所以最终被历史吞没。”③因此可知，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 2 考试内容的落后，文体形式的僵化 科举考试内容一直是注重《四书》《五经》，注重儒学之道，长期在这种文化 ①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原因析论［Ｊ］．厦门大学学报，1997．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Ｍ］．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蒋平，阳德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4)．118，120．
太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中文题目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 英文题目 The regul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开题报告内容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从隋唐创立至清末废止，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对于科场之上针对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所形成的贡院规制的研究却很少。研究贡院的一系列规制意义重大，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是古代考试中最完善最成熟的，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典范，而定型在明清的贡院以及规制有着自己本身的一套严格的考试程序，指定的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也保证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科举制度在贡院规制的引导之下鼓励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目前学术界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刘海峰的《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中提到了贡院及其规制的形成，在冯海清的《河南贡院与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中讲述了贡院的终结。通过刘海峰的《中国科举史》一书了解到贡院通过对报考人员资格的审查、考场地点的设置、考试评卷的标准、录取任用等各个环节，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来保证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选拔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多数的文章只是在讲述贡院，而对贡院规制的研究除了刘海峰的《中国科举史》有所体现外，其他的仅体现在对待舞弊现象的防治手段上。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贡院与科举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了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的积极意义，这个部分又是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的，分别是贡院规制促进科举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促进了科举考试的法制化，确保了科举的严密化以及权威性。第三部分是是从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方面来分析的，作为衰落的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其死板僵化和对人性的扭曲也非常突出 三、研究步骤与进度 2011年 11月——搜集资料，确定选题 2011年11月—2012年2月：进行文章材料搜集并到当地文联进行访问 2011年11月——2012年3月初：撰写开题报告 2012年3月15日——4月20日：撰写论文，完成论文初稿 2012年4月25日——5月20日：修改论文，完成论文二稿 2012年5月21日——5月28日：完成论文三稿，定稿 2012年6月2日——答辩
乡试、会试、殿试 童生试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 乡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会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进士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
明清科举制度简介与相关名词解释 一、一般情况 我国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隋唐以来，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 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或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又称为庠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凡正式考试之前必须参加童试。 童试要经过三次考试：县考（考官为知县），府试（考官为知府），院考（考官为学政也称学院，俗称学台）。童试参加者称儒生或童生（不管年龄大小），经过童试被录取入学的称秀才，也叫生员，还叫进学（取得入学资格的意思）、入泮、游泮（周代诸侯的学校门前有半圆形的水池，称泮水，学校称泮宫）。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正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⑴乡试，⑵会试，⑶殿试。 （1）乡试 乡试是考取举人的考试。乡试一词是：乡里举士之意。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乡试有主考官（又分正副主考）和同考官。主考官由皇帝钦命。乡试共举行三场，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秋闱。参加考试的是秀才（廪生、增生、附生）、贡生、监生等。 但是在参加考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考试，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2）会试 会试，集中全国举人会同考试之意，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春闱。会试的正副考官称为总裁，以大学及翰林出身的一、二品官充任。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贴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词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会试共试三场，每场三日，参加考试的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3）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公布进士之榜谓之“金榜”（甲榜）。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诗赋的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需经过候选，后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由特设的教习官（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内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各
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初取士途径有四,即科举,举贡(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国子监为举监,再由荐 举或考选入仕),吏员(由吏进升为官)及荐举(被推荐入仕).「荐举」行於明初, 明英宗后不常举;「吏员」虽能选拔甚多官吏,但并非科举范围,故不论;至於「举贡」虽与科举有关,但不属正途出身,於明中叶后亦渐废弃.故明代主要的入仕途 径为「科举」.内容如下: 一.应试资格 明代提倡学校与科举结合,参加科举者须为国子监或府州县学的学生.为免遗漏 人才,又许官员推举具学行而未仕的士子,或未入流的吏员应举.惟娼优子弟,父 母丁忧者及被罢的吏员,一律不准应试. 二.入仕程序:明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和各省举行考试,考试分为四个阶段. 1. 童试(县试) 县试分为三级,分别是由知县主考的「县试」,由知府主考的「府试」及由提督学 政主考的「院试」.每逢寅,巳,申,亥年举行考试.通过三阶段童试而中举者,称「生员」或「秀才」(无论士子年纪多大,凡未通过童试者,皆称「童生」). 2. 乡试 通过童试的生员可参加乡试.乡试分别在各省举行,共有三场,由皇帝派遣正,副 主考官主持,中式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因乡试於秋天举行,又称「秋试」.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3. 会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须於次年春天到京师,应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由皇帝特派正, 副总裁主考官主持.考试亦分三场,中式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因在春 季考试,又称「春闱」或「春试」.考试每逢丑,辰,未,戌年的二月初九举行,每隔 三日举行一场. 4. 殿试(廷试) 会试中式的贡士最后须经「廷试」,廷试原由天子亲自策试,但明代皇帝多不出席, 委官员代试.目的仅在评定进士的等第(贡士通过廷试后便称进士),故贡士於廷 试中不会被黜落.考试通常在三月朔日举行.经廷试后,进士被定为三等,即一,二 及三甲,一甲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及「探花」,称「赐进士及第」; 二甲有多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有多名,称「赐同进士出身」,而第二,三 甲的第一名称「传胪」.此外,明代亦设武举,入仕程序与文科举相同,亦分秀才, 举人及进士等级,所试的是各式武艺,中式者获授武官. 三.应用文体 明代科举除有指定课本外,内容大抵承袭唐宋,到明中叶时,答题形式却出现转变,顾炎武《曰知录》说:「(明英宗)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 初无定式.(宪宗)成化廿三年(1487)会试,始定八股之制.」可知明宪宗时始规定 以格式化的八股文应试.所谓「八股文」,如《明史选举志》说:「其文仿宋经义,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即文章以破题(解释题目),承题(发挥意见),起讲(说理)及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总结)等八段结构, 将全文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皆有两段对偶的文句.字数规定在300至700字间. 四.试卷及试场规制
明朝时期河南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明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阶段，明朝建立了完善的三级考试制度，同时根据地域的差异，实行了南北卷制度，有效的平衡了地区间差距，创制了八股文，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明朝时期河南的科举地位有所下降，河南的进士在地域和时间分布上存在着不平衡性，河南武举人数较少。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端，但是科举制度为河南培养出大量人才，为河南学子营造了刻苦攻读，踊跃学习的社会氛围，影响很远。 标签：明朝科举制度河南特点历史意义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通过既定科目的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采用分科取士的方法，所以又叫做科举。科举制极大的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依靠血缘的世袭关系，打破了世族对官员和上层社会的的垄断，使得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社会上层，谋得一官半职，并获得施展自己才华和智慧的机会。 一、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明朝时期是科举制度发生特大改变的时期，同时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注重，所以科举办法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也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明朝以前，学院的设立只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一个途径，但是从明朝时期开始，进学院成为了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经之路。明朝时期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国家选贤任能的制度，它对明朝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简而言之，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是对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普遍而深刻影响的一个社会文化现象。 明朝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明朝时期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乡试属于省一级别的考试，乡试“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乡试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举行，由于在秋天举行，所以乡试在当时又被叫做“秋闱”，乡试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由皇帝派遣的正、副主考官为主考人。参加乡试的考生都是通过本省学政事先考试的成绩优秀的秀才，乡试考中的人被称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举人们就取得了参与下一阶段考试即会试的资格。 会试是明朝科举考试的第二个台阶，会试属于国家级别的考试，在明朝的科举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会试是在每年的二月举行，所以会试在当时又被人们称做“春闱”。会试在京城的礼部举行，会试由礼部侍郎主持或由皇帝特派正、副主考官主持，会试后被录取的人都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们获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资格。
明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视，考试者统称为童生，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的考试，叫“录科”。 考中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还有某些特权：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 下一级的的考试是乡试。是省一级的统考，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过关的才是举人。获第一名的叫解元。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当官的死了就有机会轮到举人。 接下来的考试会试。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左右，取得贡生，第一名是“会元”。要当进士，还要过一关。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是殿试。考试的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可以当个八品县丞的官了。 八股文 八股是明朝的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
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 对学子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称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都不行，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而内容废话连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于是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但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朱熹圣人的思维去写。
明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完备于宋、元时期。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明代科举制度是明代政治文化制度和明代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科举制度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文化制度或教育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对明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维方式的转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代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来表达其制度内容,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表征是明代三级考试的详密措施与八股取士的模式化要求。 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使得有关科举考试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提出逐步形成多视角、重实践和系统完备的特点。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同时结合明代科举考试的实际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1、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具体表现在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和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两方面）；2、科举分地选拔与职前培训制度的考试思想； 3、科举选拔全才与“惟才是与”的考试思想； 4、科举取士中的综合考试思想； 5、“科举必由学校”的教育考试思想； 6、宁缺毋滥与不以一试定优劣的考试思想； 7、科举考试中的互动调适思想。 明代科举制度一大突出表征就是其严密的三级考试措施。明代科举的三级考试各有其特点，其中乡试和会试两级考试的衔接性和考试内容的相似性与乡试的基本规制和程序对明代的整个科举考试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三者共同组成了科举考试的完整体系。要了解明代的科举制度，不可避免的要知道其三级考试的特点。乡试的基本特点主要有：1、乡试时间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上是三年一次；2、乡试从一开始即明确了各地的取解名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解额分配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乡试地域纷争情况的出现；3、乡试内容的儒家经学化；4、乡试虽有应试人员的限制，但其来源仍较为广泛；5、乡试实行严格的贡院管理制度；6、乡试耗费巨大。会试的基本特点：1、会试录取名额的地域之争与分卷制度的实行；2、会试的录取名额呈不断增加的趋势；3、会试考官以翰林院为主和中央钦派的特点；4、科举会试后贡士的任官相对较低；5、会试的费用一般较高，它一方面反映了明政府对会试给与的极高的规格重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与乡试比较的特点，其名目更多，耗费更大。殿试的特点：1、殿试录取的进士其地位尊贵是明代殿试的一个突出特点； 2、参与殿试的科举考试官员级别较高； 3、复试的实行是殿试的又一重要特点； 4、殿试后的直接授官； 5、殿士一甲三人由皇帝钦定； 6、科举殿试因级别最高，其相应的规格待遇及其开销也颇为巨费。 八股取士的模式化要求是明代科举制度的又一个突出表征。明代科举考试与八股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八股文，又称四书文，是明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明代科举考试一种独有的应试文体（八股文的基本写作形式的次序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从八股文在明代科举考试中的应用情况看，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八股文在考试形式上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二是考试中八股文的行文内容具有同样严格的规定。 八股文自形成以来，大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总体来看，批判者居多，赞赏者较少。对八股取士进行分析时，应当全面的看待，而不是一味的肯定或全盘否定。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手段，在明代的科举取士中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产生了极为恶
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摘要 明代科举制度，是明代政治文化制度和明代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正式创于唐代，它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而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制度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及组成部分。明代的科举考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本文从明代社会的科举观、乡会殿三级科举考试状况、明代科举考试独具的特点、明代科举考试的影响对明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论述。对明代科举制度的分析研究也是对明代政治制度认识和研究的过程。同时对明代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功能等社会史方面的认识与学习，也是颇有助益的。 关键词:明代科举制度；科举；影响
Abstract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Ming Dynasty highly developed system of centralized political despotism. Chinese anci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officially founded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n the next thousand year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ide and have had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a and part of the content.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With great innovation in succes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From the Imperial Concept in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wnship would house of three conditions,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ere discussed. Analysis of Ming M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While the social aspect of Ming Dynasty 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function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but also quite useful. Keywords: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Imperial：influence
明代历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 洪武四年辛亥科（1371）：吴伯宗。郭翀。吴公达/会元：俞友仁-三甲二十六名。本科举行后，洪武五年明太祖下旨停止科举，历十二年，至洪武十七年重新恢复。 18年乙丑科（1385）：丁显。练子宁。黄子澄*[名字后标有*者为当科/会元，下同] 21年戊辰科（1388）：任亨泰。唐震。卢原质/会元：施显-二甲九名 24年辛未科（1391）：许观*①。张显宗。吴言信。①父赘许氏，从许姓，后复姓黄。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 27年甲戌科（1394）：张信。景清（本耿姓，讹景）。戴德彝/会元：彭德-二甲三十一名 30年丁丑科（1397）：春榜：陈?。尹昌隆。刘仕鄂/会元：宋（一作朱）琮 夏榜：韩克忠。王恕。焦胜/会元：任（一作伏）伯安。本科于三月殿试时，中进士的都是南方的试子。明太祖将试官治罪，自阅试卷，取中了六十一人，完全是北方人，于六月廷试，取韩克忠为状元。因此世称春夏榜，也称南北榜。 建文二年庚辰科（1400）：胡靖（复名：胡广；改名：胡赓）。王艮。李贯/会元：吴溥-二甲一名 永乐二年甲申科（1404）：曾棨。周述。周孟简/会元：杨相-二甲一名 4年丙戌科（1406）：林环。陈全。刘素/会元：朱缙-二甲一名 9年辛卯科（1411）：萧时中。苗衷。黄旸/会元：陈璲（suì）本科于永乐七年（己丑）/会试后，因明成祖去北京巡狩，至辛卯三月才回京举行廷试。因此本科也称为己丑科。 10年壬辰科（1412）：马铎。林誌（即：志）*。王钰 13年乙未科（1415）：陈循。李贞。陈景著/会元：洪英-二甲十一名明初/会试原在南京，自本
科始，改在北京举行。 16年戊戌科（1418）：李骐（初名李马）。刘江。邓珍/会元：董璘-二甲二名19年辛丑科（1421）：曾鹤龄。刘矩。裴纶/会元：陈中-二甲五十一名 22年甲辰科（1424）：邢宽。梁禋（yīn）。孙曰恭/会元：叶恩 宣德二年丁未科（1427）：马愉。杜宁。谢琏/会元：赵鼎-二甲二名 5年庚辰科（1430）：林震。龚锜。林文/会元：陈诏-二甲十五名 8年癸丑科（1433）：曹鼐。赵恢。钟复/会元：刘哲-二甲三十四名 正统元年丙辰科（1436）：周旋。陈文。刘定之* 4年己未科（1439）：施槃（即：盘）。杨鼎*。倪谦 7年壬戌科（1442）：刘俨。吕原。黄谏/会元：姚夔-二甲六名 10年乙丑科（1445）：商辂*（连中三元）。周洪谟。刘俊 13年戊辰科（1448）：彭时。陈鉴。岳正* 景泰二年辛未科（1451）：柯潜。刘升。王亻与/会元：吴汇-二甲一名 5年甲戌科（1454）：孙贤。徐溥。徐鎋（即：辖）/会元：彭华-二甲二十一名
浅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 摘要：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作为中国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产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变、政治稳定以及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传播继承等，都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自身的自局限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最终被社会淘汰。 关键词：科举制内容形式积极历史影响 引言：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多年前发生的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科举制度概述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科举，就是分科选举的意思。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逐级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完善于唐代，再经宋、元、明三代而定型，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1]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1．科举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明朝建立后，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
明朝、清朝各科举殿试金榜（进士）名录012 纂辑者：广东海丰刘世高、刘志达、刘志兴 在明朝和清朝，殿试封录取考生为三等称三甲。一甲仅录取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在于“史”的意味。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40或50人），称进士出身，在于“子”的意味。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又称亚元。三甲（清朝时一般为100-300人）称同进士出身，在于“集”的意味。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 以下是：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名录 明初，在国都南京行会试，自本科起改在北京举行。 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名录 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共3名 陈循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一甲第1名赐进士及第 李贞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一甲第2名赐进士及第 陈景著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一甲第3名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共95名
赐进士出身 林文秸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2名赐进士出身 宋魁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3名赐进士出身 卓有谦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4名赐进士出身 程鉴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5名赐进士出身 陈镛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6名赐进士出身 王懋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7名赐进士出身 桂芝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8名赐进士出身 段礼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9名赐进士出身 倪益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10名赐进士出身 洪英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11名赐进士出身
明代科举及第简表 科考年代状元榜眼探花会员及第 殿试名次 二甲三甲备注 洪武4年辛亥科吴伯宗郭翀吴公达俞友仁 三甲26 17 100 洪武5年壬子科朱善是否为进士科状 元 洪武18年乙丑科丁显练子宁黄子澄黄子澄 探花 107 362 用会试录人数 洪武21年戊辰科任亨泰唐震卢原质 施显 二甲9 15 79 解缙该科登第 洪武24年辛未科许观张显宗吴言信许观 状元 12 16 许（黄）观 连中三元 洪武27年甲戌科张信景清戴德彝 彭德 二甲31 30 67 洪武30年丁丑科 春榜陈桉尹昌隆刘仕鄂宋琮13 35 另补2人， 不知甲第 洪武30年丁丑科 夏榜 韩克忠王恕焦胜任伯安29 29 任（一作伏）伯安 建文2年庚辰科胡靖王艮李贯 吴溥 二甲1 37 70 胡靖、 胡广、胡赓 永乐2年甲申科曾棨周述周孟简 杨相 二甲1 93 374 永乐4年丙戌科林环陈全刘素 朱缙 二甲1 65 151 永乐9年辛卯科萧时中苗衷黄旸陈璲32 49 本科也称为己丑 科 永乐10年壬辰科马铎林誌王钰林誌 榜眼 39 64 永乐13年乙未科陈循李贞陈景著 洪英 二甲11 95 253 会试从南京改在 北京 永乐16年戊戌科李骐刘江邓珍 董璘 二甲2 75 172 永乐19年辛丑科曾鹤龄刘矩裴纶 陈中 二甲51 49 149 永乐22年甲辰科邢宽梁禋孙曰恭叶恩47 98 宣德2年丁未科马愉杜宁谢琏 赵鼎 二甲2 35 63 宣德5年庚辰科林震龚锜林文 陈诏 二甲15 35 62 宣德8年癸丑科曹鼐赵恢钟复刘哲35 61 徐有贞该科登第
二甲34 正统元年丙辰科周旋陈文刘定之刘定之探花35 62 正统4年己未科施槃杨鼎倪谦杨鼎 榜眼 35 61 正统7年壬戌科刘俨吕原黄谏 姚夔 二甲6 35 96 正统10年乙丑科商辂周洪谟刘俊商辂 状元 50 97 商辂连中三元 正统13年戊辰科彭时陈鉴岳正岳正 探花 50 97 景泰2年辛未科柯潜刘升王亻与 吴汇 二甲1 75 123 景泰5年甲戌科孙贤徐溥徐鎋 彭华 二甲21 129 217 徐鎋（即：辖） 天顺元年丁丑科黎淳徐琼陈炳中 夏积 二甲20 97 194 天顺4年庚辰科王一夔李永通郑环 陈选 二甲11 50 103 天顺8年甲申科彭教吴釴罗璟吴釴 榜眼 75 169 本科也称癸未科 成化2年丙戌科罗伦程敏政陆简 章懋 二甲17 98 252 成化5年己丑科张升丁溥董越 费訚 二甲2 75 169 成化8年壬辰科吴宽刘震李仁杰吴宽状元78169成化11年乙未科谢迁刘戬王鏊王鏊探花95202 成化14年戊戌科曾彦杨守阯曾追 梁储 二甲1 110237杨守阯（即：址） 成化17年辛丑科王华黄珣张天瑞 赵宽 二甲9 95200 成化20年甲辰科李旻白钺王敕 储巏 二甲1 94203 成化23年丁未科费宏刘春涂瑞 程楷 二甲1 110238 弘治3年庚戌科钱福刘存业靳贵钱福状元90205 弘治6年癸丑科毛澄徐穆罗钦顺 汪俊 二甲42 90205 弘治9年丙辰科朱希周王瓒陈澜陈澜探花95200 弘治12年己未科伦文叙丰熙刘龙伦文叙 状元 95202 弘治15年壬戌科康海孙清李廷相 鲁铎 二甲2 95199
标题：浅谈明朝内阁制 摘要：本文主要从明朝内阁制的产生、发展谈起，简要讲述了内阁制的特点，运作方式以及对明朝政治的影响等。 关键词：朱元璋，内阁制，首辅，明朝，皇权 引言：朱元璋是一个崇尚强权、铁腕统治的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废除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然而，其后世子孙却确立了相当于宰相职权的内阁制。 “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谈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那么明朝的内阁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将对明朝的政治有哪些影响呢? 正文： 一：内阁的产生： 1．宰相的废除： 明朝建立初期，职官设置沿袭元朝，中央以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 明洪武十三年，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爆发，明太祖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废中书省，由皇帝直领六部，规定此后不准再设宰相，臣下有敢奏请者，处以极刑。《皇明祖训》里，朱元璋有如下论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
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内阁的成立： 然而，废除宰相后，一个问题也随之应运而生：各种事物，无论巨细，都要皇帝躬亲为之。吴晗先生曾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见，废除宰相之后，凭皇帝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事物的。于是洪武十五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命解缙等七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为了避宰相之名，称之为“内阁”，即皇宫内的君主私人办公室。不过，此时的大学士没有实权及切实职务，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办事。
明清科举考试，其正式考试分三级进行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第一级院试 院试，是正式科举考试的最低一级的考试、院试前还须经过两次预备性考试——县试和府试。这三次考试总称小考或童试。应考者称“童生”又称“儒童”、“文童”。意即尚未“进学”的童年人。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顺天府所辖各县县试，与各省县试同。凡参加县试的童生，在本县礼房报名，须填写内容包括籍贯、姓名、年龄、三代履历、身貌等项表格。并以同考五人互结，再由本县廪生出结作保，保其确系本县之籍贯、且出身清白，非倡、优、皂隶之子孙，并无居父母之丧者，方准报名应考。县考分四场，入场按卷面盖号戳对号入座。第一场试一文一诗。第二场仍一文一诗。第三场覆试一赋一诗（或试一策一论）。第四场覆试以小讲三、四艺。除去各场陶汰者，发一榜称“长案”，主考官为本县之县官。考期在二月。 府试，主考官顺天府由府丞主持。外省为管辖本县之知府主持。将各县长案所列取之童生再试三场，考法与县试雷同，亦发一长案。府试考期在四月。 院试，主考官为学政。一般以监察御史、各部侍郎中由进士出身者充任。任期三年，于子、卯、午、酉乡试年八月由皇帝钦命派往各省一人，顺天府学政驻通州，余各省皆驻省城。院试分两场进行，第一场正试，试以两文一诗。第二场覆试，试以一文一诗。考完亦发一“长案”列第一名者为案首。院试取中者称“秀才”（俗称），正称为“生员”，别称“庠生”。凡录之生员都送入府州县学，如北京东城今有府学胡同，因原顺天府学所在地故名。各级学校都有一定限额，以清朝为例大致府四十名，直隶州三十名，县二十名。此类生员为廪生，明初给生员月廪六斗，清制每月给廪银四两。后又增加名额称“增生”。再加者为“附生”。其中廪生地位最高，如考试作保非方廪生不可。秀才是求取功名的起点就有资格参加下一级乡试了就科举考试来说是很关键的资格。在帝制时代身穿兰衫头戴银雀顶（清制见县官不跪、免去差役、田赋、也就是不同于布衣平头百姓了。地位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五贡同属一类了。虽同在一个档次但有高低之别，秀才出类拔萃者方能入监出贡。 明、清科举制度考试，有很多的清规戒律，如：廪、增、附生、遇到父母丧亡，就要呈报丁忧，服阕三年后，再呈文起复、才能应考，其结果贻误了不少人才。 第二级乡试 乡试，是科举才试的第二级才试，习惯称乡试之年为“大比”之年。北京顺天府乡试在京城东南隅崇文门内。各省考试地点也在省城之贡院，所有贡院都建在城之东南方。贡院是科举考试的考场，顺天府京城贡院也是举行会试的场所故建制优于各省。悬“贡院”墨字匾于大门上正中，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牌坊于大门东西两侧。大门外为东、西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大门前有“天开文运”牌坊。三门外并有东、西砖门，乾隆二十七年复添砖墙于南面，增加砖门各一，共为砖门四。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外又平列四门。直进为至公堂，中悬御书“旁求俊义”匾。两楹联为“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堂为外帘官办公处，堂前有；回廊，设木栅栏环绕。至公堂后有飞虹桥，渡桥为内帘门。居于龙门、至公堂中间。院内有明远楼，楼下南面悬联：“矩令若霜严，看多士府伏低？群嚣不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四角各有楼专供监考瞭望用。 乡试时间每三年一考，明代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明会要》卷四十七）清沿明制恩科例外。顺天府乡试正副主考在协办大学士、尚书或副都御史以上官员中选派。各省由翰林、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监临官，顺天府为府尹、各省由本省当地巡抚、总督充任。考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