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中，既判力概念主要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1]既判力是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制度，且均发源于罗马法，尽管两大法系的具体规定存在一些差异。大陆法系国家大都采用德国民事诉讼理论，判决效力包括判决的拘束力、判决的确定力、判决的形成力和判决的执行力。美国法中判决的拘束力主要由“请求排除效（claimpreclusion)”和“争点排除效（issuepreclusion）两部分效力构成。法院判决应当具备既判力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首先，法院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所作判决应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次，为了避免重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再次，司法的权威性也要求避免不一致或者矛盾的判决。既判力是司法终局性和司法效率性的必然要求。
既判力主要是针对法院作出的判决而言的，那么在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重要组成部分的仲裁制度中，仲裁庭的仲裁裁决是否也具有类似的既判力呢？仲裁裁决是指仲裁庭按照仲裁规则审理案件后，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有关争议的请求事项作出的予以支持、驳回或者部分驳回的书面决定。我国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表明，仲裁裁决一经作出，该案件就获得法律的最终解决，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申请仲裁或起诉。同时，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由仲裁庭在法律上予以认可和确定。虽然在我国理论上也有学者提出：“一旦仲裁裁决被确定，按照其裁决的内容发生实体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因此，仲裁庭或者法院不再作出于该裁决相反的决定，并且当事人不能提出与之相反的主张或者答辩，即当事人不能对已生效的仲裁裁决确定的事实或者法律上的理由主张在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中进行争议或者重新审核（仲裁裁决确定以后，因该裁决具有强制性而当事人对既判力不得处分，即抛弃该效力或者以合意变更其效力都属于无效）。”2]但鲜见有对仲裁裁决既判力理论更详细的论述。对于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我国的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也都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因此，对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理论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仲裁裁决至少在以下情况下涉及到既判力的问题：第一，部分裁决和最终裁决之间；第二，两个仲裁庭之间；第三，仲裁庭和法庭之间。
第一种情况，根据我国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这里的先行裁决实质上也就是部分裁决。部分裁决是指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为了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有利于审理其他问题，对已审理清楚的部分实体争议所作出的裁决。部分裁决必须符合最终裁决的所有形式要求，而且使其处理的相关部分争议获得终局性解决，具有强制执行力。3]在部分裁决作出后，对部分裁决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后续的仲裁中是否可以再行争议？如果出现了新的证据，是否要对认定过的事实重新审理？
第二种情况，相关联的交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依照不同的合同向不同的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典型者如地区代理销售关系以及后续的具体销售关系所构成的多份合同，销售合同和地区代理销售合同可能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同，如果同时或先后在两个仲裁机构仲裁，一个仲裁庭是否要受另一个仲裁庭作出的裁决的约束？再比如，连锁交易中涉及到的多份合同，其约定的仲裁机构可能不同，这也涉及到仲裁裁决的既判力问题。
第三种情况，在仲裁庭和法院之间涉及到仲裁裁决既判力问题的情况更多。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在以后的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是否还可以再争议？其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又各是什么？
这也是仲裁裁决既判力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另外，在仲裁庭和法院之间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关于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当事人可能会一方选择去法院，另一方选择去仲裁，法院或仲裁庭是否要受对方对事实认定的约束？
当然，实践中涉及到的情况并不止上述几种，而且，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情况会更为复杂，限于篇幅，本文仅将讨论局限于国内仲裁，国际仲裁中的既判力问题再另文探讨。
二、国外立法例考察
仲裁裁决应当具有既判力在国外仲裁立法和实践中已被广为接受。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很多仲裁案件中都采用了既判力理论，不少国家也都有法律明确规定仲裁裁决的既判力问题。考察其他国家的制度规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乃至合理借鉴都大有裨益。
关于仲裁裁决的既判力，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英联邦国家的规定较为一致，美国的规定与这些国家略有不同。既判力在英国及其英联邦国家是一项确立已久的原则。在英国，法院判决要具有既判力必须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实体问题作出终局司法判决。具有既判力的判决禁止当事人及其相互关系人(inprivities)4]就诉讼标的及争议事实再行诉讼。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后诉的诉答程序中通过“诉因禁反言（causeofactionestoppel)”和“争点禁反言（issueestoppel)”使前诉判决的既判力发挥作用。这里的“诉因”包含与可救济权利相关的所有必要的事实和情况，一般来说，基于同一事件或依赖相同证据所支撑的所有诉求均为相同诉因。“争点”包括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但必须是诉因或抗辩中的主要争点。另外，英国法还有“已有救济”(formerrecovery）和“程序滥用”(abuseofprocess）制度来使前诉判决具有阻却后诉的效力。从以上制度可以看出，英国的既判力制度适用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对于仲裁裁决可以作为诉因禁反言和争点禁反言的正当依据在英国已有很长的历史。5]“争点禁反言原则就像适用于诉讼一样也同样适用于仲裁，当事人既然选择仲裁庭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及判断其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受到仲裁庭就与提交的争议有关的所有争点所作决定的约束。”6]适用于判决既判力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仲裁裁决，但裁决必须是由有管辖权的仲裁庭就事实作出的最终裁决，且如果是外国或国际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须得到英国的承认。另外，英国也承认有效的终局的部分裁决具有既判力。
美国法中的既判力和英国的规定总体上比较一致，但美国在一些情况下允许既判力效力及于第三人。7]如前所述，美国法中的既判力主要由“请求排除效”和“争点排除效”构成。“请求排除效”和“争点排除效”可以由前诉判决中的当事人及其相互关系人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第三人可以提出适用前诉判决的“争点排除效”。“请求排除效”禁止一方当事人就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实体问题作出的有效的终局判决所认定的已决事项再次提出诉求。一个诉求包含原告就一项交易或一系列交易中对被告可以提出的所有救济性权利。至于哪些事实群可以构成一项交易或一系列交易则采用适用主义的态度，在具体案件中由法官认定。当一项事实或法律的争点已经经过事实上的审理并由终局判决认定，并且该认定是判决的主要部分，则对该争点的认定就排除后续诉讼对其再行审理，不论是基于相同的或不同的诉讼请求。8]对于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总体上讲，美国法认为一个有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的终局裁决，除一些例外情况和条件外，和法院判决具有一样的既判力。9]因此，“请求排除效”和“争点排除效”一般情况下同样适用于仲裁裁决。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仲裁裁决既判力大多以法典的形式直接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其中以法国法最具代表性。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在第三编仲裁裁决第1476条中规定：“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对其裁决的争议具有已决事由之既判力。”10]不仅如此，该法第六编更规定对于在国外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国际仲裁裁决，只要该项裁决不明显违反国际公共秩序，仲裁裁决在法国即得到承认，并且具有既判力。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70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规定除非仲裁裁决违反公共政策或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并通知当事人即具有既判力，该裁决不应受任何仲裁庭的挑战。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55条规定，仲裁裁决与法院终
局的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并且，理论上认为“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代替国家法院对民事诉讼进行裁判，如果当事人双方通过所谓的仲裁协议确定了这样做”。11]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9条规定，终局的仲裁裁决和终局的部分仲裁裁决从裁决作出之日起具有既判力。大陆法系国家以法典形式承认仲裁裁决既判力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仲裁裁决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
有人总结既判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国家司法主义、“休讼主义”、诉讼经济主义、人权主义。12]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法律赋予判决极大的权威性。既判力就是维护国家尊严和审判权威而被赋予的一项重要原则。“休讼主义”是一种遏制诉讼的政策，认为任何诉讼都不应该永无止境，必须加以遏制，否则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会日趋恶化，社会大局的稳定将受到影响。既判力理论的价值蕴含也包括诉讼经济主义，民事纠纷发生后，人们诉诸法院是为了使其利益之争尽快解决，而不是使之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程序的经济成本过高会违背当事人将纠纷诉诸法院的初衷。“人权主义”这里主要指在民事诉讼中，任何人不因同一诉因而受到两次起诉和审判。另外，有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还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解释与既判力密切相关的“争点效”的理论依据。
美国法中“请求排除效”的理论基础可以用两个法谚作出很好的解释：一是“任何人不应因同一诉因而遭受两次起诉”；二是“诉讼应有终点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既判力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个人利益。13]一个终局判决一旦作出，胜诉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就会系存于判决的稳定性，允许对判决确定的内容再行诉讼会导致矛盾的判决，胜诉方的利益会遭受损害。另外，也没有理由可以假定第二次、第三次的判决会比第一次的判决更准确。“争点排除效”的合理性主要来自于判决的终局性应得到尊重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后诉法院在适用“争点排除效”时甚至不考虑前诉法院认定的具体争点是否正确，其唯一需要确定的是某个争点在前诉中是否被明确认定，且该争点对于前诉判决的作出是必要的。14]此外，美国民事诉讼中一以贯之的纠纷一次性解决理念也是其既判力的价值基础。
判决既判力的理论基础也可以用来从不同角度解释仲裁裁决既判力的合理性。但仲裁具有明显不同于诉讼的特性，用于法院判决的既判力理论是否能适用于仲裁制度呢？当事人选择仲裁而不是诉讼来解决纠纷时，往往希望达到一定的目的，譬如仲裁有较少的情绪对抗性。这种更符合商人习惯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使纠纷在得到解决的同时，不致于损害到特定商业领域交易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商人而言，很多时候维护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比公平地解决一次纠纷显得更为重要。仲裁员的商业背景以及对商业规则、惯例的谙熟与精确把握可以使他们在裁决的过程中作出商人可以接受的符合行业实践习惯的事实认定，而不必受严格的司法程序的羁绊。仲裁员的价值取向和法官的价值取向有时并不一致。上述仲裁与诉讼的不同说明在仲裁中商事性特征至为明显，对商业关系的维护、对效率的追求、对程序的灵活态度都说明既判力理论中的诉讼效率、休讼主义、纠纷一次性解决、诚实信用等价值追求不仅能与仲裁的价值目标完美契合，并且能使仲裁制度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可以说，赋予仲裁裁决既判力具有和判决既判力一样甚至更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但仲裁裁决毕竟不是法院判决，不具有司法权威性，仲裁裁决由民间机构作出，其性质是否能包容既判力呢？关于仲裁裁决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学说：其一是判决说，其二是契约说。判决说又称程序法说或法庭说，认为仲裁裁决与法院的判决相同，仲裁协议就是诉讼法上的契约，不是实体法上的契约，当事人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相当狭小，虽然仲裁员的权限来自于仲裁协议，但其最终是来源于允许该仲裁程序的法律。实践中，许多国家将外国仲裁裁决视同外国判决，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等国。契约说，又称准据法说，把仲裁协议视为实体法上的契约，认为全部程序都是一种从该协议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仲裁裁决权不是国家委托给仲裁员的裁判权，而是将在仲裁协议中表示的当事人意思的具体化。“采用契约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仲裁裁决既
判力的根据。依私人之间拟订的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的渊源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该合意具有拘束力。但如果仲裁裁决要对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具有拘束力，那么该仲裁裁决应当被国家法律承认，这种法律由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而定。因此，不可否认该仲裁裁决也包括诉讼法上的条件。”1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赋予仲裁裁决既判力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16]
无论是判决说或是契约说，都指出了仲裁裁决所具有的特质，但又不甚全面，仲裁裁决毕竟不是代表国家司法权威的法院判决，也不是单纯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结果。虽然仲裁庭的选择、仲裁程序的启动、仲裁员的选定，甚至仲裁的范围都受制于当事人的合意，但仲裁裁决一旦作出便具有超出当事人意思表示范围的强制性，其准司法性甚为明显。因此，可以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立法上对仲裁裁决强制力的承认共同构筑了仲裁裁决既判力的理论根基。
仲裁制度作为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一部分，解决了大量的民事商事纠纷。赋予仲裁裁决既判力，尽可能使纠纷得到一次性解决，符合一国的公共利益，也符合仲裁当事人的利益。仲裁裁决既判力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其纠纷，在仲裁过程中提出的主张和抗辩，经仲裁庭认定后自然不宜再允许其在后来的诉讼中提出相反的主张。在商业纠纷日益复杂化、商业交易链条不断延长的大环境下，仲裁裁决既判力对于尽快解决纠纷、稳定交易关系也至为重要。
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李龙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民事判决/既判力/确定判决/客观范围/主观范围 内容提要: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实质上的拘束力。既判力具有实体法和诉讼法双重性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以在确定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就是诉讼标的所涉及的主体的范围。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 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 [1]相反的主张；就法 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 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 [2]。 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3] 在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界，尚无既判力的概念，对既判力理论与诉讼标的理论 [4]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不系统的关于“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的内容，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认同的，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性的考虑，承认确定判决的效力和排斥当事人的重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在诉讼中无须证明，法院也不予怀疑，而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并不是抛弃了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的独特的大陆法系理论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
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判决效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即有关判决的效力 对谁发 生作用的问题。”一般而言 ,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限定在诉讼双方当事人 , 原则上不应将既判力的范围扩张至没有参加诉 讼的案 外人。既判力的对象是基于原告的主张所确定的诉讼标的 , 在受 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获得充分的诉讼权利进行诉讼活动 , 应对其提供的诉讼材料所形成的判决结果负责。换言之 , 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 之间产 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判决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 未参加诉讼 的第三人对判决可以进行异议之诉。但是 , 对具有绝对效力 的身份关系之诉进行异议之诉实无太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 身份关系诉讼因对方的不同而全然不同 ; 第三, 第三人就身份 关系可以提起既判力相对性的妨诉抗辩。这就使身份关系处 于一种未知或待定的状态, 显然不利于公益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将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向第三人扩张就尤为必要。 1身份判决向第三人扩张的依据 身份判决为何会发生判决效力扩张呢 ?根据何在 ?这是我们探讨此问题的“瓶颈”。要解答这一问题 , 只能从身份诉 讼中所施行的特别诉讼法则和价值目标中去寻找答案。首先 , 身份关系
诉讼是以身份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 , 与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的 般民事诉讼在适用诉讼法理和审判模式上均存有较大不同。 于诉讼当事人对身份关系不能进行自由处分 , 因此辩论主义和处 分主义受到严格限制。其次, 为了追求实体真实 ,广泛地适用职权 探知主义。在身份关系诉讼中,法官不完全受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约束 , 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再次仅仅靠职权探知主义 , 还不能够完全实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因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部分国家规定 , 准许检察官参与身份关系诉讼。检察官参与 , 既可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可以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列席诉讼裁判 , 并陈述意见以及提出相关事实主张和证据方法。最后 , 正因为是以人身关系为诉讼标的, 为了保持身份关系的高度稳定 ,需要将判决效力扩张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 以维持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基于上述特别诉讼法则的适用和检察官参与等措施的施行 , 为身份关系诉讼判决效力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同时也是既判力扩张根据之所在。尽管在我国的身份关系诉讼中 , 没有检察官参与的规定 ,但是对于事关人身关系的案 件 ,职权主义探知的色彩较浓 , 而且规定了法定调解的程序等一系列诉讼法则 , 也是为了避免未参加诉讼程序的第三人利益遭受侵害。 2身份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规定 如上述, 虽然民事判决既判力具有很强的相对性 , 而在特定 条件下 , 由于案外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若这 种关系不加以确定 , 对权利的稳定无疑是有害的。所以法律应规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扩大既判力的约束范围。在特定情况下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1]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2]。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3] 在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界，尚无既判力的概念，对既判力理论与诉讼标的理论[4]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不系统的关于“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的内容，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认同的，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性的考虑，承认确定判决的效力和排斥当事人的重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在诉讼中无须证明，法院也不予怀疑，而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并不是抛弃了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的独特的大陆法系理论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也并不是可以离开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就能够良好运作的。 一、既判力的本质 民事诉讼法承认既判力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同一诉讼标的发生相互抵触的判决，使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既判力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定以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者撤销以前，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争执。确定判决为什么有这种拘束力？确定判决拘束当事人和法院的基本依据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构成既判力的本质问题。关于既判力的本质在德、日学术界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例如：德国学者罗森贝克（Rosenberg ）主张既判力的本质是根据确定判决的法的效果，“排除新的审理和裁判”；伯特赦尔（Bottieher）主张既判力的本质应该求之于“一次性的原则”，关于同一事项，不得再次重复前诉。日本学者三个月章教授主张既判力的本质应该从一事不再理的角度理解，它实际上是私权纠纷用公权强制解决一次性的内在要求的体现；斋腾秀夫主张既判力的本质是从一次性原则解决纠纷的基础上发生的诉讼法上的效力，其根据是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小山升教授认为既判力的本质是禁止作出矛盾的判决，不是一事不再理[5]。现介绍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一）实体法学说
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作者：张磊论文整理：胜法网 论文摘要: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主要是以其客观范围为核心.既判力客观范围是以确定判决中所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的,它涉及诉讼标的、判决理由、诉权等多项诉讼法学理论,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必须经过的桥.在诉讼标的和诉权理论不断发展,判决理由进一步充实化的今天,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深入研究也势在必行. 论文关键词:既判力,客观范围,诉讼标的,判决理由,抵销抗辩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这个论断确切地道出了既判力在大陆法学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地位.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一旦确定,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当事人而言,双方都要受到判决的拘束,不得再就该判决的内容另行诉讼;对于法院而言,其也必须尊重自己的判断,不得随意改动或撤消判决,更不能做出与前诉确定判决相互矛盾的判断.这种前诉确定判决对后诉实质上的拘束力,就称之为判决的既判力.一般认为,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拘束力.其中既判力对当事人及法院所具有的拘束力即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关于对那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有拘束力的问题.换言之,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要研究在判决以后当事人诉讼行为受到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的拘束,法院审判活动又受到哪些制约.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由于诉讼标的有传统理论与新理论的区别,既判力客观范围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诉讼上具体表明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的所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为标准,实体上有多少个请求权就存在多少个诉讼标的,又称旧实体诉讼标的说.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例如,如果原告基于租赁关系请求返还出租房屋,经法院判决败诉后,仍然可以根据所有权法律关系请求返还房屋,不受既判力的约束.按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前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而后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体现为不同的实体权利,两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因而前诉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后诉.
我国既判力主观范围制度的立法构建初探 【摘要】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既判力被视为构架现代民事诉讼的重要支柱。然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却缺乏明确规定。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上的不完善，将给实践带来不便。本文着眼于既判力主观范围，参照德、日两国的理论与立法，对我国的立法构建进行探究。 【关键词】既判力主观范围；德国；日本；理论；立法 一、引言 民事判决确定后，不仅会产生形式效力，还会产生包括既判力在内的实质效力。①所谓既判力，就是当后诉出现时，确定判决所产生的拘束力。 既判力对禁止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次提起争议具有强制效力。因此，必须对其范围作出合理限定。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及于什么人”，是制度性效力与自我责任的最集中体现。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立法付之阙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文拟从对德、日两国相关理论与立法的阐述入手，联系我国立法现状，以期为我国的立法构建提供一些思路。 二、德、日两国的理论与立法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 民事诉讼立足于解决私权纠纷，现代民事诉讼多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价值基础。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双方当事人，此外的第三人不受判决的约束。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关系日趋复杂，同一纠纷往往会牵涉到多方主体。为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故应允许既判力主观范围以案件当事人为核心向外适当扩张，在一定情形下，承认判决的既判力及于有关第三人。 但鉴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对私法自治价值的背离，德、日两国均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绝对扩张 既判力主观范围绝对扩张是指，判决除对当事人有效外，还及于一般第三人，产生对世效力。这种对世性判决一般局限在身份关系诉讼和有关公司关系的诉讼中。②
浅析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 决效力范围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辅助参加效力的程序机理及其发展演变 在大陆法系的当事人制度体系中，辅助参加人无疑是最具特殊性的一种，其独特的“诉讼辅助人”身份以及兼具从属性和独特性的双重属性，对制度和学说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构成了辅助参加效力限制和扩张的基本纬度。因而，辅助参加与判决效力的主观范围问题，一直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说众多，异彩纷呈。 ( 一) 辅助参加与判决效力的程序机理 辅助参加，是指对诉讼结果存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辅助一方当事人而参加他人间正在系属中的诉讼。按照诉讼法理，既判力以解决本诉纠纷并禁止对此重复审理为目的，一般仅及于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并不及于辅助参加人。但辅助参加人既然以自己名义参与了诉讼，可以在诉讼中为其所辅助的当事人实施一切诉讼行为，则本诉讼的裁判也应对辅助参加人发生某种效力，才符合诉讼参加的本旨。故此，
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均规定本诉讼的确定判决对辅助参加人也产生一定效力，学界通说将这种效力的性质界定为“参加效力”。德、日以及台湾地区的判例也与学界通说采同一立场。根据参加效力，除非具有使得辅助参加人未能在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定事项外，主当事人( 被参加人) 败诉的情况下，辅助参加人在与被参加人之间的后续诉讼中，不能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 其作用主要是防止在将来辅助参加人和被参加人发生诉讼时，法院进行重复审理和作出矛盾判决。由于参加效力仅发生在辅助参加人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之间，从本诉讼确定判决效力的主观范围来看，在本诉当事人间发生既判力，在辅助参加人和被参加人间发生参加效力，在辅助参加人和对方当事人之间则无任何效力。与既判力不同，判决的参加效力基于辅助参加的从属性，于被参加人败诉时始发生，而且不具有排除后诉的作用。具体而言，参加效力与既判力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其一，参加效力的主观范围是参加诉讼的第三人( 包括受诉讼告知人) 和被参加人，而且并不禁止他们就其纠纷另行起诉，只是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能否认已被本诉判决确认的事实; 而既判力是判决对双方当事人( 原告和被告) 的效力，禁止
浅议既判力的本质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司法实践 所谓既判力，指确定终局判决的内容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约束力。按照既判力原理，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判决确定之后，无论该判决有无误判，当事人均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争执。同时作为享有国家审判权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自己以国家名义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亦应以该判断为基础斟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此种拘束力呢？其所以能拘束当事人及法院不得再行争执的依据何在？这些问题涉及到对既判力本质的认识。所谓既判力的本质问题，是指在理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这一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看待。如果说诉权理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本质论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 一、既判力的本质 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正式机制，其中蕴涵着维护国家社会公益和保护当事人私益的因素。这是我们理解和阐释既判力根据的基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其最终结论（确定终局判决）体现了国家法律、法院和司法权的权威。这就要求确定判决应当具有既判力，法院和当事人等不得随意地排除判决的既判力或协议变更既判力的范围。 （二）就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而言，诉讼中，既然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适时适式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机会，并且在未被赋予此机会的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成为判决的基础，那么在充分程序保障之下所得到的判决结果理应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理应遵从判决的既判力。 （三）从诉讼效率或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角度来看，既然法院依
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 执行力及其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执行领域的基础课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执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等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本文以执行力主观范围及其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为研究核心，提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两个基本正当要素，即程序正当要素及实体正当要素，并将其分解为四个具体要素，即一次性解决纠纷与实体法秩序维护、程序权保障及司法审查。这四个要素，是确定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四要素为钥匙，分析了应当为执行力所及的主体范围，并根据程序保障的差异性原理，提出了完善有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程序的立法建议。全文正文部分约十三万字。除绪论外，本文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章：第二章，执行力及其主观范围的一般理论。本章主要分析了执行力的概念、执行力的效力内容、执行力产生的正当性基础、执行力主观范围及其扩张的含义，阐述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关系，为后文深入论述构建理论框架。 第三章，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展的界限。本章在分析、检讨我国目前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法律规定、现实形态基础上，提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两个基本标准，即实体性标准和程序性标准，并总结了执行力扩张及于第三人的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单纯的基于权利义务的继受（承受）而出现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第二种类型，则是出于维护责任财产价值的目的而出现的扩张。在执行程序中确定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关键的实体性标准就是看该扩张是否有利于确保满足受给权的财产的充实性，并确保对案外第三人执行时与实体法秩序一致。第四章，执行力向实际的权利义务主体扩张。 本章分析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第一种类型，即基于执行名义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继受（承受）而出现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使执行力扩张及于执行当时实际的权利义务主体。这一类型的扩张主要包括向继受人扩张、向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扩张、向连带权利义务主体扩张、向执行担保人扩张。第五章，为责任财产充实而扩张执行力主观范围。本章分析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第二种类型，即出于维护责任财产价值的目的而扩张。 笔者分析了三种具体情况：执行力扩张及于为执行当事人及其继受人利益占
作者简介： 裴振宇，男，1985年生，法学硕士。本科就读南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就读山东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2010年8月进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现任审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史军锋，男，1984年生，法学硕士。本科与研究生就读吉林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2011年7月进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现任审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论民事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 论文提要：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除非后诉中的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并达到“足以推翻”的程度，否则法院将对已确认事实直接予以认定。对此规定，学界认为其即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条款。 首先，关于预决效力条款的性质，其并非既判力的直接规定，应将其理解为与既判力相联系却又在此概念之外，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生效裁判对于后诉可能发挥若干不同影响或作用的程序规范。这些影响或作用包含单纯的证据法上的证明效力但又不限于此，对其内容也不宜因难以依据既判力说明就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有必要做类型化的具体分析。 其次，《民诉法解释》第93条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缺陷。其一，将已确认事实列入免证事实范围，在诉讼法理上并不能自足。其二时，该条款规定的过于简单，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 最后，法官对民事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的适用应该是审
慎的，且需要较为缜密的适用规则予以规制。其一，作为预决效力客观范围的已确认事实应符合程序保障原则、且必须是构成前诉判决的主要事实，同时与后诉中出现的事实必须统一。其二，关于预决效力的主观范围，除了前后诉当事人一致外，如果后诉涉及前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主体，且前后诉之间在案件的客体方面或客观范围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或者牵连性，也赋予已确认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其三，《民诉法解释》第93条中的“生效裁判”也应包括裁定和依特别程序所作的判决，但并非所有上诉裁判确认的事实都有预决效力，应依情况具体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法院生效裁判依照内容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两个部分, 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判决主文发生既判力作用, 至于判决理由,一般具有判决的预决效力, 在后诉的事实认定中具有类似于证据的作用, 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影响, 但对当事人和法院并没有如同判决主文上既判力般强势的拘束力, 不会妨碍或阻断当事人和法院对判决理由再次争执的权利和自由。然而, 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 证明效力又过于弱势, 生效裁判中篇幅巨大的理由部分只能在增强说理、提供正当化依据方面发挥效用, 颇显浪费, 还可能导致前后诉法院关于同一争点的判断不相一致, 使前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矛盾判决也会对司法权威产生负面影响, 使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无所适从, 无法预期类似情况将究竟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尤其是现代诉讼进人案件激增时代, 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可以充分利用前诉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果, 增强后诉审理的效率,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1因此, 赋予判决理由法律拘束力应无疑义, 有必要思索的是究竟应当赋予判决理 1
既判力理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民事案件日益纷繁复杂之当今中国作用日益突出。本文笔者拟就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概括。 一、既判力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民事诉讼当事人因私权发生纠纷而起诉到法院，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诉讼行为，消耗金钱和大量精力，为的就是得到法院的一纸判决。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对当事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就判决本身而言，它所具有的在其生效后对抗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对判决的随意变更以及法院后来裁判的效力外，还有判决所具有的对特定范围主体的既判力。前一种效力指的是一个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与其他任何人、组织、法院都不得随意更改判决所确定的内容，这是一种对世的绝对的效力。而既判力指的是判决所描述的内容对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所享有的拘束的效力，在这种拘束力的影响下，特定主体需按照判决内容为作为或不作为，同时判决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对特定范围内的主体产生遮断效力，在这种拘束力没被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特定范围主体亦不得申请公权力或运用公权力对该法律关系进行变更。 作为大陆法系基础理论之一的既判力理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原告提起的案件，一旦以某个诉为根据开始法庭程序或为争点事实，将因争点事实被消耗而不允许当事人再度提起诉讼”[1] 。罗马法这种一事不再理理论应该可以看做是既判力理论的雏形。经过后来很长时间的发展和丰富，逐步演变为今日的大陆法系较为成熟的既判力理论。 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并无所谓的既判力理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具备“既判力”这个法学概念所蕴含的实际效力。事实上，“尽管没有采用既判力这一术语，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少实质上的既判力规范，构成了我国的既判力制度。”[2] 只不过和大陆法系较为完整严密的既判力制度比起来，我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糙。 二、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 既判力既然是一种拘束力，必须作用于一定的对象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作用在主体上的对象。同时前面也提到判决本身所具备的对世的普遍力，不过这种对世的普遍力只是判决必须依法作出这一特征在现实上的反应，它的作用主体是全社会所有人和组织，在法治社会还应包括国家和政府。而判决的既判力则是指判决的内容会对特定范围的主体形成的拘束力，因为判决内容的特定性，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也应该是特定的。 一般情况下，由于判决的内容仅仅针对当事人双方发生的纠纷，所以并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没有参与到诉讼中的人产生既判力。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作
浅谈既判力的基准时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既判力基准时的概念及既判力基准时的确定 既判力的基准时，是指确定终局判决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状态和权利状态产生既判效果的特定时间点。既判力的基准时对于既判力效力范围的界定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前诉判决从何时起对后诉判决产生约束力。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只确认特定时刻的权利状态，而不是确认所有未来的权利状态……涉及实质既判力的时刻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能提起新的事实主张的截止时刻相同。”据此，既判力的基准时应当界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看，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和新事实的发生而不断发生变动，生效裁判只能是对特定时间点上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因此，若要确定既判力的效力界限，首先必须确定既判力效力开始产生的时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经常遭遇当事人双重起诉的问题，需要运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处理问题，在判断后诉中的“事”与前诉中的“事”是否为“一事”时，仅
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的静态标准来判断是不够的，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必须参考既判力的基准时。 二、既判力基准时的法理分析 近年来，尽管我国学者开始重视既判力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和宏观的制度介绍，缺乏细致的理论研究。对于既判力的效果，学者们通常将其简单概括为：“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既判力究竟包含哪些效果? 我国理论界鲜有细致论述。笔者认为，以既判力的基准时为视角，确定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包含以下三种具体效果。 (一)对当事人在基准时前已提出的主张，既判力表现为“确定力”。生效终局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首先表现为确定力，即对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即实体法律关系状态)加以确定的效力。确定力是生效终局判决产生的最直接的法律效果。生效终局判决对诉讼标的的确定力，对后诉发挥着消极和积极作用两个方面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对后诉发生作用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与法院在标准时上作出的‘诉讼标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之判断发生抵触的当事人主张
既判力的时间界限 一、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指在该时点，争论的权利义务关系经过确定，并不是说于此时就产生既判力。在大陆法系认为，由于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 情形之变迁没有反映于判决内容的可能，所以,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但是，在我国则有所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辩论后, 当事人有最后发言的权利, 法院此时还可以进行调解。所以, 在我国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法庭审理终结时。具体言之, 在我国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二审既是事实审, 也是法律审,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 1 、诉讼依第一审判决而确定的, 包括因撤回上诉而第一审判决获得确定在内, 为第一审法庭审理终结时。 2 、在第二审经实体审理作出判决的, 因第二审也是法律审, 即使上诉因无理由被判决驳回, 且不管在第二审实际上是否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 都是第二审法庭审理结束时。但是, 上诉因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超过期间由第二审法院以裁定驳回的, 即使第二审法院实际上曾经进行了法庭审理, 既判力基准时点仍然是第一审法庭审理终结时。 二、既判力的发生 判决确定时，判决发生既判力。所谓判决确定, 我国通常称作判决生效, 指该判决在该诉讼中已没有被废弃或变更的可能, 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要件而发生法律效力, 具体如下: 1 、可以上诉的判决, 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第一审判决和依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的判决: 第一，当事人双方在上诉期间内均未提起上诉的, 于上诉届满时发生。 第二，一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他方当事人虽然提起上诉, 但是又撤回上诉的, 于撤回时判决对该方当事人而言已确定, 但对他方当事人仍须待上诉期间届满对未上诉一方当事人发生既判力; 若在上诉期间届满后才撤回的, 视同未上诉, 溯及于上诉期间届满时发生。 第三，如果两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须两方当事人都撤回判决才确定;如仅有一方当事人撤回的,判决不确定。既判力发生时间可参照前述第二项确定。 第四，上诉不符合程序要件,由法院以裁定驳回的,于该裁定生效时发生。 第五，当事人双方如果在上诉期间内都明确表示放弃上诉权的,应于放弃在后之时为判决确定时,发生既判力。 2、依第二审程序作出的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由于它们是终局判决,因此判决宣告时即为既判力发生时。
论述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即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 既判力的作用包括：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1）积极作用。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终局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二是禁止就确定判决的既判事项为相异主张或矛盾判决。前者是既判力实体方面的积极作用，后者是既判力程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2）消极作用。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指在诉讼标的同一的情形，前诉判决对后诉判决的程序上的拘束力。具体体现为，“当后诉的诉讼标的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时，则在后诉中，应以抵触既判力为理由，认定该诉不合法而驳回诉讼，无需进行实体审理。”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个方面，两者都以禁止重复诉讼和重复审判为目的。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体范围、客观范围、时间范围。
1）主体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受到既判力的约束的主体。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既判力主体范围的相对性原则和既判力主体范围的扩张。 2）客观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客体界限，是指确定判决中哪些判断事项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直接决定了产生既判力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确定了判决执行力的范围，居于既判力范围的核心地位。3）时间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基准点，是指判决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状态的基准时点，意味着既判力以此时间点确认的权利义务状态对后诉发生作用。
既判力编辑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 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 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 既判力概念 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部分，实际上是对诉讼标的中实体内容（即原告获得的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所做出的判断，构成判决的主文。 法院判决处于不能够利用上诉取消或变更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判决在确定之时即产生既判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常称为生效判决，判决确定的时间即我国所谓的判决生效的时间。 既判力观念渊源于罗马法，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都采用了这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既判力”观念最相近的是“Res judicata”。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有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做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因此，有人将Res judicata直译为既判力。判决既判力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所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在美国则被称为既决判决规则。 既然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项做出确定判决，并且判决是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既判力要求当事人和后诉法院对确定判决内容必须予以遵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对于既判的案件不得再为争执（即提出相异的诉讼主张），在制度上则体现为禁止当事人再行起诉（包括反诉），如再行起诉则应予驳回。这就是既判力的“禁止反覆”的作用，为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或作用）。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或作用）要求法院在处理后诉时应受确定判决的拘束，即法院应以确定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为基础来处理后诉，不得做出相异的判决。这是既判力的“禁止矛盾”的作用。对于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一事不再理的理念和意义，而对于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判决具有拘束后诉判决的积极作用。 什么样的判决才具有既判力？通常情况下，具有既判力的判决须为确定的终局判决。终局判决是指能够终结其审级程序效力的判决，终局判决一做出即意味着该审级程序结束。比如，一审的终局判决一做出，一审程序就终结。终局判决可分为一审判决、上诉审判决；全部终局判决、一部终局判决等。确定判决，包括可以上诉但上诉期间届满的终局判决和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确定的终局判决要能够对后诉产生既判力，要求前诉与后诉是同一之诉，即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和案件事实相同。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也不要求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参见下文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具有既判力的法律文书有哪些呢？首先是我国法院做出的确定的终局判决、我国承认或执行的外国法院确定的终局判决。原先，既判力制度和理论主要处理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但是，如今既判力出现了扩大化现象，比如人们认为，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生效的调解书（包括法院制作和非法院制作）、确定的支付令、放弃和承认诉讼请求及裁判上和解的法庭笔录、破产程序中记载确定破产债权的债权表、（我国和国外的）仲裁裁决（在我国劳动仲裁裁决除外）等等，也具有既判力。其主要理由是，既然对民事纠纷的实体问题已经做出了终局解决，并且这种解决获得国家正式制度上的承认，就不该对此案件由民事诉讼再次解决，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既判力的精神，而且也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上对其他解决纠纷方式的尊重和
【诉讼法学案例分析】既判力 案情： 1999年开始，香港艺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凤公司”)与中国丝绸物资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丝公司’’)和广东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广陶所”)分别签订了多份纺织助剂《订购合同》；由中丝公司和广陶所作为外贸代理商将所购得的货物销售给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玉龙中心”)。 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艺凤公司一直与国内的最终用户结算，而中丝公司及广陶所没有支付进口货物项下的货款，玉龙中心与艺凤公司于2002年10月31日达成了一份付款《协议》。《协议》称：“甲方：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乙方：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在1999年9月至2002年3月间，乙方通过某些中国外贸公司向甲方售出附于本协议的发票影印件所述的产品，外贸代理目前尚末支付乙方的产品货款为US$335 257．27，甲方愿意替外贸代理向乙方支付未付款。甲方应当于2003年4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总计人民币157万元”，在协议的见证人一栏下有中丝公司和陶研所两位业务员的签名。此后，玉龙中心在支付了30万元货款后，一直没有向艺凤公司支付余款。 2003年6月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中丝公司、广东陶瓷研究所偿还欠款127万元人民币，各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经初字第161号判决，确认了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对艺凤公司的还款义务，判令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艺凤有限公司欠款127万元；认定了原告的中丝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之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了艺凤公司主张中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艺风公司未提起上诉，初审判决生效。 2004年，艺凤公司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中丝公司。诉称：第161号判决排除了中丝公司在《协议》中确定的债务履行责任，进而又确认了艺风公司对中丝公司行使追偿权应在《协议》之外进行。因此，中丝公司应当向艺凤公司支付货款US$62 894。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艺凤公司的行为属重复诉讼，裁定驳回了艺凤公司的起诉。艺凤公司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协议》是对《订购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也是《订购合同》债务人变更的约定，《订购合同》和《协议》已经成为同一法律事实的不同证据，而并非不同的法律关系。从161号判决对审理查明事实部分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此判决也是依上述观点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实体
试论民事裁判既判力 一、民事裁判既判力的概念 当一个判决发生效力后会产生以下几种效力：一是对人拘束力。也即判决一旦作出并且生效就对当事人、其他社会主体以及法院产生拘束力。当事人和其他主体不得违背该判决，法院也不得任意撤销和变更。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其所指的对人拘束力仅仅只是对法院而言的，我国学者认为对人拘束力不仅包含对法院的拘束力，还包括对当事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拘束力。二是对事确定力。判决具有定纷止争的作用，它能把当事人的争议在法律上作出定论，从而使当事人停止争执。判决的确定力分为实质上的确定力和形式上的确定力。实质上的确定力又称既判力，是指法院对于一定的法律关系所做出的判决一旦生效，也就对该法律关系做出了决断，当事人不能再就该法律关系再起诉，而且该判决所作之判断对于其他诉也具有防御或攻击作用；形式上的确定力一旦判决发生效力，当事人不得就该诉再行上诉以期变更或废止该判决的效力。三是执行力。对于给付判决判决具有执行力，是指该判决一旦生效即能够作为执行依据，进行强制执行。另外，其他大陆法系的民诉理论认为，除了以上三个效力，判决还具有形成力，也就是说生效的判决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 由此我们可知，既判力致使判决效力中的一种。大多数观点认为，既判力就是指法院所作出的关于标的的裁断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的确定力和强制性的通行力。因此，民事裁判既判力就是指法院所作出的关于标的的民事裁断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的确定力和强制性的通行力 二、既判力理论的历史沿革 既判力理论最开始出现于罗马法时期。在罗马法最开始的程式诉讼中，判决的做出是法院对于事实审理的终点。作出的判决除了能发生执行的效力外，还会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也就是说，在诉讼终结后原告不能对同一案件再对被告进行起诉。“既决案件”虽然虽然阻止了原告的好诉，但仍然不能使案件不被再次起诉。因为被告还有可能再次提起诉讼。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发展出“一事不再理”理论，这时对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原被告都不得再次提出诉讼。 后来，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法也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事不再理”原则才又被重视，继而获得了重生。在此时期，以罗森伯格为代表的法学家对“一事不再理”展开了研究，后来许多日本诉讼法学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事不再理只是消极地禁止当事人再行诤诉，但却不能说明，判决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和法院不能在同一诉上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都主张用“既判力”这一表述取代“一事不再理”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后，经过德日法学家的不懈努力，既判力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一项基础理论，是成体系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学传统理论中的三大基本理论是：诉权论、诉讼目的论以及既判力理论。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既判力理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性。《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351条、第480条、第482条和488条对既判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325条、第326条、第327条规定了既判力及既判力范围的扩张。日本民诉法也有相
论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公开 内容提要:判决理由是判决的灵魂，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推进，判决理由的公开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判决理由的定义、判决理由在不同法系中的地位、我国判决理由需要着重加强的方面以及在制度上的支持四个方面，探讨我国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公开在中国的未来 正如谷口安平说的，“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的程序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1]。确定性判决的文字载体，就是判决文书。因此，近年来，裁判文书的司法改革称为实务界与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其中尤以判决理由备受关注。 一、关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判决的灵魂，查阅一个不写理由的判决等于使用没有灵魂的躯体[2]。判决理由是判决结果正当化、司法合理化和法的妥当性的重要指标，是架设在判决事实与判决结论之间的桥梁。判决理由这一术语应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判决所根据的理由；二是指作出判决的心理动机。其中，后者是主管的，是指什么东西说服了法官；前者是客观的，是 指怎样说服其他的人[3]。也就是说，判决理由，是法官对其所作出判决的正当性进行解释的一种诉讼活动。从动态上考察，判决理由是指法官根据当事人各方的主张和抗辩的取舍，认定事实和适用相应的法条，从而得出判决结论的推理过程：从静态上考察，判决理由则是 指判决结论成立的依据，是判决结论据以形成的理论基础或前提[4]。 判决理由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合法性。在判决书中写明判决理由，既是法律本身的要求，又必须反映法律的精神，即必须具有通常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判决理由须是正义和理性的体现，这是判决理由的最重要的特征。 第二，逻辑性。判决理由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具有逻辑性。判决理由的展开，建立在给予所认定的事实，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重论理、说理，才能达到其用来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目标 第三，实在性。判决理由必须是遵循事实，依据法律，并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而得出， 必须实实在在，不能遮遮掩掩，更不可以是空洞的说教[5]。 二、判决理由在不同法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