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批判意识
摘要：本篇论文主要论述中国20年代“乡土小说”中批判意识的体现。乡土文学作为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流派，他有着及其吸引人的魅力。乡土文学早在上个世纪出慢慢兴起、不断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中批判意识在乡土文学中表现极为强烈，尤其是对当时民俗文化和妇女的命运。所以乡土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中的批判意识。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作家们的自身处境结合起来，分析他们创作的乡土小说，从而挖掘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意识。
关键词：乡土小说；批判意识;性格弱点；民风陋习；国民劣根性；价值
1920s Country Nove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Country Novel "in China in the 1920s". Native literature as a vital genre of literature, he has an attractive charm. Native literature early in the last century a slowly ris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Critical awareness of performance in the local literature is very strong, especially the fate of the folk culture and women. It is because of such native literatu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ore than a few of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early Chinese Country Novels.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background, the writers' own situation and Local Novels happened in the local, Local Novels analysis of their cre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early Chinese Country Novels reflect the critical meanings. Key words: Country Nove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目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Ⅰ)
引言 (1)
一、乡土小说批判意识的产生 (3)
二、20年代“乡土小说”中批判意识的表现 (5)
（一）对民俗文化的批判 (5)
（二）对女性命运的批判 (6)
（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8)
三、乡土小说批判意识的价值 (9)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引言
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大约兴起于1923年前后, 主要代表作家有鲁迅、许杰、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等。乡土文学作家和他们笔下所写的人物，环境等之间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 对他们的感情也十分复杂，在理性的批判之中又不乏情感的眷恋, 所以作品的主题很多都是批判与眷恋并存。
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此时，以人为本的思想及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想等催生了中国早期乡土文学发生和发展,而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各类冲击、矛盾——特别是对乡村世界的冲击则成为乡土小说发生和发展的现实文化基础,两种基础的本质便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即人们所关注的热点从上层社会转移到普通民间,人们开始着眼于反思社会中最底层的广大民众的悲苦遭遇和不幸命运,从而表现出对普通人的深切切关怀。民间文化作为现当代文化的主体部分,乡土世界就理所应当得进入启蒙主义者的关注领域。乡间的悲苦与落后、乡村特有文化品格、乡土精神及文化理念等从此被摄入启蒙文学作家的视野,乡土文学也便应运而生。
要深入了解一类艺术或者创作这种艺术的作家,就要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风俗习惯结合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实质上就是一场狂飚突进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提倡的是人们回归自由，回归民主，从而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心灵。
至此，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鲁迅的《人的文学》提倡以人道主义为主、注重“人的意义”,反对非人的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兽鬼兽道”。随后沈雁冰、郑振铎等作家也相继提出要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写血和泪的文学”。其倡导主旨也在于要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去写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的“事实”—苦难与愚昧。现在看来乡土小说的创作主体—一乡土小说作家们大多出身于农村落魄的中小地主或小生产者家庭，长大后他们离开故乡、作为寓居于京沪等地的繁华大都市的异乡人。乡下人特有的价值取向、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的累积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感。这批作家们在他们的乡土世界中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把现代意识同深切的生活感悟结合起来,从而生动深刻得展现了自己所熟悉乡村世界。”
乡土小说家们以回忆的方式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对封闭的乡村文化进理性批判。但有一部分作家在批判的同时,在情感上又抒发着对乡村的浓烈乡愁与爱恋,在展现田园牧歌的乡村图景中蕴含着赞美和歌颂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淳朴的民风民情,
而这一切是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具有的。乡土小说的产生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潮,也离不开新文学启蒙者们积极引导。但作为“文学”,必然有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方面的原因。乡土小说于1923 年前后陆续出现，是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发展。乡土小说的兴起,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说到乡土小说的创作,不能不说到鲁迅,由于他“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己远远超出一般的‘乡土小说’的范畴,因此通常都不把鲁迅归于乡土派的行列”。乡土小说以它独特的写作视角与创作空间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乡土小说得以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蓬勃发展。
一、乡土小说批判意识的产生
乡土小说批评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无疑是受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来看，“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取向用“批判”两字足以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不破则不立的实践勇气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催生了乡土小说中批判意识的产生。
斯洛伐克学者玛利安.高利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一书的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如果不存在改变一切价值观念的需求，就不会产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这种需求已成为一代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乡土小说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其作品的最明显的价值便是符合五四时期“批判”的价值取向，产生了符合时代文学潮流的批判意识。这说明“五四”运动最深刻的影响是思想意识中深层次价值观念的转变，尤其对于乡土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而言，文学观及其文论批评观的思想转型推动和促进了乡土文学核心价值取向的确立，并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共同进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批判为先导的乡土小说批判的价值取向确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取向，“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传承了文化传统精神中的变异、革新的思想资源。确立中国乡土文学批评核心价值取向，不能仅仅从时间角度考察，尽管社会、时代对文学影响极大，但从文学自身发展因素考虑的话，决定乡土小说现代转向的直接原因主要还有两个：一是在对传统文化，准确而言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性批判中构建的现代性；二是在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及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取向的利用中确立现代性。据此而言，“五四”文学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双重关系中确立起现代核心价值取向的乡土小说的批判意识中体现出来的的批判性指向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向延续 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尤其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根基建立的正宗、正统、主流的传统叛离，不惜以矫枉过正的极端态度方式以达到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转向的目的；二是以“文学革命”，包括梁启超等主张“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将批判矛头指向中国古典文学及批评传统，尤其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为宗旨的传统，力图以革命的方式确立批评的批判性、反思性和超越性；三是以新文化、新文学观批判旧文化、旧文学观，以新旧的二元对立思维体现出现代批评对传统文学及文论批评的批判性评价取向，尤其是对传统文学及文论批评中的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批判，力图在批判传统性中为现代性开辟道路。鲁迅小说在这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典范作用，他的作品确立了乡土
小说的开端，因为；批判国民弱点是其毕生致力的工作，乡土小说作家正是沿袭这一传统竭力批判农民的劣根性，因此乡土小说中的批判意识因此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20年代“乡土小说”中批判意识的表现
（一）对民风陋习的批判
民俗风土的描绘形象地展示着地方民众的心理性格、行为习惯、生活状况与环境,在极其平常的衣食住行中,在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行为习惯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二十世纪初期的乡土作家对封建宗法文化统治下的种种衰败、落后的现象感到深深的悲哀,特别是残害身心的野蛮、残酷陋习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这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让二十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对民风陋习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心血与热情。他们在现代理性的烛照下,在鲁迅启蒙主义创作实践的示范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大量的描绘民俗的作品,直接、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闭塞、落后,进而对传统民俗的劣根性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使之成为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批判意识最先体现在对民众生活状态的解析上。现代人文地理学有一句名言: 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 偏僻、闭塞、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便成为封建传统文化扎根肆虐的地盘。早期的乡土小说以大量的笔墨,描写出乡村生活衰落的现实,向我们展现了作家们深感痛惜的偏远乡村无情又野蛮的民风陋习,例如水葬冥婚、典妻、村仇械斗、鬼节超渡等等。在理性批判中深刻地展现出了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民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
例如蹇先艾的《水葬》描写了贵州偏远地区对待被抓住小偷都要绑上石头沉下江河以这种方式处死的陋习。骆毛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由于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不得不去偷窃。按照桐村从古代至今的刑罚,他要被私下处以“水葬”的死刑。“水葬”本是我国少数民族回族的一种入葬方式,即把尸体用白布包裹好投入水中,以示对死者的尊重，意思让死者纯洁的回归大自然。但在桐村,这种入葬方式却被作为一种私自处死别人的责罚。人们就这样处死一个为养活老母亲而无奈偷窃且没有偷到的小偷,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人们的无情与冷酷中凋零。骆毛所犯的错误本不至于被处死,然而在桐村人的眼里他却一定要死。桐村人对于这种冷酷无情杀人举动不仅不感到惋惜,反而还为此叫好鼓掌。他们的同情心和怜悯感都被根深蒂固的落后的民俗心理腐蚀了。由此,作者笔下所描写的偏远省份乡村中的人物和风景被残酷和无情所覆盖。这种不把人当人看残忍的行为,令人痛心，更值得人们反思。
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展示的是浙江宁波的乡村中两个家庭大力操办婚礼的场景。菊英今年18岁，父母为它物色了同村的一个富有人家，嫁妆丰厚，婚礼隆重，风光无限，同村的人都赶来庆贺，然而作品的最后人们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场冥婚，菊英在八岁时就已
经患病而死，但她的母亲却迷信人死后仍在在阴间生活，所以悉心为她安排了一个早已死去的女婿，并按照当地的嫁娶习俗为死去的女儿操办冥婚。
许杰的《惨雾》所描绘的场景更为野蛮残忍———浙江农村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进行村仇械斗的风俗。玉湖、环溪两村为争一沙渚而展开血淋淋的宗族械斗。在械斗中,癞头金、多理、香桂的丈夫连同环溪村若干人的性命被毫无价值的葬送。这些作品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所谓的“桐村文明”、“环溪文明”,这种“文明”具有典型的民俗文化特征。它生活化、普遍化,并且是非强迫性的,但它对乡民精神世界的破坏更具有长久性和杀伤力,毒害更隐蔽。它深入人的心灵,默默地破坏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使人在习以为常中丧失人性。
作家们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探索国民性的病根和社会衰朽的病源,以此来实现对愚昧乡民们的现代文明的启蒙。二十年代乡土小说因而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现实主义精神。
（二）对女性性格弱点的批判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妇女解放成为乡土小说作家们大力倡导的时代精神，对女性社会境遇的关注和讨论成为当时颇具魅力的话题之一，同时女性题材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们热衷的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
这些作品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大多是在封建社会制度封建文化的压迫和残害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受教育等基本的人权，也因此丧失了反抗意识的女性，或者是刚刚开始有些反抗意识就强大的外在黑暗势力压倒的女性。
在鲁迅的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形象尤其明显，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正是这一类形象的典范。鲁迅把这两个女性都的角色都设置成了寡妇，并且都要面对艰难的生活环境。单四嫂子独自带着三岁的儿子艰难的生存，当她儿子生病时，蓝皮阿五乘机占她的便宜，周边的人都充当冷漠无情的看客。她一个人抱着儿子去求医，眼睁睁的看着儿子死亡，然后默默地一个人承受这痛彻心扉的伤痛。在这个过程中，单四嫂子只会一个人默默悲伤，她接受了失去儿子的现实，却不敢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就算是一瞬间的反抗的念头也没有，单四嫂子已经完全被封建社会压制成一个木头人了。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时，丈夫也死了。祥林嫂是因为怕被婆婆卖掉而逃出来打工的。不过她后来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坳，嫁给了贺老六，然而之后她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当她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时，她的精神已大不如从前了。人们嘲讽她，排挤她，疏远她，认为她是克星。最后，祥林嫂活活的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座大山压疯、压死。鲁迅
塑造这两个人物虽然是意图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的冷漠自私；但更深层次的是对这类女性性格弱点的的批判和痛惜，对于她们缺乏反抗精神的现状表示不满。
另一些作品则是对封建道德、陈风劣俗对女性摧残的批判。原本忠贞只是妇女身上的一种良好修养和操守，守节则是指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愿从一而终，不再婚嫁。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些观念被渐渐扭曲、变形，被强加于每一个妇女身上。因此除了封建宗法观念外，公开地倡导妇女“忠贞”、“节烈”成为了封建社会戕害妇女的又一种极其残忍、极端、虚伪的方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等人曾经写文章批判以儒家礼教思想为核心的旧道德、旧伦理，批判封建文化中的贞洁观。然而“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道德在中国延续千年，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洁牌坊”到处都是。可以说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压迫下，妇女毫无婚姻自由可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习惯，“从一而终”的礼教约束，还在致使无数的女性不断地沦为这种婚姻制度的殉葬品。
《鼻涕阿二》中阿二在夜校中结识了善良的木匠龚阿龙，“松村人是十分重视童贞”的观念令她拒绝了木匠的求爱。然而乡人“恋爱即私通”的极端偏见，却使他难逃厄运，她在村人的心目中早就成了失贞之人，为人所讥、遭人唾骂。因此她不得已嫁给了掏粪的农民阿三，在婚后的第一个晚上，阿三竟侮辱性地盘问她：是否跟别的男人困过觉。从阿二的遭遇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所谓的“贞洁”对妇女的束缚，以及这种已经畸形的贞洁观念导致的人的愚昧、偏执更是无可救药。
废名的小说《浣衣母》中的农妇李妈，在丈夫死后与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她受尽人们的尊敬，被看作的“公共母亲”。后来她的子女死的死、逃的逃，从而生活变的无依靠。好不容易她接纳了一个单身汉在家门口的树阴下设茶座，日子不怎么难过了。不料此时就有不利的谣言传出，并且轰动了全城。顷刻间李妈变成了“城外的老虎”，再没有人理会，单身汉也由于这种舆论压力不得不走了。原来她以前所获得的尊敬都是源于她“出了名的守节”，一旦她靠上了外来的单身汉，她的行为就触犯了乡人的道德原则，自然遭人冷落、鄙夷。从李妈的遭遇中可见乡土中这种所谓的“贞洁观念”力量之强大，无论妇女自身愿意与否，这种观念都会被强加于她们的身上，任意剥夺妇女寻求自身幸福的权利。更可怕的是这种贞洁观念被极度扭曲、变形发展到了极端的状态。为了所谓的“贞女”名誉有的年轻妇女，出嫁前死了丈夫，就被逼“抱牌位成亲”；出嫁后死了丈夫，要一辈子守节，甚至有可能被逼绝食殉葬。这让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节烈观”不仅在毒害着妇女，剥夺她们本应享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甚至早已形成一种风气，其吃人本质彰显无疑。
（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注重民风民俗描写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对社会问题和人心状态的揭示。对束缚中国人独立人格的原因进行探究。辛亥革命过后，中国乡村生活的种种愚昧，人们生活的种种困苦，都成为乡土作家们描写和关注的焦点。饥荒苛税、天灾人祸、兵、匪、官、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如邰静农的《蚯蚓们》描写了广大农民在荒年里的悲苦生活。许钦文的《石宕》描写了石匠们充满血泪的开石生活。
追究造成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层次原因，固然有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对国民的压迫，但更深层次原因便是国民的劣根性。因此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批判是乡土小说作家们毕生致力的工作。作品往往也都竭力表现农民性格中的劣根性。如邰静农的《天二哥》中的天二哥，彭家黄《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中的阿长等，文中对阿长描写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借鉴了阿Q的描写手法。阿长刁钻狡猾，他偷东西，少年时便想调戏表嫂。为了不出安葬母亲的费用竟然装死说谎。这一切都让人心生厌恶，充分得展现了普通小市民性格中的劣根性。
在众多作品中，作家们常常把悲剧故事和人物放在一幅阴冷、灰暗、凝重的风俗画面中描写，表现了作家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批判态度。蹇先艾的《水葬》描写了残酷野蛮的乡风习俗，以及人们观看水葬时的激动亢奋。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劣根性的所在。许杰的《惨雾》描写了宗法械斗这种野蛮的习俗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这些都体现了民族的劣根性。
事实上，虽然这些小说中有大量的乡风乡俗的描写，但这写描写都是作家进行创作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揭示社会和时代的重大问题，借乡土小说还原一个中国乡村原始甚至野蛮的社会，展现了一幅混乱不堪、灰暗丑陋的现实画面以及在精神上物质上都遭受的种种摧残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从而能探究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作家们一直都在探讨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展现出这种集体的无意识的国民弱点，鲁迅先生对这一问题曾作出这样的解答，“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组或异族屠戮，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深受过，每一考察，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这便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本原因。
三、 20年代“乡土小说”批判意识的价值
文学是社会的体现，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选取的文学素材都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乡土小说作家们在现代意识的参照下对乡土进行批判，从而达到精神启蒙的作用，他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五四“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农村的落后、封建、愚昧，并在创作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婚姻、聚赌典妻、原始械斗等陋习。乡土小说作家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已深感到中国的孝道实际上是一种愚孝的行为。在孝道的掩饰下，中国的封建伦理不时地暴露出不合人性的残忍的一面，他们深知其中的苦味。所以在创作中或者在生活的言谈中他们也强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孝道。例如许杰在作品中批判了父母包办婚姻，以及这种封建婚姻对美丽爱情的摧残和造成男女婚姻的悲剧。许钦文在自传性的小说《这一次的离故乡》里，向父母表达着因自己悔婚退婚的深深的情感与道德自责。他虽然认为“恋人是我个人的恋人，父母为我代订的媳妇是渠们有关的媳妇”，但是“这可算是我的不孝了”。作为五四思想启蒙者，他提倡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并且付诸了行动，使自己的爱情不再局限于传统孝道之下，从而使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精神不再只是口号。
乡土小说作家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在农村底层生活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创作大多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出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这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便是用手中的笔通过批判手法反映出充满苦难和血泪的乡村世界。因而20年代的乡土小说的批判意识十足，我们在乡土小说作家的笔下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宗法氏族制度、乡村陋习和物质匮乏等重担下广大民众艰难生活的现实，看到了一幕幕不可逆转的悲剧人生。由于这些作家大都具有丰富的乡村生活体验，进行文学创作时也都能够继承鲁迅所开创的对国民弱点的批判，结合时代的改造国民性的“五四”主题，使之与作家对传统社会的反思结合起来。从而承担起启蒙社会，反思社会的任务。作家自身真切入微的乡土经验和记忆充实了新文学的启蒙主题，克服了问题小说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宽泛和空洞的表现的弊端，使现代小说创作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文章本身因为批判意识而变得深刻尖锐和饱满，情感和心里内涵都变得更加深沉和厚重，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的到了长足发展。乡土小说把作家的个人视野与时代视野结合起来，并首次把自己理性的批判与感悟运用于表现在苦难中挣扎的农民，开启了从政治层面挖掘人物的先河，并着眼于关照形成国民劣根性的社会因素，矛头直指中国的封建礼教文化和封建制度，在主题的阐明中紧扣“五四”新文学反封建的主题。小说在承担了个人主义启蒙任务的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自我；在五四时期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批判思想抨击了封建社会中的黑暗
势力，斥责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军阀势力，从而从更深的意义上阐明了追求普遍性的个人主义的启蒙主义。詹明信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小说，“揭开或揭露了梦魇般的现实，戳穿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或理想化，同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某些过程相似”，但在欣赏鲁迅的文本中，却能体会到个人主义的启蒙文学却体现为对“民族性”的认识与反思，这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经验。乡土小说作家们一全新的创作角度,将文化反思与批判结合起来对乡风陋习进行集中的批判,展现身在其中的乡民们因为愚钝无知和封闭落后而产生的人生悲剧,有力地控诉了传统封建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对乡村人民的戕害,揭示了它们对乡民们冷酷无情、无处不在的精神奴役和人身压迫。作家们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探索国民性的病根和社会衰朽的病源,以此来实现对愚昧乡民们的现代文明的启蒙。乡土小说中的批判价值取向紧扣“五四”新文学的反封建和启蒙的主题。20年代乡土小说因而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
结语
本篇文章通过一些实例浅析了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些特点，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作为乡土小说的发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支流，不论从题材上，还是创作方法来说，都是有所贡献的。这些乡土文学作家之后仍在继续创作，笔法更为老练，为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乡土小说无论是对人性的剖析和关注，还是对社会背景的反映，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乡土小说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乡土文学在新的世纪会逐渐消亡，这是因为世界正趋于城市化，乡土文学必将被刚刚兴起的城市文学所取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时代的挑战并未令人沮丧，相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张承志、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阿来都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学作家。我们深信，有作为的乡土文学家定会抓住时代赐予的契机，迎接挑战，创作出极具时代特色和生命力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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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 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然而“五四”小说创作因此也存在很多弊端。其一是概念化，小说成了作家演绎思想、表达观念的形式，这个弊端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其二是欧化，这主要集中在浪漫小说中。浪漫小说不仅在抒情方式上直接借用了19世纪西方浪漫文学（尤其是卢梭的作品）的抒情方式，而且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也过多受到卢梭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因而这一派小说在叙事上不象小说，而在语言上则又非本土化。针对这种缺陷，新文学作家曾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所以，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的崛起，实际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 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2008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甘肃省电大武威电大分校赵静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尊重。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情爱关系、人性的探索、人生的体验、悲观忧伤的结局，以及悲剧意识根源进行阐述，力指导现实的人少生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1917---1995)，河北丰润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的作品的整体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以及清醒的没落感，她笔下的那些女性大多是悲剧性人物。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使她对人生既
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 马双 [摘要]萧红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具有独立个性并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她以短暂、坎坷、痛苦的三十一年人生，为中国文坛奉献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本文紧密结合萧红的独特人生、文学道路和创作心态，对萧红的全部创作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把握。参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分析、归纳萧红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悲剧意识。 [关键词]萧红；悲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1-0131-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她却是一个很有个性特色的女作家。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们，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题材大多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范围内，萧红的出现，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和气息：她不仅营造了细腻、敏感的女性世界，还给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态度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并不是以关注女性写作而引人注意的，但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之苦的女性，尤其是身为女性的那份人生体验，几乎规约、困惑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创作。她的开篇之作《王阿嫂的死》和封笔之作《小城三月》中，塑造了两个极其悲惨的女性形象，一个因生育而死，一个因爱情折磨而死；一个表现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一个则从两性性爱角度，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纵观萧红的创作，她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女性的悲惨命运的，从而揭示出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胡风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曾写到“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1]而这砖头之冷和人心之硬，几乎贯穿了本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史。 萧红透过她本人所经历的各种屈辱和苦难的经验，使她深知中国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成为她洞察中国底层女性历史的悲剧的起点，同时强烈而深刻地表达出对女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 收稿日期：2007-04-08 作者介绍：马双（1976—），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分院，讲师，长春130117
萧红小说研究 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学现象。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正式把20年代台静农、许杰等人的创作称为“乡土文学”，并作了理论阐释，从此，“乡土文学”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乡土文学作品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以自己常青的生命之树不断发展衍变，[1]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萧红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这位被鲁迅称为“最又前途的女作家”，以本人在个性上的质朴和真诚，以饱蘸感情的笔墨，用心灵的巧手绘织出一幅幅乡村场景的瑰丽图画，展示出东北乡村独有的地域风貌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2]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风貌和乡村内在神韵与魂魄的重要载体。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河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萧红虽然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封建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响应的精神家园。[3]生母的早逝，继母的难容，复杂的家庭关系，使萧红有效的心灵滋生了忧伤和多愁善感，冷酷的生存环境使萧红的内心点燃了反抗的火种，邻居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红文学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呼兰这个北国小城的生活，[4]充满了北方乡村所独有的乡风乡俗。 《呼兰河传》是萧红萧小说创作的颠峰，这部诗化小说充分体现出东北农村的自然风光、北国田园的村野风情，意境自然、疏淡，火烧云的描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她对严寒的北国冬天的描写也又独特之处。作品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出一派北国严冬大地强烈、粗犷的乡味儿，字里行间，饱含着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深切体验，带给曾经历过东北严寒的人一种真实感，带给外乡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的北方世界的新鲜感。[5] 萧红作品的地方色彩还突出的体现再对黑土地民风民俗的详实记述。翻开萧红的作品，带着黑土气息和东北人生活习俗的画面迎面而来：日夜不息祈求治病除灾的大神鼓；每年阴历四月十八人山人海的姑娘庙会；热闹非常的野台子戏；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凉粉担子麻花箱子、豆腐盘子……萧红笔下对东北人民生活习俗的描摹是毫无雕饰原汁原味的，是黑土地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于再现。[6]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也用大部分的笔墨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乡村一群旷夫愚妇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7]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所具有的“文化性格”，表现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层面上的文化关照，以及对生死等终极问题的探讨于思考。[8] 萧红善于使用东北方言俗语，如“隔长不短”、“小灵花”、“胡家”、“出马”等，这使她的作品洋溢着醉人的乡土气息，除此之外，她还在《呼兰河传》中对北方老百姓的饮食文化作了渲染，如黄米年糕：“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塘的加红塘，愿意加白糖的加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9] 萧红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深情的怀恋，也有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及落后生活的厌倦。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味别国过注意。”这地方色彩就是地域文化底色，包括地理风貌、民俗民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饮食衣着、房屋建筑、语言符号、心理定势等。现代不少作家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正如鲁迅之于浙东社会文化，矛盾之于沿海畸形都市文化，老舍之于北京市民文化，巴金之于四川封建家庭文化，沈从文之于湖南土著文化一样，萧红那充满乡土风情、蕴含着浓重文化意识的作品，填补了北大荒地
问题小说就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由于作者思想倾向不同，初期问题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了问题小说的创作。 发展1、“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 2、宣扬爱的哲学。如果说初期“问题小说”只是问病源，不开药方。《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这就是“爱”的哲学。《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步曲”，爱的核心是“母爱”。 3、《倪焕之》它通过一个大的时空跨度去展示社会生活。小说从辛亥革命发生写到大革命失败。写了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从乡镇到都市的现实生活。》）《倪焕之》重现了五四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处境。是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心里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 问题小说的缺失与不足 1. 忽略了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氛围渲染和形式等文学要素，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超过甚至损害了其文艺审美价值； 2. 小说过重的哲理色彩和理性深度，有图解观念的创作形式，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 3. 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缺少鲜活的生活气息，存在明显的主观臆想和向壁虚构的成分，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乡土小说 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
前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 （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
2005年12月社科纵横Dec,2005 总第20卷第6期SOCIAL SCIENCES RE VIE W VOL.20NO.6 叛逃、抗争和困守 )))解读古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李军辉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内容摘要>古龙作品在塑造一大批义薄云天的侠士和浪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大批惊世骇俗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男权社会的挤压下,或是无路的叛逃者,或是失败的抗争者,或是执着的固守者,她们永远走不出命定的悲剧,从而成为了一群无法安顿灵魂的女人。 =关键词>叛逃抗争固守古龙作品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5)06-0149-02 卓尔特立的古龙,其小说能在众多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异军突起,自成一家并广为流传,是与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分不开的,他本着/求新、求变、求突破0的宗旨,对于人性给予了特有的关注和描绘,将写人、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与性格这一文学命题应用到武侠小说中来,从而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造了大量的义薄云天的侠士和浪子。然而,对于女性,古龙将其定位于风云变幻的武侠世界的点缀,是风流侠客的陪衬。从古龙作品中众多女性形象中,我们读出了女性自卑自贱与被塑造被书写的人生大悲剧。本文以此为突破口,走进古龙笔下五彩斑斓的女性世界,来破译其精心塑造的女性群体。 一 在古龙构筑的女性群体中,出现了以石观音和水母阴姬为代表的社会叛逃者,她们的存在体现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彻底的决裂和对于女性自身的特殊关照。她们有着超越常人的能力和手段,并营造了一个个拒绝男性入内的纯本体空间,对自己和同性的迷恋寄托着所有的情和欲。她们把目光完全从男性身上挪开,带着欣赏、爱慕,甚至贪婪,凝注于女性本身。5楚留香传奇6中的石观音有着疯狂的自恋情结,一开始她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寻爱女子,但在历经挫折之后,她便不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真爱的存在。在寻爱而不得的情况下,她只能逃避到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在一个女性自我命名、自我指涉的世界中,骄傲而狂放地关注着自我。正如楚留香所说:/你一辈子都想找一个你能爱上的人,到头来你爱上了你自己。01她把对自己的爱与欣赏寄托在一面华贵无比的镜子上面,沉浸在自我的镜象之中,感受着生命的自在自为和完美无缺。她对镜子诉说着所有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在目光的抚慰中,感受着满足和快乐。在石观音看来,每一个男人都戴着一幅虚伪的面具,/所有的男人都叫我恶心0o,女人一旦陷入男性社会便失去自我,只有逃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属于自我的领域内,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一切的男性闯入者都是无谓的看客而已,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她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我0和/镜子0的存在。镜子是石观音,)生爱恋的承受者,也是她最大的秘密和隐痛。所以楚留香在和她决斗中,就很机智地击碎了那面镜子。/镜子里的人被击碎,镜子外的石观音也像是受了重重一击,整个人都怔住了。0?就在她发怔的瞬间,楚留香出手击败了她。因为石观音不明白碎掉的到底是镜子,还是自己。她精心营造小心呵护着的纯粹的自己竟在顷刻之间归于毁灭。她不得不以服毒自杀的方式表达对男权社会近乎偏执的逃离和更为彻底的背叛。这是她走向绝对自我的最高形式。换个角度讲,楚留香毁掉了一个病态的爱着自己的石观音,却在无意中完成了一个绝对女性的神话。而对于水母阴姬这个不可一世的神水宫的宫主,在小说中,被古龙这样定义:/她本就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她的情欲是畸形的,她讨厌男人却将情欲在女人身上发泄。0?似乎在水母阴姬从未想过为什么要逃避男人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她叛逃的旅程,她对于男子也没有什么失望与仇恨,有的只是天生的讨厌与不屑,而对于女性的欣赏和爱恋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为了实现与男权社会的隔离,她建造了一个不许男子入内的完全属于女性的领地)))神水宫。这个被外界看成是圣洁得不可侵犯的神坛,其实只是水母阴姬为自己营造的伊甸园,这实在是对道貌岸然的男权世界的挑衅和讽刺。水母阴姬不在乎外部社会是否认可,只追求自己的内在世界,在一个纯粹女性的空间,与同性为伴,在女性对女性的张扬和体味中,品尝着挑衅后的欢乐和宁静,唯如此,生命之美才能完全释放。然而,为男权立书的作者古龙并没有给她一个真正的女性领地,既然这个世界为男权主宰,那么一切都不可能脱离这一主宰,于是水母阴姬不经意爱上了一直男扮女装的/雄娘子0,当她发现/娘子0变成了/夫君0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她的生命里从此多了一份对男子的牵挂。虽然,多少年来她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她倾其一生所设计的女性世界也变得不再纯粹,而归于破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权文化支撑起的古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女性空间,对叛逃前景的展望和追求在男权的阴影之下化为乌有,而女性永远也走不出命定的悲剧。但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叛逃从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武侠小说中女性最终成为男主人公的奖品的形象轨迹的回避,显示出女性生命状态的多样和复杂。但这也以一种阅读障碍成为大多数读者不喜欢她们的根本原因。为此,她们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二 古龙说:/女人,她可以是人,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兽。0而在其小说中,女性更多地接近于兽,兽性大于人性是此类女性的共同特征。他们有着超越一般男性的表现欲、权利欲、性欲,并为自己种种欲望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谈笑之中,把一切的道德约束、男权法则消解为零,在极度的放荡不羁中张扬着自我,膨胀着欲望。在男权压抑和仇恨的壁垒中以各种令人咋舌甚至引以为耻的方式争取个人生存空间,实现自我存在价值,在实现对男性世界的大抗争之后,品尝着生命的大欢乐。然而,固有的男权屏障无法撤除,女性的 149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要】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女性形象描写是湘西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是美丽的，又是残缺的。沈从文在颂扬湘西世界美好人性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女性的生活状况。众多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眼光，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悲剧女性美丽残缺 现代作家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魅人的风土人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⑴湘西世界成了无世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成了现代人寻求安宁的精神殿堂。在这座希腊小庙里，沈从文用流光溢彩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值得瞻仰的艺术形象，本文旨在对其湘西小说中几个具有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沈从文是要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丽纯情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等；饱经磨难的家庭妇女，如萧萧、三翠等；因为贫穷生活所迫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如《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 沈从文笔下写到湘西女性时，总是将无尽的爱倾注于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例如翠翠、萧萧、三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一、翠翠----懦弱性格的失败者 《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⑵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欢喜随着歌声去摘虎耳草，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她的灵魂。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⑶。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1) 一、引言 (2)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及其体现 (2)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2) 1、意象表现 (3) 2、氛围表现 (3) （二）悲剧性的主题内容，人物和结局 (4) 1、爱情的悲剧性 (4) 2、亲情的悲剧性 (6) 三、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9) （一）社会原因 (9) （二）家庭原因 (9) （三）个人情感原因 (10) 注释 (11) 参考文献 (13)
绵延不尽的苍凉—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勇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将敏锐的目光投注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生灵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苍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郁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本文立足于文学研究，从女性的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整体的眼光纵览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全面梳理、剖析和阐释张爱玲小说中所呈现的悲剧意识，追溯张爱玲小说中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冷冷的撕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自私、阴暗、虚伪和孤独。通过独特的艺术技巧，利用意象表现和氛围表现，建构起一种苍凉的艺术格调，再加上主题、人物以及结局悲剧性的叙述和描写，逐步形成她小说的悲剧意识。 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这三个角度简略剖析。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动荡，父母感情的破裂，家族亲人的爱恨情仇，以及自己与胡兰成的感情的破裂，这一切的经历使其在创作上更加倾向悲凉。 本文力图通过这两个大的方面来了解张爱玲，把握其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苍凉悲剧意识小说张爱玲 Not the desolate stretch of Eileen Chang's novels--the tragedy of consciousness Abstract:Eileen Chang is a writer who has a strong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has a brave courage to face the cruel reality and life .Her keen eyes with pain and difficulty tell us the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lives, showing the scenes of life tragedyi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ducing deduc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overciew zhang ai-ling's novel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omb make zhang ai-ling's novels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tragedy, tracing her novels of the causes of
浅谈萧红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以《生死场》的发表，闯进了中国文坛，同时显示出了不平凡的才华。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1936年初，鲁迅曾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样。” 为什么萧红的小说不仅在三十年代初出现就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在流传四十年之后，人们又愈见耀眼的艺术魅力，而且在国外的影响，也愈广泛，引起了国际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萧红是一位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尤其，萧红小说中所体现的独特的人文情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红怀着深重的悲悯情怀描写着这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了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这种生命的麻木状态在萧红的精神体验中被赋予悲凉的色调，它在作品中被作家以象征性隐喻的手法一一点出：“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这里显然不是关于形体丑恶的描述，而是指涉着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生命的特征；“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被折磨到臀下蠕动着白色的蛆虫，牙变成绿色，这里同样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描写，而是某种“生命溃烂”的象喻；“老马走进屠场”，这里意味着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过程，即人（两脚行走的动物）的命运和归宿正如同那走向屠场的老马一样，“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人的百年孤独的生活的洞门是“斑斑点点的血印”，人们正从这里出出进进，老王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正因为她感着了这残状，才在其后显出不同于别人的冷漠、怪异，这是感悟了生命残酷的自我放弃与嘲弄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比较，萧红的确与在她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写“问题小说”，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她没有冰心那样的心境来宣传“爱的哲学”；她也缺乏冯沅君的爱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吟唱着“恋爱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阙是失望的呼声。”但是却还没有摆脱反封建包办婚姻。庐隐虽然也曾注目社会题材，但是她的主人公大半自命“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感情不能战胜理智，因而，温文尔雅而流于纤弱；凌叔华则“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当然，萧红更不类于此。萧红的小说，与她以前的女性作家相比，题材有所突破，在风格上则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著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萧红小说正是以其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的文体风格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古龙小说写作特点 第一部分： 倪匡曾对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逐部评说，读来颇受启迪。金庸的小说虽宏大浩翰，但总数只有十五部（篇），各加议论，亦非难事；而古龙小说有八九十多部，我读过其中的五十部（已包括古龙的主要代表作），为五十部小说排名次，似有一定难度。与清霖兄商讨的结果，不如将古龙的十五部代表作逐一评说。 《大人物》 《大人物》无疑是古龙的后期作品，我对它有点偏爱，专门为它写过一节。 这部小说的主题标新立异，歌颂一个平凡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书中的人物性格极为鲜明，杨凡、田思思跃然纸上。一个平凡而幽默俏皮，一个任性而热情奔放。其他人物，如柳风骨、秦歌、田心、张好儿、王大娘，都是有血有肉的角色。小说中虽然少有武打场面，但有不少精采的对话作为弥补，大为增色。我尤其佩服作者用笔之含蓄，如那个大侠岳环山并未出场，虚写一笔，无中生有，可见古龙是个聪明的作家。 可惜，《大人物》毕竟只有三十万字，小说的容量不够大，结构上也有点小毛病。作为古龙的代表作，它只能排名第十五位。 《英雄无泪》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批刚猛冷峻的艺术典型。卓东来是一个，高渐
飞是一个，朱猛又是一个。但三个典型并不雷同。小说的气氛激烈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且又带点神秘色彩，结尾处悲壮深沉，如一曲英雄悲歌。 这部小说的妙处，还在于作者别出心裁地写了一口神秘的箱子，但作者的旨意仍在于写人。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道理通过形象的细节表现了出来。 这部小说写内奸，写英雄的失意与豪爽，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英雄无泪》的结构有缺陷，那口神秘的箱子也太玄妙了一点。从总体上说，它尽管超过了《大人物》，但语言上却不及《大人物》俏皮。它的排名，我以为可列第十四位。 第二部分： 《大旗英雄传》 《大旗英雄传》是《铁血大旗》的修订本，是古龙中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可以说是古龙自成风格、走向成熟的成名作。 《大旗英雄传》气势宏伟，情节紧凑，非古龙前期作品可比，内容也比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丰富，耐读。该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描写环境与武侠小说有异，写马背上的厮杀多了一些，写得又不够玲珑，气氛也嫌太悲凉。铁中棠这个人物颇具个性，但总觉得比不上古龙写楚留香、陆小凤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小说的尾声有点模仿金庸的《飞狐外传》，作品有力度而缺少特别精采的篇章。 因此，《大旗英雄传》只能排名第十三位。
浅析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萧红一生坎坷，自小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看多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她的作品献给了贫苦女性，从女性的视角写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况，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无限同情。 关键词：萧红作品女性意识 正文： 人生若溪，坎坷为歌。民国四大才女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深受鲁迅先生欣赏的女作家萧红，一生追求爱却得不到爱，自小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大环境中，看见了太多，听说了太多女性的悲剧故事。我们所学的历史只是对时代的大体总结，作者书中的历史才是人内心真实的体验和历程。从萧红的作品中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妇女的生活与命运。萧红的小说没有华丽的言辞与细致的描述，但是她作品以女性为切入点，呈现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的生活状况，对爱情的求而不得与悲剧命运，以及她对这些女性命运的同情，对不合理的封建传统的批判，对女性地位与人格尊严的期望，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一·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的悲剧在于她们经历着生育之苦。她们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忙着生，忙着死，在她们的人生中，生育成了一个可怕的刑罚，。在《生死场》中有一章“刑罚的日子”专门描写了女性的生育之苦。金枝，五姑姑的姐姐，李二婶子，麻面婆等。这些女性都经历了生育的刑罚。她们即使在生育时也难以得到丈夫的疼爱与怜惜，因为所谓的“压柴，压柴，不能发财”，生育时的女性就赤身裸体的，和一条鱼似的趴在土炕上。萧红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女性生育的惨状：“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在这生命如草芥的社会中，女性生育与动物一样不被人重视，萧红在这一章中重复的提到“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脚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动物与人一样，也在经历着生死，人与动物一样，丝毫不被怜惜。这生育之苦在萧红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也是在经受生育的刑罚时去世的。 萧红的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但这些主角所经历的是痛苦的人生，结局基本上也都是悲剧。她们的生活困苦，贫穷而又无奈，生存状况堪忧。《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本是个单纯健康的孩子，只是因为“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只是因为初入婆家吃饭多了一点，就被街坊邻居传作是“不知羞”，她的悲剧命运从这里便开始了。婆婆开始打骂，邻居送来各种不靠谱的偏方，好好的一个健康的人硬是被折腾病了，最后竟然因为婆婆与邻居的愚昧而活活烫死了，小团圆媳妇的遭遇令人毛骨悚然。《呼兰河传》中作者还详细写了一个女性的悲剧，王大姐，她在嫁人之前被人夸奖，因为突然生了孩子，曾经被夸奖的优点就都成了被人凌辱的短处，最终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死掉了，又一个女性没能躲过生育的刑罚。还有《生死场》中的月英，她是打渔村里最美丽也是最穷的女人，却在嫁人后被折腾的最后瘫在床上，因为没人照顾，生蛆而死，这样可怕的遭遇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常的，看着身边的女性一个一个的受虐待直至死亡，却都无动于衷，没有人反抗，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萧红小说里的这些女性，肉体上经受着折磨，生存状况差，还遭受着生育之苦，但这只是物质层面的，她们所经受的，还有精神方面的痛苦，对爱情的求而不得，这里面的典型代表是《小城三月》里的翠姨还有《生死场》中的金枝。翠姨并不是一个大胆追求自己所爱的人，不管是衣服鞋子还是自己的心上人。刚开始知道自己订婚时，翠姨并没有太难过，但是后来她认识了作者的哥哥，爱上了他，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不敢追求，最后郁郁而终。金枝与翠姨的情况不同，她受男人的蛊惑，爱上了那个让她未婚有孕的男人，在结婚后，当初
吴思曼金融一班 古龙武侠小说分析 古龙（1937—1985）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古龙，出生于香港，14岁时随父迁台，4 年后，父亲出走，家境困顿，靠朋友接济维持生计，后毕业于台湾淡江学院外文系。尽管台湾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声名显赫的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武侠小说一直笼罩在金庸、梁羽生的光影中。这种情形直到成熟期的古龙出现，才有了改观。1960年古龙出道武林，经过数载磨剑，在六十年代后期相继捧出了《绝代双骄》《铁血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72年，金庸在完成《鹿鼎记》后功成身退。让人遗憾，而古龙接连写出《萧十一郎》《陆小凤》《七种武器》《欢乐英雄》等杰作，将武侠小说推向新的高峰，越过了同辈作品。 首先，古龙的武侠小说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实，武侠小说这种体裁就决定了每个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都要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诡秘的江湖，奇异的武林，本就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但古龙小说所透露的浪漫主义气息是那色彩样鲜明，是那样别具一格，是那样独树一帜，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武侠作家的标志。通常是一会儿“杏花烟雨江南”，一会儿塞外冰天雪地，场景变换奇快，环境离奇古怪，衬托出人物和故事异常的浪漫色彩。像《楚留香系列》第一个故事中《血海飘香》，楚留香从在海上发现一具尸体开始，引出了一个个离弃诡异、不可思议的连锁故事，而主人公楚留香和胡铁花时而入大沙漠，时而闯“蝙蝠岛”，比之西方很多浪漫的传奇、科幻、探险小说，实在也不输其下。再如《圆月弯刀》，一开始，读者会误以为那是在写一个有关狐仙鬼神与人的神话故事，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也还是写武林和江湖，只不过描写了神奇诡秘的魔教罢了，光这种能让读者产生的误解就够浪漫的了。再看古龙武侠小说的书名和人名，也无一不散发出浪漫的气息。《流星．蝴蝶．剑》，《杏花．烟雨．江南》，《天涯．明月．刀》，李寻欢，楚留香，花满楼……无不给人以遐思迩想，有时光看书名和人命就让你备感诗意了。 再说古龙的语言，那更是风格独特，诗意无穷。可以这样形容古龙的语言：简洁洗炼，干净利落，准确生动，冷峻而富于激情，平淡却充满哲理，海明威“电报体”风格，古汉语“以少胜多”特征。翻开古龙小说，随便摘抄几句，都可以证明。 “ 秋。西山的枫叶已红，大街的玉露已白。秋已渐深了。”（《陆小凤之决战前后》）“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 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 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碾碎了地上的冰雪,却碾不碎天地间的 寂寞。 李寻欢打了一个哈欠,将两条长腿在柔软的貂皮上尽量伸直,车箱里虽然很温暖很舒服,但这段旅途实在太长,太寂寞,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多情剑客无情剑》） “茶虽然又冷又苦，饼虽然又干又硬，他们却还是吃得很乐，喝得很乐，对他们来说，人生中的乐趣本来已经不太多了，所以他们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快乐，就绝不肯放过。 所以他们还活着。快乐本就不是绝对的，只要你自己觉得快乐，就是快乐”（《白玉老虎》）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探索 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1]P39。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2] P15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2] P16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3]P83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1.家庭经历的影响 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4] P179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
于语言艺术 别林斯基曾说过：“有文体，这本身就说明了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萧红小说创作的成功，关键是她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文体。而萧红小说文体的支柱点首先又表现在她那极其简洁、自然、富于抒情性的优美行文上。萧红的文笔之美曾得到了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赞赏，鲁迅以“明丽和新鲜”称誉《生死场》的文字；骆宾基形容《呼兰河传》“文笔优美，情感的顿挫抑扬如小提琴名手演奏的小夜曲”,葛浩文则以“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称赞《商市街》的行文。笔者则认为，萧红的行文有如优美的舞姿一样潇洒。萧红的文笔之美，最重要的是她行文简洁、不雕琢，如行云流水。正如葛浩文先生所说：“她这种优美精炼的文笔，当读者初读时很易被忽略，原因是她的行文太流畅，太自然的。” 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是和萧红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及自传性的文体分不开的，萧红在小说创作上很少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和戏剧场面上下功夫，萧红是一位善于描写她私人经验的作家，因此，她自身与作品关系越近，她便越能在小说中进入配合书中的角色，与书中的景况相吻合，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相应地文中的语句也就自然、流畅，反之，她个人与作品关系越疏远，那么这部作品失败的成份越大，相应地叙述语句就达不到自然，真实的目的。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构，萧红乡土小说基本都是自传体的，因此，她的乡土小说的语言是自然亲切的。我想，凡是读过萧红乡土小说的人，也都有同感吧。 萧红乡土小说语言的第二特点是象诗一样。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 , 她虽不以诗名，但的确别具诗心。她文学才华最早被人发现是因诗句《春曲》，她告别这世界时留下的是“我将与碧水蓝天同在……”这样悲伤的诗句。这种气质和天赋表现在其小说的行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具有散文诗韵味的诗章。萧红乡土小说的诗的意境，没有着意的雕琢，也完全的自然流淌。《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有一小段文字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有谁能说这不是诗呢？简短的文字、流淌的语言，一个自由王国的境界，这才是大自然令人向往之处，也是萧红心绪的驰驻之境。 萧红乡土小说的语言是自然的，正如当代作家刘恒所说:“萧红讲故事有一个特点，她总喜欢用‘了’，‘了’这样一个虚词，一个尾音，被萧红用得十分醒目，十分有韵味”, 从而倍增了小说的亲切感。如“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接着我。……”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当然，我们强调萧红乡土小说语言的自然、流畅，并不是说她对语言一点也不作垂炼和修饰。相反，她在小说中也运用了排比、反复、对偶、比拟等多种辞格，进一步增强了语言的新鲜感和艺术感染力。诸如《呼兰河传》中“除了我家的后园，还有街道。除了街道，还有大河。除了大河，还有柳条林。除了柳条林，还有更远的，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