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美）熊彼特
2007-10-10 01:58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特里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早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E.von柏姆－巴维克的门生，随后游学伦敦，求教于A.马歇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在奥国的几所大学任教，1913～1914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并被该校授以荣誉博士学位。1918年，曾一度出任由K.考茨基、R.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又曾短期出任由O.鲍威尔（1881～1938）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部长。1921年，任私营皮达曼银行经理。1925～1932年，又从官场仕途回到学术界，赴德国任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逝世。其间，1937～1941年，曾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著作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如下：《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德文版，1934年英文修订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1，由生前所写传记评论汇集而成）、《经济分析史》（1954）。
创新理论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种所谓循环运行的均衡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和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说的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在这个创新理论中，人们只能看到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关系则完全看不见了。
经济周期理论熊彼特又以“创新理论”为依据，在《经济周期》及有关书刊中，提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历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大小不同，因而周期有长有短。他综合了前人的论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的主张：①历时50～60年的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②通常所说的平均9～10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③平均40个月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他宣称，这几种周期并存而且互相交织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自动过渡论熊彼特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攻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将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他断言：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物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熊彼特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公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
当前熊彼特学说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西方更多学者的重视。
在知识和学科训练日益专业化和专门化的背景下，美籍奥地利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chupeter,1883-1950）综合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被称为是一个“不成学派的大师”。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作者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几乎四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说，该书的成名在于他从精英角度切入，为解释经济变化和解决政治困境提出了新思路，即在经济领域以创新企业家（经济精英）的兴衰来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成败及社会主义的产生；在政治领域以精英的上下流动解决民主的困境。
以创新企业家的兴衰来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成败
熊彼特在书中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比以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以“创新理论”为根据，提出了“资本主义将活不下去”，并且将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
熊彼特在早先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便提出了所谓“创新理论”。根据这学说，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即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利润，才存在资本和利息；否则，在所谓“循环流转”的情况下，这一切都不存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其“本质因素”是“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或“产业突变”。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门，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三种形式中，熊彼特赞扬并主张
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实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
以精英的上下流动解决民主的困境
古典意义的民主理论是共和式的，强调“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共同的善”(目的)。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公民资格仅限于有产有闲阶级，而农民、商人、工人和奴隶因忙于生产，无暇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活动，从而不够公民资格。随着疆土扩大、人口的扩展和政治权利的普及，公民量多而又质庸。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下，沿用古典民主政治模式导致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状况（暴民政治）。鉴于现实存在的民主与古典民主理论之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熊彼特开始对民主概念和理论进行整体性重写。“由约瑟夫·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西摩马丁·李普赛特这些学者所促进的对民主理论的理论性修改体现了一种传统自由主义怀疑式的精致社会学版本。古典自由主义作家德·托克维尔和J.S.密尔从没走这么远，去试图重新定义民主的恰当观念以与他们自己的渴望相符。这个大胆的事业留给了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家”。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传人，熊彼特“强调以一种程序方法”来认识民主。他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标志是选举。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但其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他给民主下的定义是：“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通过这种重构，熊彼特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权威性统治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斗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合理选择英明领袖的需要。
战后，西方学术界围绕熊彼特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理论家采取了程序民主概念。到70年代，争论过去了，熊彼特的定义被普遍采纳。理论家们越来越注意区分唯理论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定义与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的、制度的、程序的定义。这个定义甚至在非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存在一些有分量的批评，首先是议会政治的批判者们对熊彼特所表述的民主竞争机制的正当性以及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与职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都一致感到不满。例如麦克弗森对熊彼特模式的指责就很有典型性。他认为，熊彼特模式导致一个政治商品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这样人数有限的议员们不仅可以决定交易价格和供求关系，甚至还有本事创造出顾客（选民）需要来，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换言之，一种卡特尔结构（议员之间相互串谋操纵政治市场）罩住了选举和院外活动，使新人竞选的政治资金价码不断攀升。
其次是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批评。由于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强调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在这里，民主的本质只剩选举，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变得无足轻重，原先古典共和式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才能和美德被抛在了一边、抛进了私人领域，不再成为公共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