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
【摘要】中国财政分权在大致被分为三个阶段，到现在为止，财政分权制度既有成功，但也遇到了问题，尤其体现在地方经济差距上。本文从我国财政分权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我国在实行财政分权制度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财政分权、高度集中、分级包干、分税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1950—1978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财政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财政收入的来源、数量和财政支出方向，地方政府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财政地位，其职责不是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在这一体制下，财政支出依存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当其冲要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财政收入不仅仅局限于税收，国营企业利润、价格控制下的不等价交换也是国家获得资金的另外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一五”的经验教训，在1956年的讲话中指出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束缚了手脚、扼杀了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做过两次权力的尝试，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最后都无疾而终。因而这一段时间根本就谈不上财政分权。
（二）1978—1993年为第二阶段
1980年开始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中国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起点，1985年和1988年分别对此进行了两次调整。这一时期的“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是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支配权力，使地方财政初步成为责、权、利相结合的分配主体。地方在确定收支基数、分成比例、补助拨款方面可以与中央进行谈判，还可以与下级政府签订财政收支承包合同。因此，“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是中国财政分权的发端。
此财政体制最大的缺陷还在于，地方政府集中了过多的征税权力，导致中央政府获得的税收数量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征税的努力。由于难于监督，地方政府通过修改企业承包合同或提供优惠的税收条件，将中央政府应得的税收转为预算外收入。因此这一缺陷的存在出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地方预算外收入膨胀的现象，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三）1994年以来为第三阶段
1994年，全国统一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原则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分税制在事权划分上更符合公共财政原则。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全国性公共事务，包括国防、外交、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等；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性公共事务，如本地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和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在税种划分上，将消费税全部、增值税的75%划归中央收入后，地方政府争投资、忙于上短线项目的短期化行为得到抑制，分税制保证了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重新确立了中央财政分配的支配地位。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明显递增，其所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
通过转移支付和专项拨款，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毫无疑问有所加强。分税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产生了积极影响：分税制通过税种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源，使财政体制更加透明；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的规定，促成了税收征管系统的分权；实行分税制使中央政府进一步减少了对地方支出的限制，从而使财政支出更加分权。
二、中国财政分权的约束条件
（一）中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权”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所指的财政分权，实际上指的是权力下放。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行政具有明显的垂直集权特征。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由地方居民的效用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决定，而是与上级政府的考核及晋升指标相关。此外，地方居民不具有“用脚投票”所需要的较为充分的流动条件，对地方决策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有限。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下级政府只重视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视本地民众的要求。这说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仍属分散化或授权的范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此外，作为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并不具有关键的决策权。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地方税的税基、税率决定权掌
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这也是分散化或授权而不是分权的最主要表现。
（二）中国的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
中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表现为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和扩张。随着财政收支缺口的日益扩大，国家在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责任和职能方面越来越吃力，这也迫使国家对既有的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此，财政上的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而选择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国财政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可见，从中国近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目的上看，分权中强调更多的是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这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换言之，中国的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因而，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难以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作出准确评价。
（三）中国的财政分权缺乏宪法和法律保障
在中国，有效的财政分权所需法律框架中的关键要素仍然缺失，中央、省、市（地区）、县、乡镇等各级次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责任的划分等重要问题尚未从法律上予以确定。从实践上看，中国有关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基本上都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通知”等向下传达并加以执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在法律约束缺失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委托人）可以单方面改变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责任以及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随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既有方案，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的目标不一致等代理问题。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财政分权的规则经常会因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因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三、我国在实行分税制过程中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即便是1994年这一革命性的经济性分权也存在众多的制度化设计缺陷，已制约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扭曲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热点问题之一。陈秀山和徐瑛（2004）使用塞尔系数测算了中国从1970-2002年间的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得出的结论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东中西部区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且在逐步扩大（见下表），不同地带内部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说明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带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我们知道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和劳动跨地区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弱，所以“应该有理由将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理解为地区间经济效率差异的结果”，而造成经济效率地区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则应是各地区政府和市场在掌控配置地区经济资源的权力结构上存在差异。
1987-2002年中国历年的塞尔指标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更加依靠本地收入，因而承受着更大的支出压力，而且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着巨大的晋升压力，在两种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各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倾向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导致了各地区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当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反而承担着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时，中西部地区为了缓解压力，不得不加大对地区经济攫取的力度，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则即使也增加了对经济的额外攫取，但对地区经济增长也没有造成明显的负作用，因此，财政分权在东部地区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也的确存在地区性差异。因此，在中国，财政分权改革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而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变化在各地区还受到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因此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各地区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行为模式也会有所不同，使得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地区性差异。
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还在不断的发展中，上面所述的种种缺陷还需要在改革中进行纠正。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评价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主要标准应当是分权对既定的国家政策目标起到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分权政策必须首先明确中央政府的目标，然后依此建立能够取得理想结果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在转移支付方面，应该完善以公式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使之产生正确的激励效应；在地方政府的自身收入方面，应当尽量体现地方佘共服务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联系。社会在发展，财政分权的制度只有跟得上社会的发展步伐才能够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 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月。
[2] 刘剑文：《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研究—高校社科文库》，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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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作业 如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系别：财政金融系 专业班级：财政12-1 学生姓名：狄汶康 学生学号：201201061306 指导老师：段治平 山东科技大学
目录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一般分析 2从财政收入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2.1财政收入的定义 2.2财政收入的三原则 2.3中央财政收入的内容 2.4地方财政收入的内容 2.5从财政收入上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3 从财政支出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3.1 财政支出的概念 3.2 财政支出的三原则 3.3 财政支出的分类 3.4 如何从财政支出上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4 从预算管理体制建立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4.1政府预算的分类 4.2预算管理体制的概念 4.3如何从预算管理体制建立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5 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建议 参考文献
如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摘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指在财政体制上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管理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具体规定了各级政府筹集资金、支配使用资金的权力。范围和责任，使各级政府在财政管理上有责有权。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体制密不可分。良好的政府服务是经济发展的必需品，有效的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政府收入与支出及预算管理体制建立等方面讨论了二者的财政关系。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关系，预算管理，税收 正文：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一般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世界现代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权利的逐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地方要求扩张权力的呼声日趋高涨，但是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惯性作用阻碍了两者关系的合理化，科学化，由于改革前期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得“诸侯经济”形成，损害了中央权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在新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要让地方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发展，更要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活跃经济，拉动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央政府，管理一个国家全国事务的国家机构的总称，在联邦制国家，即称“联邦政府”。中央政府通常的作用负责全国事务，如起草国家宪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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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 【法规类别】财政综合规定 【发文字号】国发[2016]49号 【发布部门】国务院 【发布日期】2016.08.16 【实施日期】2016.08.16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就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必要性
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包干制，再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变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明确，特别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体系框架，为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看，我国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治国提供了有效保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看到，新的形势下，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同程度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同时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任；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规范；有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 这种状况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利于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二、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划分原则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收稿日期:2011-1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085 作者简介:闫文娟(1984-女,新疆哈密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钟茂初(1965-,男,江西铜鼓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闫文娟1,钟茂初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 竞赛0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关键词:财政分权;排污费;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8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203-0032-06 一、引言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并没有使环境质量下降[1]反而使环境质量提高[2],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3]。中国的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4],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0的/标尺竞争0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 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而在俄罗斯等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5],这是中国式分权相比联邦财政分权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主要如下:杨瑞龙、章泉[6]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李猛[7]从财政分权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趋势的新假说: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 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张凌云、齐晔[8]分析了作为/理性人0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第3期(总第165期 2012年5月 财经论丛 C 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3(General,No.165 May.2012 闫文娟等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文献综述 题目双汇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研究 姓名宋孟姣 专业 2010级财务管理本科1班 学号 201040016 指导教师董玥玥 郑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二〇一四年三月
文献综述 1.财务报表分析的概念 纽约大学Leopold A. Bernstein（2012）把财务报表分析定义为：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成果进行的分析，通常包括对企业投资收益、盈利能力、短期支付能力、长期偿债能力、企业价值等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得出对企业财务状况及成果的评价[1]。 美国学者Gerald L.White(1998)认为:对财务报表的分析，旨在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2]。 国内学者如杜胜利、谢志华等（2008）把其定义为：财务报表分析是财务分析人员根据企业财务报告信息及相关经济信息分析企业经济活动，其目的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预测未来可能的业绩，以帮助信息使用人员改善经营决策[3]。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Leopold A. Bernstein把财务报表分析看做一个成果分析，通过各项财务指标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杜胜利、谢志华等主要把财务报表分析定为一个判定流程，评定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和业绩做出预测。 虽然说国内外学者对财务报表分析的定义不同，但可以看出其共同点都认为财务报表分析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以财务报表和企业的相关经济活动信息为载体，目的是给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相关信息，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认为财务报表分析是对企业披露和隐含信息的一个挖掘过程。 2.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 付小丽（2006）指出：报表在披露信息层面包含一定的局限性，令针对财务报表的分析很难系统化及全面化开展[4]。 陈如意（2006）指出：财务报表中的数据是分类汇总性数据，不能直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详细情况[5]。 黄秋玲（2006）指出：第一，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为基础，未考虑到现行计价与历史计价的差别。第二，财务报表分析通常是假定报表是真实的，其真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财务报表分析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生姓名学号js0843544 专业财务管理 指导教师职称副教授学历本科 开题报告内容： 本篇论文综述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从财务报表分析盈利能力分析方法的研究、财务报表分析偿债能力分析方法的研究、财务报表分析杜邦分析方法的研究三个层面来阐述财务报表分析理论的发展与研究，在总结各个文献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他们采用的分析方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并采用以传统比率分析和现金流量比率相结合的方法对上市公司个案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分析时，分析公司基本情况,关注上市公司的历史,关注会计处理方法对利润的影响、分析子公司和关联方对利润的影响、分析会计主要项目的详细资料,并且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被分析对象所处行业的发展水平。 一、本文选题的意义 公司财务报表是关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必须遵守财务公开的原则，定期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提供有关财务资料，便于投资者查询。上市公司公布的一整套财务资料中，主要是一些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分析，就是利用会计报表直接提供的信息，采用专门的方法，对财务报表进行资料归集、加工、分析、比较、评价等，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出综合评价，并提出改善财务状况的措施办法。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可以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新的会计分析信息。这些会计分析信息，对于企业的主管部门，投资者、经营者及有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财务报表分析是会计工作的升华。 财务分析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角度对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判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这对于企业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与企业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效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前面的财务分析通常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就企业的某一方面的经营活动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不足以全面评价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效，很难对企业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关联性做出综合结论。为弥补财务分析的这一不足，有必要在财务能力单项分析的基础上，将有关指标按其内在联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报表体系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为基础的财务报表体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 1、国外研究现状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 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 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 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 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 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 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 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 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 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 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 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 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 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 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 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 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 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 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 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 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 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 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 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NO. 2015-1观 察 与 建 议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S u g g e s t i o n s
?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2015.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版权所有。2015 年出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and policie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or its Board of Governors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Accounts presented here are anecdotal and do not represent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projects or programs. ADB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 of their use. By making any designation of or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or geographic area, or by using the term "country" in this publication, ADB does not intend to make any judgments as to the legal or other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area. ADB encourages printing or copying information exclusively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with proper acknowledgment of ADB. Users are restricted from reselling, re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ADB. 本出版物中所述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 政策。在这里所阐述的事件是实际案例，不代表项目或规划的全面影响。 亚行不担保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在此出版物中标明、参照某个版图或地理区域，或使用术语“国家”不代表亚行对任何地域实体的合法性或 其它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 亚行鼓励仅出于个人和非商业性目的对信息进行印刷或复制的行为，但须给予亚行适当的承认。未经申请 并得到亚行书面同意，使用者严禁出于商业目的再出售、再发行、或创造衍生作品。 Note: In this publication, "$" refers to US dollars. 注：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 Disclaimer for Translated Documents 译文声明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 order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Whil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has made effort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English is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ADB and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is the only authentic (that is, official and authoritative) text. Any citations must refer to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为扩大读者范围，特将本报告由英文翻译为中文。亚行尽力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但英语是亚行的官方语言，因此，本报告的英文原版为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即正式的和经授权的）文本。任何对本报告内容的引用，必须以其英文原版内容为准。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机制设计理论 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 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 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
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