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改革大事年表（2001年～2008年11月）2001年
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提出了有关税收的措施。
3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修订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即日公布，自5月1日起施行。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国家税务总局考察税收工作和金税工程建设情况。
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仲禹到国家税务总局考察工作。
2002年
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对部分地区违规制定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的通报》。
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
3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述了有关税收问题。
2003年
3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谢旭人为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
3月25日，国务院任命谢旭人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3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4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会讲话。
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有关税收的措施。
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修改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2004年
2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修订以后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
4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要点》。此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联合发出一系列配套文件。
7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5年
6月6日～7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到会讲话。
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2006年
2月17日，国务院废止《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和《屠宰税暂行条例》。
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出了有关税收的措施。
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
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有关税收的措施。
12月29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取消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
12月31日，国务院公布修改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
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即日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8月28日，中共中央任命肖捷为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
8月30日，国务院任命肖捷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述了有关的税收问题。
12月1日，国务院公布修改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2008年1月～11月
1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即日起失效。
7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税务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10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规定即日起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11月10日，国务院公布修订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40年来我国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历程与作用 Abstract：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practical progress of China's fiscal reform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Since 1978, China experienced the "central-local division" system, tax sharing system, public financial system, and a new round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reform, which had a series of effects on fiscal revenue, non-tax revenue, macro-tax burden, and government debt.The fiscal and taxation reforms in the ing period will focus on handling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forming individual ine tax and real estate taxes, and implemen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axation. Keyword：fiscal reform; fiscal system; tax system;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所有的经济问题皆可归结为财政问题。财政乃庶政之母。改革开放40年来, 财税改革1在理论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 在实践中也被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期望。 (一) 1978-1993年
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王向清，黄玉兰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ｊｓｕ．ｅｄｕ．ｃｎ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景海峰 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发展的前景。 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 在华人学者当中，傅伟勋教授（1933—1996）是最早将解释学理论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的先驱之一。早在1972年，他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首次触发诠释学的构想。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宣读《创造的诠释学：道玄与海德格》。1983年，在长篇学术自传《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首次用简易的文字记述了“创造的诠释学”的架构。1984—1988年间，在海峡两岸多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发表正式演讲。1989年，撰成《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为此说最具系统之长篇。随后，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于大乘佛学及儒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背景，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汇。 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一层面的核心是原初资料，从版本考证、原文校勘到语词定夺、文法疏通，均属纯粹客观的校雠工作，不涉及到“创造”。“实谓”的寻考是诠释的基础和起点，但非重点，它只是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现，进入狄尔泰所谓“随后体验”的状态。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一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这30年改革中，税收制度先后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 30年中国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以划分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 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1982年，成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继续征收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初步形成了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作为国营企业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第一步“利改税”，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和工商税制改革。为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经第六届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的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了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包括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和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财产和行为税、资源税、特定目的税、涉外税、农业税等七大类。 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了“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从而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内涵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
一、WTO给中国税制带来什么压力？ 1、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与WTO要求中国的税制结构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虽然中国加入了WTO，但是经济发展有一个过程。税制改革有很多内容是今年完不成的，因为立法需要很长时间，比如所得税“两法合并”现在还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改革还应是早点好，至少不应该拖得太迟，否则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WTO规则对于一国税制的要求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不能对外商歧视。在20多年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唯独税收与其他方面的情况很不同——税收方面是一直优惠外资的。现在税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外资歧视，而是对内资歧视。 中国关于WTO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取消和降低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简单地说也就是要求你拆掉篱笆。加入WTO后，外资市场准入的自由权肯定比现在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优惠外商，外商企业可能享有市场开放和税收优惠的双重优惠，但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则变成了税收和市场的双重负担。 我们的税制基本上是符合WTO要求的，并不是说中国加入WTO就逼着你立刻进行税制改革。外方对我们给出的税收优惠从不拒绝，问题是我们自己要不要继续实行这套政策。中国加入WTO的目的毕竟不是让外资打垮本国企业。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企业轻装前进。 2、除了企业所得税，决定或影响内资企业竞争力的税收因素还有那些？ 决定企业内在竞争力的很多因素中，出口退税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因素之一。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即使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和发达国家惯例相比仍然是退税不足。原因在于我们是生产型窄范围的增值税，产品中还含营业税。即使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其实仍然征了很多税。从税制上无法实现真正的出口产品零税率原则。所以要真正解决出口产品含税问题，除了提高退税率、扩大退税空间，还需要增值税转型。最好不要通过提高退税率，超过法定征税率，如征17%退18%的办法，那会为人家诟病。改善税制才是正路。不改税制，通过退税硬性实行外贸补贴，结果是两边都扭曲。 3、近来启动的税制改革，是一次与1994年类似的全局性税改，还是局部税种的调整？此次税改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目前是不是改革的良机？ 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类似1994年那样大规模税制改革的条件。不过，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包括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投资需求不足等新情况，尤其是加入WTO。理论界对税制改革建议的重点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地方税等，几乎涉及了税制的所有方面。 4、为什么目前的税改不是一个全局性的改革，却又涉及几乎所有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1994年税制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经济环境了。从宏观经济运行方向上说，中国已经从当时通货膨胀转变为现在的通货紧缩。1994年税改的核心方针是抑制通货膨胀
分税制改革
关键词：分税制问题改革 一、我国现行的分税制 （一）分税制的实质、划分原则及依据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的实施，既是一国政府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是一国以法治税思想在财政、税收制度建设方面的体现，又是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在税收管理方面的体现，也是一国财政管理体制在税收方面的体现。 实行分税制后，税种和各税种形成的税收收入分割按照立法、管理和使用支配权，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中，中央税是指税种的立法权、课税权和税款的使用权归属于中央政府的一类税收，地方税是指立法权、课税权和税款的使用权归属于地方政府的一类税收。税款收入按照管理体制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中央税归中央政府管理和支配，地方税归地方政府管理和支配。
在税收实践中，某些税种的收入并不一定完全归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收入共享，从而出现共享税类。一般来说，共享税是指税种的立法权归中央政府（或上级地方政府）、上下两级政府分别征收、管理，并各自享有一定比例使用权的一类税种。共享税的决定性划分标准不是立法权，也不是征收管理权，而是税款所有（支配）权，是按照税款归属标准进行的划分。 分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分税制，则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理论。我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 分税制的实质主要表现为：按照税种划分税权，分级管理。税权是政府管理涉税事宜的所有权利的统称，主要包括税法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其中，执法权主要包括税收组织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支配权）。分税制就是要将这些税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在中央及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就是通过对不同税种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分配，以求实现事权同财权的统一。 一般来说，完善的分税制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事权自主的决定所辖的税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事权自主决定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事宜；划归地方政府征管的地方税税种，地方政府可以因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
改革开放40年,企业所得税巨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企业所得税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在国营企业一度没有征收企业所得税，只上缴利润；从集体企业征收上来的税额也很少。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壮大，企业所得税法的完善，2017年征收企业所得税为32111万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比例为22.24%。征收的依据从法规上升到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措施更加完备。 一、改革开放前的企业所得税（1949年—1978年）1949年首届全国税务会议通过统一全国税收政策的基本方案，其中包括对企业所得征税的办法。1950年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设置14种税收，涉及对所得征税的有工商业税（所得税部分）、存款利息所得税和薪给报酬所得税。工商业税（所得税部分）自1950年开征，征税对象是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应税所得。国营企业因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其财务核算制度与一般企业差异较大，实行利润上缴制度，不缴纳所得税。这种制度设计适应了当时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需要。1958年和1973年两次重大的税制改革，核心是简化税制，其中的工商业税（所得税部分）主要还是对集体企业征收，国营企业只征一道工商税，不征所得税。在这个阶段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占50%左右，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仍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在税收收入中，国内销售环节征收的货物税和劳务税是主体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以上，工商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较小。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所得税（1978年—1990年）从1978年开始，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原有的单一税收制度因税种过少，难以适应新形势，也不利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集体商业和个体工商业户的税负偏重，不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并公布施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为30%，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行20%～40%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另按应纳税的所得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上述改革标志着与中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所得税制度改革开始起步。同时，通过两步“利改税”所确立的国营企业所得税突破了对国营企业不征收所得税的禁区。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即将建国以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制度。次年实施第二步“利改税”，1984年9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国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实行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税率，国营小型企业按10%～55%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税率由财税部门商企业主管部门核定。税后利润原则上归企业支配。两步“利改税”基本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也使国家财政有了稳定增长。1985年4月，为统一不同行业集体企业所得税负担，适应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集体企业所得税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实行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随着以雇佣劳动为主、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营企业的发展，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了引导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所得税实行35％的比例税率。 三、内外资有别的企业所得税（1991年—2007年）为适应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税法随堂论文信工吴鹏20102450126 论当前税制改革内容与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为了建立一套适应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5年来中国的税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税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又为税收收入的连年增收开辟了广阔的税源。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35822.8亿元增至249529.9亿元，增长了83.7%，年平均增长率为16.4%；中国的税种从24种减少到20种（实际开征19种），减少了4种；中国的税收收入从20017.3亿元增至45622.0亿元，增长了127.9%，年平均增长率为22.9%；中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7%上升到18.3%，提高了3.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国家采取了大量的、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措施，支持农业、能源、交通、外贸、金融、房地产、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改革和特定区域的发展（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几乎涉及所有税种。下面挑三个简单说一下 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一）确立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的原则，坚持以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目标，农村税费改革“费改税”的方案虽有不足，但它为解决“三农”
问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通过这种形式的改革，从制度上制止了各种名目的收费，确立了税收作为处理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主导方式，摒弃了其他非规范的方式；也为加强农业税收征管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所以，作为整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改革措施必须全面推行。从目前试点情况看，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逐步导引出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到市县级政府加大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财政投入机制。 然而，也需要明确，要真正建立起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的制度和体制，必须调整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着眼于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着眼于农业税收制度的现代化。 （二）建立规范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要打破农村基层机构与农民之间的“零和不对称博弈”局面，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必须加大外部资金注入力度，中央财政在这方面应当率先垂范。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完善中央、省、市、县、乡镇之间财政分配体制。首先，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尤其要明确省以下特别是县、乡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三）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税收制度 通过上述税制改革，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将进一步规范、合理，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将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第一，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为对农产品商品征收增值税，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 伽达默尔是西方解释学现代发展的最大代表,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 要的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其思想迅速传播和应用于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评论 和宗教等人文社科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①,形成了世界性的一种 新哲学形态和“显学”理论。那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伽达默尔的 解释学实践哲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义呢?作为一种对话的“本文”,作为一种交流的“对象”,它又会在交流的参与中向我们显明一种什么样的新意义的理解与追求呢? 显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解释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汤一介、黄俊杰教授 等为代表),二是中国的实践哲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张汝伦教授等为代表)。自从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展开了对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以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着 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哲学、宗教、伦理学、 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着手探讨“创建中国解 释学”及重新认识中国实践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一、解释学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从有“史”走向有“学” 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可上溯古希腊与中世纪,有赫尔墨斯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与传达的 神话,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有奥古斯丁关于解释对于理解神之旨意的意义研 究以及对于解释问题零散研究的系统化等努力,特别是在西方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对《圣经》解释的历史传统,1654年J·丹豪色最早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用作书名。 不过,真正说来,解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自从19世纪施莱尔 马赫、狄尔泰等人将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之后,解释学才获得了 自身的特殊意义,解释本身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被加以研究而形成了丰富的解释学理论。随后海德格尔从其基本本体论出发,赋予了解释学以本体论性质,而伽达默尔则将这种具有 本体论性质的解释学上升为一门哲学解释学来研究。这就表明,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史来看,“学”与“史”是分开的,有解释的“历史”不等于有解释的“学”(即解释理论)。因为“一种 ‘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 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①。 同样,中国的“解释学问题”可谓由来已久,甚至比西方有更长的历史,但“迄今还没有一套 自觉地把‘解释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与西方解释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体系”②,其根本原 因在于,尽管中国对本文意义的解释古已有之,也非常普遍,但始终没有将解释本身作为对象 来加以研究,没有形成关于解释的一套基本原理和理论。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着十分 明确的解释实践活动,但却一直不曾有过独立的解释学理论,因而,作为一门理论学科,解释学 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解释学问题上,可以说,有漫长的解释史却无一般的解释学。
国外地方税收制度研 究及借鉴
国外地方税收制度研究及借鉴 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 447 次更新时间：2013-01-06 13:44:25 进入专题：地方税收制度 ●财政部财政所课题组 摘要：本文是在对典型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部分地区的地方税体系考察撰写的国别报告基础上，汇总研究形成的总报告。报告介绍了国外地方税收制度概况，重点分析了地方税税权划分和税种设置等方面的国际经验，提出对我国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国外地方税收制度一般分析 (一)地方税收制度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基础 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财政管理模式，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从而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范围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体系。 地方税收制度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基础，是地方税收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地方政府为取得地方财政收入依法制定的调整地方政府与纳税人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从法律角度考察地方税收制度，地方税收制度可以分为地方税收组织法、实体法、程序法三个部分。 世界各国均把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作为地方税收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完善规范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根据国情设置地方税收管理机构，税务机关人事制度完善，内控制度严密。同时，构筑税收信用体系，引导纳税人诚信纳
税，发展税收信息化，强化重点税源管理，注重税收成本也是它们的共同做法。保证地方税收入的合理规模，注重地方税制结构的科学规范与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更是构建科学的地方税制的基础。 (二)国家行政体制影响国外地方税收制度的形成 国外地方税收制度的形成与分税制的出现息息相关，分税制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一些欧洲国家，许多发达国家的分税制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善、成熟的制度，如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比较成功地实行了分税制。从表象上看，地方税收制度与分税制体制相伴相生。从实质上看，税权决定地方税收制度存在的基本状态。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差别很大，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税权划分也各不相同，国家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权分配，进而影响地方税收制度的形成。 地方税收立法权是相对于中央税收立法权而言的，指地方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其权力机关立法征税，并以法律形式确立具体税制的权力，是采取分税制国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是否承认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目前实行分税制的国家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如美国、加拿大等联邦制国家；二是地方政府不享有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而统一归中央政府掌握，如韩国；三是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如日本。 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都有立法权。美国自189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以后，就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遵循“不违宪就合法”的法律原则。在地方税收立法方面，联邦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地方税税收立法权，只要地方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a11721771.html, 中国税制改革的演变逻辑及发展趋向探析 作者：陈瑶光 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06期 【摘要】系统回顾中国税制六十多年建设与发展历程，其演化的主要脉络有以计划经济 为指导下的财政收入方式之一单一化和不完全性的税收制度，到逐渐演变为基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且作为财政收入主体形式的复合税收制度之路，整体上遵循着与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制度变迁的深度匹配逻辑、保持与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发展的共生互促逻辑、坚持学习借鉴及渐进完善的并行推进逻辑。在全面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战略下，中国税制改革应从以效率、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调整流转税各税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社会公平来精细化完善我国税制体制的发展。 【关键词】税制改革；历程；变迁逻辑；发展趋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整体经济体系逐渐成熟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具体的财政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其具体的税制转型上关注特多。从税制的基本功能上来看，其在筹集公共收入、有效调节社会分配和对经济有效调控等方面，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整体上为我国改革步入攻坚期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不断优化的现代税制体系，已大不同于传统上的理解。就改革开放以来来看，我国税制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推进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起到了关及其内容俨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到了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税制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改革需要，甚至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 一、中国税制改革变迁基本历程的回顾 较为系统的回顾我国税制六十多年发展历程及其改革过程，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前30年为税制建立与发展阶段，后30年的税制改革与完善阶段，十八大以来的精细化推进阶段。 中国的税制建设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不断建成的，特别是在每个阶段国家具体的政治方针路线而完善的，整体上是一个相对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发展需求，在有效总结和汲取前三十年的税制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发展主线不断完善的新时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系统的梳理国内外的基本情况，结合我国的整体经济情况对全面完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财税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从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依法治税的推进进行了系统的规划，较为全面的保证了税制在公共收入、收支分配、结构优化等方面职能的充分发挥。
③资源税类。对采掘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的级差收入征收的税种，包括资源税、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④特别目的税类。为达到宏观调控和其他特定目的，对某些特定行为征收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奖金税、工资调节税、烧油特别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⑤财产和行为税类。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屠宰税、筵席税，这些税的收入多归地方财政。⑥涉外税类。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设置和沿用的税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 [编辑]中国工商税制的特点 ①税收收入结构，以对生产流通环节征收的流转税占主导地位。在1984年全面改革工商税制前占全部工商税收85%左右,税制改革之后,由于对国营企业开征所得税，并陆续开征了一些调节投资、分配的税种，流转税的比重有所降低，但仍占60%以上。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选择。 ②税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前，税收收入中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缴纳的占99%，改革开放后仍占90%以上。 ③税种设置、税率设计、减税免税措施等,力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分配政策,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税收
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④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1990年工商税收占全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7.1%，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同时，规定了公司设立和运营的规则。这些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
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 一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philosophy 在西方为“爱智之学”，中国的“哲”字即是“智”或“大智”之义（《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希贤”出自周敦颐《通书》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将西方的“爱智”翻译为中文的“希哲”，从词组结构上说，比一个“哲”字更为合适。关键是中国古代没有“爱智”或“希哲”后面的那个“学”（学科），而且中国古人对“智”或“哲”的追
求亦与西方人有差异。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学科，也就没有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绪论”中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也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这里首先是要立“中国哲学”之名，但金岳麟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这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
增值税作业题 作业1：服装厂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某市利群服装厂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期限为1个月。该厂2016年8月份有关业务资料如下所述。 (1)购进生产用原料（布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210 000元、35 700元；该批货物已运抵企业，货款已付。 (2)购进缝纫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10 000元、1 700元；支付运输费用，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500元、55元。 (3)以自制服装100套向某纺织厂换取一批布料，服装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为50 000元；取得纺织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的价款40 000元、税款6 800元；其余款以支票结算。 (4)支付水费，取得自来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20 000 元、600 元；支付电费，取得供电部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21 000 元、3 570 元；上述水电均为生产、经营、管理耗用。 (5)支付产品广告费，取得广告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40 000 元、2 400 元。 (6)支付电话费，取得电信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20 000 元、2 200 元。 (7)支付借款利息，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30 000元。 (8)发出各式服装委托某商场代销。月末收到商场送来的代销清单，代销服装的零售金额81 900元；服装厂按零售金额的10%支付给商场代销手续费8 190元。 (9)向某百货公司销售一批服装，货已发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300 000元，货款尚未收回。 (10)为某客户加工服装100套。双方商定，服装面料由服装厂按客户要求选购，每套服装价格（含税）1 170元。该厂为加工该批服装从某厂购进面料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税款分别为30 000元、5 100元，货款已付。该批服装已于当月加工完成并送交客户，货款已结清。 (11)通过市教育局向某学校赠送100套运动服，生产成本共计7 000元；该批运动服无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12)上月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18 500元。 其他资料：本例涉及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已通过认证。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该厂本月实现的销项税额是多少？ (2)该厂本月可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多少？ (3)该厂本月应纳的增值税额是多少？ (答案提示：销项税额89 709元，进项税额76 625元，应纳增值税额13 084元) 作业2：商场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东盛百货商场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期限为1个月。2016年8月份有关业务资料如下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