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
2015年01月18日
近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奶农“倒奶”事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国内乳品企业自控奶源大幅提高是导致散户奶农倒奶的原因之一。虽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但是，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的措施。
编者按：
近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奶农“倒奶”事件。有人趁机唱衰中国经济，认为“倒奶”事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它的出现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经济危机的征兆；也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借机宣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倒奶”事件其实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关。面对这些错误观点，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奶农“倒奶”事件进行了理论研究，揭示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与美国上世纪农场主“倒奶”事件的本质区别，分析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的原因，并开出了化解问题的药方。现将相关文章刊出，以飨读者。
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的启示
近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倒奶”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乳业发展总体平稳，“倒奶”事件少有发生，这与内蒙古乳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密切相关。可见，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于各地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降低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乳企需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乳企和奶农要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实现稳定合作。一方面，乳企从市场收购原料奶，需要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在洽谈、签约、执行、监督等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大的费用。而如果乳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就不用外购其他利益主体的原料奶，从而就能达到减少相关费用的目的。因此，截至2013年5月，蒙牛乳业已在奶源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其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座到30座超大型牧场，将新
增投资30亿—35亿元建立规模化集约化牧场，三年内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另一方面，要预防和解决“倒奶”问题，需要在乳企与奶农、养殖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乳企和奶农没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不断的搜寻新的交易对象，不断的谈判，这就增加了各自的费用。降低这种费用的重要手段是乳企和奶农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内蒙古的乳业统计资料表明，这样做的奶农能不赔钱或少赔钱，而那些合同外奶农每生产1公斤牛奶，就要赔1.7—2.2元。
需要强调的是，在保护奶农方面，乳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非常重要。内蒙古的蒙牛、伊利等大型乳企承担责任，保护奶农利益，有效地防止了“倒奶”事件的大规模发生。蒙牛作为央企，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社会担当。
(二)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在乳企的空间布局上要形成聚集效应。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均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些龙头乳企成为经济增长极，这些经济增长极产生的巨大极化效应，逐渐转变为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又表现为扩散效应，即主要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内蒙古乳业发展中鲜有“倒奶”事件是因为这两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实力的乳企自身效益比较好，也有能力相对高价收购牛奶。如伊利、蒙牛等大企业的成本收益率平均在48.98左右，而小企业则只有7.97，前者是后者的6.15倍。
比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能成为全国奶牛养殖第一大县的重要
原因是距离蒙牛、伊利极短，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2013年该旗奶牛存栏21.98万头，全年向伊利、蒙牛两大企业累计销售生鲜乳28.78万吨。因此遏制“倒奶”就必须围绕龙头企业，实现聚集经济效应。伊利已经在全国十多个销售大区都设立了现代化乳业生产基地，既弥补了伊利奶源基地远离主要消费城市、产地市场容量有限的竞争劣势，又有效解决了当地原料奶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与当地的奶农、政府共同投资建设奶源园区基地，既最大限度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空间距离，减少运输周转
时间，为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又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增加财政收入。
(三)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做大乳企，实现奶农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乳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中国中小规模养殖模式成本过高是国际竞争力赢弱的主要原因。截至2013年，内蒙古90%以上荷斯坦奶牛已经集中到44个存栏万头以上的旗(县、区)，近80%的奶产量集中在26个10万吨以上产能的旗(县、区)。内蒙古5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养殖比率为66.3%，比2008年提高了49.5个百分点；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占比为52.9%，比2008年提高46个百分点。全区奶牛存栏300头以上规模牧场857个，其中存栏300～499头的450个，占52.5%；存栏500～999头的231个，占26.9%；存栏1 000～3 000头的150个，占17.5%； 3000头以上的26个，占3%。这意味着，化解“倒奶”事件，就要通过增加救助奶农补贴，在规模奶牛场用地、信贷等方面提供支持等措施，尽快淘汰散户养殖模式，转向大牧场集约经营。与此同时，要建设奶业合作社和合作社的联社，打造奶牛养殖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版。
(四)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建立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及时了解国内外乳业供需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信息比较充分者，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内蒙古乳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冲击力的对抗能力，与内蒙古的乳企和奶农之间的有力的信息分享机制有关。因此，化解“倒奶”事件，政府要对国内外奶源供给进行规划并及时发布信息，以便让奶农及时捕捉信息，了解国内外市场价格走势，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奶农也要积极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信息源挖掘有效信息，注意预防风险。(盖志毅高海秀作者分别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倒奶”事件争论背后的经济学话语危机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导致奶农出现“倒奶杀牛”的事件，此事一经流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倒奶”事
件所引发的诸多纷争甚嚣尘上。不难看出，各方论及的内容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所有的争论却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些网评文章甚为奇特，其所持观点极具代表性并颇有市场。文章认为，“倒奶”都是供给过剩的产物，与主义问题毫无关联，那种曾把“倒奶”作为“万恶资本主义”标志的说法是荒谬的；同时，“倒奶”是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个体奶农而言，虽然“倒奶”是悲剧，但却是最理性的选择。很明显，依照这样的逻辑，“倒奶”不仅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既有视野，而且还被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便被兵不血刃地消解殆尽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各方围绕“倒奶”事件的争论，其实质是其背后的经济学话语权之争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弱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一直面临着经济学话语缺失乃至失语的风险与挑战。“倒奶”事件争论的出现，只是再次证明了矛盾的一般性总要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出来。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区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并且各自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反杜林论》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与资本主义本质无关的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严格区分经济危机的发生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一，相对于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的必然性和根本性而言，其仅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其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衍生出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
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倒奶”的动力系统；而“社会主义倒奶”具有偶然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否定了“倒奶”的内在必然性，而价值规律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为“倒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可能，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因此，“社会主义倒奶”仅是一种可治性的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倒奶”则注定是一种痼疾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历史与逻辑在趋势上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的演化发展，但经济危机始终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尽管资本主义在新的再生产条件的重建下不断得以“凤凰涅槃”，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之间不断徘徊游走，但资本主义源于“垂朽”的经济危机根源而决定的消亡趋势却是不曾也是绝不会更改的。
最后，我们更应该探究是什么混淆了“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湮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严重地染指了我们的公众主流媒体，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接掌了经济学话语权。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理性自私人的人性假设，恪守着原子式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将所有国民财富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均偷换为技术化、去阶级化的资源配置过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剥削本质并借以为剥削制度辩护。重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之路任重而道远。(肖斌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倒奶杀牛”：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
新年伊始，山东潍坊爆出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事件，“倒奶杀牛”现象逐步蔓延至河北、黑龙江等乳业主产区，甚至出现在广东等南方地区。原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标签的“将牛奶倒进大海现象”的出现，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出现经济危机的先兆？
事实上，看似完全相同的两种经济现象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成因。目前我国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描述的经济危机完全不同，与经济危机先兆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过剩。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大量群众无力购买牛奶，一方面出现厂商将牛奶倒进大海的经济危机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决定的。马克思曾讲到，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商品“惊险的跳跃”，如果这个跳跃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其宁愿选择倾倒的方式是不会选择降价的方式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我国目前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恰恰是中国乳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一种阵痛和整合的反映，是中国乳业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选择多样化的反映，也是重构乳业价值利益链诉求的反映。
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国内乳品企业自控奶源大幅提高是导致散户奶农倒奶的原因之一。“得奶源者得天下”是中国乳业的共识，“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大型乳品企业加大了自有牧场的建设力度，对散户奶源的需求，也大幅减少。以乳业龙头伊利为例，其奶源已实现大部分来自自建或合作牧场，规模化集中化养殖在奶源供应比例中达95%以上。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是中国乳业从区域市场、全国市场，走向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表现。中国乳业经过30年的发展，从区域市场竞争发展到全国市场的竞争，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中国乳业进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行列。全球奶源的供给和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冲击国内乳品企业的生产经营， 2008年至2013年，我国进口乳制品从35万吨增至159万吨，年均增长35%，奶粉进口从10.1万吨增至85.4万吨，年均增长53%，奶源自给率则从95%下降到了78%。2014年国际奶粉价格大
幅下滑，从2014年1月份到2014年10月，新西兰进口奶粉价格从42000元/吨跌到21000元/吨，乳品企业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生产配方，用奶粉替代生鲜乳，减少了生鲜乳的使用量，进口增长冲击是此次奶源过剩的主要原因。
“倒奶杀牛”现象折射出目前我国液态奶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匹配，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选择多样化的需求。目前，我国液态奶中常温奶约占70%，低温奶(保鲜奶)仅占30%，这种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有利于大量奶粉的进口，却不利于国内鲜奶的收购与加工。目前我国液态奶的产品结构具有满足过去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的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就要求乳制品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特别是扩大差异化鲜奶产品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又可以增加对鲜奶的收购与加工规模，也可以避免消费者“用脚投票”使市场销售受挫、市场占有率下降。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反映着农产品市场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倒奶杀牛”事件出现后，农业部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事实上，乳制品属于农产品，具有农产品的周期性特征，农产品的生产难逃“蛛网模型”的怪圈，极易发生丰产不丰收的“谷贱伤农”事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市场在农业领域往往表现的是“失灵”，因此各国政府都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品给予补贴。
虽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但是，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的措施。措施之后，更需要重新梳理全球竞争格局下中国乳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构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乳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赵海东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相似事件本质区别
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我国多地乳企拒绝或者减少收奶，奶农“倒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回顾历史，很
容易让人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倒奶事件，类似的一幕在近一百年后的中国再次上演，是否意味着当今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老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与当前发生在我国的“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于生产的普遍相对过剩，多数产品都出现了滞销现象，由此引发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为了应对空前严重的危机，维持产品的价格，美国农业资本家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四分之一的棉田在即将收获时被铲掉埋在地下，这类悲剧性事件在全美境内普遍的发生着。而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有大量的美国民众正在遭受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甚至有大量的人被饿死。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万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人达到40%。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导致美国当年发生倒奶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导致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的产物，经济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现象自然无法避免。
而当前发生在我国局部地区的奶农“倒奶”事件，只要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与历史上美国的倒奶事件在发生背景、倒奶主体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是迥然不同的。
从经济背景来看，当年美国发生倒奶事件是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大批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们生活困顿，社会动荡加剧，倒奶事件乃是经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种体现。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态平稳，产业有序发展，城乡
人民总体生计保障良好，市场供求两旺。不仅如此，良好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推动了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
从倒奶主体来看，当年美国倒奶事件的主体是农业资本家(农场主)，他们大多有着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牛奶价格有着很强的操控能力，他们之所以要倒掉牛奶，并不是牛奶卖不出去，而是为了维持牛奶的高价以及自己的高收益而有意为之的理性行为。而当前我国发生的“倒奶”事件，其主体主要是小规模生产的奶农，他们往往是牛奶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之所以倒掉牛奶是因为牛奶卖不出去而被动选择的无奈之举。不仅如此，与美国农业资本家不同的是，这些奶农在不得不“倒奶”的时候，优先将牛奶免费送给了周边的敬老院等机构，或者提供给周围的非奶农户饮用，甚至免费送给养猪户来喂猪，以求物尽其用。这与当年美国农业资本家宁可将牛奶倒掉，也不提供给即将饿死的饥民饮用，有着云泥之别。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资本家的冷酷无情和中国奶农的济世情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对消费者的影响来看，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是资本家为了操纵牛奶价格而有意进行的行为，人为地压缩供给，导致众多受危机影响而收入降低的消费者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了对牛奶的消费，从而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而当前我国局部地区偶发的“倒奶”事件，并未对消费者的牛奶消费产生消极影响，目前国内乳制品市场供应充足，乳制品价格稳中有降，广大消费者的乳制品消费并未受到影响。
可见，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不仅与当年美国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局部事件，是全球化时代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总供求出现暂时性结构失衡的体现。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经济的“环球同此凉热”，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则，不得不调低了应对、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防火墙”，这自然使得我国经济易受到世界经济和国外资本的影响，对此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概莫能外。
国际奶价的走低是推倒我国奶农“倒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自2014年春天起，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牛奶产能的增加，俄罗斯实行进口禁令，国际市场牛奶供大于求，奶价大幅下行。全球奶价自2014年3月开始持续下跌，新西兰、欧盟的原奶价格跌幅达40%。国际奶价持续走低不但影响了我国乳制品的出口，更主要的是，进口奶粉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国内乳制品市场份额被国外乳企迅速挤占，数据显示，2014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奶粉88.4万吨，同比增长20.2%。进口奶粉的价格优势，即1吨进口奶粉到岸价比1吨国产奶粉低1万元左右，促使国内众多乳品企业转为使用更多的进口奶粉作为加工原料。以进口奶粉为原料生产的还原液态奶的成本要比用生鲜奶生产的液态奶成本低得多的客观现实，使很多企业减少了对国内生鲜乳的使用，这就直接对奶农牛奶的收购产生了影响，催生了奶农“倒奶”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进口奶粉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2014年我国国内生鲜乳产量也增长了5.2%，这就使得我国乳品产业遭受了来自国内外奶源供给双重增加的压力。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受到抑制的国内乳品需求。一方面，国际市场乳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使我国乳品出口变得更加困难。2014年1～11月份出口乳品3516.1万吨，出口金额6730.8万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出口量增长8.2%，出口金额增长29.6%；而2014年1～11月份我国进口乳品1.7亿吨，进口金额61.5亿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进口量增加20.6%，进口金额增长38.5%。我国乳品贸易存在的巨大逆差，表明国际市场对我国乳品需求的增长乏力。此外，随着中澳自贸区签订、欧盟牛奶生产配额解禁等，今后我国乳品产业将面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三聚氰胺”等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心理影响尚未消除，以及进口乳制品价格的下降，促使许多国内消费者选用进口乳制品替代国产乳制品，影响了国内市场对国产乳品的需求，进而影响了乳品企业对生鲜牛奶的收购，成为奶农“倒奶”事件发生的重要推手。一边是奶农在倒奶，另一边是国人在喝进口奶，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尽快反思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暴露出我国乳品产业存在着国际竞争力弱，生产成本高、效率低，没能形成一体化产业链等突出问题，在国际乳企
降价竞争的冲击下，处于分散、弱势的我国奶农自然便成为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倒奶”事件在未来能够得到有效避免
当前我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保持了超过7%的增长，而且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使国家对各个产业发展的调控更加明确有力，而且能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奶农“倒奶”这类事件在未来得以有效避免。为防止此类悲剧事件的再次发生，我国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在以严格的质量监管重新赢得国内外消费者对我国国产乳品质量、安全信心的基础上，采取长短期、多管齐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长期来看，必须建立民族乳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民族乳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对此，政府要通过努力推进奶牛养殖、乳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降低国内生鲜牛奶及其加工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原奶和乳制品的质量，增强我国乳品产业的竞争力；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大力扶持奶农合作社发展，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提高奶农的原奶议价能力；稳步推行原奶的支持价格和原奶生产保险等政策，保护奶农的利益，保障其原奶生产的物质和精神动力；鼓励奶农和乳品企业签订长期的原奶供销合同，并以法律手段确保合同的忠实履行，等等。短期来看，各地政府要千方百计组织协调乳品加工企业保证生鲜牛奶的收购，督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同，同时发挥地方奶业协会和奶农合作组织的作用，维护生鲜牛奶正常收购秩序。还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出台奶粉收储补贴、救助奶农补贴、信贷金融支持等办法，帮助奶农渡过难关，等等。(杨静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倒奶”并不都是经济危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奶价下降、进口奶粉冲击和国内乳品消费不振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因卖奶困难，引起奶农“倒奶”甚至“杀牛”的现象。这种“倒奶杀牛”的现象，其实前些年也在有的地方出现过，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最近却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一是
因为倒奶的地区相比以往范围要广、程度要深；二是因为有人声称，“倒奶”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甚至中国道路的争论。
有人“惊呼”，美国“农场主倒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色今天竟然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现实演绎，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也有人出面辩驳说，“倒奶”与经济危机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下的“倒奶”事件，主要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是当时社会劳动人民在资本家盘剥之下有效支付能力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倒奶”事件，则根本不是“没钱买奶”或者社会消费能力不足，而是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它表明对于政治经济现象认识与诊断疾病有类似之处，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肺炎会引起发烧，但发烧的并不都是肺炎。同样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曾使得美国资本家把大量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但并非只有经济危机才会引发这种倒奶现象。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在很多商品的生产上，交替引起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的现象。当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在只是局部的供给过剩时，经济危机并不爆发，但处于局部供给过剩状态的商品仍然可能会出现倒奶这样的部分销毁现象。例如，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地方出现蔬菜集中上市，销路不畅，菜价暴跌，导致蔬菜直接烂在地里无人采收的现象。
那么，这次大面积发生的“倒奶”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中呢？它与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对经济危机作个界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即便中国自身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如果世界主要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中国已然被世界经济危机所包围，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身陷经济危机的，也不能说中国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领域所发生的现象完全与经济危机无关。
由此，我们说，最近这一次国内出现的“倒奶”事件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现象，而是与国际经
济危机有关的一种现象。正是因为2008年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且直到今日仍未步出经济萧条，造成世界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这才引起了大面积的倒奶现象。这一现象不代表中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但也不能说与经济危机无关。
既然发烧了，虽然不是肺炎，但也得治，只是不能按肺炎来治，而是要对症下药。首先是隔离致病源，其次是使病人得到休养，再服用相关药物。当前，农业部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全力以赴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这只是使病人得到休养的措施，对于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很不够的。
其实，就隔离致病源来说，应当要求展开国外奶制品进口的反倾销调查，限制或延缓国外奶制品的大量进口，回升国内奶制品价格，为处理卖奶难赢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而就服用相关药物而言，有关方面必须认识到，除非具有垄断性和高智力特征，否则类似传统小农经济的小微生产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能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扶不起的阿斗。因此，要彻底解决奶农“倒奶杀牛”的问题，首先要消灭奶农身份，使奶农转变为奶业合作社社员或奶企自身所有的养殖场的员工，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其次，当前中国人的奶制品摄入量是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奶制品市场混乱，还原奶冒充鲜奶的问题仍然存在，奶制品中雌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令人质疑，使很多消费者不敢消费奶制品。对此，政府应当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加强奶业生产质量的监督和检测，并及时向公众反馈，严防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消除奶制品市场的混乱，使公众能够放心地购买国产奶制品，这样中国国产的牛奶就有可能从目前的暂时供给过剩，转变为供给相对不足。(余斌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读后感 读了毛主席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篇文章之后，顿觉毛主席高瞻远瞩，对国家未来的判断相当正确。但现如今中国的国有经济也在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走去，国家掌控了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领域，这些庞大的国有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利润同时却没有把钱用于为国家的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这也让现在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为此，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怀着为国为民的心态深刻地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探讨，从而找出解决社会矛盾之道。 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重大变化。自上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经过了46年后，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坍塌而结束。而资本主义阵营方面，在似乎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陶醉，就又陷入一系列经济危机之中。先是1997年发生的，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亚洲金融危机，接着又在2008年爆发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美国次贷危机，连带整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欧洲各发达国家及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大危机的恐惧之中。危难中，刚刚兴高采烈宣布“历史终结”，马克思主义已经湮灭的人们，又不得不在垃圾堆里刨找被他们扔进去的马克思的书籍，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真是构成了一幅绝妙的世事讽刺画。现在，又有不少人开始急急忙忙地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完蛋了。还有不少人坚守资本主义的教条，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完蛋，反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没有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贯彻资本主义的教条，在执行中打了折扣造成的。 当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书籍，当我们重新阅读亚当．斯密、李斯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书籍，当我们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上写的一段文字，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背景资料 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 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重大变化。自上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经过了46年后，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坍塌而结束。而资本主义阵营方面，在似乎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陶醉，就又陷入一系列经济危机之中。先是1997年发生的，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亚洲金融危机，接着又在2008年爆发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美国次贷危机，连带整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欧洲各发达国家及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大危机的恐惧之中。危难中，刚刚兴高采烈宣布“历史终结”，马克思主义已经湮灭的人们，又不得不在垃圾堆里刨找被他们扔进去的马克思的书籍，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真是构成了一幅绝妙的世事讽刺画。现在，又有不少人开始急急忙忙地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完蛋了。还有不少人坚守资本主义的教条，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完蛋，反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没有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贯彻资本主义的教条，在执行中打了折扣造成的。孰是孰非，为了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冷静下来，重新对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进行一番认真的审视。 当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书籍，当我们重新阅读亚当·斯密、李斯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书籍，当我们沿着布罗代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西方历史学者的思路考察西方社会及他们描述的东方社会时，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就像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曾经先后出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中央专制制度一样，资本
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形成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中国封建社会从明朝中后期就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牢固性，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具体的表现是，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入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买洋纱织布，或者直接买洋布，从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与此同时，生计日益艰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境地，这就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枯萎了。那时候，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并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刺激下产生的。欧风美雨使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开辟出一定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是，近代中国却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近代机器工业的正常道路。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机器工业无法首先由民间资本投资创办起步，而是由一些中央与地方的封建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倡办新式机器工业，从而拉开了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序幕。然后，一部分商人、买办、官僚开始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相对于洋务派创办的官营企业的国家资本而言，他们被称为私营资本企业，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资本主义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式。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占比重较大，本国资本占比重较小；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比重很大，又呈畸形发展状况，民族资本占比重很小，实力薄弱。 二、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本身又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它集中了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和科技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在全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 周良書 2011年09月28日09:43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清查沒收官僚資本及敵偽戰犯財 產物資的布告 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官僚資本是指國民黨統治時期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通過權力獲取暴利而積累起巨大財富的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曾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庭，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從此，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為代表的四大家族開始瘋狂的聚斂錢財。他們依靠帝國主義的扶助，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政治、軍事權力，通過販賣軍火、發行公債、征收苛捐雜稅、濫發紙幣、壟斷物資、囤貨居奇哄抬物價等各種非法手段，迅速集中了大量錢財，並牢牢控制住國家的經濟命脈。四大家族之所以能如此猖狂，能緊抓國家經濟命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軍事資源﹔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壟斷了中國的金融業。
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了深层次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生产关系不同 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主要属于少数资本家所有的，而社会主义的产资料主要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集体所有和合作所有，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公有制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的公有制为主导，达到了总体经济控制的目的。但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在根本目的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 2、经济体制不同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国家在关键的市场领域和市场环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和调节能力。这与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国家予以总体协助和支持的经济模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并有独特的优势。 3、政治制度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或“议会制”，表面上讲自由、民主、平等，实质上是由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谋求对其有利的政策和制度。 4、思想文化不同 思想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其意识形态主张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个人利益至上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僵化定义中解放出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对的调整和突破，其本质仍然是社会主义。
论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断地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尝试，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特殊国情，以及资产阶级的弱点和缺陷，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救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关键词：资政新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资本主义 正文：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战后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占领了庞大的清帝国半壁江山。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终于导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残杀。领导集团分裂后，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决定让他出来辅政，封他为干王，让他总理全国政事，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洪仁玕写
出《资政新篇》一书，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资政新篇》提出应当在中国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制造火车、轮船，鼓励民间开发矿业，开办银行，主张同外国自由通商，反对闭关自守。洪仁玕认为古今没有不变的道理，“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资政新篇》首先提出“审势”、“立法”的思想，详细阐述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英、法、美，不仅指出了它们“技艺精巧”，跟强调了政教体制的“善法”。他沉痛地说：正是由于不知变通，中国在世界上也沦为被欺凌的弱国，大声疾呼必须一改传统老路，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 《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它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开了先河，堪称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但它并没有付诸实施，根本原因是，太平天国缺乏实施《资政新篇》这一政治纲领所必需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江浙地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这里的自然
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社会 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都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政权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最大区别在于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有能力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按照同资本主义联系的程度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采取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苏俄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和租赁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过程，就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公私合营等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如，当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三资企业，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由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形式推广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在“国家”两字，旨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加强国家宏观经济控制，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在“资本主义”四字，旨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邓小平同志曾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强调了人类发展经济中一些共通的地方，十分精辟。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都实行过国家资本主义。当初曾认为是权宜之计，仅存在于一段时间。苏联（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就取消了该政策，废除了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在建国初搞国家资本主义，在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就基本上取消了公私合营。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才重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的正反两面经验教育了我们，尤其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了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几代人的事，可能是几十代人的事，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必要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有三个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象之一。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相反，它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只是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大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民族资本主义，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是争取的对象。另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却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之一。 官僚资本的演变，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定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案例：孔祥熙敛财 通过案例，我们看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孔祥熙的敛财发家过程，他依靠政治特权，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巧取豪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使自己暴富的同时却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孔祥熙的发家史完整地勾勒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和腐朽性，印证了毛泽东对官僚资本主义特性的分析。 总结，官僚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反动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它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镇压革命，压迫民主自由，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对象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郑思达509370914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成就举世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曾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现象和问题在国内出现，这时候就有西方学者说我们中国人搞的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的还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发展的经济都是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这和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特色”，主要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向“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下继续开拓创新。但它也引用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经营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需要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但是我们也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加入进来，搞市场经济，像现在的股市是过去中国没有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本质还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的大型企业、煤铁石油等关系国家命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的，而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属于私有制的。所以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操作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同。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的公有制为主导，达到了总体经济控制的目的。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在根本目的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也不相同。
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感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主义十分猖獗，官僚资本的肆意运作使下层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因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向其请教而引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官僚研究》的出版使王亚南先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启者。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学术性较强与晦涩难懂的言辞使得阅读过程中不乏困惑与烦闷，但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深入系统地分析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王亚南先生在开篇就阐明官僚政治有技术性与社会性之分，当官僚政治作为一种体制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剥夺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这种官僚政治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作为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在任何设官而立的社会都能存在，诸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有所交代，一味的应付了事、推卸责任等等。”从这一立论来看中国当前的官僚政治，我忽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措辞，只能说当前的中国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只称为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在经济方面，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官僚政治是建立在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统治者阶层剥夺被统治者阶层剩余劳动或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关系之下，一旦此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或不复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将不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王在介绍西方官僚政治时也提到了西方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集中于以皇权为首的贵族中，由此走向贵族官僚化的道路。这说明官僚政治的产生不一定只能以地主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两千多年来所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贯彻性难保其不会在当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继续残存并可能达到发展的地步，而不是经过一场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彻底消除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王先生在分析社会体制层面的官僚政治中提到，政治权力全部掌控在官僚手中，官僚们能随意侵夺公众的权利与自由。我们来看看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第一，属于体制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宪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而设立，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国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表决工具，而每次表决的高度一致性又着实让人觉得滑稽，我们抛开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否为人民这一层面不说，就人大本身而言，它有决定国家所有重大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权力吗？我想应该没有吧。这又怎么能说是权力掌握在了普通民众手中，又怎么能说官僚政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我们的官员们中不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为自身牟取暴利、提升政治地位甚至对知识的占有，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官二代中“我爸是李刚”、“火箭速度提升为副县长”等事件为代表扰乱着我们的神经，央企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改革中暴漏出的巨大负债也让我们唏嘘不已。我不相信这只是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结果。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没有真正下放于民，官僚阶层过度膨胀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天道观念和纲常伦理”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统治创造了合理性，并且经过从西汉至清末的各种
论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论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从当前中国金融改制说开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又一次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的凯恩思主义失灵，西方国家统治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开始寻找新的“灵丹妙药 ”，既然凯恩思主义不灵了，于是，与凯恩思主义针锋相对的新自由主义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随着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相继上台，新自由主义便彻底取代凯恩思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新指南。而新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核心便是鼓吹全球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帝国强权和受其控制的WTO、IFM、WB等国际组织，大肆鼓吹、强力推行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政策，为跨国垄断资本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鸣锣开道，提供“贴心”服务，为全世界不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社会的破坏力，让全世界人民为经济危机“埋单”。经过近三十年的纵横捭阖，全球化已占据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全主导地位，俨然为历史发展潮流。尤其是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政策
的推行，西方列强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转嫁经济危机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全球各国以金融体系为核心的经济命脉已基本被牢牢地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在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金融体系不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成为最后的经济稳定器、社会之海的定海神针（只有极少数自主抵制资本全球体系的国家，如朝鲜、古巴除外）。因为西方列强全球化，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的首要目标和策略核心，便是从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金融体系下手，只要控制金融体系，便可以轻松地操纵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一旦暴发，必然会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国家的极大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强迫不发达国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金融管制，纵容金融投机，则是西方列强控制不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墨西哥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动乱，等等无数的事实，便是明证。相对于上述国家而言，具有13亿人口、政治社会危机四伏的当代中国，若发生金融危机，后果的可怕性将是上述金融危机所不可比拟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将荡然无存，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国家将进入长期混乱当中，政治、社会将发生激烈的动荡，民族分裂势力将急剧增强，中华民族将真正又一次面临分裂的境地。那么，是否如中国政府及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所大肆鼓吹的那样，中国发生社会危机，尤其是发生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西方政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个步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 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 内因: 封建制度的百般阻挠,中国封建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百日维新在皇上的亲点中拉开序幕，但终不能牵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撼动他们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传统思想:封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西方，重商主义政策是１６－１８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他们认为金银富足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这些政策，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实力，但是客观上有助于资本的积累，促进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且，在一些时期，这种政策规定十分严格。 在古代主要是秦朝以前商人的地位还是可以的,自从秦开始,主要是在商鞅开始新政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那些士大夫认为商人只获不劳,不能给国家带来实质性的增强--主要是指在物质上尤其是粮食布匹,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到了汉以后这种思想得到加强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抑商政策 1.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盐铁官营,重征商税. 2.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严禁商人置 地. 3.汉武帝:实行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私人工商业者再也 无法和国家抗衡) 4.明清:重征商税,严厉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对中国抑商思想的分析 一.主要原因：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 (一九五三年七月)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上写的一段文字。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 毛: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毛: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西方侧目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国总体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让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计划来决定经济产出。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扰乱了这种共识，看看太阳能大亨朱共山的崛起历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2007年，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材料多晶硅出现短缺，威胁到中国刚刚兴起的太阳能产业。当时多晶硅价格飙升，2008年涨价到每公斤450美元，一年之内涨了10倍。外国公司主导了多晶硅的生产，并把高成本转嫁给中国。 北京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把国内多晶硅供应的开发列为全国重点任务。大量资金从国有企业和银行涌进多晶硅生产商，地方政府加快了新建工厂的审批流程。 在西方，多晶硅工厂要经过冗长的审批，得花数年时间才能建起来。朱共山为建厂筹资10亿美元后，不到15个月即开工生产。仅几年时间，他就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之一：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GCL-Poly Energy Holding Ltd.)。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7.10亿美元购买了保利协鑫20%的股权。今天中国生产着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多晶硅，并控制着全球太阳能设备成品约一半的市场。 西方对中国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北京的低汇率政策。在上周末于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对这种政策大加抨击。朱共山跃升世界前列让人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是详尽而多面的，并在多个领域对美国和其他大国构成了挑战。 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是让国有龙头企业和其他全国龙头企业大力获取先进技术，同时按有利于出口企业的方向管理汇率。它利用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把廉价资金导入国内各个产业，并导入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矿产是中国维持高速增长所需要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状态的产物。它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市场是优越的，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才是维持稳定和增长、进而维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关键。 它所表现出来的办事效率，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特别是在西方很多国家的公众对市场效力、政治家能力的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以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贸易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谈判。她说，中国和俄罗斯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强国崛起，正在削弱已经成熟的战后贸易体系。巴尔舍夫斯基
不要忘记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训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国家资本主义”忽然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到了现在，美国的评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逐渐集中。对中国国企的抨击开始日趋凌厉。前“美国中国商会”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近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可以说即是一本重要的批评之作。 近代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发展而有国企，因此我对国企的正当性并不怀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里，1896年德国社民党创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即首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早期只是个抽象概念，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国家资本主义”才成为事实，因此西方人都将俄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滥觞。 只是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在国家资本主义上也是个先行者。清朝末年，由于中国积弱，同光中兴的时代，遂出现自强西化的运动，兴起了一种官督民办的企业，它是由政府出资、官僚办理的企业。举凡造船造舰、钢铁桥墩、电报、航运、银行等均属之，并因此而形成庞大的官僚资产及官办阶级。由于他们是用国家的资本及特权为自己做生意，因而产生了许多富豪官僚，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两江总督周馥家族都是代表。 清末自强洋务运动的官僚资本主义，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近代中国学术界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很少做经济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人们仍知道官僚资本主义养出一批官僚巨富，他们贪腐成性，
由清末的许多笔记札记，我们已知道这些豪门子女，他们赌起钱来，都是黄金整条整条地押注，手上则拿着整叠的房地契当赌本。清末民初上海的畸形繁荣，有一大半都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关。但这种官僚资本家真的懂经济和科技吗？却又未必。当年李鸿章即承认“江南制造局”做的简单洋枪，打土匪或许有用，但只要一面对外敌即完全无用，清末的北洋舰队相当落后，一到甲午海战，立即溃不成军。 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俄国革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它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作用，俄国的国防工业纵使到了今天，仍和美国难分轩轾；中国在太空、深海及尖端卫星科技上进步神速，我认为是受到俄国相当大的影响。 但中国另外一部分情况，我则认为是受到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它以内部的垄断为主，由于它以特权为靠山，因此所涉利益庞大，很容易养成贪腐的习性；其次则是官办的企业，由于特权的保护，成本便宜，因此名目上的利润会灌水，显得偏高，但实质的利润却极低；第三则是官办企业，容易从国家身上得到资金的援助，官办企业会有投资过度，扭曲国家资源的配置等重大弊病。麦健陆在新书里指出，中国国企乃是一种投入驱动的成长，而不是生产力带动的成长；国企由于资金获得容易，都用这种容易的资金来炒房，排挤掉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也扩大了资金的错置。 最近，我读了麦健陆的新作。我对美国人抨击中国国企在海外兼并扩张，抨击中国国企对外国企业有太强的抵抗力等，其实并不是那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首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是2011年15个大国GDP及其增长率的对比排名表。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官方的有关GDP的表，我们不能看了这个表以后，就自大的以为我们能在2021年超过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桂冠，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的高增长，再加上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然而更多的数据，更明显的事实表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 下面我将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但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日本现代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法律体系、现代企业制度等已经相当完善成熟，而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尽管目前由于财政困难导致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基础并未动摇。而我国的现代经济制度正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要达到覆盖全社会的程度尚需时日。 ●从发展阶段看，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率仅为46%，而且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的农民购买力太低，广大的农村市场还没有完成启动。 ●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早已形成发达国家型的产业结构，不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已经下降至5%以下，第三产业接近60%。而我国现在农业就业人口仍占50%左右，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左右。 ●从增长模式看，目前我国增长模式还比较粗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设备投
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10月26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 主义分析》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并没有带来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中国ZF和国有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威力。报告还说，得到ZF优惠的中国国企享有不 公平的竞争优势。 国家掌控企业约占半数GDP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这份最新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家对 中国公司企业的控制和影响。报告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企直接控制的实体占中国非 农业GDP的40%以上。如果考虑进间接控制实体、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由国家拥有和 控制的GDP份额大约为50%。 委员会分析报告得出的这一结论比以前的报告和一些专家估计的数字要高。报告说， 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包括和中国ZF没有关联的外资公司，大约也占GDP的50%。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认为，虽然中国对私营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依赖不 断增加，然而，如果过低估计中国ZF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后果的力量，那将是错误的。 委员会提到，一些中国的国企跻身于中国和全球最大公司之列，并且在境外有大量投 资。 委员会听取的证词提到，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倒退了。委员会的报告认 为，即使GDP的份额减少，国有部门仍将在中国发挥重要角色。 国企受优待外国公司忧不公 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国企得到ZF优惠，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报告说，中国10年前加 入世贸组织时曾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企的商业决定，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遵守这一 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国企在实现国家重要经济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 报告还提到，对美国公司来说，如果它们的参与有助于中国ZF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中国将继续是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对那些涉足被中国ZF紧盯的战略和新兴产业的美 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可能就不那么友好了。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由美国国会在2000年10月设立，使命是就美中商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企的问题是采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 现在国企问题，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垄断企业吗？美国的跨国托拉斯垄断企业远远比中国厉害，它已经是国际性的垄断了。为什么现在一些精英非要盯住国有企业不放呢？ 中国国企的问题，不是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采用了官僚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和使用了贪腐高管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优秀的效率最高的制度。 中共1949年从蒋介石资本主义政府那接收的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有美国和西方的封锁，蒋介石特务的破坏，朝鲜战争的干扰，但是，中国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建设发展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与现代化农业体系的繁荣强大的国家。不仅取得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做战的胜利，也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核潜艇”。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果。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跟着美国和西方后面爬行，能行吗？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体制，生产资料、资源、资本归国家掌控，不许私有制乱说乱动与干扰，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用最高的效率办大事。 例如，在1950年建国初期，能迅速解决蒋介石政府在20多年里，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人民吃饭穿衣的大问题。回复振兴国民经济，打赢抗美援朝之战，自力更生搞好生产建设。在前30年内，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两弹一星核潜艇人造卫星，三峡水电。后30年里又举办了世界2008十届奥运会，抢救灾区，天宫一号对接成功。例如，1998年南方大水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就能统一指挥，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军队及时赶到现场，集中力量抗灾救灾，使人民迅速得到救助与安置。这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直到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在苏湖地区的丝织工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对比当时的世界形势，中国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此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走向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没有选择中国，还是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 （一）古代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束缚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前期，它的实行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着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成为必然，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方面成了主要方面。明朝统治者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 （二）社会阶级矛盾不凸显，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没有动力源泉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官本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科举制度又为贫苦的农民阶级提供了公平的翻身机会，这并不同于西方贵族与平民身份的世袭，阶级之间完全没有流动的可能。加之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国家又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使得商人的钱财大部分还是流向封建统治者的手中，而商人也愿意花钱买官变身成为地主阶级，古代中国的阶级矛盾从未凸显过，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阶级基础。 （三）“闭关锁国”和“禁海”未赶上世界工业发展大潮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相继实行闭关锁国和禁海的政策，固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脱离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大潮，妄自尊大，拒接海外贸易往来。最终导致了与世界经济发展脱轨，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开始发展本国经济来巩固强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并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随后中国逐渐沦陷为西方国家廉价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和产品、资本输出对象。资本主义又一次选择了中国。于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农业文明开始向近代工业文明演变。经济决定政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来看。中国还是无法选择资本主义。 （一）兴起：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封建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外商企业的刺激、示范和洋务派军用工业尤其是民用工业的诱导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兴起。早期著名的企业主要有“三厂一坊”。到甲午战争前，实存的商办近代企业260家，大部分是轻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近代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买办手工业主），他们已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它毕竟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实力薄弱，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又对它们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它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 （二）初步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