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
——从刑法功能与刑事政策角度的思考
韩轶唐大森
刑罚权的行使，从现实角度来说，也就是当发生具体的犯罪时，国家就可以处罚具体犯罪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为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限制和剥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保护社会，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人权保障则是在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保障功能中获得体现，刑事政策的正确制订和有效实施无疑有助于刑法功能的充分发挥。由此而论，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协调实质上不仅体现刑法保护功能和刑法保障功能的关系，而且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亦甚为密切。
一、刑法功能与惩罚犯罪、人权保障
刑法的功能，也称为刑法的机能，是指刑法可能发挥的功效或作用。刑法的功能与刑罚的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刑罚是刑法用以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一种制裁手段，刑罚所具有的功能无疑是刑法功能的重要方面，但是刑法功能却不限于刑罚功能。关于刑法功能问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观点。日本学者奈良俊夫认为，刑法具有四个机能，即：规制的机能；法益保护机能；人权保障机能；秩序维持机能。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规制功能、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刑法的规制功能也称为刑法的规律功能，是刑法对犯罪、刑罚以及两者的相应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其具体内容是，刑法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表明该行为在法律上是无价值的，同时命令行为人作出不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内心意思决定。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权利和利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因为刑法规范对一切侵犯或危害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的保障功能是指通过罪刑法定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使一般人或被指控为犯罪的人免受刑罚权的恣意行使的侵害，从而起到保障人权的功能。现代刑法的上述三大功能中，规制功能是刑法本体论意义上的刑法功能，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则是从刑法价值论意义上说的刑法功能。其中，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免遭犯罪侵害的功能是刑法的基础功能。保障人权功能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刑法功能，其实质是对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制约.尽管刑法保障功能产生的历史比起自刑法产生即具有的保护功
能要晚得多,但在近现代法治国家,保障功能是和保护功能并列的刑法基本功能之一。
刑法保护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国家行使刑罚权，对犯罪实施惩罚实现的。惩罚犯罪即是通过刑罚对犯罪人造成一定的痛苦，剥夺其一定的权利与利益，并以此实现刑罚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惩罚犯罪又是为遏制、预防犯罪创造条件并进而实现保护各种合法权益的最终目标。美国学者W?R?拉斐夫认为，刑法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使人们去做社会上认为合乎需要的事情和制止人们去做社会上不合乎需要的事情。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来考虑的，因此刑法着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一般来说，刑法提供各种保护，使各种社会利益免遭侵害，是构成刑法典中各种犯罪分类的基础：保护人身免受侵害，保护财产不受毁损和丧失，保护名誉不受损害，防止性方面不道德行为，保护政府不受侵害或被推翻，保护司法审判工作不受干预，保护公众健康、保护公众和平生活和社会秩序，以及保护其它利益等。需要指出的是，刑法保护功能的发挥和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是紧密相联的，刑法保护功能和刑罚惩罚犯罪的目的实现的程度和效果不在于国家对犯罪的打击，惩罚的强化，而在于实现刑罚权的正义性和合目的性。申言之，国家发动刑罚惩罚犯罪，实
现刑法保护功能应体现出公平价值和效益价值的统一。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是否准确、公平、及时、有效，对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至关重要。
人权保障作为刑法功能，在与社会保护相对应的意义上，其实质内容在于以一定的行为为犯罪并给予刑罚惩罚的方式，来限制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或利用，在保障一般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保障犯罪人权利。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在论述刑法两大机能时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现代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原因，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性：刑罚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是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但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李斯特语）。” 法律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是一切合法权益的当然保护者，国家行使对违法犯罪人的惩罚权，是建构法治秩序的需要。我们在强化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都应当相互协调，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我国刑罚目的的建构与实现，应以其既能准确的实现国家刑罚权又能有效地保障人权作为最理想的追求。“从总体上说，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保障人权，保障人权也是为了正确惩罚犯罪，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场合却存在着矛盾。” 在刑法意义上，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就有必要设置刑罚，也就是说，社会要处罚犯罪，否则难以生存。但是，由于刑罚处罚的这样一种明确的目的性和它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强势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主观愿望上对刑罚寄予了更大期望的同时，也心存恐惧，因为刑罚本身还潜在着侵犯人权的危险。为此，我国刑诉法学界有学者提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均衡论，其中保障人权包括：〈1〉保护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求；〈3〉保护所有诉讼参与人的权利；〈4〉是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保护功能强调的是刑法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免遭犯罪侵犯的作用，而刑法保障功能关注的则是防止社会成员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遭国家刑罚权的不当行使的侵犯。
二、刑事政策与惩罚犯罪、人权保障
德国刑法学家克兰斯洛德(kleinschrod)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为了预防、阻止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并根据各个国家具体情况而采取的措施。” 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其它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暴力；一方面来自国家组织的非法暴力。前者主要是指犯罪行为，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对于犯罪的惩罚正是法律保障人权的措施之一。后者主要是立法恣意和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司法侵害。现实社会中，对立法恣意的防范或立法权的限制较为容易，而对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的监控却是难度较大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外，刑事政策制订的现代诉讼精神和理念的缺位以及刑事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勿庸讳言，我国司法实务中，刑讯逼供行为在一些地方仍较普遍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频频发生，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说，与一个社会的人权保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精神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刑事政策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中心，注重社会而轻视个人，忽视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表现在刑法功能上，就是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至少是未将人权保障功能放在与社会保护功能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制度的潜在意识是：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出发点，为了无遗漏的查获犯罪人而不使其逍遥法外，宁可错抓、错捕、错判，也不错放。诚然，司法机关在处理惩罚犯罪
和保障人权上有时会陷入两难境地。对此丹麦诉讼法学家伊娃?史密娃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社会希望减少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公民的最大程度的法律安全，这两者是矛盾的。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规章必然会被犯罪分子滥用。因此，人们必然在有效地减少犯罪和广泛保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不管人们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有一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这种选择要求付出不愉快的代价。” 的确，司法实务中，放过一个坏人和冤枉一个好人都是这种“不愉快代价”的付出。“如果从人权、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价值的角度看，错案是一个都不应该允许发生的。对一个法院、一个社会来说，办一个错案、一百个错案，在所有案件的百分比中可能不算大，但对每一个公民个体来说，错误对他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社会不尊重公民个人最基本的人权，就会使社会广大公民的基本人权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在刑事诉讼领域，刑法保障人权的重点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就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权。我国学者何家弘先生在分析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认为，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大小时犯了一个计算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可能放错了一个罪犯，而“错判”不但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还错误的处罚了一个无辜者，可见，“错判”的危害性已经大大超过“错放”的危害性。强调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协调，还应处理好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即“严打”
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社会流动性增强，犯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的现实，提出并发展了对犯罪进行严厉打击（简称“严打”）的刑事政策。“严打”是以依法从重从快的特殊政策为指导的，但它同时也不能离开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因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不论对刑事立法或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刑事政策基本精神是：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惩办少数，改造多数。“严打”是我国现行阶段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对策。但是如果“严打”适用不当，必将造成滥用法律，侵犯人权的严重后果。因此，处理好严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强调在“严打”预防和惩治犯罪的过程中，切实贯彻刑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强调人权保障在“严打”中的规范作用。司法工作人员不仅要在观念层次上树立起浓厚的人权保障意识，而且要把人权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使“严打”真正做到严之有据，严之有度。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行为的客观事实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犯罪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之轻重应与其实施的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大小相适应。在刑罚裁量中，通过犯罪情节考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在实务中也缺乏操作性。非犯罪情节中的犯罪人罪前表现和罪后表现，属于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特征，它们与犯罪人人身密切相关。由于这些事实特征反映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状况，一些学者认为，犯罪行为人的罪前表现和罪后表现应作为决定刑事责任根据的事实因素。有学者指出，因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都是以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没有人身危险性为起点的。如果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具有人身危险性，应从严处罚，而没有人身危险性则不能从宽处罚。行为人对抗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拒不认罪，阻碍司法机关的侦查、审判的应视为从严处罚的罪后态度。其理由主要是：既然对有自首等积极认罪态度的可以从宽处罚，那么，对其有消极认罪态度的就应从严惩处；犯罪后拒不认罪，抗拒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表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重，人身危险性大，对其从严惩处，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符合我国刑罚目的的要求；刑法中虽无“抗拒从严”的一般性规定，但在一些具体规定中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所谓坦白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抗拒从严则是指对抗侦查、审判或拒不供述罪行的，予以从重处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一项刑事政策，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法制不键全以及对人权问题认识的局限。从本质上说，它与现代法治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宽”和“严”从刑法上说，实际上就是从重和从轻、减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刑法中有明确规定。从现行刑法的规定看，没有一个条文明确包含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处罚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其中刑之法定不仅包括应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处罚犯罪，而且包括不应将法无明定的非犯罪情节作为从重处罚犯罪人的依据。犯罪人在罪前、罪后的表现，虽然其本身也是一种行为，但对于犯罪人实施的特定犯罪来说，属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过程中的“超过因素”，因此不应直接影响个案的刑罚适用。由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在特定时期提出的刑事政策不利于人权保障和公正地惩罚犯罪，刑罚裁量中对之关注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司法价值导向上的混乱局面，故应逐渐从我国刑事政策内容中剔除。
三、结语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保护秩序、实现正义。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直接目的，保障自由、保护秩序、实现正义是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 根据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以及刑事政策的宗旨必须放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并重上。因为，刑事法律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的利益。我们认为，国家在制定一项刑事政策时既要考虑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也要考虑不侵犯一般公民和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因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而损害了公民个人权益或侵害了被指控为犯罪的人的不应损害也可以不损害的权益，这种“政策偏袒”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从刑法的公正角度出发，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或只强调人权保障都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找到一个兼顾二者的最佳平衡点。所谓“最佳”就是在这个平衡点上，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最大限度的得到了实现，人权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简言之，这一“平衡点”应当是切实做到：刑事立法、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的公正。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核心即是在司法实践中确保每一个受刑事指控者都享受公正审判权。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的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有一个独立而无偏袒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判，已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因此，不适当的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把刑法仅仅视为与犯罪作斗争的“刀把子”的刑事政策观念和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韩轶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唐大森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
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集体备课教案 主备人：任娟 授课时间2019年 3 月 7 日星期三 授课人 授课班级 课时授课方式 1 安排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知道我国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国家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 能力目标： 提高对人权内涵的认识，自觉维护个人的人权。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人权、珍惜和热爱自己的人权。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做法产生敬意。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难点 对人权内涵的认识和理解。 教学基本内容方法及手段
一、导入： 二、自学指导：自主学习教材P6-P9页，完成下列问题： 1、我国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什么？ 2、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的时间？ 3、宪法的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 4、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 三、教学过程： 1．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人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阅读教材第6页四幅插图，思考问题： (1)以上图片分别说明公民享有什么权利？这些权利是如何实现的？ (2)请列举自己感受到的国家改善公民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实例。 教师总结：(1)分别是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文化权、劳动就业权。(2)示例：高中、大学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等。2．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 出示提前制作的幻灯片：内容为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学生独立完成自学问题，初步了解教材。知道我国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
1．思考：我国是怎样通过完善立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 提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立法过程中应当依据宪法，规范立法权的行使，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保证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广泛的基本权利，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各项具体权利，规定了侵害权利的法律责任。 (二)依法行政（执法角度）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过渡语】既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那么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机关应怎样尊重和保障人权呢？为此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权的主体和范围。 (三)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角度）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四)加强宣传教育（守法角度） 国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形成全民守法的氛围和习惯，努力将人权理想变成现实。通过探究分享知道国家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 学生讨论思考，能力得到提升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摘要】刑法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后盾，发挥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的功能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二者之间如何定位、孰轻孰重，究竟应当优先考虑通过 惩罚犯罪来达到社会正义还是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探究呈 现出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所达到的平衡才是我国刑法价 值追求的所在，我们所应当关注研究的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两者关系是如何配合的。 【关键词】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社会正义、正当程序 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 及对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限制和剥夺，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是最为严 厉的刑罚。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即入罪功能），而人 权保障则是体现了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即出罪功能）。二 者对刑法价值功能的体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是悖论。有学者认为刑 法既具有法益保护功能，同时也具有人权保障功能，二者并重。学生认为考虑 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并无太多价值，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鉴于国家权力的 强大，我国目前应当更注重其人权保障功能。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刑法的惩罚功能，即制裁功能，是指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权益施加法定范 围内的限制或剥夺，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考虑，因此刑法更看 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提供各种保护，使社会各种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一点看，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的保护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联。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限制国家刑罚权，使一般民众和罪犯免受刑罚权的任 意发动而引起的灾难的机能。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 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 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 因此刑法在设置国家刑罚权的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就出现一种悖论：刑 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正如德国法学家李 斯特曾经指出，“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法律 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 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都应 当尽可能协调统一，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应当并重，任何一方都没有优于对方的理论根据。但要指出这里的并重 不是二者完全等价，是要针对具体情况有侧重点的并重。如果片面强调惩罚犯 罪而漠视人权保障，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侦查机关就会将重心放在寻求 案件“真相”，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几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冤案，如“佘祥林案”、“孙志
刑事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观念(1)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中国人权状况》 对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越重视，诉讼程序就越多。 ——孟德斯鸠 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被公认为现代人权保障的两大法宝。原因就在于对人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国家，而刑事诉讼又是直接导致国家与个人两个主体相互直接对抗的程序，其中的侦查、羁押和审判后的执行都直接的剥夺诉讼相对人的一种或通常是几种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把刑事诉讼和人权的保护放在一起考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人权与刑事羁押的概念辨析 人权是个舶来品,而不是个土特产。人权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后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认所实践。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资产阶级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认识和理解人权，一种就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或不可转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人权，就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
社会权、参政权等等。人权也有许多的代名词，比如法国人讲“公共权利”,英国人说“臣民之权利”,美国叫做“公民权利”等等。一般认为，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联合国宣言》第2条写到：“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其他身份等而有任何区别”。英国人权学者M?Granston认为，“人权可定义为普遍的道德权利：有些权利是非经法律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有些权利是每个人简单的因为其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人权的描述是“人权，或称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有时要求阐明哪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的授予或取消。” 国内有学者将人权分为三种，即：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并对这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和详尽的考察。也有人认为“人权实际上就是公民权”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人权的概念之所以会如此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本质和外延的理解不同。我认为人权这个概念至少具有以下性质：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摘要: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人权理论与观念更新和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努力。我国正在积极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努力使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符合该公约的各项要求。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合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现有的法定诉讼权利不足以对抗司法机关潜在的侵权行为。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让人们再一次
感受到通过立法修改来遏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这一弊病的迫切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部门都在进行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使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 “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1］。法律是保障人权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人权规范几乎渗透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并且成为各部门法应当体现的基本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范畴之一,其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刑事诉讼中公民与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 ,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2］。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也是评价刑事诉讼制度和
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文章标题：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 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 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 * 的 * 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 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 * 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 * 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
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特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保障人权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保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逮捕必要性审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凸显出增强 人权司法保障的立法宗旨，并设置了相应的保障机制，但在司法实 践上，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人权司法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 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 宣言》，最早宣示人权及人权原则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间 人类两次遭遇世界大战的浩劫。时至今日，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流行的词汇”。[1]人权是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 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 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 宪法。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这不仅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重大 成就，也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绘制了蓝图。其中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权的司法保障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中， 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案件当事人（包括受 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必 须要推进司法改革，更好更加积极地发挥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导司法改革的一个根 本标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刑事诉
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 2002年8月26日晚，在福建省龙海市打工的严跃宇、王学东、甘波、刘洲等十余名四川人商议向在此地打工的四川老乡每人收取50元保护费，以对抗在当地打工的湖南帮，随即他们就上门挨户向在出租屋的四川老乡收钱，并声称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当时有些四川人见他们人多就立即掏钱，而有些表示没钱时，严跃宇等人即上前威胁，这部分人见他们人多，不敢反抗，也被迫交钱，没钱的也马上出去借钱来交。当晚十时多收到刘某某家时，刘某某即表示小孩生病家中没钱，而且时间太晚没地方借钱，刘洲即出言威胁并出拳打刘某某的面部，甘波亦出脚踢刘某某，刘某某之妻见状害怕求情，并向一同前来收钱的王学东借了100元钱交了保护费。严跃宇等人共向十二户住户收取保护费1250元。后严跃宇等人以抢劫罪批准逮捕。 严跃宇等人在收取保护费时，如果对方不交，则以暴力相威胁，威胁无效则当场实施暴力，而且从威胁的效果看，由于他们人多势众，被害人除了交钱，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说，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而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特征相符。但是从以收保护费为取财的借口以及收取钱财的数量上看，似乎又与抢劫罪有所不同，但抢劫罪并不排除寻找借口和只占有少量财物的情况，而学界对敲诈勒索罪不应当场使用暴力则有此共识。故严跃宇等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构成抢劫罪。但这样的适用刑法定罪只是停留在很单纯的技术分析层面上，它忽视了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其起点刑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有情节加重或者结果加重情形的（例如本案就有"入户抢劫"和"多次抢劫"两个情节加重犯）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本案严跃宇等人的行为不过是到十二户老乡家中收取每人50元的保护费，即便老乡不交，可能引起的暴力程度亦可想像不会太严重，而从他们实施的暴力的程度也确实不是很严重，何况他们所取的财物亦有限，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说是很严重的。对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的行为适用以最严厉的刑法条款定罪，固然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但这样的适用往往可能导致罚不当罪，轻罪（行为）受到重罚。也就是说，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所谓的"罪刑法定"。 那么，我们所谓的罪刑法定是什么呢？它和人权保护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国刑法典第3条至第5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我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便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本原则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是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服务的。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所享有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
授权与控权：技术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陈磊]——(2012-4-27) / 已阅1568次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规定了秘密监控、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三类特殊的侦查措施，意义重大且深刻:一方面，明确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授权，结束了技术侦查措施“秘而不宣”的立法状态，破解了技术侦查措施“证据合法性”的司法困境。另一方面，面对技术侦查措施不得不使用的“现实必要性”，以及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隐私权和自治权构成天然威胁的“现实危险性”的两难局面，通过立法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为控制犯罪而授权，为保障人权而控权，以授权实现真正有效的控权，实现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的平衡。 一、提升法律位阶的明确授权 技术侦查措施以往并非无法可依，只是依据不足。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分别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这两条简单的概括性授权条款赖以实施的细则，主要是公安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2000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技术侦察工作的规定》等。技术侦查措施是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住宅安宁权的干预和限制，对公民隐私权构成极大威胁。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均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根据法律位阶理论——对社会重大利益的调整和保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授权，技术侦查措施由普通法律授权的方式有违立法的基本原理。而且，具体的执行规范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对外保密，浓厚的部门色彩使其重犯罪控制、轻人权保障。规制秘密手段的规范本身也是秘密的，这既违背了公开原则，也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 上述规范只赋予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是《通知》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没有真正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需求。 新刑事诉讼法彻底解决了技术侦查措施“证据合法性”的问题，第152条明确规定，依法采取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为了防止证据公开可能产生的危险，第152条还规定，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特定人员真实身份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二、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严格限制 为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条件、程序、期限等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摘要：人权入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引导经济发展为主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推进公民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发展；尊重个人自由；强化劳动监察和劳动保障制度；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公共利益优先相结合；对少数人群权利实行积极差别待遇和特殊保护；在权利救济上强化人大职能和扩大司法救济范围等。 关键词：人权，人权保障，权利救济 人权是人作为人享有和应该享有的权利。十届二次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对我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事业成果的确认，也预示着我国人权事业在今后将有更大的进展。“人权”入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人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本文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几种基本方式作一些讨论。由于人身权保护有其特殊性，讨论也较为充分，故本文未加涉及。 一、生存权和发展权——国家引导经济发展为主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生存和发展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我国被视为首要人权，第一人权。生存权和人身权是有区别的。人身权是指人的身体（生命）不受非法限制，不受非法侵犯；生存权是指人有免于因基本生活资料的缺乏而丧失生命的权利。我国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集合体中的首要权利给以尊重和保障，客观原因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整体上说整个国家都没有摆脱饥饿问题，即生存问题。只是在近二十几年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路线以后，我国才从整体上实现了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就是到现在，以人平生活费650元的低标准计算，农村尚有近3000万人处于温饱线以下，在城市也存在3000多万的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必须要把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人权予以尊重和保障。道理很简单，其它的大多数人权的实现，要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权利主体就消失了。主观原因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性质。党和国家代表人民利益，当然包括协调各阶层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但并不是没有倾斜，在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中，党和国家首先要代表、要维护人民的生存和基本发展的利益和权利。如果没有这一点，党和国家代表人民利益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应该采取何种基本方式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税收，由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一权利的实现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经济实现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在邓小平同志主导下，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本身就体现了对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尊重。这二十余年来，由于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从一种应然权利变为实际享受的权利。即便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以后，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生存和基本发展问题，还必须主要采取国家扶持、引导这些地区和这部份人民发展经济的方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应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它作为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个不可或缺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基本方式。
人权保障与刑法机能的理论分析 刑法，尤其是近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将法律称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就是极言法律，主要是指刑法具有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刑法的人权保障的机能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人权的界定人权主要以三种权利作为其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一）应有权利 应有权利就是应享有的 权利。应有权利是与实有权利相对应的，这里的实有既指法律上的实有又指事实上的实有。把应有权利作为人权的存在形态，表明人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概念，尤其不能把人权等同于法律上所认可的公民权。事实上。人权首先应该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必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说，应有权利是人权的最高境地。应有权利的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概念。自然法学派往往把权利分为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并以自然权利说明法律权利的来源与本性。这种自然权利之自然，含有天然或天赋之义，就是指人之为人本来应当有的权利。并且，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也确实曾经享有这些权利。 （二）法定权利 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人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往往表示为公民权。公民权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包罗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公民权虽然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但两者又不可等同。因为人权除了公民权以外，还包罗其他一些推定的权利，即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的权利。 （三）实有权利 实有权利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实有权利既与应有权利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应有权利是人权之应然状态，实有权利是人权之实然状态。应有权利只有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不是观念而成为一种现实。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主要是以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因此，应有权利往往首先转变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认，获得了法的强制性，从而为最终转化为实有权利提供了可能性。 二、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们说人的应有权利最终变为实有权利多是以法律为手段的，而刑法对人权的"实有"及保障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限制性是最为明显的，它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庇护社会，使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但这种刑罚权假如不加限制，任其扩张，又势必侵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刑法存在的这一特别矛盾中，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才得以表现并受到充分的重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刑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刑法中的人权首先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最表层的分析，涉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庇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刑法称为犯人（应当是指被告人）的大宪章。在刑法中，存在着一种刑事法律关系或刑法关系。这种刑事法律关系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以刑事负责的形式得以表示。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中，被指控为有罪的公民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明：被告人尽管被指控为有罪，但并不因此而处于完全丧失权利简单地成为司法客体的地位，被告人的人权仍然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刑法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
“技术侦查措施”之辨析 摘要在新刑诉法已经公布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这三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进行辨析，以期厘清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特征、种类，并谈谈对新刑诉法第151条的一些理解。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秘密性技术性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界定之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等多个方面作出了重要修改，其中新刑诉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八节更是用了整整一节五个条文（148-152条）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相关规定。通过立法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这绝对是我国司法界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犯罪侦查领域的一块里程碑。 然而从侦查办案的司法实践角度来说，新刑诉法虽然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但是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种类、范围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目前学理界和实务界所热议的“窃听”、“测谎”等是否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呢？此外，新刑诉法在第151条还规定了“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一条的规定更让人产生困惑：从新刑诉法的
条文编排来看，难道是把“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也归入了“技术侦查措施”吗？“技术侦查措施”难道涵盖了“秘密侦查措施”？ 在学理界，“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这三者的概念一直相互杂糅、难以区分。笔者认为在新刑诉法已经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明确规定的大背景下，厘清“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这三者的概念和区别，对于理解新刑诉法“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节的内容和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辨析 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学理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各有千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在侦查中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措施为技术措施，如监听、拍照和摄像，否则为非技术侦查措施。”①这类观点以“技术含量高”作为判断“技术侦查措施”的标准。 另有一种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基本上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秘密侦查’，即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由于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又称为‘技术侦查’。”②还有学者认为“那些仅适用于特定犯罪案件的带有高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典。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把人权保障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按照刑诉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规范的考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刑诉法典。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刑诉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刑诉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诉法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第二,调整诉讼结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落实到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47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保障权。“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在侦查一章的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
浅论技术侦查制度完善与人权保障九江县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科
浅论技术侦查制度完善与人权保障 内容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环节之一，侦查权设立的价值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鉴于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隐私权和自治权构成天然威胁的“现实危险性”，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技术侦查制度，以寻求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实现法治的真谛。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制度完善正当程序人权保障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一般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卫星定位，电子数据排查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快速发展，犯罪现象日益复杂，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高科技化；同时恐怖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有组织的犯罪在新形式下也得到发展。“有组织犯罪对社会肌体的大破坏，它几乎对个人、集体和机构等社会组成单元都产生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无视法律的一种狡猾形式，它毒辣地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宪法的保障来减少被侦破的
危险，尽最大可能逍遥于法外”。总之，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隐秘化、技术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的效果，一些严重危害社会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得不到及时惩处，这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为应对犯罪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开始向技术化、高隐秘性方向发展，技术侦查措施应运而生并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一、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现状 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分别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2000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技术侦察工作的规定》对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细则进行了规定。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是该通知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没有真正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部分专门增加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教案 【教学目标】 1．认识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知道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原则。 2．知道我国宪法保护人权的内容十分广泛。 3．懂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知道我国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如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 4．增强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为推动人权的实现而努力。 【教学重点】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教学难点】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做法。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 【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生成问题 ,发展义务教育,提供营养 午餐
,开办农家书屋,开展再就 业培训 以上四幅图的共同点是什么？ 请列举自己感受到的国家改善公民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实例。 师：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我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有尊严。本节课我们来学习我国人权方面的知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自主学习梳理新知 1．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__自由__、__平等__地生存和发展。 2．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它要求各级国家机关树立__尊重和保障人权__的理念，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和促进人权。 3．在我国，人权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包括__我国公民__，也包括__外国人__等，不仅保护个人，也保护__群体__。 4．__尊重和保障人权__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5．立法过程中应当依据__宪法__，规范立法权的行使，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保证立法的__科学性__、__民主性__。 6．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应当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__依宪施政__、__依法行政__、__简政放权__。
人权保障原则得到充分具体体现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典。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把人权保障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按照刑诉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规范的考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刑诉法典。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5%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 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95％ 凯程考研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10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助下顺利考取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刑诉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刑诉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诉法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第二,调整诉讼结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落实到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