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模拟法庭结课作业
学号：1401220757 专业：法律硕士（非法学）姓名：翟亚龙学院：法律硕士学院
年级：2014级1班教师: 邱志英老师
律师会见权保障制度研究
摘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律师只有见到当事人才有可能给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在当下我国的刑事辩护律师会见难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律师的会见权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事务中律师想要会见当事人仍然受到百般刁难，律师的会见权得不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就不能够得到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律师会见制度，保障律师与当事人会见不再难。
关键字：律师权利；会见权；法律保障
一．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对会见权的规定
会见权是辩护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实质接触的唯一途径，它能使辩护律师在第一时间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真相并为其提供所需要的法律帮助，会见权也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重要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条对会见权的内容做了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 33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除了法律，司法解释还对会见权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上述法律及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随着立法的不断健全，律师的会见权在立法上已经得到了一些保障，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
的本意在现实中往往不被尊重，尤其是侦查机关为了自身办案方便，给律师会见当事人设置重重障碍，这些现实一方面反映出侦查机关人权意识不够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律师会见权保障在立法上的不足，律师会见权的内容和行使却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二．我国律师会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会见权利行使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言外之意是，除了上述三种犯罪之外的犯罪，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但在实际情况中，侦查机关经常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给律师会见当事人施加心理压力。在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明显不属于上述三种犯罪甚至和上述三种犯罪没有任何关系，在侦查初期，侦查机关仍然借口嫌疑人涉嫌上述三种犯罪阻止律师会见其当事人。律师在这种时候只能束手无策，侦查机关在侦查结果出来之前对于案件的定性很随意，没有检察机关的介入，想怎么定性就怎么定性，等到侦查完成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案件的性质，这种对案件的定性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督，侦查机关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这实际上就是给律师会见当事人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墙，律师会见当事人还得看侦查机关的脸色，只要侦查机关不想让律师见到其当事人，律师就没有任何救济途径。
（二）会见当事人可能因火上身
从李庄案中可以看到我国律师会见当事人的一个隐患，律师可能被侦查机关诬陷与当事人串供或者从当事人获得信息而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而入狱，因为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享有不被窃听的权利，而律师与当事人的谈话内容只有当事人和律师知道，一旦当事人得到侦查机关的承诺就可能同侦查机关一起陷害律师“承认”串供或者律师帮助毁灭证据，这时候律师也是百口难辨。律师不仅不能保障自己的知情权从而为当事人提供有效帮助，还有可能自身难保锒铛入狱。（三）会见时间和次数受到限制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及次数问题。在实践中，律师的会见需要与看守所人员安排进行协调，往往会见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分钟，给律师询问案情带来了许多不便，以至于无法适当的维护犯罪嫌疑人利益。其次，新律师法在刑事诉讼法基础上又一次将会见时间提前。律师法中规定会见在“第一次审问”，而刑事诉讼法规定会见在“第一次审问后”，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国律师在侦查过程中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太小，且根据立法原意也无法做出这样有利于律师的解释，所以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律师介入讯问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完善我国律师会见制度的方法
（一）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与惩戒制度，保障当事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未有对律师会见权的救济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今后在立法中应该规定对律师会见权的救济。同时，立法也可以明确规定在律师没有会见被追诉人的情况下，下一个诉讼环节的工作就不能展开，以此方法，可以有效地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避免会见权被侦查机关肆意的剥夺。只有以这样的一种明确具体的规定才能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否则，太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操作要求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都只会形同虚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会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
相应的救济制度，在会见要求被拒绝时，犯罪嫌疑人往往不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掌管会见的决定权，改变现在的由看守所肆意限制会见的情况。另外，对于非法限制会见的行为应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个人行政责任与诉讼程序性制裁措施并存的惩罚机制，以建立完善的律师会见权的保障机制。监所检察部门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应该就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进行专项检查，就律师在行使会见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针对检察人员在落实律师会见权上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无故拖延、推诿或者刁难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进行处罚。
（二）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出来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适当的制衡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打破了部门利益的桎梏。避免看守所为了部门利益而与公安机关相互配合造成律师会见的诸多不便。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的看守所只承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取消看守所的侦查职能，让司法机关内部真正做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三）改善律师会见方式和流程
为律师会见设立独立场所，保障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完善了案件信息管理律师平台，并配备了速拍、复印、刻录等相应配套器具，为律师阅卷提供便利。新建的监所监察室在硬件设施保障的基础上，还在醒目位置张贴律师会见流程图，使律师会见的权利、义务以及会见的手续和程序一目了然，从而增强了律师会见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 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可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结合控辩平等原则律师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律师采取录音录像的方式会见不仅可以防止刑讯逼供造成的伤害取证困难，也可以避免被指使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等犯罪行为，避免龚刚模诬陷自己辩护律师李庄的悲剧再次发生。
（四）取消律师会见时间和次数的不受限制
看守所对于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时间限制和会见次数限制应该取消，因为律师会见当事人不是为了无事生非，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去会见当事人，而看守所对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时间限制不利于律师与当事人进行交流，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律师的知情权，只有保障律师能够对案件有的全面、具体、细致的了解，才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为了防止律师的会见时间和会见次数受到限制，应该赋予律师相应的申诉救济权。为了防止侦查部门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五）大力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
文化传统和理念是一个国家，民族或者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或者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要切实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国家就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广泛的法制教育，培育和弘扬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上树立法治的意识，树立人权的意识。对于古代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们要坚决予以摒弃，抛弃那些狭隘的、极端的思想认识。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了解到控、辩、审三方是缺一不可的，缺少了其中任何的一方，诉讼结构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司法权力就会膨胀和泛滥，那么身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司法权力膨胀和泛滥后的受害人。
四．结论：
鉴于我国律师会见制度还存在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看守所在编制上不是独立于公安机关的部门，受到公安机关的领导，而侦查机关又缺乏对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的意识，同时对律师缺乏信任和尊重，律师对于会见权受到的
的限制又缺乏救济的途径，因此，应该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独立出来，使看守所摆脱公安机关的掣肘，同时培养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监督检察机制，同时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律师会见制度，使律师的会见权真正变成现实的不受挤压的权利，保障律师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