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传销犯罪的基本问题【内容提要】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的，仍然成立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同时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犯罪的，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不同类型的传销活动的参与人员，依然可能承担非法经营、集资诈骗等犯罪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传销犯罪类型基本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销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主要以传销商品为主，参与人员用高于商品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购买商品，取得发展下线的资格，然后从所有各级下线购买的商品中，以滚雪球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获取自己的销售收入”。⑴尽管这种行为对下线人员并不明显具有欺骗性质，但正如国务院1998年4月18日《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所言：“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传销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由于其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交易上的隐蔽性、传销人员的分散性等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利用传销吸收党政机关干部、现役军人、
全日制在校学生等参与经商，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于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4月10日《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发布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传销行为，并不一定或者说并不必然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
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被禁止的传销行为并不以骗取财物为条件。例如，前述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指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经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严肃处理：
（一）将传销由公开转入地下的；
（二）以双赢制、电脑排网、框架营销等形式进行传销的；
（三）假借专卖、代理、特许加盟经营、直销、连锁、网络销售等名义进行变相传销的；
（四）采取会员卡、储蓄卡、彩票、职业培训等手段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骗取入会费、加盟费、许可费、培训费的；
（五）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国务院2005年8月23日公布的《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该条例第7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显而易见，这些规定所禁止的传销行为，并不以骗取财物为条件。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行为，也不必然包括骗取财物的事实。例如，1997年4月，郑某、李某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传销活动。他们以
按期返还高额红利的回报为诱饵，采取会员制网络传销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传销人员发展下线，传销境内企业生产的海豹油、目脑灵、减肥茶、神仙养生酒等产品。被告人王某、杨某、甘某、方某等人也加入传销组织，并分别主管不同部门。从1999年12月27日至2001年5月，该传销组织非法经营数额近3亿元人民币。法院认定各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不难看出，本案被告人虽未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但依然构成非法经营罪。类似的案件与判决并不少见。
由上可见，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前，之所以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并不是因为传销行为骗取了他人财物，而是因为传销这种经营方式破坏了经济秩序。
“近年来，传销也不再要求传销人员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只要求缴纳一定的‘入门费’取得入门发展下线的资格，并直接按照发展下线的人数获得报酬。这种以发展的人头多少为基本计酬依据的传销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拉人头’。目前‘拉人头’式的传销已经占到所有传销的90％以上。……‘拉人头’传销，欺骗他人发展人员或者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资格，既没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实际上也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给办案带来了困难”。⑶于是，《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224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
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骗取财物”成为该条规定的传销活动的基本特征或者构成要件要素。甚至有人认为：“骗取财物——这是传销活动的最本质特征。传销活动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骗取钱财。”于是，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时，才可能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便产生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具备骗取财物的要素时（以下简称原始型传销活动），应当如何处理？
第二，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传销活动，骗取财物的（以下简称为诈骗型传销活动），是否仅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第三，组织、领导者之外的参与传销的人员（以下简称参与人员）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
二、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刑事责任
“虽然国家明令全面禁止传销，但是传销活动仍然十分猖獗。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获的传销案件涉案人数都在百万人左右。一个传销个案，参与人员达几十万人，涉案金额可达几十亿”。⑸例如，“全国著名的玛雅传销案，涉案人员达50万人；震惊全国的301传销大案，传销人员涉及18个省市，有60多万人，涉案金额20多亿元；而亿霖木业传销案骗取的资金则达上百亿元。据初步测算，全国
约有上千万人参与传销活动，吸收上千亿元的民间资金”。⑹正是为了进一步打击传销活动，尤其是为了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活动，《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是，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传销概念的外延窄于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所界定的传销概念的外延。突出地表现在刑法第224条之一要求传销活动“骗取财物”，而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所禁止的并不限于骗取财物类型的传销活动。此外，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在规定传销概念时使用了“等方式”的表述，而刑法第224条之一没有使用“等方式”的规定。值得思考的是，在传销方式不断演变，从传销“产品”向“资本运作”等名目转变，从收取入门费向“高额加盟”费转变，惩治传销活动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刑法就不需要“全面禁止传销”，只需要禁止“诈骗型传销活动”吗？换言之，在诈骗型传销活动盛行的当下，原始型传销活动就无罪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虽然当前的传销活动大多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当前和今后不可能存在原始型传销活动。立法者与解释者都应当吸取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取代拐卖人口罪的教训；即使现实中行为人拐卖的对象几乎100％是妇女与儿童，也不宜人为形成处罚漏洞，将拐卖已满14周岁男性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当前的传销活动几乎100％属于诈骗型传销活动，也不宜将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况且，倘若只禁止欺骗型传销活动，原始型传销必然更为普遍。
其次，虽然诈骗型传销活动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始型传销活动就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换言之，不能因为诈骗型传销活动危害更大，就认为原始型传销活动不具有可罚性。更不能因为诈骗型传销活动危害更大，就认为原始型传销经营已经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因而不再属于禁止之列。
以曾经发生的案件为例。2006年4月，被告人孙某与山东某公司签订合同，被该公司聘为副总经理，之后孙某便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展非法传销活动。2006年5月25日，孙某开始以会员制销售药酒。其销售方式为：消费1000元为一单，购买价值分别为1000元、3000元、5000元、1万元、2万元的药酒，可以成为相应等级的会员。成为会员的同时，介绍另一人加入并成为会员，可以自购买货物第二日起开始返利，返至购买货物金额的两倍为止。
介绍人根据其会员级别，还可以分别拿到被介绍人报单金额的不同比例的提成。参加的会员销售量达到一定数额，可以得到奖励。为了大量吸收会员，孙某又设立“物流商”，“物流商”可以从其发展的会员报单款中领取5％的提成。经鉴定，自2006年5月18日至2006年7月5日，孙某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09.044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显然，倘若这样的案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就不可能将其认定为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因为不具备欺骗财物的要素），只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仍然符合
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
概言之，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由于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第224条之一所要求的“骗取财物”的要素，不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由于这种经营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并且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依然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与之相关联的问题是，如果原始型传销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犯罪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案应是从一重罪论处。
例如，行为人非法传销伪劣产品的，其传销行为就是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由于只有一个行为，仅成立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4月10日《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作出的“实施上述犯罪（即因实施传销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情形——引者注），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对于处理原始型传销活动案件，依然是有效的、合适的。
三、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刑事责任
在刑法第224条之一将“骗取财物”作为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要素之后，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是否只能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呢？回答是否定的。
可以肯定的是，以传销为名骗取财物的行为，完全可能构成更
重的诈骗犯罪（主要是集资诈骗罪）。
一方面，不法分子在集资诈骗的过程中采用传销的模式诱骗他人钱财的案件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在传销过程中，以销售林地、墓地等名义，以高利率、高回报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将非法募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案件也并不陌生。
例如，2006年12月，徐某与王某经过预谋，虚拟网上电子基金，欲通过出售美元骗取资金。他们先找到了电子基金网络蓝本，并租用美国服务器，然后指使闫某编制“美国科技基金”网站。随后，徐某、王某在该网站最高端根节点，虚构美金150万元，承诺投资100至1000美元者，可得50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4％，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00％；投资1100至3000美元者，可得50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5％，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50％；投资3100至5000美元者，可得50次返利，每天可得投资额的6％，总计可获取投资额的300％,被告人还许以“推荐红利奖”、“推荐培育奖”等鼓励投资者发展下线。从2006年12月中旬至2007年1月，徐某在杭州、宁波、绍兴、镇江等地通过他人发展投资者，伙同王某、闫某从被害人处共计骗取资金人民币888.5万余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王某无期徒刑、闫某8年有期徒刑。⑻由于刑法第224条之一基本上是对以传销为名的诈骗犯罪案件的描述，所以，上述行为也符合刑法第224条之一的构成要件。
但是，对上述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论处，明显不当。
其一，集资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倘若将以其他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将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明显违反刑法的公平正义性。况且，在传销活动日益猖獗、需要严厉禁止的当下，立法机关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对利用传销方式的集资诈骗行为规定较轻的法定刑。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上述徐某集资诈骗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对徐某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最高处15年有期徒刑，就明显不合适。
其二，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前，司法机关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尽管如此，立法机关不可能因为以往对传销活动的定罪不一，就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或者传销组织）的行为一刀切，规定为一种中间程度的犯罪。根据正义的基本要求，对相同的行为应当作相同的处理，对不同的行为应当作不同的处理。原始型传销与诈骗型传销虽然外表相同，但其侵害的法益不同，违法性不同，不能作相同处理。所以，刑法第224条之一并不是根据手段的相同性将以传销为手段的诈骗犯罪统一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
其三，不能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与规定集资诈骗罪的第192条、规定普通诈骗罪的第266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进而对以传销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适用特别法条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
处。
一方面，倘若认为刑法第192条是普通法条、刑法第224条之一是特别法条，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对以传销方式非法集资诈骗的案件，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上所述，这明显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那么，能否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是普通条款、第192条是特别条款，进而适用刑法第192条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刑法第192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并无手段限制，而刑法第224条将诈骗的手段限制为传销方式，故不可能认为刑法第192条是刑法第224条之一的特别条款。⑼概言之，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的结论，就必须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与刑法第192条之间不具有特别关系。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集资诈骗行为。
另一方面，诈骗型传销活动，也可能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处罚的是特别的诈骗行为，亦即刑法第224条之一与刑法第266条是特别关系，那么，根据特别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以传销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件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不可能从一重罪处罚。可是，普通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这便损害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易言之，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的结论，也必须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与刑法第266条之间不具有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诈骗行为本身。由上可见，只有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处罚的不是诈骗（包括集资诈骗等）行为本身，才能得出公平正义的结论。
本文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不难看出，《刑法修正案（七）》的宗旨就是处罚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组织的行为。其次，笔者注意到，2008年8月25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2008年12月22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改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
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不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组织、领导的对象由“传销组织”改变为“传销活动”，看似导致了传销立法模式的变化，但在现行规定之下，依然能够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所处罚的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
一方面，传销活动与传销组织具有密切的直接关联，因为实施传销活动的主体，必然是一个传销的网络组织。一两个人不可能实施传销活动，传销活动越多，传销组织便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将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理解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不存在障碍。
另一方面，诈骗型传销活动，事实上没有传销活动，只是一个以传销为名的组织而已。因此，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其实就是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
再次，从逻辑上讲，将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解释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不至于不当缩小刑法对传销活动的处罚范围。例如，倘若按照字面含义，认为只有被组织者、被领导者客观上已经实施了诈骗型传销活动时，组织者、领导者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那么，对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充其量只能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预备犯加以处理，而不能将其作为实行行为予以处罚，这与我国严惩传销犯罪的立法宗旨不相符合。反之，如若将刑法第224条之一理解为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的处罚，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便
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从而有利于禁止传销组织。
最后，笔者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涉及如何理解法条中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的性质问题。本文认为，“骗取财物”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的描述，亦即，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时，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的是原始型传销活动，则不可能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并不要求现实地客观化。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组织、领导他人实施诈骗型传销活动，骗取财物，传销活动本身构成普通诈骗或者集资诈骗等罪的，应当如何处理呢？
本文倾向于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对此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其一，从现实来看，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与骗取财物，其实是一个行为。换言之，成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同时就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既然如此，就应认为这种情形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诚然，从理论上说，行为人仅设立了诈骗型传销组织，还没有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也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事实上，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过程，必须也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过程。因此，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不同于设立恐怖活动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后者而言，即使没有具体实施任何犯罪活动，
也可能认定行为人设立了恐怖活动组织或者设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就前者而言，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
其二，笔者注意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的犯罪，对实施这类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实行数罪并罚。”但是，这是针对2008年8月25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的规定而言的。亦即，《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而通过后的《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即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再是《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第4条。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说明，不再适用于刑法第224条之一。换言之，对刑法第224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基本性质的理解，虽然可以部分地回到《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上来（即处罚对象仍为组织、领导行为本身），但刑法第224条之一并不只是详细描述了诈骗型传销组织的具体特征，而是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条作了部分实质修改（即不实行数罪并罚）。法定刑的修改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通过后的刑法第224条之一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其三，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倘若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并骗取财物的实行数罪并罚，意味着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行为本身
就可能处15年有期徒刑，意味着诈骗型传销组织本身的危害性重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这恐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
其四，认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同时主张当该行为触犯诈骗犯罪时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并无矛盾。因为如前所述，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同时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一行为侵害数法益、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如同盗窃罪的处罚对象是侵犯财产的行为，但盗窃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时成立想象竞合犯一样（反之亦然）。⑾另一方面，由于刑法第224条之一中的“骗取财物”只是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要素，所以，既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包含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也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另成立新罪。概言之，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是组织、领导行为本身，而不是骗取财物的行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其中骗取财物的行为必然实行并罚。
综上所述，组织、领导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以传销活动为外表的传销活动同时触犯集资诈骗、合同诈骗或者普通诈骗等犯罪的，应当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例如，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如果属于刑法第192条或者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以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论处；反之，则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样解释和适用不仅符合现实，更有利于惩治传销犯罪，而且能够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四、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224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罚组织者、领导者。那么，组织、领导者之外的参与传销的人员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呢？可以肯定的是，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言，参与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修正案（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打击的重点。而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样，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但是，这一解释只是说明了传销参与人员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问题是，当参与人员对其他人实施了诈骗等犯罪行为时，应当如何处理？对此应区分为两种类型。
首先，就原始型传销活动而言，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在传销活动同时触犯其他更重犯罪时，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其他更重犯罪。因为非法经营罪的主体并不限于组织者与领导者，参与人员都可能成为本罪主体；当参与人员与组织者、领导者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时，不仅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而且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其次，就诈骗型传销活动而言，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一方面，受害者并不是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充其量仅构成酌情从宽处罚的量刑事由。例如，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不仅造成他人伤亡，而且造成自己受伤，导致自己的机动车毁损的，并不影响其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另一方面，认定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
资诈骗等犯罪，能够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组织者、领导者是诈骗犯罪的主犯，对参与人员可以作为诈骗犯罪的从犯乃至胁从犯处理。
当然，对于参与人员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和科处刑罚，则需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以案件具体事实为根据做出适当决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 (一)本罪与直销活动中的多层次计酬之间的区别 两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但有很大不同：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看，后者的销售人员在获取从业资格时没有被要求缴纳高额入门费，而前者不交纳高额入门费或者购买与高额入门费等价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门资格的。二是从经营对象上看，后者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商品定价基本合理，且有退货保障。而前者根本没有产品销售，或只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道具商品”为幌子，且不许退货，主要以发展“下线”人数为主要目的。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后者主要根据从业人员的销售业绩和奖金，而前者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下线”人数多少和新人会成员的高额入门费。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看，后者的直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而前者的传销组织则直接取决于是否有新会员以一定倍率不断加入。 (二)本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 1.犯罪客体不同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侵犯的是社会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所有权。 2.犯罪客观方面不同 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往往要求他人以资金投入而承诺以利息、红利、利润等形式定期返还巨额利益，一般没有或者很少有商品经营行为，且以本人作为枢纽，与所有受害人直接联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般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存在商品买卖行为，但利益主要靠传销人自己亲自发展下线来获取，没有下线就没有获利。 3.犯罪主观方面不同 集资诈骗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主观上具有非法牟利的动机，该牟利行为主要不是通过非法占有经营中所接触的他人财物来实现，而是通过所谓“经营活动”来实现。 (三)本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1.“团队计酬”式传销是根据下线的销售业绩来计算和返还上线的报酬，因此这种传销在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活动。在本罪所称的传销包括了《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的三种传销方式的前提下，“团队计酬”式传销的组织、领导行为既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成立非法经营罪，两者之间是一种法条竞合关系。 2.根据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拉人头”和“骗取入门费”式传销中，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对被发展人员是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的，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因此，从性质上看，这两种传销在本质上并不是经营活动，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与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之间不存在竞合关系。
反传销宣传试题 一、单选题 1.工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A ）立案侦查。 A.公安机关 B.人民法院 C.人民检察院 D.法制机构 2.对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B）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B.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 C.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D.5%以上20%以下 3.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C）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B.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C.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D.10万元以下
4.经查证属实的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开发布（A），提醒群众防止上当。 A.警示、提示 B.行政处罚决定书 C.查封扣押通知书 D.暂缓执行决定 5.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C）查处。 A.商务主管部门 B.检察院 C.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D.法院 6.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可处以（C）元罚款。 A.1万元以下 B.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C.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D.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 7.下列属于利用互联网传销行为的是：（A） A.赵某为某传销公司设计了一套公司网站管理软件，用于发布传销信息，计算业绩 B.钱某在新浪网论坛上发帖散布传销信息，诱骗他人加入传销组织 C.孙某在网上购买了某化妆品自己使用，并在自己的博
客上谈论使用心得，推荐别人购买 D.李某将自己设立的网站服务器租借给传销公司使用，从中牟取利益 8.《禁止传销条例》明确建立由（C）牵头，（C）为主，商务、教育、民政、财政、电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积极参加配合，形成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权责一致的打击传销机制。 A.工商，公安 B.公安，工商 C.政府，工商和公安 D.工商和公安，政府 9.禁止传销工作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C） A.宣传与教育相结合 B.宣传与惩罚相结合 C.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D.宣传、教育与惩罚相结合 10.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C ）推销产品的经营方式。 A.其他直销员 B.加盟店成员 C.最终消费者 D.非直销员
分析网络传销犯罪案件如何侦查取证 【摘要】络传销犯罪案件具有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运作模式新型等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络传销犯罪案件要在全案证据和核心证据、构成要件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的收集中,紧密围绕构建定案证据体系展开,突出取证重点,紧扣取证核心,缜密开展侦查取证,同时,还要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等问题。 【关键词】络传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侦查取证 自《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陆续处理了一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但是,从这些案件的判决情况看,受打击的多是采取传统模式的传销犯罪,络传销犯罪很少受到打击,而且大多数案件不同程度存在被告人人数较少、构成要件事实表述不全面、量刑事实不清特别是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不明等问题,法律效果并不理想。为此,笔者结合办理络传销犯罪案件实践,就如何对此类案件开展侦查取证略陈管见。 一、关于全案证据和核心证据的收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的新罪名,对传销犯罪案件特别是络传销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存在一定难度。侦查人员应在准确理解和适用该罪名及深刻把握络传销犯罪案件特点的基础上,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具体而言,在全案证据和核心证据的收集上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尽早固定完善电子证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核心特征是以开展经营活动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络传销组织往往在站公然宣称无需开店、无需进货、无需做售后服务,只需做推广宣传,且无需投入时间、精力管理,就可从中获取返利,这些都是传销的赤裸裸表述,体现的正是传销活动赚人头费,不开展任何经营活动而完全以发展下线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完全符合该罪法条表述的客观特征。因此,这类络宣传资料证据是定案的最有力证据之一,公安机关要对这些电子证据尽早进行固定,完善规范电子证据取证程序,保证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在讯问、询问涉案人员时,听取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辩解。 (二)确保鉴定报告客观真实。络传销犯罪案件司法鉴定报告一般显示,传销组织往往都无任何经营现金流入,90%以上甚至100%都是推广返利,即发展下线的返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上交易和消费只是络传销活动的依托和幌子,其主要目的是传销,上经营只是犯罪的掩饰。因此,此类案件定案的关键结论来自
“打传销、反欺诈、促和谐”专项执法行动 打击传销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广西曹××等人涉嫌传销案 2013年6月4日，广西南宁公安机关成功破获曹××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侦查查明：201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曹××等人以“连锁销售”、“资本运作”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要求参与人员交纳3800元至6.98万元不等的“入门费”，采取“拉人头”形式，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截至案发，发展吉林、广西、甘肃、青海等地人员2000余名，涉案金额5亿余元。 案例二：台湾温××等人涉嫌传销案 2013年8月，公安部指挥广西公安机关，联手台湾执法部门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破获引诱台湾人到广西从事传销的特大传销犯罪组织，共抓获温××、陈××为首的台湾违法犯罪嫌疑人77名，其中，在广西抓获36名，在台湾抓获41名。侦查查明：2011年以来，温××、陈××等人歪曲广西实施北部湾开发、建设东盟自贸区政策，以旅游、考察广西房产开发和“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房产投资”为幌子，组织台湾民众到广西南宁，采取集中居住、安排“考察、看环境、讲课”等方式进行“洗脑”，引诱台湾民众参加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案例三：王××等人涉嫌传销案 2013年5月至今，安徽、江西、广西等地公安机关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破获王××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先后抓获传销组织骨干成员121名，其中A级头目64名。侦查查明：自2009年2月起，犯罪嫌疑人王××等人以“资本运作”、“自愿连锁经营”为名，采取“拉人头”形式，在广西南宁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2010年8
月，王××等人陆续带领下线人员从广西南宁转移至安徽合肥，继续活动。截至案发，共发展黑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20个省份参与传销人员近9000名，涉案金额19亿元。 案例四：亮碧思公司涉嫌传销案 2013年8月，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公安机关共同破获亮碧思公司有关人员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遣散参与传销人员1000余名。侦查查明：近年来，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销售香薰油、精油、化妆品、红酒等为幌子，以组织大量内地人员到香港、澳门参加“培训”为掩护，采用“拉人头”和按层级返利形式，引诱内地人员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数亿元。 案例五：重庆大足明×等人涉嫌传销案 2013年5月23日，重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明×、郑××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8月，重庆、广西、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开展收网行动，成功破获该案，抓获传销组织A级头目41名。侦查查明：2012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明×、郑××等人以“1040工程”、“纯资本运作”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要求参加者交纳7万元入门费取得加入资格，鼓吹通过发展下线人员，最高可获返利1040万元，同时规定每人必须发展3个直接下线，并按照发展人员和交纳“入门费”的多少确定级别，获取相应比例的返利。截至案发，共发展人员2000余名，涉案金额1.2亿余元。 案例六：上海城商城公司涉嫌传销案 2013年4月15日，上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上海城商城公司刘××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截至8月底，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公安机关先后采取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遣散参与传销人员826名。侦查查明：2012年9月，犯罪嫌疑人
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打击的难点和对策 许珂“传销”一词是从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多层次相关联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划分，传销也是“直销”范畴，直销是Direct Sale中译，意为：无店铺销售，它分为单层次营销和多层次营销，国际上习惯将单层次营销称为“直销”，将多层次营销称为“传销”。 直销从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一百多年来这种商家和消费者双赢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发展迅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商业经营模式也进入我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些知名国外企业如“安利”、“雅芳”等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带动了国内的这种经营模式的发展。但“南橘北枳”，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管理手段相应落后，加之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内地运用的是“店铺加直销员”的多层次营销，按当时的政策称为直销，造成了人们对传销、直销概念上的认识混乱，这种经营方式很快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利用传销大肆从事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这种被国外称为“老鼠会”、“金字塔型销售”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风行，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于1998年4月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封杀了中国的直销经营。 但是传销活动沉寂了没多久，很快就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并呈迅速滋生和蔓延之势，手段更加多样化，活动更加隐蔽，组织形式更加严密。人数更加众多，危害更加严重，致使很多群众受骗上当，引发了到政府部门上访静坐，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和封锁国道等事件，发生了被骗人员因生活无着，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有的自杀甚至杀死传销组织者的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领导都对打击传销活动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政策界限不清晰，有关职能部门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治理不是很有效，在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后，传销活动仍无收敛，还呈猖狂之势，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邪教”。
刑辩专家张智勇释义组织领导传销罪量刑标准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领导传销活动罪量刑标准：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通常是货币。传销常伴随偷税漏税、哄抬物价等现象，侵犯多个社会关系和法律客体。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组织、从事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不是所有的传销行为都构成犯罪，情节一般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只有行为人实施传销行为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要区分传销罪与直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若在直销行为中出现夸大直销员收入、产品功效等欺骗、误导行为，应由直销监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而不应视为传销罪。 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结合传销涉案金额、传销发展人员数量、传销中使用的手段、传销造成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衡量。 3.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本罪追究的主要是传销的组织策划者，多次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一般参加者，则不予追究。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行为，为国家法规所禁止，但为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仍然实施这种行为，且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 组织领导传销罪量刑标准及司法解释：最高法院根据人大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修证案之规定 二0一0年五月七日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够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
基层反映：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现象亟待重视 今天，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基层反映：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现象亟待重视》范文，供各人在撰写下层反应、社情民意或问题转报时参考使用！正文如下：所谓网络传销，是指组织者或经营者以网络为载体，以获取暴利为诱饵，由上线发展下线并以下线交纳费用或发展人员数量为依据盘算和给付人为，实现非法图利的违法行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生长，网络传销不停生长和渗入渗出，且较传统传销更具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对此，工商部门应加强对网络传销重要范畴、蔓延缘故原由及面对困难的阐发，并思考如何采取行之有用的步伐增强打击。 一、当前涉及网络传销的主要领域 一是电子商务范畴。一种是传销组织者以其建立的网络购物和网络会员办理平台或网站为中央，打着“电子商务”、“网购”、“网团”、“网络营销”、“网络直购”等旗号，推销实物产品，并以生长下线会员数目、下线会员购买商品数额等为尺度设定种种嘉奖，鼓励会员生长下线、提高业绩。另一种是组织者打着“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的旗号，以投资一笔资金，即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大额红利为诱饵，骗取参与者的高额入门费，并以高额的提成回报，鼓励入会者生长下线。如福建平潭一组织打着“直销企业”、“电子商务”和“连锁经营”的旗帜从事传销运动，半年发展“会员”700多人，涉 案金额超百万元。 二是投资理财范畴。组织者使用群众的投资生理，大肆宣
传高投入、高回报，虚拟一个所谓具有庞大投资代价的项目，诱骗群众到场网络投资，并以“返还原始股、回报基金”等措施激励参加职员拉拢其他下线会员。如某3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夫，借用网上炒黄金、投资说明会、网上操纵先容等幌子，使上万人中招，其中不乏拥有大学学历者及公务员，涉及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万多人，涉案金额逾亿元。 三是网络游戏范畴。通常打着“网游、网赚”、“玩游戏得大奖”、“玩网游送红包”、“私人馈赠的金钱游戏”等旗号，在各游戏论坛、QQ群大打宣传广告，引诱网游玩家在其网站注册会员，赚取各种游戏币继而兑换现金，并按下线会员充值金额返利的情势，鼓励会员推荐其他玩家成为本身的下线会员。如某类似QQ农场游戏的网站——“梦幻庄园”便是以此情势开展网络传销运动，使全国各地不少游戏玩家被骗。 四是兼职招工范畴。组织者打着“在家创业”、“网络创业”、“创业兼职”、“网络加盟”、“网络代理”、“点击广告，有钱赚”等旗号，吸引网民注册会员，从事网站指定的网络储存空间营销、点击网络广告、网络电话卡行销、会员卡优惠卡发行代理等运动并勉励其先容、生长下线会员参加。如网购刷单军团公布勾引告白，由YY公会等构造接办对成员洗脑、专业培训并考核，推荐会员加入获得50%的入会费提成及刷单佣金被管理员抽走30%左右的管理模式，形成一条“附体吸血”的新型网络传销产业链。 二、网络传销迅速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是组织者转移阵地躲避羁系。近年来，工商部门打击传统传销举动的力度不停加大，经验教训日积月累，使传统传销举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聚集场所、漫衍范畴渐渐明朗化，工商部门打击传统传销的举措也更敏捷、更有效、更成功。因此，
传销犯罪案件的特点与侦查对策 [论文摘要]传销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更有效打击传销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在司法实务中，侦办传销犯罪案件仍面临着不少困境，文章通过分析当前经侦部门在办理传销犯罪案件时面临的难题，提出一些应对之策。 [论文关键词]传销犯罪侦查难点对策 传销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经济破坏性和思想毒害性，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随着我国打击传销犯罪力度的不断加大，传销犯罪活动已由公开转入地下，不断变化犯罪形式，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大大增加了打击传销犯罪的难度。 一、办理传销犯罪案件难点分析 传销犯罪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经侦部门在侦办传销犯罪案件中主要遇到“五大难题”，即立案难、抓捕难、取证难、追缴难和处理难。 （一）立案难 首先，对传销的主观认识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销犯罪立案工作的进行：有的地方认为传销牵涉人员众多，查处不利于当地的稳定；有的地方分不清非法传销与合法直销的区别，认为是合法的市场经济活动；有的地方甚至认为传销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进行地方保护等。其次，传销的犯罪手段多样，多以代理商、加盟店等形式出现，迷惑性强，而前期获取的证据又非常有限，使得经侦部门对某些行为难以定性并及时立案，容易错失最佳打击时机。再次，传销的窝点所在地、网络服务器所在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等通常不一致，并且为了逃避打击，频繁迁移犯罪窝点，主要犯罪地难以确定，常引发管辖争议。此外，虽然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立案标准——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 （二）抓捕难 由于传销组织的头目行踪诡秘，多异地、幕后、单线遥控指挥，且经常更换联系方式、居住地和“卡账”账号，反侦查意识强，极易“人间蒸发”。所以，在不少案件中，虽然传销窝点被取缔，传销商品被收缴，但主要犯罪嫌疑人漏网，甚至无迹可寻，被抓获的大部分是“小鱼小虾”。另外，要将传销犯罪人员彻底抓捕归案，也并非易事。有的传销窝点以公司、连锁店等形式作掩护，更多则采取“家庭式”管理，这类窝点多设在城乡结合部等较为偏僻、人口流动量较大的区域，不易引起注意。通常一个传销组织有多个窝点，分布广泛，甚至跨县跨市跨省，且每个窝点都有“家长”，一旦某个窝点被取缔后，其他窝点的人员便会闻风而逃。 （三）取证难
陈七中心小学反传销宣传教育活动活动 情况汇报 陈七中心小学
陈七中心小学反传销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情况 防止传销进校园，是依法打击传销的重要内容，是为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根据濮阳县教育局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为了充分认识做好防止传销进校园，我校开展了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反传销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情况如下： 6月3日学校宣传栏向师生宣传《禁止传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及我市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成果。 在6月6日，学校开展了以“远离传销”为主题的专题讲话，对传销的严重危害性进行了宣传教育，揭露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表现形式、惯用手段、变化特点以及传销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揭露传销的骗人害人本质，提高师生区分直销和传销、识别防范传销的能力。通过反传销学习资料让同学们认识到传销在生活中对我们的影响，加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 随后，以各班为单位进行了“揭露传销真相，戳穿美丽谎言”承诺签名活动，活动中，同学们郑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表示要坚决抵制传销，远离传销，坚决不参加任何传销活动。 6月10日，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假期学习计划，积极参与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引导学生阅读健康向上的课外读物，开展好家庭服务和自我服务。 此次活动使同学们充分认识传销活动向学校渗透的现实危害性，
进一步增强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防止传销进校园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以对党、对人民、对学生、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切实履行职责，一手抓宣传教育、一手抓严厉打击、切断传销组织向学校和学生渗透的渠道，严防传销活动进入校园。
“团队计酬”式传销的前世今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作者】王涛 【期刊名称】 2014《犯罪研究》第2期【页码】 90 【栏目】检察官论坛 传销是中国特有的名词，是伴随着直销这一营销模式进入国内而出现的。由于传销引发的混乱状况以及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其内涵和外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作为传销类型之一的“团队计酬”（又称多层次直销）也不例外。 一、行政法意义上的“团队计酬” （一）1998年《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下发之前 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之前，所谓的“传销”实际上等同于国外的“直销”，分为单层次传销（直销）与多层次传销（直销），且具有合法依据。如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传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条规定，传销是生产企业不通过店铺销售，而由传销员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它包括多层次传销和单层次传销；多层次传销，是指生产企业不通过店铺销售，而通过发展两个层次以上的传销员并由传销员将本企业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可见，《办法》中关于多层次传销的定义反映了“团队计酬”的基本特征，这也意味着“团队计酬”作为正当的营销模式为我国法律所允许。 （二）《通知》施行之后至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与《直销管理条例》颁布之前 《通知》第2条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此前已经批准登记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至此，《办法》中的“传销”（直销）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不论单层次传销（直销）还是多层次传销（直销），均属于查禁的范围。2000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第2条第(1)项也规定，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活动，参加者之间上线从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提取报酬的，属于传销行为。可见，“团队计酬”因法律政策的调整由合法行为演变为违法行为。 （三）《禁止传销条例》与《直销管理条例》施行之后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并承诺在3年内解除“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此，国务院于2005年12月1日出台了《直销管理条例》，将直销定义为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这意味着我国的直销等同于国外的单层次直销，且从“传销”中分离出来，被予以合法化。同时，《禁止传销条例》（2005年11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第2条、第7条分别对“传销”进行了概括定义和列举，将传销分为“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和“团队计酬”三种类型，即(1)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2)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3)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其中，“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属于国外禁止的“金字塔式销售”，而“团队计酬”则属于国外允许的多层次直销。由于
王某组织、领导传销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王某亲属的委托，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指派崔寓翔律师为被告人王某辩护,出庭参加庭审。根据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王某犯组织领导传销罪名成立。现对其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刑罚裁量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当受骗，后来协助他人介绍、发展成员，以期获利,在本案中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因此，对被告王某应参照从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较为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中，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是传销组织的核心。一个传销组织中，有组织者、领导者、主要积极参与者、次要的积极参与者、一般的参与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个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仅发展了三名下线，且申购量最大的下线是她的母亲薛某，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本人也属于受害者。
公诉机关提交的材料中已认定被告人王某直接发展的下线只有3个，且最大的一份申购单是其母亲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从犯罪活动中获利，反而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没有收取新进人员的产品申购款，只是参与了对新进人员的谈话，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所起的作用极小。 五、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的时间较短，其刚成为所谓的积极参与者“高级业务员”就被抓获，其招募传销下线的数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违法所得数额也小。 此外，认定经营数额、非法获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够的，至少应有汇款凭证或银行方面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果没有上述证明，其经营数额不应予以认定。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指控的经营数额。难以有证据可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经营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他们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不是明知犯罪而为之。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某等人被传销组织强化洗脑，无法区分传销、直销、连锁销售等的区别，认为自己从事的连锁销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国家对此是低调宣传，暗中保护，支持发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为本身会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这跟明知
最新整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法条及司法解释 第二百二十四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公通字〔20xx〕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遇到的问题，依法惩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
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二、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
Journal of 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e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19年3月Mar.2019第19卷第1期 Vol.19No.1 微信作为一种社交类的软件在几年间的时间里呈现用户井喷式的发展。微信除了具有信息交流、文件传输等通信功能外，还具有收发红包、微信支付和转账等财产流转功能。微信的这些功能使其成为商业活动的新宠，利用微信进行商业活动，其创业成本超级低廉，不需要运营，也不需要美工，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发布货品、联系买家、收支款项、交付运输等工作。但也正是因为“创业”门槛低，款项流转方便，缺少监督等特点，导致微信也成为传销等犯罪活动的新型平台。 一、微信传销犯罪特点 2019年1月24日，著名演员张庭、林瑞阳夫妇名下的 上海达威尔贸易公司2018年度的交税总额被爆高达21亿 元人民币，人们在震惊“做微商真挣钱”的同时也翻出了其公司产品曾经出现过质量问题的报道。也有人质疑，该公司核心的“庭秘密”等产品的销售模式采用了多层代理的体系，是典型的返利传销，涉嫌传销犯罪。上海达威尔贸易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构成传销还需要有关机关的调查，对于大众来讲，如何界定“传销”，避免在做微商的过程中遭遇 “传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判断一种微商是不是“传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该商业行为的加入资格是不是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或者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二是该商业行为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获利的依据；三是该商业行为涉及的产品是不是没有批准生产的执照，是不是没有健全的退货和客户投诉的机制。如果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则要建议避免从事这类行为，这种商业行为可能涉及传销犯罪。 从当前查处的利用微信平台进行传销犯罪的案件中，我们可以得知微信传销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宣传“高回报”，金钱诱惑 微信传销犯罪的特点及防治 刘 枚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十几年来，“传销”这个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意味着“拉人头”、“洗脑”、“人身控制”、“坑骗亲友”、“人财两空”等等。微信的出现，使得一些头脑灵活的生意人发现了另外一种赚取钱财的方式，“微商”应运而生。传统的“传销”失去了市场，“微信”的出现给它带来了新型的外衣。“微信传销”与传统传销模式相比较，迷惑性和隐蔽性更强，销售种类繁多，形式更为多样。对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有一定的威胁作用。公安机关应当采取较强的侦查措施和手段，努力克服在侦破微信传销案件中的困局和难题，对微信传销犯罪进行严密的防范和坚决的打击，有效打击和遏制利用微信进行传销的犯罪行为。 关键词：微信传销；犯罪特点；防治中图分类号：D9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405（2019）01-0042-04 作者简介：刘枚（1978-），女，河北安国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侦查教学训练部讲师。收稿日期：2019-02-2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破除传销‘微商’外衣提升百姓投资安全性研究”（课题编号：201803030120） 结项成果。 · ·42
李志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项城市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项刑再初字第00005号 原公诉机关项城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李志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7月26日被项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8月23日被项城市公安局逮捕，2014年3月5日被项城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现豫南监狱服刑。 辩护人黎留中，河南发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志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4）项刑初字第0004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又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2014）项刑监字第002号再审决定书，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师均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李志强及其辩护人黎留中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2011年4月，被告人李志强在项城市以河南同昊四方休闲俱乐部的名义，在项城积极发展会员。后发展闫会、吴东灵（均另案处理）为骨干，成立河南同昊四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项城办事处，地点设在项城市治安北路吴东灵经营的完美日用品商店。办事处在闫会、吴东灵的组织领导下，以提供旅游服务产品为名，多次集会宣传旅游服务产品，积极为公司发展用于敛财的所谓理财会员，每一名人员入会时缴费4150元，成为休闲会员。休闲会员至少推荐二名会员入会后即获得理财会员资格，成为理财会员，会费由吴东灵等人汇入李志强的账号。理财会员隔月依次每月可从公司返利中分红2000元、500元、 1000元、5000元、8000元、10000元，依次领满24个月为止。同时与休闲会员一样享有每月一次的国内免费旅游，共24个月，另赠送二次港澳游，以此诱使人员入会，积极发展下线，骗取钱财。在李志强的领导下，办事处将会员分层次分级进行管理，每12名会员为一个家庭，其中家庭主管一名，每一家庭有6名理财会员、6名休闲会员。理财会员按发展会员多少，分ABC三级主管。而另三名家庭成员又分为ABC三级，其余6名休闲会员为准家庭会员，以此发展会员后，该家庭发展裂变又组织新的家庭。在项城诱使入会人员达300余人，涉案金额100多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李志强当庭供认不讳，且有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闫会证明：2011年2月，李志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旅游，说他现在是河南同昊四方休闲俱乐部的老总，现推出一个休闲项目，交4000元钱管二年24次旅游，如发展二个会员可赠送理财新产品，如发展的这两个人再拉人入会，可一直领红利数目不小。他说交4000元钱可入会，我说没钱，他说替我交一半，另一半等我吸收了会员，从领取的理财新产品中扣。我于2011年5月叫上张锦宣、刘玉珍租车去查岈山旅游，第二天，李志强和刘箭鸣对参加的100多人讲，发展会员入会理财新产品可不断的领到。回来后，李志强领着他公司的会计马颖伟在项城中项宾馆，我交2000元，张锦宣和刘玉珍每人交4000元，给我们办了入会手续，我因介绍了他们二人入会，我是理财会员可享受理财新产品。只要介绍二人
简析办理传销犯罪案件的难点及对策探讨 [论文摘要]传销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更有效打击传销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在司法实务中，侦办传销犯罪案件仍面临着不少困境，文章通过分析当前经侦部门在办理传销犯罪案件时面临的难题，提出一些应对之策。 [论文关键词]传销犯罪侦查难点对策 传销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经济破坏性和思想毒害性，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随着我国打击传销犯罪力度的不断加大，传销犯罪活动已由公开转入地下，不断变化犯罪形式，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大大增加了打击传销犯罪的难度。 一、办理传销犯罪案件难点分析 传销犯罪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经侦部门在侦办传销犯罪案件中主要遇到“五大难题”，即立案难、抓捕难、取证难、追缴难和处理难。 （一）立案难 首先，对传销的主观认识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销犯罪立案工作的进行：有的地方认为传销牵涉人员众多，查处不利于当地的稳定；有的地方分不清非法传销与合法直销的区别，认为是合法的市场经济活动；有的地方甚至认为传销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进行地方保护等。其次，传销的犯罪手段多样，多以代理商、加盟店等形式出现，迷惑性强，而前期获取的证据又非常有限，使得经侦部门对某些行为难以定性并及时立案，容易错失最佳打击时机。再次，传销的窝点所在地、网络服务器所在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等通常不一致，并且为了逃避打击，频繁迁移犯罪窝点，主要犯罪地难以确定，常引发管辖争议。此外，虽然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立案标准——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 （二）抓捕难 由于传销组织的头目行踪诡秘，多异地、幕后、单线遥控指挥，且经常更换联系方式、居住地和“卡账”账号，反侦查意识强，极易“人间蒸发”。所以，在不少案件中，虽然传销窝点被取缔，传销商品被收缴，但主要犯罪嫌疑人漏网，甚至无迹可寻，被抓获的大部分是“小鱼小虾”。另外，要将传销犯罪人员彻底抓捕归案，也并非易事。有的传销窝点以公司、连锁店等形式作掩护，更多则采取“家庭式”管理，这类窝点多设在城乡结合部等较为偏僻、人口流动量较大的区域，不易引起注意。通常一个传销组织有多个窝点，分布广泛，甚至跨县跨市跨省，且每个窝点都有“家长”，一旦某个窝点被取缔后，其他窝点的人员便会闻风而逃。 （三）取证难 由于传销人员具有来源分散性和异地流动性等特征，涉案人员众多，且被害
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相关法条的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八条【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九条【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立功】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典型的涉众型犯罪，该罪以财产与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为直接犯罪对象，相关案件往往涉案事实较多、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涉案人数众多，取证难度大，导致司法实践中在事实认定与数额认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尽管在刑事规范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对案件的认定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且明确了刑事推定，试图解决困扰司法实务的这一难题，但此类案件在案件的定性、共同犯罪的认定以及犯罪数额的计算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辩护空间，可以成为辩方重要的辩点。因此，本文拟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的定性、共同犯罪的认定、犯罪数额等相关重要的辩点展开探讨，也系通过本人办理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相关案例，试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策略作类型化的梳理。 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的案件特点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因其智能化、专业化、职业化、行刑交叉、无犯罪现场、侦查途径特殊等特点，既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也区别于传统的侵财类案件。就这类犯罪的刑事辩护而言，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出辩护空间，并可紧扣传销案件的特点，积极开展有效辩护。 （一）行刑交叉问题 行刑交叉案件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织与冲突的案件，以及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相互交织与冲突的案件。在组织、领导传销罪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介于传销犯罪与行政案件之间的案件。简言之，就是“一条线”的问题，在这条线之上是刑事犯罪，在这条线之下就属于行政案件，可不作为犯罪处理。比如“团队计酬”行为的认定，团队计酬是销售商品为主，以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是传销活动的特别形态，属于行政法调整范畴。但司法实务中团队计酬又很容易被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以该罪定性和定罪处罚。虽然这条线是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共同关注的焦点，但决定权却在侦查机关。一旦侦查机关对案件初查后便进行定性，然后按照定性收集证据、整理事实。这种做法是否存在按有罪目标办案的嫌疑？其合理性不无疑问。 （二）刑事推定问题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中存在刑事推定，既有定罪推定，即对定罪要件中层级的推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