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行政立法
第一部分法律形式
法律形式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内容。首先要记住历朝历代法律形式的名称，其次要明确区分不同名称所代表的具体含义。
（一）夏朝的法律形式是誓，商朝除了誓外，还有诰和命等。
（二）西周在夏朝法律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礼、遗训和殷彝。
1.誓，带有军令性质的誓词。
2.诰，统治者关于施政的训令。
3.命，周王就具体事务临时向行政机关发布所命令。
4.礼，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多种规范内容。
5.遗训，先王发布的誓命。
6.殷彝，商朝法律规定中有利于周朝统治的那些内容。
（三）秦朝的法律形式有：
1.律。商鞅改法为律，律自秦始。律是秦朝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为后世的法典化奠定了基础。2、令。秦朝的命、令、制、诏，在法律意义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都是皇帝针对特定的事项、特定的对象临时发布的命令、批示等。
3.式。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秦。是关于案件的调查、勘验、审讯等的程序、文书程式以及对司法管理审理案件的要求。
4.法律答问。是指国家官吏统一用问答形式对秦律条文、术语以及立法意图所作解释，类似后世的律疏，是我国古代注疏法律的滥觞。
5.廷行事。司法机关的判例。
（四）汉的法律形式包括：
1.律，基本法律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法典”。
2.令，皇帝的命令，也叫诏或诏令。令是根据需要，随时颁布的单行法规。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可以变更或代替律的有关规定。
3.科，即针对某类事的一个方面制定的单行法规。
4.比，也叫决事比，即可以用来作为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五）唐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
1.律，是基本法律形式，相当于近代的法典。具有相对稳定性，具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内容相当广泛，各个部门的法律内容都合编在一起。违反其他法律规定，都以律所规定的刑罚处理。
2.令，是确立和规定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主要是关于行政性的指令。
3.格，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官吏应遵守的法规。
4.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帐籍报表以及各项行政事务具体操作管理。
（六）宋朝的法律形式比较有特色，需要我们重点掌握的有：
1.断例，即判案的成例。
2.指挥，指尚书省和中央其他官署对某事所作的指示或决定，对以后的同类事件有约束力，往往与敕、令并行。
3.申明，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项法令所作的解释。
4.看详，中央主管官署根据过去赦文或其他案卷所作出的决定。（七）明朝的法律形式包括律、诰、例、典。
1.律，明朝基本的法律形式，即以法典形式将诸法合为一体。
2. 诰，由皇帝钦定同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法规形式。
3. 例，就是判例或事例。
4.典，规定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
第二部分行政立法
（一）皇帝制度
1. 秦朝
秦王嬴政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也首次建立了皇帝制度。
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前，称为“秦王”。秦王政统一中国之后，“王”的称号与自己的身份已不再适合了。经过讨论，决定兼采三皇的“皇”、五帝的“帝”，号曰“皇帝”。秦王政认为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所以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确立了“皇帝”的名号之后，“皇帝”就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最高政治代表的尊号，也是封建君主统治的象征。皇帝掌握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有官吏都要无条件地效忠皇帝，皇帝不受任何约束，包括法律。从秦始皇开始，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自称为“朕”，臣民称其为“陛下”。皇帝印由玉琢成，专称为玉玺，皇帝驾临曰“幸”，所在之处为“行在所”，所居之处是“禁中”。
皇帝制度与王制不同，皇帝是国家的核心，不可能再实行分封制，秦始皇和李斯等人取消了世卿世禄的贵族，而实行了郡县制。
2. 汉朝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加强皇权出发，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皇帝制造一套理论，这就是“君权神授”说。“君权神授”理论把皇帝神秘化，皇帝便由人转化为上帝神的代表了。皇帝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代表，能沟通
天人之间的关系，他掌握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受命于天”的。汉朝将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神秘化、理论化，以此维护和巩固皇帝至尊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二）中央行政管理机关
1. 秦朝
秦朝中央行政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辅助皇帝掌管天下的行政的官。太尉是由战国时期“国尉”发展来的。太尉是掌管军事的最高官吏。御史大夫由战国时期各国的御史发展而来，主要管理记事。
三公之下设九卿，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九卿分别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
（三）职官管理
1. 秦朝
秦朝选择官吏要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要具备胜任该职位的能力。
第二，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素质。
第三，必须忠君。
第四，必须通晓法律。
秦朝除了在选任职官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而且还重视对职官的考核。“课”指的就是官吏的考绩，考课则是指对官吏的考核。秦朝的考课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考课，为大考；一种是平时考课。秦将两种考课形式结合起来使用，全面考核职官。具体考课的内容是“五善五失”。
2.汉朝
汉代大致从四种途径选拔统治人才和任用官吏，其中包括征辟和察举。征辟是对特定人才的任用方式，分征召与辟举。察举制度始于西汉而盛于东汉，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一定数量的人才选用为官。
汉朝的考课基本沿袭秦制。
汉朝的致仕年龄一般规定为七十岁。官员退休后，朝廷往往给与一次性的很高的赏赐，以示敬老尊贤。有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退休后，仍可按时朝见皇帝，皇帝有重大事情还向高级官员咨询。3.隋唐朝
隋唐时期最高行政机关是三省六部。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指尚书省所辖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为最高法令机关，门下省有权审定中书省草拟的诏令，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
隋唐时期官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但主要是通过科举考据考试进入仕途。科举，分科取士。由国家设立科目，定期进行统一考试。隋朝考中后，根据成绩，授予不同官职。而唐朝考中只获得出身，即取得任官资格，仍需经吏部考试，如果吏部考试通不过，则空有出身，并不得做官。唐朝考试根据四项标准：一，体貌丰伟；二，言辞辩证；三，楷书遒美；四，文理优秀。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第”界限，从而改变了由与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出身的“上品无寒门”的现象，为唐朝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推动封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目录 前言 (2) 1.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2) 2.法律的渊源 (2)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2) 2.2.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 (2) 3.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3) 3.1.判例的效力 (3) 3.2判例的发布 (3) 3.3.判例的制作与筛选 (3) 3.4判例的运用 (3) 3.5判例的清理的废止 (4) 4.总结 (4) 5.参考文献 (5)
论中国古代法律特征及其缺陷 内容摘要 在中国现时法渊源中，只有成文法规范，没有判例。然而成文法的局限性，导致在一部成文法典颁布后不久，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但仅凭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其优点。因此，笔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证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判例制度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法的渊源判例制度建立 1.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2.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 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明代则实行律例并行，“除以大明律及大诰为依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的‘以例断案’的传统”。在清代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遂成定制。后
中国古代法律之起源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宗法以血缘为纽带，一个典型的宗法制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被组织在一定的亲属集团如家庭、宗族之中。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家的无限扩大便构成国,它同样是宗法性质的。 中国古代社会又是等级制的社会,即所有的人都按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依等级的高低卑尊分享政治、法律上的权力。宗法社会是一个以维护尊卑伦常为要义的等级结构,而等级特权既是宗法制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和巩固宗法制度。宗法等级特权观念扩展和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司法领域尤然。 梅因：“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所说的“身份”是指个人对父权制家族的依附关系。在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身份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条件。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而“契约”则是民事主体自主地设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协议。在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签约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合意，其本质是平等、自由。“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个人不断地从血缘家族团体束缚的身份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由自由契约所规范的人格状态。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演变，正是一种从家族本位为核心的身份法向权利本位为核心的契约法转变的过程。
民事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民事法律制度、理念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惯性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法律，与其他法律相比，民法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由于民法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民事法律制度、理念的形成往往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与儒家思想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 离婚的家族本位思想。离婚在古代也称做“绝婚”，即断绝二姓姻好的意思。中国古代的离婚大抵有两种形式：法定弃妻、强制离婚，协议离婚。“七出”虽是丈夫弃妻的法定离婚条件，但其基本精神仍是从家族利益出发的。“义绝”，是指夫妻之间的恩义已绝，因此法律规定这种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如果这种婚姻不自动解除，国家就要强迫解除并给以惩罚。最早见于唐律，《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发生义绝的情况都是亲属间互相侵犯的行为，强制离异仍然是以家族为中心，为维护封建伦常观念和封建家庭秩序而设的。 （二）对继承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继承”一词，不单纯是指财产继承，还包括身份、地位的继承。继承也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承继，还包括祭祀祖先、延续宗族血脉的义务承担。古代以宗祧继承制度为主，财产继承附见于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最近一个世纪复杂、曲折的过程，已经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基于这一总的原则，现特就管见所及，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试作如下六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萌生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认定为原始社会末期分别以黄帝、蚩尤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时代。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所载传说与考古所获资料印证，当时，在古老的神祗观念和部落意识的支配下，随着部落联盟的出现和适应军事征战与维护传统祭祀的需要，逐渐萌生了具有一定强制力、甚至包括某些处罚方式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原始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习惯，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判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二，形成时期。约当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属于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君主“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的宗法、等级原则作为统治工具，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在法律上即以这两种思想为主宰，神化当时的阶级统治，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美化为神的意志，把对战俘、奴隶和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人的
惩罚神化为“天讨”、“天罚”，从而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神判法或神权法。到了西周，神权思想开始动摇，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汲取商代末年统治者暴虐无道遭致覆亡的教训，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倡为“礼制”，在法律方面采取“明德慎罚”的方针和德刑并用、反对滥刑、乱罚乱杀等一系列明智的政策，于是开始形成了中国法律史上由野蛮走向文明初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争鸣时期。约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属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公认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不断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诸侯异政，学术思想上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思想方面，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纷纷就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时代需求、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发表见解，其中很多都超越前人，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以至世界法学的内容。这些学派，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共同铸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学灿料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四，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时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整个封建时期。这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秦统一中国，经两汉、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2008-09-08 20:18:47) 标签：文化 1 引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使我们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在外部形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过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2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的形式特征 2．1 法自君出 “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一种治国工具，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集权专制世代相传，皇帝是国家的代称，封建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其言出法立。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狱由君断”，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皆需皇帝裁决、批准。封建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施恩，赦免任何罪犯。如创建专制集权皇帝的秦始皇，其命令就有专门的称谓，命曰“制”，令曰“诏”，拥有最高立法权。同时，“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1]又如宋朝，崇宁五年，宋徽宗明令宣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不执行皇帝的御笔手诏，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将受到严厉制裁。在中国古代，权力是大于法律的，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不仅如此，在法律与皇权之间，法律成为皇权的附庸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
论中国古代的家族与父权制度 摘要：我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儒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制度。家是族的一部分，家族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父权是为维护家族稳定的核心。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父权家长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父权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1]家族和父权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父权是维系家族稳定有序的保障。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第一章家族篇，阐述了家族的范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家族的亲近范围是通过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确立的。《礼记》云：亲亲以为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又说，四世而缌，服之无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2]所谓亲属的范围，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界。随后，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虽然之后随着君权的发展，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和国君手里，仍没有动摇族长或家长的初级司法地位。 近几年来, 许多涉足家族父权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关于族之来源,考之史籍,正如春秋时鲁国之众仲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肺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3]我国古代社会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古代法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家长拥有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成员的权力。而调整家长关系，维护家长权和族长权的法律，也就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小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5] 一家与族的关系 家族在古代是一个复合名词，族的范围包括家庭，但是一般情形下，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一个共同生活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关系。[6]中国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第二节古代法律制度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都是古代的法律制度。一方面，两者各自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体现的国家意志的性质有深刻区别；另一方面，多数国家的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又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因而，在许多方面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换言之，两者所确认的生产关系不同，所反映的国家意志的阶级属性不同，但是，在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和专制政治关系的一般规律方面，却是相同的。 一、奴隶制的法律制度 奴隶制的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剥削阶级类型的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一)否认奴隶的法律人格，公开确认对奴隶的人身占有 由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加以占有，是奴隶制生产方式最突出的特征。在发展到极端的奴隶制法中，奴隶在法律上是没有人格的，即，法律完全不承认奴隶是人，而将他们视为纯粹的财产。由于奴隶在任何意义上都被法律归入财产，他们也就不能享有任何权利，而只能成为权利客体，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由主人任意处置，包括出卖或处死。在相对温和一点的奴隶制法中，法律可能要在绝大部分的社会关系中否认奴隶的人格，而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承认奴隶有不完全的法律人格，即，在某些事项上被法律当做人来对待，可以享有一定的权利，在其他事项上仍然被视为非人即财产，仍然只是权利的客体。例如，古希腊某一时期曾有过这样的法律规定：一个奴隶如果受到主人极端虐待，可以要求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人；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人，可以用赎金赎回自由；无正当理由杀死奴隶的人，要被施以惩罚。这些规定，在人身权关系的某些特定事项上，承认了奴隶享有某些有限的人身权。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仍然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如何，以直接占有人身的方式来实现剥削和压迫，这确实是阶级统治最野蛮的形式。 (二)惩罚方式极其残酷，带有任意性 奴隶制社会是刚刚脱离了蒙昧状态的最初的文明社会，这就决定了奴隶制法必然带有野蛮、残酷的特点。例如，在古雅典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之前，处于正在成长过程之中的法律制度曾规定(德拉古立法)偷窃水果和蔬菜的一律处死，甚至连“懒惰”也要处死。在奴隶制国家和法律最终形成之后，为了维持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的社会秩序，更是
六中国古代制度 ㈠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大体包括：行政、官职、称号、法律、军事制度等 1、行政区划制度 夏商九州：《尚书．禹贡》载：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九州 西周封建制（分封制）：周天子把新征服的地区和人民，分给自己的弟子、亲戚、功臣，从前部落首长的后代，由他们去建立诸侯国。 春秋十二诸侯：鲁、齐、晋、楚、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后又兴起吴、越等。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秦郡县制：国家由中央、郡、县三级机构组成行政机构，分天下36郡。 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由此，县作为基层政权一直未变。 汉：州、郡、县 唐：道、郡、县 宋：路、郡、县 元：设“省”。（从此，有了“省”的名称） 明清：省、府、县。（延续至今） 2、职官制度 （1）中央官职 先秦：由于实行分封制，家天下，因此各诸侯国没有统一的官制 秦代：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以后各代继承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考核、任命、升迁、罢免等官职制度。 三公（中央最高级官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 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 九卿（三公之下） 廷尉，掌管司法； 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 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 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 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 卫尉，掌管宫廷警卫；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 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 （隋）设立三省六部制 三省：尚书、门下、内史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 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口，赋税，财政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特征、缺陷及现实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西方的法律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逐渐被西化。我们一味的对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全盘否定，却少有吸收借鉴其精华去指导现如今的法治建设。本文试从现在视野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从而论证其对现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特征；缺陷；影响；儒家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封建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封建宗法家长制之下的法律宣教制度，是小农经济背景下的法律宣教制度。这一制度的最鲜明特色是:法律的宣教与德教不分，与家长制权威的宣示不分。法律宣教，被视为君父命令的传达，被视为家长向子孙进行训诫。宣教不在乎法律是非的认定、法定权益标准的普及，不在乎让法的科学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科学化指南，而在于让人民按照纲常塑造自己的道德，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这种宣教活动，很少让我们感到有社会生活的科学规则、社会争讼的判断标准和解决办法的推广普及的属性，更多看到的是对人民道德训诫和日常行为威慑约束的属性。 中国法律始于夏朝，夏朝的《禹邢》，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属于奴隶制的法。战国李悝造《法经》，开创了封建成文法典的先河。到唐朝永徽年间制定了《唐律疏议》，成为封建法典的楷模，也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到清朝末年，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法律开始解体。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法制史上下约四千年的漫长历程，其中各种法典数以百计，真可谓源远流长、资料浩瀚，内容极其丰富。 1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它的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综观我国古代法制为发展，有其自己固有的特征。
9、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和中华法系的兴衰 （1）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不向民众公开，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神权色彩浓厚。 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和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落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此外，夏王、商王的命令或指示也是一种重要法律渊源，而且法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形式。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是一个有破有立的伟大时代。 “破”的对象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刑罚为主体的状态。 战国时期，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进一步转变。继春秋后期取得公布成文法的立法成就之后，在法家倡导的重刑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有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革，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成文法典（如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另外，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3）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并与君主集权制度的建立相适应。在法律实施上，坚持轻罪重罚、严刑酷法。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4）隋唐时期：代表性的法典为《唐律疏议》，标志着儒家礼教与法家“法治”的融合、中国古代法治的完备与成熟。 （5）宋元明清：法典与案例相结合、经济立法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6）特点：①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华，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维护纲常礼教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 ②体现了浓厚的纲常伦理色彩。主要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双向运动。前者指将儒家的德礼思想、规则、原则引入法律，并以此作为解释法律和审案断案的依据，使礼法逐渐融合。后者指法律逐渐具有儒家人伦道德的特性，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