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2009-07-13程念祺文汇报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
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依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史学与经学这两种不同的学问，竟是根本对立的。首先是学问路径上的对立。盖史学因“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故可以求真，且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而经学因“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或“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次是治学目标上的对立。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是治史者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治史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而“经学一途”，本身既缺乏“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的可能性，治其学者则贪图“声誉既易致，利禄亦随之”。一种学问，学者若视之为博取“声誉”、“利禄”的工具，则这种学问本身即失去了意义；凡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固不耻也。据此，王永兴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之盛，无如汉朝和清朝。班固作《汉书》，对汉代经师亦有如此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汉书·儒林传》）班固之鄙薄汉代经学，与陈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经学如出一辙。宜其同为史家，非偶然也。
论者或谓陈寅恪深得清代考据之旨。王永兴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时下研究者多称赞寅恪先生擅长考据之学，这当然是对的；并学习他的精密考据方法，取得治史成绩，这当然也是可称赞的。但这还不是陈寅恪史学。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显然，
在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有很高的史学立意；考据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学本身。
二、“宋贤著史之规模”的精义所在
对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有多方面的总结；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宋贤，并在此基础上之创获，王永兴先生多有发明。王永兴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特其师承有自，深通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旨，皆能具体入微。“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此皆陈寅恪先生所言。但是，要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史学渊源，还须深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先生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至大。”先生指出：“所谓‘吾国学术风气转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学向‘宋贤著述之规模’的转变，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者，即因为其‘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也。”先生认为，所谓“宋贤著述之规模”，最根本的就是两条：
一是“求真实，供鉴戒”。如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供鉴戒”；“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就是“求真实”。亦如欧阳修所言：“自君臣善恶功过与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先生说：“求真实、供鉴戒的主要内容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则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即此，则可知所谓“求真实、供鉴戒”，不仅是在一时一事的史实上求真，更在于在一长时段的历史中求一“贯通”之理，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只有这样，才堪称是“宋贤著史之规模”。
一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史学思想有极深的渊源。其一方面固然是鄙视“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另一方面则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欧阳修所说：“予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力，于是就而学之……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也。”其撰著《新五代史》，斥冯道“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如司马光斥冯道“臣而不忠，虽云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赞张巡抗击安禄山，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凡此，都与提倡“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有关，也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有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以“始得于韩”一语，来表明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则强调“欧阳永叔少读韩昌黎文”。先生引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中“呵诋释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谏迎佛骨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等语，谓陈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于赞扬韩愈之“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精神，并赞扬欧阳修及宋代新儒家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总而言之：“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方面，就个人而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独立，此气节问题；民族独立，寅恪先生概括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然则，所谓“宋贤著史之规模”，亦为一种气象闳阔的人格与精神境界。
综合上述二者，王永兴先生指出：“‘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说：“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
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先生又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先生之言乃有所为而发。不以本民族之独立为出发点，吸收输入外来的思想习俗，致使本民族或民族历史的一段时期或一部分地区失去民族之独立性，因而改变历史性质以及历史面貌，非鲜见之史实也。因此，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史学思想，即民族学术独立及民族独立之思想。”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三、长编考异和神游冥想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及渊源，王永兴先生举以“长编考异之法”、“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总汇贯通之法”和“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其中最重要者，为长编考异之法和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
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盛赞杨树达先生的“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合，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乃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先生引此而认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首先要了解长编考异之法”；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李焘撰著《续资治通鉴长编》，陈寅恪先生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使用的都是长编考异之法。先生指出：“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可分为三个层次：（1）修丛目，即广搜群籍也；（2）在此基础上，比较异同，有所取舍，修长编；（3）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撰著成文。”对于前两个层次，先生均有具体的分析和总结。如丛目编撰的方法，先是设“事目”，其下依年月集注大量史料，而后由诸多“事目”集结为“丛目”，取材则“过多不害”；长编编撰的方法，则是在丛目的基础上，“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这两个层次，即所谓“长编考异”。而先生所谓第三个层次，按我的理解，即所谓“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关于长编考异之法，以及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治史方法的推崇，王永兴先生举证甚详。但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具体阐明了陈寅恪先生“发展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使用长编考异方法的目的上，“从探讨个性真实以求借鉴，发展为向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着眼，使用此法求得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之真实，求得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这里所谓“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就是“从多数个性真实总括而得”的历史的“通性真实”。而所谓的“教训”，亦即“借鉴的引申”，“不仅限于道德上的善善恶恶、乱臣贼子惧，也不仅限于供皇帝或官吏资治，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关系到华夏文化的生死存亡”。其如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吸收外来之学”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一个“通性真实”的问题。此其一。在用之于长编考异的材料上，陈寅恪先生于诗歌、佛道典籍、医籍、历算、考古资料、域外资料无所不取，“广泛超出宋贤”。此其二。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先生认为，这三个方面，在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中均有体现，而“不论所取为何种材料，寅恪先生皆以长编考异之法一之，寅恪先生这种多重考证、尽可能广、精、深地取材，正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宋贤长编考异史学方法的发展。”
陈寅恪先生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如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先生引此，而以陈寅恪先生关于宇文泰苏绰制订关中本位政策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对“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的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洞察宇文泰苏绰等人之思想性格及心理状态，故能神游冥想并理解同情宇文泰苏绰不得不创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诣。此即‘神游冥想’之‘真了解’也。”先生还以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
终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太宗赋予魏征的责任仅在于‘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苟征之行动逾越此种赋予之限度，则必启太宗之疑忌’”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神游冥想，真了解当时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复杂关系以及太宗之对策”，“故能在千余年之后，发其覆而求得历史之真实”。即先生所举之两例，可知“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必须是在更闳阔的历史视野下，在相关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陈寅恪先生若非对于关陇、山东和江左历史的全面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宇文泰苏绰确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苦心孤诣；若非对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的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终”的莫测心思。
先生又以陈寅恪先生批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为例。王鸣盛指责《晋书·王导传》“殊多溢美”，“其实乃无一事”。陈寅恪先生说：“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执行笼络吴地士族之政策。”因举王导笼络吴人的种种“屈尊”细节，而推见“导之苦心”。王先生说：“王导不惜屈尊而为之，唯寅恪先生知之，因先生神游冥想，与王导处于同一境界，同情王导，真了解王导的种种言行，一言以蔽之，求得王导之真实，故称之为民族大功臣……而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他不能如寅恪先生运用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也。”王鸣盛既不能“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故只能就《王导传》而论王导，故于《王导传》所言之“用意与对象”，自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神游冥想”，而对王导的历史功绩有一个“真了解”。先生批评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据我的理解，先生这里所谓的“治史方法”，并非仅指“神游冥想”。陈寅恪先生有《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逐条引述有关李德裕贬死的时间、地理、人事等材料，以证王鸣盛对《旧唐书》宣宗大中三年九月制之失读。先生说：“丛目考异是修长编的基础，在每一事目下汇集所有有关史料。李德裕贬死这一大事应为一事目，其下汇集史料中自应包括唐宣宗大中三年九月贬潮州司马李德裕制，
可不致误……王鸣盛氏之误非偶然也。”即此可知，“长编考异之法”应为求真最基本的方法。
四、义宁陈氏以忠义学术传家
在论及陈寅恪史学时，王永兴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寅恪先生重气节的史学思想和他的家世密切关联”。
陈寅恪先生的曾祖陈琢如，真正是位笃行君子。母亲体弱多病，陈琢如“究心医家言”，“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无倦色”，则谓“无功德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天下“乱机牙孽，隐伏潜滋”，陈琢如则“求思所以消弭之术，欲因以识天下奇士”。大病将终，陈琢如仍“手录李二曲《答人问学书》”，“复书‘成德起自穷困，败身多因得志’二语付宝箴”。陈宝箴的母亲李太夫人，亦深明大义。陈宝箴为兴修水利，“蠲俸入万金，犹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远之利，未宜以难自阻计。即吾日食所需，节缩以给用，累少为多，功幸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以吏能、廉洁、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因日寇占领北平，竟绝食绝药而弃世。先生历述义宁陈氏之家忠义气节之史实，而谓“寅恪自幼生长在如此重气节忠义之家，当然要成长为重气节忠义之人”，“义宁陈氏忠义之家为其史学的另一渊源也是自然的”。
陈寅恪先生自谓：“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先生引郭嵩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收功楹栋远，谁解诵《迂书》”之诗句，谓陈寅恪此处用典，亦深受其祖父的影响。《迂书》即司马光《释迂》一文。在此文中，司马光以种树“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栋”为喻，谓“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因以“其道闳大而不能狭，其志邃奥而不能迩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释“迂”。陈氏祖孙二人，皆以司马光所谓的“迂”自况，此亦可见其学术传承亦有得自家教者。先生说：“涑水迂叟之言，代表宋代史学之《资治通鉴》乃二十年夜以继日而筑成之史学大厦，至于以‘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所构成
之清代史学，其非‘收功楹栋远’，则不言可以自明矣。”先生又引吴宓语：“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
义宁陈氏，以忠义传家，亦以学术传家。从来讲论陈寅恪先生之学者，于其家世影响，未有如王永兴先生这样具体而深入者。鞠养之爱，慈训之恩，从来是最具有潜移默化的情感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写就于1997年8月。先生撰著此书，除了讲明陈寅恪先生史学的宋贤史学渊源，以及对宋贤史学的发展，还就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与论文的学术特点和史学贡献，作了大量具体、深入而精到的论述。先生阐明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其用意是非常深远的。我以为，学术的传承，既是治学方法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治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先生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即希望有助于将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和治史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关于陈寅恪的故事 陈寅恪的一生可以说是铸造了多少的名誉，便承受了多少的磨难，他这一辈子时刻以 家族为荣，背负了家族与民族的使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辗转于德国、瑞士，后又去了 法国、美国，游学13年，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精通22种语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 能多的掌握广泛的学识。 陈寅恪出身名门，其父陈三立不同其他传统官宦之家相继没落的结局，一改家族官宦 性质，专注于诗词创作，成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且思想先进，不令其儿子走考取功名 之路，而是在陈寅恪13岁时便将其与兄长一同送出国，前往日本深造。 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使得自小便打下坚实旧学传统思想基础的陈寅恪接触了完全相 反的西学文化，这无疑是一次打破陈规、焕然一新的尝试。之后陈寅恪因病归国，考入复 旦公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陈寅恪为今后出国游学做准备，在此掌握了德语、法语两门 语言，毕业之后，陈寅恪凭借复旦公堂的文凭前往欧洲。 父亲陈三立前往港口相送，对其殷殷嘱咐，将救国图强的大任寄予陈寅恪的肩上，这 是陈氏一族两代父辈的心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北平陷入被攻克的危机，陈三立已85岁高龄，体力羸弱 的他在也回不到曾经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的热血沸腾，老人家选择了绝食，以报效祖国，五天后，陈三立在家国忧患中去世。陈寅恪在为父亲守灵期间，立志为民族大业而治学。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1890年，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出身名门，其祖父陈宝箴曾担任过湖南巡抚，而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家学渊源，因此陈寅恪自小就大号了深厚的国学底子，且眼界扩及东西洋。1902年，陈寅恪留学日本，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之后又先后到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留学，在其深厚的国学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其见解多得推崇。回国后的陈寅恪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 山大学等大学任教。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与唐筼结婚，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育有三个女儿，一生相濡以沫。陈寅恪的代表作品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等等。但在期间，陈寅恪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令其最伤心的是，他珍 藏多年的诗文稿、书籍多被洗劫。1969年，陈寅恪在广州去世，同年，其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广东社会科学 2009年第6期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 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姜伯勤 [提 要]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关键词]杜国庠 陈寅恪 弹词!渊源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825 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099-04 一 1956年12月16日午后,我作为一个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1955级乙班20位青年同学一起,到广州东山杜国庠先生寓所,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拜望请益。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拜访。 我中学时熟读郭沫若自传?少年时代#和?革命春秋#,后来又读过郭老所写的?洪波曲#。郭沫若先生那种流水行云的文章,生动记述了墨者杜老!的形象,使我景仰不已。 在1956年那个难忘的科学的春天!里,我和同一科研小组的江昇日同学、黄绍衣同学,在刘节先生指导下,做了一部?张衡传#。江昇日同学是部队文化教员转业的,他中学时已能写林琴南体的小说,因而负担了这部稿子十分之八的篇幅。黄绍衣同学是潮汕地区著名留日教育家、中山大学早年之中文数学两系教授黄际遇先生的嫡孙,也是杜国庠先生的乡亲,担任这部传记稿子的文学史部分,约占总篇幅十分之一。我担任另外十分之一篇幅,是思想史部分,篇名?张衡的反图讖思想及其必然性#?。我的主要参考书中有旧版的候外庐、杜守素(杜国庠)、邱汉生诸先生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由于黄绍衣学兄不时向我述说潮州乡贤杜国庠先生如何了不起,我也就尽量搜读了杜老关于先秦诸子和两汉思想的有关著作。墨者杜老!在我的心中,更清晰化为一位学富五车的硕学大家。 当我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杜老之家时,只见这是一栋三四十年代建造的东山常见的二层住所。杜老的公子说话带有潮汕口音,十分亲切地把我们迎进屋内。终于亲眼拜见了杜老,一位极 99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作者：杨联升附图 引言 据「中央日报」副刊报导，史学大师义宁陈寅恪先生于五十八年十一月病逝广州。（以前传说陈先生曾被红卫兵殴打，未知确否。）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眞令人欲哭无泪。然盲目衰翁，早一日升达天界，卽等于早一日脱离苦境。敬慕先生者，惟有虔心祝祷，共祈冥福；尊事先生者，惟有更图精晋，光大师门。联升在清华经济系，曾选修先生所授隋唐史，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亦蒙先生指导。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民廿六）印布之拙稿「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卽是其中之一章。至于论文主旨，则与陶希圣先生及鞠清远兄之著述，大体相同，故未发表。联升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尝造寓晋谒。七七事变后，曾到北平城内先生府上参拜太老师散原老人之灵柩，此为联升在国内晋谒先生之末一次。来美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己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
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三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卽将回国任教。一良到燕大，联升到北大，并各兼史语所副研究员。先生又询及联升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又云，回国后拟在南京定居。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当时胡适之先生已接受北大校长之任命，方在纽约准备回国，本拟一同登舟探视，临时以故未克前往。一九五六年，联升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印布，为胡适之先生祝寿。曾托人将单印本设法转呈先生，闻已收到，并传语嘉勉。联升所学伤于芜杂，虽曾列先生讲席，至多勉强升堂，绝不敢称入室。顷于悲痛之余，忽然检得当年（约在民廿四）在清华园听先生讲隋唐史笔记二册。因录其第一讲大略，以为记念。追忆学恩，倍增哀痛。 五十九年二月记于美之康桥。 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 应读及应参考之书： 甲：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 [<<][>>]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 一 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王国维也许找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更使他恐惧绝望，于是他甘愿去殉那正在衰亡的文化。不能说他们的死没有价值，但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始终无法摆脱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该如何为自身定位?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只有这样几条出路：为王师、为王臣和为王之阶下囚，当然还有在条：为隐士。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怎能真正地“隐”下去?说到底，文人之为文人，其使命不应体现于从文而体现于从政?为何在中国少有一心从文拒绝从政的文人?为何纵有极少数专心于创作与学术者，却又难保其身心的安宁?至于那些归隐者，其作品为何又多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气息” 正是王国维之死，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命运问题，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并进而有所贡献于人类的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面前。王国维的选择是治学，陈寅恪本也已如此，但王氏之自杀却迫使陈寅恪意识到，即使个人想安于书斋，现实却未必会给你机会。不过，又不能简单地步王国维之后尘，王国维的临终遗嘱已经赋予陈寅恪更艰难的使命，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王国维之后的文人寻找摆脱绝望、重新确立人生信念的坐标。其最重要一点，即他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原则：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趔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rray 1.简介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kè，虽然“恪”字客家人念 作què，陈寅恪小名“恪（què）儿”，但陈寅恪多 次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 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也可以证明），江西 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 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现代最负 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 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 开明督抚）之孙。 2.经历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3.学术成就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
季羡林、贾平凹、汪曾祺、莫言，四位名家笔下的老师形象 01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一九三O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2009级6班 常亮赵一璇赵丁荻赵赫范强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陈三立子，陈宝箴孙。早年留学欧美，先后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1.2研究背景 陈寅恪先生为当今鸿儒，陈学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的关注所在。本探究旨在还原陈先生早期的学术历程，尽量清理其早年为人论学的大体思路，为当代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提
供较良好的土壤与背景。正所谓“清华同学，薪火相传”。 谨以此探究献给有志于中国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 1.3探究目的 鉴于近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国故的追捧和热爱，并时值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热爱景仰陈寅恪先生的普通读者。 1.4研究方法 1.4.1资料筛选法：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择优而录。 1.4.2著作考证法：回归原始资料，直接从被研究者的著作入手。 1.4.3综合比较法：与其他同时期人物的历程进行对比参考。 1.4.4实地考察法：利用假期等课余时间自行前往清华园进行实地调研。 1.4.5小组讨论法：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任务分配，然后综合建议，形成文字。 2.研究过程 2.1对小组中各人分配好各自的任务 2.2筛选整理并分析资料
陈寅恪简介 篇一：陈寅恪简介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 《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 壶公注： 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 其一、【燕誉堂秋夕】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
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
1.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 花枝含笑画犹存，偕老浑忘岁月奔。 红烛高烧人并照，绿云低覆镜回温。 新妆几换孤山面，浅笔终留倩女魂。 珍重玳梁香雪影，他生同认旧巢痕。 2.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近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3.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 谁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4.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5.追忆游挪威诗北海舟中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Midnight Sun为挪威奇景。 ）故国新声一笑休。 （舟人共唱波兰新曲。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6.追忆游挪威诗易卜生墓 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 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 （挪威女郎多衣绣衣一袭，所谓国妆是也。 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 ）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对斜阳。 （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7. 无题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 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 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 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8.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9.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10.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11.阅报戏作二绝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2.吴氏园海棠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 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 13.残春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14.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绪论（概要） 一、名词解释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二、论述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 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 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 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 （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 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词解释 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 （1）君举必书----慎言行 （2）人君不观史 （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 （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 （1）梁启超 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 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 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 （2）章太炎 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着作：《訄书》论文集 （3）夏曾佑 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 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4）陈黼宸 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 （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 （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 （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回忆雨僧先生》阅读答案(2) 《回忆雨僧先生》阅读答案(2)文章来自： 回忆雨僧先生 季羡林 ①雨僧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作为他的受业 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样，始终在忆念着他。 ②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 白话，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 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③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④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 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⑤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他几门课：“英 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高兴时， 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空轩》十
二首就是其中之一。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为忤。他的旧诗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⑥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忌妒。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⑦他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我们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曾被请在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简介 人物档案 姓名：陈寅恪 国家：中国 祖籍：江西修水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时间：1890年 去世时间：1969年 职业：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 主要成就：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为一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寒柳堂记梦》、《元白诗笺证稿》等存世，另外还有很受时人欢迎的《柳如是别传》也是陈寅恪所作。 光绪十六年，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因为祖母黄氏在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寅年，因此为他取名寅恪。
陈寅恪幼时在家塾启蒙，从此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同时也接触到算学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陈寅恪十岁的时候，因为祖父陈宝箴去世，于是随父举家迁往金陵定居。 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请来国学大师王博沆、周大烈等人前来教学。学堂采用现代化教育，涉及知识层面包括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有这样的家学渊源，陈寅恪可以说自幼就接受了极好的国学教育，同时也开眼西方，对东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光绪二十八年，陈寅恪留学日本，在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就读，三年后辍学归国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五年后，也就是宣统二年，陈寅恪又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归国。民国七年，又再次自费到哈佛大学游学，在学校教授梵文和巴利文，一直到民国十四年才归国。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中，陈寅恪学习各方知识和文字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了很深的理解。 纵观陈寅恪的学历，可以说是牛气冲天，他能有日后的成就，与其孜孜不倦的求学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就具备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加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很高，为国内外学者所重。 归国之后，陈寅恪到已经改制的清华大学任国学道士，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民国十三年为研究院导师，时人将其与梁启超、王国维并举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 【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