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知情权
论文关键词公民知情权宪法
论文摘要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我国，因为种种原因，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对这项权利的保护却不尽如人意。所以，应创立一系列法律制度确保知情权的实现，这对丰富和发展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促动依法治国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知情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情权也日益为人们所注重。特别是200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非典事件”表明，知情权的缺失会给公民生活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因为不能即时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情况，因而无法理性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所以，构建与完善知情权的保障机制，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已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公民知情权保护现状
知情权，或称“了解权”、“知悉权”、“知的权利”，有着丰富的内涵。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要求义务人公开一定的信息的权利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狭义上的知情权，即知政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国家机关掌握信息享有了解的权利。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即使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我们党就提出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提升政府机关活动的开放水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采取了一些旨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措施，不过，这些行政实践，并没有成为普遍制度，更缺乏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无法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具体来说，当前我国公民知情权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法对公民的知情权缺乏明确的规定，知情权至今仍然不被作
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对知情权有隐含性的规定，川是一项隐含权，因而不能说我国宪法对知情权没有规定。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
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理应明确地确认，而不能采用推论、隐含方法
推导基本权利或像非基本权利那样采用“不禁止即自由”的理论来对待，因为这样不能确立起知情权应有的法律地位，会使这项权利的保
护极其脆弱;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暂时还没有形
成完备的法治观点的社会中，隐含的知情权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第二，法律、法规中有一些相关知情权的零散规定，但尚未形成系统
的保护体系。当前，随着我国法律的持续健全，涉及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实施，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关于消费者
知情权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IO条关于病人及其家属有权
复印病历的规定，《证券法》中关于股份公司披露信息义务、股民获
知经营信息权利的规定，《价格法》中关于涉及国计民生行业的价格
调整的信息披露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是集合我们理解和评价我
国公民知情权法制建设实际情况的重要依据，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即
使这些规定一定水准上确认了公民知情权的存有及保护，但它们散布
于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体系中，不但法律位阶低，而且缺
乏系统性、全面性，距离法治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第三，实践中存有着大量侵犯公民知情权的现象。首先，在法律对知
情权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很多部门在处理涉及公民利益的行为时实
行信息封锁。例如.一些政府对农村土地实行征用本是公开行为，不过，对于补偿费的数额和标准，被征地农民却一无所知，即使去问也不被
告知，结果经常出现很多被征地农民既丧失了土地，又无法获得补偿
或补偿少得可怜的现象、从而对公民的权益造成损害。其次，即便在
法律对知情权有规定的情形下，在实践中也经常贯彻、执行不利。实
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往往把信息公开看成是由自己决定的
权力，而不是必须依法履行的义务。他们认为，公开的内容、范围、
水准、时限、对象等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行政机关和领导人手里，
听由自己裁量，而不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例如，法
律规定了某些立法、决策必须事先经过听证，而有些机关在作出关系
利益相关人的重要决定时，却不经听证程序。更有甚者，有的基层干
部为了掩盖其愚弄、欺骗乃至掠夺群众的不法行为，竟然故意封锁党
和国家为民谋福利的政策、法律(如相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不让
老百姓知道。
二、知情权保护滞后的原因
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长远，民众的权利意识普通医乏。在西方
国家，当询问权利是那里来的，多数人会立即回答说权利是生来就有的，并认为政府立法授予公民权利并不是什么恩赐，而仅仅对人们天
赋权利的确认。在我们国家，多数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权利是政
府赋予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这种理解上的不同折射出两者观点上的
差异：前者反映出的是一种主动的权利意识，后者反映出的是一种被
动的、虚无的权利意识。于是，社会生活中也就有了这样的不同：在
西方的历史上，人们根据利益和意志自由的需要，向政府提出自己的
要求。这些要求得到政府法律认可.便成为一种法定权利，自然权利变
成法定权利往往是人们主动要求的结果。,2}a}，以知情权为例，美国
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了广泛的“知情权运动”，对知情权的普
及与发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但在我国，对于权利，人们没有主
动追求，只知被动承受，一些群众还没有摆脱“民不与官争”、“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禁锢，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或不当
行政行为的侵害，也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即使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文革”期间无视权利、践踏权利的痛苦经历，人们开始迫切地呼唤
民主和法制，但仍然还没有形成主动追求权利的习惯。
第二，传统的行政管理片面强调政府的管理性和公民的服从性，政府
与公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与脱胎于前苏联
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为一直以来片面强调政府管理的权威性，忽视公民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和需要，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外部制度设计来规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致使公民的知情权被悠意、任意行政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某些政府
官员至今还保留着封建残余思想，如“官本位”、“官贵民贱”、
“权力本位”，没有平等的民主意识，漠视公民的知情权。有些领导
干部“防民”意识强烈，怕将政策的失误及其遭致的损失后果、党政
干部的违法及腐败丑行等公之于众会产生“副作用”，不准公开曝光。这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辨别力，结果反而是包庇和助长了腐败。随着行政管理的范围持续扩大，为了确保行政效率，法律赋予政府的
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行政权的膨胀更易加重问题的严重性。第三，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公民既缺乏表达知情要求
的畅通渠道，又缺乏实现知情权的保障机制。政府与公民的传统信息
沟通方式以单向为主，即政府主要是以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命令、文件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向公民传达政府的相关信息，而公民对政府信
息的反馈以及向政府输出信息的渠道比较少，且效果不理想。例如，
公民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包括知情要求)最直接的渠道是信访，公民信访的效果取决于信访机构的行政效率。而在实际操作中，信访
的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表现为时间长、效率低、过于被动，难以应
付有着各种各样利益要求的公民所反映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也是很
多公民不愿意通过这个渠道来表达自己知情要求的主要原因。公民向
政府表达知情要求的间接渠道是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大众传媒能够
快速、准确地反映公民的利益和要求，但是，能否真正引起政府的注
意以及作出相对应的反馈，往往取决于政府本身。在公民缺乏表达知
情要求的畅通渠道的情况下，政府又没有构建一定的保障机制以满足
公民的知情要求.这样一来，公民的知情权就难以实现，而只能被动地
接收政府输出的信息。
第四，公开与保密的界限不清，政府把很多本该公开的信息、资料纳
入保密的范围，限制了公民的知情权。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是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的有效保证。不过，政府在设立完备
的保密系统的同时，容易混淆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把很多本该向公民
公开的信J息、资料也纳人了保密的范畴，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缩小
公民知情的范围。我国当前施行的相关法律，是1988年制定的《保守
国家秘密法》。这部法律规定了范围广泛的保密事项和严格的保密制度，却没有规定保密争议的解决方式。相反，它要求，对是否属于国
家秘密不明确的事项，在特定机关确定前，理应“先行采取保密措施”。根据一些细则规定，在法定的保密事项以外，还有“不属于国
家秘密但又不宜公开”因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散”的内部事项。
于是．某些法规的草案，大量的登记资料、调查结果、统计数字，都
被盖上“保密”的印戳。很多时候，当我们前去行政机关了解情况的
时候，得到的均是类似于“这是机密．不能外传”式的答复。
三、构建、完善知情权的保障机制
我国宪法、法律对知情权规定的缺失，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会越来越大。现实发展迫切需要我国宪法、法律必须以积极的
态度对知情权作出回应，将公民知情权上升为基本权利．以宪法条文
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同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建设，确保公民
的知情权得以充分实现。
第一，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地位。基本权利由宪法加以规定，这已
是宪法文化经过二百多年的沉淀后形成的常识。只有宪法才能使知情
权名正言顺，将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确认下来，
这是解决知情权问题首要和关键的环节。首先，这是由公民知情权的
基础性地位决定的。知情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很多
公民权利的运行与实现，皆以“知情”为前提。例如，不了解相关的
政治信息，公民的平等权，选举权、批评权、建议权、民主管理权等
法定权利和自由便难以充分实现。能够说，知情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知情权明确的宪法地位，是不利于其他权利实现的。其次，从公
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看，宪法应确认知情权。公民权利与国家
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关系最基本的内容。基本权利具有排斥权力干涉的
特征，只有将知情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才能(至少从理论上能)保障
不受国家权力的恣意干涉再次，知情权由宪法加以规定能够顺应我国
人权保护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先后加入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并签
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缔
约国，中国必将履行两个人权公约所设定的国家义务。知情权作为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一项
基本人权．在我国理应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护。
第二，构建与完善知情权的实现制度。公民知情权作为宪法的基本权利，是一种抽象性的权利，要真正使其得到保障就必须使其具体化，
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使其最终得以实现。西方很多国家在意识
到知情权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都比较重视知情权制度的立法工作，其
中美国的知情权制度比较发达，信息公开的法律比较多，如1966年制
定的《情报自由法》、1972年制定的《咨询委员会法》、1974年制定
的《隐私权法》以及1976年制定的《阳光下的政府法》等。这些法律
都从不同的角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必须加快建立知情权制度，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
信息公开法》。作者认为．我们能够先对当前国内的现行立法实行全
面的归纳总结，将各个法律部门所包含的涉及知情权的法律条款甄选
出来，搞清楚当前立法存有哪些问题，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吸取和借
鉴国外知情权理论和立法中的积极成果，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知情
权法律体系。
第三，创立公民知情权的救济机制“无救济即无权利。”知情权的实现，必然要有具体的权利救济制度予以保障。作者认为，根据公民知
情权的宪法地位以及我国的宪政现状，对公民知情权的救济途径能够
从两个层次来建构。首先，我们应建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诉讼制度。
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宪政秩序的建立，宪法司法化已成为现代民主
法治国家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知情权作为宪法确
立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理应成为宪法救济的对象，也是体现对公民
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当然，我国当前还没有宪法诉讼这种制度，
但我们应该有前瞻性，顺应宪法司法化的大趋势，确立宪法诉讼理念，给予公民知情权以宪法层面的保障。其次，鉴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在
当前不能切实有效地依托宪法诉讼的局面，有必要寻求当前切实可行
的实在制度的救济，其中增强和完善与公民知情权最为密切的行政诉
讼制度是可行的。因为从狭义的公民知情权来看，涉及到的更多的是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更多的不是宪法诉讼而是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能给公民知情权提供现实的保护。
公民知情权
论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一) 摘要：厦门PX项目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利益预期的项目，但在当地大多数公民保护环境的呼声中最终败下阵来。由此事件引发的有关公民环境权相关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公民环境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人权，我国原有的权利救济方式对其并不适用，因而这种权利一直未得到足够的保护。着重讨论在行政规划中如何实现公民环境权，并提出观点：政府公共治理理念的更新、规划过程的透明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厦门PX项目;公民环境权;实现 1厦门PX项目事件 2007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厦门PX”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PX（Paraxylene，对二甲苯）是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广泛用于纺织)的上游原料。由台资翔鹭集团旗下腾龙芳烃企业投资的厦门海沧区PX项目，是厦门目前最大的化工项目。2004年2月，该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在2005年11月正式开工，原计划于2008年投入生产，每年工业产值有望达人民币800亿元。 随着PX项目建设的加快，厦门市民反对的呼声越来越烈，大量有关该项目靠近人口稠密区，存在爆炸或泄漏等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并未得到明确证实）的信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媒体等形式被广泛传播。2007年6月1日和2日，超过5000名厦门市民在厦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诉求，厦门市政府被迫宣布该项目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环境影响评估。2007年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公开的环评结论认为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同年12月底厦门举行的市民代表座谈会上，大多数市民代表再度表达了反对意见。 此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建设PX工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厦门市将赔偿翔鹭集团损失，并在发改委批准后进行迁址工程。 2公民环境权的相关理论 环境权是指人类或其他有关主体对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物质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及由此所承担的在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义务。公民环境权既不是财产权也不是人格权，而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新型人权。它具有自然性、不可缺乏性、不可替代性、不可转让性、稳定性、母体性等。本文所指的公民环境权是从国内实现机制讨论的，其主体只限于“公民”，不包括“国家环境权”与“法人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实体权是指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程序权主要 是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 公民环境权理论提出后，其内容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美国和日本的立法中是最先确认该权利的，另外如南斯拉夫、葡萄牙、波兰和俄罗斯等，已经将其上升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人权，瑞典、希腊等国则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权的内容。我国在《宪法》第26条中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以国家义务的形式总体确认了公民的环境权，但我国宪法的规定是不可以作为裁 判依据用于具体的案件的。 公民环境权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是因为该权利与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公民环境权不是一项纯粹的民事权利，而是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环境权保护对象如空气和水等是无主物，是人类共有财产，没有人对其享有所有权，公民对于环境要
分类号编号 公民知情权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学年论文) 院系：文法系 专业：法学 班级：文法081-1 学生姓名：田蕾 学号： 200890505111 指导老师：吴淑霞（讲师） 2010年月日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摘要：宪法意义上的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负有责任，即国家以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来保障公民所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通过对我国“政府信总公开第一案”的分析，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是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知情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权利属性。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是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在宪法中明确知情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并积极构建知情权的宪法救济制度。 关键词：知情权、宪法权利、权利属性、政府信息公开、社会公众
引言 “知情权”是由美国一位编辑肯特?库泊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来的，到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兴起“知情权运动”以来，知情权被广泛沿用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建立公民知情权制度具有理论依据和宪法依据。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是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健全和完善知情权对于保障公民的自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限制政府权力、维护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前在知情权保护及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方面的宪法立法及相关制度构建方面相对显得薄弱滞后，社会发展要求中国顺应世界潮流，制定相关知情权制度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知情权的含义和由来 ·（一）知情权的含义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了解权”、“知的权利”、“信息自由权”等，是指“有关主体有获知与他有关的情报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的对象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既适用于公法领域，也包括私法领域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知情权，如消费者对商品情况的知情权等。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是指获取官方的信息，即社会公众从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仅适用于公法领域。 宪法意义上的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负有责任，即国家以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来保障公民所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知情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权利属性。 “知情权”包括“知悉”和“获取”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中“知悉”主要是指权利人主观上知晓，而“获取”则是指权利人索取、查阅某种记录着信息的有形载体（文字、图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子光盘等），其基本内容是公民对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有知道的权利。 ·（二）公民知情权的由来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 right to know”，是有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率先使用的。面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作风，库柏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有关知情权的发展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行。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
在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在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日期：2011年12月09日 在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应用使国家秘密的安全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国家保密权亟待加强；而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公民的主体意识、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建立阳光和透明政府的呼声不断高涨，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需求明显加强，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会发生冲突。而新保密法为平衡这种冲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较好地实现了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的平衡。 平衡国家保密权和公民知情权的理论基础。新保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国家秘密的范围涉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和外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和刑事司法等重大领域。对国家秘密的保护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维护，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又是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故而国家秘密的保护实质上构成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存在的前提。 国家保密权是一种公权，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国家作为国家秘密的权利主体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一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一旦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为国家秘密，即应当归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才能决定该国家秘密的使用和处置。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要求政府机关公开政府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干涉的权利和积极要求政府保障其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的核心是对政府信息的知悉、获得和使用，没有政府机关对其拥有信息的全面公开，知情权的实现就无从谈起。知情权也是公民更好地实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参政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的前提和基础。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保护国家秘密必然会限制公民的知情权，因此，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平衡。在民主法治国家，政府所持有的公共信息应提供给人民。但国家安全活动不同于或不完全等同于通常的政府活动，它所产生的国家安全信息也并非是一般的公共信息，这部分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大多是需要保密的，不能像其他公共信息一样完全向公众开放。因此，公众的知情权如果遇到保 密法等法律规定的特殊事项，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世界各国无论采取何种政体，都对国家秘密严加保护，即使在制定信息公开法的国家，亦将国家秘密列人不得公开的事项，借以维护国家秘密安全。可 见，对危及国家安全或利益的信息，限制知悉是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的。 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二者面临冲突时，应当比较两者所代表的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美国社会法学者庞德将利益分为三大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在我国，习惯于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统称为“公共利益”。国家保密权属于公权力，显然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而公民个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 很荣幸成为本场最后一位发言的辩手，纵观全场，可谓是唇枪舌战，激烈交锋。 但我不得不在最后指出对方辩友所犯的几点错误： 首先，对方辩友今天始终在强调公众人物作为公民的这一基本特征，而忽略其作为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妄图以普遍性而掩盖特殊性存在的事实。我方从不否认公众人物也作为公民，享有公民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从聚光灯下获取了名利财富，掌握了很多普通公民无法掌握到的资源，甚至拥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这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只把公众人物当作普通公民来对待？ 其次对方辩友今天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尤其是私生活部分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我方不敢苟同，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社会掀起波澜。公众人物的个人生活一旦触犯了法律，这时候道德的标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社会的秩序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这时候，就和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面对张艺谋生七个孩子的事实，如果再用隐私权做借口来阻挡社会的监督，来搪塞公众的知情权，这必定会无形中给了公众人物一个可趁之机，加深了民众对公众人物甚至对法律的不信任。 再者，我们来看大众知情权。大众知情权必不等于社会的猎奇心理，知情权的行使也并非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隐私的窥探欲。知情权既然作为公众的宪法性权利，不仅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是在对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的发展进行监督，让原本阴暗化复杂化的事件得以在阳光下运行。李天一涉嫌强奸的案件，作为父亲的李双江难道可以以隐私权需要受到保护为借口拒绝向公众交代吗。张默吸毒的案件，作为父亲的张国立也不能以隐私权为借口来躲避公众行使知情权。 当然，任何权利的行使不会是无边无际的。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让位于大众知情权，并不就等于知情权的滥用。因为知情权的行使也会恪守界限，遵循原则，为社会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日期：2011年12月09日 在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应用使国家秘密的安全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国家保密权亟待加强；而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公民的主体意识、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建立阳光和透明政府的呼声不断高涨，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需求明显加强，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会发生冲突。而新保密法为平衡这种冲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较好地实现了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的平衡。 平衡国家保密权和公民知情权的理论基础。新保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国家秘密的范围涉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和外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和刑事司法等重大领域。对国家秘密的保护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维护，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又是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故而国家秘密的保护实质上构成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存在的前提。 国家保密权是一种公权，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国家作为国家秘密的权利主体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一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一旦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为国家秘密，即应当归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才能决定该国家秘密的使用和处置。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要求政府机关公开政府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干涉的权利和积极要求政府保障其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的核心是对政府信息的知悉、获得和使用，没有政府机关对其拥有信息的全面公开，知情权的实现就无从谈起。知情权也是公民更好地实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参政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的前提和基础。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保护国家秘密必然会限制公民的知情权，因此，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平衡。在民主法治国家，政府所持有的公共信息应提供给人民。但国家安全活动不同于或不完全等同于通常的政府活动，它所产生的国家安全信息也并非是一般的公共信息，这部分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大多是需要保密的，不能像其他公共信息一样完全向公众开放。因此，公众的知情权如果遇到保 密法等法律规定的特殊事项，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世界各国无论采取何种政体，都对国家秘密严加保护，即使在制定信息公开法的国家，亦将国家秘密列人不得公开的事项，借以维护国家秘密安全。可 见，对危及国家安全或利益的信息，限制知悉是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的。 国家保密权与公民知情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二者面临冲突时，应当比较两者所代表的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美国社会法学者庞德将利益分为三大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在我国，习惯于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统称为“公共利益”。国家保密权属于公权力，显然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而公民个人知情
公众知情权行使要适度 2008-01-20 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为新闻界、出版界等舆论单位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新闻界为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公正评论的要求，大量报道和评估公众感兴趣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个人隐私问题。随着人格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隐私权问题引发的新闻官司成为热门话题。 为正确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对新闻自由予以必要法律保护的同时，需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以防止新闻自由权的滥用。有关他人隐私的报道，应限于不使当事人感到不安的限度，即把握好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两种权利的“度”。 首先，要划清普通公民与社会知名人士的界限。名人、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并构成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些隐私已成为公众社会知情权所指向的对象，因此对名人隐私权的保护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名人、明星效应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披露，名人获利于新闻媒体，也就应受制于新闻媒体，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是他们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其次，要区分一般公民与政治人物的界限。政府官员从一方面讲是普通公民，应该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包括隐私权；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责任，自然就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优秀的才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要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故其隐私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最后，普通人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隐私范围，要区别对待。某些本来纯属普通人私人事务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联系而不能成为隐私。这主要指普通人违反了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因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等原因而成为“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其隐私权受保护的范围则较普通人正常情况下相对缩小。 公众知情权行使要适度
论我国公民对环境权利保护的意识 ——以香港老太朱绮华“叫停”港珠澳大桥工程为视角 引言 香港东涌66岁的老太朱绮华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因而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于去年通过申请法律援助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就大桥香港段环评报告申请司法复核。4月18日下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香港环保署2009年完成的环保报告无效，败诉的环保署更需支付朱绮华1/3诉讼费。“朱绮华诉香港环保署”一案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由此引起了许多学者与公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关注。 【摘要】近年来，环境污染事故密集发生，由此引发的群众信访居高不下，导致的群体事件在部分省区集中暴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危害和影响触目惊心，并呈增长之势，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造成恶劣影响。本文以香港老太朱绮华“叫停”港珠澳大桥工程为视觉，探讨在我国大陆目前现有的环境立法和环保制度之下，我国公民的环境权利保护意识状况，以及通过对比“朱绮华诉香港环保署”案例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公民在环境保护的权利意识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关一些建议。 【关键字】环境保护法律意识 一、公民环境权利及其权利意识的概念 1.公民环境权利的概念 在环境危机的严重威胁面前，人们开始思考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公民对环境有无权利？在国际人权上，一般按照人权清单上所列顺序的先后，将人权进行分“代”’，“第一代”是指最早出现在《世界人权公约》上的那些权利，它们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第二代”是被写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上的那些权利，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第三代”是正在发展中的一些具有人权属性但尚未写入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环境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 目录 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理论 (2) （一）人民主权 (2) （二）知情权 (2)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原则和意义 (3) （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原则 (3)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意义 (4) 三、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机制 (5) （一）公民知情权的宪法保障 (5) （二）公民知情权的司法保障 (5) 四、当前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6) （一）政府方面...................................... . (6) （二）公民方面..................................... . (7) 五、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7) （一）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7) （二）制定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制度 (8) 六、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的知情权 ［摘要］：我国要实现行政管理体制公正透明这一目标，必须走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路子，2008年5月1日我国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由于其立法主体是政府，法律效力层级较低，而导致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拟就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知情权宪法权利保障机制 以瑞典《新闻报道自由法》（1776年）为先河，以美国《情报自由法》（1966年）为榜样，西方其它国家如丹麦、挪威、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韩国以及日本等也纷纷效仿，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建立以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 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理论 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下，政府是否应当向公众提供政府信息，不是由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民众的权利决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的保障公众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制度。人民主权理论和知情权理论构成了公众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的合理性，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人民主权 从行使权力的来源看，行政机关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均来自于人民的权力和宪法的授权；从行政权力内容看，行政权力涉及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组织管理，行政权力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对它的监督的重要性；从行政权的行使方式看，行使行政权应当是公开的。国家是根据人们订立的契约建立的，大家必须服从公意。公意即为最高权力，即主权。主权应当属于人民。政府机关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政府信息，人民有权获得政府信息。 （二）知情权 知情权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权利提出的。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率先使用了“知情权”一词。【1】1945年1月23日，肯特·库柏在文
公民环保意识调查报告 序言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类的正常生活。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现象也日趋明显。2015—2016学年冬季短学期期间，我们开展了全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采访，了解公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和观点；同时，在采访过程中普及、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升公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这个理念深入人心。调查采访之后，我们将整理这次调查得到的数据结果并分析其产生原因，也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和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依据。借以监督企业节能减排，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为保护环境，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建设做好铺垫。 1．调查对象基本状况 1.1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在调查的人中，男女的人数几乎是相同的，男女的人数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 1.2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在调查的人中，18岁以下的占9%，18—30岁的人占66%，30—50岁的人是占14%，50岁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是11%。总的来说，所调查的人的年龄分布在18—50岁之间。在接受采访的人群中，中青年人占的比重最高，而他们又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对社会影响较大，这一调查比例较好的反映了社会人群对社会的影响构成情况。 1.3调查对象地域分布 在调查的人中，城镇人数占51%，乡村人数占49%，二者几乎是相同的，城镇和
乡村的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 2.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 2.1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的定义 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构成之一。包括我国公民对于污染、公共卫生等的环保意识，对于动物保护的意识程度，对于环保、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认知程度等。 2.2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的状况 （1）在对污染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看法这个问题上，调查对象大都表示了自己周边的生态环境存在污染现象。其中有87人表示“感觉不好”，占87%；有10人表示“没有感觉”，占总体的10%；有3人表示“没感觉”，占3%。 表2-1污染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看法 （2）在对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状况如何这个问题上，调查对象对待存在环境污染的态度是：调查显示共有63人认为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占63%；有23人认为“不太严重”，占23%；有8人认为“没问题”，有6表示“不知道”，共占14%。 表2-2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状况
公民环境权与法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相对应而存在。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及人类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而提出的。关于公民环境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内容。所谓实体权，是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所谓程序权，主要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公民环境权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新型公民权利，它独立于公民财产权，人身权而自成体系，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人身权、物权、债权和继承权并行写入民法，其价值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它顺应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环境的损害，常伴随着一时物质利益的出现而产生，这与人们日益追求舒适、健康、优美的生存空间相悖，也不利于后代的持续发展和权益公正。因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是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之一。其二，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环境权利意识。当前，侵害公民环境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由于公民环境权意识普遍薄弱，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制止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应有恢复或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侵权势头，明确公民环境权，对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至关重要。其三，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证公民享有和追求高质量的生存空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进程。当前，我国因无系统的公民环境法而使环境权的保护无法可依，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势在必行。其四，有利于预防、遏制、惩罚侵犯公民环境权的行为。其五，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法治建设。公民环境权法是传统民法和环境保护法交叉形成的新型法学分支，属于民法调整范畴。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公民环境权法相对发达。例如美国的《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综合环境影响赔偿和责任法》等。我国应结合自己的国情，尽快出台《公民环境权法》。公民环境权所受侵害及其保护研究在我国，对环境权损害的分类一般根据环境损害的因素进行，诸如大气污染损害、水污染损害、噪音污染损害、固体污染损害、海洋污染损害、放射性污染损害等。并且立法上也遵循这种思路，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但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有很大局限性，表现在：（一）在侵害公民环境权的事件中，由于法律关系主体类别或地位不同，从而使损害事由，侵权特征，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及其影响产生很大差异，为更好保护公民环境权，可能导致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不同，传统环境分类与此很不适应。（二）环境损害因素多样，且常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仅按上述分类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十分不利。（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环境损害因素不断涌现，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许多原先不认为是环境侵害的行为，现在可能为人们所无法容忍，依上述分类，造成法律保护的严重滞后。[!--empirenews.page--]综上，笔者试图对其作如下分类：按侵权主体不同，分一般自然人的侵权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侵权两大类：理由：①前一种侵权行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在地位上可以互换，更具平等性；后一种侵权通常在经济地位及经济实力上非普遍公民所能及，当事人双方很难对等抗衡。②前一种侵权行为，侵害对象一般是单个主体或有限主体，影响面小，危害消除较容易；而后一种侵权则侵害的是社会群体，危害性较大，波及范围广，潜在性持续性较强。③前一种侵害的损害结果、损害经过、损害程度一般较明显，而后一种侵权，案情通常十分复杂，且涉及复杂的科技问题，损害原因损害结果的发生、过程往往模糊。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这两种侵害的行为在处理过程中有很大差异，所以这种分类方法，更符合一般分类规律，同时，这也避免了单纯靠枚举侵害事由而引起的局限性。关于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处理及其保护，笔者想就如下问题重点探讨。（一）归责原则。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深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公害事件频频发生，人们对权利的保护要求日渐提高。许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英美等国家均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归责原则。而在我国，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特殊民事侵权，而一般情况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一、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以下内容：“四、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开正义。（一）完善民主权利保障机构，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报告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出“（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我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保障人权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就，是对宪法、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有关法律规定的发展，是近年来理论进步的总结和政治开明的结果。 知情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其外延已不断扩大，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领域，广义知情权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狭义知情权仅指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仅指公法领域的一项政治权利。现在的知情权一般指广义的知情权。关于知情权的范围，有“五权说”、“三权说”和“两权说”三种，“五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了解权、法人知情权和法定知情权；“两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三权论”认为知情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通说认同“三权论”。知政权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事务、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了解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利；社会知情权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其所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权利；个人信息知情权指公民依法享了解涉及本人的相关信息的权利。 参与权指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参与管理的途径和形式包括选举、投票、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批评、建议，通过平面媒体和网络讨论国家政务等。 监督权，指公民享有的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它是国家权利监督体系中的一种最具活力的监督，包括公民直接行使的监督权和公民通过自己选举的国家代表机关代表行使的监督权，另外，公民的许多权利具有监督国家权力的性质。作为参政权的一项内容的监督权，是一种直接的政治监督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 表达权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权利，又称意见表达权。其中，结社权包含了表达权的内容，同时，结社权又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国际社会公认，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要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表达权。 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就要实行审判公开、审务公开和司法透明 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体现在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领域就是要实现审判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审判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体现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上
武汉工程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题目：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调查研究 专业： 班级： 姓名: 学号： 2014年9月2日
目录索引 内容摘要 (3) 一、被调查对象基本状况 (5) 1.1被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5) 1.2被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5) 1.3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5) 二、生态环境 (5) 2.1定义 (5) 2.2恶化原因 (6) 2.3生态问题 (7) 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7) 3.1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土地荒漠化 (7) 3.2建立适合现阶段生态环境建设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 (8) 3.3正确对待自然生态资源，实行绿色经济 (9) 3.4提倡绿色消费，节约物质资源。 (9) 四、提高公民生态环境意识建议 (9) 五、公民生态环境意识总结 (11) 参考文献 (12)
内容摘要 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质量。而如今，生态环境却因为人类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不好的情况。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 关键字：生态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意识
社会实践（调查）信息反馈表 学生姓名：专业班级：学号： 籍贯：调查时间：2014.8.23 地点： 调查人签名： 2014年 8 月 23 日
一、被调查对象基本状况 1.1被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在调查的人中，男女的人数几乎是相同的，男女的人数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 1.2被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在调查过程中，20岁以下的占27%，20—30岁的人占41%，30—40岁的人是占18%，40岁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是14%。总的来说，所调查的人的年龄分布在15—50岁之间。 1.3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从被调查人的知识方面来看，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是中学，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到初高中就没有再读了，剩下的人是正处在初中高中阶段；其次多的是小学读完就没有读的；剩下的是大学毕业和处在大学阶段的人。 二、生态环境 2.1定义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等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国际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出现，国家环境权引起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法学界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国际环境权的定义进行探讨，对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关系，公民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国家环境权实质上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法定职责。 【关键词】国家环境权环境权人权 由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得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损害已经不再局限于公民个人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还涉及到国家利益；同时也决定了要解决全球化环境问题必须要依靠全球的共同努力。然而，当前学界内对国家环境权的定义非常模糊，极其有必要对国家环境权作明确的定义。 一、国家环境权的定义 关于国家环境权，学术界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有学者把国家环境权定义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如，国家环境权是指国家享有良好的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权利，以及负有保护环境资源的义务。1实际上，这种定论是存在问题的，从法理上来讲，着重从内部和外部关系、权利的法律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可以把权利解释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可以把义务理解为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权利义务理论的基本内容。法律关系主体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形式。从这一立论出发，权利义务关系对同一主体就形成了两种形式：当他人履行义务而自己是单纯的权利主体时，权利和义务是以分离的形式统一于一组关系中的；当该主体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而具双重性时，权利和义务是以相合形式统一于一组关系中的。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关系主体可以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但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即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项权利中同时又包含其相应的义务。 也有学者从国内环境职能方面对国家环境权做出了如下的定义:如“国家环境权,又称之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它主要体现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执行、指挥、组织、监督等方面, 并对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2这种对国家环境权的定义更加显得荒1周岚环境主体探析莆田学院学报2004年6月第2期 2吕忠梅环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143页
公众知情权应大于个人隐私权 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公众知情权应大于个人隐私权。公众知情权，指的是社会公众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信息有知悉的权利。比如说政府政务公开来使公众更加了解政策，重大疫情信息也需公开以确保公众安全。个人隐私权，指的是公民对个人信息、私人活动等隐私享有按照自己意愿处理的权利。讨论这两个权利谁大谁小，应该看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依据利益大小如何取舍。 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公众的好奇心与知情权的区别。公众的好奇心，仅仅是社会公众出于感兴趣、凑热闹、窥视欲等因素而想要知道某些并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信息，因此不包括在公众知情权的范围内。比如对明星绯闻、八卦花边等不涉及公众利益而仅属私人好奇心的事情，不享受公众知情权。媒体出于商业利益和策略而做出曝光明星私生活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事情，不属于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范围，不予讨论。据此，我方有以下观点。 公众知情权代表的是公众利益。第一，公共知情权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知道一个社会事件的真实情况、发展过程，才能决定如何去维护公共利益。拿眼前的事情来说，范冰冰阴阳合同的事情被曝光，公众要在知道她是否逃税、逃了多少之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拿以前的事情来说，非典席卷中国之时，公众要了解非典的病因、预防、哪些地区哪些人已被感染等信息后，才能采取措施来确保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第二，公众知情权起到的监督作用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在社会公众无数双雪亮眼睛的注视和监督下，侵犯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会有所减小。前段时间“滴滴顺风车”接二连三地出事，滴滴公司一下子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在社会的监督和压力下，滴滴公司做出了“下线并整改顺风车业务”、“行车过程中谈话录音”及“一键报警”等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情况。很明显，社会公众的监督是有助于减小损害公众利益事情的发生。 公众知情权维护的是公共利益，而个人隐私权维护的是个人利益；当两者冲突时，公共利益显然高于个人利益；因此我方认为公众知情权应大于个人隐私权。
浅析公民环境权(一)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实体性权利生态性权利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而在经济日益腾飞的今天，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凸显，也逐渐成为了威胁人类生活健康的一大因素。在面临环境问题的情况之下，人们希望诉诸法律得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可却因为法院的不予受理被拒之门外。这种矛盾激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的批评，同样也促使人们对公民环境权作进一步的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工商业的急剧发展，人类对环境野蛮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致使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泛滥。面对逐渐减少的能源，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具有不可再生性和有限性的环境资源，一经破坏便不可恢复。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避免人类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使整个地球遭受覆灭的劫难，环境保护的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现代社会权利法定原则下，环境权的法律化是使环境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担当环境管理职责的法律依据。因此，对于环境权这一概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公民环境权的由来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形下，人们关注的仅仅是生存的问题；而现在，当人们在具备相当能力满足温饱的情况下，大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生活的质量方面。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的提出绝非偶然。 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从而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到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公开讨论关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在各成员过充分发表意见之后，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研讨关于环境保护的会议，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七十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卡辛认为，环境权具体应包括保证有足够的软水、纯净 的空气等，最终保证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 1970年9月，在新泻市召开了日本律师联合会第十三次拥护人权大会。会上，大阪律师协会的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律师作了题为“公害对策基本法的争议点”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环境权”的问题。他们认为，支配环境的权能应属于居民共同拥有，谁都可以自由且平等地加以利用，环境权是以《宪法》第25条中生存权的规定为根据的基本人权之一，应把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来加以把握。 这一新的权利概念的提出，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引起了居民运动的负责人、法学界等各方面的极大反响。然而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充分地表现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第一条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①甚至，日本著名学者松昌悦曾指出，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里程碑。
公民知情权与国家公共安全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生活中突发性公共事务危机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任何国家或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近期发生的SARS事件，不仅是一次恶性疫病的传播，而且是一次全球性公共事务危机，对我国政府治理结构和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 国家公共安全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防安全和外交安全，如今在很多国家提出“国家公共安全”和“国家政策安全性”的概念，是对延伸了的“国家危机”概念的反映，旨在充分认识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影响，而后者的威胁则更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把持高不下的失业率视为危及国家公共安全的因素，并加大力度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发生的非典疫情，表面来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它对交通运输、教育秩序、商品零售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威胁，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不为过。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搞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全国上下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型肺炎疫情作斗争这场硬仗。”这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的号令。 那么，在这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役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将扮演什么角色呢？（1）维护国家公共安全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正如百姓之言，非典事件不仅是一场阵痛，它考验着一个民族和政府的能力；（2）政府必须承担前线指挥者和后方担保者的角色。这时候，只有政府才能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拨付救济基金、控制药品价格、调整政府人员、适时发布隔离命令等，这都表明了政府防治非典的角色和能力。 在危机关头最需要的两个因素是团结和纪律，团结就是力量。在美国炭疽病案中我们看到，从2001年10月15日上午9：45分，美国国会大厦工作人员打开了一封含有炭疽病毒的信件开始，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包括数据管理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沟通专家等）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立即奔赴突发事件现场，为州和地方提供应急支持。在整个炭疽袭击的应对过程中，联邦、地区、州、和地方努力保持高度协作和沟通，多个系统在同时协同运转。国家卫生服务部门通过CDC为州和地方卫生部门提供9.18亿美元的资助，以提高整个纵向应对系统预防公共卫生领域的恐怖袭击、提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整体能力。但是，团结来自一致的利益和目标，它只能建立在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危机事物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纪律是人们共同行动的规范，它建立在完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的基础之上。总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