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一、产生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使得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危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不但吸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体验到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成为了促进韦伯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另外，韦伯的家庭背景，教育教学背景，也给日后写作提供感性素材。在该历史背景下，韦伯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宗教理性化角度来探寻经济理性化的原因和途径。
二、主要观点
新教是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循道宗、浸礼宗等教派，新教伦理指的是这些新教教派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一）预定论和天职观
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辩论时发展出来的，并逐渐演化成加尔文教的基础教义。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人类为上帝而存在。马丁·路德在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将calling（神召）一词译为Beruf（职业、天职）。Calling一词在《圣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种是“神召”、“蒙召”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来自神圣的救赎；第二层含义则指涉某种“身份”，特别是指某个人“命定”的或由上帝指定的身份、地位。不管一个人身份是什么，都应该安于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显示上帝的荣耀和恩宠。而在德语中beruf 指的是“世俗的职业”，路德将这种意义与Calling的意义相结合，便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上帝召唤某个人去从事世俗的工作，获取一种安定的职业。上帝所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认为，正是由于天职观的这种固有的消极宿命特点，导致了加尔文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并且能够广泛地深入人心。
天职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将劳动看作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上帝的神意已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捧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二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除非有特殊必要，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增添上帝的荣耀，否则不得更换职业。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任何人想要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恩宠状态，一方面
要把自己看作是选民，把所有疑虑统统看作是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个人必须从事紧张的世俗活动，这是确定个人是否是上帝选民的最合适的途径，只有世俗活动才能驱散宗教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天职观是新教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以“职业中的劳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一宗教教义的形式推动了传统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向世俗化的逐渐转变，同时为尘世生活神圣化开辟了道路。
在韦伯看来，天职观的进步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世俗职业的合理性，把克已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世俗活动不是与宗教活动相反的、无关的，而是要人们在世俗的生活中追求宗教的神圣性，这使得日常的世俗生活具有了宗教意义，为人们从事世俗活动提供了宗教上的合理性；其次在于天职观念孕育了资产阶级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的精神。一个人若要表明自己是虔信的信徒，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正因如此，新教“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可见，在新教的思想中，职业是连接世俗生活和宗教追求的纽带。在这种把尘世活动看作神圣使命和职责，把尘世中取得成就看成是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的天职观念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特有的伦理精神形成了。
（二）世俗禁欲主义
韦伯认为，传统的出世禁欲主义，无法拯救人们的灵魂，人们“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不再是一种义务上的善行或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个确定获救的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安分守己、克勤克俭地努力工作，形成了一种有系统、讲究方法的理性生活方式，克服了人的“自然状态”，而成为“理性人”。
这种世俗禁欲主义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珍惜劳动时间。个人为了完成上帝赋予他的责任，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虚掷光阴被看成是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每浪费一分钟的时问便是丧失了一寸为上帝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除非确实必要，人们应该尽可能少的参加社交活动，避免无聊闲谈，否则将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第二，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而新教更进一步将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并认为这是上帝的圣训。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这种职业的人生便是禁欲道德的实践，它表明人因虔诚而蒙受恩宠，虔诚的表征便是他从事职业一丝不苟、颇有条理。
第三，正确对待财富。传统的禁欲主义主张人们进行苦修，反对人们占有财富，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有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但是新教认为，聚敛财富不但不会玷污上帝的神圣性，而是增添上帝荣耀的手段。只有当人们把财富用来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
它在道德上才是邪恶的，也只有人们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如果财富意味着人履行上帝赋予的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三）学术上的评价
学术上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评价褒贬不一，批判韦伯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观念决定论，其二是文化霸权主义。
持观念决定论的学者认为，韦伯将新教伦理看作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唯灵论”或“观念决定论”，片面夸大了宗教的力量，过多重视宗教精神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因而走进了传统唯心主义的胡同。也有人认为韦伯以宗教来解释经济行为，用意在于批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挑战。梁骏认为，韦伯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存在片面性。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法律因素，也有科技、教育因素等。而持文化霸权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韦伯是西欧文明中心论者，在比较新教与儒教伦理时，其“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尤为明显，是一种比较文化学上的“强人政策”，表现在：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视为“理想类型”，并以之解释和评判其他一切文明形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明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他将东方社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文化传统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匮乏，认为妨碍中国发展为资本主
义的决定因素是精神性的东西——儒家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生活中证明自我，因此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
支持韦伯观点的人认为上述观点是对韦伯理论的误解和歪曲。比如吕东伟在评价韦伯时说，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作用，通过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想说明的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同时也有人认为，韦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持肯定的观点，同时也反对把宗教改革的精神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冯钢认为，韦伯只是试图从宗教力量的视角，阐述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变量，绝没有当作“命题”之意，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的角度注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纵观上述观点，韦伯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绝非想要挑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而是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析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宗教。同时，称马韦伯的思想是文化霸权主义，多少带一点民族主义色彩。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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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 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 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 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 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杨文革 [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 01-0156-03C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
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 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3](p·11) 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
马克思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
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
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读韦伯《法律社会学》笔记 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关注宗教、文化、和思想对于经济和法律的影响。在这本《法律社会学》一书中探讨西方法律之发展与特色。对现代法社会学之研究，既关重要，影响深远。韦伯在法社会学的主张，应以其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最具代表性。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书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书中的中心论点: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形式理性法律。核心问题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形式理性化的展开过程及形成原因. 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是西方全面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高成就是形成了现代西方欧陆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本书论述了法律思维的类型、法典编纂（罗马法的承袭）、自然法、法律发展的担纲者等内在因素和宗教、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对西方法律朝向形式理性的秩序发展的影响。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形式理性”的法律因其一般化普遍的规则、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意义的逻辑解释，不受任何外在实质价值（政治、伦理或宗教的规范）的干扰，因而极大地促成了法律的可预测性，保障个人自由，间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韦伯认为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三是科学合理性。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本书的第一章、第五章讲的是法律与经济，法律理想类型的划分。韦伯通过理念型建构的方法，以形式与理性划分出四种法律类型： （1）形式非理性法：初民社会中解决纷争的神谕，其依凭的是无法以智能掌握的、超自然的魔法；获得神谕要遵守详密的程序规则。如卡里斯玛型的天启法、神判法。 （2）实质非理性法：案件综合法律、伦理、情绪以及社会正义等实质因素来判决；根据个案特殊情况进行审判，无一般抽象规则。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要是传统法,是世俗社会最高统治的家产法律与教权政治的法律,如“卡迪审判”，古希腊雅典的人民审判大会、英国治安法官审判、传统中国司法。 （3）实质理性法：立基于对政治、功利、伦理等实质社会正义理想的追求；但它酝酿于神学院或其它类似学院，为满足学者知识的需求，形成了论辩式的理论构成方式，严格依循固
浅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一、产生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使得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危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不但吸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体验到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成为了促进韦伯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另外，韦伯的家庭背景，教育教学背景，也给日后写作提供感性素材。在该历史背景下，韦伯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宗教理性化角度来探寻经济理性化的原因和途径。 二、主要观点 新教是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循道宗、浸礼宗等教派，新教伦理指的是这些新教教派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一）预定论和天职观 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辩论时发展出来的，并逐渐演化成加尔文教的基础教义。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人类为上帝而存在。马丁·路德在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将calling（神召）一词译为Beruf（职业、天职）。Calling一词在《圣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种是“神召”、“蒙召”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来自神圣的救赎；第二层含义则指涉某种“身份”，特别是指某个人“命定”的或由上帝指定的身份、地位。不管一个人身份是什么，都应该安于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显示上帝的荣耀和恩宠。而在德语中beruf 指的是“世俗的职业”，路德将这种意义与Calling的意义相结合，便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上帝召唤某个人去从事世俗的工作，获取一种安定的职业。上帝所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认为，正是由于天职观的这种固有的消极宿命特点，导致了加尔文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并且能够广泛地深入人心。 天职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将劳动看作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上帝的神意已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捧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二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除非有特殊必要，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增添上帝的荣耀，否则不得更换职业。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任何人想要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恩宠状态，一方面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毕天云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要]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 S. 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