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研究
摘要：
外交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
的外交战略应对着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不断调整，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而今，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平稳快速发展的新常态，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国际环
境的变化都要求我们调整外交工作的主基调。“韬光养晦”不再适应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和综合影响力，中国外交已经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本论文结
合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与当下中国外交的现状，讨论研究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外交新战略的特点，分析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研究目的：
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新战略的特点，分析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
研究方法：
①文献研究法
我们小组成员针对所选课题进行了充分地资料调查，通过多种途径，例如报纸、网络、电视报道等，参考了许多文献，从而充分理解了课题所研究的内容，仔
细了解了我国外交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加以研究、讨论、分析，从而
汇总成这篇研究报告。
②个案研究法
针对这一课题，我们从近几年来比较受到社会关注的几个外交问题入手展开调查，逐个研究讨论，由小见大地分析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新战略的
特点。
研究背景：
外交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休戚相关的。相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
明史来说，65岁的共和国还很年轻；但就现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而言，这65年
的外交历程却是意义非凡的。
早在清代以前，历代虽有礼部、鸿胪、典属国等机关处理外事，但与近代
国际关系的外交意义相去甚远。清朝立国之初，虽然礼部和理藩院有着部分外
交职能，但由于清朝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外交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从清朝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再到中华民
国的外交部，虽然外交机构和机制在逐步完善，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没
有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始终处在列强的操控之下，没有独立的外交人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历经四大重要调整，从总体上来说这种
演变是中共领导人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应对，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
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
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
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出发，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中苏结盟，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战略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正确的必然选择。但是，“一边倒”并不意
味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独立性而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
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反对美国帝国主
义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两条线”战略。该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基本依据是上
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走向破裂、以致对抗，而美国仍然对中国采取敌视与对立的立场。因此，在与美国、苏联相抗衡的同时，中国不但继续
努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世界被压迫国家与民族争取和维护
独立的斗争，而且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争取缓解美苏对我国实施孤
立与围堵政策的压力。中国这份自主自强大无畏的民族气概，对中国的对外工
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逐步确定了以联合美
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在这时期内，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中
国同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全面改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全党全
国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了。与此
同时，在国际形势方面，和平与发展问题已逐步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
大主题。此时提出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是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一致的，其基本特点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执行
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与改善同世
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全方位的关系。
研究内容：
一、确定“奋发有为”外交方针，展现“以我为主”外交风范
在2013年10月下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
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方向性和原则
性调整，由此前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调整为“奋发有为”。由此标志着
中国外交已经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
中国泱泱大国，即便经历了近代屈辱史，也始终没有放弃崛起的脚步，我
们时时刻刻都铭记着自己身上的责任，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走
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在走一条坎坷的道路。以前我们坚持“韬光
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是有特殊原因的，之前中国在与国际发达国家的
实力对比中尚落于下风，处于“你强我弱”的形式，我们需要保持低调以发展
自己。而今已时过境迁，沉睡在东方的狮子已然觉醒，就像以前那个躲藏在大
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实力已经可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抗衡，我们
不必再畏惧任何国家对我国的阻挠和封锁，所以，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国际环
境的变化都要求我们调整外交工作的主基调，以一种积极有为的全新外交姿态
面向世界。因此，习总书记才在前文所述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吹响了中国
外交全面改革的号角，中国外交从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
“奋发有为”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号角，它具有新时代下的具体内容。首先“奋发有为”要助力中国政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包括经济、社会、军事、政治、文化和国际地位在内的综合性目标，它要求中
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奋发有为的外交方针，对于中国在国际舞
台上崭露锋芒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本着“奋发有为”的外交方针，中国在各
方面作了具体的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平等互惠；规划“一带一路”
建设；做好主场外交；稳定周边局势；参与全球治理等等，这些外交政策都是
中国基于“奋发有为”新常态所做出的政治努力。
“奋发有为”的新常态外交方针对中国的外交姿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逐
渐开始展示“以我为主”的大国外交风范。2013年6月27日，王毅外长在第
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主旨
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可以说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一
个中心是指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维护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这标志着中国“以我为主”的外交姿态已经在国际舞台有所展现。以
我为主的外交姿态意味着中国在外交过程中无论是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
还是维护与改革国际体系，中国都将以一种全新的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场合，
维护我们的利益，发出我们的声音，提出我们的倡议，落实我们的政策，帮
助我们的朋友。
“奋发有为”的外交新常态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以我为主”的外交新姿态,同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外交方面众多的重大举措。一是有针对性地处理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努力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军事合作、货币互换、能源产业和军备贸易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积极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防止“修昔底德陷阱”；在坚持底线不动摇的前提下，有效应对中日关系的严重下滑；利用金砖国家机制和二十国集团平台，加强与
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务实合作；二是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三
是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即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
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四是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在埃博
拉病毒防控、朝鲜、南海、东海、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积极参与其中，提出
建设性方案；五是继续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更
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例如，我们联合一些国家共同发起成
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并积极筹备金砖开发银行，一方面适应亚洲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试图与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形成有益的互补关系这些外交方面的
努力都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二．底线外交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势必更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底线外交”成为频
频被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亮明底线，并敢于坚决捍卫底线，日益成为国人共识。但在外界看来，从拥有比较模糊的底线到“亮明底线”本身就是一个强硬转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国就坚持执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成长几经磨难，并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以及国内任务的需要，逐步调整、发展和完善。邓小平
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任务的需要，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首次提出世界将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把中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现实，及时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中国
国际外交战略新思想，其中包括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新安全观、世界多样性的价值观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观念，以及参与多边外交领域
活动的正确决策。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为主题，对未来中国的外交责任、方向进行了部署。
习近平在上任后首次公开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
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的语调明显更为尖锐。过去10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在理论上恪守“和平发展”口号。而通过添
加有关权益和核心利益的表述，习近平似乎在暗示，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
更强硬的姿态。大国必须是一个有原则的国家，而且在原则问题强调信誉，言
必信，行必果，这样才能有大国担当。近几年，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东海防卫
识别区、南中国海争端等事关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不仅自己要坚守原则底线，而且还要重视履约践诺的底线，如果其他国家挑战中国坚持的主权平等、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原则，中国则敢于动用全部资源施加反制。
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政策，是部分国家关
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应该积极做出回应和进行主动引导的问题。“底线外交”
不但应该包括亮明底线，更应注重于阐明设立底线的考量以及未来的政策趋势，消除外界对中国未来战略方向的疑虑。对于中国的自身定位、传统价值观对战
略文化的影响、中国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态度、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对总体
国防发展需求的理解等等问题，都可以进行积极的政策宣传和阐释。
三．明确新型义利观，解决国际认知差异。
在外国人眼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GDP总量，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G2”、“中美国”
( Chimerica) 等概念的不断出现。随着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西方通常期望改变中国。然而，虽然一些西方的理论思维与习惯正在影响着中国人，但是中国
根本上正在进行的是吸收西方的要素，中国自己所用。从上海到重庆、从大连
到香港，经济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中国不是一个被动的模仿者，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母体。基于认知角度不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差异，中
外对中国身份定位也就产生了很大不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多
的国际战略的制定过程中都把中国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开始更加的“关照”
中国，但是鉴于中外的认知差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让国外更加全面客观
的看待中国，减少对中国实力增长的误解和恐惧，如何让中国实力的增长转化
为合理的国际话语权，给中国一个内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国际身份定位，这是
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中国提出的新型义利观，是帮助解决国际认知差异的重要方式。中国的新
型义利观强调了“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关键就是明确道义原则，执行统一标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清晰地表明原则与标准，并坚持贯彻落实，
是应对认知差异的根本措施。中国在融入国际机制之前可以自由地批判原有机
制的不足，但现在中国面临的更多问题是如何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机制的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所谓“破”易“立”难，这个“立”的过程尤其考验决策者的全
局视野和长远眼光。
以国际防扩散机制为例，当前国际社会的焦点都集中于伊朗。相关各方在
努力制定一套规范来约束伊朗的核能发展项目以降低其借机发展核武器的危险。中国与伊朗具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也不反对伊朗发展合法的核能项目。但这套
规范被国际社会接受之后，将来可能成为国际机制的一部分并被用于规范其它
无核国家的核能项目。而中国对于日本、越南等国的核能项目未必如此放心。
这套规范将来用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够满足中国的安全需求，中国需要从一开始
就统筹考虑。如果缺乏长远规划，中国一开始赞同这套规范，后来又反对，就
容易被解读为双重标准。因此，“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的方针重
在具体落实。而关键就是自始至终地坚持明确的原则和统一的标准。这需要决
策者展现长远眼光和坚定决心
研究体会：
在这次的课题研究中，我们查找了许多文献资料，仔细了解了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的外交与外交政策的变化，并深刻的体会到“弱国无外交”，国家的强盛与外交的发展息息相关，一个弱的国家是没有话语权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可谓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不断调整，
而近几年的外交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前，我们的国家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与话语权。而如今，我们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之上，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各方
面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了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东方大国。从前为了低调发展
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情，“奋发有为”的新外交战略
更能帮助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外交策略的发展与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从封建到民主，化被动为主动的成长。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法国演讲时引用
的拿破仑的比喻：“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
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软弱的中国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这只狮子，人不犯它，它不犯人，但如若有谁
胆敢侵犯挑衅，中国这只狮子也不是好惹的。这体现着新常态下中国刚柔并济
的外交策略，它还是和以前一样注重“和平共处”，但这是建立在很清晰的底
线上的。
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的外交战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强硬，其中“底线外交”就是最强有力的转变，我们不会空喊“和平发展”而完全忽
略自身的利益，有原则的外交才是我们真正该做的。
在美国新一轮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重返亚太”大背景下，必须亮明底线
并坚持捍卫底线。在钓鱼岛主权、东海防卫识别区、南中国海争端等事关原则
问题上，中国的强硬姿态表明，中国是一个坚持并履行原则的大国，如果其他
国家不断挑战中国原则，中国将动用全部资源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我国在坚持和平外交与外交底线的同时，形成了“以我为主”的外交新形态，主动与各国展开外交活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刚刚进入外交新常态的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怎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外交新战略还需要不断地实践与总结。
关于外交，一方面，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要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
束缚，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没有国家利益还谈何外交；另一个方面，经济上去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会更稳固，对外政策才
可能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独立自主”，自立的前提是自强。
大家口中都在传颂着中国梦，直到完成这份作业后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中
国梦正在一步步梦想成真。中国外交多少年不断改革，不断由韬光养晦朝着奋
发有为迈进。世界在发展，而中国正以远超于世界的速度在进步。中华民族的
力量正在被更多的人所认可，中华民族的梦想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敬仰。中国更
强大了，中国的外交更硬气了，作为中国人，我们觉得更自豪了！
参考文献：
[1]董天美《主体间认知差异对当前中国外交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的思考》枣庄学院学报.2011年04期
[2]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3]徐进《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
《当代世界》2009年第9期
胡联合《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黄英，倪宪章《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中国外交战略
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