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其政治观
一、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
希罗多德，约前484年至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所闻所见，以及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本书对西方的历史学以及文学都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西方的《史记》，但是成书时间却远远早于后者。
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雅典，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学术文化更是称雄于希腊世界。他身逢盛世，并与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等人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写了不少诗文。受了伯里克利等友人们的鼓励，他决心写一部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传之后世。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随同一些雅典人前往意大利，在一个海湾建立的新城——图里奥伊住下来，开始写他的历史著作。
在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可能正是这一冲突引发了希罗多德撰写《历史》，他在书中强调只有在一个雅典、斯巴达和各城邦联合了的希腊联盟的共同努力下，才可制止波斯帝国的扩张。
这部著作最初发表于公元前430年前后，亚力山大城的校注家们把它分成9卷，每卷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并且分别以希腊神话中的9位缪斯的名字作为各卷的标题。
理性，以人的判断对事情进行的方法是希罗多德的发明。照希罗多德自己在书中所说，该书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他将之发表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所以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书并不尽相同，本书除了记录描述历史事件(主要是希波战争）以外，还有对西亚、北非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的记叙和评论。
二、写作手法
希罗多德在本书的叙述之中运用了一种在东方文学中常见的结构形式，即在大章节中套小故事，环环相扣，变化无穷，具有传奇的色彩。他还善于刻画人物，他笔下的国王、大臣、政治家、学者、士兵等等，大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如第一卷，描写希腊政治家梭伦和吕底亚王克洛斯的对话，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比如第三卷中波斯政治家对于国家将要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观点繁复而详尽，但是又不失条理，表现了希罗多德的叙述艺术和政治头脑。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希罗多德的《历史》，许多地方还带有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并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比如希罗多德对于东方尤其是书中描写的埃及，并没有调查研究而是多数采用道听途说的奇闻。甚至有研究表明他的这种写作手法，是在向同为讲述者的前辈荷马致敬。考
虑到他的受众，多为雅典的平民，这其实也算无可厚非。然而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位作家，这正是他饱受后人诟病之处。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就对这种含混的历史观不以为然：“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
三、政治观念
《历史》一书中有一个较为经典的情节，波斯的冈比西斯死在远征埃及的征途中之后,大流士等波斯贵族刺杀了篡位的马哥斯僧，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当时有三个不同的派别，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里产生了对于政治政体最为精辟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精彩的。这里虽然真实性存疑，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希罗多德以及当时希腊学者们的政治观念。
主张民主制的欧塔涅斯认为，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文，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这里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在雅典的经历给了他如此的印象，亦即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之处是显然的，就是完美的公平公正。
然而随后第二个发言的美伽比佐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民众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那么所谓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加速政权灭亡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施行贵族政治，由一群学识渊博的精英来管理国家，则会事半功倍。
两种说法相持不下的时候，大流士作为第三派的代言人，扬言说“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好得多。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他针对寡头政治的观点则是“若实施寡头之治，则许多人虽然都愿意给国家做好事情，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激烈的倾轧，相互之间的倾轧产生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政治。”
事情的结局是，七个人最终有四个都选择了最后一种政体。而大流士用诡计当上了波斯的国王。
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的伟大力量，即能成功地调动公民为公共事务谋利的热情，也是它的致命缺陷。无知的民众就像一条汹涌的河流，容易被煽动。这是他对雅典人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反思。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以一人之统治为君主政体，少数人之统治为贵族政体，多数人之统治为民主政体；而这三种政体之腐败形态，则依次为专制政治、寡头政治与暴民政治。真的存在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人们有机会选择政治制度的时候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出现的这样的机会，一定是各方牛鬼蛇神各显神通，一如百年前的风雨飘摇的中国，晚清亡了之后，又有民国，但是所谓的共和也并不能够拯救重病缠身的中国，而袁世凯的独裁复辟又使新中国之路再起波澜，直到民国五十年之后，中国才来到了基本上安定的阶
段。但是回头看中国政治制度的更新之路，也逃不脱民主，寡头，君主这三种。
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现在的政治制度就是完全适合中国的吗？正如两千多年之前的雅典人，我们也时常要思考这种问题，这也是希罗多德思考过的问题。政治自由这一至今仍被提及的名词，在希罗多德时代似乎都已经被提上了日程。这对我们自诩进步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无声的讽刺。
四、结论
《历史》一书的进步意义，不仅是它开创了运用理性的逻辑（(logos）分析事物本质，而且还在于本书没有站在某一国家的立场上描述这场希波战争，而是尽量运用了客观的叙述，描写事件的全貌。
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希腊人与异族人或者野蛮人的战争，而更多地是两种文明，爱琴海和东方文明的观念的碰撞，希罗多德在这一点上也加重了笔墨进行解释和叙述。
希罗多德招致评论界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始终如一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相反，他的立场多变，他常常批评希腊人，有时甚至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上，在书中他常以赞叹的口气描写波斯军队的声势浩大的远征。希罗多德将人类的风俗习惯、文化制度的差异用“自然”进行解释，就不会在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有任何种族歧视了。即便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依然坚信所谓“蛮族”是“天然的敌人”或“天然的奴隶”，与希罗多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是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希腊人甚至形成了高人一等的民族主义的优越感。但是在《历史》中，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希罗多德有这种所谓的自豪感，存在的只有客观而理智的叙述和分析，以及对政治制度的反思。这种精神在现在社会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写作者能保持理智，不偏不倚，在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