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区别与联系摘要：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律、例、令等各种法律形式。历朝因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法律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及其称谓也有所变化。本文拟对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总结出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区别与联系。
关键词：唐朝；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区别；联系
按照现代法学理论，所谓法律形式，又称法律渊源（简称法源），是指法律规范的存在或表现方式。对于法律形式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明确一个国家或朝代全部的法律范围，而且可以进一步为法律的适用指明方向，提供便利。①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法律形式为律、令、格、式、比，唐朝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其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与联系。
一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的演变
中华法系的法律形式很繁杂，有些称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随着朝代的更迭不断发生变化。
先秦时期：夏朝的法律形式是誓，商朝除了誓外，还有诰和命等。西周在夏商法律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礼、遗训和殷彝。
秦朝：战国时，魏相李悝制定了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它所采取的篇章结构和编排体例为后世所接受，对后来的封建法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商鞅入秦为相，直接把《法经》带到秦国，他改法为律，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律自秦始，成为秦朝最基本的法律形式。秦朝的命、令、制、诏，在法律意义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都是皇帝针对特定事项、特定的对象临时发布的命令、批示等。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也最早出现于秦。此外，秦朝的法律形式还有程、课、法律答问和廷行事。
汉代：法律形式除律、令之外，还有科（课）、比（决事比）。
南北朝时期：律是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法典”。科是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的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比也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
①李玉生：《唐代法律形式宗论》，《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的律条定罪，叫做比。
唐朝时期：律是基本的法律形式，加之以令、格、式。
宋朝时期：宋朝的法律形式比较有特色，有：断例，即判案成例；指挥，尚书省和中央其他官署对某事所作的指示或决定，对以后的同类事件有约束力，往往与敕、令并行；申明，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项法令所作的解释；看详，中央主管官署根据过去敕文或其他案卷所作出的决定。
明朝：法律形式包括律、诰、例、典。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法律形式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1 晋代立法思想
西晋政权是个短命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统治者却也十分重视法制的创制和运行，提出约法省禁思想，并在立法上予以贯彻。晋武帝司马炎颁布诏书：“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年间，咸欲辩章旧典，删格刑书……今法律既成，始颁天下，刑宽晋简，足以克当先旨。”①东晋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基于当时的形势又采取重法思想，以重法御下，打击豪强势力。
2 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思想
宋齐梁陈时期，南朝统治者轻视法学，在法律发展上沿袭晋律，少有发展。相反，北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制，使法律法典化的进程加快，使北朝每朝在法制建设上都有推进；并且总的来说，北朝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其法制建设的推进沿着“礼法结合”的方向发展。②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活动
1 两晋南朝的立法活动
曹魏末年，司马氏发动军事政变，控制朝政大权。魏元帝咸熙元年，司马昭命贾充、杜预等人对《新律》进行修改，是为《泰始律》，一般称为晋律。两晋政权将其作为国家基本大法使用一百五十余年，南朝四代也长期沿用。
由于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以清淡相尚，不崇名法”；“当时柄国诸臣，率多
①《晋书·贾充传》。
②陈晓枫：《中国法制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优于词章，而疏于掌故”①，对立法活动及律学理论无暇顾及，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一味沿用晋律，毫无发展创新，其立法成就不大。
2 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动
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为了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发展势力，他们重视法制建设，先后积极进行立法，频繁制定法典律令，尤以《北齐律》为杰出代表。与墨守成规的南朝相比，北朝取得了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例如，北魏的《后魏律》，西魏的《大统式》，北周的《大律》，东魏的《麟趾格》等。②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由原来的律、令、科、比、程、式发展成为律、令、格、式、比，各种形式有较明确的区分，形式独立，互相补充。
律已经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统一刑法典。其根据调整不同关系的要求，陆续改定篇名，分为名例与罪行各篇，形成结构稳定、长期适用的典章。在典律之中，以一定的律条为基干，形成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至南北朝后期基本模式已经稳定。
令是关于国家组织制度、行政管理的法律规定。晋代开始区分律令，“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③。令是一种单行法令，不再单指皇帝诏令。
科作为律文的重要补充，逐渐演变成为格，从律文的适用规则，变为律文的补充，称为“别条权格”，与律文并行，是一种刑事法规。东魏制之谓“麟趾格”是把格上升为独立法典，与后代把格作为行政法规不同，这是法制史发展过程中“格”的早起渊源形式。
式，在汉代为品式章程，指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和公文的标准格式。西魏将当朝新制36条式汇编为五卷，为“中兴永式”④颁行天下。西魏《大统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公文程式汇编。
此外还有比，即已决案例，审判中依然适用。
这样，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格作为律文适用条件的补充，式作为国家机关的行为准则，比是标准案例，封建法律的渊源获得了丰富的发展，各种法
①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四《南朝诸律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②张晋藩：《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③《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律令下》引杜预“律序”语。
④《周书·文帝纪》。
律形式分工明确，形成比较协调的法律体系。①
三唐朝时期的主要法律形式
（一）唐代法律形式的发展与变化
同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唐朝统治者也认为法律是“禁暴惩奸，弘风阐化”的重要工具，“安民立政，莫此为先”②，因而从建国伊始，就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工作。按照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点不同，可以将唐代法律形式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
1、奠基期——唐初至高宗永徽年间。从唐高祖武德年间至唐高宗永徽年间，这是唐代法律形式的奠基期，具体表现为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制定和修改。
2、发展期——高宗龙朔二年至睿宗太极元年。这一时期是唐代法律形式的发展时期，重点是修订“格式”，对律令的修改相对较少。
3、完善期——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再次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进一步完善了律令格式的内容，并终唐之世，基本沿用。
4、变化期——唐德宗至唐宣宗大中年间。这一时期是唐代法律形式的变化时期，除了对律令格式进行个别修订外，主要是删辑制敕，编撰《格后敕》。③
（二）唐代主要法律形式
唐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敕等。
律是唐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即狭义的“唐律”。正所谓“律以正罪名”，唐代律的主要作用也是“正刑定罪”。律在各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很高，规定了各种刑法原则和各种犯罪的认定与科刑的标准。
令的作用是“设范之制”，是有关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所谓“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也”④。令所涉及内容包括官员的设置、品秩、俸禄、选举、考课、礼仪，及户口、田制、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等制度方面的规定。可以说，唐代的令就是规定国家制度的管理条例。
格的作用是“禁违止邪”。唐代十分重视格的编纂、删定。格是本朝及前朝皇帝临时颁布的针对具体违法、违令行为进行刑事镇压或行政处罚的制敕。⑤它
①陈晓枫：《中国法制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②《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4页。
③李玉生：《唐代法律体系研究》，《法学家》2004年第5期。
④《新唐书·刑法志》。
⑤金开诚：《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上册），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1页。
是经有关部门整理，加工修改，去掉重复及矛盾内容，按尚书省各部门分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单行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性质，其效力往往大于法律本身。根据适用范围不同分为“留司格”和“散颁格”。
①因为格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比较具体，使用起来比较灵活，故在唐朝司法中以格定罪量刑是很普遍的。
式的作用是“轨物程事”。唐式已失散，在古籍中仍可见一些条文，如《唐律疏议》的疏文中有多处引用“式”文。从中可以看出，式是中央行政部门发布的部门法规，相当于现代行政部门颁布的“实施细则”。
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又称“诏敕”或是“制敕”，其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大多为临时针对事件或具体某人而发，不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②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虽制定了一部影响后世的《大中刑律统类》，但它不过是在将“刑律分类为门”的基础上，附以相关的令、格、式及敕而成，且所附的令、格、式及敕并不全面，显然这只是法典编纂方法上的革新，并不能替代原有的法律，所以“刑律统类”并不是唐代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唐代也没有“例”这一法律形式。一方面唐代立法并无编例的记载；另一方面，唐代明确禁止“例”的适用。史载，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3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以为折衷。但高宗览之，以为深文不便，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以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计此因循，非适今日，速宜改辙，不得耿然。”自是，《法例》遂废不用。③
关于唐代法律形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唐六典》是不是唐朝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典”是否是唐朝法律形式的一种。唐代律、令、格、式等法律制定以后，都要由皇帝专门发布制敕，批准颁行。这一程序，是法律生效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唐六典》未曾颁行，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唐六典》的主要内容抄自当时在行有效的《令》《式》法典且编撰后并未废除《令》《式》的法律效力。④可见《唐六典》不是法典，而只是一部抄录了当时在行法律内容的书。因此，它不是唐朝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
①张晋藩：《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②金开诚：《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上册），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7页。
③《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45页。
④李玉生：《唐代法律体系研究》，《法学家》2004年第5期。
四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一）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已由汉朝的律、令、科、比，开始向律、令、格、式过度。作为独立编纂单行法规或法律汇编，格、式与律令并行，成为其重要的补充形式，直接影响隋唐两代。
唐代的格最早源于汉代的故事。西晋时期，贾充删定当时的制、诏编成《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并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南北朝时，南朝梁易《故事》为科，北朝后魏时期又改科为格，所以说南朝的科和北朝的格应为同一种法律形式，即经过删定后不入律、令的前朝和当朝皇帝制、诏的汇编。隋唐时期，律、令、格、式这四种法律形式一直延续下来，并不断得到修改。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以后，由于律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唐朝政府已从过去重点修订律文转向重点修订格敕条文。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中期，律都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结构较稳定、长期适用的典章；令均涉及国家组织制度与行政管理；而式也均规定了涉及国家机关活动的有关内容。唐朝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受到魏晋南北朝的直接影响。（二）唐朝与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区别
到了唐朝，律仅仅用于“正刑定罪”，令则成为“尊贵卑贱之等数，国家制度”②，即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皇帝临时颁布的国家机关必须遵守的各种单行敕令叫做格。北魏始以格代科，作为律的补充。唐朝格的效力往往大于律，是对律的修改与补充。格与律有冲突时，以格为准。
唐律随以律、令、格、式为法律形式，但若遇重大特殊案例，皇帝经常以制、敕形式权断，但制、敕不得作为法律援引，“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③。由此可见唐朝并不能引用典型案例断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作为标准案例，在审判中依然适用。唐朝并没有科这种作为律文的重要补充的法律形式。
唐代的律、令、格、式诸种形式相互补充，各有其作用。按现代法的分类标准，令、式相当于行政法规，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制度、行政活动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律和格则规定了所有违反令、式等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受的罪名和刑罚，
①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②《新唐书·刑法志》
③《唐律疏议·断狱律》）（上册）。
属于消极的制裁。几种法律形式并用，构成了唐朝法律的多样性，较之于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个更为周密的法律体系。①
结语
唐朝的法律形式有对魏晋南北朝法律形式的继承，也有发展与创新，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不同朝代法律形式的比较分析既可以深化我们对不同朝代法律形式的认识，又可以对不同朝代的法律体系乃至中国古代整个的法律体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①张晋藩：《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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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研究 一、被侍者和充侍者 （一）侍老 侍老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给侍法律制度规定，年满八十的老年人被称为侍老。笃疾者与侍老一样享受给侍待遇。唐令中多有明文为证，＂老谓八十以上，疾谓笃疾，并依令合侍＂。＂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千二人；百岁，五人＂。唐令中没有限制享受侍老权利的社会等级要求，说明在唐代侍老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第一等级外，上至贵族与官吏，下至贱民，对于满足年龄条件的人依律官府都可拨侍下养其老。 1.官吏侍老 古代官吏达到高龄之时同样要面临养老问题，但官吏和庶民与贱民不同，其受官员致仕制度保障。官员致化制度即官员退休制度，是官员达到一定年龄之后，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向皇帝提出辞呈告老还乡的制度，是职官退休和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致仕官吏的养老也是养老中的一个群体，是对给侍法律制度的补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官员致仕年龄的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七十致政＂，意思是官员到了七十岁要将职位还给国家，回家养老。到两汉时期致仕制度初步形成，＂养老与致仕密切相关，官员致仕时举行养老礼，官员致仕后在乡参与乡饮酒礼，而礼最重要的参与者即为致仕之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致仕年齡和致仕经济待遇＂半禄＂都曾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到唐代官员到屯十岁就会申请致仕，＂年七十以应致仕，若齿为未衰，亦听厘务。凡请致化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下由尚书省录奏＂。＠官员致仕的年齡限制有一定的放宽，对于
年龄未满毛十但健康状态不好的官员，也允许其提前致仕。而年龄已满七十，身体很好的官员也能够延退休，绝续处理政事。唐代给致仕官员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支持，以使其安享晚年。＂诸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五品以下的致仕官员则只能享受四年的半禄待遇。后来唐玄宗在敕文中取消了四年的限制，使五品以下致仕官员的半禄待遇可终其余年＂，提高了低品级致仕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 ...................... （二）侍丁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完备的最主要标志为亲待外侍之分。亲侍是与侍老有亲属关系的人。外侍与侍老无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1.亲侍 （1）亲属关系。亲侍指侍丁与侍老之间有亲属关系，包括直系血亲、期亲。侍了侍养祖父母、父母，是作为子孙应尽的职责。对于家族当中期亲的养老，其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可申请不同的处理办法。＂死罪上请，唯听敕裁，流罪侍亲，准律合住＂。犯非＂十恶＂的死罪者，家中有老疾无侍，且无期亲可充侍时，可以＂具状上请＂，听后皇帝发落。犯有不属于＂会赦犹流＂的流罪之人，可以申请＂权留养亲＂，以此来保证侍老得到给侍的法律权利。犯有徒刑的但仍要侍奉亲长的，在刑罚执行上也有一定的变通。 ......................... 二、侍老的权利与侍下的权义
唐代婚姻的习俗和其发展的特点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法，也是后代各朝婚姻立法的典范，唐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在婚姻家庭法律领域所推崇和维护的伦理道德，对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当代对唐代婚姻立法成功经验的启示与局限性的认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婚姻立法也可提供历史明鉴，也可使我们更好地完善和实施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一、唐代法律制度的历史地位 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的律令制度是秦汉以来国家制定法发展之集大成，也是中国封建法律最为成熟的阶段。律疏是汉代以来法律学发展的结晶，堪称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唐律、疏律对后世法典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终南宋（1279年）之世，一直作为现行法延续实施。因此，唐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法典。唐代的律令制度对于古代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相关响。日本以及当时的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受唐代法律的影响更为深远。笔者对唐律在婚姻方面的立法思想和相关规则进行探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最为成熟的时期，唐律是我国保留下来的较完备的古代成文法，其主要特征是体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教”伴随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存留，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 二、唐代婚姻法的主要内容 隋唐时期的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经过绵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成熟和完 备。 （一）结婚年龄的规定 据记载，唐代曾先后有过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诏令，第一次是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即下诏令：“其庶人男女之无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命其好合。”规定的年龄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必须婚媾；第二次是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发布了一条新的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将以前的结婚年龄提前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唐太宗的诏令中“须”申以婚媾即应该婚嫁，对于婚聘年龄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这在唐朝初年那种特殊形势下，实行早婚制度对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社会秩序有着积极意义。延至唐玄宗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问题使得当政者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而唐玄宗颁布诏令为结婚设置一个许可年龄的限制，可能正是减少人 口的措施之一。 （二）基本原则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我国古代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男女婚配的先行条件。由此可见，“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自古是婚姻缔结的必备条件，唐代也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1.隋唐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重点？ 答：隋唐法律制度特别是唐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点在于：唐律的制定、地位和影响；名例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等一些制度和区分公罪与私罪、自首、类推和化外人相犯等一些基本原则；中央的司法机构，刑讯和死刑复奏制度，出入人罪等一些规定。 2.隋唐立法概况？ 答：隋朝的法律形式，由大臣苏威所定：律、令、格、式。隋律包括《开皇律》《大业律》《开皇律》——隋朝的第一部律，也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是高颍等大臣参考魏晋以来立法，确定取适于时的指导思想，修定。 《大业律》——隋朝第二部律，也是隋炀帝的主要立法成果。是牛弘等大臣重定的律令。 区别：体例上:开皇律12篇，大业律18篇；内容上：用刑比开皇律更轻，其中从重减轻的律条有二百余条。实施上：大业律并未切实得到实施，只是在形式 上假借遵循礼乐之名。 3.开皇律体例与内容？ 答：体例上：隋律共12篇，500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 内容上：一。关于刑罚制度：确定了死、流、徒、杖、笞五刑，而且还规定了刑等。 二．关于十恶制度：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大赦时十恶仍不可赦免。 三．关于八议和官当制度：这两个是重要的司法特权制度。规定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等七以上犯罪，都可依照律文减一等量刑，还把官当作为定制，并 规范了其内容：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 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 流者各加一等。 4.唐初的法律指导思想？ 答：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1）礼是治国的主要手段（2）法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工具。（3） 治国必须礼法结合。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1）法律内容要统一；（2）法律内容要简约； （3）法律内容要稳定。如果肉容多变就会造成两个危害：一 个是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另一个会使官吏难以掌握，以致在工 作上出差错，甚至使不法之吏借此行奸。 三.慎重行刑的思想：（1）严格依法办案：司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并把它作 为慎重用刑的一种表现； （2）慎重审理重案：对重刑者规定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避免错案。 以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为指导，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 夫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5.唐的立法概况？
简论唐代的刑事法律 法英3班周丽媛 学号：0908074 《尚书-吕刑》中有一句话：“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这句话是说：犯罪有轻有重，刑罚在惩治犯罪时要根据犯罪的轻重处罚。此外，统治者在使用刑罚时，也要考虑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乱世的刑罚会比较严厉，而盛世的刑罚会相对宽缓。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对的强国，而唐朝的刑罚制度也相对较为审慎与宽缓。下面就唐朝刑事法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进行简论。 一、关于五刑和刑法原则 唐朝的刑事法律制度与之前历代相比，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唐代的刑罚制度基本上继承隋制，以“五刑”为其法定刑种。唐代的五刑是：笞、杖、徒、流、死。 1．笞刑：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主要用于对轻微犯罪行为的“惩诫”，带有耻辱刑与教育刑的含义。笞刑分为五等：笞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 2．杖刑：杖刑是仅重于笞刑的次轻刑种。唐代拷讯人犯的杖称“讯囚杖”，而决罚犯人则用“常行杖”，用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背、腿或臀部。杖刑分为五等：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 3．徒刑:徒刑是较笞刑、杖刑更重的刑种，是在一定期间内剥夺犯人人身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的一种刑罚。徒刑犯人劳作时必须身带钳或枷等刑具。徒刑也分为五等：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流刑:流刑是重于徒刑，而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是将犯人遣送到一定距离之外的边远地区，并在一定期间内强迫其服劳役，期满后非经特赦不得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唐代流刑犯人也必须戴钳或盘枷，一方面束缚其自由以防止脱逃，另一方面也是示以“奴辱”，标明其身份。流刑分为三等：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俱役一年。我认为流刑的确立其实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汉晋以来刑罚制度的困境，就是在死刑和徒刑之间，找到了一种轻重较为适中的刑罚。流刑确立后，在刑罚制度上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流刑自中唐开始反而趋于不稳定。 5．死刑:死刑是剥夺犯罪者生命的极刑。唐代死刑法定的方式有两种：绞刑与斩刑。与以前历代各种残酷的生命刑相比，唐代死刑的方式确实显得比较宽缓、文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朝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朝的刑罚用于政治性犯罪或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其适用原则有： 1.十恶重惩原则。 2.贵族官僚犯罪减免原则。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保护贵族 权利的表现。由此可见唐朝并没有按照其制定的法制指导思想而依 法行事。其实不管是古代的社会还是现代的社会，我们都绝不缺乏 优秀的思想，优秀的体制，只是在实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我 们当今的法治时代，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真正实行法治，还需要我们 每个人做出努力。 3.“累犯”加重原则。累犯是指被官府判决，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 犯，均、都要加重处罚。
浅析唐朝监察制度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早已存在并在各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其中尤以唐朝监察制度的发展最为显著，其上承各个朝代监察制度的优点与长处，下对以后各个朝代的监察制度，甚至现代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介绍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职能、作用以及其职权的行使等内容，以期能揭开唐朝监察制度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监察制度御史言谏制度 中国监察制度是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到了唐朝，其在继承和发展秦汉以来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在专制集权制度显著发展的时候，其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监察制度中它是比较完备的，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有效的。 一、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规模及职能 唐朝监察体系有两套制度组成：一是御史台，一是言谏制度，下面我们逐一介绍一下： 1、御史台 御史台, 秦朝时叫御史府, 到东汉时被称为御台, 唐朝承袭了这一监察制度, 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朝的机构设中央设置独立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 统管全国监察工作。唐朝时在机构名称上也曾发生过几次变化, 唐高宗时, 龙朔二年( 660 年) , 改御史台为宪台; 武则天光宅元年( 684 年) , 御史台分左右肃正台; 唐中宗神龙年间复为左右御史台; 睿宗延和元年废右台, 合二为一, 改称御史台1。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 1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8页
“掌邦国刑宪点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1有权弹劾百官，参预大狱，审查礼仪。这在当时被看做是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重要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官”、“凤宪”，可以说是无所不纠，无所不察。他们还经常承诏为特别使者，出使外藩或检查灾情，这些也反映了监察机构是皇帝御用工具的特性。 唐朝在御史台中分设了台院、殿院、察院，统管三国两晋以来常因事设置职权不清的诸御史，从而使监察机构进一步扩大。 （1）台院，设有侍御史六人，主管弹劾及判断中央及京都官员的违法犯罪，其中一人为“知弹侍御史”，协助台官处理弹劾案件，还有“知推侍御史”二人掌管刑狱之事。由于侍御史职权极重，在御史中品位最高，所以受到了特殊重视，其由皇帝直接任命，或者有宰相、御史大夫商定有吏部选任。 （2）殿院，设监察御史九人，主管殿廷礼仪、国家财政及京城风纪的监察监督朝会、巡幸、郊祀活动的礼仪，以维护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3)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及侍御史九人，主要执掌对地方州县、驿馆事务、军队及派员驻尚书省六部的监察，唐朝还建立了定期的巡视监察制度。此外，各道还设置执行特殊使命的具有地方常态监察性质的按察使。在御史台中，监察御史的职位最低，但是任务却是最繁重的，其权力也极大，可以不经过御史台长官，而直接向皇帝报告，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但是御史的活动并不是不受拘束的，其权力利的行使要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广置行使弹劾权的监察御史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御史的权力，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关于监察御史的职能，在唐朝初期，其仍按汉代的六条问事进行弹劾。武则天时期尚书侍郎韦方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所谓“以四十八条察州”。2实行了十年之后，因其比较繁琐难于执行而被废止。唐玄宗时期，其将中宗时期的六条定制发展为了专门的法律，使得监察御史的权力行使有了法律依据，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不均；三是，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 1 《唐六典》卷一二 2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9页
唐朝 唐初法治指导思想： 一、礼法结合，缺一不可。《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三、慎重行罚。 唐朝立法概况： 一、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典。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 1、律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2、令是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正面的积极指导的法规）。 3、格是皇帝发布的各种敕令的汇编（以禁止为主的单行法规） 留司格：留在尚书省下属24个司总使用的格；散颁格：颁发至全国各州、县使用的格。 4、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知识串联：格起源于东魏《麟趾格》，式起源于西魏《大统式》 5、典指《唐六典》，总结了以往组织法立法的经验，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规定了唐朝组织法的内容，并对以后的组织法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辨析：律令格式有明确的分工和明显区别。律偏重于消极惩治犯罪，令格式侧重于积极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次，违反了令格式要依律科刑。 唐律的制定： 《武德律》——唐高祖李渊——第一部 《贞观律》（唐律）：长孙无忌、房玄龄对《武德律》修改。修改内容： 1、增设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 2、区分不同的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 3、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官当等主要制度。 至此唐律即定型，以后修改极少。 《永徽律》及《律疏》——唐高宗、长孙无忌，12篇500条 唐高宗编纂《永徽律疏》原因： （1）、科举考试的明法缺少统一标准，有必要对律文作个统一官方解释，以解决考试问题。（2）、由于对律的认识不同，各地在定罪量刑中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有必要对律文作统一解释，以解决司法问题。 《永徽律疏》共30卷，又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刑法典。 4、《开元律》——唐玄宗，李林甫刊定。 唐律的结构： 第一篇：《明例律》（刑罚总则），6卷57条，主要规定唐律的指导思想和一般原则“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第二篇：（编排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排列）《卫禁律》，规定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津要塞保卫等方面的犯罪。 《职制律》，规定违反官吏职务方面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的犯罪。 《户婚律》，规定妨碍或破坏户籍、土地、赋税管理和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唐朝法律的特点、地位与影响 （一）唐律的特点 第一，礼法并用、高度融合。自西汉以来，统治者不断积累治国经验，在总结法家“法治”、“重刑”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吸收儒家怀柔策略，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至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的礼为法律取舍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唐朝把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揉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又强化了法的威慑力，由此构筑起严密的统治法网，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第二，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律继承魏晋以来法律条文力求简约的立法原则，自制定《贞观律》时起，“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形成了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的立法特点，立法水平和技术都取得空前的成就。 第三，酌量古今、用刑持平。无论是同以前还是以后的历代王朝相比，唐律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都是最为宽平的。人谓唐律“得古今之平”，并非溢美之辞。不仅死刑执行方式比较文明，而且适用于死刑的条款也大为减少，笞杖徒流刑罚的适用也相对较轻。因此，唐朝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颠峰时代。 第四，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唐律虽然仅有502条，但它法律内容丰富，法律逻辑严密，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不仅基本能调整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许多原则、标准比较周密，可操作性强。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等原则的确立，公罪与私罪、故意与过失等概念的明确，各种量刑标准的规定等。总之，唐律以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公认。 （二）唐律的地位与影响 承先启后：唐律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承袭秦汉以来的立法成果，吸取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完备性。唐律以古代立法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为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提供了优秀的参照蓝本。 泽披邻邦：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而且还超越国界，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大不相同，因而南北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南歌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歌的叙事长诗《木兰诗》，为这一时期民歌生色不少，《木兰诗》尤为卓绝千古。 南朝乐府民歌 一、南朝乐府民歌的局限性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是为“都市之歌”。这也就规定了它的狭隘性，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面貌，并难免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其次，也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南朝统治阶级是腐朽透顶的士族地主，他们采集民歌，丝毫也没有“观风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趣味、享乐要求，来加以选择和集中。 二、南朝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特征 南朝乐府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一）在爱情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是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这在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反映。这里有失败者的哀鸣，如《华山畿》：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 为什么要上吊呢?《懊侬歌》回答了这一问题：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二）封建社会的另一罪恶，是男女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因此在这些情歌中虽有少女们青春的欢笑，但更多的却是对男子负心背约的猜疑和哀怨。如：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冬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 （三）南朝民歌既多来自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因而其中还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们的悲诉。如《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夜度娘》和《长乐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诉说了她们的酸辛。 南朝乐府民歌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数反映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的。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有的是女子独唱，如《拔蒲》：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的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看，夏、商主要是宣扬“受命于天”的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的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留下的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的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是法律思想史的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的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和荀况。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贯穿其中的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他主张“礼制”、“德治”和“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秩序。他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还说：“为政在人”。孟轲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的“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他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他的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他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他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和孟轲的主张不完全相同。他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是以礼作为立法和类推的根本原则。他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的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的先河。 第二，墨家的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他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的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他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的“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他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他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唐代的法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的法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txt-你脚踏俩只船,你划得真漂亮。-每个说不想恋爱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我心疼每一个不快乐却依然在笑的孩子。(有没有那么一个人，看透我在隐身，知道我在等人。唐代的主要法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法学074洪剑涛200710631123 广义上的唐律指唐王朝制定的三十余部法律，狭义上的唐律指《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总结历代封建王朝所积累的丰富的立法与司法经验，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兴盛时期的产物，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它以保护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核心。全面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人身安全，刑罚适用基本原则严整，概况，犯罪种类规定详尽细密。唐律非常注意经济立法，主要表现在土地立法财政的立法和工商立法。土地立法采取均田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维护了自耕农的土地经济，缓和了阶级予盾。工商立法主要专门设置了主管市场的官吏“市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唐律还重视调整民事关系，在物权方面唐律规定了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规定了物权取得条件，无主物的占有，埋藏物的发现；孳息物的归属等，在债权方面规定了买卖，借贷租庸，寄托等债的关系。总之，唐律是我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产物，同时促进了唐朝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从唐律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可能看出唐律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以刑为主，诸法合体 唐律继承了中国封建法律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在唐律中，制裁各类犯罪的刑法规范仍然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兼有民事、经济、行政、军事、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唐律对许多涉及婚姻、债务、财产、继承以及经济、行政上的违法或过错行为也都以刑罚手段予以惩罚。中国自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因此必然需要借助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实行严厉的镇压，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安定，而强化立法正好顺应了这一要求。 ２．科条简要，刑罚适中 中国封建法典的编纂和法律的修订经历了一个从繁杂到简要的发展过程，唐律继承了北齐“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传统，共十二篇500条，律文之下附有准确而严密的注疏，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最为简要、精练的一部，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法典编纂的楷模，反映出唐朝立法技术的成熟。 中国封建刑罚制度也经历
制敕与唐代主要法律形式的变化 唐前期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凡文法之书有四：一曰律，二日令，三曰格，四日式。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也解释说：“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在律、令、格、式之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还有皇帝的制敕，但制敕的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一般说来，制敕只有经过皇帝任命的立法机构的检查和删改，确定为“永格”、“常式”，并正式拟为格、式者，才能普遍遵行，否则“不在行用限”。《唐律疏议》卷三〇“辄引制勒断罪”条云：“诸制勒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云：“应酬功赏，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以后永为常式者，不得攀引为例。” 一、唐朝主要立法活动及主要法律形式变化 纵观唐王朝，重大的立法活动多达数十次，但如果以唐玄宗时代作为唐王朝前后期界限划分的话，可以看出两者立法的偏重点是不尽相同的。 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主要是以下几次： 1.武德元年六月至十一月，刘文静等奉敕撰《武德新格》五十三条，颁行。 2.武德元年十一月至武德七年三月，裴寂等奉敕撰《武德律》十二卷、《武德令》三十一卷、《武德式》十四卷，颁行。 3.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一年正月，房玄龄等奉敕撰《贞观律》十二卷、《贞观令》二十七卷、《贞观格》十八卷、《贞观式》三十三卷，颁行。 4.永徽元年至永徽二年闰九月，长孙无忌等奉敕撰《永徽律》十二卷、《永徽令》三十卷、《永徽留本司格》十八卷、《永徽散倾天下格》七卷、《永徽式》十四卷，颁行。 5.永徽三年五月至永徽四年十月，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律疏》三十卷，颁行。 6.垂拱元年正月至三月，裴居道等奉敕删定《垂拱律》十二卷、《垂拱令》三十卷、《垂拱新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颁行。 7.神龙元年六月至神龙二年正月，唐休憬等奉敕删定《神龙散倾格》七卷、《神龙式》二十卷，颁行。 8.开元三年正月，卢怀棋等奉敕删定《开元格》十卷，颁行。 9.开元七年三月，宋憬等奉敕删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合》三十卷、《开元后格》十卷、《开元式》二十卷，颁行。 10.开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奉敕删辑《格后长行敕》六卷，颁行。 11.开元二十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李林甫等奉敕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开元金》三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开元式》二十卷、《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颁行。 12.天宝四载，萧炅等奉敕增损格式律令，颁行。 而据史料记载，唐后期主要的立法活动是以下几次： 1.《贞元定格后敕》。据《唐会要》卷39定格令记载。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