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媒介审判
摘要:“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在法院的正式判决未做出之前～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这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然而～舆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众口铄金～铺天盖地的媒介报道势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公正。媒介审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对策也是多元化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绝不能因噎废食～媒介审判和合法的舆论监督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合法的舆论监督不可少: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角色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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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这个词语是舶来品，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而对被告和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从理论上来讲，媒介审判在以英美法系为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因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新闻法制以判例法为主，法庭审判实行审判陪审制度。如果媒介在审判前对案件或当事人做了过多的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投票及至判决的公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中外的很多案例，由于媒介在其中的狂轰滥炸，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事后，在业内外却落得个“媒介审判”的诟病。譬如号称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譬如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无不是这一现象的明证。
例如，在对“张君案”的报道当中，有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以此为标题;《重庆满街声讨魔头》。应当声明的是，这篇报道刊发在法院正式宣判之前。首先，它对张君已经先法院一步作出“判决”:张君“早就该枪毙”，“该杀”、“不杀，天理、国法不容”、“杀一儆百”等字眼充斥着整篇文章。显然，这是违背“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认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令人瞠目的是，在文章的小标
题上，“张君该千刀万剐”几个字眼刺眼至极，诚然，张君是坏事做尽，然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公然宣扬“凌迟”这种封建社会的刑罚，煽动民愤，显然既没有法理依据，又毫无理性可言。
写到此，媒介审判的危害和暗藏的渊源是不言而谕的。
首先，它伤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信力。真实，是新闻最基本的特征，向来被每一个尽职敬业的新闻人奉为新闻生命，失去真实性，新闻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势必带来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媒体公信力的降低。在民生新闻铺天盖地的今天，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百姓遇到问题，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通常首先想到的是到当地的新闻媒体，要求媒体曝光或请求媒体帮助，即使是农村里农民，随着维权意识的慢慢培养，在多次上访无果之后，会选择媒体作为他继续求助的对象。虽然，这对一些相关部门来说是个极大的讽刺，但至少对媒体来说是一种无言的美誉，人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你的信任。然而，让我们不禁担忧的是，媒介审判带来的负面影响:真实性的缺失，长久以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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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信力的下降，当一种媒体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他也就到了穷途末路之势，这是媒介审判为日后埋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第二，妨害司法独立，损害法律尊严。长期以来，由于司法过程的不完全公开性，媒体很容易用自己的观点引导舆论，再加上可怕的从众心理，和公众法律知识所谓模糊，很容易引起社会的群情激奋，使得原本不了解真相的公众顺应媒体指示，形成对司法审判的压力。而相对法院而言，很难有自己的发言权。信息的不对等传播，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真实情况的判定。这种不正确和不适时的舆论引导，不仅会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严重的还会造成对法院审判权力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形成双重侵犯。
在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的天平上，媒介审判有滥用新闻自由的嫌疑，有悖法治精神，是对神圣的法律的无情亵渎和践踏。
但是媒介审判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就其传播效果来看，主要考究这种传播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如何。针对媒介审判，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媒介审判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它不仅严重干扰了司法的公正和进程，同时也折射出媒体的伦理道德的丧失。但是如果由于这些负面影响而全面否定媒介审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介失语。所谓媒介失语就是媒体在面对公共性事件发生时无为的表现。媒介失语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司法的天平可能由于我国司法的不健全而存在的漏洞失去平衡，那么法律所带来的社会公平正义将荡然无存，记者的伦理道德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其次，媒介审判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强大的话语空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法律的逐步健全进步，正如大法官肖扬所说:“媒体对逐步演进的司法改革的报道，回应了公众对司法改革的呼声、要求和愿望，推动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媒体对法院业绩的传播，树立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和权威，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理念。
如“孙志刚事件”就是个典型的媒介审判的例子。由于在全国媒体的集体舆论压力下，“孙志刚案”不仅得到及时审判，而且最终促使国务院废止实施了二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致使中国的救济制度代替了收容制度，促进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当然，我们不能由于媒介审判的积极影响而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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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流，这样的后果将会纵容媒体的“越位”，盲目放大了媒体的权利，这不仅给司法审判带来混乱，也会间接造成“媒体暴力”。
值得一提的是，杜绝媒体审判和正常的新闻监督必须楚河汉界地分清楚，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害怕堕入媒介审判的漩涡而不敢说真话。正如不能因为一个人说错话而不能让他永远不说话一样，防止媒介审判和正常的舆论监督同样不可相提并论。合情合理合法的舆论监督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事实的基础上对新闻事件的披露或曝光，是无冕之王的利器，为鸣屈者伸张正义，为正直者宣扬真理。事实雄辩地证明着，合法的舆论是反腐败运动的先锋和斗士。然而针对危害日益滋生媒介审判，如何防止它的进一步泛滥必须及早地提上议事日程，防微杜渐总好过亡羊补牢。那么，如何寻找新闻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点,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的地方，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的机会。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墙倒众人推”，只听一面之辞。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禁止添加报道者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感情的主观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进行法治报道时，应该主要采用“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的方法，即“诉诸理性”。
最后，新闻媒介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公益性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于消除“知沟”，而非商业炒作。新闻媒介由于具有“引导舆论”的特殊社会功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公益性的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上来。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介审判”现象。
伴随着新闻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新闻报道商业化炒作现象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法治报道中，大量渲染暴力、色情等迎合大众口味的新闻充斥法治新闻报道空间，成为商业化媒体提高发行量的手段之一。这不仅违反了媒介应承担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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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品位传播”的社会责任，而且极容易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因此，国家还应通过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约束商业化媒体的法治报道行为，从而保证法治报道真正为普及法律知识服务。
任何权利失去监督都会陷入腐败的泥潭，司法权力失去监督会滋生法律的沦丧，它需要正确的舆论监督，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而新闻自由的滥用则会导致媒介审判，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提携并进，在相互监督中共同发展，在把握好两者特性与权利尺度的前提下，使之协调发展，才能更进一步地实现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公正的平衡。
当然，实现新闻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并不是媒介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各方的配合，需要成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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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作者：李良荣 【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新闻媒体兼具的“上层建筑”与“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问题，进行了从理论到实际、从历史到现实的多重视角的观察与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包括：一、误读双重性，困扰传媒业；二、党的喉舌：重回一报两台；三、双轨制：中国媒体的现实选择；四、分层发展，分级管理。 【关键词】新闻媒体；双重属性；双轨制；分层管理 1995年初，我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 ①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中国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经营额从35亿增长到712亿，年平均增长率达35％，远高于同期GDP年均8％的增速。传媒业不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看，传媒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 突破禁区，对新闻媒体属性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媒体产业的腾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 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对新闻媒体属性的认识再次陷入盲区，新闻媒体的发展开始“失速”。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检讨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1995年初，我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 ①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当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中国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经营额从35亿增长到712亿，年平均增长率达35％，远高于同期GDP年均8％的增速。传媒业不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看，传媒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 突破禁区，对新闻媒体属性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媒体产业的腾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对新闻媒体属性的认识再次陷入盲区，新闻媒体的发展开始“失速”。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检讨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一、误读双重性困扰传媒业 “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是传媒业双重属性的具体运作模式。虽然这一模式造就了中国传媒业的10年繁荣，目前它却深深地困扰着中国的传媒业。 经过20余年的新闻改革，中国传媒业以不同的办刊（台）方针、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的受众定位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多样化的媒体正遭遇着单一管理模式、单一经营模式的捆绑。 作为事业单位，中国的传媒业无一例外都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一切，无条件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所确定的宣传任务，这使中国的传媒业成为“准行政部门”。 传媒的所有权归属于党政机关，上级领导部门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一家媒体，就像在媒体集团化过程中所显示的，要并要拆，要办要关，全由领导决定。 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归属于党政机关，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改版、最后审批权都在党政机关，甚至连报刊的发行定价、报刊的版面增减都得经党政领导批准。 传媒的报道方针、重要报道内容都由党政机关审批决定才能实施。一些重大的新闻，比如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几乎所有媒体都无一例外要求报道。 然而，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少数媒体有一点财政支持，也是象征性的，媒体必须自己去打拼市场，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作为企业，中国传媒必须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营业税、所得税一项都不少）。为此，全国近万家媒体（约2000家报纸，约2000家电台，约3000家电视台，约3000家生活时尚、新闻财经类杂志）都齐步走向市场，以广告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电台、电视台95％以上收入来自广告，报刊除发行收入外，98％收入来自广告。广告市场僧多粥少，竞争之激烈近乎残酷。 但是，传媒业却享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银行借贷之外，不允许有业外资本注入。中国的传媒是产业却不允许产业化，是独立法人却不能独立行事，实行企业化管理却不能企业化。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教师·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论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作者贺英 摘要：2008年初，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50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在这起抗冰保卫战中，新闻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阐述了新闻媒体在类似危机事件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体应如何缓解社会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危机；生命周期；安全阀；安全系数；危机缓解 一、危机的定义和危机的主要类型 危机的概念众说纷纭，简要概括，可以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它和事物的常态相比，具有更多的偶然性、破坏性和继发性等特征，经常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根据斯蒂文·芬克对危机生命周期的划分方式，危机存在若干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潜伏期，即有 迹象表明潜在有可能发生危机，显然这是量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生期，关键性的危机事件突然爆发，而且迅速演变。第三个阶段是蔓延期，危机的影响在存在的同时逐步扩大。第四个阶段是衰退期，危机的影响渐渐消退，但仍需保持警惕，以免危机重复。这四个阶段就是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交替演绎，展示着危机生命周期的轮回。 危机事件有很多种产生和爆发机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从事件产生的原因出发，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和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 1. 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 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危机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灾”。自然主导型事件，往往没有直接的人为责任，如地震、海啸、干旱、水涝、地质灾害等。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人类自古以来就难以避免，今后仍然无法消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活动加大了事物的关联性，从而放大了自然主导型危机事件的破坏力。 2. 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 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是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事物发展失序，从而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祸”。如果再从细致的原因考察，我们可以把社会主导型危机事件分为社会生产型、社会交往型和恶意破坏型三种。社会生产型是因为社会生产程序出现问题而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安全事故、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瓦斯爆炸、毒气泄露等就属于社会生产型。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市石化公司的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引起下游沿岸的哈尔滨、佳木斯， 以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交往型危机事件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失序而产生的危机事件，其中以群体对抗性事件为主。而恶意破坏型则是指一些社会成员，因为种种社会原因，而采取的报复社会的行为。如刑事案件、绑架劫持、恐怖袭击等。 3. 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 自然社会型危机事件，原本属于自然型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因为人们忽视了事件的发展，或在处理过程中措施不当，结果导致突发性事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突发事件具有了很多的社会属性。如始发于2002年11月的非典，因为少数人处理不当，结果在2003年春天波及到了24个省、266个县市，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公共安全事件。 危机事件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深不可测，难以估量。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亿美元。而据纽约《每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仍然有五分之
大纲解析： 第一节：新闻传播伦理 传媒报道中的伦理困境（P4） （一）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伦理困境： 在狭义的角度也被称为“道德悖论”或“道德冲突”，是指陷于几个道德命令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形。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与自身价值观及道德观有冲突。伦理困境的形式化表示如下： ①A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②B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③不过，我不能同时做A和B 2.规范伦理学两种不同的理论 目的论伦理学：结果论伦理学：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非目的论伦理学：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 如：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的新闻而采取暗访、欺骗的手段？依据非目的论者的理论，凡是以欺骗方式获取，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但如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欺骗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
3.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首先，新闻工作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 ①新闻报道要求真实性，时效性，这就要求记者要抢新闻，抓头条，要求新闻记者无限逼近事实真相，②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传播，但是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有个人色彩。③在追求真实、快速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其次，新闻工作者进行伦理选择时具有透明性。 ①没有什么人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伦理抉择。虽然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不时地犯一些伦理过失，但是只有新闻工作者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不得不将这些过失公之于众，当那些伦理抉择错误时，公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3.最后，追逐经济利益使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淡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开启了“事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新闻伦理困境的解决模式 1.新闻伦理困境的表现 ①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他人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 ②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对当事人的关怀之间存在着冲突。 ③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与真诚、信守承诺之间存在着冲突。 ④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保护司法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
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
第三节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 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是筹划.设计新闻媒介两项最主要的工作。它决定一家新闻媒介的内容选择、报纸（电台、电视台）的风格，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它的成败。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论述新闻媒介具有五大功能，这是新闻媒介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则是该新闻媒介的实际主持人主管决定的。当然，这种主管决定能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媒体的决策者当然有权决定一家新闻媒体全面发挥五大功能，目前世界上有些媒体也确实这样做。但是，由于新闻媒体间的激烈竞争，当前整个新闻界的趋势是从实际出发，选择其中的几项作为媒介的主要功能。这样，就出现了相当多的排列组合，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媒介世界。 纵观世界各国么街，试图发挥全部五大功能的或只取其中一项功能的媒介是极少的，基本上选取其中两三项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力图稳定基本受众，再争取其他的潜在受众。基本的排列组合有以下几种: 1. 信息+宣传+营利型的新闻媒体。这就是我么前面提到过的政企合一型新闻媒介。中国各级党委机关报都是这个类型的，既是信息的主渠道，也是宣传的主阵地，同事还是中国新闻媒介的赢利大户。 2.信息+营利型的新闻媒体。这类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虽然也会有倾向性，但政治倾向比政企合一型媒介要淡或隐蔽，基本上不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要供人们思考和决策所用。这类新闻媒介数量大，而且还有许多亚类。 （1）提供各种各样全面的信息。比如中国的《参考消息》、《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而世界上最出名的还数美国有线台（CNN）的全新闻频道，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美国和世界的重大新闻。 （2）以提供某一类或几类信息为主。 有些以提供消费市场信息为主，即我们称之为服务性新闻。世界许多国家的有线台都有一个商品买卖频道，就是以提供消费市场动态为主。 有些以提供天气预报、交通状况的信息为主。在美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有这样的电台。因为美国是“车轮上国家”，几乎人人以车代步，天气、交通对驾驶人特别重要。中国的大城市也有交通信息台。 3.消闲+服务+营利型的新闻媒介。这类新闻媒介基本上都是大众化通俗报纸以及一批电台、电视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晚报、都市报都是这种类型。它们也刊登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但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娱乐性、趣味性、服务性新闻以及大量消闲性副刊。 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还有一批文艺、音乐电台，专门提供文艺新闻播放文艺节目。近些年，美国的电台很兴旺。其中听众最多、赢利也最大的就是音乐台，因为美国人大多数都是边开车边听音乐，因此这些台吸引了大量的广告。 4.知识+营利型的新闻媒介。这种媒介数量极少，中国大多数的科技报属于这一类。 5.纯宣传型的新闻媒介。世界各国的对外广播电台都属于这一类。 新闻媒体的功能定位极其重要，又非常复杂。媒介图和定位，涉及内外诸多因素。从新闻媒体内部讲，主要是新闻媒体主持人所制订的方针以及从业人员的素质。从外部讲，主要是一个区域内么简介构成和受众的状况。比如，《南方日报》主办的《南方周末》原来以提供消闲内容为主，1996年以后，它从维护消费者利益出发，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成为畅销群过、深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是份上海市委机关报。在审视上海报业市场以后，创办了《申江服务》，是以服务 消闲为主的都市型报纸，恰好填补了上海报业市场空白。从1996年初创办。目前发行达40万分，深受上海市民尤其年青一代读者喜爱。所以，一家新闻媒介功能的确立或改变，必须
论媒体的示范效应 一、媒体的示范效应 什么是媒体的示范效应?模式示范论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新闻媒介效果理论，即“媒介内容对受众行为具有模式化的示范效果”。媒体的示范效应怎么来的?这一理论主要由两个典型例子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一是美国学者论诺．韦茨曼和她的同事对供学龄前儿童看的小人书内容进行分析；二是美国学者西伦．厄洛里及同事对肥皂剧的饮酒镜头对妇女酗酒行为分析。 西方社会责任论中提出，新闻不仅要给予公众充分地表达意见的自由，还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教化社会公众。媒体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发表舆论，基础是在媒体全面、正确、客观、公正的公布信息的基础上，而面对缤纷的信息，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公正的，哪个最接近事实。 而如今大众传媒以无可比拟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中的伦理问题也愈加突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媒体也越来越向商业化地方向发展而逐渐忽视了本身应该具有的积极地示范效应。少数传媒依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大肆聚敛财富，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出现了低俗的唯利化、媚俗化的行为倾向。这种无视真善美、迎合假丑恶的行为现象已严重危害着公众、社会和媒体自身。 二、媒体负面的示范效应 （1）从电视相亲节目看媒体示范效应 正如现在各大卫视非常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一方面它创下了高收视率，另一方面它也遭受到了各方的指责，因为它在触碰着社会的道德底线。节目中出现的一些类如“我还是坐在宝马车里哭吧”一类言论更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像嫁了好丈夫这样的想法自古就有，但始终是难登大雅之堂，这种言论作为一个个体的选择本无可厚非，公众无权制止你，但是这种言论在公共媒体里进行这般广泛的传播，就会让很多观众误以为，这种言论既然可以在这样大的电视媒体里播出那就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这无疑是在挑战着整个社会的承受底线。一个本来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相亲节目如今却成了拜金和炫富的舞台，一个与人生与爱情相关的话题，过程中却充满了铜臭、讥讽、露骨、自私，甚至是互相谩骂。电视相亲节目出现的这种堕落泛滥现象，出现的这种低俗言论，媒体的选择和责任缺失成为了最主流的助推剂。在一个剩男剩女广泛存在的年代，在一个情感爱情正在经受哦巨大考研的社会转型期，一个人究竟会怎样思索自己的人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价值观正在日益多远化，但是对于转型期的媒体来说，又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做出集体性的选择，媒体应该很明确的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传什么，这才是一个电视媒体应该做的。 （2）透过悟本堂事件看媒体伦理问题 “养生明星”张悟本迅速走红媒体传媒可是功不可没的，是媒体把张悟本“神话”了。今年2月以来，张悟本靠着湖南卫视的养生节目《百科全说》迅速走红，不仅如此，公众发现张大师背后其实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嘉宾通过电视走红，他的付出很快就成倍回收；文化公司会帮他策划后面出书等活动，从中收取不菲的策划费用。一些新播出的节目也需要炒作，它们和那些慷慨激昂的嘉宾互相提升着节目收视率。敢问媒体的伦理道德又何在呢？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
论电视时政新闻的作用 在电视新闻报道中，时政新闻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中，时政新闻仍是主要被报道的内容。时政新闻地位如此突出的原因与我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我国的新闻媒体仍隶属于国家管理的范围内，各级电视台报道的新闻内容，特别是政治要闻都要经过政府的宣传部门监管，由此新闻报道的内容与国家的党政工作紧密相连。 一、时政新闻的界定 时政新闻，顾名思义，就是新近发生的有关时事、政治的新闻，旨在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国计民生。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新闻联播》是报道时政新闻的一个典型范例，1982年9月1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由此开始奠定节目为官方新闻发布管道的重要地位。在《新闻联播》中，时政新闻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会见、外交、会议、领导活动、宣传重点、公告等6 类。会见新闻，指领导人会见、接见国内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等；外交新闻指，领导人出访、接见外宾，国外来访领导人等；会议则是围绕党政的各大重要会议，如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领导活动就是指领导人的考察、视察等活动；宣传重点则指国家政策在某一时间内的主要话题，如宣传“三个代表”思想时，对一些突出人物、现今事迹进行重点宣传。时政新闻在《新闻联播》中的占有重要的报道比例，以1999年和2000年11月的《新闻联播》为样本中可见，“时政新闻共有129 条, 占新闻总数的41.6 %；总时长210 分38 秒(12638 秒)，占新闻总长度的52.3 %，即每天平均播出15 分02. 7 秒(902. 7 秒)，超过节目一半的时间(1725. 3 秒)；平均时长为1 分38 秒。时政新闻无论是播出条数还是播出时间, 都超过新闻联播三分之一的比例。”①由此可见，时政新闻一直都是电视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而其报道内容也有自己的特点和方式。 二、时政新闻的特点 由时政新闻的定义可以看出，时政新闻可以理解为时事政治类新闻的报道，这首先就要求新闻要具有时事的特性。时效性一直是新闻价值的重要要素之一，而时事与时效性有所区别，尽管也要求在报道时间上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趋近，但适宜性和时机性都是 ①新闻联播样本分析及研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活动的总称，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首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与全国人大立法共同构成中国国家立法的整体，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依法制定和变动行政法规、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以及从事其他立法活动的总称。 煽动，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意图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所煽动的内容或去实行所煽动的分裂国家的行为，而非行为人自己实行，这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与分裂国家罪的根本区别。 名誉，是社会或他人对公民品德、才干、信誉、功绩、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 名誉权，就是公民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传播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造成破坏司法原则的后果。 媒介审判主要有2个负面影响：1、亵渎了法治原则。2、造成了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 抗辩事由，是指在侵权案件中，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指控和请求，提出一切有关免除或者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曾格案”，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 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一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二是“两个服务”方向的原则；三是国家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原则。 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一是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二是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可滥用。 早在建国之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有关部门就颁发过一系列法律规范性文件，确立了重大政务新闻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的原则与制度。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星闻，均有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1982年8月23日，新华社是全国集中统一的新闻发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的成因及对策 一、“媒介审判”及网络“媒介审判” 1.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来源于英文“trial by media”，国内同时也翻译成“新闻审判”或者“媒体审判”，来自于西方“黄色新闻”泛滥时期。对于媒介审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的界定，比如美国学者在《美国大众传播法》一书中谈到，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审判预设”，是媒介利用其公开报道或评论对司法公正产生的干预和影响，是媒体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①笔者认为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在其所著的《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对“媒介审判”给出了最为完善的界定，即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侵犯人权，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② 2.新媒体时代“媒介审判” 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媒体“媒介审判”是网民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等网络发布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媒介，对某些会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进行利于自身的倾向性分析调查和评论，不正当地引导舆论，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影响人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认识及造成妨碍和影
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行为。③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从性等多种特质，这就使得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失控变化甚至扭曲。一旦涉及重大司法案件时，其舆论监督很容易受到网络上非理性声音的影响，而当这种声音成为主流便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并最终造成“媒介审判”。 二、新媒体背景下“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1.新闻媒体职能“错位” 我国的媒介基本上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加之媒介又作为一种“第四势力”，其肩负着社会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但是这种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时候必定会被滥用。我们常说的“媒体审判”就是媒介对监督权力的滥用，是一种“错位”的监督，它超越了媒介追求新闻自由的初衷，与媒介监督有很大的差异。媒介审判指媒介对司法领域不正当的监督和干预，是不被新闻界和司法界所认可的恶劣行为，同时媒介审判又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媒介本身并无审判权，这和媒介自身定位错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媒介监督是社会给媒介赋予的正当权利，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是新闻界承认的媒介的四种功能之一，媒体合理使用监督权对各级权力组织进行监督，是媒介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媒介监督是对权力机关的合法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而媒介审判时常与司法审判“唱反调”，意图通过舆论改变司法进程甚至审判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
摘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司法陈永洲事件 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 （一）什么是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二）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的特点 央视（包括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中传播的信息失当，相信是众多人以及新闻传播研究者始料未及的。而这也需要让我们更冷静思考，找出为何今日的媒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央视已经僭越了自身已有的职能，而对陈永洲作出的“媒介审判”。[2]同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央视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