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疆反恐
恐怖主义如同一个毒瘤危害着人类和社会，也如同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世界。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不管恐怖主义犯罪的起因、动机和目的如何，其结果都将不仅破坏社会稳定与和平，导致国家动荡，制约经济发展，而且使广大无辜百姓遭殃，对人类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如今，特别是进入2014年之后，我国也频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1.黑龙江佳木斯恐怖杀人事件
2月14日，佳木斯市向阳区站前路一小区发生一起杀人案件，包括母亲、儿子、女儿、女儿的孩子及女儿男友在内的５人死亡。２４日，一位亲属发现联系不上这家人，又打不开家中房门后报警。民警到现场后，发现５人死亡。
2.昆明恐怖事件
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无差别砍杀事件。事件发生初期时媒体称之为“昆明火车站砍杀”，在人们没有任何警惕性情况下造成29死143伤，已有10名遇难者和多名受伤者名单被公布，名单还在持续更新中。
3.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当场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
现如今，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有效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当前各国政府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现在，新疆“东突”分子的猖獗、“藏独”势力趁机兴风作浪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加强对我国新疆、西藏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的打击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中国发生如此多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背景和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恐怖活动是一个国际问题，首先是针对西方的，但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恐怖祸水引向中国。利用境内外三股极端势力在中国制造事端。至今，西方政要还不时会见达赖、热比亚等分裂势力头目。如果说国际大背景难以控制，国内的事情是可以做好的，而且必须做好。但八十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
上一般要从宽”。从此这一政策形成了我国民族刑事政策。后来这一政策上升
成了法律。不能不说，这一政策副作用明显，产生了不良的政治效果和严重社
会后果。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为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
轻或逃避惩罚。这一“两少一宽”政策加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刻意强
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化、宗教化，助长了少数民族地区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宗
教主义，还美其名曰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为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提供了生
存空间。
由此可知，我们首先得认识看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基本特征
怖联系最密切的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恐怖主义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中的
相关内容，通行观点认为，恐沛主义犯罪，是指组织、策划、领导、资助、实
施以对人身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害或制造社会恐俱气氛的暴力、威胁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中"暴力、威胁方法"包括使用武器、弹药等具有暴
力性质的工具，采取暗杀、劫持、绑架等暴力行为以及威胁的行为；"危险方法"包括使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公共安全"包括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宁、国家安全与发展以及人[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特定的个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无论是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民族或种族等何
种原因引起，恐怖主义的目的都旨在使公众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产生恐慌。
恐怖主义犯罪为了实现恶意目的，采取恐怖手段，制造恐怖效果，给不特定的
人造成严重伤害，并造成了普遍恐怖感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限于特定的
主体，个人、组织或国家都有可能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恐怖主义犯罪也没
有特定的客体，个人、组织或国家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针对的目标和侵害
的对象。恐怖主义犯罪最大的特点是以恐怖行为为手段，其犯罪目标的实现以
造成社会普遍的恐怖感为标志。其犯罪目标和侵害对象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
分离的，但即便犯罪目标和侵害对象是分离的，两者之间也总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为的本质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目标的随意性，唯一的方法是暴行，
二是结果的无预测性，唯一可预测的结果是在人群中产生直接的极大的恐慌与
震撼。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国际犯罪，
而非纯正的政治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往往经过了精心策划，有组织地用极血腥
的暴力手段实施，其犯罪主体具有超常的犯罪技能。这种犯罪针对不特定人群，
旨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也就决定了它的背后往往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否则无法实现。而这种财力支持，经常是由盘踞在某个国家的恐怖组织提供的，因此往往造成国家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升级，甚至危害世界和平。这种犯罪的国际性要求必须对其加大国际联合惩治力度。
那么，面对如此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一是健全反恐法律，为反恐提供法律依据。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法律没有对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作出明确定义，这直接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和对涉恐资产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合作。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在反恐立法上迈出了第一步，为反恐指明了方向。
二是构建反恐体系，为反恐提供机制保障。早在1982年，我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这是我国反恐力量的较早雏形。2004年，公安部成立反恐局。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武警、公安特警和军队为主的一线反恐力量，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反恐力量体系。去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反恐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化反恐战略顶层设计的又一重大步骤。
三是推进国际合作，为反恐营造有利环境。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国际公害。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进入快车道，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外合作反恐的成功典范。反恐任务，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