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八大趋势
作者：时间：2009-05-10 浏览次数：941 次
摘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动力”和市场化、城市化“拉力”的牵引下，我国社会阶层仍将呈现出多样化和高速度的分化、发展态势。这种分化的进步性在于社会流动性增强冲击了原“准身份社会”条件下不平等、固定化的社会格局，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萌发，并由此形成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使构建“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民主化与良性化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阶层分化也表现得更为复杂，“体制外”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扩大、影响贫富差距的新因素介入、潜在的压力团体现象开始出现等都为政治发展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
关键词：阶层；阶层分化；身份；趋势
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仍然只是一个较长时期社会分化过程的组成部分。21世纪初，也即预想中的全面社会转型和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基本完成之前，中国社会还不会迅速转入常规性发展、常规性分化的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政治发展将迈入新阶段，其必将会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去，并促使这一分化产生出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产业革命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动力”
21世纪初与上世纪末相比，产业革命是阶层分化的“原动力”这一点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即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深刻的“产业革命”，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端倪，90年代中期进入高潮。现在，在东部、中部农村，工业化的潮流汹涌澎湃，并迅速向西部蔓延。这场产业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首当其冲，其基本规定性是社会成员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从“夕阳产业”流向“朝阳产业”，从而造成与“朝阳产业”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
即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社会成员结构的重组，这一点最明显表现为乡村工业化带动了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和城市白领阶层的迅速壮大。
其中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不是“计划”和“引导”的结果，而是第一产业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力有待转移与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强劲需求之间的互补趋向。当人们非要在他们的称谓前冠以“乡镇”时，这支产业工人大军已经悄然发展到一亿多人。并且，随着改制和经济形式融合过程的推进，乡镇企业正在成为一个“管理概念”，其职工正在融汇为“普通工人”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历史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革命相应地带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上升，这使从事第三产业部门劳动的职工队伍会有显著壮大。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现存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从业人员2500万，有研发机构800多个，这些都会直接扩大白领、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的规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产业革命最先引发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伴随着企业技术进步和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会有所扩大，进而将会是劳动力构成的“白领化”。如果以1比1为转变的基本标志的话，我国已经在新世纪到来之前(1997年)迈过前一个临界线——“吃工商业饭”的人口超过“吃农业饭”的人口，并且有可能在21世纪前期，迈过第二个临界线——广义白领的人数开始超过广义蓝领(蓝领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当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迈过这第二个临界线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渡，在202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不大。
二、市场化和城市化共同充当阶层分化的“拉力”
产业革命是推力，市场化则是拉力，但与20世纪后期不同的是，提速在即的城市化过程也将成为我国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拉力。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自然要以搞活流通为突破口，而市场和流通是天然的“效益派”，这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从传统上看很难接受的问题，包括带来某些弊端。但是，我们不能用制止市场化的方式来避免这些问题，而只能在市场化过程中学会解决这些问题，即在适应中解决。其解决的关键，是要求我们在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在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之间，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健康的关系。
应当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包括对个体私营阶层的影响在主流上是积极的。市场化推动了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并产生社会激励效应，为人们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和动力。我们承认在以市场化和鼓励发展流通来牵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确实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拜金主义和聚财、敛财的社会心理，但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以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的现象，几乎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所有国家都出现过，中国恐怕也不例外。此时我们应采取的恰当做法是通过政府行为，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实际地位，提高在这些领域坚持工作并卓有成效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待遇、社会待遇的办法，来从“侧面”加以间接的调整和抵消。
在继续坚持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而最与其密切相关的当属农民阶级。在21世纪初，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今后一段时间内，年均要有1000万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领域，1000万进城，数百万人转入个体。这就意味着，如果以“9亿农民”为基数，每年要有3％左右的农村人口迈出农门；如果以约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三产业。有分析认为，到2010年、2020年城市化水平会渐次达到45％、50％。也有预计，今后30年，约有5亿农村人口将进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5％。虽然，这些分析还较为粗略，尚待论证，但大趋势没有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分化还表现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多数农民敢于迈出靠田吃饭的狭小天地，对走向市场抱有极大的热晴。
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发展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有很大变化。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农民工的态度已经有了历史性改变。一个5000人范围的调查表明，浙江、北京和天津最让农民工满意，而关键因素是是否能够享受“同城待遇”。农民工也与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相当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和“第二代”已把融入城市、彻底进人工人行列作为个人和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57.1％的农民工把子女教育摆在第一位，68.8％的农民工希望孩子上大学，在城市买房成为其重要追求。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一个由“一分为三”到“五位一体”的一体化发展时期。由于公有制企业陆续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转换了经营机制，乡镇企业的普遍规范化，外资企业一定程度的“中国化”，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户雇工的大幅度增加，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入城市和较为稳定的在城市劳动、生活，以这五种企业(含工商大户)为载体的中国工人的五大方面军之间的差别，包括引人注目的收入方式和收入多寡的差别都在相应缩小。到世纪之交，一支规模3亿人左右的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大军正在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东方，并且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巨大社会利益群体。
三、与“体制外”因素相联系的阶层将明显扩大
在改革进程中，“单位”的控制面缩小，“体制外”的空间拉大，各种以非公经济为载体的阶层将继续扩大。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年均净增600多万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从2.79亿增长到3.49亿；城镇非公经济就业人数从1.5亿增长到2.07亿。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高层对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只要依法经营，就要扶持；在不发达地区，更应鼓励其发展。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也即“非公36条”，社会影响很大。随着政策的宽松和工商管理的规范化，
部分“戴红帽子”的私企和个体大户将“脱帽加冕”。这会导致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也会使他们雇用的工人、经营者等相应增加。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出现若干新阶层。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曾经提到了六个“新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虽然从学术角度看，这六个阶层之间在逻辑上部分交叉，但其共性也很明显，即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外”因素相联系。高层关注这些新阶层，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随着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职能调整，其厂长、经理将从党政干部、企业干部和村组干部中分解出来，和私企外企的经营者一起陆续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阶层。它的最大特点是，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支配一部分社会财富，同时是所有者与一般白领蓝领之间联系的纽带，并由此形成他们在社会政治中的发言权。另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休闲人士”群体，今后还会面临“老人”成为“新阶层”的课题。中国目前领取退休费和社会养老金的人口就达5000万人左右，据说，仅仅有长期护理需要的老年人口就达到3000多万。所以，对退休者“阶层化”问题，要给予足够注意。
四、社会流动加快，“两栖人”减少，“身份”因素加快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已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速流动期。上海“青年发展报告”显示，青年职业流动率已达23.8％，职业流动预期高达56.3％。也有报告显示，2005年上海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与上年相比缩短了9.2个月，而且学历越高，流动周期越短。面向未来，抛开这些数字，中国在社会流动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在于，“从一而终”已不是一种道德，改变阶层归属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虽然还无法具体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流动的平均频率，但已
可以有把握地说，以往限制人员流动的主要因素，如户口、档案和单位体制等在控制流动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官方开始谨慎地调整政策，比如，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以“蓝印户口”的方式管理流动人口，“只要能干，不要档案”已成为很多企业和被招聘人员的共同观念。
与此相联系，“停薪留职”等“两栖人”现象将趋于消失。现在，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党政机关已不再允许“停薪留职”；党政机关所办的实体已经强行脱钩。“两栖人”现象正在向“两栖家庭”等现象转换，“红顶商人”、“官商双栖”等也都出现了新的变种。“官煤”现象，有执法部门背景的某些公交线路，都折射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无论如何，在21世纪初，这种现象有望得到缓解，但让它们很快完全退出社会舞台，恐怕比较困难。
此外，“身份”因素正在逐步淡化。在大批农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城市流动已成定局的同时，一批城市人口也在尝试到乡下创业。农产品市场广阔，政策扶持的导向明显，利润率高于第二、三产业，一些懂技术的人士因此抢先利用优惠政策，以投资或承包等形式跳入“农门”，甚至兴办产业服务体系。虽然在“双向流动”中也可能出现“两栖人”现象，但“双向流动”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流动，对于残存的身份因素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同时，“临时工”一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96年底开始，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都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度。还有已经和即将实行的无身份限制的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200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等，也都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但是，在这方面，需要指出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不彻底性。比如，临时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变通”后的差别待遇依然存在；二是“官本位”因素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是关于人们“待遇”的核心制度，是身份体系的基础。尽管人们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来推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但却依然不到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社会还是以官阶作为衡量身份的基本依据，其把所有单位和个人都纳入行政系列的做法没有真正得到实质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