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
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己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
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
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
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钱兆华在《科学·哲学·文化》
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干质疑。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和《被人误读的李约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澄清，并企图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李约瑟。之后，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此外，席泽宗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桂质亮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一文;赵建军，周峰从《李约瑟问题的内涵与我们应有的理论视野》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应答的误区;董英哲、吴国源发表《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反思》等等。
二、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探究
在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之后，以下就李约瑟的具体研究思路、前提假设及其方法分别进行剖析。
李约瑟本人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他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认为:“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百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1]
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4]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
(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
“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
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正如埃德兰·莫兰(Edgar Morin)所说:“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科学生命力
的不可缺少的条件。”[6]
另一方面，李约瑟又是反“科学中心主义”的。他写作《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而且他发现，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断定这种说法是西方的无知与傲慢的标记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将全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7]而这些发明最早都是由中国人作出的。这样，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他就不经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同时代的和前辈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对中国存有的陈腐偏见，而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
(二)“罗列因素法”的使用
李约瑟研究其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设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标志(如假说的数学表达，实验方法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其次是确定产生近代科学的必要前提，再次为分析(在社会、经济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构筑科学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关因素。这些方法使李约瑟识别出一
些消极阻碍因素，并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论断中国不存在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而西欧则显然存在)。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造成了无休止地罗列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学革命何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的系统的理论纲领。”[8]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深受这种“罗列因素法”的影响。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学者们已经列举出数十种因素(诸如地理、经济、政治、逻辑等等)，这些因素从社会层面到哲学层面，涉及方方面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决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就总体而言，这还只是一种铺陈式的整理描述性的工作，离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恐怕还有不小的距离。这种方法一方面因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而仅仅体现为因素的简单堆积和罗列;另一方面在于仅仅用定性的、笼统的说明比较恐怕很难具备切实的说服力。
(三)计量史学的比较方法
李约瑟是第一位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处理中西科技文化不同发展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有着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西方中世纪那个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西方科技水平则处于发展的低谷期。但是，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被西方赶上了，以后西方科技文化处于不断地加速发展的状态，而中国却始终沿着一条平缓的曲线作缓慢地上升。李约瑟根据科学水平与时间之间的序列关系作了一个科技史学界众所周知的趋势图(见图一[9])，并根据这种趋势进一步地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处理了世界科技文化的演进规律(见表1 [10])。他认为中西科技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两个重要的特征
点:“融合点”与“超越点”。如果以科学水平作为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所涉及的现象综合性越强，那么在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之间，它的超越点和融合点的时间间隔越长。从量化上看，中西方科技文化的融合点与超越点存在着一个时间区间。李约瑟把这种现象称为“世界科学兴起规律”，正如下图所示。
受李约瑟计量史学工作的影响，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中西科技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量化工作。金观涛等人在《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11]中统计了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两千年五百年时间内近二千项科技成果，根据各项成果在学科范围内的地位及其对社会影响程度的大小，制定不同的计分标准，做出中西方科技文化的水平随时间发展的数列关系，也得到几组和图一相似的重要的曲线。
虽然传统的这些计量史学方法的比较研究能够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但仔细地分析其理论根据和曲线的构成便会发现几个问题。首先，科技发展水平与时间之间的计量分析和曲线构画的立论根据来自于现在流行的西方科技观，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技观。事实上，在中西科技文化的各自发展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世界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中国走了一条科技伦理化的道路，而西方走了一条科技自然主义的道路。因此，简单地立足于西方坐标系中来定量分析或者构画中西科技发展的曲线难以全面地反映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状况。
其次，描绘中西方科技文化发展轨迹的思路基本上是在一种线性
思维系统中进行的，把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简单地看成是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与时间序列的线性对应，这样科技文化发展中的非线性变化现象(诸如多因素相互作用、文化分岔和自相似性等)就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科技文化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科学问题、科学观察和实验、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化等等，它们之间相关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最后，曲线构画的方法是把统计的结果简单地反映到科学水平和时间构成的二维坐标体系上去。总之，传统计量史学的比较方法从非线性科学理论上看，主要是不能真实地反映科技文化这种非线性系统在远离自身平衡态时所出现的突变现象。
进而，李约瑟尝试给出了他的解答。即认为:一方面，外部因素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另一方面，中国思想风格中固有的内部因素也阻碍了哲学层次上的理性主义演绎因果解释方式的抽象化发展。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是存在亚洲官僚化的社会形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近代欧洲意义下的资产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缺乏。
三、“李约瑟难题”解答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实际上要分为两个部分，简而言之，就是要回答所谓的为什么“领先”和“落后”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在文化吸引子的规范之下，中国科学研究的最终导向也就倾向于实用化。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以理节情的生活态度;第二，它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实用、实际和实行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第三，它
并不是从当今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
虽然我们对实用理性传统的探讨主要是从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和社会两方面展开的，但实际上科学自身的发展动力在中国却从来不是主要的，而这种实用性传统也早己积淀于政治经济和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了。因而，对于为什么“领先”的问题可以考虑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金观涛、刘清峰等人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所说的宗法一体化结构)使得中国社会从奴隶到封建的转变在中华地域内就可完成，从而使得原有的社会文明能够持续发展，而不是象古希腊罗马那样，科学文化备受蛮族入侵的摧残，表现出极大的起伏性。这就表明，在中国这种社会结构下的非线性相干机制不仅不甚强烈，而且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导致科技文化系统达不到能够重组的临界网值，使得内涨落在结构的制约下不可能被放大。而西方的这种起伏性，正充分反映了它们的系统处于经常性的涨落之中，这就带来了它们系统经常性地解构重组式的自组织发展。
其次，欧洲中世纪教会采取了一种普遍的思想禁锢政策，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虽然也“独尊儒术”，但人们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并没有对实用技术的追求进行太大的限制，因而这种思想的相对自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为有利。
再次，中央集权制在巩固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的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官僚制度的特色诚如韦伯所说，是技术性、服务性和专业性的，因而带有高度的
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点正是促进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制度的形成却是在中国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出于实际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而来。一方面，而由于黄河巨大的含沙量经常导致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另一方面，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使得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西北地区干燥，群居着游牧民族。因而当气候不利的时候，游牧民族便会向中原发起进攻、挑起战事。而这样的斗争则延续了两千年。因而基于全国国防线的考虑，即使在国防上也要求中央集权，而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12]在这种集权制的规范和选择支配下，中国的许多科学著作、技术发明就直接起因于这样的实际需要—即怎样管理好幅员辽阔的国家。天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因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天文研究都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天文观察和预测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立法和报时则为了生活和仪式上的实用。这样，由于专注于实用，中国的天文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张衡发明浑天仪，祖冲之实测岁差、制大明历，郭守敬发明简仪。中国的这种实用理性传统在科技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就表现出强烈的选择、规范和支
配效应，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而西方思辩化的认知取向在发挥序参量的功能时，使得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只是少数人业余从事的一种消遣活动。当古代中国人正在实际需要的观念趋势下忙于巨大创造的时候，古代希腊人却从实用的绳索中挣脱出来。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故代希腊人的科技活动便不再受制于实用性，正如瓦托夫斯基说:“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的范围”[13]这种思辩理性的传统就使得他们在认知的选择上就偏重于科学理论，而轻视技术经验。表现在观念上，如柏拉图认为机械是下流的，具有读神的性质，阿基米德尽管具有技术发明的天才，但他宁愿专心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并且因为它很少面向社会，故而难以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技术也没有长足的进步。而这样的状况直到近代科学出现了“技术化取向”之后才完全改观，并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巧世纪期间得以持续，因而在历史的不断积淀中，从宏观的表现形态来看，就验证了李约瑟所说的，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一方面促使中国在经验基础上发展科学技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因为同样的原因使得传统中缺乏了科学加速度发展的必要因素。而这种实用化的价值取向作为我们的文化吸引子究竟是怎样发挥其选择、规范和支配效应的呢?这里我们重点从三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及的，中央集权制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稳定的需要，不论对科学发展的路向乃至科
学研究的内容都施加了强烈的规范和选择性支配效应，尤以天文学的发展为最。因而，政治上的实用使中国人缺乏追求定理的信念，官方天文学者由于缺乏超实用的好奇心，天文学的发展最终便停滞下来了。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官方天文学者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走上了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玄学的道路，因而致力于对天文现象的人文解释，而放弃了客观真理的追求。
其次，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在我们前面讨论中西科技的起源时的许多例证就以表明，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内在要求科学具有实用性。因而，它一方面对科学发展进行规范，即把科学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象《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也只是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以经验规则的形式表述出来，很少作理论上的
探讨。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的内容进行支配和选择，这就使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常把注意力集中到农学以及和农业有关的问题上来，从而削弱了对其它学科领域的探讨。但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毕竟是极其有限的，它不仅把广大人民终身限制在土地上，使其难于接受新事物，而易于满足和安于现状，求知之心不迫切;而且由于这种经济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因而人们既不能、也不愿采用先进技术来改进生产，这样，技术水平低下乃至停滞不前，重要发明在生产中得不到广泛应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次，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探讨的，从科学技术系统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用理性蕴含着以下两方面的消极因素:其一，急功近利，讲究实用。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它不能落实到某种用处上，且这种用
处是可以通过感性直观到的，人们就宣布它是奢侈品，它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是可以弃之不顾的。其二，易于满足，缺乏宏大的目标。由于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所以只要人生日用得到了满足，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要达到了“温饱’，人们也就自得其乐，再也没有更多的追求了。所谓“温饱”，也就是“饱食暖衣”，专指人们的物质生活。事实上，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和诊释他们心目中的“幸福”，至于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那就完全可以略去不计了。
也正因为此，“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具有抽象兴趣的名家和墨辩没能得到发展，到了汉代大一统意识形态确定后，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便随之确定难以动摇了。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14]实用理性奠基于经验论的基础之上，强调直观和道德，强调与日常生活地实际相结合，它尤为强调的是理论必须具有实践和实用的品格。因而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一切科学都要为现实服务，缺乏独立精神。科学的实用性使得许多科学的发展都被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只是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以经验规则的形式表述出来，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科学的实用倾向也使得对科学发展的需求十分有限。人们仅仅局限于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而对于生活之外的事务则少有涉及。
这种实用化的认知取向进而对各种学科进行了选择乃至规范，天文学的研究就成了制定历法，历法的实用则使天文学史变成计算技术的发展史;地学是为了战争、生产和生活，医学是为了治病，生物学主要是为了记述农业、畜牧业的经验。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就像一个功能强大的过滤器，它对科学研究的内容进行层层筛选，这就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实用化的取向从而淘汰了许多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并支配着中国的科学最终走上了实用科学的发展道路。
而在这种实用的心态下，必然造成对于理论研究和建构的忽视。人们在生产中对凡是能提高产量的措施就加以采用，从不追究什么原因，工匠只知承师手艺，亦步亦趋，从不去追问其中道理，大家都是知其然，不想知其所以然。反映在科学上，学者只知记述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只满足于解决世纪问题，或只知记载某种现象，从不去加以概括提高，这就形成了以描述性为特征的科学，使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对观察材料的收集和积累的阶段上。[15]就数学而言，这种传统使代数学发达，而几何学却相当的贫弱，因此也无法提出合理的几何模型来了解天文现象。就张衡的“浑天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而言，虽然从天文观察和计算来说，两者的结论比较接近，但是就理论的结构而言，托勒密的天文学更为科学和更接近近代。因为，在张衡的天文学体系中存在实用的技术化倾向，缺乏原始科学结构的示范作用。托勒密是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示范来建立其天文学理论的。故而，张衡的主要兴趣在于行星运动的代数特征，而托勒密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代数与几何学的基础上，并利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观察和计算，这是
张衡天文学中所没有的。[16]
此外，这种实用化取向也导致了理论和经验技术独立发展，其这种差别由下图可见一般[17]
从图二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科学技术史和中国一样，理论、技术是独立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表现得极不明显，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思辩化取向”主导的时期。这表明科学还没有形成统一体，其中的理论和技术还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发展。在宏观上这将表现为科学发展的积累效应，它的发展只能是缓慢的、平淡的，其中不存在科学传统的任何变革。这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但由图可知，十一世纪之后的欧洲，理论和技术要素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表明，11世纪以后的欧洲，科学统一体逐渐形成，科学发展有了科学内部的动力，己经能够摆脱单纯对社会的依赖了。而中国的这种因素则却始终没有形成。[18] 造成这种原因的关键就在于西方科技文化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序参量—即“技术化取向”的因素。当然它的产生不仅得益于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效果，而且也是当时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此外也受益于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的复兴和最后突破、数学领域的巨大发展和力学的全新概念框架的获得所带来的那个时代科学知识体系和新世界图景的贡献。因而，这一序参量和“思辩化取向”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就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带来了崭新的形象:首先带来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即把自然视为客体，人是主体和行为者。从而
使人能够以独立的观察者和控制者的身份来面对自然。这就使自然的这种严格的对象化成为可能，它暗示着事实和价值的截然分离，描述和规定的截然分离。其次，新科学带来了的第二个有意义的特性是，物体和自然过程可以分析为各种构成部分，从其部分的性质人们可以“综合”出其整体的性质。伽利略把这一点美妙地描述为分解的方法(metodo reslutivo)和合成的方法(metodo compositivo)。第三个特性就是实验。实验方法的伟大理论家是弗朗西斯·培根，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名伟大的实验家。对于培根来说，实验首先是系统地探究因果关系的方法，通过再现原因或者抑止原因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控制该原因的结果。于是，这表达了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希腊科学所陌生的，但在中世纪的巫术那里却很典型，因此，这种实验主义精神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文化给西方科学的一个遗产。[19]因而，当它们作为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序参量真正发挥作用后，就对西方的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是科学技术的增长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发展速度。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却只能在实用化取向的吸引子的支配下呈缓慢地发展轨迹。
不仅如此，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扎根，不仅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终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也要归功于科学最终走出书斋、融入社会，走上了社会建制化的道路。这就使得西方的这种思辩理性传统最终和社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技术化取向所必然完成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中国却始终没能够走上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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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转引自刘则渊著，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55
[18]宋子良，理论科技史，湖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71-73
[19]冯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3-34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解读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 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 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1.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2.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3.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班级：机制1206961 学号: 120696120 姓名: 钱春华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
自然辩证法作业
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姓名：张秋杰学号：1211302014 李约瑟难题解答及其理论启示 摘要: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就是运用了大量历史事实和范例,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和分析。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经典理论解答; 理论启示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 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对此问题,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争论和解答众说纷纭, 各有千秋。如果说“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和讨论曾一度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的话, 那么由此所触发的一系列思考和启示, 才是真正深刻而久远的, 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代意义。 一、“李约瑟难题”概述 英国著名学者, 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1900年至1995年)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 远胜于西欧, 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 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 国内外一些学者做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纪之初, 重新探究这一问题, 寻找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是遵循这一宗旨进行理论探究和分析, 以求效用。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
内涵阐释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学科%网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念；二是中国人的发明过于讲究实用，更多停留在经验阶段，从未深入探讨过其中包含的物理化学知识；三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存在扼杀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思想被严重束缚。 解读：中国近代为何没有产生科学，大家各抒己见，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也都很有说服力。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非要从中国古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心理以及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上去寻求答案。 首先，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基本内容。手工业是农业的附庸，商品经济受重农抑商政策限制而不能顺利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 学号： 专业： 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 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学号：专业：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李约瑟之谜描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一方面，直到明代和清代，新技术不乏出现，另一方面，历史上如此多的优秀技术，竟然一直缺乏科学理论化的概括，直至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的发展，被其他国家侵略。 要解释李约瑟之谜，首先要考虑一下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并将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之进行比较。 6.1 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 考察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可以发现几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1）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美）詹姆斯.W.汤普逊,商务印书馆，1996年），只有依靠手工业，以贸易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于是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阶层：商人、资本家和工人。生产或者经营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 （2）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民主体制，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完全控制国际市场。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农业发展落后，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航海业和商业的缘故（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 （3）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工业革命前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也试图压制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但是当资本家、工人和商人的经济利益的发展受到这种政治体制的阻碍而无法进一步提高时，矛盾的激化将必然导致新科技的产生和相应的政治变革。 所以可以这样说，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并且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耕地面积、气候条件等），一直难以得到提高。这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发展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当这三个重要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在科学技术和理论方面有较大突破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时，就必然地出现了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非农业科学技术。 与此相对应，我国古代的资源禀赋特别适合农业生产，农民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农业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结果： (i)农业的发达，使得农民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点。 (ii)与自然经济最适合的政治体制莫过于中央集权制（已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对于帝王而言，整个国家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帝王就是一个最大的地主。 (iii) 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所有的地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需要民众“本分受法”，而对于民众而言，只要有一小块地，就能够生存，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农田，“本分受法”的风险最小。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圣经，而以服从为特点的“三纲五常”就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iv)这种情况下，新的科学理论的创新就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极限，只要还有提高的余地（满足自给自足的余地），(i),(ii) 和(iii) 的关系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很难被打破。历次改朝换代的原因是土地的分配，而每个朝代初期的兴盛也是由于土地的分配，这些政权更替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土地分配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正如林先生文中指出的，我国古代的人地比率并非总是在减少，而是17世纪中叶比11世纪有所增加，也说明了古人为了缓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压力而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 (i),(ii)和(iii)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也说明，在14世纪，中国的市场发育和生产率水平虽然已经较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时还是以农为本。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商和经营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购买土地。只要有了足够的土地，他们就会舒适地当起地主，因为地主的休闲显然要多于其他工作（经商和搞手工业）。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把那些典卖自家土地的人称为“败家子”。 (v)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只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可称之为“李约瑟瓶颈”，是指在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最高水平。）不被打破，由此产生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科学技术的根本性创新成为梦想。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人口的剧增，这个瓶颈就要被打破，但是太晚了，西方人的侵略开始了。 6.2 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早已结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实际上，中国人以前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注重提高产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自给自足思想的影响，当然，60年代的自然灾害对决策者心理的影响也不可否认。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已经逐渐能够满足口粮消费并且出现了剩余，在需求渐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口粮得到满足的农户收入的增长慢了下来，所以决策层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以下几点都是应该考虑的： （1）改变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从只注重农产品的产量转向口粮安全。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建议（黄季焜，1996）。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应该更加注意国内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市场行情，根据市场需求相应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2）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最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将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 （3）加强文化道德建设，提倡求实和创新应该成为“以德治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词概括就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意味着求实，求是意味着追求真理的创新过程。这是整个科学发展历史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 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李约瑟难题 1 “李约瑟难题”之问及研究意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注明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中世纪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关于中国文明中是否曾出现过作用巨大的“科学技术”，又或者中国是否曾在某一阶段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欧洲，这在学界有着很大争论。这些争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与提示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两个问题：1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发展进程中会整体落后与西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求解李约瑟难题过程的实质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规律与启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问题。 2 政治经济制度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而这与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都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我们潜意识里都会认为东西方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建制”是相同的。 2.1 经济制度 旧社会中国的农民是自由农民，他们从皇帝那里领到土地维持家用，同时对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提供赋税，并受统一的法律制约和保护；中央政府从农民那里
取得赋税来维持军队，而军队的士兵也来自农民。这样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利、很大的力量建立强大军队，可以随时铲除任何挑战中央集权的豪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的局势，是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小农经济使得人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土地便可维持生活所需，所以贵族阶级甚至全社会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便产生了强烈的重农轻商，对经商致富以鄙夷的态度，于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生产力上也没有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要求。 欧洲土地制度非常不同。在欧洲封建的制度是庄园制。贵族名义上是从国王那里领到土地，但贵族是庄园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于是贵族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农奴靠耕作他们领土的土地而养家糊口，国王在把土地封给贵族的同时，贵族需要提供一定的军备和粮食，国王的资源来自贵族，于是国王不具备压制贵族的能力。中世纪的庄园制：贵族拥有土地、农奴为领主劳动以谋生存，这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局势。于是，中间阶层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势力和自由，贵族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变得更为强大，对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技有更强烈的欲望。直到中世纪的默契，即开始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很多领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把土地用于养羊，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 2.2 政治制度 贵族阶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建制决定统治阶层的权力依靠于贵族的支持，所以贵族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没落贵族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要求思想的解放和探索精神。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贵族靠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的身份依赖于王族的庇护，一旦这个特权和庇护失去，贵族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以“学优则仕”的准则来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近现代史资料 题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又名：李约瑟难题（资料从此入手容易查） 关键字：近代科学，中国与欧洲，十七世纪，文艺复兴 一．中欧概括性对比： 从中国的角度:①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③思想文化的专制，压制了人的思想④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⑤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新经济和西方思想的传入 从欧洲的角度: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殖民扩张，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 二．多方面解析 1中国方面：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关。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
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2）.科举制度 他认为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3）.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摘要：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是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速度。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才能使得自己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如何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许多困难，一项新的技术的突破，一个新的科学发明，发展到后来却变得与本来的意义不一致甚至是相反，有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异化。因此，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人们都希望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深刻思考，能更好地定位科学的价值，以及怎样能更好的利用科学这个工具，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贡献。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制度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国家建立一种相对优越相对进步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浅析“李约瑟难题” 在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中，他在其所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
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提出了很客观的批评。 二、用“两段论”的方法分析“李约瑟难题” 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说中国处于世界科学和技术的领先水平，并且远远的超过了西欧各国；后一个阶段是说欧洲各国经过一系列的革命之后迅速的超越了中国。纵览全线，通过比较两个时期阶段中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制度，我们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所在，前一阶段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优越于西欧的奴隶制度，后一阶段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 1、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超欧洲 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
简析“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及给予的启示 摘要:李约瑟难题是指自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在自然科学及技术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地落在了西方后面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相继作出了大量的探索。通过解读“李约瑟难题”，去寻求与科学特性相吻合的民主制度和开放的思想观念，以及科学创新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科学发展的规律。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促进我国科技的飞跃式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科学发展 李约瑟难题的由来：英国胚胎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15、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突然落后了? 李约瑟产生的疑问, 在其后的论著中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李约瑟难题”。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产生的由来，它表述的是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及技术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有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它们分别促进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与科技发展（印刷术、火药）、宗教改革（印刷术）、地理大发现（指南针）；为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条件；而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没有起到决定性支撑作用。同时，更深一层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处境：中国长期处于经验科学阶段, 没有发展到近代意义上的理论科学；中国缺乏理论(形式逻辑)和几何学, 但产生了有机自然观。中国没有产生欧洲伽利略式的近代科学；中国科学一直在稳缓地前进, 只是相对于16 世纪后的伽利略式的科学落后了。 有人说：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没有答案！我想也是。这里不是说没有答案，而是没有固定的答案，每个对李约瑟难题有所理解的人都会有各自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益发展昌盛的中国文化环境中 ,中国科学学界对“李约瑟难题”萌生浓厚了很大的兴趣。分别在不同方面进行探讨：从科技、经济、制度，到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教育制度等，但初探时并未注重李约瑟本人如何表述这个问题,而是试图抓住问题的主旨——“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或者说一直梗在中国学者心头的一棵刺一样的问题：“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产生直接针对“李约瑟难题”的学术探索。 并在随后,开始回头细究“李约瑟难题”的原本表述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中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李约瑟难题”是否有学术价值?应该放弃难题还是应该探讨?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这些探索和讨论,展现了多方位的视角和观点,加深了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历史文化意蕴的认识，也加深了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可以说“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是一块任人敲击的燧石 ,它反射的火星在启发敲击者和旁观者, 甚至给人类文明史的探索投来亮光。 虽然李约瑟难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历史却是不容改变的！回顾“李约瑟难题”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或许我们能距离“李约瑟难题真正的答案”更近一些。 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在人民生产生活、社会活动、祭祀礼仪等各方面都有着远高于西方的技术，这也促使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算术几何等的发展。古代农学成就：贾思勰《齐民要术》是现存第一部完整农书，医学成就：《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临床学经典，发明最早的麻醉药剂——“麻沸散，古代天文学成就浑象仪、地动仪，数学成就《九章算术》（世界上最先进），标志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中国古代更是有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甚至被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但问题是，四大发明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