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地圆学说？
2015-12-16 11:24:15 来源：趣历史
中国古代地圆学说的文献证据
标题中的问题，是在明末西方地圆说传入中国，并被一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之后，才产生的。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国学者热衷于为祖先争荣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众口一辞的“有”。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一点复杂，并非简单的“有”或“没有”所能解决。
认为中国古代有地圆学说，主要有如下几条文献：
《庄子·天下篇》引惠施：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东汉时张衡《浑天仪图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
三国时王蕃《浑天象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于地外，犹卵之裹黄，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南北极持其两端，其天与日月星宿斜而回转。
惠施的话，如果假定地球是圆的，可以讲得通，所以被视为地圆说的证据之一。后面两条，则已明确断言大地为球形。所以许多人据此相信中国古代已有地圆学说。
但是，所谓“地圆学说”，并不是承认地球是球形就了事了。
西方地圆学说的两大要点
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圆学说是与整个球面天文学体系——该体系直到两千多年后今天的现代天文学中仍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圆说实际有两大要点：
一、大地为球形；
二、地球与“天”相比非常之小。
第一点容易理解，但第二点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直观了。
在球面天文学中，只有极少数情况，比如考虑地平视差、月蚀等问题时，才需要考虑地球自身的尺度，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忽略地球自身尺度的，即视地球为一个点。这样的忽略不仅完全合理，而且非常必要。这只需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不难明白：地球半径与地日距离两值之比约为1∶23456。
而地日距离在太阳系大行星中仅位列第三，太阳系的广阔已经可想而知。如果再进而考虑银河系、河外星系……，那就更广阔无垠，地球尺度与此相比，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古希腊人的宇宙虽以地球为中心，但他们发展出来的球面天文学却完全可以照搬到
日心宇宙和现代宇宙体系中使用——球面天文学本来就是测量和计算天体方位的，而我们人类毕竟是在地球上进行测量的。
再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人关于大地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将天地比作鸡蛋，那么显然，在他们心目中，天与地的尺度是相去不远的，事实正是如此。下面是中国古代关于天地尺度的一些数据：
《尔雅·释天》：天球直径为387,000里；地离天球内壳193,500里。
《河洛纬·甄耀度》：天地相距678,500里。
杨炯《浑天赋》：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余里。
以《尔雅·释天》中的说法为例，地球半径与太阳——古代中国人认为所有日月星辰都处在同一天球球面上——距离之比是1∶1。在这样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欧洲天文学，其中当然有地圆之说，虽然他们很少正面陈述地球与天相比甚小这一点，但因为在西方天文学传统中一向将此视为当然之理，自然反映于其理论及数据之中。例如《崇祯历书》论五大行星与地球之间距离，给出如下数据：土星距离地球：10,550地球半径；木星距离地球：3,990地球半径；火星距离地球：1,745地球半径……。这些数据虽与现代天文学的结论不甚符合，但仍可看出在西方宇宙模型中，地球的尺度相对而言非常之小。又如《崇祯历书》认为，“恒星天”距离地球约为14000地球半径之远，此值虽只有现代数值的一半多，毕竟并不离谱太远。
非常不幸的是，不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就无法发展出古希腊人那样的球面天文学。学者们曾为古代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现代天文学找过许多原因，诸如几何学不发达、不使用黄道体系等等，其实将地球看得太大，或许是致命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明末起，学
者们常常忽视上述重大区别，力言西方地圆说在中国“古已有之”，许多当代论著也经常重复与古人相似的错误。
中国人接受地圆观念的困难
有一些证据表明，西方地圆观念在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已经多次进入中国。例如，隋唐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其上多铸有地球图形。有时地球被握在君主手中，或是胜利女神站在地球上，有时是十字架立于地球之上，这就向中国人传递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又如，在唐代瞿昙悉达翻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太阳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阴影的半径，这就意味着地球是一个球形。再如，元代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西域仪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仪。
明末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地圆观念，曾受到相当强烈的排拒。例如，崇祯年间刊刻的宋应星著作《谈天》，其中谈到地圆说时说：
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
宋氏所引西人之说，显然来自利玛窦。而清初王夫之抨击西方地圆说甚烈，他既反对利玛窦地圆之说，也不相信这在西方古已有之。至于以控告耶稣会传教士著称的杨光先，攻击西方地圆之说，更在情理之中，杨氏说：
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
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中国学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某种知识“同构”的过程。现今学术界公认比较有成就的明、清天文学家，如徐光启、李天经、王锡
阐、梅文鼎、江永等等，无一例外都顺利接受了地圆说。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地圆说所持的理由，比如向北行进可以见到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增加、远方驶来的船先出现桅杆之尖、月蚀之时所见地影为圆形等等，对于有天文学造诣的学者来说通常很容易接受。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如何对待西方地圆说，有一典型个案可资考察：
秀水张雍敬，字简庵，“刻苦学问，文笔矫然，特潜心于历术，久而有得，著《定历玉衡》”——应是阐述中国传统历法之作。朋友向他表示，这种传统天学已经过时，应该学习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建议他去走访梅文鼎，可得进益。张遂千里往访，梅文鼎大喜，留他作客，切磋天文学一年有余。事后张雍敬著《宣城游学记》一书，记录这一年中研讨切磋天文学之所得，书前有潘耒所作之序，其中记述说：（张雍敬在宣城）逾年乃归，归而告余：赖此一行，得穷历法底蕴，始知中历西历各有短长，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废。朋友讲习之益，有如是夫！既复出一编示余曰：吾于勿庵（梅文鼎）辩论者数百条，皆已剖析明了，去异就同，归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决不敢从——与勿庵昆弟及汪乔年辈往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此编是也。
《宣城游学记》原书已轶，看来该书主要是记录他们关于地圆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梅文鼎之兼通中西天文学，更加之以其余数人，辩论一年之久，竟然仍未能说服张雍敬接受地圆概念，可见要接受西方地圆概念，对于一部分中国学者来说是何等困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高二年级组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 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 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 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
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导 启动文化专制主义的焚书（上） ?段落(1):今天咱们准备讲一个专题，专题的名字叫做秦汉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我们首先界定一下什么叫秦汉？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按照一般的约定，那就是从公元前的221年秦统一全国开始，这就进入了秦汉时期，然后到东汉王朝灭亡， ?段落(2):也就是说公元的220年被曹魏所取代，这中间大概一共是440年。传统上说，它包括三个朝代：“秦汉”时期包含三个朝代：秦西汉新莽王朝东汉秦、西汉还有东汉， ?段落(3):但是实际上在西汉和东汉中间，有一个新莽王朝，虽然它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它也应该算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么你说是四个朝代也可以。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的历史发展可以说像条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个阶段可以说都必不可少，都很重要，?段落(4):但是它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有些时期处于大的转折期，各方面都对后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时期则相对和缓，对后世的影响也就不太大。比如说有些时期它处于大的转折期，政治制度、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这样它对后代的影响就会特别大。而有的时期，相对处于比较和缓的时期，发展的比较迟缓，那么影响也就不太大， ?段落(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它上接先秦，它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体制截然不一样，从政治体制上，它来了一个翻天地覆的转折，而这个转折一直影响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秦汉奠定了 ?段落(6):中国古代两千年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说秦汉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年发展的基础，可能这个话不为过。所以正因为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假如我们不认真地来研究秦汉的历史，就很难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段落(7):也就说要发现中国社会的基本规律，要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重视对秦汉时期历史的研究。那么我们说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中华民族有重大的影响， ?段落(8):按照林剑鸣先生在《秦汉史》这部书里边所概括的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秦汉时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地主制的土地所有制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统一的大王朝的出现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比如说，中国古代的那种地主制的土地所有制；比如说，中国古代那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比如说，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 ?段落(9):大王朝的出现；还比如说，从思想文化方面开创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先河，所以从这些种种方面来看，秦汉时代对后代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 ?段落(10):秦汉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这样一个方面，同样它也是上承先秦，下启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在这个专题里，我们主要讲哪些内容呢？我想我们基本上按照秦汉思想发展的脉络， ?段落(11):以及秦汉文化的重要方面，我们准备给大家讲十个方面，我先把这十个方面的小题目说一下，然后咱们依次地来展开。第一个题目我想讲一焚书坑儒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出现 ?段落(12):第二个题目，我准备讲一下二汉初的黄老思想第三个方面我准备讲三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就是中国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强化 ?段落(13):儒学或者叫做经学意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是第三个小题目；第四个小题目，我想因为经学占据了垄断地位，于是，就开始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边的四经今古文之争就是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个学派的争论， ?段落(14):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五东汉“白虎观会议”也就是说在谶纬迷信达到高峰的时候，东汉的时期有了一次白虎观会议，对这股思想领域里边的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六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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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 前言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 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1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赏析 1.“古体诗”与“近体诗”概念辨析 （1）区别： 近体诗就是格律诗，包括绝句和律诗，也称为今体诗（相对唐宋而言）。在唐 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不包括所谓的“齐梁体”）,还有唐以后不合近体的诗也称 为古体诗。总的来说可以从句法、用韵、平仄上来区别。 在句法上：古体诗每句的字数不一，每首诗的句数也可以不一样。而近体诗只 有五言和七言两种，其中每首四句的为绝句，每首八句的为律诗，每首超过八 句的为排律或称为长律。 在用韵上：古体诗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韵，也就是说 可以在一首中换韵。而近体诗每首只可以用一个韵，再长的排律也不可以换 韵。古体诗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在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诗只在偶 数句上押韵（除第一句可押可不押）。古体诗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而近 体诗一般只可用平声韵。 在平仄方面：古体诗不讲究。而近体诗是十分讲究的。 在律诗中，第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 是尾联。颔联和颈联必须句形一样，词性相对，平仄相反，十分工整。实际上 三、四，五、六就是二副绝好的对联。 古体诗是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 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 比较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 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 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 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 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摹仿前代乐府而作，有 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 “三别”，白居易《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 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 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2）联系：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 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 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 《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 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 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 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 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 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
用西方理论解析中国古代文论 ——美籍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解析 徐志啸 刘若愚是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斯坦福大学已故教授。他早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在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曾先后任教于英国、香港、美国的多所大学。1967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诗学〉、《中国之侠〉、《李商隐的诗〉、《北宋六大词家〉、《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等学术著作和数十篇学术论文。他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造诣精深，特别注重于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这方面，他被西方汉学界称为开创性人物，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还努力融合中西诗学，建立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博得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是刘若愚生前的代表著作，它问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出版后，获得美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采用现代西方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学理论首屈一指的新著，内容丰富，阐述精辟，为西方人士提供了认识透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佳窗口、比较参照中西文学理论的最好模式。[1] 本文拟对该书作一番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梳理，从中汲取对我们中国读者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益的东西，同时有利于借助西方的眼光认识和比较中西文学理论的异同。 关于文学研究对象 刘若愚首先提出的一个认识观点，是文学研究对象问题。他认为，一般对文学研究，有两种分类，一是分为二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一是分为三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当中，对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还有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和分类。对此，刘若愚在开篇“绪论”中先列出了一张表，将自己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划分，作了图解——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两大部分，文学研究部分包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部分，其中文学批评分为理论性的批评和实用批评，理论性的批评由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性理论组成，实用批评由阐释和评价组成；文学批评部分包括批评史和批评的批评，其中批评的批评分为批评的理论性批评和批评的实用批评，前者包含批评的理论和批评性理论，后者包含阐释和评价。这里须要解释的，首先是文学批评这个概念，刘若愚认为它应该包含两个概念——理论探讨和实用批评，即总体的理论性探讨，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其次是所谓理论性批评，它包括文学的理论——属本体上
概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曾叫“古代文论”，全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时空是“中国古代”；包含“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两个方面。 文艺学的分支：文学史（文学发展史）：是探讨各民族文学发展或世界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阐述发展规律的学科。它在历史的过程中对文学作个别的、具体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文学批评：是分析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学科。一般针对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属于个别、具体的研究。 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普遍、一般规律，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树立基本的文学观念。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文学史 文学创作（作家——作品）文学鉴赏（作品——读者） “意境”，王国维认为作品有境界，必须做到情景交融，“‘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因“闹”字逼真地刻画出红杏怒放的蓬勃生机，又满含着诗人喜迎春色的欢愉之情；“‘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因“弄”字既细致地刻画出淡云拂月，花枝摇曳的美好夜色，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于春色将阑的惋惜之情。对这两佳句的分析是文学批评，其成果为总结意境的理论提供依据，而在文学史中，许多人都在证明意境的存在。 一、中国古代文论与批评的民族化特色 １．批评家的非职业化 西方文学批评转化为商品生产，成为独立职业。 中国文学批评是士大夫仕宦以外聊以娱人娱己的风雅余事，“余事作诗人”，“余事作批评”。 西方文学批评原训“文学裁判”（literary criticism）。十八世纪以前，西方盛行“判官式的批评”，批评家与作家势不两立。十九世纪以后，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才逐渐缓解。 法国法朗士（1844-1924）《生活文学》宣扬印象主义批评理论，“为了真诚坦白”，“把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述”，“把冷嘲和同情都摆在读者面前，由他们看了以后自己去作判断”。 批评与创作的对立，到近代才消除融合。英国诗人爱理阿德主张“创作必寓批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主张“批评必寓创作”。 中国批评家们本身就是诗人、作家，既富有理性思考，又具有创作体验。文学批评的特色，是批评与创作紧密相关，文学批评家以作家为友。罗根泽先生说：“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批评者不是作家的仇人，而是作家的师友。所以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 2．批评对象的主体化 中国古代以抒情文学为主。闻一多：“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 文学批评理论建立在“抒情言志”上。批评时注重创作主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重情趣，强调从作家的情感表现去考察文学的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 《尚书》的“诗言志”——陆机《文赋》的“诗缘情” 刘勰《文心雕龙》的“物感”说——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情景”论 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说 汤显祖作《临川四梦》是“为情作使”（《寄达观》）。《牡丹亭》写南阳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受封建礼教禁锢，但渴望解放个性。一天，她背着严厉的父亲和迂腐的老师，偷偷来到后花园，在游园后梦见
编辑。 摘要：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着，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影响；途径在中国,从夏商周及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经历朝历代的传承沿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体政治文化.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又称之为儒家政治文化.时至今日,虽然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也不断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条宗法制的永恒脐带。马克思·韦伯在对中国和埃及这两个君主专制政治共同体的比较中,就指出过宗法制度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他说：“在埃及，至高无上的是对死的崇拜，而不是对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也不例外。无论是从中国奴隶制的氏族国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中间经历了政治发展与血缘宗亲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重大变化，虽然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宗法制这条永恒的脐带却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其次，君主王权至上，无视法制，宪政空白。“君权神授”，“顺天应人”“君主崇拜”等等意识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权力崇拜意识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上层人士及所谓的“草民”阶层的心中。这种君主集权式的专制导致对皇权的崇拜，对权威的认同，使得君主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框架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国民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顺从。不仅如此，而且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人固有的一种伦理至上观念的浸染，也使他们产生一种政治上的强烈依附感。随着从周公制礼到孔孟的儒家学说的承继与发展，“礼”，“义”等观念也日益深入民心，成为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禁锢人们思想，鱼肉广大民众的强大武器。在君权至上和孔孟儒学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下，法制被抛之一旁，至于宪政，更是无从所谈。第三，儒家政治文化的屹立。历代王朝的更替或是衰败，或是同化吸收，或成一枝独秀，其中各种学派争鸣，各显神通，终究未能屹立不倒，惟独儒家学说站居主导位置，成为我国传统的主体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儒学是在宗法制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统治所创立和完善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框架来自于孔子，“礼”“仁”“天”则是其基础体系。它是从价值观，哲学观等各个领域引申并放大成的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以及所谓崇尚治，尚有为等一系列观念，为其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支持。儒学的产生的和发展，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不仅奠定和稳固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使自身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持久性，它并不随旧制度的湮灭而随之消失。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首先，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排斥性。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际贯彻,但是人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政治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大一统”的政治观，君权神授的权力观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认识，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小农意识，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传统政治文化的痕迹，而且大量残存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政治系统之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在今天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自然辩证法概论》之第二讲） ?在人类历史上，封建社会科学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由中国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由奴隶制度发展到封建制度的国家。 ?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之交，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铁器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奴隶制的瓦解。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科学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 ?1.我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的成果。 ?第一，天文学方面。 ?夏代就有历法，商代就有阴阳合历，创立了干支记日法。春秋时期采用19年闰7个月的方法。战国末期产生了二十四节气的见解。公元前360-前350，楚国的《天文星占》和魏国《星占》，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干支纪日法） 使用干支记录日序的方法。 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 干支纪日从商朝便已开始，但其顺序到现在有无间断或错乱过，尚待考证。目前已确切知道的从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1912年民国元年采用公元纪年后，民间仍沿用）2600多年中从未间断和错乱过。 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这是现今已知世界最长的纪日法，对于我国历史学，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考证和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记时标志，是我国一份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在数学方面，商代使用了10进位法，有了画圆和直角的工具。战国末期《孙子兵法》中有分数的记载，战国时期《荀子·大略》有乘法九九表记载；《墨经》有几何学点线面方圆乃至极限和变数的概念。 ?第二，自然哲学方面。 ?自然哲学作为古代科学一种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以墨家道家以及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对科学发展有较大影响。 ?殷周时期就有阴阳八卦学说和五行学说。 ?《管子·水地》篇：“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
批评史（上） 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唐宋金元时期 1.殷璠“兴象论” “兴象论”是殷璠从反齐梁的角度以及总结盛唐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他从诗歌艺术形象塑造的角度，指出六朝人过于偏重在词藻、声律等具体形式、技巧方面，而轻视了审美意象的创造，因此提出了诗歌创作应以创造“兴象”，即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 “兴象”是殷璠首先提出的重要文艺美学概念，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它可以极大地感发人的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因此说“兴象”是“可以兴”的审美形象。 标举“兴象”，反对“轻艳”是殷璠诗歌理论的基本特征。 2.王昌龄“诗境论” 王昌龄著有《诗格》一书，他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密切结合的情况下进行构思。创作中首先要立意，但诗歌创作中的意必须与外境融为一体，然后才能产生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来，不可作也。” 意与境的融合，就是心与物的结合，这样才能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以心击物，深穿其境，即是要求心与物能水乳交融，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又必须在创作主体“安神净虑”（“虚静”）的条件下实现。 意与境的和谐，必须任其自然，由感兴而生成，绝不是人为强制所能达到的。 王昌龄关于诗境的论述,一般以<<吟窗杂录>>本<<诗格>>中的“三境”、“三格”说作为主要依据。 3.杜甫的文学思想要求表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描写现实的社会内容。 杜甫对庾信后期诗歌、齐梁著名诗人艺术成就、初唐四杰诗歌创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杜甫对待前代文学的态度是既要继承风雅的传统,“别裁伪体”,又要“转益多师”。 杜甫诗歌创作思想核心是讲究传神。 4.皎然“取境说” “取境”指诗歌意境的创造,他认为诗歌意境构思过程中要依靠诗人的灵感,出现“意境神王,佳句纵横”。他力求把人工修饰与天工自然融为一炉,很重视人工修饰在意境创造中的作用。 皎然对诗境审美理想的追求,仍是在天真自然,有象外之奇,有飞动之貌,写冥奥之思,若不思而得。 皎然在<<诗式>>、<<诗议>>中论述了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气腾势飞,具有动态之美； 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 <<诗式·取境>>云“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境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5.晚唐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思与境偕”等著名诗歌美学范畴。他 在诗歌理论批评中,比较偏重于诗歌的艺术美,深入地探讨了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诗歌的“味外味”---“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文学作品运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具体的景象,但文学作品的真正醇美之处在于由这些具体景象所构成的,存在于这些具体景象之外的艺术意境上,可以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它、丰富它。 诗歌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指艺术意境所具有的含蓄不尽、意在言外的特点。司空图欣赏的是以这种艺术意境来表现山水田园隐逸生活、寄托佛老情操的诗歌。 司空图认为诗歌意境的创造,必须做到“思与境偕”。它指诗人在审美创造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形象的融和化合,是和某种特定的外在境界相联系的。 诗歌“醇美”之味在诗外,亦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6.白居易：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 他强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积极社会作用,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7.陈子昂的兴寄论与风骨论 陈子昂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病,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与“风骨论” 的文学创作主张,这也正是唐代前朝文艺思想发展中的核心思想。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他的文学主张。
中国古代文论 绪论 基本知识 1．儒家的文学教化论是从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的。 2．一般而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主要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 4．意境说和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 5．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 6．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等的《清诗话续编》是重要的诗话资料的汇编。 7．《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8．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9．金圣叹把评点的批评方法推向了高峰。 10．重要的文学评点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和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 思考题 1．简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5）由于汉语独特的结构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6）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一身二任，故其理论批评文字也往往也具有浓烈的文学性。 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中国古代具有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不多，主要的表现形态为： （1）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的文论。 （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 （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 （4）小说和戏曲评点。 （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 （6）古代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写在括号内） 1．一般而言，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的是（）。 A．儒家思想B．道家思想C．佛家思想D．墨家思想 2．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的是（）。 A．儒家思想B．道家思想C．佛家思想D．墨家思想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教化说和（）。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国人列御寇所作。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先秦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与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等,想象丰富,清新活泼。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它记载了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其人物传记开我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史记》就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给后人以无尽的启示与深远的影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四书”、“五经”:“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再加上《论语》、《孝经》为“七经”。 《楚辞》: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就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与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就是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就是西汉末年刘向搜集辑录而成。后人又称楚辞为“骚体”。《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就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诸子集成》:原国学整理社辑,本书辑录先秦到南北朝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各学派代表作品二十八种。 《国语》就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传为左丘明所著。全书按不同国家记载史事。《国语》与《左传》明显的区别就是:《国语》分别不同国家,以记言见胜;《左传》则按年代编号,长于记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秦相吕布韦集合门客编成,全书共二十六卷。此书就是一部理论散文最早的总集。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儒家奉它为“经”,才称《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就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就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诗歌的形成以四言为主,多数为隔句用韵,并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 《古诗十九首》:无名氏作,它继承了乐府民歌中抒情诗的技巧,又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营养,用自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挚的感情,它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艺术高峰。
试论经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经学是从经典中寻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是汉代以降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迥异于西方的核心要素。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不能不首先考察经学在其间所发生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兹初步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经学对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 《在子.天下篇》综论先秦学术，曾把未分化之前的学术称为“道术”，而把分化以后的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称作“方术”，认为方术为道术分裂而成。①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的确具有庄子所讲的这种不断分化演变的特点。然而，汉代以降，无论学术文化如何发展变化，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始终发生着辐射式的影响。 先说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起源甚早《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天人观、人性论、鬼神观等等。尤其是汉代以后，古代经学发展史与哲
学发展史在很多地方是交叉重合的，经学家常常也是哲学家，如董仲舒、朱熹、王夫之、魏源等无不如此。从文化形态上看，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既是哲学，又与经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汉代经学的解经形式与某些思想特质，既有发展又有联系。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肯定了三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不过是否定了“以名为教”的外在形式。 稽康《释私论》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②，也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的，所谓的“大道”实际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可见，魏晋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论，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礼教为特征的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与经学的基本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讲心性理气，其基本范畴都源于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庸》《孟子》诸书，为理学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另外，“心学”的确立也同样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增加其权威性的。 经学直接影响了古代的法学，不论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还是法律实践，都打上了显著的经学烙印。《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将天人感应思想引入法学，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谓“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以中国浩繁如海的文学作品为源泉，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不断地得以丰富和补充，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笼统到具体、从粗疏到细致、从浅显到深刻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人们对文学理论的探索大大提高了文学自觉意识，起着总结前人、启迪后者、引导方向、开拓视野的作用。两千多年以来，经过无数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四个极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并由此耸立起了三座连绵起伏的文学理论高峰。 一、文学批评的萌芽初创期：先秦两汉文论（基本文学理论奠基阶段） 先秦的文学批评理论包含于文艺、总体文化评述以及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中，没有从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中独立出来，处于混沌的状态。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批评理论著述，相关观点都散见于文学作品或者其他政治、哲学理论著述中。这一时期，以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养气说”，老子的“意象”论，庄子的“得意忘言”等有关论述比较有代表性，表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功能及发展规律的初步探索。 到了两汉时期，文学明显受道家思想影响，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因为文学批评也随之陷入神秘化的境地。除了王充等少数反神学迷信的思想家、文论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外，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成果不够集中。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草创时期，因此，这个时候的文学观点大多比较零碎，散乱，具有一定的片断性，没有形成专门的体系，也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是人们对文学进行外围研究并试图深入文学内部研究的摸索期。 二、文学批评的蜕变成熟期：魏晋南北朝文论（文学整体建构理论高峰） 魏晋南北朝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极具体系性和理论深度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开始从外围研究转变到注重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全面探讨了文学的体裁、创作、功能和意义等方面的内容。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篇讨论文学创作全过程的专论，详细地论述了文学创作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前承古人、后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