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财政体制变革的回顾与展望(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了。如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财政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财政制度正在从计划经济模式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模式，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本文的目的是对作为财政制度的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的变迁作历史性的回顾，并从理论上对发生的变迁努力作出说明，在此基础上，就完善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制度提出若干前瞻性的看法。
一、我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财政体制是用以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权和财力的划分。主要内容包括：（1）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范围划分；（2）中央规定地方财政收入的许可来源；（3）中央规定地方财政支出的许可用途；（4）中央确定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所负有的责任。建国后，财政体制未能定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财政体制的确定与国民经济的状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前者常常跟着后者走；其次是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企业事业财务制度等）经常发生变化，财政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三是我国理财思想在不断发展，从计划到市场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三个原因是最主要的。
财政体制的变迁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开始到1994年。在这段时间，财政体制的类型基本上可概括为四类：（1）统收统支型。这种财政体制把全国的财力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央，除地方税收和一些零星收入归地方外，主要收入，如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国营企业收入、公债收入等，全归中央；各级政府的开支，由中央统一核拨。就地方来说，收归收，支归支，收支两条线，地方征收的收入再多，无权留用；只要中央同意支出可以追加。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最为典型，对恢复国民经济、平衡预算和稳定物价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缺点是，地方对增收节支没有积极性。国家运行机制转入正常后，统收统支型财政体制很快就停止了。
（2）收支挂钩型。是把地方负责组织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收入）与地方财政的总支出挂起钩来，按收支总数确定一个分成比例。这对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一大进步，使地方对财政收支的关心程度大大提高。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会助长地方盲目扩大财政支出的倾向，因为多支意味着分成比例高；在年初确定地方收支预算时，会对分成比例和收支指标十分计较，容易发生扯皮现象；对多收少支的省市不利（分成比例低），对少收多支的省市有利（分成比例高）。从全局的意义上看，这种财政体制会诱使地方对支出的关心甚于对收入的关心，具有“鞭打快牛”的负面效应。我国在1959—1970年，1976—1979年实行过这种财政体制。
（3）收入分成型。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或它的超收部分另行确定分成比例，目的是鼓励地方超收。多收少支的省市可以得到较多的分成收入，以适当缓和收支挂钩型财政体制所带来的矛盾。除此之外，这种办法的优点还有：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脱钩；财政支出包干有利于地方安排财政开支。这种体制典型地表现在1974—1975年。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的严重缺点就是地方与中央讨论分成比例时往往要讨价还价，也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计算根据。（4）包干型。它的特点不仅反映在财政支出包干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包干。这种体制在1971—1973年实行过。中央每年核定各省市的财政收入上交任务和财政支出指标，收大于支者，包干上交中央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者，由中央财政按差额补贴给地方。地方超收或支出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任务或支出超额，也由地方自求平衡，中央不再负责。但这种财政体制的毛病很快就显露出来了。除地方与中央“较劲”争指标外，中央财政在平衡预算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中央对各省市在年初核定的收支（特别是收入）指标往往与实际脱节很大，所以实际执行数与年初指标数上下相差甚大。有的省市超收过多，有的省市则短收严重。尽管从道理上讲，短收由地方自行负责，但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中
央财政发生“窟窿”，难以平衡。这种财政体制实行了3年就被终止。
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的。对财政包干型财政体制的终止不可能再回复到象收支挂钩型、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更不可能实行统收统支型财政体制。于是根据国外通行的做法，实行“分税制”。我国全面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负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负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的支出。
（2）根据财政与事权相结合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后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在划分税种的同时，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分别征税。中央税种和共享税种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其中共享收入按比例分给地方；地方税种由地税局征收。
（3）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为了保持地方既得利益，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和75％增值税之和减去中央下划地方收入），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并以此作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增加0.3％。如若1994年以后中央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
（4）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上解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为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再逐步规范化。原体制中央对地方的补助继续按规定补助。
二、确定我国财政体制的指导思想的转变
尽管目前的分税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毕竟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完善分税制的关键是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究竟有哪些，然后再具体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来源。应该看到，目前实行的分税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实行国际通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与我国的理财思想的转变是分不开的。回顾一下理财思想的转变过程对今后完善分税制是大有裨益的。
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国在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是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各省市和各地区的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这种体制下，集权是核心。为对各省市和各地区的有效管理，通行的管理模式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地财力的多少取决于中央的态度，时多时少，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形势和领导人的偏好而定。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国家的绝大部分财产归全民（国家）所有，尽管各地有其自己的自身利益，但各地的行政长官是中央任命的，他们奉行的原则：“局部服从全局，地区服从中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没有、也没有必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所以，多变性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明显特征。即使是实行同类型的财政体制，比如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收入分成比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司空见惯的变化并不会引起各地利益的明显的倾斜，主要原因是：（1）大部分财力集中在中央，中央除用于行政事业开支和国防开支外，基本上用于基本建设开支；（2）各地的各项费用的开支都必须遵守国家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所以财政体制的确定和变化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我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体制是属于单一制的财政体制。
自从我国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单一制的财政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如财政包干制，它率先在广东和福建两个改革开放较早的省份实行的。过分的集权必然束缚各
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一定五年”的财政包干对地方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地方政府对包干留用的财政收入无非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地方性的生产性项目。前者对改善社会环境有明显的作用；后者对提高生产力水平，尤其对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增加地方财政包干留用数有直接意义。由于财政收入是根据原征收的管辖范围划分的，所以，财政包干的优点与缺点就同时显露出来了。优点是地方上对组织财政收入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发展经济）有很大的积极性；缺点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用途都不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划分的，结果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后，中央财力萎缩，地方财力膨胀，不仅使中央财政发生“窟窿”，而且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实行分税制不应理解为在单一制下的财政体制的又一次变迁，而应当从构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角度来对待之，并以此为标准使之完善。
2.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需要论。我国财政理论界曾对财政学的定义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典型的是国家分配论与公共需要论之争。国家分配论强调的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体，毫无疑问，无论是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公共需要论强调的是财政分配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持国家分配论者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认为，公共需求论可能会把国家的职能缩小到很狭小的范围。反过来，公共需要论者对国家分配论的观点深有疑虑，认为如果把国家的职能过分扩大，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经济正常功能的发挥。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看，国家分配论一直是，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在我国占主导地位。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计划经济条件下用国家分配论来诠释财政学定义是十分合适的，因为国家不仅主宰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且支配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国家的财政职能不仅表现在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包含在内。在这种“国家决定一切”的情况下，公共需要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共需要论才得以成立，而且在确定财政职能方面，特别在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方面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认为，不是从公共需要论的角度确定政府的职能，那么分税制就得不到较为彻底的实施，而且会归于失败。既然我们要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那么过去政府过多介入商品性生产的做法必须纠正过来。只有政府以满足公共需要为己任，才有可能为分税制奠定理论基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只是以满足公共需要的范围为标准，对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提供，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则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目前分税制的事权划分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商品性的生产，这就带来了事权确定的不确定性和财源划分的困难。如果不是从公共需要的角度来规范和完善分税制，可能其最终的命运恐怕与以前实行的财政包干制无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课程改革作为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龙头和战略抓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总结其得失．明确其方向和目标，对于把素质教育推向深入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致经历了恢复重建、改革调整、基础教育全方位变革三个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陵（１９７８年一１９８５年） “文革”后．我国教育事业干疮百孔，百废待兴。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全面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教育事业进入了复苏期。同年，教育部相继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在课程设置上．小学设置政治、语文、数学、外语、自然、体育、音乐、美术８门课程；中学设置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农基’、生理卫生、体育、音乐、美术１４门课程。在教材建设方面．以“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打好基础和彻底消除‘文革’的不良影响”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清除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并注意用科学知识充实教学内容。在课程实施方面，规定中小学必须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强调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提出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等等。此次课程改革恢复了基本学科应有的地位．突出了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性质，对结束课程教材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学科设置的不足．１９８１年３月教 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 订草案）》。增设了思想品德课，在四、五年级 恢复了地理、历史课。同年４月，发布了《全日 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 《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 修订意见》，增加了历史、地理等学科的课时， 并提出逐步在高中开设选修课．以劳动技能 课代替农ｑ瞄錾础课。这次课程体系的调整，一 方面为整顿恢复教学秩序提供了标准：另一 方面也适应了当时高考的需要。 这一时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文革” 中被否定的学科教材体系萤新得到确立．基 础教育课程步入了正常发展轨道．为基础教 育课程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奠定厂基础。 （二）改革调整阶段（１９８６年一１９９８年） １９８６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草案）》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普及义 务教育制度的确立．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进 入到依法治教的新阶段。自此．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开始以“义务教育一高中”两阶 段的设计取代“小学一中学”的传统分段 设计。同年１０月，国家教委颁发了《义务 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 行草案）》。学制分五、四制和六、三制两 种；课程结构方面，分学科课程和活动课 程两大块．初中开设少量的选修课程：课 程管理方面．除了国家统编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和教材外，北京、上海、浙江可以编 写地方通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１９８８年５月．国家教委在山东省泰 安市召开全国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 正式确立了“一纲多本”和“多纲多本”的 改革方向．我国中小学多样化课程方案 与教材体系的格局初步形成．昔日“大一 统”的课程与教材体系有了根本性的变 化。其间．国家教委组织力量编写了８套 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教材．并进行了大规 模的试验。１９９２年８月．国家教委正式 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课程计划（试行）》。１９９３年秋季起在 全国逐步试行。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将“教 学计划”改为“课程计划”．将活动与学科 并列为两类课程。１９９４年又将“活动”调 整为“活动类课程”．１９９６年国家教委颁 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 验）》，规定新的普通高中课程由学科类 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类课程又 分成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３种。该 课程计划第一次将“课程管理”作为课程 计划中的一部分独立出来，规定普通高 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在教育体制改 革的大背景下展开．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为核心．实现了课程理念、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管理上的重大突破。强调了对知识的 尊重并提出了发展人的较为全面的素质 的要求。但是。由于受现实中应试教育的影 响和冲击．课程评价过于侧重结果、轻视过 程．影响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基础教育全方住变革阶段（１９９９ 年一至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不断深入。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 的问题、弊端日益凸现出来。１９９９年《面向 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改革现 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研制和构建面向新 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任务。 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符 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 任务．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 动。同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发布了一系列教材管理 的文件．确定了义务教育阶段１７个学科、 １８种课程标准的实验稿．审定了２０个学 科（小学７科、中学１３科）的中小学课程 实验教材。２００１年秋季在全国３８个国家 级实验区进行实验。２００５年，中小学阶段 各起始年级原则上全部进入了新课程。 ２００３年３月．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和 １５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颁发。 ＜地方课程管理指南＞《学校课程管理指南》 《综合实践活动指南》《中小学环境教育指 ４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４５３９１公顷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顷，年均增长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５１４．３亿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长率３９．５％。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新中国数学的六十年 一、60年来中国数学的发展史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 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 《数学学报》（1954年）第三卷第一期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得长足进步。 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 《数学通报》（1954年） 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 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 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 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 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 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二、60年来，数学家们的发现与发明 （1）华罗庚（1910～1985）--数论与函数论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 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 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 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 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 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 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 （2）陈景润（1933—1996）--哥德巴赫猜想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96年3月19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2岁。 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
（财务知识）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 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和完善，经历了由高度集中、壹灶吃饭到分级管理、分权分税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条制度变迁的轨迹，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无疑会发现且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进壹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壹、财政体制的变迁历程 （壹）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阶段（1950年－1952年）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经济，中央做出了《关于统壹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壹全国财政收支，统壹全国的物资调度，统壹全国现金管理。之后政务院又发布了建国后第壹个关于国家财政体制的文件，即《关于统壹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规定国家预算管理权和制度规定权集中于中央，收支范围和收支标准均由中央统壹制定；财力集中于中央，各级政府的支出均由中央统壹审核，逐级拨付，地方组织的预算收入同预算支出不发生直接联系，年终结余也要全部上缴中央。1950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又称为收支俩条线的管理体制。 1951－1952年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开始实行于中央统壹领导下的初步分级管理，国家预算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管理。可是，于这种体制下，
财权和财力仍然集中于中央，划归省级财政的收入只充抵原来的中央拨款，地方机动财力有限。因此，1951－1952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仍是统收统支的办法，但于壹定程度上开始向分级管理的体制过渡。（二）划分收支、分类分成阶段（1953年－1957年） 1953年，我国进入第壹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大行政区机构的改变和撤销，县级政权的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财政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变，由原来的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管理，改为中央、省（市）和县（市）三级管理，且划分了各自的财政收支范围。 1954年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实行分类分成办法，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中央调剂收入三大类。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的预算支出，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调剂收入弥补。分成比例壹年壹定。 “壹五”期间，财政体制虽然每年均有壹些变化，但主要倾向仍然是于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三）划分收支、总额分成阶段（1958年－1979年） 从1958年起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这次重大改革的背景是，“壹五”期间建设的156项骨干工程已陆续建成投产，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剧增，难以做到有效监管。1956年4月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和地方俩个积极性，比只有壹个积极性好得多”的论断，“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
从编制到理解：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时期新开局到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最终迎来新世纪新契机，始终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齐头并进的方式展开，基本确立了“以儿童发展为本”、为终身教育奠基的课程框架，带来了教学方法与学习方式的深层变革，建立起教师专业发展长效机制，表现出鲜明时代特征。破解当前困扰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系列难题，需要认真反思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历史，廓清课程改革的文化历史语境，健全幼儿园课程管理体系，发挥地方课程管理的中介作用，在理论与实践阵营之间重建互惠关系，以中层理论提升课程实践智慧，在儿童发展、课程教学、政策评估三位一体的系统中重构幼儿园课程教学理论体系，实现从编制到理解的课程范式转换。 [关键词] 课程编制；理解课程；幼儿园课程；课程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围绕幼儿园保教质量和课程持续开展过程性改革，事实上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4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新开局，到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最终迎来新世纪新契机，奠定了管理体系、价值核心与基本框架，引发了教学方式深层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长效机制确立，也因为幼儿园课程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时间不长而存在突出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本文试图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重新梳理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发展脉络，在把握40年课程改革时代特征与成功经验的同时，立足当下桎梏课程改革的系列现实问题，展望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未来前景。 一、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40年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绵延不绝的历史进程，犹如曲折蜿蜒终能百川入海的溪流，难以时期框定。倘以课程政策沿革与相应课程理念更迭为据，其发展脉络或可梳理如下。 （一）20世纪80年代：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新开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伴随着学前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学前教育课程呈现出新时期新开局。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中国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内容。其中企业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如“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即是以“分灶吃饭”预算体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问题。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变的财政分水岭。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
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发展、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合税制，适应市场取向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使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新中国60年的辉煌历程与启示 194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夏朝到清朝，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我们迎来了建国六十周年的欢庆的日子！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这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这更是一个让我们回首历史、展望未来的日子！ 中国是有一个凝聚力的国家，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尤其是2008年汶川的大地震，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他们的，不只是地震，更多的是对中国伟大的凝聚力的敬仰与尊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里，大批志愿者和国家领导人奔赴现场，献血车前排起了“长龙”，各界人士的捐款达到百万元，一个又一个的感人的故事与人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强大的，中国是坚不可摧的！正因为这种凝聚力，六十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刘长春一人参加奥运会，到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20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到今天，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成为奥运的主人！51枚金牌，稳居金牌榜第一位，更是我们实力的见证；从不敢有上天的想法，到“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神舟七号的太空漫步；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到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国正在逐渐走向强大，中国将成为最强大、最坚不可摧的国家！ 60年中，我们走过弯路、绕过远路，有过“大跃进”的急于求成，有过“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但最终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敢地纠正错误，郑重地总结教训，在实践中摸索出正确的航线。60年的艰辛奋斗，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展现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中国60年风雨兼程所铸就的辉煌，不仅反映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成就”，更体现为凝聚着亿万人民心血和智慧的“精神结晶”——我们用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它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强国富民的现代化梦想，演化为现实的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让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古老国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是新中国60年最伟大的成就。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只以一个时段的失误，去否定60年的发展，或渲染探索中的错误，无疑是割裂历史、片面孤立的形而上学，没有看到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既无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把握已经过去的60年，从而汲取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也无益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机遇中凝聚共识，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 新中国60年的辉煌历程，是一段上下探索、自我革新的历史。既看到成就的辉煌，也看到探索的艰辛，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和展望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 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 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其次，历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有体制某种程度的完善，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显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增加对本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财政体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出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为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 2.财政包干体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体制注重政府间收入在所有制关系下的划分，缺乏合理依据，是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体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1980－1993年间，中央与省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同时并存多种体制形式。不同体制形式对地方财政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运行中遇到的外部障碍，借鉴国际经验，在“十五”期间乃至2010年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财政原理，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政府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和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结论（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17页），首先政府在生产和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一做法必须是一种例外，而非惯例。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而且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合情合理。其次，政府必须停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一种法律上的保证。最后，提供社会保障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但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应该主要针对最需要保护的那些脆弱的群体，政府不应为了使所有的人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而提供慷慨的保障，而是有必要强化个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更大的责任心。 2.按分职治事、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法制原则是指各级政府事权的确认、划分、行使及调整等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上述原则和中国国情，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主要包括：（1）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区域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根据本地区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和质
财政管理的演变 60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财政改革的推进、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财政积极探索财政管理新模式，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基本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比较符合公共财政本质特征、运行较为规X、手段比较先进、决策讲究科学、组织比较严密的财政管理体系。 （一）计划为先、集中管理（1949～1977年） 1.中央地方“一本账”管理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地方的财政，实际是“一本账”管理，全国一盘棋，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分配关系，与本级预算的管理制度，经常交融在一起。如中央可通过企业的下放，把原来的中央预算收入，转列入地方预算，而地方的财政收入，经常被集中到中央。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国家预算制度，主要地体现在政府间的关系，即财政体制的不断调整上。 2.财政管理围绕国家国民经济计划进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预算编制、执行都必须服从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财政管理缺乏独立性。从编制上看，财政部门要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生产指标、交通运输指标、商品流转指标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计划进行逐项核算，然后提出预算方案，进行综合平衡。平衡既包括对各部门预算收支指标的核定，也包括对各地区收支指标的核定。
同时，为保障不同领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多家银行参与财政资金的收支出纳工作，国家金库设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办理预算资金的收纳、划分、留解以及库款的支拨、退付工作；基本建设贷款、拨款和结算监督由中国建设银行负责；支农资金拨款和贷款的监督工作由中国农业银行办理。 3.统一管理国营企业财务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营企业财务的管理，主要是由中央财政部负责，统一管理。按照国家规定，年初编制企业生产财务计划，将一切收支通统纳入财务计划管理，并按照批准的计划上缴利润、税收、折旧等，同时按计划按时下拨投资、资金，弥补亏损，或者按计划用利润抵拨支出。各个工业、交通、商业部的财会司（局）统一管理本部所属国营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这些部的财务司（局）的财会业务都归财政部领导。各部门汇总的国有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和年终决算，按时报送财政部，由财政部审核汇总，将收支数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和决算，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执行。这种管理办法，一直实行了40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各个工业部、商业部后，才停止施行。 （二）改革开放前期的财政管理（1978～1992年） 1.预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有了新进展 改革开放初期，为强化预算管理，财政部组织力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应对预算管理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体制体制改革十大成效 （一）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财政经济实力迅 速增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的 变化，全国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均较低，“两个比重”逐年下降。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断拉大、且显性化，财政 收入相对量的下降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过宽的矛盾，使得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县级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改革 开放以来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连续实行了十几年的财 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较为明确具体、稳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财力拮据，中央政府均衡地区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能力较弱、阻力较大。由于长期计划体 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理、不规范、不稳定的责权关系一时难以划 分清楚，也制约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力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作用范围及 作用方式、收支规模与结构等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重新定位，作 为中国政府间公共财政关系制度化表现形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分税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构造起分税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运行中再根据制约 财政体制的各种因素的变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摊销”改革成本，减轻 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震荡。1994年推出并已运行了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 改革了包干体制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不规范、不统一、不协调的状况，为理 顺政府间责权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增强了政府财政筹资功能，明显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趋势 分税制主要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源，并分设国税局和地 税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 关系，在划定的支出责任、税源、税权范围内，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压力和动力明显增强，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及征税的努力程度，减少了税源流失，增强了财政的筹资功能，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 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扭转了财政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被动局面。 （三）调动了地方政府培养和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财政 经济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渐进式原则推行的，原属地 方支柱财源的“两税”划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税收返还的形式， 确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1993年 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超过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 [摘要]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 进程：第一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政府与企业、 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第二阶段是1998 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 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我国的财政层次过多，是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 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 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 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 （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1994 年以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我国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 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有力地支持了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的渐进 性和不完善性，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 运行中的不适应、不配套、不协调等矛盾开始激化和暴露出来，需要继 续深化财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当前财经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回顾 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 改革进程：第一阶段是 1994 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 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 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 1998 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 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两个 阶段的改革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一文看懂我国财政体制 2017-05-19? 一、财政核算体系简介 1、财政核算体系的定义 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A System of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一个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经济活动运行情况的多功能体系。 197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了《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草稿》，2001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目前最新的版本是GFS2014。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不同，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核算，对本期的支付进行核算而不管这一支付是否反映的是本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的框架主要涉及四张表：资产负债表、政府运营表、现金来源和使用表、其他经济流量表，四张表之间存在勾稽关系，通过此关系将流量和存量联系起来。 2、我国财政核算体系内涵 （1）分税制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政权管理财政收支的权限和各企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据以处理国家各级政权之间、国家与企事业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的管理制度。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中央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需支出，中央直接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第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属于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属于中央收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为地方收入。 第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方收支划分后，为解决财力分布纵向和横向不均衡问题，中央对地方实施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组成，用于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地方政府可统筹安排使用，主要目的是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以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目标，或对中央委托地方事务、中央地方共同事务按其相应资金进行补偿，地方政府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 第四、税收返还和地方上解。税收返还是为保障地方既得利益、顺利推进相关改革设立的，包括增值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三项。地方上解主要是指地方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财政体制规定上解中央的各项收入，主要包括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保留的地方原体制上解收入和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收入。2009年，为简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结算关系，中央财政将地方上解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作对冲处理，相应取消地方上解中央收入科目。 （2）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新中国60周年成就演讲稿 我们在星光灿烂下倾听时代的钟声，我们在漫漫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曙光，多少次，我们心潮难平，多少次，我们辗转难眠，多少次，我们都是为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天——祖国母亲五十年华诞！ 仰望长空，历史的星光依然闪烁！我们的中国古老而伟大，我们的中国壮丽而永生！蔡伦纸上书写着她的智慧，指南针上旋转着她的方向，刀光剑影下她一次次回归和平，精神劫难中又一次次积薪自焚，重获新生。为了祖国的成长，无数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富强又有多少人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即使在那封建主义的绞杀下，即使在那帝国主义的炮火中，中国人依然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华古老的长城。五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们的祖国振翅一飞，再度冲上云霄，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人的呐喊，震荡环宇，
让群山响应，大海回波！ 从那以后，一代新的天之骄子站立起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之火温暖了祖国一度冰冷的身躯，用青春的热血点燃了祖国曾经暗淡的灵魂，用激越的歌声纺织了祖国的一身彩霞。 置身历史，我们溶于其中，分享着那过去的兴奋与悲痛；放眼未来，我们会发现，面前的道路更遥远更艰难。新的学习生活已经开始，实验中学又迎来它的又一批骄子，让我们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把科学、理性、民主，进步作为自己的伟大目标，让我们用高尚的品德，优异的成绩献给祖国。迎接澳门，将中华儿女的豪气与龙的传人的胆魄融于自己青春，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爱，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我们将努力奋斗，为了美丽的祖国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了祖国美丽的永生！闪光的足迹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中国财政体制的目标定位与改革思 路(1) 关于《中国财政体制的目标定位与改革思路(1)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公共财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财政体制的转换还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财政本身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财政体制未能适时转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指导思想不明确、目标定位不明晰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重构中国的财政体制，首先要确立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中国财政体制的重构目标是什么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理念是“国家分配论”，国家是一个“大管家”，财政力求包揽一切。在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环境变化了，政府职能也变了，财政体制显然应该按照新的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重新构建。综观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体制，尽管其形式多样，
侧重点各异，但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而进行政府收支活动的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财政收支实践面临的困难，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正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一样，公共财政也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品。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因此，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公共财政理念，重新界定中国财政的职能范围，规范财政收支活动，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推进财政体制的创新，最终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二、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一）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目前政府正在执行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首先，政府在生产、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