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2009-11-7 作者：管理员来源:就业指导培训网
【提要】文章提出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经济》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选择什么样
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
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
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
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
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ｆǎｎｇ＠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ｆǎｎｇ＠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
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外围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顺利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的成功奇迹归根到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了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有着激进改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1)减少制度变迁风险，使制度变迁平稳有序地推进。虽然世界上存在着比较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以致一些西方学者非常推崇事先设计一个完美的变革蓝图，采用激进的改革在极短时间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道路并不成功。这是因为，转型的国家虽然可以通过书本或其他传输渠道获得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但并不能获得那些难以言传的、只能靠直接实践活动才能获得的知识。更何况，任何一种市场经济的模式都是在一个相对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到别国那里去。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决策者几乎不可能事先设计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市场化方案，而一次性地迅速实现市场制度变迁。如果一开始就大规模地整体地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其可行性和适应性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此外，激进的改革会使新的制度安排与旧的制度结构产生不相适应而不能发挥作用。而中国渐进式的变迁，是先在局部地区和部门、原有体制旁边进行试验，在取得成效后，对其他领域产生了“和示范效应”与正的“收入效应”，（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才一步步把制度变迁引向深入。而且，新制度安排的时机、步骤、利弊和进程都在政府的把握范围内，保持了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实现制度变迁的有序推进。(2)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激进式的制度变迁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触及到传统的制度内核，因而会损害到较多的既得利益者，使社会的利益格局急剧分化，导致利益的不平衡，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由于没有较好的变革积累，新制度的收益又存在一定的时滞，难以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因而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而渐进式的变迁则不同，它以局部的、试验性的方式进行改革，可以把试错的成本分散化，避免过大的失误。另外，渐进式变迁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使制度产生自我强化的效果，沿着可以取得成效的方向推进，减少了制度变迁过程的实施成本。最后，渐进式的变迁有较好的试验积累，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对制度推广所造成的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从而减轻他
们对变革的抵制，减少制度摩擦成本。
但是，渐进式制度变迁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由于各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先后次序不同，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形成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性差异，并可能因此引起地区之间的摩擦，统一市场的形成；渐进改革所产生的良好的经济绩效可能会被人们当作反对较为激进的对传统体制深入改造的借口，从而延缓制度变迁的进程；利用局部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成效对传统体制和失益者进行的补偿可能使旧体制能继续维持下去，而不需变革；改革的不配套使某些必要的改革措施滞后，出现调节机制上的真空；长期的双轨制也为寻租和腐败提供了便利的机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矛盾，克服变革的阻力，抓住变革的时机，不断实施新的改革措施，最后进行总体推进和突破，才能实现对传统体制的根本变革。
2020高考语文毕业班第二次诊断性检测 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籍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3.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0. 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4.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5.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一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有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何·皮特 第一部分土地管理历史 清朝土地管理是以习惯而非法典；民国时制定不动产登记法规，准备进行土地和调查登记；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并未获得全中国的土地控制权。 一、农村 （一）地产 20世纪30年代卖老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土改运动，中农合富农可以保留部分土地，在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同时也留给他们一些维持生计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富农和地主因此丧生。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土地全部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1958-1960大跃进彻底失败，中央分散集体土地所有权，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人民公社（乡镇）下放到生产队（村）。1958年以前，土地自由度较高，每个农民都有一块自留地，1958年全部自留地收归人民公社，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与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其必须以较低的指定价格向国家出售额定粮食，剩余部分可以自由出售。1978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农作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登记制）上，国家希望建立承包合同系统，但是未能成功实施，原因有二：一方面农民认为农村习惯向整个村子颁发统一合同或者由村集体保管个人合同；其二是土地的再分配，即使农民签订了承包合同，在合同期内由于出嫁等人口流动，村集体仍然会非法重新分配土地。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社保系统，重新分配可以保证每个农民都有土地。 但是这种制度模糊也有负的外部效应， （二）房产 改革开放之前，每个农民都有自己一套住房和宅基地使用权，不用交付租金，人们联系紧密，没一家知道别家住在哪里，所以不用登记（不正规的、习惯的机制）。改革盖房之后，农村房产被非法买个了城市和国外的投资者，这样的叫做小产权房。 另一种小产权房是指农村土地被非法征用，从农业用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但是所有权还是属于农村集体。 《土地管理法》《确定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若干规定》 《物权法》-土地的登记程序，权利、职责和责任进行规定。 二、城市： （一）地产
摘要 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继承制度主要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种。身份继承也叫宗祧继承，宗祧权是家族祭祀活动的主持权，宗祧继承也就是家长权的继承，中国古代身份继承的基本原则为长门长孙制。关于财产继承，先秦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采取世袭制继承财产，而非分配制度，到了汉代以后，法律则有了明确规定，财产继承采用诸子均分制，这里的诸子不仅只有嫡子、庶子，还包括非婚生子等，也就是说，只要是其子嗣，就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力。诸子均分制度下的许多派生原则，例如，未婚子娶妻的财产会做适当预留，未婚子因此会多分得部分财产。在室女的嫁妆也要有所保留。归宗女娘家若再无其他男性继承人，则有权继承娘家财产，否则归宗女无权继承，归宗女住在娘家，其生活由其兄弟承担。此外，古代法律允许代位继承，某一继承人不在了，他应得的财产则由他的继承人代位继承，还有一个立继子的问题，所立继子必须是同宗同姓相应辈分的人，不得立异姓为继子，立异姓为子孙为后嗣则收为养子，养子和继子同样有权继承财产，但区别是，养子不得参加收养人祖先的祭祀活动。上述继承方式多数都是法定继承，跟现在法律相似，除了法定继承，古代继承制度还有指定继承、遗嘱继承，且指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关键词：古代继承制度；身份继承；财产继承；长门长孙；立继子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部落国家形态，继而揭开了中国法律历史的帷幕，中华民族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文明传统造就了独特的法制文明。继承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主要有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古代继承制度的发展和变迁进行讨论。 一、身份继承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最早出现的继承就是身份继承,在封建社会里,身份继承是财产继承的前提和基础。在身份继承中又包括了宗祧继承和官爵继承,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祧继承制度始于奴隶制时代,是宗法时代的产物,其制度详于周礼最终成熟于封建社会。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的宗法制度代替了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家”代替“宗”成为社会组织的单位,宗祧继承从维护“宗统”的工具转变成维护“家统”的工具,始终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封建社会里,宗祧继承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广大农民家庭和手工业劳动者在形式上也被纳入了宗法系统,可同地主阶级一样继承宗祧。依照宗祧继承制度的要求,继承时以嫡长子为先,如无嫡长子,则在直系子孙中依次确立宗祧继承人。(在封建社会礼教与法律中,宗祧继承人称为“嫡”,继承人的确立称为“立嫡”。确定嫡长子的身份准则是:一母生多子,以长为嫡;多母生多子,以生母的贵贱确定长子的身份。)嫡长子继承权的确立是地主阶级为保证他们的政治特权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维持其阶级内部的秩序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封爵制度始于西周,秦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以军功封爵,按《军爵律》,立有军功但未拜而死者,经指定的继承人又未犯“废”、“耐”、“迁”以上罪的,可继承死者的爵位。西汉封爵继承仅限于亲生子,有“非正”罪和“非子”罪,西汉末年后扩大了继承人的范围,养子和孙都可承袭爵位,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自唐以后有关封爵继承的立法日趋完善,继承人只限于直系嫡子孙,其顺序也根据宗祧继承的顺序进行。例外是女真族入关之前规定,承袭爵号的顺序首先其子承袭,若功臣无子则按先兄弟后侄儿的顺序承袭,并强调,子侄袭爵只论功德不分嫡长。 早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则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制度。周代吸取了夏商两朝身份继承制度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独特的创新，周朝实行的身份继承制度是，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而且在西周时期就已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妾所生子则为庶子，嫡庶有别，体现了中国古代身份继承制度的森严。秦朝法律《秦律》形成了封建社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选编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平民的盛世：宋代》)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宋代以前的老百姓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只能选择起兵造反或是疆场立功的道路。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内容提要」本文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然后证明，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实际的主线则是后者；并且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更多地起法官裁决作用，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总的来看，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这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 「关键词」内部规则/外部规则/制度演进 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的是对制度变迁过程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两条思路展开，一种是所谓政府主导论，认为通过政府来供给新制度安排实现制度变革；另一种是所谓交易观，即制度变革是经济活动中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注：两种思路的详细划分参见周业安（1999）；更早一些的研究综述参见盛洪（1996）。）。很明显，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采用了林毅夫（1994）早期关于强制性变迁与诱制性变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然而，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都无法完全揭示制度变迁
的全貌，前者忽略了社会成员的自发制度创新行为，因而得不到证据的支持，后者又忽视了政府可能有的积极作用。并且更重要的是，制度供求分析无法摆脱新古典范式的种种弊端（汪丁丁，1995），要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统一地理解，必须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周业安，1998，1999），而制度演进理论也许能够满足该要求。本文将从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同时借鉴诺思、熊比特的演进论思想，立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来推演中国的制度变迁 过程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一、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一个演进理 论的初步分析框架 现有的研究用强制性和诱致性的两分法来界定中国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存在许多不足，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家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这一点可以从众多的契约理论模型中看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这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这些来自范式的局限性制约了理论的解释力，迫使经济学家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其中演进经济学正逐步受到青睐。但是大多数演化模型仅仅关注技术创新引致的熊比特
八年级历史上册期中检测试题 （全卷共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一、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题2分，共60分） 1．英国人安德鲁?翰德森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机会，可以使我们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的条件。”对这句话最准确的理解是（） A．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B．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想报复 C．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走私 D．英国以禁烟运动为借口发动战争，借机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2.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 A.英国军队 B.英法联军 C.美英联军 D.八国联军 3.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其开始的标志是 A.金田起义 B.永安封王 C.定都天京 D.天京事变 4.“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持这种观点的派别是 A.顽固派 B.洋务派 C.维新派 D.革命派 5.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掀起了救亡图存的 A.太平天国运动 B.洋务运动 C. 维新变法运动 D.新文化运动 6.它是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它是 A.戊戌变法 B. 义和团运动 C. 护国战争 D.新文化运动 7.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地点是 A.广州 B.武汉 C.日本东京 D.南京 8.他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武装反清斗争，屡败屡起，百折不挠，使民族民主革命成为波涛汹涌的时代潮流。他是 A.秋瑾 B.章炳麟 C.陈天华 D.孙中山 9.“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独立，独立，中国岂是鞑子的！”材料反映的是 A.洋务运动 B.辛亥革命 C.二次革命 D.护国战争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1)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
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公管院 09 行政管理 03090223 陈明 新中国建国已逾60年，值此祖国花甲有余之际，我仅以一学生的角度浅析一下祖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进程并就“党政分开”这一政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望老师批评和指正！ 1、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侧重点回眸 （1）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该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亦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销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运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先发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平党政分开哦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表明雪球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待会儿再详细阐述。 （二）关于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
姓名：何悦玥班级：财管三班学号：110106104 关于中美政治制度之比较 中美政治制度具有着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典型特征。 一、政治制度 （一）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政治制度不是某些先哲们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情”。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社会中的制度多种多样，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企业制度等，其中每一种制度都是在其领域内限制、调解、疏导某种特殊活动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所谓政治制度是指为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在社会政治领域中限制、调节、疏导各类政治实体的法律规定及政治规范的总和。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政治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即国体，指国家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第二即政体，指政权的组织形式；第三指通常所说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制度和行为规范上的具体化。 二、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现状 一）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是指中国大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我国现代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央行政制度，行政制度，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惯例。 二）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一1978)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1949. 10- 1956. 9)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 10一1953春)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 4一1956. 9)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1956. 9一1966. 5) 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1956. 9一1958年底)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1966.5 -1976. 10) 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或被砸碎的不正常状态。 4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1976. 11-1978. 11) 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1978 – 2002) 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12-1982.12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拨乱反正的完成，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1978.12-2002.12 )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承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 12-1984. 12 ) 所谓大突破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阶段的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而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这一时期，土地政策走过了一个不平凡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 1一1991. 12 )。 所谓大磨合，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这一时期，主要是贯彻落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且又有所创新。 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 1一1996. 12 )。 所谓大转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渐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1993年4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第一次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从而解决了多年来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与非难。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大转型的重要支撑。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国近代制度的演变 篇一：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 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 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
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 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 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
中国政治制度的六个比较优势 宋鲁郑 作者简介 宋鲁郑，祖籍山东。196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2000年赴法，获里尔高商硕士学历。现任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主要方向为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 核心观点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 中国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30多年间，中国GDP全球第三，并有口望超过日本，排在全球第二，成为有世界的巨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4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之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30多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和世界同时进入信息社会。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亿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
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的从国民性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有的从投资的角度看，认为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在力量。有的从比效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到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政治制度在中的发展中，起到了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起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4年或8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国民性指国民共有与反复出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国民性是一国大多 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是国民素质的核 心因素。这是比较官方的解释，但我个人认为解释国民性一句话就可以，就是国民素质。国民性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 般情况下是通用的。 最近翻阅了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以后觉 得很有意思。该句如下：“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张宏杰”。照此 所说，我国现今社会国民性的变化也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这就为我们对国民性的 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那现在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中国国民性的变化。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 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 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纵 观我们这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战争的不断进行，各种争斗持续，我们民众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复杂，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这些都是在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 为了更具体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主要以元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主，来细致的分 析一下我们国民性的变化。 中国文明的倒退，参考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我认为是从元朝开始的，宋朝以前中国都是由汉族人统治，中华文明一步一步走向巅峰；而到了元朝，蒙古人 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开国皇帝朱重八先生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 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 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 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分析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农村经济制度基础和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及其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为主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重点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未来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变迁分析与启示 The history change analysis of land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 economic,land peropertiy right institution is the key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y,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land policies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its innovation, striving to offer novel ideas to tackl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s an object of study,takes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hip and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of rural land as a main clue,uses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reviews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especially since 1978.analyse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institutive achievement and being fac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and gauntlet of the present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defines the objective and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on the basis of these,constructs the innovative models by stage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institution,institution change,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