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数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国家起源的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南美民族学中心主任）
陈虹、陈洪波译陈淳校
（复旦大学文博系上海200433）
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劳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而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一些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
史的偶然”。这些观点使国家看起来像是某种神秘或偶发事件，将其置于科学认识之外。依我之见，国家的起源既不神秘也非偶然。它并非“天才”的创造或机会的产物，而是有规律的、明确的文化进程的结果。而且，它并非一种独特的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独立形成。哪里有适宜的条件，国家就会在那里出现。
自发论
严谨的国家起源理论有两大类：自发的和强制的。自发论坚持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地、理性地、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个人权力，并与其它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叫做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这类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契约论，通常与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从未有过这种契约，而社会契约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的好奇。
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自发论是我称之为“自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发明自动产生了粮食剩余，这能使一些人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陶工、纺织工、金属工匠、泥瓦匠等，因此产生了劳动的广泛分工。从这个职业专门化过程中发展出政治整合，使一些先前独立的社群联合成为国家。已故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经常提及这个观点【3】。
这个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并不会自动产生粮食剩余。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农业人群并不生产多余的食物。例如，实际上所有的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都是农业人群，但是在土著时代他们并不生产剩余食物。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他们具有生产剩余食物的技术潜力，即在欧洲定居者需求食物的刺激下，一些部落为了贸易确实增加了木薯的产量，其数量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需要【4】。因此，产生食物剩余的技术手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使之实现所需的社会动力机制。
另一个流行的国家起源自发论是卡尔·威特福格尔（K. Wittfogel）的“水源论”。就我的理解而言，威特福格尔认为国家是以下列方式兴起的：在世界上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村民们不得不通过小规模灌溉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当他们看到这样做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一个时代随之来临——他们放弃自治并把村庄联合为一个大型政治单位，以便从事大规模灌溉。他们设置官僚体制来规划和管理如此宏大的灌溉工程，继而引发了国家的诞生【5】。
这一理论近来陷入了困境。现在的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威特福格尔用来证明其“水源论”的地区中，至少有三个——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在大规模灌溉之前已经产生了羽翼丰满的国家【6】。因此，在国家的兴起中，灌溉并没有扮演由威特福格尔赋予的关键角色【7】。
这个理论和其它所有关于国家兴起的自发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无法解释：自治的政治单位为何在没有重大外部压力时会放弃他们的权力。我们发现到这种缺陷在从小型村落到大型帝国的各种政治单位中反覆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遍览历史的篇章，却难以发现有真正的案例适用于这个规则。因此，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我们必须放弃自发论，寻找别的出路。
强制论
对历史的详细考察表明，只有强制论才能够说明国家的兴起。武力而非领悟的私利，是一步步导致自治村落走向国家的政治演化动力。
战争根植于国家绝非新观点。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但是，最早关于战争在国家起源中作用的仔细研究，距今不到百年，是由
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8】。大陆作家的征服论，可能比斯宾塞关于战争和国家的著作更为大家所熟知，例如路德维格·古姆普罗维兹（L. Gumplowicz）【9】、古斯塔夫·拉兹恩霍弗（G. Ratzenhofer）【10】及弗朗兹·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11】等人。
例如奥本海默提出，国家是农业定居者的生产力结合游牧者的能量、并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征服出现的。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第一，它无法说明美洲本土国家的兴起，那里尚未发现游牧业的存在。第二，现在已经充分证明，在最早的国家出现之前，旧大陆的游牧业尚未兴起。
尽管特定强制论尚有不足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战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发现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希腊、罗马、北欧、中非、波利尼西亚、中美洲、秘鲁和哥伦比亚，这里只提一些最著名的例子。
因此，以北欧的日尔曼王国为原型，爱德华·詹克斯（E. Jenks）认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证明所有现代类型的政体（即国家）的存在都归功于成功的战争”【12】。詹·范西纳（J. Vansina）的《热带大草原的王国》【13】是一本未经理论检验的书，我们发现，中非的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接连兴起的。
但是，这条规则就真的没有例外吗？在世界的某处，就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通过战争动力兴起吗？
直到几年前，人类学家们还普遍相信古典玛雅就是一例。当时的考古证据没有一点关于早期玛雅战争的迹象，这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一个完全不通过战争兴起的、热爱和平的神权国家【14】。但是，这个看法现在站不住脚了。近来的考古发现赋予古典玛雅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第一个是博南帕克（Bonampak）壁画的发现，它表现了早期玛雅的战争以及折磨战俘的狂欢。接着，在蒂卡尔（Tikal）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部分围绕着该古代玛雅城市的土方工事，清楚地指明了与邻近瓦夏吞（Uaxactun）的军事敌对状态【15】。总结目前对该课题的思考，迈克尔·科（M.D.Coe）说，“古代玛雅像后古典时代的嗜血国家一样热衷战争”【16】。
然而，虽然战争的确是国家起源的主动力，但它却非唯一因素。毕竟在世界上许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国家。因此，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促成国家兴起的特殊条件。
环境限制
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条件呢？一种有希望的方法是，在全世界那些独立产生国家的地区寻找共同因素——诸如旧大陆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谷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河谷、秘鲁的山地和沿海河谷。这些地区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如海拔、温度、降雨、土壤类型、干旱模式及其他许多特征。但是，它们确实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耕地都受到限制。其中每一个地区都被高山、海洋或沙漠隔开，这些环境特点明显限制了该地区农业人群占据并耕种的土地。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这些地区与亚马逊盆地或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带是极其不同的，那里绵延不断的森林提供了几乎不受限制的耕地。
但是对于国家起源来说，受限制的耕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可以通过比较世界上两个不同生态环境地区的政治发展来理解——一个地区拥有受限制的耕地，而另一个地区拥有绵延不断的不受限制的土地。我用来比较的两个地区是秘鲁的沿海河谷和亚马逊盆地。
我们的考察始于已出现农业群体但尚处于完全自治的阶段。首先来看亚马逊盆地，我们看到那里的农业村庄数量很多，却极为分散。即使在那些相对密集的地区，村庄之间的距离至少也有10至15英里，如兴谷河（the Upper Xingu basin）上游盆地。因此，即使采取简单轮作形式需要大量的土地，典型亚马逊社群周围仍然有足够的森林土地满足其农业需要【17】。就亚马逊地区整体来说，人口密度较低，土地造成的生存压力较小。
战争在亚马逊流域肯定经常发生，但它通常是出于复仇、掠夺妇女、获得个人威望及类似的动机。因为不缺土地，因此也没有为了土地而发生的战争。
亚马逊流域发生的此类战争的后果如下：落败的群体并未按惯例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胜利者既没有做出任何切实的努力使被征服者臣服，也没有强索贡品。这也许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因为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能够阻止失败者逃到更远的地方。的确，落败的村庄常常选择这样做，到不是为了避免征服，而且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袭击。由于亚马逊流域中的聚落如此稀疏，所以无需穿越他人的领地而很容易的在森林中发现和占据新的地区。而且，因为实际上森林中的任何地区都适合耕种，所以新生境中的维生农业能够像过去一样顺利进行。
显而易见，通过这个争斗和迁徙的过程，农艺部落逐渐扩散，直到他们稀疏而广泛地覆盖了几乎整个亚马逊盆地。因此，在亚马逊流域无限的耕地和稀疏的人口，战争使那些村落分散到广阔的地区中，并保持自治。除了极个别下面会提及的例外，亚马逊流域没有那种村庄霸占土地并结成较大政治单位的趋势。
秘鲁沿海狭长河谷所发生的事件与亚马逊流域的情况明显不同。我承认对这些事件的重建只是推论，但是我认为它与考古证据是一致的。
我们对这一阶段的解释始于那些小的、分散的、自治的农业群体。但是，不像亚马逊流域那些分散在雨林中广大地区的村庄，这里的村庄局限于78个狭短的河谷中【18】。而且，每个河谷都是背山面海，像世界上任何干旱地区那样，两侧被沙漠包围。可能没有哪里能找到比这里限制更明显的农业河谷了。
像一般的新石器时代群体一样，秘鲁沿海河谷村落的规模会不断扩大。由于自治村庄很可能随着扩大而分裂，只要有土地可共分裂出去的群体生存，那么这些村落无疑就会不断分裂【19】。因此，村落数量的增加往往快于其规模的扩大。河谷中的村落数量可能持续增加，无需改变生产实践，直到河谷中所有适于耕作的土地都被耕种。
到此时，农业技术开始出现两个变化：对已耕作土地进行强化利用；通过梯田和灌溉来耕种那些新的、之前不用的土地【20】。
新增可耕地的速率仍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甚至在土地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之前，灌溉就已经开始系统地实施，村落已经无疑纷纷为土地而战了。在此之前，当农业村落的数量仍然很少而且不乏土地的时候，秘鲁沿海河谷发生的战争可能与上述亚马逊流域类似。随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加剧，战争的动机从复仇转向对土地的需求。而且，随着战争的动机逐渐以经济为主，战争的频率、密度及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一旦达到这个阶段，秘鲁那些战败的村落会面临着与亚马逊流域战败村落非常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在亚马逊，落败者可以逃到新的地方，像从前那样定居，并维持其独立。但是在秘鲁，战败村落的居民并没有这种选择。高山、沙漠和海洋而非相邻的村落阻止了他们向任何方向逃逸。因此，一个在战争中失败的村落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了。如果它被允许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被消灭或驱逐，这个让步就只能付出很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政治上对胜利者臣服。这种臣
服通常至少要支付某种贡赋，战败的村落要生产比过去更多的食物来提供这种贡赋。但是臣服有时也包括战败的村庄进一步丧失自主权——也就是说，要融入胜利者统治的政治单位中。
通过这类战争的频繁发生，我们看到在秘鲁沿海出现了许多在规模和组织程度上都超过了村落的领土一体化的单位。政治演化达到了酋邦的水平。
由于土地短缺持续出现，而且变得更加严重，战争也出现类似的趋势。然而，现在的竞争单位已不再是小型村落，而是大型酋邦了。从这点来说，通过酋邦对酋邦的征服，政治单位的规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大。自然而然地，随着自治政治单位规模的扩大，其数量也相应减少，结果整个河谷最终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该政治单位因无疑有效而集中并复杂到足以称之为国家。
我所描述的某个秘鲁河谷的政治演化同样也在其他河谷、高地及沿海发生过【21】。一旦出现以整条河谷为领土的王国，那下一步就是通过弱肉强食来建立多河谷的王国。这个过程的顶点就是秘鲁通过其最强大国家达到的征服【22】，以及一个伟大帝国的形成。虽然这一步可能在安第斯山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二次，但最后是由印加帝国完成的【23】。
政治演化
尽管村庄合并成酋邦以及酋邦合并成王国是通过对外攫取而发生，但是这些不断扩大的政治单位的结构也通过内部革命日益细化。当然，这些内部变化与外部事件密切相关。成功国家的扩张产生了疆界，以管理其征服的民众和领土。那些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一般被任命为政治官员并委以管理的职责。除了维护法律规章和征收赋税外，管理阶层的功能还包括调动劳力建造灌溉工程、道路、城堡、宫殿以及寺庙。因此，他们的功能有助于将一个分散国家的集合体融入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治单位。
同样是这些由战争而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与其统治者极其亲属成为上层阶级的核心。下层阶级是由战俘并被他们的捕获者用作仆人和奴隶而形成的。为此，战争有助于社会阶级的形成。
我发现，人们在充分利用自己土地之前就试图获得其邻居的土地。这意味着每个自治村落都有粮食生产未开发的范围，只有当该村庄被征服并被强迫缴纳赋税时这个范围才会被利用。剩余食物是从被征服村庄通过赋税取得的，它们通过汇集而变得数量可观并用大部分来供养那些完全脱离粮食生产的人，如统治者、他的武士、随从、官员、祭司及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
最终，那些由于战争而失去土地但又未被奴役的人，会流入一些聚落中，这些聚落由于其管理、商业或宗教的专门功能而慢慢变为镇和城。在那里，他们以工人或匠人为生，用他们的劳力或产品去交换统治阶级从村民手中榨取的、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的部分经济剩余产品，。
我所勾画的秘鲁沿海河谷的政治演化过程，就其本质特点而言，决非仅限该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农业土地受限制的地区，如墨西哥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及印度河谷，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而且其本质原因是相同的。在这些地区，自治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由酋邦取代，酋邦由王国取代，王国由帝国取代。当然，这个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最令人难忘的。早期帝国的规模和壮观超越了以往的一切。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仅仅是这个过程的逻辑顶峰。导致帝国出现的整个链条中的最根本步骤，是从村庄自治向超村落聚合的转变。这一步是质变；其后的每件事情只是量变而已。
除关键之外，超社群集合体很难达到，这一步花去了两百万年。但是，一旦走到这步，一旦村庄自治被超越，那伟大帝国的形成以及复杂文明的繁荣只需两、三千年就够了。
资源集中
理论开始是以某些有限的事实为基础。然而，一种理论最终必须面对所有的事实。新的事实通常比较棘手，或与这个理论不一致，或与之不合。成功理论与不成功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它能够被修正或被详细阐述以适应所有的事实。让我们来看看当面对某些似乎是例外的事实时，“限制论”如何仍然可行。
首先让我们回到亚马逊流域。早期沿亚马逊河而下的旅行家留下了沿河文化的文字证据，这个文化高于我描述的亚马逊文化。16世纪时，居住在亚马逊河两岸的土著居民比较密集，村庄大且紧密相连，并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层。而且，一些最高酋长统治着那里许多的社群。
马上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可耕地沿亚马逊河向外几百英里延伸，这里为什么会出现酋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亚马逊河提供的环境条件。在河岸边缘以及其中的岛屿上，有一种土地叫做varzea。河流每年淹没这些土地并覆盖上一层肥沃的淤泥。由于年年补充，varzea成为最好的农田，即它每年都可以耕作而无需休耕。对当地农民而言，它价值很高并渴望拥有。亚马逊河的水中资源也非常充足，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鱼、海牛、海龟、海龟蛋、宽吻鳄及其它水产。由于资源的集中，作为栖居点，亚马逊河沿岸明显优于内陆。
亚马逊河沿岸资源的集中几乎等同于某种限制。尽管高产和非高产土地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就像秘鲁那样，那里至少有一种鲜明的生态梯度。亚马逊河流域的回报与邻近地区相差如此之大，是如此令人向往的栖居地，所以周围的人们都被吸引过来。最终，河流沿岸的拥挤人群导致了为争夺沿流部分的战争。战争中的落败者，为了继续接近河流，常常别无选择地臣服于胜利者。由这些村落向亚马逊河沿岸酋邦最高酋长的臣服，代表了比盆地其他地区更高级的政治进步【24】。
资源集中的观点同样可以解释秘鲁沿海的人群已明显达到了令人惊奇的政治发达程度，尽管他们仍然主要以渔猎为生，而且农业只是辅助手段【18】。关于这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兰宁（Lanning）写道：“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没有基本农业经济基础却具有如此多文明特点的案例”【25】。
但是，用资源集中的概念来看，我们可以说明这个发展并不反常。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秘鲁沿海野生食物资源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但是它们仅限于极其狭窄的陆地边缘【26】。因此，当这个地区充足的食物导致人口激增时，这类食物的限制很快就导致可开发地区的完全饱和。而且当可获资源的压力达到临界点时，土地竞争就难以避免。这种竞争的结果便是产生了我所描述过的一系列政治演化事件。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资源集中作为一个导致为土地而战的因素，添加到环境限制中来，政治一体化也因此超过了村落的层次。
社会限制
但是在说明国家形成时，还有另一个因素值得考虑。
在用环境限制论讨论委内瑞拉的雅诺玛摩（Yanomamo）印第安人时，查格
农（N. A. Chagnon）【27】引入了“社会限制”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地区的高密度人口可以通过环境限制对中心地区附近的人口产生影响。对我而言，这个观点对我们的理论是重要的补充。根据查格农的观点，让我们来看看社会限制是如何在雅诺玛摩人中起作用的。
雅诺玛摩的成员约10000人，居住在毫无限制的广阔雨林地区，远离任何大河。也许有人期望雅诺玛摩村庄能因此而或多或少的均匀分散，但是，查格农注意到，在雅诺玛摩的领土的中心，村庄要比周边地区更加密集。由于这点，他们往往会彼此侵犯，结果战争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在中心地区比周边地区更激烈。对于核心地区的村庄来说，想通过迁徙来逃避袭击更加困难，因为不像周边那些村庄，他们的迁移能力多少受到了限制。
其结果是，那些雅诺玛摩中心地区的村庄比其他地区的村庄大，因为大村庄有利于袭击和防御。核心地区激烈战争的进一步影响是使该地区村庄的头人更加强大。雅诺玛摩的头人也是战争领袖，他们的影响也随其村庄所参与的战争而增强。此外，雅诺玛摩中心地区村庄之间的进攻和防御联盟比周边地区的更为普遍。因此，尽管政治结构仍处于自治村庄的层次，但是那些受制于社会限制的雅诺玛摩人，已明显向更高级的政治发展方向有所进步了。
尽管雅诺玛摩的社会限制仅仅表现为中等程度，但是这种限制足以造成政治结构层面的差异。社会限制对那些表现更为突出的地区效果更为明显。首先，每个村庄的领地规模日益缩小。其次，由于人口压力日益严重，争夺土地的战争随之发生。但是，由于周围几英里内的土地都已有归属，战败的村庄便无处可逃。就这点而言，战争对该村庄带来的结果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演化，应该和我在讨论环境限制时所描述的相同。
回到亚马逊流域，如果社会限制在当今的雅诺玛摩中起作用，那么很明显在400年前它肯定也在亚马逊河的部落中起作用。而且其影响无疑会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政治演化。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没有严峻的环境限制，资源集中和社会限制等因素也会通过强化战争和转向攫取土地，给政治发展以有力的推动。
随着这些补充性理论的加入，与过去相比，限制论现在已经可以很好的应对所有案例了。例如，这个理论现在可以用来说明华北黄河流域和玛雅低地佩滕（Peten）地区的国家形成，这些地区的农田都没有明显受到限制。在黄河流域的案例中，资源集中和社会限制无疑存在并是积极的动力。在玛雅低地，资源集中似乎不是主因，但是社会限制则比较明显。
一些考古学家可能持有反对意见，认为形成期的佩滕地区人口密度太低而不足以形成社会限制。但是，在评估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的人口密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并非不是所有的土地都用来供养人口的。而且这种维生区域的规模不仅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有赖于生存模式。古代玛雅一直采用的轮作农业【28】要比墨西哥河谷或秘鲁沿海永久的农田耕作需要更多的人均土地【29】。结果，就影响而言，佩滕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墨西哥或秘鲁较高的人口密度所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
我们已经从雅诺玛摩的例子中了解到，即使在人口相对分散的地区，社会限制也会起作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佩滕在形成期时已拥有了比今天雅诺玛摩更密集的人口。因此，玛雅低地的人口密度，尽管呈现分散的表象，但实际上已足以刺激土地争夺，并且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部动力。
结论
简言之，限制论就其完备的方式足以说明国家的起源。它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在某地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则失败。它表明，国家是对某种特定文化、人口及生态条件的可预见的反应。因此，它有助于阐明什么是人类政治演化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原载：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733-738.)
参考文献与注释
1.R. L. Carneiro, in The Evolution of Horticultural Systems in Native South Americ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 Symposium, J. Wilbert, Ed., Antropologica (Venezuela), Suppl.2 (1961), pp.47-67, see especially pp. 59-64.
2.例如，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 Ward）视国家为“理性才能非凡实践的产物”，
在他看来这点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它一定产自一个大脑或少数一致的想法”。［Dynamic Sociology (Appleton, New York, 1883),vol. 2, p.224］.
3.例如，见柴尔德（V. G. Childe）的Man Makes Himself (Watts, London, 1936), pp.82-83;
Town Planning Rev. 21, 3 (1950), p.6.
4.我在自己的文件中记录了亚马逊流域诸如Tupinamba、Jevero、Mundurecu、Tucano、
Desna、Cubeo及Canela.等部落生产剩余食物的例子。对该地区民族学文献的详尽的研究无疑能揭示更多的例子。
5.威特福格尔认为：“当农人或原始农人摸索中的社群发现在一片干旱但具有潜在肥力的
区域存在一大块绿洲，许多农人就会渴望加以占有［农业的而非军事的］，于是干燥的低地和平原就会被迫求助于组织手段，在原始技术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成功的机会；他们必须和其他农人合作，并臣服于一个领导权威，于是这类形式［指组织和社会的控制——也即国家］就产生了”［Oriental Despotism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Conn.,1957),p.18］.
6.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M. Adams）对美索不达米亚作出这样的总结：“简言之，并无
迹象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王朝权力的形成是与主要运河系统的管理需要相关”［in City Invincible, C. H. Kraeling and R. M. Adams, Eds.(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60),p.281］。对于威特福格尔水源论原型地区的中国，法国汉学家Jacques Gernet最近写道：“尽管建立了水路和灌溉的规则系统，并对该系统进行管理，并很可能影响到军事列国和中华帝国的政治结构，但事实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只是业已存在的国家结构以及由军队提供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力，使得修建宏伟的灌溉工程成为可能”［Ancient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mpire, R. Rudorff, Transl. (Faber and Faber, London,1968),p.92］.就墨西哥而言，在古典期之前没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明显的是，早期国家出现在更早的形成期或前古典期。
7.当然，这并不是说大规模灌溉在其存在的地方对于增加国家的力量和规模作用不大。其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不与威特福格尔争论他将自己论点所限定的范围，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如何增强其力量，而是为何在原地起源的。就这点而言，水源论看来并没有抓住要点。
8.参见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Selection from Herbert Spencer’s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R. L.
Carneiro, Ed. (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7), pp.32-47，63-96，153-165.
9.L. Gunmplowicz, Der Rassenkampf (Wagner, Innsbruck, 1883).
10.G. Ratzenhofer, Wesen und Zweck der Politik (Brockhaus, Lerpsig, 1893).
11.F. Oppenheimer, The state, J. M. Gitterman, Transl. (Vanguard, New York, 1926).
12.E.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Mscmillan, New York, 1900), p.73.
13.J.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66).
14.例如，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写道：“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玛雅仅仅是
因为他们享有非同寻常的长期和平而建立起高度的文明；因为他们的聚落形态似乎太脆弱而无法承受战争”［Amer. Anthropol.51,1(1949)，见p.17］.
15.D. E. Puleston and D. W. Callender, Expedition 9 No.3, 40 (1967), 参见pp. 45,47.
16.M. D. Coe, The Maya (Praeger, New York, 1966), p.147.
17.参见R. L. Carneiro, in Men and Cultures, Selected Paper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A. F. C. Wallace, Ed.(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60),pp.229-234.
18.在农业时期的初始（前陶时代Ⅵ期，约始于公元前2500年），沿海的人类聚落似乎要比
河谷里的密集，生存方式主要依赖渔猎而非农业。而且，一些超越自治村落的初级政治演化可能已经这一阶段发生。但是，一旦生存方式开始为以农业为主，聚落形态随之变化，于是社群更多地集中在河边的村落中，因为只有那里才有适于耕作的土地。见E. P.
Lanning, 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pp. 57-59.
19.在我的资料中我在以下的部落里发现了有关亚马逊流域村落分裂的报道：Kuikuru、
Amarakaeri、Cubeo、Urubu、Tupari、Yanomamo、Tucano、Tenetehara、Canela、and Northern Cayapo. 根据亚马逊流域发现的易于重新定居的条件来看，分裂通常发生在人口少于100人的村落，而且村落大小不会超过200人。但是在秘鲁沿海，那里的土地受到严重限制，村落无法随意分裂，因此根据兰宁的观点［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1967),p.64］，其平均人口很可能会达到300人以上。
20.参见R. L. Carneiro，Ethnograph.-archaol. Forschungen 4, 22 (1958).
21.很自然，这种演化在秘鲁各村落中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并会达到不同的程度。事实上，
可能在某些村落达到政治统一时，其他的村落还没有超越村落自治的阶段。
22.但是，在帝国的建立中，并不是每一步都必须通过真正的武力征服来实现。有时武力威
胁具有相同的效果。许多较小的酋邦和国家可能无需通过战争就能被迫放弃他们的主权。事实上，这就是印加帝国一项明确的策略，在动用武力之前就将其说服。参见Garcilaso de la Vega,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s and General History of Peru , Part 1,
H. V. Livermore, Transl. (Univ.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66), pp.108, 111, 140, 143, 146,
264.
23.因此在秘鲁，帝国的演化不可能是直线或不可逆转的。兴衰交替发生。有时统一之后就
是分裂，于是国家分裂并倒退至酋邦，甚至可能倒退至自治村落。但是政治发展的潜力是强有力的，并能最终取胜。因此，尽管存在波动和倒退，但是秘鲁演化的轨迹是清楚的：它始于许多小型、简单、分散、自治的社群，最后以单一、庞大、复杂并集中的帝国而告终。
24.事实上，类似的政治发展也在亚马逊的另一地区发生——玻利维亚莫约斯（Mojos）平
原的玛莫（Mamore）河盆地。这里集中的资源也起着关键作用。参见德内冯（W. Denevan）,“The Aboriginal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Llanos de Mojos of Bolivia.”Idero-americana No.48(1966),pp.43-50,104-105,108-110。在北美本土，墨西哥北部的密西西比河中游达到了最高层次的文化发展，它也是沿着主要河流（密西西比河）分布，由河流中的食物资源构和肥沃的土壤构成了资源集中区。参见J. B. Griffin, Science，156,175(1967), p. 189.
25.E. P. Lanning, 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p. 59.
26.于是在这里，资源的集中与环境的限制结合在一起。而且，实际上诸如尼罗河、底格里
斯—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些被大沙漠包围的河谷情况完全相同。
27.N. A. Chagnon, Proceedings,Ⅷ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Tokyo and Kyoto, 1968),vol.3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p.
249(especially p.251).也可参见N. Fock, Folk 6, 47 (1964), p. 52.
28.S. G. Morley and G. W. Brainerd, The Ancient Maya (Stanford Univ. Press,. Stanford, Calif.,
ed. 3, 1956), pp. 128-129.
29.我认为，人们可以这样设想，玛雅人口密度任何实质性的增长，都伴随着某种强化的农
业。当人口增长，土地可能会被更彻底地除草，也可能在全年和两年更长时间里仔细加以耕种，同时轮种时间减少。然而，就潮湿的热带土壤的性质和缺乏任何施肥的证据而言，玛雅人看来很可能采取了广泛而非强化的耕作方法。
论“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 形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俄罗斯过去处在，今天仍处在两大文明即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俄罗斯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探索，在持续时间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民族。1991年苏联解体，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立刻提了出来。其实，俄罗斯人对俄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对涉及俄国历史开端和社会转折的重大历史问题(如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不断认识自我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具争论性的问题是“罗斯”( Pycb )名称的起源和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这个问题在11-12世纪即引起了古罗斯编年史家的注意，俄国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①由涅斯托尔②(HecTOp)提出的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使研究者
们困惑不安。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是，瓦良格人(BaparH，国内有学者译为瓦兰人)、罗斯人是谁?他们来自何方?这一争论从260多年前就己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一、“罗斯”名称的起源 1749年9月6日适逢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命名日，俄国科学院决定第二天举他决定留在那里，将佩列亚斯拉维茨作为自己的永久首都。②斯维亚托斯拉夫说道:“我不愿意坐在基辅城里，我想住在多瑙河畔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城—那才是我国领土的中心，所有的财富都汇集到那里:来自希腊的黄金、彩缎、葡萄酒和各种水果;来自捷克、匈牙利的白银和马匹;来自罗斯的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③作为罗斯国家的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活动更多地表现出了诺曼海盗经常迁徙的特点。 总之，关于“罗斯”名称起源的争论到目前为比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但笔者认为，罗斯人更可能是诺曼人。正是从这些诺曼人中形成了东斯拉夫人的王族—“罗斯族”。罗斯族虽然成为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民族，但最终还是被斯拉夫人同化。这样，在给东斯拉夫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后，“罗斯人”却消失了。尽管某些历史学家怀疑第一批罗斯王公的斯堪的纳维亚起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
导读：数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国家起源的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南美民族学中心主任） 陈虹、陈洪波译陈淳校 （复旦大学文博系上海200433） 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劳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而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一些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作者: 更新时间:2005-8-31 20:26:01 来源: 点击率:1106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如果说在1980年代政治学的视野中是"有国家无社会"的话，那么1990年代政治学界最为流行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旨在发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萌生。在这一过程中，学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另一维度――国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对国家的论述逐步增多，大有"回归国家"之势。由此出现了种种政治设计，如回归传统的儒学政治，要求建立王道国家等。在"回归国家"的风向中，我们需要追问：我们要回归的是什么"国家"，对国家的回归是一种分析路径，还是一种回归传统的政治实践？我以为是前者。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必然指向现代国家的建构。而对与市民社会相对而言的现代国家的研究还相当不够。笔者早在1990年代初开始"发现社会"，提出了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的二分法，并一直从社会的角度研究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10年后，笔者开始"回归国家"，但着眼的则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因为，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社会也难以建构起来。本文试图就现代国家的基本理论作一分析。 一、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 国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列宁在撰写《国家与革命》一文时曾深有感受。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文明时代的国家特性不同。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但不同类型国家对暴力的拥有程度和使用范围则不一样。20世纪社会科学家大师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吉登斯完善了韦伯的国家观点。而这里，必须明确的是，他们的国家定义都指的是现代国家，是相对前资本主义，即传统国家而言的。 界定现代国家的关键词是：主权与合法性。由此引申出现代国家的双重特性：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民主－国家(democracy -state)。 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它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理论（终极） 一、的起源与本质 起源问题是各类学说分歧的焦点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点。对于起源问题的解释，决定了对于性质、职能、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在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论断：第一，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的出现，是社会部发展的结果。它是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说明产生的原因问题。 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制度的解体和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起源于社会部基本矛盾的运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出现。在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特别是商业的独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经济活动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容，经济利益也上升为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因素。 分工、交换、利益分化这些因素的出现，使经济因素逐渐取代血缘因素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随着群婚制度向“一夫一妻制”的被迫过渡，个体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原始的氏族组织和道德力量已经无力应付这一变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
公开冲突，至多允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于是，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被新的机关——所代替了。 恩格斯关于起源的论断 在《家庭、私有制和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围以；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日益相脱离的力量，就是。” 恩格斯关于的论断，表明了三点： 第一，是个历史畴，这表明了产生的时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阶级社会的社会组织。 第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绝非公正地代表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而是特定阶级的统治。 第三，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统治阶级允的“秩序”的围之。这种秩序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起源的理论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起源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 神权论认为，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 暴力论认为，起源于掠夺和征服，强调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上的奴役先于经济的发展。的产生不是社会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而是暴力征服的结果。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 丁维兵 2012-02-16 ——《新历史观概想》续篇之三十二 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介绍，这个学者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因其成就和贡献还设置了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奥尔森写过一篇叫《独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的文章，主要是在讲国家起源的一个新猜想，据网上有篇读者的文章介绍：“他受中国的一个军阀冯玉祥的启发。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却很有德政，为什么一个军阀还会实行德政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产生的： 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当一伙流窜的土匪固定在某一个地区时，它会考虑他们的长远抢劫收益。他们不会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把百姓全杀光，要不然谁来生产啊，如果大家都穷的要死，他们去抢谁的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佳的…抢夺点?。不但要抢，还要抢有的度。不仅要自己有吃的，也要老百姓有吃的，而且要百姓们多多的生产。
久而久之，固定有一个地方的土匪，就慢慢成了…政府?，抢夺的东西也就成了强制性的税收。这伙土匪不但要求自己不能过度抢夺，还要防止其他土匪前来抢夺，也要防止百姓之间相互抢夺，因为这些都不有利生产，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暴力机关，制定了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 奥尔森的这个国家起源的猜想非常有趣，说起来其几乎可以定名为“强盗逻辑”，因为他所提到的要素就是军阀、暴力、土匪和抢夺等等，而如果将这些通称为“强盗”，他的逻辑可以简写成：“在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当一伙…强盗?停止流窜而与周围的多数人类稳定相处时，由于…强盗?需要多数人持续的生产供给，所以只能有度的摄取，而多数原住民如果没有…强盗?的强势保护，就会被其它强盗不断的无度摄取，这些共存关系的固化就是国家的起源”。 奥尔森国家理论的“强盗逻辑”看似奇特，甚至可能会被某些人一笑置之，但如果抛开现在先入为主的认识定式想一想，“强盗逻辑”的逻辑其实是通顺的，有问题的只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在国家形态之前，人类社会本来就一直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过去千万年的无政府就不会导致国家形态的产生，而几千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无政府却会？只要能为这个逻辑起点找到正确的解释，“强盗逻辑”的国家理论就有了达至完全通顺的可能，而就国家理
《现代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 《现代国家的起源》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斯特雷耶却把11世纪到17世纪，西欧现代国家的早期历史、兴起的轨迹描述的很清楚。这本书分为了三个章节，大体上是以时间为脉络，第一章是从11世纪到14世纪，从封建社会的衰落到现代国家早期的雏形；第二章是14到15世纪中期，是西欧在现代国家兴起中看上去有所停滞但是在时间脉络上不断延续和发展的时期。第三章大致叙述了一直到17世纪左右，西欧国家普遍形成自己的政治模式并影响今天的国家结构。 在阅读这本书前，我就在想，既然是一本介绍现代国家起源的书，那么核心的概念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记得在刚上本科学习政治学原理时，授课老师就带着我们剖析各种对于“国家”概念的论述，我也很想看到作者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但是，如果是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阅读完这本书是让我失望的，因为作者并没有给出对于“国家”的明确概念，但是却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比起对于一个名词进行概念界定更为重要的就是全方位的理解它，因为即使界定了概念，也许这也只是一个空壳。斯特雷耶的这本学术小册子，却把一个鲜活的“现代国家”构建了出来。就像作者自己所言“也许我们一开始应该对国家进行定义，但是这种定义的大量阐释都不怎么让人满意。一个国家本质上是存在于它国民内心和思想中的，如果国民在内心不承认国家的存在，那么任何逻辑上的推导都不可能使国家存在。抛开定义，我们可以直接探寻到一些迹象，这些迹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已经慢慢形成了。”正像作者自己所言，斯特雷耶所关注的是国家形成的这一过程，“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能表示其最终的形式。 在书的第一章中，以11世纪到14世纪为时间点，作者着重论述了现代国家起源的几个重要迹象和因素并着重论述这种国家形成元素在西欧不同国家的体现，即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差异性。从国家起源的迹象上来看，有两个重要维度，可以概括为外部的与内部的。斯特雷耶把外部的迹象归结为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主要体现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上是一种帝国和城邦力量的结合。在帝国的环境中，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在帝国的形态中只有一小部分居民能够参与进去，按斯特雷耶的话讲就是“导致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也
再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兼论阶级、国家的起源 前文末后说到：“如果说，在有阶级社会以来，它们（剥削所有制关系）至今还未被铲除掉，那决不是单纯的生产力不发达的过错！”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要厘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明白剥削所有制关系的起源及其实质。在这方面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本书也是马列主义者据以坚持他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经典理论依据。 由于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上我们与经典马列主义者发生了分岐，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妨沿着这两条线来分述。即：一、生产力与所有制式生产关系的关系； 二、生产力与分工合作式生产关系的关系。 我们首先从《起源》一书的“氏族社会”中生产力与两种生产关系的关系讲起。氏族社会组织的确凿存在本身，使其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雏形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恩格斯在该书中对此有关的重要论述，亦即，经典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分工关系、所有制关系——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
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见该书124页“正文+四号+宋体”下同） 以上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美洲红种人即印第安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是野蛮时代①低级阶段的写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分工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则负责管家，制备衣食等等。与这一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真正的分工关系只存在于男女之间。男子与男子之间仅仅是同一工种的合作关系，比如作战、打猎、捕鱼等等，谈不上分工。家户经济则应当是当时的所有制关系。之所以表现为这种家户经济形式，是因为上述生产只需由一定数量（并非全体）的人构成的群体来共同完成，这样的群体（家户）当然可以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而显然，在生产工具更其低下的早期可能需要全体来完成，那时，或许就是一种原始的完全的共产公社形式，而不是这种半共产的家户经济了。其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关系，因为在生产中缺一不可，也就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不像现在，酒馆旅馆林立，
国家起源文献综述 蒋永甫曾就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克思国家起源进行比较。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中，由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解不同，他们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构建也存在不同。他们的政治思考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类合理的生存秩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生存困境出发，探讨国家起源问题的最早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城邦是自然产生的，他跟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 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被后人归结为政治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国家馆，它不同于近代以来有关国家起源的契约理论。而在霍布斯看来，国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自然形成的，而是源自化的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近代的原理，“近代的原理一个人为出发点，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投票权，从而产生了国家。” 霍布斯认为，只要人类运用理性，同意他们不再在他们明显受到侵害的情况以外行使其自卫权，而是把自卫权交给一个代理人，及主权者，让主权者就困难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人类就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的中心是公共权力——李维塔，一个“人创造的人”。因此，国家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它是个人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的必然结果。国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对于人类生存而言，即是人为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中，霍布斯最直接的凸显了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困境与政治国
家的产生之间的逻辑关系。 就对霍布斯的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中，艾克文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轮证过程中，霍布斯由于系统深入的发展了普遍利己、非道德的政治观和保利国家观、从而奠定了其近代政治学开创者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社会公共生存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以求得人类共同的生存。但国家的产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要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必须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带来的积极矛盾阶级冲突。 西方国家起源理论研究述评中，提到国家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二十世纪历来，西方学者注重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方面汝州研究国家起源，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塞维斯和弗里德提出著名的酋邦理论和分层学说，与此同时，各种具体理论也不断出现，如城市革命、灌溉、贸易和战争，由于单一的因素不能解释国家的产生，因此综合理论应运而生，生态学理论注重利用气象数据并合理的推测组合，社会理论则以更具体的权利、意识、个人、性别和团体进行研究，而这些都推动者国家起源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塞维斯曾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是由游团、部落、酋帮、国家四个阶段组成。其中有经验和特殊能力的单个人领导，部落想游团那样人人平等，但更大程度上带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他们已经发展了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负责重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特洛格洛迪特人的故事 ——关于国家起源的一个假说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于是，自然状态中，充满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恐怖的笼罩下，?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平等的自然权力带来的恐怖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让渡自然权力，构建有机社会成为人类摆脱悲惨宿命的必然选择。通过社会契约，人们将自然权利交给第三方行使，于是，利维坦——国家产生了。?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在霍布斯的观念里，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而战争起源于自私的人们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建立国家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废除个人的自然权力，从而废除个人危害他人的能力。当然，国家的产生，暴力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行驶暴力的合法权力不再属于个人。国家的产生意味着以一种恐怖代替另一种恐怖，因此，霍布斯的理想国家是集中一切权力的独裁国家。 孟德斯鸠并不认同霍布斯的观点。在其1748年《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软弱?和?极端怯懦?的。?在这种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卑感，几乎没有平等的感觉。因此，他们并不想互相攻打。?这样，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和平状态。?一个动物当同类的另一个动物走近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快乐，诱使他们互相亲近?，于是相互畏惧使人们相互认同和相互亲近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存在自然的爱慕?使人结合成为社会。建立在自然联系基础上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脱离自然状态，在相互联系中的人感到自身力量的存在，他们不再软弱和怯懦。在社会联系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个人利益的自主性意识不断增强，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也不断发展。?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企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掠夺来自己享受，这就产
影响国家起源的因素 ——从综述中西方国家起源论的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国家起源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热于讨论的问题，首先，国家起源问题是国家观中的重要问题，“国家的定义和起源问题是所有国家观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国家的本质。”(1999)其次，国家起源问题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家起源涉及国家的性质对于认识国家、政府、权力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政治学的起点”(2014)而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解释，更是决定了对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本文致力于从中西方国家起源论的发展中探讨国家起源，从古往今来的中西方学者们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论说中发掘并综述出系统的影响国家起源的因素。 首先，中国古今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富有启示意义的阐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起源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㈠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确立时期，西周时期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2004)之说，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轻天命重人事、重君王之“德”和民本的人文道德理性精神获得进一步发展。在种思想背景下，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等成为先秦诸子思考的重要对象，如墨子(1944)的“除乱尚同”说，法家(1955)的“止争息乱”说，儒家的孟子(2011)的“辟除民害”和“与民教化”说、荀子(2008)的“止争息乱”说、《吕氏春秋》(2010)提出的“以兵止争”说等，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丰富多彩，为此后国家起源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㈡秦汉至隋唐时期，国家起源论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正统国家起源论：董仲舒(2007)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确立的本原”为此，他提出了“尊天受命”的政治观和纲常伦理观，宣扬“君权神授”和“符命”论的神权政治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二是一些思想家和史学家结合道家、法家和先秦儒家有关国家起源的思想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唯物思想，对正统的国家起源论加以批判：特别是柳宗元(2008)的《贞符》和《封建论》从唯物主义和儒家道德理性立场出发，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符命”论，深刻阐述了国家
《现代国家的起源》读书报告 2018101678 孙立宇 1.现代国家应满足的特征： （1）时间的持续和空间的固定。临时性的、因某种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组织难以构成国家。只有在时间上持续不断的，逐渐成为永久性的联合才能成为国家。同时，在地理上需要有一个核心区域，即便边界可能发生变动，只要民族中一定数量的人群居在固定的区域内，人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起稳固的政治体系，才有可能形成国家。 （2）具有永久性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即便是最原始的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来处理内部的争端，以及为了对外斗争需要而组建武装团体。然而，一个团体组织如果要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固定地生活在某个区域，它就需要对差异化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更有效的利用，由此导致了专业化的制度要求。这一制度要经受得住历史的变迁和人群的更新换代，与本团体组织一样永续存在，并且能够提高效率；更重要的在于加强团体中的政治身份感。（3）忠诚从家庭、地方团体、宗教转向国家，人民一致同意需要一个权威来做出最终裁决，且效忠于该权威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大部分参与政治的人都承认了对最终权威的需要，人民普遍接受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而维护国家是最高的社会宗旨。 作者根据现代国家的以上三个特征，从1100年到1600年间西欧的历史出发，探寻现代国家的出现。因此，本书主要探寻的是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的政治单元的出现、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对需要做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以及这一权威获得其臣民最基本的忠诚。
2. 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的政治单元的出现： 基于对个人的忠诚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缺少稳定性，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决定了当时的王国的特征，有些王国寿命很短，以致只能用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在时间上持续高就的王国，其边界可能不断地的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这样的国家，一个稳固的政治体系无法建立起来。 但是在公元10世纪之后，欧洲的格局逐渐变得稳定，结束了长期的迁徙、入侵和战争。某些民族，占有了特定的地区，在同样的政治团体里保持了几个世纪，那些持续了很久的王国或公国的统治者有机会去发展出永久的制度。 3. 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 在动荡和暴力的年代，大部分人首先追求安全与和平，弱小的政府总是充满自我增强的动力，以抵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任何一个存在一定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政治单元都需要建立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以适应内部和外部的需要。 欧洲的政治系统在地方上过于薄弱和分化，税收制度的缺失导致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土地，那些希望保持自己定位并将其传给后人的国王必须要在分散的地区形成连续性的政治单元，其关键在于提高地产管理的能力。因此，第一个永久的官职就是地产管理者，他们肩负国王的使命，征收土地上的收入，并使它们为国王所用。 由于当时对大多数错误行为的惩罚通常是以罚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在地方上主持正义也是地产管理者的职责之一，而主持正义的收入占据了地方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统治者意识到维护正义不仅仅可以增加收入，也是保持权威和提高国王权力的一种途径。 在当时，针对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谋杀）和某些民事案件，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程序。
社会学概论主要理论十分以上喔 第一章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 1.社会学创立时期代表 （1）孔德（社会学之父）将社会学居于科学最高层次；“秩序”和“进步”是他的两个核心概念。 （2）卡尔·马克思；（3）斯宾塞 2.社会学形成时期代表 （1）涂尔干：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②社会团结理论；③失范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 ⑤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系统的社会学功能分析。 （2）韦伯：①理解社会学--韦伯认为，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 ②社会行动类型。合理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3.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起源于欧洲，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在美国成立。 4.结构功能论 关注焦点在于社会均衡是如何维持和不断修复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和默顿。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系统》。其AGIL功能分析图式是理解其结构功能理论的重要内容。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提出显功能与潜功能。 5.冲突理论 （1）源于马克思的社会思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最早、最深刻和最系统的冲突论； （2）辩证冲突论：德国达伦多夫--《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 6.交换理论：霍曼斯提出，布劳修正--《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7.符号互动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德，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鲁默和戈夫曼。 8.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理论道路。 9.艾尔弗雷德·舒茨--奥地利--创立现象学社会学。 11.“五脏六腑”--费孝通 第二章社会学研究方法 1.实证主义方法论 遵循自然科学法则，用普遍因果律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理论，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为代表。 2.人文主义方法论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对社会行动过程及结果予以主观意义理论的方法。 基本观点： （1）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2）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而非“说明”； （3）立足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现象。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基本观点 （1）承认客观的社会规律； （2）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进程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3）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注重制约人的行动的社会物质环境。 4.当代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流派 （1）后实证主义--20世纪后期，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和“范式理论”占主导地位。 （2）新人文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欧洲兴起的新人文主义，又称新韦伯主义。 （3）批判诠释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被称为“用历史诠释学观点考察真理”的里程碑。 （4）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对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一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 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 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 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 "全国 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 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 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 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 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 变化。 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 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 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
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 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 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 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 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 诚如他讲道，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 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 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 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 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它必然孕 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 强加的方式呈现。 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 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 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 "现代国家" 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 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 "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 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 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 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
国家理论（终极） 一、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国家起源问题是各类国家学说分歧的焦点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点。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解释，决定了对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论断：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它是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原因问题。 国家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内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起源于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运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出现。在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特别是商业的独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经济活动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经济利益也上升为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因素。 分工、交换、利益分化这些因素的出现，使经济因素逐渐取代血缘因素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随着群婚制度向“一夫一妻制”的被迫过渡，个体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原始的氏族组织和道德力量已经无力应付这一变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
们的公开冲突，至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于是，氏族制度 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被新的机关——国家所代替了。 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断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 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 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 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日益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断，表明了三点： 第一，国家是个历史范畴，这表明了国家产生的时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社会组织。 第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 家绝非公正地代表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而是特定阶级的统治。 第三，国家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统治阶级允许的“秩序”的范围之内。 这种秩序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 神权论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
世界现代新闻业的起源 以前的教材都说，现代报纸最早起源于1566年意大利威尼斯的手抄新闻。 这是欧洲中世纪新闻传播发展的顶点，不是现代新闻业的起点，因为现代新闻业的最早载体——报纸，应该是印刷品。手抄作业，不是现代新闻业的标志。 现代新闻业的产生与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拓展相联系 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发生了一件影响欧洲工业和商业进程的事件：奥斯曼帝国军队经过59天激战，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帝国堵塞了欧洲商人通往东方的道路（丝绸之路），逼着欧洲人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 1497－1499年，葡萄牙人达·伽马首先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海路，随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最后证明海路可以通往世界所有的地方。于是，欧洲的市场经济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开始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新闻业作为独立的行业，产生于这个历史大背景下。 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1497-1499年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170多船员回来时剩下55人。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1492－1505年间三次向西航行发现美洲。 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1519年9月率270人的船队开始环球航行，本人1521年4月在菲律宾被杀，其部下埃尔卡诺率领剩下的唯一的船“维多利亚”号于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原来船队的人仅剩10人（另外还有路上征召的12人）。 麦哲伦海峡563公里，3.3－33公里宽，深20－1170米。 一、现代报刊得以在欧洲起源的五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１.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从地中海贸易转向全球贸易，因此造成对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需求。 ２.此时，欧洲地理上正在形成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地理上进行贸易的关卡减少，传递信息的障碍也随之减少。 ３.六个主要的欧洲民族（意、西、葡、德、法、英）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标准语言和文字，奠定了规模化新闻传播的语言文字基础。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es，1524－1580） 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1494－1553） 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53-1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