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个案监督成了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全国性的个案监督法尚未出台，个案监督缺乏统一的规范。随着实践的深入，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从对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娄底市等地的实地调查来看，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个案监督受到普遍欢迎
在最初实施个案监督时，人大及人大代表是有顾虑的。他们主要担心个案监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个案监督在司法理论界又争议颇多。通过对各种法律法规的反复学习与领会，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实行个案监督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增强了进行个案监督的信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里，宪法明确赋予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个案监督是监督的一种形式，显然没有超出宪法的规定范围。地方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担负“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的职权，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可以为人大的个案监督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长会议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有关机关应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因此，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一种必要形式。
有了法律依据，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信心增强了，力度也逐渐加大了，人大个案监督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示出来。一方面加强了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强化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调动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人大及人大代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个案监督对人大及人大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促进人大及人大代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的全面建设。从对人大及人大代表的调查来看，他们普遍重视个案监督工作，且希望我国的个案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
化、制度化。
对司法机关来说，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它们既是一种监督，也是对它们工作的一种巨大的鞭策与支持。“个案监督”无非是通过抓住那些有重大影响、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以监察、督促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司法权，保证案件的审理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都能公正合法，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人大通过个案监督来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司法机关的头上悬起一把利剑，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敢徇私枉法，有效地防止了司法腐败和其他司法不公行为。从对岳阳市与益阳市两地司法机关的调查来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来自人大的个案监督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也非常自觉地接受人大的个案监督。据来自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该院每年收到人大提交的个案都在20起以上，一般都能给予认真的、及时的答复。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每年都要重点督办人大提交的个案4～5个，定期答复人大。由于得到人大的有效监督，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得到了纠正，一些长期难以执行的案件得到了顺利的执行。
个案监督也普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个案监督一方面扩大了他们反映自身要求与呼声的渠道，增加了他们申诉的途径。另一方面，一些当事人通过个案监督实现了他们的正当权益。人大通过受理审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诉，对法律依据不足的案件当事人，向其讲清道理并动员其息讼，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对有充分法律、事实依据的案件，则督促司法机关认真办理，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人大及人大代表普遍反映，这些年来，到人大各有关部门致谢的事例不断增加，人大成了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事实证明，个案监督在我国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正确地运用个案监督权，它完全能够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个案监督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因而，在实施个案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亟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第一，集体监督不足，个人监督太多。对于“个案监督”来说，人大只要介入，则必须时刻跟踪，随时监督，而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方式却是定期举行会议，人大工作方式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个案监督”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人大集体行使职权方式是通过民主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决议，但不可能把“个案”拿到人大会议上去讨论表决。由于集体行使职权难以操作，使得“个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人大的某个人或某个处室在监
督案件，更有些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工作者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手中权力，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或其他非典型案件提出“个案监督”申请，甚至参与“个案监督”，对案件的审理施加影响。这样一来，人大对“个案”的集体监督权被完全架空，“个案监督”纯粹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这是司法机关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
第二，受案标准不确定，所监督的案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诉，人大及人大代表一般即予以受理，这使得个案监督的案件数不断增加。由于人大不是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人、财、物力用于解决具体的案件，受理案件的增加无疑加大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量。尤其是人大监督成功的案例引起公众注意之后，又有更多的案件涌入这一渠道，这就使得人大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受理的案件越多，司法机关的负担越重，办案的效果就难以得到保证，个案监督的效果同样大打折扣。据法院反映，虽然人大每年交办的个案多达20余起，但真正认真加以督办的案件只有4～5起，而最终加以改判的案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三，事前监督多，事后监督少。诉讼程序法已经就个案的承办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处于法定程序之内的个案，如果遭遇外来力量的影响，法定程序势必会被破坏或干扰。而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往往一受理案件就介入办案程序，或者案件还没有经过正式处理就要求司法机关前往汇报，既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程序，也往往使得司法机关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实施个案监督以后，对司法机关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个案监督处理的一个通病，只要个案实体得到了纠正，其他如错案责任追究、实体纠正后的执行情况、类似错案在办案单位的继续处理情况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等问题，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第四，对案件的实体监督多，程序监督少。司法权要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因此，人大不能直接参与办案，不应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人大监督的焦点不应是案件的实体问题，而应该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据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只注重对实体的监督。相反，对可以很好发挥人大优势的程序监督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五，个案监督的途径太多。司法机关普遍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的时候，督查的途径种类繁多，极不规范。人大常委会、人大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人大的一些主要部门、工委、信访部门、人大代表个人都经常直接向司法机关提出个案，要求司法机关作出答复。而且，在实施督查时，还常常不是向司法机关的专门督查部门提出，往往直接找到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或司法机关的具体承办
人员。对于某些人大监督的个案，司法机关有时自身还蒙在鼓里。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在办理人大交办的个案时就非常困难，这自然要影响到个案监督的质量。这一问题在当前十分普遍。
第六，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情绪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议事机关，其组成人员的成分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职业，对代表的法律素质并无严格要求。受此影响，由人大代表对个案的法律问题作出具体的判断和处理，极易导致情绪化倾向。另外，地方人大代表作为当地利益的代表，甚至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在实施个案监督时的感情色彩则更加浓厚。据调查，一些地方的人大部门在对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审查与人事任免问题的表决上，常常以司法机关接受个案监督情况的好坏来决定，动辄以不通过相要挟，带有典型的情绪化倾向。
作为“个案监督”对象的案件，案情一般比较复杂，大多涉及到审理程序和实体处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要想对此类案件进行监督，监督人员必须具有高于一般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司法实践经验。只有如此，才能对“个案”在宏观上有准确的把握，微观上有精确的分析，从而确保司法的公正。但我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远远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就目前情况看，具有高水平法律素质的人才大多集中在司法机关，负有监督职能的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不如司法机关的人员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个案监督有时也就背离了设立它的初衷，变成了对司法机关的一种不应有的干扰。这种情况在目前虽不多见，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地方各级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理性选择
个案监督广受欢迎，这充分说明了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也正由于它自身所带有的特点以及在实施它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个案监督也倍受争议。在当前情况下，最为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努力解决个案监督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个案监督行为。
首先，要明确个案监督的范围。个案监督不宜过多，过多则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同时还会给司法造成一定的干扰；也不能太少，太少则人大的整个法律监督又难以落到实处。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要根据执法和司法实际抓住重点，选择那些典型的、有重大影响的，或是薄弱环节方面的，或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个案开展监督。
其次，要逐步规范个案监督的程序。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个案监督应包括以下规程：①认真听取申诉意见，仔细分析申诉材料，听取案件当事人的陈述，了解案件的具体问题和关键环节。②深入涉案单位向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案情，与办案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座谈讨论案件中的问题，查阅已有案件材料，分析
研究案件办理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特别是要查清影响案件事实、证据使用、办案程序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的关键问题。③向常委会或主任会议汇报案件调查情况，并经集体讨论形成初步意见。④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就案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比较成熟的监督意见。⑤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个案监督在人大常委会受理立案后，要组织成立个案监督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个工作。这一机构必须由熟悉法律、熟悉政策、熟悉业务且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组成。⑥向办案单位正式提出监督意见，责成有关办案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纠正和处理意见，并向常委会汇报工作情况。办理机关应在指定期限内将复查、处理结果向常委会报告并向当事人反馈，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再次，地方各级人大要明确个案监督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个案监督必须实行集体审议，以多数人的意见形成规范性文件转交有关司法机关办理，最终实行集体负责制。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对司法机关办理的具体案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以个人身份干涉具体案件，个案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
二是坚持不直接处理案件、不干预司法权的原则。由于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其办理过程和最终裁决结果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案进行监督，最终只能通过司法机关本身的纠错机制来实现。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所监督的案件不能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只能通过摆出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提出意见的方式，责成司法机关自己去依法纠正和解决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并限时向常委会报告结果。
三是坚持事后监督原则。个案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人大实施监督一般应在结案之后。人大监督的个案应是司法机关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违法案件，人大不能干预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人大不应直接介入，以免加重司法机关的负担，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当然，人大对于司法机关程序违法的监督则既可以在结案以前，也可以在结案之后。
四是坚持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的原则。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其落脚点应该是对人的监督，其处理的重点也应该放在应承担责任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遏制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问题的真正目的，人大的权威也就难以树立起来。因此，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必须坚持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者应责成有关机关严惩不贷，以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只要我们敢于正视问题，勇于纠正问题，不断规范人大的个案监督行为，个案监督必将成为我国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我国的民主、法制化的过程
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人大监督基层执法机构实施办法 人大监督基层执法机构实施办法 xx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监督基层执法机构实施办法 （讨论稿） （20xx年月日xx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充分发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强对全县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队、交警中队、司法所的执法监督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司法公正、严格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陕西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要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支持和监督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队、交警中队、司法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 第三条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对以下内容开展对基层执法机构的监督: 1、基层执法机构贯彻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情况； 2、基层执法机构贯彻落实人大各项决议、决定、办法、制度的情况； 3、基层执法机构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批评的情况； 4、基层执法机构办理有关案件的情况； 5、基层执法机构办理人大交办信访的情况； 6、基层执法机构开展的有关重大工作部署、重大执法活动的情况； 7、基层执法机构的主要人事变动的情况。 第四条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针对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 1、对基层执法机构贯彻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情况，可以采取执法检查的方式进行，并作出审议意见； 2、对基层执法机构贯彻落实人大决议、决定、办法、制度的情况，可以采取检查调研的方式进行，并作出评议意见； 3、对基层执法机构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批评情况，可以采取跟踪考察的方式进行，并对办理结果作出评价； 4、对基层执法机构办理有关案件情况，按照事后监督原则,可以采取听取专项工作汇报的办法，按照执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进行审议，作出审议意见； 5、对基层执法机构办理有关信访情况，应采取督办落实的办法，并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考察； 6、对基层执法机构开展的有关重大工作部署，重大执法活动，可以采取适时介入，做到监督与支持并重，促进执法工作、执法活动依法进行。 7、对基层执法机构的有关主要人事变动情况，可以开展考评考察，提出建议和意见；对符合启动罢免程序的，应依法进行。 第五条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要认真履行依法监督职能，根据需要听取本区域内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队、交警中队、司法所的工作汇报；适时组织人大代表对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队、交警中队、司法所执法工作开展视察、检查和评议；督促有关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
关于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它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由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缺乏明确的机构来负责对行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从而使得行政、司法机关中官僚主义盛行，不作为、延迟作为、不当作为、甚至违法作为的事件不断发生，并由此滋生出了大量的“灰色腐败”问题，既侵害了公民权益，又损害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消除现存制度的严重官僚主义所滋生出的“灰色腐败”现象，近年来，不少学者和从事人大实际工作的同志一直呼吁和建议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权威性的监督机构，并提出了不少方案，主要可以归为监督委员会模式和监督专员模式。笔者将对之作出比较分析，并重点就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建立的模式作一初探。 一、人大监督专员模式与监督委员会模式的比较 所谓监督委员会模式，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置监督委员会，代表最高权力机关对所有同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并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一种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模式。此种模式又包括以下方案：(1)增设人大监督委员会，专门履行其监督职能，负责对“一府两院”的监督。(2)人大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工作监督，也负责人事监督和立法监督;将审计部分和检察院所属的反贪局划拨给人大直接领导，审计部门只负责审计监督，反贪污局只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腐败行为实行专门监督。(3)“把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合并，并融合政府的行政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部门的职能，设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人大的专门监督机关，主管监督事务。”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反思 一、个案监督产生的原因分析 个案监督，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法院正在审理或已审结的具体案件所进行的直接干预。个案监督作为一种并不太正常的监督形式，颇具有中国特色，其产生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1.司法不公是个案监督产生的现实原因 司法公正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为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所必须。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日益增多，也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1]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司法不公却成了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虽然“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并非所有法官的真实写照，但由此可见老百姓心中的司法形象。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司法机关本应廉洁公正，执法如山，面对屡禁不止的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从而强烈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监督。 2.司法监督不力是个案监督出台的直接原因 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同级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
浅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行使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键的是要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正确行使监督权，是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环节，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地方人大工作的重要内容。下面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行使，从便于操作的角度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深化对监督权的认识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实际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政治权力，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监督机制在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对各级国家机构的监督体系，其中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虽然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基础，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可与其他监督形式等量齐观。同国家机构体系内的其他监督相比，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也最具有权威性。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权，就是要监督《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执行情况和监督同级“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工作可以分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个部分，法律监督是指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工作监督则是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情况实施监督。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特定情况下则表现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二、法律监督的实施 法律监督是地方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是否严格依法办事而实施的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开展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法制环境。 首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以增强全民法制观念为目标，紧紧抓住全民普法宣传教育这条主线，积极参与对普法教育的组织和领导。地方人大常委会要与有关单位密切配合，推广普法教育先进经验，督促检查“五五”普法规划及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增强人民群众及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巩固普法教育的成果。 其次，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常用的基本法律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实行重点监督。一般应在每次常委会例会上，有计划地安排听取一两个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或审议意见，保持法律监督的经常性和连续性。 再次，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加强对行政、司法机关执法
人大建章立制创新监督机制的经验 总结 人大建章立制创新监督机制的经验总结2007-02-06 09:57:56 人大建章立制创新监督机制的经验材料 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诸多职权，使人大工作具有了法律性和权威性，要保障人大常委会依法全面履行职权，特别是在没有立法权的县（市）级人大常委会，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去年，中央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改进和加强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这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履行人大
及其常委会各项职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在人大工作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在思路上与时俱进，在工作上持续创新，以制度建设和代表工作为两大支点，进一步丰富监督形式，增强监督活力，有力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为促进“一府两院”工作，保障和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做法是： 一、建章立制，完善监督工作机制 现代文明社会，制度高于一切。宪法和法律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制度。人大作为宪法和法律的忠实实践者和维护者，其本质内涵就要求自身的工作要有规范性，一切按规范行事，而制度就是规范的总和。因此，03年换届后，我们把制度建设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专门责成一名副主任牵头，组织有关工委和人
员分头落实。在制度的制定中，把握了依法的原则。坚持以《宪法》、《组织法》、《代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为依据和指导，每一项制度的制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把握了全面的原则。既注意解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和主要内容，做到有的放矢、一标中的，又注意从整体上完善人大工作的程序和规范，努力涵盖人大工作的方方面面，做到一切有章可循、一切照章行事；把握了创新的原则。既坚持对过去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提炼提高，又坚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不拘常规，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把握了统一的原则。所有规章制度的突破、发展和提高，均严格遵循了法律法规之规定，坚持与上级人大制定的规定相一致，坚决维护法制统一；把握了实用的原则。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双重作用，一是约束作用，二是激励作用。两者同步并举，才能收到完全成效。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1226名代表首次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这是一次人民的盛会。 （一）代表是怎么来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有1226名，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实到代表1211名。15日，报到后，因事因病请假70人，出席1141人。 1．代表的由来。是普选来的。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正式开始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普选，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热情和民主意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广东省台山县大湾乡归国华侨陈聪在参加选举大会后兴奋地说：“我活了90多岁，到过许多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民主的选举。”这次普选，选出了包括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 2．代表的构成。从1954年9月1日开始，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报到。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崇伦来了；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来了；年龄最大的代表，93岁的齐白石老人来了；年龄最小的代表，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女工郝建秀来了；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来了；从世界各地归国的华侨代表来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了。 （二）会议是怎么开的 1．地点：北京怀仁堂举行。 2．时间：1954年9月15日至28日。 3．会议的主要任务。三项：制定法律；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1）法律。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2）报告。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指出了各项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3）选举。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4．会议的重大意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一致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宣布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渡状态的结束。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 浅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 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加强和完善这项工作，督促公正司法，保障合法权利、遏制司法腐败，是发展、健全基层人大制度，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的需要。一、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的性质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宪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司法权是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
宪法关于人大与司法权关系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国家司法权在其行使过程中受到多种监督。但从法律上讲，只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才是根本性的监督，这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力监督，是具有国家法律强制性处置权的监督（包括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错案的确认权、纠正权和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权），故与其他监督有着法律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监督的落实，是保障基层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真正实现的最有力的法律武器。二、加强和完善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根本的制度之一，是人大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的法律保障。如果基层人大对这项极其重要的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容易给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对基层司法机关违法行使司法权的监督和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失职。基层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法律监督，不同于民主监督等其他监督，因而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义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务。放弃监督，就是对人民的失职。要使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能得以长期、稳定的保持，仅仅依靠司法机关自身的教育整顿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司法权外部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和完善人大的日常性监督，真正落实人大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当然，司法机关教育整顿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人大的外部监督。
地方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个案监督成了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全国性的个案监督法尚未出台，个案监督缺乏统一的规范。随着实践的深入，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从对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娄底市等地的实地调查来看，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个案监督受到普遍欢迎 在最初实施个案监督时，人大及人大代表是有顾虑的。他们主要担心个案监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个案监督在司法理论界又争议颇多。通过对各种法律法规的反复学习与领会，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实行个案监督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增强了进行个案监督的信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里，宪法明确赋予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个案监督是监督的一种形式，显然没有超出宪法的规定范围。地方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担负“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的职权，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可以为人大的个案监督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长会议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有关机关应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因此，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一种必要形式。 有了法律依据，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信心增强了，力度也逐渐加大了，人大个案监督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示出来。一方面加强了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强化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调动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人大及人大代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个案监督对人大及人大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促进人大及人大代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的全面建设。从对人大及人大代表的调查来看，他们普遍重视个案监督工作，且希望我国的个案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
地方人大监督权研究 地方人大监督权,是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地方人大监督权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人大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是从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直接转化而来的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上升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 权利对权力的监督的最高形式,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因而,地方人大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去,避免权力的滥用,防止和杜绝腐败;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的作用在实践中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脱节比较严重, 地方人大监督权在实践中普遍比较“疲软”,这与其理论和法律规定上的“刚硬”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对地方人大监督权进行系统研究,找到解决地方人大监督权困境的出路,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监督权 的应有功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阐述了地方人大监督 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其次,梳理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历史发展问题;再次,概括了地方人大监督权体系问题;又次,阐明了地方人大监督权行
使实践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最后,总结了地方人大监督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建议,以期使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发挥实效。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包括其概念、特征、构成要素、功能等,澄清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本体问题,为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地方人大监督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是地方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象征和保证,具有民主性、全局性、权威性、法定性、间接性等特征。地方人大监督权是一个由不同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主体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对象是指那些由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并向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其内容包括立法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监督、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等;其方式包括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和撤职等。地方人大监督权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权,具有高度权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大制度的必然要求,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第二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历史维度进行了阐述,包括革命根据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来龙去脉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从中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权萌芽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发展与
人大监督司法工作应当厘清的两个问题-法律 人大监督司法工作应当厘清的两个问题 杨留强王军波 近年来，各地人大在监督司法工作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与此相伴，在探索监督司法工作中也存在一定误区，突出表现在有些同志经常将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称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认为人大监督个案就是搞个案监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一、监督司法区别于司法监督 从人大机关干部日常工作用语使用情况来看，有人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称为人大监督司法工作，也有人将其称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二者呈现并行使用的情况。 从语义上分析，监督司法的语义较为明确，即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司法监督的语义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这与监督司法的含义相同；二是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即司法机关运用法定方式对其他主体的监督，这区别于监督司法。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司法监督包括监督司法呢？ 学者在理论研究中，也有使用司法监督的情况，但严谨的学者会同时注明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不同，为表述方便才使用司法监督。在主流法学理论中，司法监督与监督司法有着明确界分。司法监督，是指司法机关对特定对象运用特定司法程序，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监督司法，是指不特定的监督主体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司法行为进行的监督，以约束司法权的规范行使。司法监督与监督司法在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上都有区别。对此，李益前同志曾于2004年7月28日在《人民日报》以《“监督司法”不是“司法监
督”》为题撰文，对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的含义进行专门的分析，并特别指出，有些人习惯于过去的“司法监督”说，认为叫顺口了，可以“约定俗成”，即可以赋予“司法监督”就是对司法的监督之含义和内容。显而易见，这不能“约定”，也不能“俗成”。另外，从中国法律法规信息系统检索可知，在人大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都是统一使用人大监督司法工作，还没有使用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情况。由此可见，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各地人大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应当统称为人大监督司法工作，不宜称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 因此，无论是从主流法学理论的观点，还是从正式法律文件的规定来看，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应当称为“监督司法”，而不应称为“司法监督”。 二、监督案件不同于个案监督 以监督法出台为标志，在监督法出台之前，各地人大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下了很大“功夫”，有些地方人大还制定了专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地方性法规。监督法出台之后，不少人认为人大不能搞个案监督，甚至有些人将监督案件与个案监督划等号，将人大对个案的监督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如果认为人大不能搞个案监督，那么，就必须明确什么是个案监督，是不是所有对案件的监督都是个案监督？关于什么是个案监督，有人采取排除的方法做过概括，即人大对案件的监督只要不调查、不调卷、不提出处理意见就不能称为个案监督。实际上，一些人认为人大不能搞的所谓“个案监督”，是超越人大自身权限，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进行“干预”的监督。与其称之为个案监督，不如称之为“个案干预”更为准确。 从权力运行的正当性来讲，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司法权亦是如此，司法
浅议人大个案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异同与冲 突 发稿时间：2008-7-22 16:35:15 阅读次数：302 作者：江苏通州市检察院丁 金澄 摘要：个案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是目前司法体制尚不完备条件下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新格局。从两种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来看，学术界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践冲突。 关键词：个案监督专门监督异同法律依据冲突 所谓个案监督，根据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司法机关个案监督的规定》（下称《规定》），个案监督的准确定义是指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已经办结但认为有错误或者虽未办结但程序严重违法的案件的监督。该《规定》同时还规定，人大常委会实施个案监督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集体行使职权，不直接处理案件，不妨碍司法机关办案的法定程序。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那些坚持“人大的个案监督应遵循事后监督与程序监督原则”①的观点的集中反映，这一观点也是在一些学者坚持的“人大对司法个案监督应是全方位、实体性的监督”观点基础上的新的发展。目前，这一观点已为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所采信，
同时，也成为其制定对司法个案监督的地方性法规的理论依据。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的侦查和审判活动所进行的法律监督。 从上述两种监督的一般内涵来看，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共同点： 1、监督的法律依据基本相同。 个案监督所依据的法律是宪法。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人大常委会的个案监督权，但从《宪法》现有的有关条款中仍可见与其相关的法律依据。如《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三条分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等等。而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的依据，除了宪法以外，还包括《刑事诉讼法》。如《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2、监督的对象相同。 根据宪法的精神和个案监督本身的含义，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个
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 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 在我国的国家监督体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监督，其功能在于保证由它产生的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忠实于宪法、法律，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严格依法办事，并防止和纠正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但由于体制和机构等因素的限制，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尚未真正确立起来，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一方面，随着行政监督机制的日益完备，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对人大监督的“隔离层”。如，行政审计和监察制度是现代国家从财政和人事方面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制度，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手段，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监督体系中，审计、监察部门列入行政序列，属行政权力内部监督，这种制约往往难以取得实效。而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重要内容，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须对整个财政状况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对违法行为要有系统而有效的制止和纠正手段。目前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监督过程实际上处于政府直
接控制之下，客观上影响了人大监督的直接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两方面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听取报告和调查活动，了解渠道少、面窄、程度不深，对许多重大问题，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搞好监督离不开一系列实体规定及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确认了人大的监督权，而对人大监督的原则、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则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如，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那么何为违宪？对违宪者如何处理？都缺少法律依据；还有对“两院”的司法活动如何监督？对案件监督采取何种法律手段？也都没有明确规定。 人大监督的法律不健全和规定过于原则，既是监督标准不完善的表现，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于充分行使其监督职权的症结之一；再一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是，有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关系，还不
人大司法监督调研报告 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加强和改进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是新形势下人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县人大常委会致力于促进法治蓬安、平安蓬安建设，不断加大司法监督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视察相结合，着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县人大常委会在每年年初制定工作要点时，都要根据平时掌握和了解的情况，选择司法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先后听取和审议了县法院关于民事审判、执行工作，县检察院反贪工作、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情况的汇报，组织部分市、县人大代表深入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及基层队、庭、所等单位，对我县平安创建工作进行了视察调研，提出建议意见。同时，还通过组织代表观摩庭审活动、推荐代表担任法纪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形式，多管其下，不断加大司法监督力度，极大地增强了司法机关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履行职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县司法机关硬件建设日新月异，队伍素质全面提高，司法行为日益规范，整体形象明显改善，各项工作有效
推进。 二是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针对群众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要求加大司法监督力度的强烈愿望，县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充实了人大信访机构，健全了信访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对涉法信访案件进行综合分析、重点通报，实行重点案件常委会领导接待制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组织代表对信访条列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提出了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等意见建议。同时，积极搭建代表和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桥梁，认真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群众的“双联系”制度，在部分乡镇、村设立民情信息员，进一步拓宽了常委会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渠道，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健全完善了监督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监督实效。为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我们在反复讨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办理办法，常委会在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报告后，及时梳理组成人员意见建议，形成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以文件形式送交有关部门，并由工委对口督办，督促“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审议意见，限期答复办理结果。如，对关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审议意见，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代表对办理情况开展视察，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有效促进和支持了相关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以上措施的有效运用，使人大常委会对司法
浅谈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表现、原因及 对策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开展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监督不力仍是地方各级人大在依法行使职权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试就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表现、原因及对策作如下探讨。 一、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具体表现 地方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方面，离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1、监督过程不扎实。如每年的人代会审议通过“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等，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会后对代表们提出的审议意见和议案建议，没有几件能得到较好解决。对经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出现重大变更后，人大常委会通常是在审查、批准决算时予以追认，很少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人大监督是“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做形式”，严重影响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和形象。 2、监督重点不突出。安排执法检查和审议内容贪多不求精，不求严，缺少“重头戏”。一些代表或委员审议时，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泛泛议论的多、重复发言的多；
提出针对性强的建议的少。在监督目标上，一些地方人大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一府两院”的重大行为，而更多着力于政府下属部门的行政行为和“两院”的某些司法活动，产生了四面出击、力量分散的状况。 3、监督手段不强硬。在现有的监督方式中，地方人大运用频率较高的是会议审议、执法检查、视察和调查、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个案监督等，而法律规定的如询问、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和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却很少运用，甚至搁置不用。由于监督手段不强硬，没有威慑力，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 4、监督效果不理想。地方人大每年都要依法开展大量的监督活动，但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并不多。往往在审议报告中讲了，会上议了便完事，存在一查就了，一审就过现象。有些问题年年审年年议，可是几年之后，仍然是面貌不改、山河依旧。 二、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 造成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认识不到位。无论是领导机关、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真正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角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监督权和监督工作的，都还很有限。就人大本身来讲，在开展监督时，经常会有“换位”念
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建立我国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针对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下我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立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目前，我国生效的法律共２３１部，其中２２３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这说明，改革开放３０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用３０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立法任务，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堪称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 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成熟的标志。200多部法律的颁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这项重大成果的来之不易，不仅在于立法的数量，更在于这些法律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内容和作用上都不同于西方，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中国的法律。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中国的法律体系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组成的。有些事项，用法律来规范尚不具备条件，可先依法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法律，这是中国特色。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充分运用伦理道德、习惯规则、行业自律、市场机制来调整社会关系，以便集中立法资源，更好地发挥法律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 提高立法质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觉追求，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内在要求，必须贯穿于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要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性强、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要通过立法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深入研究论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使制定的法律更加切实可行，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适应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加以完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建设日益重要。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的精神，全国人大在继续完善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突出了立法为民的理念，着力加强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立法，这意味着中国立法正以关注民生的视角，开始了由经济立法向社会立法、民生立法的重要转型。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及时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定，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确保到２０１０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加强权力的有效监督 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 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最具权威、最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人民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实现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制约、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重要方面。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不可替代的。人大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制度上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人大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工作监督等方面，内容非常丰富，任务相当繁重，是大有可为的。人大对“一
浅论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权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 ------ 宪法框架内的权力冲突及其调整机制* （本文发表在《法学》1999年第一期） 王晨光 监督案例引出的法理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的审查监督权与人民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权都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但是，显而易见，仅从表面形式而言，这两者之间似乎难于避免矛盾与冲突。从实践角度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棘手的情况。一方面人大需要根据宪法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特别是在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较为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就更有现实的必要。但从另一方面看，司法权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独立的国家权力，必须由专门机构中的专门职业人员行使。这一理论上的症结着实令人困惑。本文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希望能够从一些实例出发，进而进行理论探讨，以期推动对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研究。 首先，我们可以先抛开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抽象，看一看具体事例。近些年，各种报刊上相继报导了一些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的事例，即人大通过监督，纠正了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甚至冤案。这些事例本身颇为感人，同时又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理论问题。为使读者了解一二，这里仅举出几个《人民日报》报导的题目作为参考，即＂正确认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江苏新沂市人大纠正一起法院错判案的调查＂；＂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耍特权法官屡铸错强监督公道终讨回＂；＂村妇诉冤历经三载人大监督为民除凶＂。1它们包括了刑事、民事和经济等各种案件。在这几宗案件中，当事人都受到了法院违法审判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判决。如果不是人大的鼎力相助，就只好冤沉大海了。 例如，据＂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一文报导，长春市一位曾名噪一时的企业家因为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小小的轻信，先后被工商、公安和法院以＂倒卖国库券＂、＂诈骗＂和＂投机倒把＂等罪名罚款和查抄。后来他又因为一位负责办理案件的警察遇害而被当作重大杀人嫌疑犯通缉。流浪三年后，他走进了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并在其帮助下，最终讨回了青白和公道。读罢报导，确实令人击节称快，庆幸我国的人大制度中有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机制。在当前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一些领导人也先后发表意见，成为当前报导中的一个热点。2 但是，人大的监督是否都会产生好的结果？从现有的报导看，结果并非如此。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一文报导的事例3，就不能不令人对有关的市人大在该案中起的作用提出质疑。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在经历了河南省两级法院审理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审的不当判决，又先后两次做出改判。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无法在河南省当地得以执行。不少学者已经对此案发表了精辟的评论。但似乎人们并未认真注意该市人大在其中的作用。据该报导：最高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后，在该市人大会上，市人大代表联名为败诉且拒不执行最高院判决的一方翻案，后又联名提交为其翻案的议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似乎是该市的人大代表，并积极参 *陈斯喜、付华伶和顾敏康先生对文章初稿曾提出意见，特此致谢。 1正确认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江苏新沂市人大纠正一起法院错判案的调查，《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０日；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以及耍特权法官屡铸错强监督公道终讨回，《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９月８日；村妇诉冤历经三载、人大监督为民除凶，《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６日。 2李鹏先后在人大有关会议上提出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司法监督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见《人民日报》1998年9月17日；1998年11月5日。肖杨指出人民法院要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见《人民日报》1998年9月26日。 3寿蓓蓓：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