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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一律视为文化侵略,显然有失公允。而教会史学家和一些外国学者把传教士看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伟大“精神力量”,完全无视和否认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也失于片面。这两种评价模式和解释体系显然都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把传教士活动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作者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即所谓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中国近代新学的崛起和传统教育的变革,视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环节和内容,通过考察传教士在这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来构架自己的研究框架。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第513页)。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第514页)。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评价传教士的影响显然应围绕这一主题去认真思考。
那么,传教士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传教士自身的特点和来华的特殊使命决定的。作者认为,传教士与外交官和商人虽有共同的利益,在扩大美国影响方面也经常精诚合作,但传教士与外交官、商人不同,他们来华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和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传教士的这一精神追求使他们孜孜于改造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与寻求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不谋而合,双方甚至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有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影响。作者没有简单地像过去那样把传教士与商人和外交官视为一丘之貉,而是抛弃成说,看到了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的不同,并以此解释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影响,这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还探究了双重影响的根源。作者认为,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还应从近代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发展变化中寻找。作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
者指出,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价值观既为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又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实现了同近代科学和哲学成果的调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社会化潮流也使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改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正是“新教的这些特点使来华传教士在进行宗教布道的同时,还从事了积极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活动,决定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近代性质和近代风貌,因而有可能促进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第9页)。而近代基督教的另一发展趋势则是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作为具有强烈普世意识和‘拯救’全人类愿望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被染上一层厚厚的殖民主义的毒素”(第7页)。而正是“殖民主义的泛滥和浸染使基督教固有的征服欲望与殖民者的世俗野蛮相表里,宗教迷狂也使传教士固有的狭隘、偏执急剧膨胀”,从而使传教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尖锐的冲突”(第10页),由此导致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该书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变化来探究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渊源及其影响的必然性,是颇有说服力的。
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和传教士的文化主旨相结合,用以解析来华传教士的功过是非,既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脉搏,又合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客观历史实际,因而该书许多论点令人信服。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传教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二、关于拓展传教史研究的领域
如果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传教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的话,80年代中期以来,其范围则大大扩展了,特别是教案、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的在华教育活动(主要是教会大学)成为持续的热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等主题,也逐渐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但显然现有的研究视野与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实际所涉及的范围还相差甚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扩大研究视野已成为传教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方面,而研究视野的拓展往往要依赖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关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的内容,评论较多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所谓“西学东渐”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传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尤其如此。该书作者则认为,在19世纪,传教士也有限地把西方近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入了中国,具体包括“性理之学”(神学和西方古典哲学)、“格致之学”(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学)、“教民之学”(教育理论)和“安民新学”(社会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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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无疑是对西学东渐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更重要的是,作者探讨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传教士传播了哪些西学知识,而是引进文化传播学中的涵化理论,分析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创新中的作用。文化的现代化是晚清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提出,传教士“参与了中西文化涵化的全过程”,不仅“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进中国,而且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评判,并在比较和评判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和会通,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创造出熔冶中西的新文化”(第148页),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者还详细评析了传教士提出的会通中西文化的几种模式。这些分析把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看法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但确实开拓了研究的视野。
关于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学术界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史静寰教授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高时良教授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这些成果主要以教会学校为研究对象。《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除分析了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挑战和示范作用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传教士教育团体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干预、传教士对儒家教育的批评和变革中国教育的种种计划,以及美国传教士在晚清中国新式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作者多层次、多侧面地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教育衰落和新教育建立过程中的影响,扩大了传教士教育活动研究的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对晚清的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已经相当精细,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视,即在清政府闭关锁国和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外情的情况下,魏源、徐继 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外部知识的?本书作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史料钩稽,特别是把《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合省国说》与当时传教士的报刊和著作进行对照、比较,认为正是“美国传教士开启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得以‘外窥’之‘牖’,他们的著作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和观察世界的窗口”(第330页)。这一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对华传教运动起源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但直至19世纪60年代,新教传教运动进展极为缓慢,以致传教士抱怨在华宣教仿佛“向水中撒种”,劳而无功。传教运动的真正展开大致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这固然是因为1860年后全国范围内的传教合法化,但也与洋务派对传教士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有关。而这一变化则归功于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参与。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尚属空白,西学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洋务派从事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外人,其中包括一大批传教士。传教士参与洋务运动不仅推动了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
洋务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一些洋务大员的好感,对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产生积极影响。作者详细分析了传教士与洋务派合作的基础、起源和表现;洋务派对传教士的宽容和认可;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推动,包括通过教会学校输送洋务人才、创办报刊促进洋务思想的传播、翻译西书提供西学知识以及为洋务事业提供建议和方策等等。关于洋务运动,虽然已出版了大量成果,但有关传教士的作用大多语焉不详,该书的研究显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戊戌维新是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传教士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也就成了本书的一个重点。台湾学者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该书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轮廓,远未达到这一主题所应具有的广度和深度。《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利用广学会年报、传教士书刊等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广学会的出版活动和《万国公报》的研究,非常精细地考察了传教士对维新运动的影响。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传播西学知识和鼓吹变化的活动,对普通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有助于营造维新变法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作者并重点分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传教士的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维新派的变法和维新意识,而且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第392页),特别是康、梁等人的变法纲领、方法、外交思想以及康有为提出的宗教救国论均受到传教士的重要影响。
此外,作者关于传教士在华传教政策的研究、传教士与美国商人关系的研究、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对传教士的政策的研究,均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领域。
三、关于传教士的负面影响
对传教士影响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49年以后极端强调传教士文化侵略倾向的一种纠正。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的作者并未像有些学者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一味夸大传教士的正面影响。作者始终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作出绝对肯定还是绝对否定的评价无疑都是片面的、极端的”(第513页)。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出的“传教士对晚清现代化的误导”说。作者首先利用传播学中的文化生成理论,分析了传教士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晚清西学东渐的负面影响。所谓文化生成,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指当传播者传播一种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客观地、原样地把这种文化传播给受传者,而是常常加上自己的理解,掺进自己的是非好恶等价值观念,即试图改变文化的客观性以符合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是文化传播者自我需要的实现。文化生成效应是传播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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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即试图以神学自然观和宗教历史观解释科学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并且挟带宗教说教,造成对西学知识的歪曲,因而降低了通过他们之手传入的西学的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甚至造成对近代知识分子的误导。作者指出,“由传教士承担西学东渐的任务虽然是历史的选择,但未必就是中国之大幸。换言之,如果由传教士传播西学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有利性是+3,但如果这一活动由优秀的科学家或学者进行,那么,其有利性可能是+5,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指出传教士的贡献是+3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传教士的活动实际上已使西学的传播没有达到它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消极影响是-2”(第479页)。作者的这一分析发前人所未发,是非常深刻的。正如作者自己评论的那样,他“并不是想用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苛求近代来华传教士,也无意对他们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情绪化的贬斥,而只是想指出传教士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第479页)。作者没有简单地描述传教士参与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和纷繁的内容,而是透过现象,通过对传教士书刊内容的缜密考辨、比较和分析,发现传教士的历史局限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国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其误导说的第二部分继续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认为“由于传教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丑恶形象,西学传播者(传教士)与接受者(中国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关系。由传教士承担传播西学的任务,产生了中国民众‘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这一特有的负面效应,传播内容——西学受到拒斥和反对,传播活动没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第485页)。作者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结果常常导致中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掩盖了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认识,这是传教士作为西学传播者对晚清西学东渐负面影响的真正含义”(第490页)。误导说的第三部分,则针对传教士提出的西学及西方的富强均源于基督教的“泛基督教论”和唯有基督教才能使中国摆脱贫弱、实现富强的“基督教救中国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设计并非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而是从西方利益和传教需要出发,“反映出传教士具有的强烈的宗教和文化优越感以及殖民主义妄想”,因而“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相反会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引入歧途”(第503—504页)。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按照传教士的愿望和模式来进行,而只能由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自主的选择,经过几代人的尝试才能完成”(第514页)。“误导”说是全书最为精彩的地方,作者既避免了像过去那样对传教士在华活动进行非学术性的、情绪化的指责,又超越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从而把对传教士的评价建立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
四、几点不足
该书作者利用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凭借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就传教士与晚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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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这一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无疑会推动国内的传教史研究,对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将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部立意创新的著作,也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
就该书构建的晚清现代化运动框架而言,作者把太平天国排除在外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众所周知,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或曰晚清现代化)有密切关系并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强烈影响,洪秀全和洪仁 等人还曾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教义,特别是洪仁 长期寓居香港,与英美传教士交游数年,其《资政新篇》达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最高认识水平,是有关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文献。考察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洪仁 的影响理应成为本书的研究范畴。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近代社会风俗的改变也与传教运动有重要关系,似也应成为作者的关注对象。作者在“教会女学与中国女子教育”一节中虽对教会学校的反缠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有所叙述,但显然不够,这一主题所涉及的内容完全可以列专章进行讨论。
作者在末章指出,传教士提出的“泛基督教论”和“基督教救中国说”造成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传教士的这两种说教对近代知识分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传教士是如何误导中国人的,作者的论述则有些薄弱,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还可以引用更多的例证。另外,作者在第二章统计的担任外交职务的传教士的名单也不全面。
在资料方面,作者颇下功夫,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前人的著作。但在论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时,作者使用的是第二手资料,这无疑会削弱论证的说服力。在考察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对维新运动的影响时,该书缺1898年度的书目,而1898年恰恰是维新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期。该书的这些不足反映出有关传教士的资料收集之难,同时也表明有关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仍有大量工作可做。本书的探索还只是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
〔作者李喜所,1943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亦工)
美国《侨报》8日发表题为《中共十八大：坚持和平发展赢取国际环境》的社论。文章称二战以后，中国曾经错过许多世界经济发展的良机，成为世界经济的落伍者。但在过去十年，中国紧紧抓住了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大调整的黄金机会，即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的重新布局。 其次，新技术革命促动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欧美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成为最重要的承接者。经济的纽带，成为新时期中外关系，尤其是美中关系，最坚实的维系力量。 美中在反恐战争中，能够互为奥援；在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中，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抗击。这确保了美中的合作，不仅有经济的前提，还有战略的基础。过去十年，中美之间的最大成果，是建立和稳定了相互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十年，成了美中关系的“黄金十年”。 但2012年是个变局之年。黄岩岛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一切都指向一件事，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对华意图的重新布局。美国大选中，中国一再被提起、被攻击，这并非全是选举游戏，背后有其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 国际关系的变化，折射的是国家实力变化。过去数十年，国际关系领域所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七跃居到第二，使得原有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极大地撼动。尽管中国一再表达和平崛起的意愿，但美国却感到威胁，因此美国出手布局是意料中事。在未来十年，如无意外，中国经济总量将日益逼近美国，中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调适、大摩擦的过程。如同过去几个月中华为、中兴事件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中美经济关系的摩擦已经日益深化，从过去的汇率之争升级到了安全之争。美国制造业的重返之路，与中国企业的扩展之路，迎头碰撞。 另外，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直接和间接的角逐有加剧趋势。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金融危机的消退，美中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在消减，而利益冲突在加剧。如前所述，近来中菲、中日争端，美国的影子若隐若现。未来，在中国的周边，南海、东海、太平洋，美中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之争，将成为常态。 长期以来，中国施行的是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外部压力下，中国被迫进行策略上的调整。钓鱼岛争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日本率先出招，中国强硬反击、后发制人，改变了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势。中国已到了一个以实力求和平的时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将放弃和平。未来十年，和平与发展还是中国的主题，也是世界的主题。中国调适外交策略，不是放弃韬光养晦，不是要挑战和推翻现有国际关系格局，而是更强调“有所作为”，以在现有格局下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现在中国要怎么真正进入现代化 现在中国要怎么真正进入现代化，我认为关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周恩来的讲话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也同样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都将其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日本、韩国的经济 崛起，就是把握了科学技术这个关键，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只是二十年时间的经济腾飞，就 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三十年，科学技术在理论上也 一直都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经济在改开后已经飞了三十年，腾飞的时间已远超日韩，而且据 说还要再飞一会儿，但中国却还是发展中国家，很是令人遗憾。既然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认 识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所在，都将科学技术放到了战略的高度上来，为什么我们国家 的科学技术却依然落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 答案就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得是两条路线：前三十年坚持“独立自主、自 立更生”的自主路线；后三十年走得是“市场换技术、国际分工、世界工厂”的依靠路线。 前三十年的遗憾在于：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只是五十年代那短短的几年 时间，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就能实现的。好在，经毛主席的运筹帷幄，艺术化的卓越谋 略，中国的国际环境终于得到了彻底改善，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后三十年的遗憾在 于：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受惑于美国的战略欺骗，先是寄希望以市场换来技 术，在80年代下马了绝大部分高科技军工研发，自此科学技术再难望欧美项背；后又加入 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加工厂，使得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千疮百孔，几乎使中国科技的再 次崛起失去了物质基础。 “独立自主”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这不仅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得到了充分验证， 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到验证。日本与韩国 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权不完整“军事上都受美国的保护”，也正因此，两国领导人在内心 都深刻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可贵之处，尤其是韩国充分运用一切的市场手段，以某几家 大企业为骨干，实现其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日本二战战败，虽然基础设施全被摧毁，但高 素质的产业工人却保留了下来，其实现现代化只是时间的问题，只要政策不要失误太多。而 韩国就不一样了，它与中国类似，建国时都是没有什么产业基础与产业工人的，在60年代 后以日本为师，且其模式更形突出，以三星、现代、浦项制铁等大企业为核心，国家全力提 供尽可能的金融与产业指导，同时在美国的有意扶持下，产业层次一级级强行提高了上去，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 期末考试论文 论文名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年级 2011 学院园艺 专业园艺 学号 14117207 姓名曾盟超 任课教师周嘉 完成时间 2012-04-07 成绩
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内容摘要：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之际，“中国经济总量究竟有多大？中国经济总量是否已经超越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媒体报道和辩论的焦点。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关键词：经济、资源、教育、军事 正文部分： 当下，人们乐意承认：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并为此欢欣鼓舞。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非常好。但就我的了解，货币化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绝对无法准确量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享受。比较好的指标是扣除物价水平后的单位时间真实工资水平。最佳指标当然还要包括生活环境之优美、安全和自由；个人发展机会之均等；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保障、文化艺术享受之丰富、国防军事等等许多层面。下面我将从多方面说明。 一、经济方面 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之际，“中国经济总量究竟有多大？中国经济总量是否已经超越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媒体报道和辩论的焦点。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发布此结果的是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据他们所说，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他们的计算方法是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方法。他的计算结果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而美国只有14.6万亿美元！ 依照彼得森研究所的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GDP已经是14.8万亿美元，那么人民币均衡汇率就应该是1美元：2.67人民币。如果接受如此均衡汇率，那么人民币升值就远远没有到位，快速大幅度升值也就顺利成章。为什么美国政客们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显得那样“理直气壮”？部分理由就是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均衡汇率。 假若中国GDP真的已经达到14.8万亿美元，那么人均GDP就已经突破一万美元了。即使考虑到GDP和可支配收入有很大差距，即使考虑到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那么，人均一万美元的GDP，意味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怎么着也是大几千美元了。然而，随便的观察和各种官方统计数据，都难以证明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一个家庭的全年收入也不过1000美元。 同时，按照人均收入和平均工作时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简直不可以同日而语。就算依照目前的市场汇率，我国2010年GDP达到了6万亿美元，我国人均GDP也不过4638美元，美国人均GDP则是48666美元，是中国10倍多。然而，我国数以亿计打工者的工作时间至少是美国个人的1.5倍（许多打工者并不能按时休息周末，且每天工作时间接近和超过10小时）。如果折算为单位时间人均GDP，美国至少是中国的16倍。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
比较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深深植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的，她已不可能被移植，中国的一切现代文明都只能在这棵大树上进行嫁接而成；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美国的人际关系也是按现代人的标准建立起来的。美国发达的商业文化、科学技术是其现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系统，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重农轻商，重文轻商，科举制度使文化与政治密切相连，文化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贯穿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而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快餐等等发达的商业文化更是受世人瞩目。美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亲兄弟明算账。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很多探讨中美文化差异的文章都指出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使我们产生困惑。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个人主义思想也很严重，缺乏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当我们来到美国，却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很关心社会和集体。有人做过这种观察，一群美国人开大会，会前不同观点会展开很激烈的争论，但一旦会议主题决定了，大家就会安安静静地一起开大会；但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却往往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各自为政。关于这个文化与现实的差异问题，我们从社会学中找到了答案。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和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
《中国的现代化》读书报告 《中国的现代化》是美国一批著名学者近年研究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综合性著作。它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五方面展开论述。文章结构清晰。18世纪和19世纪，论述了“前现代化”时代受到的阻碍和推动；20世纪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被迫到主动，主导由上层转变成为民众。作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客观、明了，文中的观点角度新颖，是西方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著作。一、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 作者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清朝的中期，以1840年和1949年为分水岭，分为“前现代化阶段”和现代化阶段； “前现代化”阶段，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社会孕育着近代的因素，但不至于对当时的中国产生影响；政治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国家对人身的束缚并不严重，甚至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变现的“无能”，基层的发展依赖精英分子的领导。而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没有法律规定其必须从事某一职业，分散性严重，职业的分化也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家庭方面，开放的社会环境导致民众只关心家而对社会意识的淡薄，人口过早的增长也使得中国在之后和现代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市场狭小，后劲不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观念都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发展是伴随着20世纪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文化。上层统治者转变畏手畏脚，留学回来的青年则发现想要服务的政体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新世界观没有从上层中产生，公众的情绪成为了这个阶段大多数时候的推动力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思想”的阶段。就整个国家而言，摆脱了当时旧制度的束缚，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在于推翻一个旧的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直到1927年，蒋介石才统一了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撕裂了中国原有的社会观念，也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群众式的运动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展。之后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明显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whethe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other playing the role of leadership.Here is a brief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hina, established a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re all market regulation, market dominance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resources. But they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allow the market to fully control the entire economy, China is not the stat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lso accounted for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United States to buy something to hand over part of the tax, but the Chinese does not; the U.S. equity trading majority of the market and there are a lot of investors, China is no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China is a communist society; American has stronger sense of pursuit of freedom and happiness tha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pen than China in terms of ideology, a strong sense of independence; Parents only play a role in guiding , while China is to help raise their children to adult and govern children; All Americans go to a restaurant, generally have the habit of tipping, China has no such a habit; the United States can accommodate cultural and inclusive global presence they have been , although the 56 Chinese ethnic groups, but th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slowly disappearing; American doing well in the welfare of the system, China i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welfare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till racial discrimination, blacks and whites in some places still can not peaceful coexistence, but China racial discrimination does not exist, ethnic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