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虽然传教士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但是，还是对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报刊的兴起也有帮助。所以中国的近代报业还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颇深。
中国报纸产业发展历程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报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报业产业化经营成为报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形式。我国报业的产业化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以及现今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是进程中三次重要调整。现今报纸产业正面对互联网的不断冲击，需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寻求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关键词：报业；产业化；市场化； 我国近代报业自19世纪初产生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报业虽已达到一定规模，但由于旧中国政权的长期压制和摧残，人民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严重制约。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使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报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操控下，我国的报纸经营单位长期被归于事业单位的行列，单纯地行使其喉舌的功能，缺乏产业经营意识。 1.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与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发展报业作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多种措施为报业发展创造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报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恢复出版解放区报纸，即恢复出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停刊的解放区报纸；二是创建新的人民报纸，即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创建报纸提供条件；三是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报业机构，将其作为发展人民报业的物质基础；四是接受、改造和重组私营报纸，使其成为新中国报业的组成部分。由此，新中国的报业开始形成了以党报为主体，包括人民团体报纸、民主党派报纸、私营报纸等在内的基本
格局。 这一期间，我国报业在事业发展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1956年开始的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为我国报纸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在后来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重大事件中，我国报纸在宣传报道上也犯了不少错误，为“左”的路线与思潮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我国报纸的数量增加不多，到1960年的十年间，才增加了10家，为392家，但总印张却由6.51亿增加到47.84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全国报纸数为413家。 2.1966——1976年：“文革”重创与灾难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报业遭受重创，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报纸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控制，成为他们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当时的报纸“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许多宣传报道不顾事实，不计效果，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强奸民意，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也给新闻业本身造成极坏影响。 受极“左”路线的破坏，这一时期，我国报纸的数量锐减，至1970年，全国仅剩下42家正式出版的报纸，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十年，我国报业发展跌入历史低谷，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直到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获得了发展与振兴的机会。 二、改革开放后报纸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传媒在我国属特殊的产业类别，其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传媒改革的试水者和理论实践者，我国报业在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上走在了前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逐步提出了报业产业化问题，报业开始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而产业化经营也将成为报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报纸媒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近代报刊的发展： 一、外国人办报： 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二、国人办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
第二章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中国近代报刊的实践，是伴随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活动而产生的。最早来华从事办报活动的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 这一时期，外人在华的办报活动，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轴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815《察》创办～1839年，外人来华创办了6中11外，南洋及东南沿海一带。 （2）1840～19世纪末，以香港和上海为中心，遍及从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办报网络。 传教士 商业性：外文－中文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04）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月刊，木板雕印。是一份宗教性质的期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以“灌输知识”、“砥砺道德”为教义之辅，介绍天文等科学知识和许多国家的概况。该刊的特点在于：①尊重读者心理，引用孔孟语录、采用线装书样式以适应中国读者；②写作文体丰富多样，刊载了中文近代报刊上第一条消息《月食》。1821年，该刊因米怜病重停刊。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08）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833年8月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该刊的宗旨是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消除中国人妄自尊大、鄙视外人的思想障碍。内容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三部分组成，以科学知识的宣传为主导内容，设有新闻专栏，绝大多数为国际新闻。后期开始摘录《京报》和刊载行情物价表，首创编者按。该刊还是中文近代报刊史上首先刊载社会新闻的报刊。1833年刊载了中文近代报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业情况与新闻自由的专论《新闻纸略论》。1838年停刊。 三、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 1．《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境外，马六甲） 2．《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月刊，1923年7月创刊于巴达维亚，创办人、主编是麦都（思）司。该刊是《察》的续刊，从内容到形式均仿照《察世俗》。1826年停刊。 3．《依泾杂说》：1828年创刊于澳门，中英文合刊，创办者与主编未知。 4．《天下新闻》：1828年创刊于马六甲，月刊，创办人纪德。该刊散张活字印刷，仍为宗教性刊物。1829年停刊。 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郭士立，境内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中国报纸类型的历史发展 董天策陈映黄晓赟刘俊收稿日期: 2005 - 01 - 18 254 摘要:长期以来,有关报纸形态或类型的论述散见于新闻史著作,让人难以全面把握其演进轨迹。本文在吸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概括为宗教报纸、商业报纸、政论报纸、机关报、晚报、专业报(行业报) 、都市报几种形态或类型,并对各类报纸的历史沿革与内容特色作了全面的描述与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我国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为新闻纸,报纸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社会风云的历史见证,是时代精神的鲜活体现。因此, 报纸的内容总是与时俱进的。与之相适应的是,报纸的形态或者说类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有关报纸形态或类型的论述散见于新闻史著作, 让人难以全面把握其演进轨迹。因此,本文在吸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报纸形态或报纸类型的历史沿革作一全面的描述与分析,以便更好地洞察我国报业的历史发展。据现有材料,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的“进奏院状”(或称“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状”、“报”),宋朝发展为“邸报”(或称“进奏院状报”、“朝报”、“邸状”、“邸吏状”、“邸吏状报”),“邸报”在明清两朝又有所发展(或称“邸抄”、“邸钞”、“阁抄”、“科抄”、“京抄”、“朝报”、“京报”等) ,但始终都是“官报”形态。其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军事消息等。宋明清三朝,出现过民间办报,如宋朝的“小报”、明朝出现的“抄报行”、清朝出现的“小报”(或“提塘小报”、“小抄”),但始终受到统治者的严厉禁止,并未真正发展起来,只是“官报”的补充形态。[1 ]以邸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报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不在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 传统上,除古代报纸外的中国报纸被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815 年至五四运动前为中国近代报纸,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10月前为中国现代报纸, 1949年10 月以后至今为中国当代报纸。这是一种基于政治历史的报纸分期。如果从报纸特性本身来看,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报纸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整体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类型或形态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起源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纸。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东南亚华侨中散发,并有一部分传入广州。这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由此开始,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东南亚、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先后创办了6 种中文报刊和10 多种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继续创办了不少宗教报刊。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外,著名的宗教报纸有: 1833年传教士郭士立(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5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 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中文报刊《六合丛谈》,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后于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等等。 宗教报刊的内容构成,首先是阐释基督教教义, 其次是宣传伦理道德,再次是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各国的人文、史地、时政,最后是刊载少量的新闻消息。这几方面的内容,各报随时代先后而有所侧重。大体上,越早的报纸越侧重宗教内容, 其余内容依次递减,越到后期的报纸,宗教内容越来越少,而新闻消息的比重逐渐增加。 二、商业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商业报纸是以赢利为办报主要目的的报纸。最早的一批中文商业报纸出现在19 世纪中期, 如1857年由孖剌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 1861 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等。一些有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在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 如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在上海创立《申报》, 1882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沪报》(出至73 号改名《字林沪报》), 1893年由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张叔和等在上海合资创办的中文日报《新闻报》。 《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是中国商业报纸的典型。[2 ]这几家报纸在创办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外资背景,但办报业务特别是编辑大权都归国人之手,由国人主持笔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申报》、《新闻报》都归国人所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人主办的报纸。 早期的商业报纸几乎是商业信息的载体,《香港船头货价纸》只登行情物价、航运消息等内容。《上海新报》也将商业信息放在首要地位,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版面。发展到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阶段,商业报纸则走向成熟,除了继续注重商业信息而外,《申报》在内容上形成了崭新的特点:首先是重视新闻报道。一方面是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如公开征集志怪述异的社会新闻,曾就杨乃武与小白菜和杨月楼案进行连续报道。另一方面是重视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如日本侵台、中法战争等都派人赴现场采访,抢发独家新闻,还利用电报传送新闻。其次是重视报纸言论。《申报》认为要达到赢利目的,必要时也须仗义执言,并且强调言论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因而每天均有一论说置于头版,曾发表过谈吸鸦片、聚赌、缠足之害的论说,主张禁娼的论说,宣传修铁路、开矿藏等“富国之策”的论说。再次是注重文学副刊。在《申报》之前,报纸偶尔刊登一些旧体诗词和寓言之类的作品。《申报》则公开征求和逐日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与“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且日渐综合,开中国报纸副刊之先声。这样, 从《申报》开始,由新闻、言论、副刊和广告四方面内容为组成要素的中国报纸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三、政论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政论报纸是以评述时政、抒发政见为宗旨的报纸。中国政论报纸开始于1874年1月5日创刊于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915年的《新青年》。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这是在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重要的发展,当时外国人出版中文报纸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近代化报纸的模式和有关办报的基本知识已经传入中国，中国人自己办报的时代到了19世纪70年代终于到来了。 一张完全是自办的报纸，应拥有三权--文权，经济权和人事权。依此看，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报纸，很可能是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昭文新报》创办于1873年8月，但是该报格调不高，已经失传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报纸 我国第一批自办的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该报创刊于1874年2月日，宗旨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振兴中华，抵御外患，进行爱国主义的自强宣传。”该报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该报的文章曾被海内外报刊广为转载。除《循环日报》外，中国人在香港所办的报纸还有《维新日报》和《粤报》（创刊于1885年）。 《维新日报》创刊于1880年，创刊不久就爆发了中法战争，该报积极支持抗法斗争，广泛刊载有关战争的胜利消息，受到社会的欢迎。1912年停刊。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便兴起在广州办报，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述报》和《广报》。 《述报》创刊于1884年4月18日，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石印日报（石印技术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述报》出版期间，70%的新闻版面都是有关这场战争的消息，这些新闻报道为后人研究中法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该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 《广报》外形仿效《申报》，该报销售很广，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在新加坡等海外销售。后因该报刊登八国联军战败的消息而被帝国主义强迫查封。 第一批中国人自办的报纸的另一个重要基地是上海。 首先出现的是《汇报》，创刊于1874年6月16日。该报积极维护中国的权益，对外国领事侵害华人利益的事进行抨击，该报只出了两个月就被停。次日—9月1日改名《巢报》继续出版。 中国人在上海自办的另一张报纸是《新报》，创刊于1876年11月23日，该报一般不议论政治，有很多关于经济和商务的报道，并陈述一些西方科技，另一个特点是该报为了争取外国读者，将新闻稿用中文和英文并列在一起。创刊6年之后停刊。 维新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业 “????”???????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