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之缺陷与完善
摘要：随着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深入和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政府的行为及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关切，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对于行政听证制度更是如此，因为行政听证制度主要涉及人民生活中较为具体的方面，对其权利与义务有较为实际的影响，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有较为现实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听证这一制度着手研究，从历史现实及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结合西方听证法理渊源的合理内核，重点分析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同时，从行政听证制度的含义、形式、内容、意义以及听证制度产生、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积极学习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并将之改造成切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制度设计，为构建一个完备的行政听证制度提出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听证制度缺陷完善
一、行政听证的概述
（一）行政听证制度的概念、渊源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制度。
听证并非原生于行政法上的一种独特法律制度。听证作为一种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制度，最早是以司法权运作的模式出现的。它源于英国普通法上自然公正原则之一，即“听取另一方证词”。20世纪之后，许多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了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二）行政听证的形式
行政听证的形式可以分为正式的听证与非正式的听证。这一分类
可以使行政听证适应行政实践的多种需要。正式的听证形式一般都有法律的严格规定，而非正式的听证法律一般仅作原则性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原则规定裁量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启动。
1、正式听证。正式听证是借助于司法审判程序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听证形式，其内部结构为三角形程序模式。在这种程序模式中，听证主持人居于独立，行政机关调查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各执一方，指控与抗辩交涉。这种模式讲究形式，按部就班，它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且不适应效率的需求。因此，虽然正式的听证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正式听证在许多国家立法中只是作为一种例外，适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规定的听证是一种正式的听证。
2、非正式的听证。非正式听证程序是指不采用司法审判程序听取意见，且不以笔录作为裁决的唯一依据的一种程序模式。在非正式听证中，行政机关对如何进行听证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它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决定程序的进展，或者终止、终结程序。
（三）行政听证的程序
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的核心。行政听证程序是否合理、正当决定了行政听证的质量。正式的行政听证的主要内容是：
1、通知。通知的基本内涵是指行政机关在举行听证之前，将有关听证的事项依法通知到有关当事人的一种行政行为。这里的通知是一种要式行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通知的目的在于让行政相对人了解与听证有关的事项，为其及时、有效的行使听证权利提供保障。
2、质辩。质辩是在主持人的主持下，由行政机关的调查人员与当事人就行政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的过程，它是听证的核心。就功能而言，质辩乃是行政案件调查的一种延续，是将调查的事实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交给当事人质疑，从而提高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真实性和适用法律的准确性的程度。当事人为了提高自己的陈述、抗辩意见的说服力，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发表自己对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对行政机关提出的不利指控提出抗辩的权利。为更好的行使抗辩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寻求律师的帮助。
3、决定。经过质证之后，听证主持人应作出一个书面报告，对于听证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表明自己的一个法律认识。所涉及两个问题：1、笔录。笔录是对质辩过程的一种书面记录。笔录的内容大致与庭审笔录相当，而效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1。2、决定。听证主持人作出的决定是否有法律效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美国，现在法官可以作出两种决定：初步决定和建议性决定。我国现在处罚或者现在许可的听证主持人没有作出现在决定的权利。（四）行政听证的意义
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核心的听证制度，不但有利于行政机关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减少错误的行政决定，有利于保障相对人平等的参与行政决定，实现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而且起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为行政机关作出公正决定提供程序性的保障。
1《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该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适用领域
当前我国一些行政机关执法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严重，程序不公开、不透明，导致执法活动严重偏离法律内容及精神。由于我国行政听证立法起步较晚，行政听证制度更是刚刚起步，还很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不断的探索。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与国外立法制度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行政听证实践活动中，听证会几乎成为一道摆设，“只听不取”的情况大量出现，往往使行政听证流于形式，成为秀场。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目前尚未成为普遍适用的一般性制度，关于听证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规定文件中。
（一）行政立法。行政立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但它涉及“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就有必要先听取厉害关系人的意见。如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2条规定：“起草行政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二）行政处理。行政处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事物所作出的一种具体处置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理都要纳入听证范围；只有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理，才有给予其听证权利的必要。如《行政许可法》第47 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
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该在20日内组织听证。”
（三）政府决策价格。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继《行政处罚法》之后，将听证制度扩展至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决策领域，首次在中国将听证制度引入决策领域，原国家计委之后于2001年先后发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办法》、《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价格决策的听证规则得以具体化。此外，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都制定了价格听证实施的细则。
（四）环境影响评价。根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在于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对于城市规划。城市规划领域听证制定的规则非常原则、抽象，远没有价格决策和行政立法领域完善。作为城市规划基本法的《城市规划法》，既没有规定城市规划听证制度，也没有听取意见制度，仅规定了分级审批制度。一些地方制定了专门的行政立法听证规则如2003年通过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第26条规定的听证会制度。
（五）城市房屋拆迁及行政裁决。在近年席卷中华大地的城市化和地产开发中，由于缺乏法律规范，城市房屋拆迁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引发大量的法律争议。建设部2003年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18条规定了听证制度，但其内容不够全面。
（六）其它事项。除上述影响较大的几类事项外，我国目前适用听证的领域还有产业损害调查、保障措施调查、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
分析上述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可以基本将之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环境影响评价等。第二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产业损害调查、保障措施调查、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决策类事项涉及的人数较多，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春运铁路价格听证会将影响上亿人。较之仅涉及特定当事人的决定类事项二者在听证规则的适用上有所区别。
三、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分析
（一）行政决策领域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听证制度的定位不合理，听证制度引入决策领域后，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是仅将行政听证定位为行政机关新的工作方式，而非相对人的权利。目前我国立法基本将听证定位为行政机关新的工作方式，因此听证会所有的工作都由听证组织者大包大揽来安排，甚至参加听证会的代表都要由行政机关聘请2，聘请意味参加人是为了行政机关工作，而不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听证会，所以也才会有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路费、食宿费买单的做法，也才会有行政机关感到组织一场听证会费时、费力、费钱。
其二是听证会开得过多，忽视了其它听取意见制度的完善，各地频繁的召开听证会劳民伤财不说，由此产生的“听证专业户”等问题
一直成为公众的诟病，对于社会诚信、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利益造成严重的影响。应该说，在听证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各地出现“听证专业户”不足为奇。成都市胡老太太7年参加19次听证会，长沙市听证哥石某7年参加17次听证会，他们只是“听证专业户”的代表，更多的听证专业户还潜伏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听证会中。听证会开得过多，使参与听证会变得有利可图3。
2、听证代表人能力欠缺。
听证会参与主体的能力广泛有欠缺，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合理，导致代表人的能力欠缺，目前的做法是由各组织机关确定参与代表的构成。从价格听证中代表的组织来看，广泛性有所欠缺。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而在当前的听证活动中听证组织往往受到利益的支配。“听证专业户”的出现值得人们反思。一场听证会召开，必须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主体，体现各个方面的意志，才能体现和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3、听证会材料送交听证代表的时间太短，准备时间不够。
根据《价格听证办法》的规定，材料送至听证代表的时间至少是举行听证会10天以前，而听证材料一般多达一百多页，而且涉及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加上代表还要上班，10天的准备时间是有限的，自然会对其参加听证会的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
4、听证会仅举行一天就结束，很难保证听证会对决策发生真正的作用。
3项凌：“改革听证会必须打破利益格局”，载《光明日报》2012年5月18日。
举行听证会的事项往往较为重大，需要讨论的事项自然不少，在短短的几小时中，主持人宣布纪律、介绍代表占用一段时间，留给听证代表的发言、辩论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也就很难保证听证会举行在理念上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效应，这对一项制度的建设是有致命伤害的。
5、没有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作用。
个人受知识技能、工作、交通、搭便车心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参与听证会的并不多，在国外，主要是社会团体而非个人来参与。各类社会团体作为某类成员的集合体，有参与听证会的动力，配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具备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有很强的参与能力，较之个人能更好的表达意见，为决策提供信息。
6、对听证代表的意见缺乏回应机制。
相对听证会本身，人们更关注听证会结束后的结果，特别是关注最终决策是否采纳听证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作为决策者应当在最终决策中对各种意见的回应进行说明，否则，会给听众形成听证走过场，流于形式的印象。今年，阶梯电价听证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已有16个省市举行了阶梯电价听证会，各地规定首档电量相差悬殊，未考虑到城乡差异，家庭人口悬殊等因素，听证方案实际成为单边上涨，引发很大争议4。而决策者却一直未回应听证会为何变为单边涨价会？这也正是我国听证制度所欠缺的回应机制。（二）行政决定领域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4项凌：“改革听证会必须打破利益格局”，载《光明日报》2012年5月18日。
1、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定。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程序性法典，也没有单行立法规定统一的听证制度，关于听证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文件中。这样一方面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造成了立法空白与听证规则的不统一，这样的单行立法模式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2、上位阶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需要下位阶法律具体化。《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较为抽象、原则，关于听证的规定仅为两条缺乏可操作性，一些部委与国务院直属机构相继制定了部门规章，而地方20余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结合本地方的社会经济状况，制定了适合本区域的行政处罚听证规则。导致同为行政处罚决定听证，却因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适用不同的听证规则。
3、有的领域没有明确听证会记录对最终决定的约束力。
听证笔录的约束力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机关的决定是否必须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听证制度的核心是以牺牲行政效率确保最终决定的最正确，因此，各国对听证的适用范围均有严格的限制，但一旦适用听证，则要求听证会的举行对最终决定的作出要发挥实际作用。如果对于听证会笔录对最终决定的约束力不作出明确的规定，听证会极易流于形式。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明确了听证笔录对最终决定的约束力。而《行政处罚法》则没有对听证笔录的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处罚有什么样的作用也没有做出规定。
四、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改变认识——对听证制度进行合理定位
1、听证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听证会是其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
听证会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的确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但对于听证参加人而言则是一种程序权利，通过参加听证会，相对人陈述自己的意见，进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既然属于相对人的权利，是否参加听证会、如何参加听证会、参与成本如何承担等应当属于相对人自己主观意志决定的范畴，不应该由行政机关来安排，正是由于行政机关大包大揽，所有工作由其完成才导致听证会费用非常之高。行政机关应该明确哪些工作应该由其完成，哪些工作应该由其他主体完成。例如，行政机关不能在聘请听证会代表，而应由权利或利益受影响的团体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听证会，对于参加听证会的费用应该由其本人或所属团体支付；同时，不再邀请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参加听证会，不再邀请新闻媒体参加听证会，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报道并支付费用。
2、彻底转变听证会“有利可图”的观念，打破利益格局。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无非是有利可图，听证会邀请“专业户”前来参与，每次均发放酬劳，自然催生“专业户”的壮大。“听证专业户”自己的难言之隐，即使他们不参与，也会有别人参与。说到底，听证会即使没有更多的“专业户”参与，也会以各种措施各种理由通过，所以“听证专业户”只是听证会的一颗棋子，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利益格局体系，因此，改革听证会，必须打破利益格局。
3、重视其他听取意见的渠道，听证会也应该开得少而精。
听证会的召开有利于让最终决策得到正、反双方的理解与认可，降低事后执行成本。但也要看到这种司法化很高的程序带来了增加成本、降低效率的问题。因此，国外的做法是听证会在行政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一般只有在对于事实的认定上各利益团体存在很大分歧时才举行口头听证会，绝大多数情况下，则采用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其他方式听取意见。而我国目前相当多的规定中仅非常原则、抽象的规定应当听取意见，没有进而将听取意见制度化，如没有规定如何公开决策方案，公众以何种方式提出意见、对提出的意见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以致于很多人一提及听取意见，就会想到听证会。对听证会定位应当是开得少而精，同时完善其他听取意见制度。
（二）立法层面之完善——制定统一的行政听证规则
我国行政听证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单行分散立法的模式，同时上位阶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在法律位阶层面统一听证规则，具体而言就是在将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对听证规则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当然，所谓“统一的行政规则”，是指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要素是统一的，各行政管理领域、各地方仍然可以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特点，适用一些特别的规定。具体有如下建议：
其一，决定类事项的听证规则。针对特定人作出的行政决定是行政程序法典的核心一章，可以在其中专门设一节，对适用于决定类事项的听证规则作出规定，而且规定必须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其二，决策类事项的听证规则。行政程序法典中应设一章规定行政规范(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在此章中规定行政规范性听证规则，规则同样必须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然后再规定一条：“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举行听证的，适用本章关于听证的规定。”
（三）制度层面之完善——听证制度基本要素具备
1、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1）确保听证会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改变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方式，以确保听证代表的代表能力。
首先参与主体必须广泛而具有代表性，例如，铁路和民航价格听证会中作为竞争者的其它运输经营者也能参加听证会；在规划听证会中环境保护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也应能参加听证会。其次听证代表必须有代表能力，才能有效的维护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以前摇号、抓阄、抽签产生代表的方式没有完全考虑代表人的参与能力，给人以非理性的感觉，与法律制度追求理性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应当予以取消。采用摇号、抓阄、抽签的方式只能体现民主，却不能体现科学。代表的参与能力的确定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包括学历、职业、年龄、专业知识、论辩能力等诸多因素。我们可以设计一套软件系统，将确定参与能力的诸多因素设计一定的分值，对报名者进行打分根据得分高低确定代表人选。如果报名者集中在一个城市，也可以考虑组织报名者推选确定代表，总之，在确保参与人的专业技能、权威性等因素的基础上，从报名者中选择最能代表其所在利益团体的人
选，以形成“高手过招”的局面。
（2）增强听证的透明度。
公开听证代表名单与听证会讨论方案，代表名单、联系方式应当在报纸，知名网站上公布，让公众周知，与代表交流。
（3）保证听证代表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由于有的听证材料涉及许多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代表很难在短时间内准备完毕，应当将准备的时间延长至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听证会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4）改变听证会只举行一天就结束的做法，保证听证会对决策真正发挥作用。
可以将听证会与其它听取意见的方式结合起来，事先通过电子邮件、信件、传真等方式收集意见，整理争论点，听证会上专门对争论点逐一进行讨论，而不是代表逐个进行发言，听证会也不必只举行一天，应当视实际情况而定。
（5）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在听证中的作用。
在我国听证程序的发展过程中，更多要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作用，更好的收集表达意见。才能真正发挥听证的作用。
（6）建立听证代表回应机制。
可以在公布最终决策时，附带文字性的说明听证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是否采纳，理由是什么。说明理由，一方面让公众知悉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决策机关是如何采纳各种意见的，体现对公众参与的尊重，加强公众对决策的理解，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决
策者梳理决策思路的过程，有利于理性作出决策。
2、行政决定听证制度的完善
(1）在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听证规则作出统一、具体的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不少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都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上位阶法可以借鉴这些规定，对听证规则作出统一、具体的规定，一方面保证听证规则的统一，另一方面避免立法重复与相互冲突。（2）主持人的选定要确保中立性、专业性。
明确行政听证中主持人的地位，现场工作人员不得参与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承担调查取证的任务的执法人员不能主持听证，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3）强化听证笔录对最终决定的约束力。
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必须要根据行政笔录作出，同时要强化听证记录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5）增设预备听证制度。
在有些情形中，听证会各方参与主体对某些事实并不存在争议，没有辩论的必要，在正式举行听证会之前，整理各方主体的争论点，可以避免纠缠无争议的事项，将听证会集中于各方存在争议的事项，无疑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使听证得以顺利进行。
总之：“莲发藕生，必定有根”。正是由于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的局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无论在决策领域还是决定领域都存在一系
列的缺陷，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紧密协作，不断探索及不断完善。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行政听证立法制度的不足还需从源头入手，打破听证利益格局，完善听证立法程序，健全听证民主法制，提高公民的行政法律意识，同时，吸收和借鉴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向西方各国习，才能解决好行政听证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才能标本兼治，药到病除。相信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听证制度会更加健全，民主法制更加进步，社会建设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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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该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②]《价格听证办法》第10条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
[③]项凌：“改革听证会必须打破利益格局”，载《光明日报》2012年5月18日。
[④]项凌：“改革听证会必须打破利益格局”，载《光明日报》2012年5月18日。
云南省自学考试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答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姓名考号指导教师
毕业论文题目
毕业论文字数参考文献篇答辩日期、时间
答辩记录：
成绩评定：答辩组成员（签字）：
年月日答辩委员会意见：
主任委员：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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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治国家一、行政诉讼的解读 何谓行政诉讼，笔者找寻许多行政诉讼方面的著述，只在不起眼的律考教材里面找到一处“行政诉讼”的定义：行政诉讼是法院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解决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①这一概念之所以难以概括和定义，其原因在于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千差万别，甚至在英美国家，并不存在行政诉讼的概念，而代之以司法复审，但差异的存在和概念的各异并不能否定行政诉讼制度的共性，通俗地讲，所谓行政诉讼，就是百姓口中的“民告官”。简单的三个字将行政诉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清晰地勾画出来了，那就是诉讼主体的一方是“民”、另一方是“官”，由这双方平等的“对簿公堂”。详加分析，可以看出行政诉讼的几个特点： 1、行政诉讼的司法性。行政诉讼与其他行政争议解决活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司法性。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它区别于调解、复议、仲裁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同样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得行政诉讼必须遵循司法活动内在的种种原则。而不能像行政活动那样采取“效率优先”的原则。 2、行政诉讼的诉讼主体恒定。和别的诉讼形式相比较，行政诉讼的原告永远是“民”，这里的“民”既可以是公民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组合形式——“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在行政诉讼被告席上的只能是行政机关、是政府、是“官”。虽然在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也可能出现在被告席上，但是那时候的行政机关是使用的自己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在行政诉讼中出现的行政机关则是使用自己的一种法律人格，而行政诉讼中的法律人格的确立又以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机关法律人格为前提。 3、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这种“民告官”的形式将政府置于被告席，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政府的权力与能力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这就把政府推下了神坛，打破了国家神话。同时，政府只是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国家本身，它在法律上是一个权益义务主体，应当对自己的权力运用承担责任。 对于这种司法对行政的控制，早在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里面就有论述：“我们习惯于将各种各样的国家活动划分为3类：立法、司法、行政。立法创制法律，司法和行政则以不同方式遵守法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司法实现
浅析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武波- 浅析我国行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武波李晓嵘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广泛借鉴参考了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赔偿制度，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赔偿法理论的优秀成果。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毕竟建立不久，立法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疏的情况，主要的一点就是略嫌简略，操作性差。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
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二、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三、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四、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
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论文 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全文如下：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立法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 容主要包括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当事人、赔偿程序、赔偿方式等。 一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即判断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与标准，是司法 实务中处理案件的基本尺度。它对于确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举证责任 的负担、承担责任的程度、减轻责任的依据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规定 表明，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赔偿， 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为标准。它不追究行政主体的主观状态，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 与法律的规定一致，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操作不易的弊病，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缺点，操作方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原则。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对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国家赔偿法》 第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拘留或者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行政强制措施的;②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③以殴打等暴力行 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④违法使用武器、警械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⑤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 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②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 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③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④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 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包括：①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没有任何 关系，不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 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 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的损害，是因自己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己伤害自己造成的，国家不负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
论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及其完善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最初由1954年宪法确立，现行宪法再次规定，1989年《行政诉讼法》有所发展。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将会从很大程序上更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职权。本文拟就我国的行政赔偿有关内容作一简要论述。 一、行政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及意义 行政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早在上世纪后期就确立了，有的国家迟至现在才开始创设，少数国家目前尚未建立。考察和总结一些较早建立行政赔偿制度的西方国家，一般认为，行政赔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否定阶段、相对肯定阶段与肯定阶段。我国1954年宪法第97条确认公民“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现行 1982年宪法第41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以后，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民法通则》、1989年《行政诉讼法》等一些单行法律法规相继规定了行政赔偿制度。1994年5月12日《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则标志着我国全面确立了行政赔偿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及防腐倡廉，提高行政效率等都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确立行政赔偿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有关行政赔偿制度的规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进行赔偿，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确立行政赔偿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在十四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整主要靠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对于政府大量的经济管理行为中发生的对各种经济实体的合法权益的侵害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赔偿制度来调整，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没有法
浅谈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摘要]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诉讼调解被变相的适用。文章将开篇提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行政诉讼调解的相关理论，从而得出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展望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未来，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调解；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上，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在早期的行政法理论中，甚至被解读为不调解原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司法环境下，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当时行政处罚案件占据行政案件的大部分，没有留下多少的变通途径和调解余地。 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调解制度之所以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行政主体的公权力不可处分性，而调解的前提需要当事人具有处分权；二是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审理的结果要么是合法、要么是违法，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三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具有优势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不平等，通过调解协议难以达到纠纷的解决。 司法实践中，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人民法院年鉴》统计，从1992年到2000年，全国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分别为37.5%、41.7%、44.3%、50.6%、53.9%、57.3%、49.8%、45%、37.8%，又如，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在全国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32146件，占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① 从上述分析可知，有必要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研究，把调解制度适当地引入行政诉讼中，为调解在立法“扶正”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概述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含义 法律意义上的调解，与民间调解关于调解机构、程序、内容、结果的随意性不同，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调解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民事诉讼法》第8 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要把握好行政诉讼调解的含义，还应明确其与诉讼中和解的区别。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②可见，与调解相比，和解没有第三方的介入，由当事人自行启动程序，并在诉讼活动中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以求纠纷的解决。另外，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其效力不如调解效力。 笔者认为，所谓的行政诉讼调解是指行政案件中，在被告行政主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法院基于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协商原则，主持双方协商以解决行政纠纷的行为。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调解并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行政案件中。只有行政主体对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处分权，因此引起的行政诉讼才可以进行行政诉讼调解。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功能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第一条为规范烟草专卖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听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专职法制工作人员负责协调本机关的听证工作。听证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第三条听证参加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记录人、案件调查人、申请人或者委托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听证主持人由一至二人组成。 第四条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一）二万元以上的罚款； （二）没收二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 （三）没收违法收购的烟叶超过一千公斤； （四）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二万元以上; （五）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六）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 （七）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的案件。 第五条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告知后三日内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并签名或盖章。 当事人放弃听证要求的，应当书面载入案卷。 第六条当事人要求听证，可以书面提出听证要求。采用邮寄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若以口头提出听证要求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听证的主要理由以及申请时间等内容，并由当事人签字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 当事人明确提出放弃听证权利的，超过期限未提出听证的，行政机关应记录在案，视为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即可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七条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听证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做出是否举行听证的决定。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1)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在抽样调查中，有66％的群众对法律能够保障公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表示怀疑；有25％的法官、40％的律师、21％的行政官员认为行政审判仅是一种形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1）行政案件数量偏低，增幅减慢，部分地区出现负增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比较狭窄，法院对有关起诉的规定又作了很多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导致很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纠纷，如涉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企业经营自主权、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争议不能或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5；因法律知识欠缺，有的相对人不知道运用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行政机关对原告打击报复，相对人的诉讼安全得不到保
3000字90浅析行政赔偿制度进程中的若干问题
浅析行政赔偿制度进程中的若干问题 【摘要】：建立完善的行政赔偿制度是我国完善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经之路。完善这一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加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国家法颁布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法治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对赔偿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要完善国家行政赔偿制度。本文就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对针对如何将行政赔偿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也对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提出了长远的思考，其中提出的一些带有针对性的意见还希望能在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尽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行政赔偿制度；行政赔偿范围；赔偿程序 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最早我国行政赔偿制度是通过宪法来确立的。1999年，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全面建立起来。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推进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有利于加强行政权力的实施和和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然而到现在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暴露了很多的弊端，本文通过各个角度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一步审视我国现有的制度，为完善这一制度而献计献策。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概述。 行政赔偿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负责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一种责任，行政赔偿源自于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因此侵权的主体应当是行政主体。行政侵权主体与需要负责任的主体是相分离的，一般来说，行政侵权的主体是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而责任的主体的是公务
荥阳市环境保护局行政执法听证制度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听证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行政听证，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公开听取、收集行政管理相对人以及其他公民、法人和组织对该行政行为意见的活动。行政听证包括：行政决策听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许可听证、信访听证以及其他行政事项听证。 第三条行政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以外，行政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四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行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信访机构具体负责相应行政听证的组织工作。 第五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行政听证活动实施指导监督。 第六条听证参加人包括拟听证事项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听证代表、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证人、鉴定人等。 前款所称经办机构，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具体从事拟听证事项的机构。 第七条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组织。 听证主持人由听证机关或者听证机构的有关负责人担任。听证员、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法律、法规对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指定听证员和记录员； （二）听取听证参加人的陈述；
（三）就听证的事实、理由、证据等询问听证参加人； （四）组织听证参加人进行辩论、质证； （五）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六）就听证中出现的程序问题作出决定； （七）决定中止听证和延期听证； （八）维持听证秩序，制止违反听证规则的行为。 第九条听证参加人应当遵守听证规则，如实提供与听证有关的材料以及事实、理由和依据，禁止扰乱听证秩序的行为。 第十条听证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到场的情况，听证主持人应核对听证参加人的身份。 第十一条听证应当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听证事项及内容； （二）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的姓名、单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单位及地址； （四）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听证参加人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以及事实、理由和依据； （六）听证参加人陈述、辩论或者质证的内容； （七）听证意见或者建议； （八）听证主持人认为应当记录的其他事项。听证笔录应当交有关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有关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字或盖章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上注
浅析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缺陷 行政赔偿制度建立以来,对于制约、监督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导致一些应由行政赔偿来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调整,一些案件无法可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完整、充分的救济和保障,也妨碍了行政赔偿制度功能的发挥。纵观我国行政赔偿制度法律的法律规定及其实际运作,其主要缺陷具体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1.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过于单一 我国行政赔偿使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其直接表现就是《国家赔偿法》第2条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据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违法归责原则的弊端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违法认定标准的模糊性。理论上我国关于违法的种类包括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范围;滥用职权;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权等,这种“违法”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使得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违法原则无法解决行政裁量滥用以及共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致损等情况下的赔偿问题。我国违法原则与《行政诉讼法》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相一致,但由于损害往往还可以引起其他事由发生,因而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就难以适应丰富的行政法制发展实践的需要。 第三、违法原则无法解决共同侵权等情况下的责任分担问题。在行政赔偿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共同侵权的情况,此时单独依靠违法原则就无法分清各个机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由于现行立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排除了过错因素因而使得不同的侵权机关之间、侵权机关与公务人员之间、侵权机关与受害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无法获得有效解决,极有可能加重国家负担。 2.行政赔偿的范围过窄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侵犯相对人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既包括作为的违法行为,也包括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既包括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包括某些事实行为。行政违法后能否寻求赔偿得不到法律支持的赔偿表现在: 第一、规范性文件违法造成的损害。行政规范文件在我国往往以行政机关发布的红头文件为表现形式。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然而,鉴于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因而其可能造成的损害往往也更大。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构建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潜在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长此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调解，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以协调、撤诉等方式变相的调解现象结案屡见不鲜，导致立法与司法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分歧。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法制现代化的逐步深化，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环境条件，本文通过从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状、以及构建调解制度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域外的经验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索，并提出构建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使之我国行政调解制度趋于完善。 关键词：行政调解必要性构建完善 随着时代进步、法治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司法救济的期待率过高，法治深入人心，人们在遇到纠纷时较多的寻求司法救济。而在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行政争议案件数量逐渐增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行政案件中一方面反映了转型时期多种诉求的并存导致社会矛盾混杂一体的现象较多，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现行司法权威的缺失性，以及现行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性，都阻碍着法制的进程和发展。行政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而完善多样化的行政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现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处理新机制，对于妥善处理行政争议，增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旧行政法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法律条文与现实的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的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方式需要背道而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行政案件久拖不决，使法院判决陷入案结事不了的尴尬局面，当事人往往不服判决，不断上诉、上访寻求各种不正当的救济途径直至案件了结，冗长的时间耗时耗力，不仅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使得官民的矛盾更加激化，更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灵活、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以提高行政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而更好的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行政审判实践中,为了避免行政诉讼带来的繁杂冗长的程序，司法机关往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之缺陷与完善 摘要：随着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深入和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政府的行为及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关切，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对于行政听证制度更是如此，因为行政听证制度主要涉及人民生活中较为具体的方面，对其权利与义务有较为实际的影响，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有较为现实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听证这一制度着手研究，从历史现实及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结合西方听证法理渊源的合理内核，重点分析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同时，从行政听证制度的含义、形式、内容、意义以及听证制度产生、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积极学习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并将之改造成切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制度设计，为构建一个完备的行政听证制度提出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听证制度缺陷完善 一、行政听证的概述 （一）行政听证制度的概念、渊源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制度。 听证并非原生于行政法上的一种独特法律制度。听证作为一种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制度，最早是以司法权运作的模式出现的。它源于英国普通法上自然公正原则之一，即“听取另一方证词”。20世纪之后，许多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了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二）行政听证的形式 行政听证的形式可以分为正式的听证与非正式的听证。这一分类
可以使行政听证适应行政实践的多种需要。正式的听证形式一般都有法律的严格规定，而非正式的听证法律一般仅作原则性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原则规定裁量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启动。 1、正式听证。正式听证是借助于司法审判程序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听证形式，其内部结构为三角形程序模式。在这种程序模式中，听证主持人居于独立，行政机关调查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各执一方，指控与抗辩交涉。这种模式讲究形式，按部就班，它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且不适应效率的需求。因此，虽然正式的听证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正式听证在许多国家立法中只是作为一种例外，适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规定的听证是一种正式的听证。 2、非正式的听证。非正式听证程序是指不采用司法审判程序听取意见，且不以笔录作为裁决的唯一依据的一种程序模式。在非正式听证中，行政机关对如何进行听证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它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决定程序的进展，或者终止、终结程序。 （三）行政听证的程序 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的核心。行政听证程序是否合理、正当决定了行政听证的质量。正式的行政听证的主要内容是： 1、通知。通知的基本内涵是指行政机关在举行听证之前，将有关听证的事项依法通知到有关当事人的一种行政行为。这里的通知是一种要式行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通知的目的在于让行政相对人了解与听证有关的事项，为其及时、有效的行使听证权利提供保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听证制度 第一条为规范本局行政执法听证行为，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局行政执法听证活动，适用本制度；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实施行政执法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承办科室提出意见，报分管领导审定同意后，由法规科负责具体承办听证事宜：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 （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 （三）涉及行政许可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的； （四）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第四条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的，应当向本局法规科提交听证申请。听证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申诉人的名称（姓名）、地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等有关情况； （二）申请听证的具体情况； （三）申请听证的有关材料； （四）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举行听证应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公平、及时和便民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权利。除涉及国家涉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
进行。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局法规科应当在听证会举行7日前将听证会的事项书面通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 通知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名称或者姓名； （二）听证的主要事项； （三）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参加行政执法听证会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人数较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确定代表人。 第六条听证正式举行前，听证申请人可以撤回听证申请。撤回听证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第七条根据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举行的听证，应当于听证的10个工作日前，在本局网站或者其他媒体上发布公告。需要送达的，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个工作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听证申请人。 公告、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事项；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主持人的姓名； （四）告知报送参加听证人员名单、身份证明以及准备有关证据材料、通知证人等事项； （五）告知申请回避的权利以及回避的条件； （六）旁听席位数。 第八条听证代表按有关规定产生，一般由相关社会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专家和学者代表组成。听证会代表为20人左右。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刑罚种类 犯罪类型 犯罪状态 刑事辩护指南 刑事诉讼 死刑 取保候审 各罪辩护 重要罪名 引言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
的政治基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内容提要从两起案例看，在我国迫切需要制定行政补偿法。鉴于此，必须正确认识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意义。此举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等等。从行政补偿理论上讲，如公平负担的理论、结果责任理论、危险责任理论等都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理论。建立行政补偿制度时还要明确界定补偿的范围、补偿程序和补偿标准。 关键词行政补偿法/立法/研究 有两个案例促使我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湖北某县。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政府采取分洪措施，该县部分村镇被淹。灾后政府对村民房屋被淹的损失给予了一定的补偿，但一些的厂房设备因分洪被淹造成的损失却未能获得适当补偿或未能获得任何补偿。到处申诉，以致到法院起诉，问题最终未能获得解决。因为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补偿法，没有关于行政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的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广东省某市。该市因城市建设需要，于90年代陆续批准了若干（包括一家外资）在城市郊区建石场开采石料，批准期分别为5到10年。但到1998年，该市为了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地方性法规，要求郊区所有石场关闭和外迁，并平整开采区的土地和在该土地上进行绿化。一家外企对市政府和市矿资办责令其关闭的通知不服，认为自己开办石场是经过市政府批准的，自己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现在不仅成本没能收回（更不要说盈利），还要承担石场关闭善后的大量费用。他为此进行申诉、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但最终亦未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必须以政府行为违法为前提，而该市政府责令其关闭石场的行为是依法（地方性法规）进行的。从法律上讲，本案应属于一个行政补偿问题，然而我国目前对行政补偿却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这两个案例和其他类似的案例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制定行政补偿法，建立行政补偿制度。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探析。 一、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意义 国家赔偿是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给予赔偿的法律救济制度，行政补偿则是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合法行
论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及其完善 论文题目：论我国的行政赔偿及其完善 论文内容： 一、行政赔偿制度的概述
二、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三、行政赔偿的当事人、范围、方式及程序 四、我国现行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文摘要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最初有1954年宪法确立，现行宪法再次规定，1989年，《行政诉讼法》有所发展。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将会从很大程度上更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本文拟就我国的行政赔偿有关内容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
外文摘要 The administration reparations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that the nation compensated the system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ur country is compensated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constitution by 1954 and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urrently in effect constitution is stipulated once more ,“administration procedural law ”to some extent development in 1989 .Issuing the of “Nation compensates the more perfect of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mpensated system and is established and puts into effect and will underst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in more effectively guarantee citizen ,person artificial pers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 on the very big proceduce ,and promote state organs according to law administrations authority of office .This text ,article ,etc.is drawn up the administration of our country concerned concerned of the reparations work and is briefly discussed . Keywords:Administration reparations ,Please the reparations is asked somebody for help , Compensate the duty mechanism ,administration main body ,Administration illegal activities .
一、我国行政诉讼实务中的“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因社会经济结构、法治环境等因素变化而显现出一些不足，如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规定，司法实践中还经常出现“循环诉讼”和“缠讼”现象，不仅不利于全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不利于行政主体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严格依法行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浪潮中，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迅速膨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台《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倡和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行政诉讼中撤诉大致有三种情况:（1）原告起诉后,主动申请撤诉；(2)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3)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 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视为申请撤诉, 即推定撤诉。 近年来撤诉率居高不下，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的有32146件，占行政诉讼案件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1]而这些撤诉的案件，绝大部分是通过法院的“协调”，在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被告允诺给予原告某种利益后，法院动员原告撤诉的，其实质是通过法院的调解平息纠纷，在这种意义上，撤诉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被异化为事实上的调解。这种以解决纠纷、追求秩序为目的的被异化的撤诉制度，容易忽视公众的权利救济，忽略法律上的正确解决方法，被异化的、贫困化的合意难以为纠纷解决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强化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感，加剧双方对抗，恶化双方关系。作为事实上的调解，撤诉制度的不足表明我国目前不适合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二、域外相似制度的规定 “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2]域外的调解专员制度与和解制度与我国的调解制度相似，但适用原因、适用范围等方面与我国不同。考察域外相关制度的规定，可以为研究我国调解制度提供参考。 （一）法国的调解专员制度 法国设有调解专员制度, 调解专员有调查权、调停权、建议权、报告权、命令权、追诉权和促进行政改革权，受理当事人对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团体行政机关、公务法人机关以及负有执行公务任务的私人机构的各种申诉案件,同时,行政机关拒绝执行已确定的法院判决,调解专员有权发出执行命令。调解专员如果认为申诉无理由,应拒绝提出建议；如果认为申诉有理由,调解专员一般会说服行政机关修改原来的决定。如果行政机关拒绝修改,调解专员也只能在政府公报上将其公开发表,不具有执行力。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调解专员不能妨碍诉讼程序的进行,也不能动摇法院判决的效力。[3]可见, 调解专员制度是针对违法和不良的行政管理活动而设立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它并不是行政诉讼调解,同时,它也不能妨碍诉讼程序的进行,不能动摇法院判决的效力，所以可以说，法国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调解制度。 （二）台湾的和解制度 不同的是台湾地区以立法形式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而且其规定比较详尽。“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随时实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院,亦同。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都有处分权和不违反公益时，才可以进行和解。事实上，台湾行政诉讼实务中以和解方式结案的比例较低。据统计，台湾2005年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9205件有207件以和解结案，二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3094件有1件以和解结案；2006年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8911件有210件以和解结案，二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3293件有1件以和解结案。[4]导致和解制度在实践中有限适用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必须受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以及受预算、决算监督等机制的牵制，“使行政机关于行政诉讼程序中，能自行退让，并接受人民退让的空间有限”。[5]此外，台湾的和解制度建立在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基础上，严格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种实体上合法性的“软化”保持在合理的差别内。有限的适用范围与严格的适用程序可以消解调解制度的不利影响，以保证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符合立法者的期待。 （三）对我国增设调解制度的启示 在域外，调解被当作是对僵硬、昂贵和耗时的诉讼程序的有益补充。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的原因和理由主要是法院裁判冗长、昂贵、繁琐,这些原因在我国并不突出。我国确立调解制度主要是为了妥善处理行政争议、解决行政纠纷、缓和社会矛盾。域外的和解制度对我国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只具有参考价值，并不能为我国提供直接的经验。因此，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中要增设调解制度，仍须具体考虑我国的法治基础与法治发达程度、公众的法律意识、公民权利的保护、权力制衡机制的实现等具体因素，而非直接照搬域外经验。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分析 李艳玲 山西大学法学院 摘要 《行政诉讼法》修改在即，而其规定除赔偿诉讼外均禁止适用调解。为解决行政争议，缓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关系，有些学者主张从立法上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调解制度本身追求解决纠纷，有时甚至以牺牲法律原则为代价。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无论从适用背景、范围、程序还是整个理念、发展历程都与域外相类似的和解制度不同，在我国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仅会弱化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降低司法权威，而且还会破坏权力制衡机制，不利于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我国当前不适宜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关键词 行政诉讼 调解 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2—0083—02 ORIENTAL ENTERPRISE CULTURE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