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女神诗集有哪些 《女神》是郭沫若 的第一部诗集， 它的问世有如响彻长空的惊雷， 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 连 《序 诗》在内，《女神》共收诗 54 首和诗剧 3 篇。当时，正值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女神》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渴望和歌颂祖国的新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凤凰涅盘》是《女 神》 中的代表作， 它借凤凰采集香木自焚而后在烈火中再生的神话传说来象征旧 中国、旧我及旧的一切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及新的一切的再生，表现出诗人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歌颂自我和一切叛逆者，是《女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诗人渴望和赞美祖 国的新生，也渴望和歌颂自我的新生与解放。正因为诗人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 所以在他的诗篇里经常跳动着的“自我”就爆发出一股气吞山 河、震撼宇宙的力量。比如《天狗》就极度夸张地展示了“我”这样 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的种种表现。 歌颂不断地毁坏和不断地创造，是《女神》的又一重要内容。诗人既然是热 烈渴望祖国新生， 追求个性解放， 就必然痛恨并希望摧毁一切阻碍新生与解放的 黑暗腐朽势力。 因此， 他既歌颂“毁坏”， 又歌颂“创造” 和创造的“力”。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吹响了雄壮 的号角：“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 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 ， 力的 Rhythm(律吕)哟!”在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中， 诗人对“ 太 阳 ”“ 山 岳 ” 和 “ 海 洋 ”“ 狮 子 ”“ 飞 雁 ” 和 “ 泰 古 的 森 林 ” ， “ 水 ”“火”“火山”和“伟大的江河”， “ 豪 放 的 诗 ”“ 雄 浑 的 音 乐 ” 和 “ 崇 宏 的 艺 术 ”， “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 和“金字塔”等充满创造活力的东西表示崇拜。 歌颂大自然，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歌颂自然的诗中，歌颂太阳 的诗篇最多，也最能体现诗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阳礼赞》中， 诗人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迎接那“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 在 《日 出》 中， 诗人愿意做太阳的“运转手”， 把一切的“暗云”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 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 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例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主人公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出历史深处的残酷、悲壮和劫难。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
2005年6月 第23卷 第2期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f T aiy uan U niver sity o 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 ol.23 N o.2 渴望“苦闷”的象征 ——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 刘悦坦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解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之谜。郭沫若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亢奋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意识极不协调,研究者历来对于这一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如果说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那么,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也便是其独特的“天才情结”。从“天才情结”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是索解郭沫若“球形天才”之谜的一个宝贵视角。 关键词:郭沫若;小说;天才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05)02-0005-04 郭沫若的新诗和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情绪反差:同一创作主体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绪的极度亢奋,在小说创作中却变成了悲怀感伤。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提到郭沫若,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不由分说地一下子占据人们的脑海,那就是气势宏大到能够吞日吞月、情绪激昂到可以在自己的脊髓脑筋上奔跑的天狗;是五百年后从燃烧香木的熊熊烈焰中升腾而起鲜美异常永不再死的凤凰;是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是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炸弹崇拜死的偶像崇拜者与偶像破坏者……郭沫若这样一个名字就意味着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吞寰宇的激情与力量。他是力的化身、力的音乐、力的舞蹈、力的韵律。郭沫若的新诗永远意味着那种不可重复、不可模仿“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 当然,郭沫若的前期新诗中也有不少如《死的诱惑》般的感伤的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郭沫若创作风格的多样性,给我们一种艺术美的享受。正如郭沫若本人所言:“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1](P238)无论“雄浑”还是“冲淡”,作为诗人,郭沫若无愧于“天才”的桂冠。可是,他为什么要创作所谓的“身边小说”呢?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均乏善可言。难怪著名小说家沈从文会认为郭沫若的小说是“废话”。 长期以来,笔者对郭沫若创作的一系列所谓的“身边小说”迷惑不解。这样一位心气极高、自尊心极强、极端追求文艺的纯和美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为何能够忍受孩子哭、老婆闹、老鼠咬毁衣服之类琐碎的情节,甚至把“偷书”等不光彩的情节也写入小说中呢?也许是过于令人费解,研究者对郭沫若创作中这种极为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只是简单的归因于创作主体的“复杂”或“矛盾”。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把握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不能再隔着“复杂”、“矛盾”等面纱去窥视郭沫若这样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了。 伴随着郭沫若创作而开始的对郭沫若的评价和研究已经有80年了。历史垫高了一代又一代的郭沫若研究者。随着对郭沫若各方面成就的深入研究,学界已经认识到郭沫若是一位有着多维开创性成就的“球形发展的天才”。 首先,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女神》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现代诗歌从直白浅露的早期白话诗向后来讲究格律、诗美的新月派诗歌的正常过渡。《女神》以振聋发聩的宏伟意象、高大突出的抒情主 收稿日期:2004-11-08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文学院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000052182234) 作者简介:刘悦坦(1973-),男,山东德州人,山东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
郭沫若的诗与小说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省乐山县人。原名郭开贞，笔名郭沫若，另有笔名麦克昂、羊易之等。 郭沫若是“五四”以后中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１９１９年初，他开始发表新诗，至次年上半，相继写下了《凤凰涅槃》、《晨安》、《匪徒颂》等，以诗的形式塑造了一个追求光明，张扬自我，充满叛逆精神的抒情形象。１９２１年，他出版了新诗集《女神》。在郭沫若之前，中国的新诗，大都描写或说理，以个人的“实生活为主题”，缺乏想象、抒情；形式上，或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或者以散文笔法写诗，缺之诗歌的韵味。郭沫若则对当时的诗坛，注进一股崭新的空气。他的诗大多采取自由体，且将其发挥到极至。他的诗浪漫奔放，沛然若决江河，内在的旋律与诗人阔大的襟怀与丰富的想象十分合拍，具有凸出的自我形象和鲜明的时代印记。对于他的新诗，闻一多曾经撰文评述：“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说他“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郭沫若的诗风受美国惠特曼影响很大。他曾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郭沫若是一个有自己诗歌理论的人，他认为：“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到了人类渐渐文明，个体的脑筋渐渐繁复，想把种种的直觉情绪分化蕃演起来，于是诗的成分中，更生了个想象出来。我要打个不伦不类的譬比是：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生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他还认为：“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取诗形，也不失其为诗。”因此诗的特征不在于外在的韵律，“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徽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而在于内在的韵律，即“情绪的自然消涨。”这些理论，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郭沫若的诗集主要有《女神》、《瓶》、《星空》（含部分散文）、《前茅》、《恢复》。 《瓶》初版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是郭沫若较重要的一本新诗集。这里所依据的是原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除献诗外，收诗四十二首，为一组完整的爱情诗，从而展示了郭沫若诗的另一个侧面。为了使读者对作为诗人的郭沫若有一个完整的认知，特将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附录缀后，所依版本为１９３５年４月泰东书局版。 郭沫若的散文创作甚丰，有《橄榄》、《水平线下》、《山中杂记》，以及传记散文《反正前后》、《北伐途次》、《创作十年》等。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诗狂飙突进，奔掷喧腾，洋溢着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故而他的散文也颇有其风，直抒胸臆，湍流直注，惜乎未免失之裁剪。郭沫若的散文样式尝识颇多，有不少散文是他切身经历的表述，读其文章使人如睹其面，且具有小说色彩，或者在郭沫若本人即是以小说笔法写散文，故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4期(总第58期)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011119 作者简介:廖久明(1966),男,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2000级研究生。 鲁迅《故事新编》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 ——对历史的不同态度 廖久明 (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具有如下区别:(一)鲁迅不但到史书中去寻找题材,而且到神话中去寻找题材,郭沫若则主要从史书中寻找题材;(二)鲁迅让古人说今人话,郭沫若则基本上坚持古今之别;(三)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以叫“历史讽喻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则具有后现代主义文本特征;(四)郭沫若重视对自己作品真实性的解释,鲁迅则对此不置一词。这表面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着他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鲁迅虽不相信史籍(尤其是正史)却尊重史实;郭沫若虽相信史籍却常常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大胆的“失事求似”的改编。 关键词:鲁迅 郭沫若 《故事新编》 历史小说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4005306 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为了“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1]郭沫若在为自己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写的序中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 现世的讽喻,努力是很不够的。”[2] 由此可以 看出,“古为今用”是其创作的共同原则。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语言、选材、创作方法及对作品真实性的态度。 一、选材 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有8篇作品,其中有4篇属于神话或带有神话因素,分别是:《补天》、《奔月》、《铸剑》、《理水》。郭沫若的十 篇作品中,没有一篇带有神话因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在鲁迅看来,神话同史书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记载,所以选材时可以在神话与史书中任意出入,不受限制;而在郭沫若心目中,史书就是史书,神话就是神话,它们分属两个系统:一个属历史,一个属文学,二者不可僭越。这种情况到了后期尤其如此。前期,郭沫若在写《漆园吏游梁》时,还能参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结合庄子自己的作品,根据现实需要大胆铺排;《柱下史 入关》则从《史记》所说的“莫知其所终”[3] 开 始,大胆想象老子出关及回到关内后痛苦地忏悔的情景;《马克斯进文庙》甚至让生活于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在20世纪20年代到文庙去拜会孔子,想象之奇特与《故事新编》相比当在伯仲之间。但是事隔10年后,当郭 53
论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及美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在他去世后十年引起批评界广泛的关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批评家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他作品中人性的主题,生动的情节,频繁的巧合,出人意料的结尾以及幽默的语言等方面。 对于欧?亨利独特的叙事策略,至今没有得到批评界应有的关注。鉴于此种现状,本文试图运用相关的现代叙事学理论来分析欧?亨利的数篇经典短篇小说,目的在于发现其精妙的叙事技巧,展现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欧?亨利的作品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开篇先简要介绍欧?亨利的生平,文学成就及其研究现状。然后,通过运用相关的现代叙事学理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分析欧?亨利的数篇小说:多变的叙事角度(聚焦模式及相应的话语形式;游动的叙事空间和协调一致的叙事时间。 通过对欧?亨利的三篇短篇小说的分析,笔者发现对于不同的作品,欧?亨利采取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及相应的话语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画面。并且,每种叙事视角在揭示小说主题及塑造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欧?亨利主要把纽约、西部的得克萨斯和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作为其作品的三大叙事空间。这里的叙事空间所指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为一体的文化空间。对不同叙事空间的人物他倾注了不同的情感:对纽约寄予的是同情;对西部展示的是欣赏;对拉丁美洲表现的则是谅解。 在叙事时间方面,本文研读了欧?亨利的三个典型的短篇—《带家具的出租屋》1906、《麦琪的礼物》(1906和《爱的牺牲》(1906。通过使物理时间服务于心理时间以及撷取生活片段,欧?亨利使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得到有机统一,道出生活
郭沫若简介郭沫若的个人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大事年表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春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三名。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秋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
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未实行1911年冬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6月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定义。郭沫若对诗歌的独到见解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一个公式中，这个公式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即：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这个公式中，可以清晰的看出，郭沫若认为，直觉，情调，想象是组成诗歌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诗歌的主要组成内容,而直觉，情绪是属于感性因素，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以诗言志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看法大相径庭，而这与他吸收西方歌德式的浪漫主义有关，也是其倡导的主情主义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之后，郭沫若还进行了补充和更为详细的解释，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诗人是感情的宠儿，诗的原始细胞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其中的关键词即直觉，情绪，想象类的关于思维活动的词语。从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中可见郭沫若十分重视直觉，情绪等感性情感，并且把这些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位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同于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创造持有缘志抒情的功利性的取向，而是把自身的情思融入其中，提出诗歌创作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因情而发非因志而发，从而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那就是以直觉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感性内核说。这种思想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如《女神》那般狂飙突进的爆发式的感情，从《女神》的组诗中，可以轻易的在文字的表象下找到作者深刻激昂的的情感，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感性的爆发中，疯狂的宣泄着自己无比激动热烈的感情。 其次，对诗歌创作中灵感的重视也从另一方面展示了他对诗歌创作中感性因素的重视。他认为，诗人的努力到应该是怎样诱发伟大的灵感吧。强调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诗歌的起因归于灵感的迸发。而灵感在本质上是属于感性的范畴的，它与直觉，情绪有着同样的本质，所以对灵感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对感性的重视，也就是对情绪的重视。在郭沫若的诗歌理论中，他强调直觉、灵感、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对创作尤其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感性倾向。 二、文学本质的诗性内涵
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杨文军 (仰恩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 362014 摘要 :《那儿》所采用的双线结构和间离策略使工人阶级英雄“小舅”的崇高形象获得了说服力;在话语设置上, 《那儿》存在一个由众声喧哗到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独白的过程,这是服从于作者的叙事立场的; 《那儿》所运用的反讽和隐喻提升了该小说的艺术层次,对当下的底层叙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那儿》 ;双线结构;间离;复调;反讽;隐喻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当代》 2004年第 5期刊出之后,引发了热烈而持续的大讨论。一个中篇能获得如此反响,这种热度在当下文坛实属罕见。到 2006年初为止, 共有七次较为集中的关于《那儿》的讨论,另有许多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那儿》。 [1]可是纵观这些讨论和文章,发现其焦点并不是作为文学文本的《那儿》本身,而是《那儿》所切中的“国企改革”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仿佛《那儿》之所以具有(讨论上的价值, 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何过人之处 (很多论者认为《那儿》“ 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 [2] ,而是因为它“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了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 , “ 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咸平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 [3]当然, 《那儿》所涉及的题材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者曹征路的创作初衷也非常明确,就是质疑“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 [4]。但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 还要有一种“审美展开的耐心” [5]。文学的叙事艺术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脱离艺术性而谈论内容和题材,不仅不会廓清、反而往往会遮蔽内容和题材的意义。对于《那儿》艺术性的简单质疑, 曹征路表示不满:“就我自己的追求而言,我在这篇小说的双线结构、叙述张力、跨文体的交叉并用、象征隐喻的多处设置,语言的粗砺性追求,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
浅谈郭沫若诗歌文学创作，以《女神》为例 09文秘姚毅 2011年11月6日 【摘要】郭沫若，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同郭沫若史学题材相比，郭沫若的诗歌直抒胸臆和大胆描写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既不能用浪漫主义去定性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用表现主义去规范它，而将它视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水乳交融的泛表现主义更符合实际。郭沫若表现主义具有对内表现心灵，对外担负社会使命的二重性格，又因它同浪漫主义与中国民族审美观念的结合，因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活力，这样，郭沫若就可以借助这种全新的表现精神，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又紧紧应和着五四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使表现主义与中国的时代主潮取得了共同的方向。 【关键词】：破旧立新、精神的现代性、“五四”新时代美好想象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先驱。他的早期诗歌创作量丰富，主要有《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这些作品依照风格可分为三类：豪放类：气势宏伟，境界开阔，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破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创造精神。婉约类：风格阴柔。革命类：大多写于壮怀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诗人以诗歌作武器，进行革命的斗争。《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主题内容：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精神。对光明、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歌颂。大胆地抒写自我；有着泛神论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1破旧立新的观念贯穿始终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于使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女神》是五四时代诗的宣言。在艺术上，诗句想象大胆奇特，色彩瑰丽。大量采用历史和神话题材，境界开阔，文化韵味深厚而神奇。大胆借鉴西方近代自由体诗，做到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使诗情酣畅淋漓。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是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里吸取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的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的人化。《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 《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
郭沫若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鲁迅却曾痛骂他是「流氓」！ （图）鲁迅pk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是文坛上的两个宿敌，一生不见面，还互相缠斗。我有这两位的全集，基本上认真看完过，我发现鲁迅郭沫若二人在文坛上的斗法真是有趣得很。 鲁迅在小说和散文方面的才华，郭沫若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郭沫若在诗歌与戏剧方面的才华，鲁迅又是望尘莫及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是开现代小说风气之先，无论今天可以指出它这样那样的缺陷，它毕竟是新文化启蒙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散文集《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美文的典范，至今还很难有哪个文化人的散文集能与其媲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星空》，前者是现代诗歌最早的诗集之一，后者是现代诗歌最成熟的经典作品。无论郭的晚年写了多少臭不可闻的口号诗，他早年诗集的狂飙文学意义绝对不能抹煞。郭沫若的戏剧《三个叛逆之女性》与春秋战国四大悲剧，是现代戏剧的杰作，后来很少有包含诗剧与悲剧美学成份的戏剧作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 诚然，鲁迅的后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郭沫若的后期更是悲哀可笑。不过这也是中国文化特色造成的结果。鲁迅成为左的牺牲品，杂文几乎全是骂人的文字。郭沫若更成为左的炮灰，诗歌变成专制文化的招魂幡。当然，今天来谈这两位的
得失，如果不纠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恶意成见，那么对于二人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还是应该一分为二进行中肯的评价。 但鲁迅郭沫若二人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却互相不服气，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恶斗。 鲁迅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出关》短篇小说，郭沫若也就写一篇有关老子的《柱下史入关》短篇小说，跟鲁迅对着干。你写老子出关，我偏偏写他入关。鲁迅写了一篇关于庄子的《起死》，郭沫若也写一篇关于庄子的《漆园吏游梁》。你写庄子戏人生，我写庄子戏权力。当然，也有人说是郭沫若先写，鲁迅与其对着干。考据著作年表，似乎都各有先后追着斗法的例子。 郭沫若写了女娲创世纪的《女神之再生》，鲁迅就写女娲造人类的《补天》。郭沫若出版了历史小说集《豕蹄》，收八个短篇小说。鲁迅也跟着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也收八个短篇小说。郭沫若写得最好的小说就是历史小说，但也无法与鲁迅的历史小说媲美。 又比如：鲁迅写了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瞥”，郭沫若就写了新文学运动的“十年”。鲁迅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郭沫若骂鲁迅是“小丑加封建余孽”。鲁迅说“抗日民族战争文学”这个口号好，郭沫若就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好。再比如，针对曹植写有所谓的“七步诗”，鲁迅写有“反七
“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 唐欣 近年来，“主旋律”小说在大众层面成为关注的热点，不仅带动了新一轮图书销售的热潮，而且与小说同步或稍晚出现的相关影视剧也在各大媒体热播，一些小说作品还频频在政府设立的各种奖项中夺冠。然而，此类小说创作在学术界却遭到了冷遇，鲜见对其进行深层剖析的评论文章。“热”与“冷”之间，颇为令人深思。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伦理诉求有很大关联。这种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在小说为老百姓代言的表层话语下，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并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1]，从而潜在的为中心意识形态予以合法性论证，并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共契。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执行了一种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功能，而削弱了其作为小说所应有的审美品格与人性深度。 一、人民话语的意义共契 “主旋律”小说作家们的写作旨归往往直接诉诸普通“老百姓”，例如《抉择》的作者张平曾宣称：“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2]作家陆天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的变迁。”[3]何申、谈歌等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并在其笔下主人公的信念中进一步彰显。因此，我们首先需对“老百姓”一词进行必要的话语指认。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老百姓”即区别于军人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居民。正因“老百姓”一词颇具中性色彩，并且语义指涉面极广，例如还有许多与之相近的家族概念：“人民”、“大众”、“群众”、“平民”等等，因此，它在“主旋律”小说作家的笔下便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并进而成为其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老百姓”可以在褒义层面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在主流话语中，作为人类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民”是一个超级能指，它赋予其声称者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神圣性，从而也就成为“主旋律”小说作者的一种策略性借势；而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可以与“大众”话语相联，进一步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接轨，此种大众策略使小说也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这种意义的多歧性使得“主旋律”小说中的“百姓话语”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不仅在主流话语层面稳固地获得了其叙事的“合法性”，还在市场层面持续畅销。 在人们所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对于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侵蚀下，“主旋律”小说中以“老百姓”为话语旨归的叙事策略，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面临合法化危机的中心价值体系的修葺愿望，而对于这种愿望的最直接表达策略莫过于基于“人民”的话语诉求，一些小说正是以巧妙运用“老百姓”的话语方式与主流话语达成意义共契。例如在《抉择》中，李高成曾义正辞严地对腐败分子郭中姚说道：“共产党要是能让金钱买垮的话，那还轮得上你们这些东西！你居然还会以为只要有严阵这样的人做了你的靠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连工人也不放在眼里，连共产党也不放在眼里！你怎么会把这一切看得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凭我现在的身分，我只须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以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冲到你这儿来，半分钟内就会把你撕得粉碎！……你竟还以为要是共产党不存在了，你还可以稳稳当当地当你的资本家？你记着，若真要是有了那一天，工人们头一个要惩罚的就是你，老百姓会把你这一身的肥肉沤成了一堆粪！”这里，主人公的此番表白因代表着广大老百姓而获得了其身份伦理及道义的优先性，并因这种正义感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对白，毋宁说象一份政党反腐败的宣言书，因为它在小说的审美表意实践中仍然延用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修辞表达”[4]方式，而“百姓”话语则更化为了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为受到侵蚀的主流话语提供了拯救其合法性的正当性资源。而小说结尾处也颇意味深长，李高成与东欧某国原劳动部长就东欧剧变进行了探讨，最后他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让人民期待太久”！ 在此，百姓话语的小说叙事已暗中置换为迎合主流话语宣扬的“人民伦理”之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因此，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
小说的叙事角度 Revised by Hanlin on 10 January 2021
小说的叙事角度 一、叙事角度的含义 叙事角（P256） 叙事＝讲故事 叙事角度＝讲故事的角度 小说中的故事总是某人的故事。于是叙事角就与人称互为整体，紧密相连。 写作的一般规律：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这样写。 叙事角度解决的是“怎样写”的某些问题。它绕开诸如“叙述”、“描写”、“抒情”之类的单纯的表达方法，是一种更有效的综合性的表现技巧。 就小说的表现形态而言，什么样的人从什么角度讲故事，决定了以下的要素： ⑴什么样的人：“他（她）”或“我”。 ⑵什么角度：全知道、部分知道或只限于观察。 ⑶故事：因人和角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效果。如：①故事内容的详略轻重。②哪些内容被讲明，哪些内容被隐藏。③读者理解的有多少。 二、叙事角度的基本类型与实际例证 （一）叙事角度的基本类型 1.第三人称叙事角度 ⑴全知叙事⑵参与叙事⑶客观叙事
2.第一人称叙事角度 ⑴主要人物叙事⑵次要人物叙事 ⑶观察者叙事 （二）叙事角度的实际例证 通过以不同的叙事角度，对寓言《狐狸和乌鸦》的改写为例。 1.第三人称叙事角度 ⑴全知叙事 例文： 清晨，饥饿的狐狸看见一只乌鸦正在飞过，嘴里叼着一大块奶酪。她正在把奶酪带给她的孩子们，因为它们已经有几个小时没有东西了。 “啊，我真喜欢那块奶酪。”狐狸心里想：“那块奶酪一定好吃极了。” 乌鸦又累又饿，于是落到附近的一棵树上。狐狸马上跑到那棵树下面坐下来，然后仰起脸朝树上的乌鸦喊：“乌鸦小姐，早安！你今天真漂亮啊！两只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羽毛乌亮，如同黑漆一般。”喜欢别人吹嘘自己的乌鸦听了十分得意。于是，狐狸继续说道：“你这么漂亮，你的嗓音也一定优美动听。你这个美人儿，能给我唱支歌吗？” 乌鸦受到如此吹捧实在太高兴啦，她简直难以按捺自己了，请诸位读者准备好，吸取所有的人都应记取的教训！ 乌鸦兴奋得全然忘乎所以，这时唱歌会有什么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乌鸦显然忘记了这一切。于是，她把头抬得高高的，张开嘴巴开始唱歌了。她一唱歌，那块奶酪便从嘴里掉下来，正好落到狐狸面前。狐狸
中外小说名著“三部曲” 导读：三部曲，源出古希腊，指情节联贯的三部悲剧，又称“三联剧”。如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后来泛指三部内容相对独立成篇而又互相联贯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以及诗。许多中外文学家有“三部曲”作品传世。这里辑录部分小说名著三部曲。 郭沫若小说《漂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 茅盾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巴金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即《火》三部曲。 法国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三部曲：《两个诗人》、《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发明家的苦难》。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自传体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波兰显克微支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英国高尔斯华绥小说《福赛蒂世家》三部曲：《有产者》、《进退两难》、《出让》；《现代喜剧》三部曲：《白猿》、《银匙》、《天鹅曲》；《尾声》三部曲：《女侍》、《开花的荒野》、《河那边》。美国德莱塞小说《欲望三部曲》：《臣仆》、《穷人》、《首脑》。德国威利·布雷德尔小说《亲戚与朋友》三部曲：《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
前苏联高尔基小说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前苏联阿·托尔斯泰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 前苏联革拉特科夫小说自传性三部曲：《童年的故事》、《自由人》、《荒乱的年代》。 苏联西蒙诺夫小说战争题材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 法国萨特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龄》、《延缓》、《心灵之死》。 法国保尔·艾吕雅小说《第一次打击》三部曲：《水塔旁》、《大炮的沉默》、《巴黎和我们在一起》。 美国福克纳小说“斯洛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日本夏目漱石小说《心的三部曲》：《先生与我》、《双亲与我》、《先生的遗书》。 感谢您的阅读，本文如对您有帮助，可下载编辑，谢谢
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 伍世昭 作者简介：伍世昭，1962年生，湖南东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惠州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广东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惠州社科规划课题等6项。出版专著1部，编撰十一五规划全国文科重点教材1部，参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6篇学术论文为国家权威期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先后荣获惠州学院"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观念方法的出新与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等方面，将郭沫若早期诗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其贡献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还相当普遍，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却不多见；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还未能切合对象的特点和实际；在有些问题上仍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因此研究对象所属性质及历史定位问题，还需要重新或从头研究；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还有必要进一步逼近；研究对象所蕴涵的理论价值还有待发掘。 本书借鉴上世纪2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外研究成果，着力从整体上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艺思潮、创作实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力求还郭沫若早期诗学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给予对象以真实的定性和历史定位；同时将郭沫若早期诗学作为个案，从其产生与形成中去探讨诗学话语产生与建构的一些规律性现象，为"五四"新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为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仍有启示的东西。在人们普遍奢谈文学理论话语权，而扎实的个案研究还相当缺乏的今天，在受到知识分子人格问题讨论的影响，以郭沫若（包括郭沫若诗学）为研究对象的选题日趋减少之际，本文选取历史转折的"五四"时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本书用现代心灵诗学来指称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以区分原有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印象主义、生命美学、情绪写实主义等命名。这样做绝非仅仅出于标新立异，它符合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实际，足以概括郭沫若早期以诗人特有的方式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同时可以避免上述所有命名方式对西方理论框架或所谓强势话语的认同与臣服。本书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与一般专就诗歌而言的诗学不同的是，它还涉及小说与戏剧。尽管郭沫若在多数情况下将文学当诗或把诗当成文学来谈而不加分疏，而专论小说、戏剧的文字也不多见。本书基于郭沫若前后诗学发生较大变化的实际，将研究对象框限在1914年至1925年之间，这个时间范围之外的材料，如果有助于对问题的探讨，也不惮采用。 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是西方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诗学建构主体所处文化境遇、文学运动（主要是创作实践）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根据对象的这一特点，本书运用比较诗学、文化互释的方法，力求从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上述四个因素关系的探讨中逼近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方法论，已为文艺理论界所熟知，本书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学科的意义上取其影响研究，某些情况下也涉及平行比较。与一般意义上通用的中西比较不同的是，本书既涉及中西比较，也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内部比较和理论与创作不同活动的比较；而作为方法，将贯穿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三、四章）：第二章是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传统文化（诗学）的比较，第三章是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比较（此二章同时亦
【题文】 情节叙述手法题在小说考题中经常出现，考查时可能涉及到情节结构手法，还会结合环境、人物和主旨进行探究，考题灵活多样。这节微刊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情节叙述手法题的解答技巧。 一、考点解读 小说情节手法包含情节叙述手法和情节结构手法。情节叙述手法指的是作者是如何叙述故事的技巧的，包含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情节结构手法指作者在安排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过程中运用悬念设置、伏笔照应等技巧。这节微刊主要关注情节的叙述手法。【常见设问方式】 (1)×××部分采用了第几人称叙述？有何效果？ (2)本文在叙述手法上有何特色？请赏析。 (3)本文的故事情节是怎样展开的？ 二、方法归纳 1．叙述人称 根据作者与所叙述对象的关系，小说中叙述的人称主要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 第一人称：优点是真实亲切，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便于抒发感情。缺点是与“有限视角”类似，局限于叙述人的所见所闻。注意小说中的“我”并不是作者本人，而只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有时指作品中国的主人公，有时指所叙述事件的见证人。 第二人称：增强文章的抒情性和亲切感，便于感情交流。 第三人称：能比较直接、客观地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灵活自由。 2．叙述视角 “全知视角”一般以第三人称为主。叙述者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随时对人物的思想及行为做出解释和评价。这种视角可以使作者随意地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处理，但作者的过多干预和介入也同时在作品和读者之间产生了距离，从而降低了作品的真实度。 “有限视角”是限知限觉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去叙述事件的过程，特点是叙述讲究遮蔽作者的意图，故意隐藏一些环节，留给读者自己去推理、判断和评价，不足之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