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 2期总第 154期
内生制度变迁理论 :阿西莫格鲁、
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
彭涛魏建
内容提要 :达龙 ·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golu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和阿夫纳 ·格雷
夫 (Avner Greif 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在这三位学者中 , 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因素 , 青木昌彦突出了共同信念的核心地位 , 格雷夫则以文化的变迁为主线 , 三者共同将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结果 , 但他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界定和对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上各不相同。
作者简介 :彭涛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魏建 ,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007年度招标课题
“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
(项目编号 :07JJD790132 的阶段成果。关键词 :内生制度变迁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格雷夫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 , 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 ,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 , 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 , 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
会整体演进的结果 , 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 ,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 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 , 因此 , 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 ·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golu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和阿夫
纳 ·格雷夫 (Avner Greif 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 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 , 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总体上来看 , 阿西莫格鲁的分
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 ,
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 , 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 , 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 , 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 , 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 (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 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同时 , 他们在
62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
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 , 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 , 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 , 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 , 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 ; 第二部分从研
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的异同 ; 第三部分阐述制度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一、三种前沿范式的整体框架
(一阿西莫格鲁 :强调制度变迁中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诺思 (North , 1990 认为政治过程界定和实施了产权 , 阿西莫格鲁沿着这个思路 , 利用动态博弈均衡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制度变迁的动态模型 , 着重将政治因素纳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中 , 内生地刻画了经济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他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实和证伪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命题 , 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经济绩效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源于“ 社会冲突论” 和诺思的“ 国家理论” , 他以“ 社会冲突论” 为基础发展了一个更具微观基础的政治决策理论 (孙圣民 , 2009:112 118; 郭艳茹 , 2010:65 69 。权力和社会冲突是
其理论的主线。他以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利益冲突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 , 强调以
权力分配为主导分析制度及其变迁的过程。他将权力定义为法定政治权力、事实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① , 认为政治制度是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为
了能够在未来持续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安排。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政治权力由谁掌握以及对“ 可信承诺问题” 的解决 , 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决定了冲突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
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变化。掌握事实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决定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好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 , 能够使政治权力在社会中配置相对分散和平等 , 进而解决“ 可信承诺问题” , 使社会更加稳定 , 形成有利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影响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 , 决定政治制
度是否自我实施和自我强化。这就是阿西莫格鲁描述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 ,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偏重于政治制度的分析 , 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这也是阿西莫格鲁对制度变迁内生化的主要贡献所在。他的
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对民主与非民主制度演变的分析中 , 阿西莫格鲁首先假设个人和集团对政体的偏好是由政体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决定的 , 随后再引入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 (Acemoglu ＆Robinson , 2006 。引
入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内生的这一举措 , 仅仅只是将外生性假设从偏好移向了较之更靠前的意识形态 , 只是将解释问题的原因向前推了一步 , 而没有解决它。因此 , 阿西莫格鲁的内生化不够彻底。二是阿西莫格鲁对初始的事实政治权力从何而来没有进行解释 , 只是利用历史案例和实证检验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初始权力的存在。这样的做法使其理论缺乏完整性。
721①对三种权力的定义详见 (Acemoglu ＆Robinson , 2006 。
2011年第 2期总第 154期
(二青木昌彦 :强调制度变迁中信念的重要性
基于制度研究存在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的理论现实 , 青木昌彦试图发展出一个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以将这两种思路整合起来 , 一方面研究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即多重均衡现象 ; 另一方面研究在均衡制度观框架下的制度变迁机制。青木昌彦将制定规则的博弈与按规则运行博弈的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 形成了“ 比较制度分析” 框架。在这个框架中 , 他利用重复博弈和主观博弈的分析方法 , 试图内生地揭示经济活动中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规律。
青木昌彦强调信念的坚定与动摇决定了制度的形成、稳定和变迁。他认为博弈中各个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共有信念与各个博弈域 (domain 中所形成的制度规则
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 即域中规则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为参与主体的认知提供了支持 , 促使他们在重复博弈中形成了共同知识或共有信念 , 进而促使均衡的产生和制度的形成。共有信念产生的关键是看一个均衡的概要表征能否被各方参与主体所认同。如果被接受则意味着制度将产生或者变迁。青木昌彦 (Aoki , 2001 将制度定义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 强调制度是对博弈均衡概要表征或信息的浓缩。
青木昌彦如此定义 , 是想通过该定义充分说明制度具有既相互制约又协助的双重性
质 , 从而能够解释制度的稳定性或制度刚性问题。他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参与个体在不同域之间的互动 , 分析了一个域的均衡策略如何与同一域或不同域的其他参与人的均衡相互依存 , 从而用以解释制度的耐久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性。然后 , 他通过强调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力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 解释了制度如何从多重路径中选择和决定一个发展方向 , 形成新的制度均衡 (Aoki , 2007:1 31 。
青木昌彦虽然想发展一个集分析性和概念性于一体的研究框架 , 但由于其对政治域及其正式制度做了外生化处理 , 只重点分析经济域和社会域的制度动态变迁过程 , 这就使他的内生性不够彻底。
(三格雷夫 :强调制度变迁中文化的重要性
在格雷夫看来 , 将制度看成是博弈均衡 (North , 1990 , 或者看成是政治市场的博弈均衡 (Acemoglu , 2003、 2006 , 抑或看成是促成均衡的共同信念 (Aoki , 2001、2007 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制度的动态变迁。因为在博弈均衡框架下 , 参与人的决策集都是先验决定的 , 哪怕这些可行的决策集都是基于过去信息形成的 , 也都是针对参与人面临的未来情况预设的 , 所以上述角度都不可能真正内生地说明制度变迁的动力学问题。
格雷夫的制度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两条路线 :制度的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的路线 (Williamson , 1985 和制度是博弈规则的路线 (North , 1990 ; (2 将博弈分析与制度分析相区别 , 指出传统分析存在多重均衡的缺陷 ; (3 将制度分析的演绎法与归纳法相融合① , 形成了“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框架 , 突出强调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格雷夫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基于特定背景的互动分析 (context-specific analysis , 这个方法 821
①制度分析的演绎法是指在给定环境参数的前提下 , 运用博弈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结果进行预测 , 但是由于存在多重均衡 , 所以预测难度较大。归纳法将制度
看成是规则与组织 , 是一种外生的制度观 , 无法解释即使制度相同但由于信念和规范不同而产生不同行为方式的现象。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
将环境的知识、历史与理论以及特定背景结合在一起来界定制度 , 说明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建立、制度惯性、制度变迁等问题 (Greif ＆Laitin , 2004; Greif , 2006 。这种分析方法还将制度分析和社会资本分析结合起来 , 用以说明文化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促进了行为秩序的产生 , 共同作用形成了信念体系和内化规范等人为的非物质因素。这些人为的非物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制度或制度要素的表现形式 , 它们对于那些行为受其影响的个体来说是外生的。将文化纳入到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中 , 并认为文化影响是制度持久存在的原因 , 这又说明了上述人为非物质因素本身又是内生性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格雷夫是在综合多种方法后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分析框架 , 即他所谓的“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 。这是一个将社会学中杜尔凯姆、帕森斯和韦伯等人的思想与旧制度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分析框架 (Greif , 2006 。在这个分析框架下 , 格雷夫对制度的稳定性、内生性变化以及历史制度对后来制度的影响展开了研究。该框架对制度的分析是基于制度的历史背景展开的 , 它将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来分析 , 强调了制度演化过程中微观机制的作用 , 从而又将演化制度主义的理念吸收了进来。这个分析框架将特定历史作为制度分析的背景 , 能够有效地避免制度动态变迁分析的“ 多重均衡” 难题。他还放弃了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参与主体主观选择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分析 ,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过去的制度要素对后来制度选择的影响 , 这就避免了使用主观博弈这种复杂的技术手段内生化处理多重均衡的问题。
二、三种范式的异同
上述三种范式实际上都强调制度的形成、稳定和变迁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 涉及到社会不同领域 , 难以在某个单一领域中产生。用青木昌彦的理论来讲 , 制度的动态变迁是各种不同域之间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所造成的。用阿西莫格鲁
的理论来说 , 则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具有决定作用 , 经济绩效又反过来影响政治权力的事实分配。用格雷夫的话来说 , 制度变迁是由各种交易①间的互动和联系所推动的。三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对变迁机制的解释等各不相同。
(一研究视角不同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研究是从对相关命题的实证检验出发的。通过运用计量手段 , 他更严密地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 , 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也是源于制度上的差异。基于实证分析 , 他构建理论模型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差异 , 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是如何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与阿西莫格鲁相比 , 青木昌彦的研究设想更为复杂一些 , 他的理论框架是想要回答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 , 解释制度变迁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问题 (Aoki , 2001 。格雷夫则以制度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其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 这三个基本问题是 :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变迁 ; 一种制度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持续存在 ; 制度是如何消亡的 (Greif ＆Laitin , 2004:633 652 。
与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两种不同的综合制度分析框架相比 , 阿西莫格鲁制度分析的基本 921① Greif 对交易有明确的概念且不同于 Williamson 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交易的定义 , 详见 (Greif , 2006 。
2011年第 2期总第 154期
思想相对单一 , 主要是对诺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诺思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制度变迁动力来自价格相对变化的思想等都在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和进一步发展。并且阿西莫格鲁更进一步强调了政治制度对权力分配、政治承诺可信度等的作用。
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范式 , 总体上看有向旧制度主义回归的倾向。青木昌彦 (Aoki , 2001 总结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 :(1 将制度看成是博弈的参与
人 ; (2 将制度看成是博弈规则 ; (3 将制度看成是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在博弈均衡制度观下 , 青木昌彦重新定义了“ 制度” , 特别强调共有信念和认知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青木昌彦指出元博弈中的制度 (如习俗性产权制度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结果 , 这与哈耶克等人“ 制度是自发形成的” 的思想是相同的。格雷夫虽然也坚持均衡的制度观 , 但他强调应该将预期、知识存量、组织行为等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 突出历史过程中文化信仰和传统知识存量在制度动态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视角与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制度观有相近之处 (张建伟 , 2004 。格雷夫将文化、信仰纳入到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 , 这与青木昌彦的“ 元博弈制度是自发形成的” 的解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对比起来 , 格雷夫制度分析的内生程度更高。 (二方法不同
从方法论看 , 阿西莫格鲁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 (孙圣民、徐晓曼 , 2008: 153 160 , 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同时 , 阿西莫格鲁关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如何决定经济制度的分析类似于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 , 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并重。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理论也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 , 但他们都放弃理性人假设而使用“ 有限理性” 假设 , 侧重对制度变迁中微观基础的构建 , 着重对制度变迁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行刻画。
从具体方法来看 , 阿西莫格鲁和青木昌彦采取的是演绎方法 , 从整体性制度安排出发 , 以参与个体 (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阿西莫格鲁主要强调初始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个人或组织的偏好对制度的决定作用。青木昌彦则是以其所定义的“ 域” 为基本的分析单元 , 强调不同域中所包含的制度会影响参与主体的行为 , 进而产生互动 , 在互动中共有信念形成 , 最终影响到制度的稳定和变迁。格雷夫则是将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 , 把制度变迁当作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 通过引入“ 拟参数变量” , 在变化的环境中解释制度的稳定性和在给定的环境下分析制度变迁 , 然后再从制度要素对个人认知影响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中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 , 从中确定制度变迁的方向。
青木昌彦虽提出了“ 域” 的概念 , 但实际上是把博弈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 , 域内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均衡 , 域间的互动就是不同博弈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格雷夫则指出制度的博弈分析是要在博弈规则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不能作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 , 他将交易作为制度分析基本单元。
阿西莫格鲁 , 青木昌彦和格雷夫都注重博弈方法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研究 , 但具体手段各不相同。阿西莫格鲁充分运用了历史计量方法 , 提高了理论的严密性。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理论框架则难以进行计量检验。青木昌彦和格雷夫虽然都是在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展开分析 , 但格雷夫更进一步地将比较制度分析与特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 , 发展成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 HCIA 。
03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131 （三）制度变迁传导机制阿西莫格鲁提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可能具有粘性，只有当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有重大变化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他的制度变迁动力学可以概括为： t 时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格局分别决定了 t 时期各利益群体的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二者共同形成实际政治 t 权力，从而决定 t 时期的经济制度和 t + 1 时期的政治制度，时期的经济制度又决定了 t + 1 时 2005： 546 ～ 579）实证证明英国与期的资源分配格局，如此循环往复。阿西莫格鲁（ Acemoglu，荷兰较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在大西洋贸易中收获了更显著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英国和荷兰的产权制度更加完善。阿西莫格鲁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出发，着封建统治者受到了有效的约束，重研究政治权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及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他特别强调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不过他的内生理论模型虽然能够利用社会冲突论有效地内生解释制度变迁，但是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青木昌彦范式中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不同域之间的互动及其导致的认知和共有信念变。域本身就是一个博弈，化域中所包含的制度是博弈的均衡结果。尽管青木昌彦强调既可以将某域内的制度变化看成是外生的，也可以看成是域内重复博弈的内生结果，但其在说明制度技术因素等原因导致原有制度体系无法与环境变迁的诱因时
仍然不自觉地认为是自然资源、 2007）。从而参与个体的策略发生变异进而导致变迁（ Aoki，变化相协调，格雷夫将交易划分为中心交易和辅助交易。不同交易之间的互动是由制度要素对参与主交易不断发生也即博弈不断重复，进一步巩固制度要素，使制度形成一个体的激励来驱动的， reinforce）的过程。在格雷夫的制度变迁动力学中“拟参数变量” 自我强化（ Self具有重要作用。他强调交易之间的互动与正负反馈都将反映在制度的拟参数变量上，当拟参数发生变化制度也将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这个方法解决了制度变迁初始条件需要外生给定的时，问题。格雷夫从交易出发，把社区责任体系（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作为促使交易顺利履行的机制。该机制能够使贸易参与主体的各种信息有效地在社区之内以及在不同社区之一方面促进了贸易的进行，另一方面又内生地促进了贸易相关制度的形成。并且间进行交换，“ 社区责任体系又随社区人口” “社区规模” 和这两个拟参数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将推动社区责任体系的内生演化并最终走向消亡。（四）多重均衡问题当存在多种技术上可行的制度选择时，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将面临多重均衡问题。要证明制度变迁均衡的唯一性在技术上难度很高，并且需要的假设条件十分严格。但制度变迁的实际结果不可能是多重均衡，只有一个结果，必须证明均衡的唯一性。因此，多重均衡问题就成为制度博弈分析的难题之一。在阿西莫格鲁的范式中不存在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问题，这源于其社会冲突论和政治权力决定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向始终受制于实际政治权力占优势的一方，变迁的结果是产生维护和实现该群体利益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青木昌彦认为，当原有制度发生危机后，政治域、经济域和社会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让各域重新稳定下来，必须促使形成关于未来行为模式的共有知识，而且这个时候通 2007）指出此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常会出现多种技术上可能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 Aoki，一是具有共有知识的制度会自发形成；二是出现自我聚焦，也即那些在制度重建之前就存在的
132 2011 年第 2 期总第 154 期“ 信念将起到聚点” 的作用，引导与凝聚各种信念成为共有信念，促成制度变迁。这样青木昌彦就完成了对制度变迁的方向选择和多重均衡问题的外生化处理。对于多重均衡问题，格雷夫的处理是通过紧紧
抓住制度要素具有双重属性（即制度要素既有个人属性也有社会属性）的特征来完成的。他认为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技术上可行的几种替代性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关系。即使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制度不再自我实施了，或者原有制度面对新交易无所适从时，那些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性制度也不可能有均等的机会成为目标性新制度，因为新制度的产生必须要受到原有制度要素的影响。这样格雷夫就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问题，无需引入其他外生因素（如政治精英的力量）来决定制度的最终选择。三、制度变迁理论内生化的方向内生化已经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趋势。内生化的主要目的是证明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果，不是外部因素（如诺思的人口变化、价格相对变化）作用的结果。内生化的主要理论价值不仅在于理论上更加严密，而且在于能够为制度改革提供更加符合现实的、可行的政策支持，而不是将制度变迁的动力界定在社会较难控制的外部因素上，这样就能够为制度改革指出更加明确和可操作的方向。在理论推进上，三者都显著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生化，为制度变迁的宏观分析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阿西莫格鲁的特色在于充分运用历史计量方法，将政治权力配置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并且制度代理变量的选择技巧大大拓展了制度计启发了思路。青木昌彦充分利用了博弈论的进展，开拓性地将制度分析由博弈量分析的空间，内的分析拓展到博弈间的分析。这个框架能够容纳更多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并且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各个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对于共有信念的强调凸显了认知对于制度变迁，弥补了诺思分析的缺陷。格雷夫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是一个更为进步的框架“拟的重要性，参数变量” 的引入使其分析框架能够很好地解决内生分析和外生分析之间的转化问题，并且对制度因素历史传承的强调使其很有技巧且合理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问题。在政策含义上，阿西莫格鲁将制度变迁的关键界定为政治权力，强调良好经济绩效的产生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青木昌彦强调制度是共有信念的凝聚，这意味着制度变迁要得到各方参与主体的一致认同才能够稳定实施。格雷夫突出了历史制度要素对新制度构建的影响，说明制度改革既要充分尊重既有制度背后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改造思想、改变文化观念来实现新制度的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的内生化趋势还在发展，三位学者的推进虽有着显著进步，但制度变
迁的内生分析依然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这个根本性挑战就是，在展开理论分析时总需要将一部分因素作为已经存在的解释变量来阐述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就需要将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框架存在循环论证问题。青木昌彦的共有信念较为模糊，不易界定，并且依然存在将自然资源、技术因素等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格雷夫利用“拟参数变量” “ 虽然解决了内生问题，但是他所定义的拟参数变量” 是情景决定的，较难界定。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后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深化了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给出了更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导向，对于中国当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133 前正在进行的制度改革攻坚也应有着指导意义。如阿西莫格鲁强调社会冲突是制度演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实际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制度变迁发展的方向。这个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中国中央政府作为对改革实际控制者的行为表现及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随着转轨的深入，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内部及其之间的互动行为越来越显著，如何引导这些互动形成更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共有信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此，格雷夫的制度要素间互动理论和青木昌彦的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理论有着很好的可以尝试融合三者，以格雷夫的内生制度理论为框架，利用主观博弈方法和社解释力。因此，会冲突论建立一个解释和预测中国转轨过程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我们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另一方面也能够利用中国的现实素材，对三者进行检三者的优势为中国的制度转轨贡献力量，验，从而提出内生化程度更为深入的理论框架。参考文献：2010 ” 《理论学刊》 2010，65—69。， 5：郭艳茹，：“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
（ Acemoglu）理论评述，2009 ”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4：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整合与发展， 112—118。2008 ” 《文史哲》 2008， 153—160。， 5：孙圣民、徐晓曼，：“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2004 ，张建伟，：《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Acemoglu，， D． 2003．“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620 － 52．——2005．“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3）： 546 － 79． Acemoglu，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oki，，
M． 2001．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IT Press． MA：——2007．“End ogenizi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3（ 1）： 1 －— 31． Greif，，A． 2000．“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Exchange： A Research Agenda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4： 251 － 84．——2004．“Institutions and Impersonal Exchange： The European
Experience．”Working Paper No． 284 May — 2004： http： / / papers． ssrn． com / sol3 / papers． cfm？ abstract_id = 548783．——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eif， and Laitin，， A． D． 2004．“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4）： 633 － 52． North，，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E．，O．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责任编辑：刘承礼）
江西省2014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比较预测未来趋势及用地案例分析 ------马尔可夫决策及多指标群组决策方法运用 江西省2014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单位 总面积 工矿仓储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其他用地 全省合计 440541.78 170493.18 55030.75 87407 127610.9 南昌市 72121.68 22947.27 8450.15 14752.04 25972.22 九江市 78452.05 32924.66 11442.4 13561.31 20523.69 景德镇市 10362.65 2970.52 1307.17 3379.5 2705.46 萍乡市 12795.52 4859.5 1957.75 3716.05 2262.22 新余市 11372 5835 1638 2969 930 鹰潭市 17374.91 5038.46 2529.2 3937.33 5869.92 赣州市 68812.73 27264.43 9267.49 16759.47 15521.34 宜春市 46844.39 22349.88 3997.94 8841.26 11655.31 上饶市 46354.34 11299.18 2713.14 4730.25 24739.4 吉安市 45981.71 20832.71 7260.14 7642.06 10246.81 抚州市 30069.8 14171.57 4467.37 7118.73 7184.53 一、马尔可夫决策法 每一时期状态参数的概率分布只与这一时期的前一时期实际所处的状态有关，而与更早的状态无关，这就是所谓的马尔可夫链。利用马尔可夫链的性质分析系统当前的状态并预测未来的状态。基于江西省国土建设用地状况2012年与2014年的统计数据，将采用马尔可夫决策方法，预测江西省国土建设未来的状况。 分析思路：（1)对江西省国土建设用地的总体情况进行转移矩阵分析，分析江西省国土建设用地的总体趋势 （2)对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十一个市逐一分析 总体情况分析： 由上表可知：初始状态)29.020.012.039.0() 0(，，， P 2014年 总面积 440541.78 工矿仓储 170493.18 商服用地 55030.75 住宅用地 87407 其他用地 127610.9 总体情况 2014年 工矿仓储 0.39 商服用地 0.12 住宅用地 0.20 其他用地 0.29
民大-刘晓药物制剂11142062 案例分析：在重商主义哲学盛行时期，保护主义蔓延，被激怒的法国经济学家Frederic Bastiat(1801—1851年)，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压倒了保护主义者。巴斯底持在1845年虚构的法国蜡烛工人请愿的故事中，最成功地打击了贸易保护主义。现摘录如下： 我们正在经受着无法容忍的外来竞争，他看来有一个比我们优越得多的生产条件来生产光线，因此可以用一个荒谬的低价位占领我们整个国内市场。我们的顾客全都涌向了他，当他出现时，我们的贸易不再与我们有关，许多有无数分支机构的国内工业一下子停滞不前了。这个竞争对手不是别人，就是太阳。 我们所请求的是，请你们通过一条法令，命令关上所有窗户、天窃、屋顶宙、帘子、百叶宙和船上的舷窗；一句话，所有使光线进入房屋的开口、边沿、裂缝和缝隙，都应当为了受损害的工厂而关掉。这些值得称赞的工厂使我们以为已使我们的国家满意了，作为感激，我们的国家不应当将我们置于一个如此不平等的竞争之中……仅仅因为或部分因为进口的煤、钢铁、奶酪和外国的制成品的价格接近于零，你们对这些商品的进口就设置了很多限制，但为什么，当太阳光的价格整天都处于零时，你们却不加任何限制，任它蔓延? 如果你们尽可能减少自然光，从而创造对人造光的需求，哪个法国制造商会不欢欣鼓舞？如果我们制造更多的蜡烛，那就需要更多的动物脂，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牛羊，相应，我们会见到更多人造草场，肉、毛、皮和作为植物生产基础的肥料。 分析： （1）这一案例是绝对优势理论对重商主义的抨击。 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奖出限入”，他们认为货币 是财富的唯一形式。 亚当·斯密认为扩大生产才能提高本国的生活水平，而生产的扩大最根本的动力 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去取决于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不断 加深。社会分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最终将促进实际收入意义上的财富增加。国际贸易是实现专业化分工利益的重要 途径，而国际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差异。 在这一案例中，太阳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而蜡烛生产商是弱势的一方。如果 按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国家就应该像上文中讲的限制利用自然光，就好比限制进口， 这是不现实的。他会遏制国际分工的发展，进而影响本国经济发展。 （2）这一案例还有涉及相对需求理论的一些观点。 限制利用自然光人们对蜡烛的需求会增加。同理，当我们先限制对国外商品的进 口就会加大人们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当然这只是短期内，长期会影响国家经济进 步。 组长很抱歉今天才给你，前几天有实验课一直没时间做，很抱歉
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1 彭涛、魏建2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会整体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总体上来看，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同时，他们在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第二部分从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的异同；第三部分阐述制度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2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1.1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掀起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主张货币金银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证明，货币金银及贵重金属，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贵重金属的流入可以增强国家的国力，流出则是国家的损失，主张对贵重金属的流动进行经济干预以增加贵重金属存量。重商主义前期，重商主义这较为注重限制贵重金属的流出，而在重商主义流行的后期，重商主义更加注重重金属的顺差，此时的重商主义也被称为是贸易差额理论。 1.2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看法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从而产生国际分工，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从而产生了国际贸易。 每单位所需的劳动（小时） 酒棉布 英国 4 2 葡萄牙 2.5 5 两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情况 上图表示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分别所需的时间，及他们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为时间的倒数，分析出英国在生产棉布上有绝对优势，葡萄牙在生产酒上具有绝对优势，在此情况下，如果两国在生产上进行分工，分别生产其生产率较高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同时向对方国家进口比国内原来生产的产品更为便宜的同类产品，这样两国的综合生产率就得以提高，同时资源也得到的更加合理的配置利用，两国的福利水平也得到了改善。 然而这样的绝对优势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两种产品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产品都具有绝对优势的话，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对于重商主义的否定，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划下了历史新的一页，重商主义的没落，世界走向了自由贸易的时代。 1.3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的局限性，解释了在一个国家两种产品都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的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 （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2）在一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可以再各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是在国与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 （3）商品在两个国家内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人为障碍 （4）假定没有运输成本 （5）两个国家都只生产两种产品 （6）产品的夹着仅由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数量决定 （7）两国的劳动数量是给定的，而且是被充分利用的，既不存在资源的闲置和剩余（8）当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相互转换时不存在机会成本 （9）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产品时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都具有比较优势 （10）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存在货币之间的交换，只有物物交换 劳动数量（小时/ 年）劳动生产率（单位/1小时） 酒棉布 英国1000 0.1 0.2 葡萄牙1000 0.5 0.25
读《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1之感 文章首先表达了对因病辞世的青木昌彦教授的尊敬和怀念，这不仅是因为青木教授作为一个理论大家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更是因为他的不少观点和主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出了恰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学界思考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误区。 钱颖一院长先讲述了青木教授的生平以及自己与青木教授的结识经过。接下来便着重介绍了青木教授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 文中说到，青木教授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就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比较了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这两种信息结构的效率不同是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之后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深入具体的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级别等级制的激励方式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载于运用了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理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河之作。青木教授先后研究了企业与银行关系、公司治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发展中的社区与市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应用研究系系列。 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凸显的位置，远比在发发国家受到更大的重视，而青木教授的学术研究无疑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深远的影响。 1钱颖一、星岳雄等，《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载于《比较》2015年第6期.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而愿意承认这一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一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某些方面超越数学，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绝拜倒在科学的祭坛下，而
在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历史长河中表明了一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一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一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一理论在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在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模型”与“理论”两词，它们将既指一系列假定相关
基于实际案例的楼盘选择与楼层选择的决策分析 一、案例简介 刘老师打算购买住房，有四个备选的楼盘，分别为：华东交大附近的楼盘、万达广场的奥克斯楼盘、位于新建县的海天阳光以及绿地公司开发的学府公馆。现简介四处楼盘的情况。 华东交大：楼盘到华东交大步行5mi n，离地铁很近，楼盘结构不太好，小区也不太好，价格比较便宜，若买3室1厅，60万左右，均价5500/ m2左右。 奥克斯：两种户型，3室2厅的为97斥左右，3室1厅的为87m左右，房子结构较紧凑，开车到万达广场5min,均价为7.8千/ m2左右，买的话大约可打 9.7—9.8折，但与南昌市坟地瀛上隔湖相望，且采光不好。 海天阳光：位于新建县，到万达开车8—9min,到华东交大20min,均价为 7.7—7.8千/ m2，附近无地铁，楼盘大，环境很好，很优美，两种户型，3室2 厅的为i3im左右，3室i厅的为iiom左右. 学府公馆：绿地开发，信誉较好，建筑挺好，采光也挺好，均价为8.5 —9.6 千/ m，有三种户型，分别为9om （位于楼层的中间，南北不通透，不是很好）、107m、109m （若是同一楼层，价格与107 m2价格一样，这两种户型均不存在视线障碍），此楼盘附近有汽车站、省政府、南昌大学医学院、2号地铁（可到华 东交大前的1号地铁）。房子不多，现在只剩下两栋，采光均没有问题，2—32 2 层中，2层最便宜，8500/ m，越往上越贵，16层最贵，之后价格逐渐降低，9 —11层由于灰尘太多，不作考虑，8、18层风水不好，也不作考虑，20层以上噪音大，且越咼越不抗震。 刘老师的基本情况：有车，风险中性，喜欢高品质，环境好的房子，最大预算100万以内，最高承受能力9.6千/ m2。 二、采用的决策方法 现要从四个楼盘选一个，分析楼盘的基本情况，结合刘老师的个人偏好，楼盘的优劣用五个属性去衡量，这五个属性是：①环境，②交通，③户型，④价格，⑤离单位远近。由于老师不太有可能变换住所，所以不考虑“升值空间”这一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第二章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理解这些理论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掌握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教学时数】4 课时 【教学重点】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教学内容】 国际贸易理论的知识结构（教学设计）： 历史背景：理论背景，实践背景，作者背景 理论假设：前提条件 主要观点：概念及推导过程 理论评价：贡献及缺陷 理论应用：实证分析 第一节绝对优势理论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1、理论背景：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 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财富，认为流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没有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财富。奖出限入、高关税是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 重商主义主要观点：金银财富论和贸易顺差论。 “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则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但据称，其最后目标总是相同，即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国富论》重农学派。重视农业，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 “据我所知，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国富论》 2、实践背景：重商主义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要求从理论上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性。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机械生产逐渐取代手工业劳动，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和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而使工业资本家取代商业资本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力量。 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金银货币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 Adam Smith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3、作者背景：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1776年 Adam Smith出版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
美日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内容提要：通常对美日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本文从知识和决策权的角度研究了美日企业管理体制的不同。日本企业重视专用知识的作用，因而形成了以模糊工作设计、员工参与管理和横向协调为特点的分权式管理制度。美国企业重视通用知识的作用，因而形成了以规范工作设计、专业管理和纵向协调为特点的集权式管理制度。最后，本文分析了两种不同管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关键词：管理模式通用知识专用知识决策权 美国和日本企业管理体制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学者和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这两种管理模式形成和存在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由于两国的文化是不可移植的，因而两国的管理体制相互之间也是不可能移植的。沿用到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应该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管理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践。另一派学者认为，不存在任何两种分裂的管理理论，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日本的管理实践是在五六十年代学习美国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日本的管理体制不能说完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只能说是在本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国的管理经验，是美国模式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也越来越注重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如今，日本管理体制中的团队管理、员工参与、及时生产等管理方式也在美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日本和美国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同一体系下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可以用统一的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目前，关于美日企业比较体制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缺乏在统一理论框架下的严谨理论分析。本文运用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理论，认为美日管理体制差异的核心在于知识在组织中不同的分布状态，以及导致的相应的决策权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美日两国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原因，以及不同模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一、知识和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关系
制度变迁理论 一、理论概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变迁的原则是：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 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
教育学案例分析题及详细答案
————————————————————————————————作者：————————————————————————————————日期：
2009年教师资格考试教育学案例分析题及答案精华版（一） 内容介绍>> 几个学生正趴在树下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什么，一个教师看到他们满身是灰的样子，生气地走过去问：“你们在干什么？” “听蚂蚁唱歌呢。”学生头也不抬，随口而答。 “胡说，蚂蚁怎会唱歌？”老师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严厉的斥责让学生猛地从“槐安国”里清醒过来。于是一个个小脑袋耷拉下来，等候老师发落。只有一个倔强的小家伙还不服气，小声嘟囔说：“您又不蹲下来，怎么知道蚂蚁不会唱歌？” 请你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对该教师的行为作一评析。 简要分析： 一、有关教育理论知识 该事例摘自《人民教育》中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蚂蚁唱歌”，该案例涉及到的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即教师应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及教育观念：（1）教育观： 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在教育取向上，不仅要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还要重视基本态度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尤其在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要重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学习的兴趣的培养以及学生个性的发展。 （2）学生观： 要把学生看成是具有能动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人。（是人，而不是容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在一切活动中，教师要充分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促进其发展。要尊重、信任、引导、帮助或服务于每一个学生。 师生要平等相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要平等对话，实行等距离教学）要坚持教学民主，要废除教学中的权威主义、命令主义。 二、围绕问题展开分析 该案例的问题是“对该教师的行为作一评析。”围绕该教师的行为运用现代教育理论进行分析。 （1）“听蚂蚁唱歌呢。”孩子具有童心、童真与童趣，具有孩子特有的想
第34卷第3期 财经研究 V o l .34N o .3 2008年3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 no mics M ar .2008 论经济组织、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制序度 ＊———不同利益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夏普利值分析 高政利1,梁工谦2(1.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湖南长沙410205; 2.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摘 要:由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及团队效应,是经济组织的两种诱发起源方式,前者本质是权力,并由股权权威人为制造“制序”,后者本质是制度,并由分散的股权意志加总,演化形成系统内部制序,两者均是实现组织制序快速同化、降低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其经济组织的生产函数由该权力比例结构下形成的制度所决定。当组织中不同利益参与者的平均福利量会增加、但不是所有人的边际量会相等时,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选择性激励偏好,将产生外部性并出现市场失灵;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组权力序的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所达成的制度内容是制序的“度”的选择,称为“制序度”,其效率具有先降后升再下降的特征,其利益参与者的不同行为选择,将由他们持有的不同稀缺资源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值即夏普利值所决定。 关键词:经济组织;权力比例结构;制序度 中图分类号:F 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3-0107-14 收稿日期:2008-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7AJ Y001)、(06BJY059);湖南省社科基金(06ZC42) 作者简介:高政利(1964-),男,辽宁沈阳人,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生。 梁工谦(1957—),男,江苏南京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良好而高效的制度及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良好而高效的制度及变迁却仅仅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本质上取决于不同稀缺资源持有者在组织中博弈形成的权力比例结构关系,并随着权力的质与量的动态比例关系变化产生新的差异性结构,从而影响和决定利益参与者的不同行为选择,最终对制度形成的路径、方法、内容以及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本文从经济学视角,首先阐述了经济组织起源的两种诱发方式,一是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所引致,二是团队效应。前者的本质是权力,并在股权权威下“人为”制造秩序,后者的本质是制度,并由分散的股权意志加总,在系统内部演化形成制序,以阐述经济组织的权力与制度关系;然后,针对经济组织不同利益参与者,提出了当所有人的平均福利量会增加、但不是所有人的净增加(边际)· 107·
自动控制理论第三章作业答案 题3-4 解： 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2()()1()1()1 C s G s R s G s s s ==+++ 由二阶系统的标准形式可以得到 11, 2 n ωζ== 因此，上升时间 2.418r d d t s ππβωω--=== 峰值时间 3.6276p d t s πω=== 调整时间：35% 642% 8s n s n t s t s ωζ ωζ?=≈ =?=≈ = 超调量： 100%16.3%p M e =?= 题3-5 解： 22 ()10()(51)10102510.60.5589 n n n C s R s s a s a a ωωζωζ=+++?=?=??????=+==???? ?=闭环传递函数
1.242 100%9.45% p d p t s M e π ω === =?= 3 5% 1.581 4 2% 2.108 s n s n t s t s ωζ ωζ ?=≈= ?=≈= 题3-7 解： 0.1 1.31 100%30% 1 p d p t M e π ω === - =?== 上升时间 超调量 =0.3579 33.64 n ζ ω ? ?? = ? 2 2 1131.9 () (2)24.08 n n G s s s s s ω ζω == ++ 开环传递函数 题3-8 （1） 2 100 () (824) G s s s s = ++ 解：闭环传递函数为 2 ()100 ()(824)100 C s R s s s s = +++ 特征方程为32 8241000 s s s +++= 列出劳斯表： 3 2 1240 81000 11.50 100 s s s s 第一列都是正数，所以系统稳定 （2） 10(1) () (1)(5) s G s s s s + = -+
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请尊重我的知识产权。 《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制度的定义与分类 张旭昆制度是什么? 许多研究制度的理论家都对“制度”下过互有差异的定义。在老制度主义者以及后（现代）制度主义者中间，对制度就有不同的定义（1）。较早的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勃伦相当宽泛地定义制度是“大多数人共同的既定的思想习惯”（2）。康芒斯则认为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3）。另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沃尔顿·哈米尔顿对制度提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著名定义：“制度意味着一些普遍的永久的思想行为方式，它渗透在一个团体的习惯中或一个民族的习俗中……制度强制性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可行范围。”(4)后（现代）制度主义者霍奇森则认为制度是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的约束所创造出来的持久的行为规范的社会组织（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如此定义制度：“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6）日本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7）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概括了其他人对制度的三种定义，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指出，关于制度有三种定义，一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参与者，尤其是组织；二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三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他本人倾向于第三种定义，但提出了修正意见,把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理念的自我维持系统。 对于上述定义，本文有如下几点看法：制度不宜被定义为博弈的参与者，尤其是组织。制度也不宜一概被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首先，并非任何博弈的均衡解都是制度，起码一次性囚犯博弈的均衡解就不能称作制度。因此，制度至多只能是某一类博弈的均衡解。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从给“制度”下定义这一目的出发，可分为两类：一类博弈的策略集是参与者除生理条件不许可之外所有可能的行为，包括杀人、放火等，其解是给博弈的参与者划定行为的可行范围或可行空间，例如禁止上面列举的行为。这类博弈的均衡解才可能是制度或行为规则。另一类博弈的策略集是参与者行为的可行范围或可行空间，它们由制度或行为规则所规定，其均衡解是博弈的参与者的最优行为，而不是制度或行为规则。前一类博弈可称作决定制度的博弈，简称制度博弈；后一类博弈可称作既定制度下决定行为的博弈，简称行为博弈。这两类博弈都可能出现多重均衡解，包括多重子博弈精炼均衡解。制度博弈的多重均衡解有助于说明制度的多元性，行为博弈的多重均衡解有助于说明行为的多样性。 其次，制度也不宜被定义为制度博弈的均衡解，因为如果制度被如此定义，那么根据纳什均衡的定义，将无人会不遵守制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并且若严格按此定义，则不被人遵守或实行的规定便不能算作制度，于是“禁偷盗”也不再是制度了。当然，如此定义制度，可强调制度的可实施性，但是可实施性并不是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因为大多数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非帕累托性质的制度，往往是不能得到完全遵守完全实施的。因此对于大多数制度来讲，可实施性都是不完全的，根据均衡解定义，它们似乎都不应算作制度了，因为既然有人不遵守之，便证明遵守行为并非纳什均衡解。必须把制度和制度的有效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制度失效正是制度演化中的常见现象，是制度演化分析需要说明的现象，如果失效的无法实施或难以实施的制度不算制度，那就意味着把制度演化分析的很大部分工作给取消了。 再次，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其目的是为了把制度作为被解释的内生变量，而不再是制约博弈结果的外生变量。但是，若要达此目的，未必非要如此定义制度，可以像上面所做的那样，把博弈分为制度博弈和行为博弈，在行为博弈中，制度是制约博弈结果的外生
《自动控制理论 （夏德钤）》习题答案详解 第二章 2-1 试求图2-T-1所示RC 网络的传递函数。 (a)111 11111+=+? =Cs R R Cs R Cs R z ，22R z =，则传递函数为： (b) 设流过1C 、2C 的电流分别为1I 、2I ，根据电路图列出电压方程： 并且有 联立三式可消去)(1s I 与)(2s I ，则传递函数为： 2-2 假设图2-T-2的运算放大器均为理想放大器，试写出以i u 为输入，o u 为输出的传递函数。 (a)由运算放大器虚短、虚断特性可知：dt du C dt du C R u i i 0+-=，0u u u i c -=， 对上式进行拉氏变换得到 故传递函数为 (b)由运放虚短、虚断特性有：02 2=-+--R u R u u dt du C c c i c ，0210=+R u R u c ， 联立两式消去c u 得到 对该式进行拉氏变换得 故此传递函数为 (c)02/2/110=+-+R u R u u dt du C c c c ，且2 1R u R u c i -=，联立两式可消去c u 得到 对该式进行拉氏变换得到 故此传递函数为 2-3 试求图2-T-3中以电枢电压a u 为输入量，以电动机的转角θ为输出量的微分方程式和传递函数。 解：设激磁磁通f f i K =φ 恒定 2-4 一位置随动系统的原理图如图2-T-4所示。电动机通过传动链带动负载及电位器的滑动触点一起移动，用电位器检测负载运动的位移，图中以c 表示电位器滑动触点的位置。另一电位器用来给定负载运动的位移，此电位器的滑动触点的位置（图中以r 表示）即为该随动系统的参考输入。两电位器滑动触点间的电压差e u 即是无惯性放大器（放大系数为a K ）的输入，放大器向直流电动机M 供电，电枢电压为u ，电流为I 。电动机的角位移为θ。
教师资格考试教育学案例分析题及答案精华版( 一) 内容介绍>> 几个学生正趴在树下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什么, 一个教师看到 她们满身是灰的样子, 生气地走过去问: ”你们在干什么? ” ”听蚂蚁唱歌呢。”学生头也不抬, 随口而答。 ”胡说, 蚂蚁怎会唱歌? ”老师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严厉的斥责让学生猛地从”槐安国”里清醒过来。于是一个个小脑袋耷拉下来, 等候老师发落。只有一个倔强的小家伙还不服气, 小声嘟囔说: ”您又不蹲下来, 怎么知道蚂蚁不会唱歌? ” 请你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对该教师的行为作一评析。 简要分析: 一、有关教育理论知识 该事例摘自《人民教育》中的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蚂蚁唱歌”, 该案例涉及到的运用现代教育理论, 即教师应具有正确的教育思 想及教育观念: ( 1) 教育观: 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在教育取向上, 不但要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 还要重视基本态度和基本能力的培养。特别在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 要重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学习的兴趣的培养以及学生个性的发展。
( 2) 学生观: 要把学生看成是具有能动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人。( 是人, 而不是容器)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是学习的主人, 在一切活动中, 教师要充分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促进其发展。要尊重、信任、引导、帮助或服务于每一个学生。 师生要平等相待。(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要平等对话, 实行等距离教学) 要坚持教学民主, 要废除教学中的权威主义、命令主义。 二、围绕问题展开分析 该案例的问题是”对该教师的行为作一评析。”围绕该教师的行为运用现代教育理论进行分析。 ( 1) ”听蚂蚁唱歌呢。”孩子具有童心、童真与童趣, 具有孩子特有的想象力, 教师要善于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新的教育取向不只关注知识和技能, 还要关注过程与方法, 情感与体验。”听蚂蚁唱歌”是学生的一种体验, 教师要尊重并保护孩子的兴趣与想象。) ( 2) 一个教师看到她们满身是灰的样子, 生气地走过去问; ( 学生在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什么, 处于其自身的活动过程, 学生是能动的、发展的人, 教师要善于保护, 给学生心理上的支持, 而该教师不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3) ”胡说, 蚂蚁怎会唱歌? ”老师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严
《决策理论与方法》课程论文管理决策中的博弈问题与案例分析 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号: 姓名: 日期: 二○一六年十二月
摘要 博弈论与决策论之间存在多方面的联系。首先，从理解和优化决策的意义上讲，博弈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决策理论，并且是一种规范性（prescriptive）决策理论，它不是描述具体的决策过程，而是指出决策的最优结果应该是什么。其次，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决策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状态。决策论一般处理个人、集体或者组织的决策问题，而不处理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博弈论恰好相反；再次，博弈论的一些分支可以看作是对决策论传统内容的深化。博弈论给现代管理决策和机制设计带来了全新的角度和革新，在现代管理决策中运用博弈论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加合理正确的决策。 关键词：博弈论；决策论；管理决策
1博弈论简介 1.1博弈的起源和发展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目的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著作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著作。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 近代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策梅洛（Zermelo），波莱尔（Borel）及冯?诺依曼（von Neumann）。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 1950～1951年，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为博弈论的一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非合作博弈》（1951）等等，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此外，莱因哈德?泽尔腾、约翰?海萨尼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1.2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博弈论中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 局中人或参与者（Players） 规则（rules）：规定博弈各方的行动顺序、方式、以及最终的结果等。 策略（Strategy）:一整套的行动方案，规定了各种情况下的行动。 相机策略（contingent strategy）：仅在不确定事件发生时才会采取的策略。 行动（action）：局中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