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律师的有效参与、律师权利的充分实现往往直接关乎着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推进与结果裁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多重价值冲突和妥协的产物由于相关配套机制、环境等的不完善，该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并设置了操作程序，通过约束侦查部门取证行为对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提供了救济措施，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制度。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探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人权保障的进步意义，分析了存在的不足，指出了需要注意和进一步完善的事项。
【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新刑诉法、保障人权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和发展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或者有权提供证据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收集、提供的证据，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非法取得的证据”。从广义上来讲，非法证据主要是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主体不合法的证据、程序不合法的证据、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证据等。非法证据的存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诉讼民主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33条规定。2010年5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了更大的操作性。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会成为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对刑辩律师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刑辩律师应当更加注重细节，合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认真仔细的审核证据的合法性，从而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在新刑诉法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提出“不的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同时从第五十四条到第五十八条用了五条八款的内容，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程序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新刑诉法中把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加进来，是相当大的进步。这将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内
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立的一项基本权利。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正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为了保证该项原则的全面贯彻和顺利推进，应当根据该原则的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和环节设置相应具体的诉讼规则和权利保障机制，将该项原则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推动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实现人权保障和刑事诉讼的民主文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或证明自己有罪。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公约，此次修订的新刑诉法也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既是对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具体落实，同时又是对新刑诉法修订中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回应。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严禁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来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支撑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但是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等违背被追诉人意愿的手段强迫其供述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教授在分析了包括湖北佘祥林案、湖南滕兴善案、云南杜培武案等50起涉嫌杀人罪的错案后，发现在这50起错案里，肯定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只占6％。①
（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于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都一律予以排除。我国的现行立法也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应采取严格的排除规则，除现有规则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予以确定，对这一规则还应作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该更坚决地予以排除。
1、绝对排除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
刑讯逼供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严重妨碍公正司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口供，极易导致冤假错案，还可能牵连无辜，危害性极大。因此，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必须予以坚决排除。
2.对威胁、欺骗、引诱的方法获取的口供区别对待
对于威胁、欺骗、引诱方法获取的证据，在明确合法与非法界限的前提下，应区别对待。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将审讯策略、对策与非法手段相区别。可以规定：在讯问时，执法人员不能以法律禁止的方法如：打人、折磨人相威胁，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引诱，不能以超出权力范围或不可能的承诺相欺骗。如果违反该规定，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
3.非法取得的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除了要排除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以外，以上述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
非法取得的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当排除，但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障
碍。众所周知，我国的证人出庭率是极低的，证人证言多是以书面形式出现在法庭。被害人、证人不出庭，其在陈述过程中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或威胁、欺骗、引诱等问题就难以发现。因此，必须要解决证人出庭的问题。这个问题需结合其他证据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的建立来共同解决。
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主要有：第一，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三）非法实物证据排除
对于非法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应在衡平的基础上予以有限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对非法实物证据并无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以采信为原则。考虑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司法实际，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应通过审慎的法律衡平，对于不同的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力求达到防止程序违法与查明案件真实的平衡。具体到个案，对于案件重大，而某一非法实物证据的违法性较轻对案件真实的查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时应予以采信；对于那种重大程序违法，对当事人基本权利有着严重侵犯的非法实物证据则应遵循程序至上原则予以排除。简言之，对与非法实物证据，应该采用有限排除的方式，在立法上应根据违法程度不同，对人权侵犯的程度不同，分类对待，有限排除。
1.强制排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不仅可以通过逮捕、搜查和扣押的方法取得，还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自己供出或交出。刑讯逼供的目的不仅在于取得口供，在许多情况下还在于取得犯罪的实物证据。禁止酷刑公约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人取得情报或供状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这里的“情报”显而易见应当包括可能取得的犯罪的实物证据。履行签约时的承诺是每一个缔约国应尽的义务，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应当在现行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实物证据一律强制排除。至于以其他方法如：威胁、欺骗、引诱等手段而取得的实物证据，因其行为危害性很可能小于前者，可由法院根据利益权衡原则进行自由裁量。
2.非法强制措施取得的实物证据依利益权衡原则确定是否排除
使用非法强制措施如：以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取的实物证据一方面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该证据对定罪可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该证据是否有可采性，应当适用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自由裁量，从以下几方面权衡利弊大小决定：(1)行为本身的违法程度。对于一般性的程序违法可不予排除。(2)对被损害人的损害程度。(3)所控犯罪本身的危害程度。
（四）“毒树之果”效力问题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即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由该证据所衍生的其他证据，都将作为毒果，在审判中应当排除。其中在美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世纪审判地辛普森案件”，由于当时侦办此案件的警察，没有得到大法官的命令，即进行了搜查，从而导致搜查所得的重要物证不被陪审团所采信，辛普森被无罪释放。这个案件在美国产生的巨大的轰动，美国媒体对这个案件的评论：“全国人民都看见辛普森杀了自己的妻子，但是陪
审团没有看到，法律没有看到。”对于这一案件美国就采用的是严格的“毒树之果”理论，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一些人逃脱法律制裁，但是就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认为：“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这种“毒树之果”理论才能真正体现刑法总则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当由非法言词证据获得了实物证据，即“毒树之果”时，是否应予以排除，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对于“毒树之果”(特别是非法口供的派生证据)如果一律不排除，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充分保障，不利于制止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对规则的实施必然造成影响。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的依赖性还相当大，一律排除会使现阶段许多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无法开展，对控制犯罪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在中国没有违宪审查机制，严格的“毒树之果”不太符合我国地国情。但在新刑诉法中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做了“三重限制”即取得方法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且不能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在我国地刑诉法进程中也是很大的进步。
（五）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主体
新《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新刑诉法第一次明确了律师亦可依法申请排除“毒树之果”(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扩大了其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了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主体。人民检察院和审判人员，都有权进行该动议的审查。在诉讼过程特别是庭审过程中，无论是从维持控辩审三角结构稳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法律监督的全面性出发，代表国家履行追诉权的检察官就不应当同时履行法律监督的权力。由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要与其追诉犯罪的诉讼职能彻底分离。②
三、律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法律虽然规定了自行启动方式，但由于控辩审三方立场的不同，更多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恐怕也是通过申请方式启动的，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现侦查人员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更多则是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辩护人而言，无论是准确判定非法证据进而提出排除申请，还是提出初步证据以证明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都需要具有较为高超的法律技巧和职业素养，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作为辩护律师来讲，首先是认真审查控方提交的证据，是不是能够排除证据的非法性。新刑诉法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资格，保证律师可以案件侦查时了解案件情况。同时查阅侦查卷宗的时间提前到了公诉阶段，在案件没有起诉到法院之前，就可以查阅侦查笔录，审查其中是否涉及刑讯逼供的情况。目前比较有效的证明非法证据的方式，有查看同步录音录像，确认嫌疑人的供述和笔录上的记载是否一致，录像的时间是否有间断等；对于暴力取证的问题，还可以查找看守所的体检记录，或是在看守所里关押的其他人员能不能证明刑讯逼供，因此
辩护律师更应该去注意细节。
（二）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
新刑诉法在第56条第2款第一次明确了律师亦可依法申请排除“毒树之果”(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扩大了其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法律既然赋予律师拥有此项权利，但是如何运用好此项权利也是很重要的。律师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审查，最好庭前提出申请，申请中详细说明非法取证的相关人员、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具体后果等线索或证据。提出启动的最佳时间是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案件起诉阶段公诉人就有义务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此时律师若提出申请，公诉人就可以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如若存在非法的事项，则可以在移送法院之前予以排除，保证移送案件的质量。如果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的口供、笔录一旦被排除在法庭之外，将直接导致控方的证据体系被推翻，控方的证据再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换句话说，这个案件就没有关键证据，这个案子应该被判无罪。在实践中，无罪案件对于检察院和法院来讲，都是有一定压力的。因此，在案件起诉前，排除非法证据是最佳时间。当然，在法院开庭审理时，当庭提出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多了点阻力。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
律师主动申请审判机关排除相关非法证据时，法律没有做明确规定，理论上来说口头申请或者书面申请均可，但最好应当是书面申请，写明申请事项、申请的事实及理由，并写明相关的证据线索及材料，便于法庭合议审查及附卷备查。根据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如果辩护人不能提供任何材料或相关线索，则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可能遭到法院的驳回。
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但是也不能滥用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如果提出非法取证的事实经审查发现不存在时，或者是被告人故意捏造、伪造等时，那么被告人就按照可能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了规避职业风险，律师在会见时最好两个人或者务必做好会见笔录，必要时经看守所同意做好录音录像地工作等来防范执业风险。
四、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缺陷和完善
（一）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缺陷
尽管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有的规定还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非法证据排除范围规定简单、缺乏操作性
我国现有规定所指的非法证据只限于言词证据,即使是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范围也仅限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并不包括鉴定结论等。对于非法证据的范围、种类、效力,缺乏明确的规定。
2、非法取证缺乏救济途径
在我国一般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提出证据为非法证据,并对此加以证明。法官对于排除证据的请求,通常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置之不理。即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加以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二是受理申请,
并要求检控方作出说明。侦查机关通常向法庭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用来反驳一切有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指控,而对于这种“情况说明”法庭往往予以采纳。因此,有关非法证据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驳回了。
3、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失、监督效果不佳
检察机关作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监督的专门机关,在思想上受传统“三重三轻”的影响,即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中刑事实体法的适用,轻刑事程序法的适用;重口供、实物证据机械性判断,轻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审查。导致案件质量不高,出现类似佘祥林式案件出现。其次,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则缺位以及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缺位。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完善证据立法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时代要求，它的确立和应用将对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也将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在积极转变执法观念、进一步规范执法的同时，还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及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时，应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从执法实际情况看，被告人最可能在取证方式和内容上做文章，因此，在侦查讯问阶段要做好应对措施，以便经得起法庭的质证。侦查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收集固定证明自身取证合法的证据：一要注意固定犯罪嫌疑人书写或表达侦查人员没有对其非法取证的证据。二要注意收集、固定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的证据材料，如看守所入所体检表、医院检查证明等证据。三要注意固定提审、还押犯罪嫌疑人的记录证据。四要注意固定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对于可能判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新刑诉法规定必须录音或者录像。在侦查实践中，对于拒不配合侦查以及翻供可能性较大的人员，每次讯问时也应尽可能的制作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五要注意固定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后没有提出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证据，确保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向律师提出遭受非法取证的证据到位。
2、要规范制作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减少翻供和质疑的情况
要规范制作和积极应用同步录音录像，把它作为固定讯问结果、解决争执、排除异议、防止翻供的重要手段。要注意把握审讯策略，不能超越法律和规定的界限，绝对不能赤裸裸的进行指供、诱供，更不能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取证，确保审讯的合法性。同时应不断提高制作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水平，保证记录过程的完整性，对重要言词证据应当多次用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固定，并善于运用其他证据（诸如亲笔供词等）固定重要言词证据。
3、强化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
实践中，只要取证工作做到位，大多案件是不需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但既然新刑诉法已经明确必要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应对出庭作证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争取把每个案件需要的证据都固定到位，做到确实充分、规范合法，尽量避免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在需要出庭作证的时候，要以积极态度面对，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取证过程和取证内容作客观真实反映。另外，应加强对民警出庭作证能力的培训力度，重点抓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心理承受
能力、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和抗辩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庭审中应对复杂局面的技巧和水平。
五、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
（一）纠正非法行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信，从而可以促进侦查人员转变旧观念，并对侦查人员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进而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或增加必须的装备，尽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证据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很大的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尽管可能会放纵犯罪，但其优点是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保证定罪处罚的准确性。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信，从而可以促进侦查人员转变旧观念，并对侦查人员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进而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或增加必须的装备，尽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证据。
（二）保障人权。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需要。刑事诉讼的目的，一个是惩罚犯罪，另一个保障人权。这两个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使其受到客观、公正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罚。犯罪证据对于确定谁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续的定罪量刑，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证据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这难免会使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时，采用真实性不高的证据去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那么这时，又谈何保障人权呢？如果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将受到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使其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搜集证据，这将使刑罚权的实现过程符合诉讼公正的要求，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也必将会促进人权保障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③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这会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有益。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相反，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就会阻碍对罪
犯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及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标志”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三）是落实公民宪法性权利的需要
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保障条款无疑是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直接法律依据，如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再如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等，但“宪法的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一纸之宣示，而在于获得切实的尊重和贯彻，并在那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发生之时，能够得到有效的纠正和禁止”，④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侦查人员违法所得的证据进行排除的方式，防止了侦查人员任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防止将非法证据作为起诉和定罪的依据，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另外，我国已经于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国虽然早已批准了这一国际公约，但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
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①何家弘：《刑讯逼供是酿成错案的主要原因》,《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28日。
②陈卫东：《一审程序之后检察官的身份》，《法制日报》2006年6月8日。
③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④陈瑞华：《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载《政法论坛》，第22卷第3期，2004年5月。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 学号：201228010140 班级：2012级法学二班姓名：李树斌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强化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改善司法制度的着手点。[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正文] 近年来，诸如佘祥林此类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高度关注。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社会舆论压力等等方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证据的可采性原则。也可以说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证据作为审判和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用都必须严格的依照其规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遏制非法取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外注重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强调法治和正当程序，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外，不能得到采纳。由此，我们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将可取之处应用到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 （一）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作为最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发展的较为完善，“其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 其主要内容有：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被告人供述。 2、违法证据（违法获取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即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且直接或间接产生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证据，其最著名的极为“毒树之果”规则。 （二）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对非法证据采用倾向于总体上适用的原则。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衡量裁定，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a11554234.html, 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 作者：陈文泉杨静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9期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刑事证据的要求，也体现了国家司法文明程度。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修改了完善，检察机关应当在充分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和意义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应对措施和对策。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意义；要求；应对为了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新刑诉法在第50条、第52条、第54条至第58条对非法证据制度规则进行了修改补充，构建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 （二）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 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三）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其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但与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相关。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二、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对检察工作提出了高要求 一方面，对职务侦查工作要求更高。如果不按规定收集证据，则会出现经过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因为有瑕疵被排除而动摇了支撑案件事实的基石，使所立案件捕不了、诉不出、判不了，不但影响了检察机关形象，而且有可能引发涉法涉诉信访。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案件要更加谨慎，人权意识要进一步加强，侦查案件的技术含量要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部门的风险和责任将会进一步加大。侦查监督部门担负着批准逮捕的职责，如果应当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在侦查监督环节没有被发现并被排除，那么可能做出错误的逮捕决定；公诉部门如果在审查环节没有做好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可能造成庭审中的被动，使
刑事诉讼论文非法证据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 摘要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0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
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一、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一切与诉讼有关的活动都应当以合法为前提，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还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对罪犯，就应该打，打了才会说实话。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适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现个别司法人员因破案压力或受利益驱动，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吸收了《证据规定》和《死刑证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证据类型、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规则。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也包括违反有关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例如提取物证时没有制作笔录，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等。（一）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言词证据，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及《证据规定》第1条的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既包括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手段，虽然新刑诉法第54条只明确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三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对于非法手段的理解可以参照《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豍，构成“非法言词证据”的手段，并不要求其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 篇 篇一：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在修改诉讼法时，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的思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原则，最根本的确认，然而，宪法毕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如何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中建立和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现实有效的保护，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研究方向，笔者不可能方方面面尽述，本文仅选择一个极其微观的视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诉讼人权的功能和价值。试图为司法工作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在功能做理论上的初步探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关于非法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的概念，诉讼法学界并无定论。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本文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就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该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有某种正当
刑事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论文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运用 摘要：证据规则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然而，综观我国三大诉讼法法律体系，却发现刑事诉讼中根本没有关于证据的专门规定，更别提非法证据了。直至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通知，才弥补了刑事诉讼在这方面的立法空白，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下面笔者拟围绕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剖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情况，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进一步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非法证据 一、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背景 任何一项立法的颁布，背后都有其深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土壤。2010年6月30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人们的期待中公之于众。笔者经过分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之所以会出台此项规定，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1、立法背景 综观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不难看出我国没有明确的证据法。现行诉讼法中虽然设有专章规定证据制度,但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仅仅是粗略的框架性规定,许多细节方面没有涉及。具体到三大诉讼领域中，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还能够找到关于证据的专门规定，尽管其中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也是少之又少，原则又原则，但到了刑事诉讼中领域，却连这样的专门规定也没有，更谈不上对非法证据的概念、排除规则、法律后果等具体加以规定。 （1）在民事诉讼中，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此前，也有过专门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在行政诉讼中，2002年6月4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7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 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内容提要 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司法实务中突出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形式取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对策，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供操作，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排除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非法证据。文章认为通过借鉴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而完善对刑诉中当事人的保护。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阐述笔者对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有关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录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2) (一)人权保障理论 (2) (二)程序正义理论 (3) （三）排除虚假理论 (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尊重人权的价值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程序的价值 (5)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侦查手段进步的价值 (5) 四、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 (一)我国对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观点 (6) (二)我国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有关规定 (7) (三)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操作 (8)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引言 执法人员“人权观念”淡薄，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有意无意甚至恣意损害其权益的不在少数。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件正是对当事人人权不予重视乃至肆意践踏的典型。 另有：被告人魏清安，男，被指控为强奸犯，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审讯”，公安人员采取捆绑、电警棍捅和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终于在讯问人员冒充县公安局长进行审讯时，逼使被告人作了招供。魏在一审被判死刑。魏以“没有作案、口供是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出上诉。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魏被执行死刑半年后，强奸案的真正罪犯被抓获。后魏案得以平反。从佘案与魏案的发生看，无不与执法人员的“人权观念”淡薄、漠视生命的思想有关，更与我们的司法体制有关。对于佘案，“当地法院及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均表示，公安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可能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些非法取证案件中，虽然致害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刑讯逼供之非法取证行为之恶果已然铸成，被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的生命已然终结，纵“平反”、“制裁”又有何用呢?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之屡禁不止，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事后的“平反”、“制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设置一个完善的规则、制度来遏制、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借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对于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这一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这些后来取得的证据是否会因为它之前的程序上的违法而受到“污染”。以上这些行为在我们现时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出现之多，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理论上，这涉及到对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而证据的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主要是一个价值或者正当性判断问题，法律可以明确加以规定。所以，证据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1】。这就涉及到证据规则问题，涉及到英美法上的一项著名的理论——毒树之果，涉及到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纳。该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涉及诉讼以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一) 论文关键词]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权利保障日益成为法律文明与进步的标志，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theExclusionaryRuleofUnlawfullyObtainEvidence)，是指对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被采用，应排除在证据之外。排除规则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没有定义。 在这里首先理解什么叫“非法取证”。《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指出的“非法取证”，是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我国是指，草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口供。美国包括以为凡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得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从这一概念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非法取证的范围很窄，仅对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加以排除，而不包括实物证据。取证的人员范围，我国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被指使的其他人。在美国，仅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常指警察。设立这一规则主要是限制警察的非法行为。 二、我国当前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状况。我国宪法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凡是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 (二)非法取证排除在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 1我国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的法律规范。如开庭前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在美国有：预审程序、证据开示程序、辩诉交易程序。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程序，所以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具体操作上没有详尽的规定，只是很难落实。 2沉默权。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这样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3非法搜查扣押。范围仅限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三种，同国外相比，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我国没有相应的规则。也就是说，对于实物证据是不存在排除与否的。在英国有这么一段话：“最贫穷的人可以在其村舍中与王室的一切军队对抗。村舍可能脆弱，屋顶可能动摇，狂风可能吹打，暴雨可能袭来，但英国国王不能进入，他的一切武装力量不敢跨越已倒塌的村舍的门槛。”这段话足以说明，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无论谁都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 4对于证据是否要排除的前提和标准，我国规定非法证据必须“经查证确实”，相对美国的非法自白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英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言，我国的标准太高，证明难度太大很难进行操作。 5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我国法律也为涉及。没有证明责任的落实，控辩双方都不愿举证，很难达到非法证据排除的能力。 三、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相脱节的原因
毕业论文 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
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 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 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律师的有效参与、律师权利的充分实现往往直接关乎着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推进与结果裁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多重价值冲突和妥协的产物由于相关配套机制、环境等的不完善，该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并设置了操作程序，通过约束侦查部门取证行为对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提供了救济措施，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制度。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探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人权保障的进步意义，分析了存在的不足，指出了需要注意和进一步完善的事项。 【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新刑诉法、保障人权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和发展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或者有权提供证据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收集、提供的证据，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非法取得的证据”。从广义上来讲，非法证据主要是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主体不合法的证据、程序不合法的证据、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证据等。非法证据的存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诉讼民主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33条规定。2010年5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了更大的操作性。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会成为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对刑辩律师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刑辩律师应当更加注重细节，合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认真仔细的审核证据的合法性，从而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在新刑诉法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提出“不的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同时从第五十四条到第五十八条用了五条八款的内容，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程序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新刑诉法中把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加进来，是相当大的进步。这将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内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011-03-04作者: 未知来源: 法律快车 分享到：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叫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证据的表现形式、证据的内容和获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事实上，非法性并非排除证据可采性的唯一原因，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才是排除规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非法取证，但是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尽管略为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却由于其规范制定的比较粗略，难以具体规范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和法制，借鉴其经验和做法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且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所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要建立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借鉴其经验。以下是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和分析： （一）英美法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对通过侵犯公民在第四修正案下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自动排除，但存在四种例外，而对非法言词证据则自动排除。 通过1914年威克诉合众国、1920年斯沃多？拉伯诉合众国等一系列案件，不仅确立了将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并且在“毒树之果”理论中，对“被污染”的派生或二级证据也予以排除，至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在美国达到了顶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