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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b4529660.html,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作者：王平 来源：《中国市场》2018年第03期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对财政分权的研究日益深入。文章在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演变历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DOI]10.13939/https://www.doczj.com/doc/5b4529660.html,ki.zgsc.2018.03.052 1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内涵及演变历程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以两个节点为分界，一共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4年之间的“分权让利”财政体制、1994年至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1.1 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整体上仍然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具有绝对控制地位的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这一时期，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制订以及决策权在中央手中，而具体的执行则下放到地方政府手中，两者之间属于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绝大多数要上缴给中央，其财政支出则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1.2 “分权让利”财政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我国实行了“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这一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深化改革，变传统的“吃大锅饭”为“分灶吃饭”，这样不仅大大改善了以往我国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极大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独立性，有力促进了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式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动态追踪研究 中国式分权的制度框架 （一）有限分权、财政激励与农业部门的福利损失 无论是以二元经济为代表的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还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其发挥增加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福利作用的前提均是以手投票和以足投票机制的存在，即财政分权应该建立在完全尊重辖区人民的偏好设置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进行。但就中国式分权而言，由于其分权的具体部门只限于政府，因此，地方政府所受到的财政投入的约束则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而非辖区居民，在这种分权制度下的农业建设则与政府的政绩具有极大的联系，而又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农业的建设和对农民的激励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对其自身的政绩考核，因此，农民在农业建设中的个人偏好和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严重阻碍了农民自身的生产积极性，而消极的生产行为和不合理的分权制度又大幅削减了农民的福利，从根本上阻碍了农业发展（唐明生、蒲莉，1990）。 （二）金融结构失衡与农村金融财政化 由于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基础性，这使其更加需要稳定而充足的资本积累，金融中介机构作为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对于促进农村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具有稳固的二元结构，即城市金融化与农村金融化并存，这使得在农村与城市同时需要相关资金援助时，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相关金融机构将毫不犹豫地将资金投入城市建设中，对农村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足，使得我国的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则开始过度地控制金融资源，最终导致了农村金融的财政化，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程默，2006）。 （三）晋升激励制度与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 现阶段我国所形成的中国式分权体现的是由中央政府供给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因此，分权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的主体财政地位。中央政府要适当调动并维护地方政府财政工作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对地方政府进行定期的绩效考核，从而给予其相应的激励政策和财政投入，这种自上而下的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官员带来了较大动力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较大压力，这使得地方性政府间开始采取相应的策略实现中央所规定的目标，在导致了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同时，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力（金炳燮等，2008）。 中国式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动态追踪研究假说 由上文可知，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虽然以手投票和以足投票机制所发挥的农村经济调节作用并不充分，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地防止地方政府的异变行为，并基于激励制度和财政支持，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对农业建设的重视程度，从而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基于上述的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提出如下假设（史传林、包国宪，2013）。 假设1：面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治晋升的动力与绩效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激励与压力两方面特性，且通过财政分权可以有效促进农业发展，但具有跨时差和跨区域的差异特证。 假设2：虽然处于中国式分权的财政模式下，但地方政府仍有可能过度控制农村的金融资源，从而降低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率，并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研究方案与研究模型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假设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生产性要素的投入包括农业机械的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的规模、辖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农业化肥使用量以及农业生产的用电量等。将上述相关变量设定在总的变量控制集c内，则农村经济增长的初始生产函数为： （1）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empirenews.page--]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
收稿日期:2011-1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085 作者简介:闫文娟(1984-女,新疆哈密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钟茂初(1965-,男,江西铜鼓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闫文娟1,钟茂初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 竞赛0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关键词:财政分权;排污费;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8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203-0032-06 一、引言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并没有使环境质量下降[1]反而使环境质量提高[2],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3]。中国的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4],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0的/标尺竞争0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 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而在俄罗斯等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5],这是中国式分权相比联邦财政分权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主要如下:杨瑞龙、章泉[6]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李猛[7]从财政分权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趋势的新假说: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 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张凌云、齐晔[8]分析了作为/理性人0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第3期(总第165期 2012年5月 财经论丛 C 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3(General,No.165 May.2012 闫文娟等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 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 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 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 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 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 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 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 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 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 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 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 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 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 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 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 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 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 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 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 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 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 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 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NO. 2015-1观 察 与 建 议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S u g g e s t i o n s
?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2015.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版权所有。2015 年出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and policie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or its Board of Governors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Accounts presented here are anecdotal and do not represent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projects or programs. ADB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 of their use. By making any designation of or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or geographic area, or by using the term "country" in this publication, ADB does not intend to make any judgments as to the legal or other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area. ADB encourages printing or copying information exclusively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with proper acknowledgment of ADB. Users are restricted from reselling, re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ADB. 本出版物中所述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 政策。在这里所阐述的事件是实际案例，不代表项目或规划的全面影响。 亚行不担保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在此出版物中标明、参照某个版图或地理区域，或使用术语“国家”不代表亚行对任何地域实体的合法性或 其它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 亚行鼓励仅出于个人和非商业性目的对信息进行印刷或复制的行为，但须给予亚行适当的承认。未经申请 并得到亚行书面同意，使用者严禁出于商业目的再出售、再发行、或创造衍生作品。 Note: In this publication, "$" refers to US dollars. 注：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 Disclaimer for Translated Documents 译文声明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 order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Whil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has made effort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English is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ADB and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is the only authentic (that is, official and authoritative) text. Any citations must refer to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为扩大读者范围，特将本报告由英文翻译为中文。亚行尽力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但英语是亚行的官方语言，因此，本报告的英文原版为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即正式的和经授权的）文本。任何对本报告内容的引用，必须以其英文原版内容为准。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 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傅勇张晏 摘要：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 用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 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 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 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１９９４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 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 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中国式分权政府竞争 一、引言 有关财政支出的大量文献认为，为了吸引要素尤其是资本的流入，地方政府会竞相削减税率（ＺｏｄｒｏｗａｎｄＭｉ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８６），同时溢出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和地方政府的非合作行为也 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偏离最优水平（Ｃｒｅｍｅｒ，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ｎｄＰａｓｔｉｅａｕ，１９９７）。在中国的财政体制 下，公共投入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然而，至少在基础设施上，中国演绎出了一个 罕见的有效机制，大大领先于同水平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在内地城镇，宽广的马路、开阔的 市容规划常常令人吃惊。与此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 不足。１９９５年，中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同时，国 民生产总值中大约３０％用于实物投资，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５．４％和１７％；虽然中国近 年来教育投入略有提高，但不平衡状态仍然显著（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５）。在转型和财政分权的文献 中，俄罗斯通常被当作是中国的一个反面参照系；然而，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是俄罗斯而 不是中国更接近经典分权理论所蕴涵的图景。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２０００）提供的俄罗斯３５个大城市 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间教育在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１９．４％稳步上升到２２．９％，在教 育、卫生和文化体育３项上的支出比重一直维持在４０％的水平。相形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同 期支出在教育和科教文卫上的比重分别仅为１５％左右和不足２５％#"。 除跨国比较之外，１９９４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甚至还有持续加剧的趋势。 其间，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扭转这种态势的政策，但收效甚微。以教育为例。依据１９８６年施 行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逃避责任、挪用教育经费等一度成为 地方政府简单的集体选择。针对这一情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国家确立了财政预算内教育 拨款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或到２０００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４％的平均水平的＊感谢“复旦大学９８５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的资助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提供的部分数据支持；此外，傅勇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ＫＢＨ３２４６５２３）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优秀 论文（ＥＹＨ３２４６０３７）、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批准号：０５ＪＣ７９００９０）对该项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第六 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与会代表的有益评论，尤其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龚六堂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副教授、封进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夏纪军副教授的宝贵建 议，当然文责自负。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机制设计理论 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 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 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
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第二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及分析判断 收藏人：猫的雅舍 | 来源 | 分享2014-10-03 | 阅：1 转：79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及分析判断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1.我国小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30 .96％,1995年降到最低点11.6％,以后逐渐上升,2002年上升到21.4％。2003年估计这一比重达到21.6％,见下表一。 2.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与预算外财政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必须联系国家对于预算外支出资金口径的调整来考察。1993、1996年国务院两次调整了预算外资金支出口径,从而导致预算外资金范围的缩小,这样预算外资金1993、1997年两次大幅度下降,因此对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可以按照预算外资金口径两次调整的时间来分析。1993年国务院对1986年决定的预算外资金范围进行了调整,原来确定为预算外资金的国有企业留利和专项基金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而此项资金占预算外资金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左右。这就是说按1993年调整后的预算外资金口径计算,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规模只有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资金规模的20％,这样对1978—1992年间的中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就可以用该期间(预算内支出十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资金支出的20％)占GDP的比重来计算。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对预算外资金的概念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将 13项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财政部门掌管的预算外资金也纳入地方预算。因此,1996年国务院只是将预算内外资金相互间进行了调整,一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并没有缩减预算内外资金的总规模。这样,1993年以后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就可
No. C2000008 2000-6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1 林毅夫刘志强 NO.C2000008 2000年6月1日 摘要 我们利用了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1我们感谢Hans Binswanfer 、Jack Hou、李华刚、Suzanne Piriou-Sall、马峻、Anwar Shah和邹恒甫对本文初稿所作的有益的评论和建议。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支持和赞助。1998年1月13—18日，在泰国曼谷Royal orohid Sheraton召开了“第3届环太平洋联合经济组织会议”，我们向该会议提交了论文，本文基本上是对该论文的修订稿。文中所有可能的错误均由作者负责。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破纪录速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使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改革，在企业管理中引入了物质激励的企业改革，各种价格改革、技术引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市场开放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兴起等等。在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但却没有被充分研究的方面就是始于8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本文主要在于探讨财政分权是否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广义上讲，中国的财政分权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差别，都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下放给地方政府。在那些财政分权的拥护者眼中，财政权力和责任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和中央政府相比，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Oates ,1972）。2换言之，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服务以满足本地需要。而且，当地方政府的官员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责任时，他们也就处于当地居民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从而也更有动力去行使他们的财政职能以为公众谋求最大利益（见Shah和Qureshi，1994）。另外，中国的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地方企业。财政分权可能硬化了地方企业（local enterprises）的预算约束（Qian和Roland，1996），从而可能提高了地方企业的效率，并导致了高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也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动态效益。有关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最新文献指出制度安排会影响经济增长，3可以预计财政制度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能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Oates 1993;Liu,1997）。 有些人对财政分权使效率提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首先，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派遣对当地偏好拥有足够信息的官员，因而即使在集中的财政制度下，他们也可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其次，中央政府的决策也可以有中央以下级别的官员的参与；第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官员都不是依靠民主选举产生，因此他们是否会更好地去熟悉各种情况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他们对情况十分了解，他们也未必有足够的激励去依此行事。4而且，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一般都直接拥有绝大多数当地的企业，所以他们可能会设置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当地企业，从而造成市场的分割和寻租行为，导致效率的损失。 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从一种单一的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收入集中的预算分配的制度变为一种相对分权化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大部分省一级的政府须将本省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上缴中央。有一些省份的财政支出超过了其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可能会向这些省份提供一些财政补贴，一个省内部的各级政府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财政安排。 理解财政改革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颇为重要。如果正如拥护者所言，财政制度的变化有益于经济增长，那么今后的改革就应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分权化改革的成果并使之制度化。相反，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中国就应该实行更为集中的财政制度，或者是在其它领域里进行相应的改革，以 2效率改善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例如Bahl和Linn(1992)Bird(1993). 3见Barro(1990)kin和Rebelo(1990),以及Jorgenson和Tun(1990)。 4显然，无法仅从理论上去断定财政分权是否会导致效率的提高，必须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才能下结论。有些人从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各级政府的贪污等问题的考虑而对财政分权抱有谨慎态度。Puod’homme(1995)对此有详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