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有感
2017-12-23
《论出版自由》有感800字
无言曾经书札
该书是由英国作家弥尔顿与1644年所写，当时英国升职欧洲都处于高压政治下，言论自由显得弥足珍贵。弥尔顿是一位诗人，热情洋溢，关心政治，而他所发表的著名政论便是《论出版自由》一书。
此书从遥远先哲时代，来论述人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列举了雅典法官所禁的渎神和无神论文字以及诽谤中伤的文字。其中西塞罗虽然反对伊壁修鲁的看法，却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之后也举了屋大维和提图斯的例子，充分列举了古代先哲的示范，同时折射出当时教皇和国会对思想的禁锢。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真理与缪误的解读。他说唯有保持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缪误。阅读好书与坏书怎么处理，弥尔顿巧妙地借用上帝之口来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一个人的判断力怎么来，那是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大量经验形成的一种理性且正确的判断与认知。那么如果人类根本没有接触到饿，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呢？就像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恶是连在一起的，强行分开本来就有违约自然。
书上也列出了一些限制出版自由的客观弊端。首先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认知也不同。但是一本书确实要很多个通行证才能出版，这不仅会使好书的出版率大大下降，也会形成单一的书籍知识。试想千篇一律的书本，还有什么思维的碰撞呢。且复杂的审查制度，也会消磨作者写书的动力，就会停止思考，一个停止思考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堕落，前途该是多么的灰暗呀。
当然，审查书籍也必须要有审查人。作为掌握知识发行的人，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及长远的目光。且不说这样的`人是否容易找到，在日复一日的审核中，是否浪费他们的时间，后逐渐机械化随意化我们可以想象。若是找了些能力不够审美能力低的人员，那岂不是一场灾难？
弥尔顿书上说，书籍想一个宝瓶，把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但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一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动物，破坏了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误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我想，出版自由权力不该被禁锢，我们应该活在自由又充满挑战的大海里，而不是一览无余的池塘中。
密尔的论自由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密尔的论自由读后感（一） 读完这本书，我更多的不是激动与欣喜，而是认同再认同。该书所有的文字都围绕本书的核心，即密尔在书中所说的“本文的目的”，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或防卫队他人的危害。（这段话不是我复制的，而是一字一字的打出来的）。 我认为该书的核心与我本人之前的一个观点极其相似，即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不可以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读完这本书，我并不是感到受很大的启发，而是百分百的认同。 其实，谈到自由就要谈到集体（所谓的集体）。一些集体的存在并没有很好的为集体里的个人带来福祉与利益，跟多的是为了这个集体中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力，里面的大多数人是“被”加入的，他们的自由和福祉收到了“名正言顺”的侵犯。我不太喜欢集体里的“多数的暴虐”，即密尔所说的，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货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当中的少数人在数量上并不是少数，而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就这
样被“少数服从多数了”。而服从的结果并不一定给集体带来很多好处。时间久了，可能就会产生“奴性服从”。这都是自由的悲哀！ 其实，很多时候，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那个意见可却可能是真确的。有时候，一项任务没有被授予一个人而是另一个人，前一个人却可能是最合适的。比起“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更讨厌资源被错误配置。 其实，小政府往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最好是世界各国都是小政府时最好，大政府的国家往往会侵犯小政府的国家。而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利，会有很大的祸患，不仅对内部，而且也会对外部产生祸患。 其实，进步与自由是有很大正相关性的。密尔说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当然我不赞同其“唯一”的字眼，但这个观点仍然可以很好的解释我们国家在创新上出现问题的原因。 自由的含义有宽容。的确，如果没有宽容或宽容度不够，那么自由也会受到压制，我们有时会对那些与自己本身、自己民族、自己家乡乃至自己国家不相符的行为举止或做事方式等表现出异样的眼光甚至憎恶等等，这其实是对自由的冒犯。 最后，我想说，去走自己的路吧，但也不妨碍他人走其自己的路！密尔的论自由读后感（二） 很薄的一本书，晦涩的长句，让我如同咀嚼一块生硬的糟饼，咽不下吐不出。
论出版自由 在弥尔顿的1654年出版的“为英格兰人们的第二次辩护”中，指出，我写作《论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出版从它日益走入绝境中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决定对错的权力以及决定什么是应该出版而什么是不应该出版的权力，将不再委托给那些的文盲和非自由民，因为这些文盲和非自由民由于自身劳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不具有脱俗的观点和视野。 （1）真理与悟性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趸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谁有“批发真理”的资格？谁给了你“批发真理”的资格？审查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不敬。而且，“我们对于光明感到骄傲，但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对待太阳，它就会让我们瞎眼。因此，上天赐给我们光，不是要我们对着光注视，而是要我们利用光来发现我们还远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理性与悟性的作用。 （2）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之首。 弥尔顿说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灵性，只要不疯不傻，大家会正误是非、区分好坏、辨别善恶，不需要哪位来指手画脚。“观点的公开市场”来自上帝而非来自权力。 （3）权力（尤其是政治与宗教）乃真理的天敌。
弥尔顿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有多少权力对于思想的压迫与垄断，就有多少愚昧和荒谬。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低于读者的水平，他们的无知与偏见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因此，任何对于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而无益。因为那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愚弄。“这一批铁锈式的人物就将为所欲为地把最优秀的书中最精彩的段落腐蚀掉。”所以他大声呐喊：“让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4）“杀书”比杀人的残毒有过之无不及。 “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菁华保存起来”。“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凡尘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经营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 （5）“反对”先要“明白”，异端有异端的作用。 《圣经》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就人类目前的情况来说,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
《欧洲传播思想史》读书笔记 书名：《欧洲传播思想史》 一、从远古到希腊：传播观念的缘起 古希腊神话成为最早的口述历史古希腊神话形成时代城邦时代④ 线形文字线形文字B（米诺斯文字）荷马史诗②文字的出现 史诗的口语传播形式使得语言从贵族化转为①③祭仪 平民化 字母⑤①、随着岁月的流逝，荷马史诗本身也和史诗中人物的讲述一起变成了诗人传诵的故事，肩负教育人民的使命。这也是欧洲最早最成功的传播实践。 ②、希腊人的独特的“诗性”言说，在城邦时代蜕变为语言的技术和世俗权力化，作为获取政治权利的主要手段言说—公众演说、法庭辩论等—意味着语言纯粹向着一种为实现一己之目的所用的影响技术而发展，语言作为拯救的功能而被忽视。这种对于语言权力的占有，其实应该最早源自原始时代的巫术行为——祭仪。[语言的产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催使了政治的产生，但反过来，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及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③、祭仪：1、作为最初的人的传播 2、人与神交往的最初媒介形式 ④、口头语言是书面语言的基础。 ⑤、书写符号的出现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是对人类口头传播的第一次革命，从图案、记号和图画到做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的出现，同样是一次革命。[希腊字母基本上是一切字母的源头] 二、思想的言说：古希腊人的传播观 [古时的修辞术应该是现代传播学的前身] 三、政治之术：罗马帝国的传播观念[修辞学的发展过程] 希腊文化罗马文化 希伯来文化基督教 1、罗马时代的传播思想隐含与政治教育之中，亦即修辞理论中，其中代表人物是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 2、西塞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古罗马演说理论的主要建树者。 四、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传播时代
《论出版自由》读书笔记 ——出版自由应以法律为准则 【摘要】本文从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发展史的层面,对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局限进行了简要分析，并结合时代发展特征阐释了公民出版自由应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规范的缘由，浅析了当下中国出版自由保障的几个困境。 【关键字】局限性；弥尔顿；出版自由；法律 【正文】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一般被概括为在17世纪萌芽，而在萌芽期，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可谓是重中之重。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其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弥尔顿的思想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完备，事实上,从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发展到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成熟时期,期间经历了明显的思想演变，其基本内涵和实现形式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这是客观规律，也是基本常识。然而，在公民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上，有的人却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这一规律和常识，断言“言论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指责“中国缺乏言论出版自由”。这些观点和看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现实，更不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言论 一、弥尔顿出版自由的局限性 1、弥尔顿的出版自由以由长老派把持的国会议员的意志为准绳。 弥尔顿把希望寄托于议员的“仁厚宽宏”和政府的“富于人道精神”上，○1他在论述宗教改革中国会对各种意见和学说的态度时说“如果要知道现在这种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诸位仁厚宽宏而富于人道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出更确实的来源了”。弥尔顿将出版自由理解成宽容和忍让。他要求当权者对不同意见采取容忍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只要斩断主教的传统和教条，“加上一点点尺度较宽的谨慎和一点点慈爱,双方又互相忍让一些”，就可以把宗教法庭对人民的“防范的心情变成一个普遍而亲如兄弟的追求真理的心情”，这才是“更健康、更谨慎和更合乎基督精神的”○2。弥尔顿所言的出版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成为英美等国限制政府对个人自由侵害的有力武器。○3但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夺权的过程中，这种
《论出版自由》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英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大诗人，一位是众所周知的莎士比亚，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约翰弥尔顿。要说及《论出版自由》这本书，那么就不得不谈谈这本书出版的缘由。如果说弥尔顿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不满国会中的长老会派下令实行书刊预先检查制度，禁止出版带有民主自由意识的书刊杂志，那么，弥尔顿是伟大的、光辉的。但事实是，弥尔顿婚姻不幸福，因此写了许多论述离婚的小册子。这一行为让长老会看不过去，于是，议会就招他过去质询。弥尔顿，一位伟大的诗人，怎么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于是，慷慨激昂地演说，之后便诞生了新闻传播史上及其重要的文献----《论出版自由》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惹文人，尤其是极具思想的文人。 新闻传播史上，出现过许多有过巨大贡献但却不是本行业的人，弥尔顿就是其中之一。弥尔顿干的最多的事就是作诗。受了议会的气而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也许他压根没想过，多年后，这本书会展现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回到这本书中来。一般认为《论出版自由》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揭示书报检查制度中存在的无法解开的矛盾，从而说明人在接受智慧方面应有的“知”的权利。第二：强调革命者绝不能因集团利益而自食诺言，重复封建王朝钳制出版的政策。第三：第一次明确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权利。（百度百科）弥尔顿直言不讳，他痛斥书包检查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如果一本坏书对读书者是不宜的，那么就可以信赖检查官本人不被腐蚀吗？书不在于好坏，而在于读者。一个蠢人拿不拿书都是笨蛋，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蠢人而剥夺聪明人增加智慧方面的便利条件。”而且，他还指出了设立检察官这一制度的极大的讽刺性。检察官的存在或许会是一些坏书不流向民间，但是，如果一位作者去贿赂检察官，那么，这一制度就会变得腐朽与肮脏。同时，也会导致许多作者不再从事创作，那么这对于民众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英国大革命之前，封建王朝对书籍出版是极度严厉的，作者呼吁议会不要重蹈覆辙。弥尔顿强调了出版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保证了民众的言论自由，那么，才能让真理不至于戴上枷锁，才能摆脱谬论。要让人们自由的去选择善与恶，就像亚当夏娃一样，选择吃了果子。 本文我想强调两点。 其一：关于出版控制与出版许可 事实上，弥尔顿谴责了长老会派的检查制度，然而，纵观全文，弥尔顿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的谴责出版控制。实际上，弥尔顿在有些地方流露出他对出版控制的支持。我们会混淆出版控制和出版许可，但是，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出版是什么呢？禁止已经出版的书籍和被政府认为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危害的，其结果是导致书籍的焚烧或禁止再次印刷、出版此类书籍。控制是非常直接的。什么是许可呢？出版是先于控制的。1643年6月，英国议会颁布《出版管制法》，规定，每本书都要送去出版许可办公室，得到许可后才能出版。《论出版自由》很容易被理解为作者与出版控制论战，批判出版控制的存在。弥尔顿解释说《出版管制法》毫无作用，他的解释是这么说的：“这个管制法对控制诽谤性的，有煽动性的、中伤他人的需要被控制的书毫无用处。”《论出版自由》说的是对控制的支持和对出版许可的反对。要明白这一要义，首先就要弄清两个名词的区别。 其二：关于真理 “真理确实同它的主人在人间走过一次，是一个被看成是最完美，最虔诚的形象。但当他继续上升，跟随他的传道者躺下睡觉。然后直接产生了一批邪恶的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读书报告 传播学的书普遍都太深奥，看起来晦涩、枯燥。但这本《20世纪传播学经典案例》却不一样。几乎是一口气就把《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给看完了，还觉得很有意思。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李普曼的“舆论学”、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霍夫兰的“传播与劝服”等。 作者张国良是这样评价这本书“本书涉及的28位学者均为传播学发展史上首屈一指地人物，所撷选的文本亦是传播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篇章。全书按文本的出版时间为序，契合传播思想史上的内在逻辑，便于展现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书中对每位人物均作了介绍，对其研究领域编制了分类索引，作者很巧妙的把28位学者的精髓汇聚一堂，更方便我们阅读和了解各位学者论点。”我摘取其中几个篇章总结一下。 一、亚理士多德修辞学 亚理士多德说过，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他在修辞学中认为修辞的高明就是风格。他在谈论古希腊的演说术时指出：“知道我们应当说什么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它说得好像是我们所应当说的”，即“怎样把这些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又说，“修辞学的全部工作是关于外部表现的”，“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在《修辞学》一书中，他详细讨论了体现风格的语言表达问题，如妥贴恰当、节奏、隐喻等。语言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运用语言，我们在学习，社交，招聘，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诗学》中，他同样只从修辞的意义上探讨悲剧的风格，指出“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最能使风格既明白清晰而又不流于平淡无奇的字，是衍体宇和变体字；它们因为和普通宇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所以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同时因为和普通宇有相同之处，所以又能使风格显得明白清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异确实与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论出版的自由》读书笔记 广播电视新闻1103班杨琪 1703110607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自由”的三个定义，天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自由。人作为自然人，在天然的状态下，服从于自然法则：自爱和怜悯，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成为了人们情感的任意性表达载体，这只是一种在平等状态下的自由，不存在自主意识。而社会的自由则增加了社会契约的制约，人的理性在社会中得到发展和磨砺，在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精神的不平等打造下，再通过建立一种以法律形式制定的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如果说天然的自由是人性的释放，那么社会的自由就是理性的约束。社会自由使人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却没有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道德的自由在这一时刻便发挥了作用，嗜欲的冲动使人回归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于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自古以来，自由便是人们所渴望追求和获得的事物，人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由表达内心想法的人，而不是被压抑被控制只能道路以目。弥尔顿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弥尔顿，是英国的诗人也是政论家，他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竭力奋斗，他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通过强调自由的重要性来反对封建专制下的出版管制制度，并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 “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
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真理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弥尔顿在他的政论文《论出版的自由》一文中如是说道。 弥尔顿提出的“新闻自由观念”为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论出版的自由》被誉为时代的分水岭，他也被称为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奠基人”。在施拉姆所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有一段对于《论出版的自由》的评价：“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的论点。”施拉姆认为，虽然这篇政论并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但也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和追求新闻自由的口号，影响了后来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让我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同卢梭一样，弥尔顿对于自由也十分重视，他甚至将自由提到了一个无法触及的高度上。他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从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自由的重要性。他强烈地抨击了英国现存的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他说：“书本不是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蕴含了生命的。让这些书活跃的就像那个他们的作者的灵魂一样。”他认为，书籍的内容不分好坏，无论是内容丰富的好书还是应该被控制的危险书籍，评价和控制它的永远都不能是出版管理人员的审核制度，而应该是读者的评论，是读者的态度。人们的自由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他反复强调了英国出版审查制度，认为这是一种反对真理、阻碍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专横行为，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由于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情绪仍在激动之中。约翰.弥尔顿的博才多学，激情慷慨深深的感染了我。一遍阅读下来，弥尔顿的思想的精髓未完全的消化，但仍颇有感想。 《论出版自由》的产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164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过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在著作横空出世之前，弥尔顿的一些关于离婚的小册子多次被检查人员打回，并对他做出了处罚。这激起了他的愤怒，并痛切陈词。他指出这项法令的订立时诸位不属于承认的。此外，他还强烈的说明这项法令会使人们的日趋愚钝，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的发展也会受到妨碍。它的存在的唯一的作用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 他提倡说：书籍不应该在出版之前就被秘密的扼杀，而是在出版之后再对其审查。对此，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坏书同坏肉做比较。坏肉，即使使用最合卫生标准的烹饪方法，他也不能产生什么营养。而坏书在这一点上就有所不同：他对于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这样把一切检查员认为不可以出版的书籍扼杀，这着实是一项重大的损失。被禁止出版的书往往是关于渎神、无神论的，这样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与其将它扼杀在摇篮中，还不如拿出来杀一儆百。雅典普罗塔哥的实例就是很好证明。普罗塔哥在他的《论神》一书中开头便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的存在”。于是此书便被阿留坡阁下令焚烧了。烧掉的不仅仅是他的书，一些蠢蠢欲动的无神论者铤而走险的思想也被禁绝。 他还说明了书籍的重要性。他认为书不是死的，他非但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而且还跟作者一样的活耀。他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一不小心，误杀一个好人跟误杀一本好书会一样的容易。但是，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一本好书是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的熏制珍藏，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扼杀一本后果是失去一个真理，而把这种扼杀放在出版界，就会造成一场大屠杀。真理不能在恢复。因此，对于书籍的出版得万分的小心。 在提出观点的同时，弥尔顿还对严格的审批制和检查员们进行了猛烈的讽刺攻击。当时的出版物出版必定在文章旁标注某某某批准，一连大串。看去十分的滑稽可笑。作者虽然作
定义《人权宣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法律文件。 新闻自由是在自由的背景中提出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部分。新闻自由的发展经历了由“出版自由”到“言论自由”再到“新闻自由”发展历程。“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的口号首先由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提出的。他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表达了出版自由是人类重要的自由的思想，“它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出版特许证制度”而提出的，“出版自由”是出版发行的自由。 法律界限 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公民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并有权从事著述、出版、印刷、发行的活动。现今世界公认，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大都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对于出版自由这一概念，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时期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历史起源资产阶级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当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曾以言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权利的强大武器。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性、革命性，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列宁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最早提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是英国政论家、诗人J.弥尔顿。1644年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中，抨击英国教制阻碍科学和教育发展，以及对印刷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出版管制法》，他呼吁“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648年，英国平均派首领J.李尔本，发表了《人民公约》,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实现普选权，保障出版等自由。从历史上说，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是从18世纪末期各种近代权利法典和人权宣言开始的,迄今只有200年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将出版自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载入宪法。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793年由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制定的宪法和1848年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控制的立宪议会制定的宪法，也都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1789年经国会通过、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体现和保障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制，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少国家逐步废止了在历史上对出版曾普遍采用的检查制、特许制及保证金等制度，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的出版法制，总的趋势倾向宽松，出版自由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出版自由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无法摆脱资本对出版的控制，其实质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利益，归根到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从资产阶级那里接过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为争取自由、平等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给予尖锐的抨击，指出这种制度阻挠和压制了对真理的探讨，禁锢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他为争取出版自由而大声疾呼，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阐述布尔什维克对出版自由的纲领性要求时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
《论出版自由》有感 2017-12-23 《论出版自由》有感800字 无言曾经书札 该书是由英国作家弥尔顿与1644年所写，当时英国升职欧洲都处于高压政治下，言论自由显得弥足珍贵。弥尔顿是一位诗人，热情洋溢，关心政治，而他所发表的著名政论便是《论出版自由》一书。 此书从遥远先哲时代，来论述人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列举了雅典法官所禁的渎神和无神论文字以及诽谤中伤的文字。其中西塞罗虽然反对伊壁修鲁的看法，却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之后也举了屋大维和提图斯的例子，充分列举了古代先哲的示范，同时折射出当时教皇和国会对思想的禁锢。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真理与缪误的解读。他说唯有保持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缪误。阅读好书与坏书怎么处理，弥尔顿巧妙地借用上帝之口来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一个人的判断力怎么来，那是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大量经验形成的一种理性且正确的判断与认知。那么如果人类根本没有接触到饿，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呢？就像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恶是连在一起的，强行分开本来就有违约自然。 书上也列出了一些限制出版自由的客观弊端。首先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认知也不同。但是一本书确实要很多个通行证才能出版，这不仅会使好书的出版率大大下降，也会形成单一的书籍知识。试想千篇一律的书本，还有什么思维的碰撞呢。且复杂的审查制度，也会消磨作者写书的动力，就会停止思考，一个停止思考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堕落，前途该是多么的灰暗呀。 当然，审查书籍也必须要有审查人。作为掌握知识发行的人，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及长远的目光。且不说这样的`人是否容易找到，在日复一日的审核中，是否浪费他们的时间，后逐渐机械化随意化我们可以想象。若是找了些能力不够审美能力低的人员，那岂不是一场灾难？ 弥尔顿书上说，书籍想一个宝瓶，把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但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一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动物，破坏了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误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我想，出版自由权力不该被禁锢，我们应该活在自由又充满挑战的大海里，而不是一览无余的池塘中。
浅谈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及现实意义 ——读《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有感 谈到世界近代史上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著作，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两位英国著名思想家的名著，即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实际上，德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卡尔·马克思在此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马克思于1842年撰写的批判当时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两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也堪称新闻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社会主义等伟大理论方面的影响力。他那些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价值的思想，同样至今依然闪烁着经典的光芒。 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德国也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缓慢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封建的农业经济在这种新兴的、有活力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日益衰落，而封建阶级为了维护其脆弱不堪的统治，便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与束缚。181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颁布书报检查令以监控出版物；1841年威廉四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是“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实际上是在旧的书报检查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限制。这一新法令实施后，德国言论出版自由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这种危害新闻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于1842年发表两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在批评书报检查制度的同时，阐述了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对待新闻自由的态度来划分辩护人的等级——即使“在辩论其他问题时，各等级的代表队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出版自由问题上则不然，反对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马克思详述了每个等级对出版自由的辩护内容，并逐一进行反驳。首先是反对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但相比起来书报检查制度是一种较小的恶。因此，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推翻了出版自由。这一论证把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看作“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而对“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内书报检查制度给德意志精神的进步所造成
曾格案件 “曾格案件”——也称“曾格事件”，美国新闻史上关于争取新闻自由的著名案件，影响深远。美国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开始于此。曾格事件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一次成功的斗争。曾格是一个穷人出身的出版商，因在其创立的《新闻周刊》上批评殖民当局，而受到总督的起诉。后经过律师汉密尔顿的抗诉，被无罪释放。 1733年，纽约发生着一场温和的革命，北美本土势力派（商人和地主）僵局主张要对致殖民地事务享有更大的控制权，但其无法将自己的意见传播开去，当地仅有的一份报纸《纽约公报》（New York Cazette）是由当地的一位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拥有，但他就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并且被殖民地当局所控制，因此本土势力派急需媒介帮其作宣传。此时，一位布雷德福过去的学徒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开办了印刷厂。1733年秋，商界在和曾格磋商,邀请曾格作为他们新闻和观点的工具。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纽约新闻周报》（New York Weekly Journal）创刊。 风格犀利的《新闻周报》一开始便颇受公众的欢迎，但却使得当局越发不满，总督威廉科?斯比爵士(Sir William Cosby)一方面指控曾格“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和恶毒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另一方面命令其一手提拔的首席法官德兰西对曾格提出起诉。但大陪审团拒绝提出一项正式法案，议会也同样不愿提出起诉。最后，总督从咨询会议中挑选了一批人，同意对曾格采取法律行动。1734年11月17日星期天下午，曾格以“煽动闹事”罪名被捕。审判过程： 审判于1735年8月4日开始。在此之前，科斯比的总检查长理查德?布雷德利（Richard Bradley）提出一份“起诉书”，使曾格一直在押。在此期间，《新闻周报》继续出版，由曾格之妻安娜主持，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担任主编。当亚历山大和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对起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他们便被剥夺了律师资格。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被指定为辩护律师，他要求将审判推迟到8月进行。曾格的辩护问题吸引了费城一位60岁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前来，主动要求做曾格的辩护律师。 汉密尔顿以80岁高龄为曾格辩护。按照当时英国和北美的惯例，凡是对政府进行批评，不管内容是否真实，一律视为诽谤，若言论舒适，其煽动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事实是比谎言更大的诽谤。汉密尔顿从两个方面对指控进行了反驳：首先它指出诽谤罪只有在言论不实时才成立，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政府所谓诽谤的实质，正是那些人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激起人民的呐喊和控诉，然后再将人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根据。其次，汉密尔顿坚持陪审团不仅有权进行事实判断，还有权进行法律判断，裁决应由法庭和陪审团共同做出。最后陪审团不顾法官的阻挠，判曾格无罪。 安德鲁?汉密尔顿的伟大抗辩 “因而我在此将不再麻烦检察官先生去为这一点而去询问证人，而且我确实承认，他不但印刷了而且发表了那两篇文章，一如起诉书中所书那样，但我的确希望，他这样做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检察长先生，这场交易涉及到两个方面，我希望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印刷和发表了这两篇文章而构成诽谤，在宣布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诽谤这之前，你还得做一些事情——你须得说明：那些言论本身确实是诽谤性的！也就是说，是假的，恶毒的、煽动性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无罪的！ 汉密尔顿声音洪亮，慷慨陈词。他引用英国密尔顿、沃尔温、李尔本和卡托通讯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言论，力促陪审团成员们作为一个自由人、根据自己的良心来行动——即：除非他们发现曾格刊登的言论本身确实是假的、恶意的和妨害治安的，否则就应裁定曾格无罪，因为这是涉及到殖民地所有人民出版自由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形成及评析 关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历程，美国传播学家弗雷德·西伯特做了这样的概述：“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工业革命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盛行开来，在报刊业也不例外。在英国约翰·弥尔顿、美国的约翰·洛克、还有密尔和托马斯·杰弗逊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 一、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产生阶段，约翰·弥尔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以他的出版自由思想闻名于世。西方有新闻学者盛赞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的最全面的论述”。 1644年，弥尔顿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篇演说词，猛烈抨击集权主义，揭露出版检查制度，系统阐述了自由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请愿书——《论出版自由》。弥尔顿在书中提出了几个主要的主张，尤其倡导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社会的自由权利。 18世纪，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小册子在英法美广泛流传，影响日益扩大，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 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并且只要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其它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从弥尔顿的这种思想出发，形成了现代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的过程’的概念，那就是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奠定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即“思想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的基础。 弥尔顿的思想，影响到了后来托马斯·杰弗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 二、约翰·洛克的思想言论自由观 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激进的政治思想家，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自然法思想后来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口号。 洛克从自然权利出发，第一次从理论上了论证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原则，奠定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报刊制度的理论基础。1789年法国通过了人权宣言，取消了一切限制新闻自由的封建法规和任何形式的出版许可证，获得了充分的新闻自由， 三、密尔的激进自由主义理论 密尔关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体现在对其巩固方面。 密尔政治思想的中心范畴是自由，他以《论自由》一书闻名于世，论自由一书不仅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和道德权利，而且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幸福所系，提倡一种无条件的思想言论自由。他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从真理论的角度逻辑地论证了保证少数的原则，从人类幸福追求的宏观立场上完善了全面自由的主张。 《论自由》提出了下面几个主要观点： 1、如果我们压制某种观点、意见，那就等于压制了真理； 2、错误的意见可能包含着为发现整个真理所必须的那一点点真理部分； 3、即使大家接受的意见是全部真理，但是他们往往习惯于作为一种先入为主而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加以掌握的； 4、如果大家接受的意见不是常常和别人的意见发生争执，思想就会失去活力，对于行为和性格就不会起作用。 四、自由主义的实践者——托马斯·杰弗逊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自由主义报刊体制的历史进程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当
《政治学专题》结课作业—— 读《自由论》有感 学院政法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班级研究生2010级 学号 2010102041 学生张莉
读《自由论》有感 通过《政治学专题》课程的介绍，我拜读了以赛亚·伯林这位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的著作《自由论》，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可谓是一篇真正的“自由主义宣言”。以下我将浅谈我读这本书的所感所想。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详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2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价值多元论和自由二分。柏林著名的价值多元论这样写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
文学院本科学生百部经典阅读书目（2014年修订版） 一、汉语言文学： 1.《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 2.《汉语音韵学》王力著中华书局1981年 3.《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2004年 4.《汉语词汇》孙常叙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 5.《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6.《训诂学概论》齐佩瑢著中华书局2004年 7.《说文解字》【汉】许慎著中华书局1979年 8.《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 9.《孟子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 10.《庄子浅注（修订重排本）》曹础基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3版 11.《史记》【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诗经直解》陈子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3.《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14. 《汉语方言学教程》，游汝杰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5. 《语音学教程》林焘、王理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 《汉字学》，王凤阳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7. 《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苏培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 《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符淮青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 《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1. 《语法讲义》，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 《汉语语法学》，邢福义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 《语法研究入门》，吕叔湘等著，马庆株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4. 《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5.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王希杰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6.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瑞士]索绪尔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7.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胡明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译本），[德]洪堡特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9. 《语言论》（中译本），[美]萨丕尔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伊尼斯在全书中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强调论证媒介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重影响，而是在从古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后世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作为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他专注于媒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阐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的将媒介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中华文明的视觉象形，已经被代表口头的拼音所代替。一个聪明的西方人可以学会拼音中文，却有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写字，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中国人正在向他们看齐。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表达外来语的片名使用得越来越多，曾经代表良好教养的古雅汉字却被年轻人视为老土。 因特网，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把社会重新带回了听觉时代——媒体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稿纸上写字的人是在观察，在网上写博客的人却是在诉说，谁都知道，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在哪里。由博客组成的web2.0社区，既保有了声觉空间关注个体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视觉空间因文字而产生的歧义——在大型事件中，这两个特点往往表现出各自的负面，并互相加强。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对此做过有启发性的比较。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石碑笨重，雕刻困难，运输不便，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以关心宗教和灵魂著称。在莎草纸发明之后，文化开始关心世俗生活，轻便的纸张，方便被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于是地域广阔的帝国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后，延续了两千年的手稿文化对人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手稿稀缺，难以到手，人们就倾向于将知识尽可能地记在脑中，有了连贯完整的知识体系，自然就容易产生强势的理性思维和历史观。随后，印刷术的发明，书本的广泛传播，又让人们陷入了书面文化的极致：对各种观点的细致区分和从不停息的争论。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见解。 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还是按照两种理论来分别论述。首先是媒介决定论，媒介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对历史发生影响一直都是伴随着专制体制对其的限制而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五章《羊皮纸与纸张》以及第六章《纸张与印刷机》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比如英国就曾通过星院法、皇家特许制度还有印花税等制度来限制报业的发展，直至后来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再到后来以《每日电讯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的出现，印花税被迫废除等等，传媒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过程。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