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沧桑往事
武汉大学文学院10人文科学实验班胡耀
闲暇之时，总喜欢沿着陡峭的石阶一步步爬上樱顶，或凭栏远眺珞珈山的绿荫嘉卉，或在“银墙碧瓦、焕若帝王之居”【注一】的老建筑前走走停停。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去看看檐角飞翘的老文学院大楼，抚摸那块字体雄劲的纪念碑，再移步瞻仰老院长闻一多风霜满面的塑像，回首遥望山下高高耸立的人文馆，常常顿生抚古追今的幽思，文学院那些美丽而忧伤的沧桑往事在狮子山上空渐渐飘扬。
（一）
武汉大学文学院溯源于1917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的国文史地部。1913年2月，教育部规定了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对高师的科部设置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和博物部。1917年5月29日，武昌高师根据全国各地发展教育和学生毕业后择业的实际情况，打破部定章程和日本高师的章程，在全国率先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国文史地部的诞生标志着武大中文学科从此开始有了行政载体。
1922年，高师将原有英语部、博物地学部、数学理化部、国文史地部四部改为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系、生物系、地质系等八系。国文系的正式成立使得武大中文学科从此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
1927年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国文系改称中国文学系。
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初创期，王葆心、黄福、黄侃、胡光炜、郁达夫、杨振声、茅盾等知名学者都曾在这一时期任教于文学院前身，为日后文学院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1919至1926年先后任教于武昌高师、武昌师大和武昌大学的黄侃先生，被誉为晚清“三大国学大师”之一，他与其师章太炎共同创立了著名“章黄学派”，深刻影响了日后文学院的学术研究风气。此外，泰戈尔、胡适等中外名流也曾来校讲学，促进了学术交流，开阔了学生视野。
（二）
1928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同年9月，文学院成立。
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先生说：“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注二】他认为：“一个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自豪的感情；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注三】因此在建校之初，文学院就被给予很高的重视。
1931年9月，文学院大楼竣工，成为狮子山建筑群中的第一栋建筑物。
1938年初，武汉已成为被日军三面包围的孤岛，形势日趋恶化，武大被迫西迁四川乐山。4月20日，迁校委员会在乐山文庙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各院校舍分配问题，决定设文学院于文庙大成殿左边的崇文阁。
乐山时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文学院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的时期。由于物价飞涨，很多师生不得不在温饱线上挣扎，或兼职代课，或变卖旧物，或摆摊设点做小生意以谋生存。王星拱校长曾出售自家花瓶和毛毯以接济生活，夫人则在家种菜养猪，一校之长尚且如此，普通师生生活之窘迫更是自不待言。中文系刘永济教授在一首《浣溪沙》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清苦：“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祲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歌笑万家啼。”【注四】日军对乐山的狂轰滥炸更是造成了尸横遍地、断壁残垣的恐怖景象，在“八一九”大轰炸中，五名学生当场遇难，叶圣陶等三十余位教授家当全部被毁，整个乐山县城被毁掉了三分之二。目睹如此惨象的中文系苏雪林教授在大轰炸一个月后仍心有余悸：“这一个月来，我个人
方面，身心都好像失其常态……白昼心绪纷如乱丝，晚间常常失眠，有时则做着噩梦。”【注五】此外，由于贫病交加，学校十多位教师先后因病辞世，学生死亡人数更是高达百人以上。
1945年8月，日寇乞降。翌年10月，饱经磨难的武大师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阔别八载的珞珈山，由此结束了流亡乐山办学的艰辛岁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6月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武大，8月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历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巨变。从此，武汉大学和武汉大学文学院步入了一个红色时代。
1928年至1949年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展壮大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史学系四系，闻一多先生出任首任院长，刘博平先生为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文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可以归纳为两个目标：“文学院的一个目标，是要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许多大学的目的只是在造成通达之人，其流弊常常是太空泛；另有许多大学的目的只是在造专家，它的毛病又往往是太闭塞。本院的希望是要兼采这二种方针之长而避其短，想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文学院的另一个目标，是要养成学生自动读书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学问是无穷尽的，四年的功课无论怎样完备，也不能教完某一学科的千百分之一二。故与其装塞有限的事实于学生脑中，不如启发他们读书的兴趣，指导他们求学的方法，培养他们研究的能力。”【注六】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自然需要优秀的教师。这一时期，杨树达、闻一多、刘博平、刘永济、黄焯、沈从文、游国恩、苏雪林、叶圣陶、朱东润、高亨、冯沅君、周贞亮、谭戒甫、徐天闵、程千帆、徐震等先辈，鞠躬尽瘁，严谨治学，使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迅速发展壮大，跃居全国同类学科前列。名师出高徒，这一时期，中文系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毕业生，如胡守仁、胡国瑞、周大璞、李健章、殷正慈、缪琨、李格非……这些毕业生当中，有不少人成为各自研究领域杰出的专家学者，有的留校任教成为五十年代中文系的学术骨干。
（三）
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从1952年开始，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1953年，武汉大学文学院被撤销，湖南大学中文系和南昌大学中文系并入武汉大学组建了新的中国语言文学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可谓声名煊赫，盛极一时，毫无疑问，这与当时系里教授阵容齐整、名师云集密不可分。当时人才济济的中文
系，形成了被誉为“五老八中”的学术中坚力量。“五老八中”是指五位老先生，八位中年先生。“五老”为刘永济、刘博平、黄焯、席鲁思、徐天闵，徐天闵先生病逝后，补上陈登恪先生以足其数；“八中”为程千帆、刘绶松、胡国瑞、周大璞、李健章、李格非、张永安、缪琨。【注七】此外被誉为“当代李清照”的才女沈祖棻先生，诗人兼学者的毕奂午先生，“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袁昌英先生等诸多教授因为种种缘由尚未列入“五老八中”之内。凭借着光芒璀璨的教师阵容，中文系声名远播，如日中天，教学科研水平雄踞全国前列。一位有幸聆听名师教诲的校友在撰文回忆“五老八中”时代的盛况时，曾这样写道：“其实，如果把‘五老八中’的故事定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间隧道中，实可成为武大中文系常说不休的永久话题。而且，作为一个群体，称他们是那个时代中文系的奇峰峻岭并不为过，经得起侧看、横看、鸟瞰与仰视，无论是智者仁者，还是老派新派，皆可有所见、有所思、有所获。”【注八】“五老八中”声名在外，吸引了很多青年才俊来中文系求学。
（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是新中国一段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剧烈冲击下，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五老八中”时代的高峰骤然跌落到谷底。
在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中文系不到200名学生就有56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全校“右派”总数的13%，其中四年级学生37人，只有两个“左派”，其余均为“右派”或“中右”。曾任中文系系主任的知名学者程千帆被打成武汉大学“右派元帅”，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吴开斌被封为武汉大学“右派司令”。武大“右派元帅”和“右派司令”均出自中文系，致使中文系反右斗争需要到他系组织“左派”力量，为当时全国大学所仅见。
1958年，武汉大学“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除教学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等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批老教授、专家学者、教师遭到学生批判、贬斥，中文系的一些教师如刘永济等亦首当其冲。
1963年至1964年，武汉大学先后两次组织中文系部分师生赴红安、京山、孝感参加“四清运动”，总共历时十一个月。按照要求，这些师生在农村访贫问苦，接受劳动锻炼和阶级斗争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席卷全国，武汉大学揪出了以校长李达、原党委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为首的“珞珈山三家村”，整个校园陷入空前混乱的状态。1966年9月13日，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封建遗老”帽子的席鲁思教授，饱含屈辱和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是在这一年，卧病在床、风烛残年的刘永济教授被人用板车拉到梅操接受批斗，老先生备受凌辱，回家之后失声痛哭，不久重病复发，吐血不止，10月2日含冤而逝。1969年3月16日，不堪忍受迫害的刘绶松夫妇在学校宿舍双双自缢身亡，以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1965年底至1966年初，高等教育部召开会议提出对高等教育进行半工（农）半读试验。为贯彻这一精神，武汉大学决定进行半工半读试点，于1966年在襄阳隆中建立分校（今湖北文理学院所在地）。学校决定先在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
并派遣中文系45人作为先遣队赴襄阳参加分校建校劳动，其后中文系师生在总校分校之间又有多次来回迁调，一直到1972年，襄阳分校中文系的全体师生才被调回总校。
这段灰暗的时期，不仅是中文系乱象横生、凄风苦雨的不幸经历，更是武汉大学和中华民族荒诞悲哀的记忆和隐隐作痛的伤疤。
（五）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一封来自远方的
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浑身颤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注九】
中文系1978年校友王家新在诗歌《一九七六》中写下上面这样一个片段。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次年冬天高考恢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无数青年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一起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武汉大学中文系也踏上了奋发图强、蓬勃向上的复兴之路。
从轻视知识和毁灭文化的荒唐年代走过来青年学生对于知识有着极大的渴
求和热情，被长期压抑的情感通过文学作品表述出来，社会心态慢慢解冻，人文精神开始复苏，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的诗歌、小说、散文等等文学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油印本、手抄本在大学生之间争相传阅。
中文系1978级的同学在回忆他们那个时代的风貌时说：“70年代末的物质生活相对贫困，但我们精神上是充实的。我们的知识起点不高，却用争分夺秒、拼命的学习精神去弥补。清晨的校园中，到处可见同学们专心致志背书背单词的身影，晚上的阅览室则座无虚席。学校的老教师大多刚刚恢复工作，他们极其敬业，在教学上倾注了全部心血。”【注十】
1978年中文系77级珞珈山文学社创办文学刊物《珞珈山》；1979年全国十三所重点院校中文系77级、78级学生联办《这一代》，创刊号由武大中文系77级主办，一经出版即被一抢而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武大中文系78级自办有文学刊物《红枫叶》，并印行了《蓝摩托》、《A大调》、《涌向天际》等诗辑。
1983年底根据中文系80级喻杉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影片放映后在校内外极具轰动效应。
1985年，武汉大学推行插班生制改革，中文系录取了38名报考插班生的考生，由中国作家协会推荐的二十余位青年作家被编为首届作家班，与之平行的是中文系首届插班生。1985~1989年，作家班和中文系插班生共招收四届，培养了两百余人。以首届作家班为例，他们在两年学习期间，除完成学习任务外，还出
版长篇小说17部，发表中短篇小说214篇，报告文学86篇，剧本68部，诗歌162首等等，创造了国内大学中文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佳绩。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先生在自传中说：“那时，中文系是学校创作最活跃的群体，曾经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年轻的诗人、作家、剧作家。”【注十一】对中文系学生突出的文学才华和创作能力印象颇深。
1990年11月20日，人文科学馆举行落成典礼，文革以来一直没有稳定用房的中文系因此改善了用房条件。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大批诗人、作家、学者等杰出人才从珞珈山下走出，如诗人高伐林、王家新、邱华栋、洪烛、杨晓民，作家方方、池莉、喻杉、野夫、胡发云、哲夫、熊召政、陈应松、王梓夫、周百义，学者彭富春、於可训、易中天等等。刚刚恢复工作老教师们如胡国瑞、李格非、周大璞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刘禹昌、吴林伯、王启兴、陆耀东、吴志达、唐富龄、苏者聪、何国瑞、蔡守湘、孙党伯、易竹贤、陈美兰、李惠芳、曾庆元、白嶷岐、郑远汉、宗福邦、沈祥源、李敬一、杨合鸣等中青年学者，奋发图强，勤恳耕耘，为中文系迈向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97年6月18日，因院系调整被撤销的文学院重新建立，新的文学院下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等。
1999年文学院与历史文化学院、哲学学院合并为人文科学学院，院下仍设中文系。
2003年7月，学校部分院系重组，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再次恢复文学院建制，一直延续至今。新的文学院组建之初，首任院长龙泉明教授已是肝癌晚期，明知不久于人世，但他依然心系学院发展，在2004年去世的前一天，他向院领导和学术骨干开口讲的仍然是文学院的发展规划，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将文学院办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2003年10月，宗福邦教授（现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带领12位学者历经18年著成的1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故训汇纂》，由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这是继《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的第五部汉语辞书代表作，被誉为“盛世修典的又一硕果”。
2005年，吴志达教授领衔编纂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历时11年后隆重面世，标志着我国明清文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2006年，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展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大型编年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
2008年10月18日，文学院建院80周年暨中文学科创建90周年庆典在人文科学馆隆重举行。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光荏苒，武汉大学中文学科自诞生已走过了95载，文学院建院迄今已有85个春秋。尽管近二十年来，中文系（文学院）的广大师生众志成城，奋力拼搏取得了不少令人骄傲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文学院不仅无法和民国时期相提并论，更不可与“五老八中”时代同日而语。面对这种事实存在的反差和失落，我们既不能视若无睹，躺在功劳簿上自我麻痹，也不能毫无理性地指责谩骂，痛悼今不如昔。走得太远的时候，不妨回眸既往的印迹，在那悠久的岁月长河之中，必然沉淀着具有永恒价值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典藏光大，撷取养分以资借鉴，反观当下以明不足。
厚德笃学，继武日新。今后文学院的历史将由我们共同书写，她的荣光将担负在我们每一位师生的肩头。
2012年7月21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注一】：苏雪林：《忆珞珈》，载《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第231页，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注二】：此转引自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注三】：此转引自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注四】：此转引自骆郁廷主编：《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图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注五】：此转引自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注六】：《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六、七年度合刊），第21页，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9年6月出版。
【注七】：“五老八中”的具体人物不同说法略有出入，此处采用的这一说法参见易竹贤：《话说中文系的“五老八中”》，载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9年第1辑，第119—12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八】：陈汉柏：《“五老八中”琐记》，载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9年第2辑，第12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注九】：王家新：《一九七六》，载张海东、陈作涛主编：《武汉大学诗人诗选》第4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注十】：《序：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载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七八级编著：《老八舍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注十一】：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第18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六、七年度合刊），第21页，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9年6月出版。
2、《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3、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4、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5、李晓虹、陈协强编著：《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
6、骆郁廷主编：《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图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7、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涂上飙主编：《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9、张海东、陈作涛主编：《武汉大学诗人诗选》第4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10、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七八级编著：《老八舍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11、刘道玉主编：《创新改变命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13、程千帆：《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武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看历史》，2012年6月刊，总第27期。
16、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9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9年第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2001年第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武汉大学报》，2007年6月8日，第17期（复）（总第1088期）。
20、《武汉大学报》，2008年10月17日，第28期（复）（总第1135期）。
21、《武汉大学报》，2008年10月24日，第29期（复）（总第11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