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俄关系
摘要: 作为当今的世界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战略利益大于现实利益,为了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相互需要又存在摩擦,经贸关系落后与政治关系. 无论从两国关系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中俄的国际地位来看，研究中俄关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合作中俄关系综述竞争协议
(一)中俄关系现状
中俄之间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型关系。中俄新型关系有着鲜明的特征，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兄弟国家”关系，又区别于当今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深化和全面发展,经贸往来继续加深,政治上两国继续保持高层互访,两国关系保持积极健康发展的状态.
1.政治领域
俄国确实有亲西方派，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俄罗斯不可能实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这有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在俄国近代史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俄国一直存在着亲西方派和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拉夫派的较量。前者更偏好对欧洲开放友好，希望尽快通过欧化而迈入现代化；而后者则更强调俄国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俄国作为欧亚国家，要平衡考虑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摧毁这些想法，所以，尽管历经了近一百年，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斯大林统治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控制系统使得俄国的亚洲部分逐渐加深了与欧洲部分的联系，各民族精英被笼络到莫斯科定居、许多民族被迫整群大迁移、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造成了俄国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以至人种的混血。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俄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亚洲、对东方有着一种较为深刻的认知，与中欧、西欧精英对亚洲的远距离观察有所不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俄国坚持一种欧亚平衡的传统。
在现实政治方面，俄国已经处于政治多元化当中，虽然自由派政治家有亲西方的倾向，但其他政治势力的立场不同。俄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西方国家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敌意、而对中共有天然的好感，而民族主义政党的斯拉夫主义的诉求也反映出对西欧的某种疏离和对俄罗斯亚洲部分的注意。
目前，中俄两国都希望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在边境地区裁减武装力量，双方相互承担了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议等义务。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不断,应经建立起高层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双方在涉及双方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互相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推动了政治合作的加深.
2.经贸合作领域
自1990以来,中俄双边贸易额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8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560亿美元,到2010年时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至800亿美元.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国有与中国合作开发的需要，但也始终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中俄两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在俄方领土内，远东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除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城镇有居民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渺无人烟，交通极为不便，甚至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之间没有可以通行自行车的道路。就是这些有限的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城市中，隶属于政府和文教机关、国营企业和驻军，当地工业生产能力很小，也缺乏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日用消费品要靠从俄国中西部运来。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的能力大为削弱，无暇照顾偏远的远东边疆区；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本国中心地区，远东地区企业过去
与俄罗斯内地的经济技术联系被中断了，当地消费品缺乏，经济萧条。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可能的利益互补的机会。
最近几年中，中俄边境贸易非常活跃，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种地做工。中国与俄国接壤的省份，经济都不很发达，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机会不多。为了使本地区民众有机会增加收入，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去俄罗斯做生意或打工一向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给予方便。既然中国政府不加约束，当地中国民众出入俄国如入无人之境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国有与中国合作开发的需要，但也始终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中俄两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在俄方领土内，远东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除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城镇有居民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渺无人烟，交通极为不便，甚至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之间没有可以通行自行车的道路。就是这些有限的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城市中，隶属于政府和文教机关、国营企业和驻军，当地工业生产能力很小，也缺乏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日用消费品要靠从俄国中西部运来。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的能力大为削弱，无暇照顾偏远的远东边疆区；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本国中心地区，远东地区企业过去与俄罗斯内地的经济技术联系被中断了，当地消费品缺乏，经济萧条。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可能的利益互补的机会。。
(二)双方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互动与影响
中国和苏联（俄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从来都深刻地影响着另一方的国内政策，恐怕世界上还很少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带有这种特征。当然，历史上，苏联是中共的“师傅”和中国的“老大哥”，这决定了苏联对中共和中国的单向的巨大影响力。可是，中苏之间从五十年代起就存在着双向的政治经济影响。由于两国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基本相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当一方对其政策或制度进行重大变革而获得成功后，另一方就或迟或早试图仿效；而另一方的经验教训则经常成为这一方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从来就不是相互独立的，这种互动和相互影响通过改变各自国家的政策方向而间接影响国家间的关系。而过去十来年中，中国改革的成功使不少苏联（俄国）的政治家对“中国模式”刮目相看，两国改革的互动效应又明显增强。
在中俄两国历史上，中苏有过一段“蜜月”，在那个阶段苏联对中共建国后的制度建立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指导和留苏学生返国实现的。今天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战争年代的领导人多数已经离开舞台，在中苏“蜜月”时期留苏的学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亲苏派”会在两国关系中发挥有利于俄国的影响力呢？如果进一步分析，结论是，正好相反，今天被视为“亲苏派”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太了解俄国，倒是俄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变得越来越象“亲中派”。最近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影响俄国的国内政治，这是近几年两国关系史中出现的重要的转变。
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当中，很多是五十年代被选送苏联东欧学习工程技术的，他们所拥有的学历也是苏联东欧的大学授予的。但是，这些个人资本并不一定对他们目前的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价值。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在苏联受训的，如陈云、康生等，但当时他们接受的就是政治活动能力的训练，回到中国后，因为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或者直接代表第三国际，而一度身价百倍。今天中国大陆留苏的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够逐级升迁，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并运用当年在苏联所学的工程技术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是大陆政治中的成功者，此外还有一个可信任的家庭政治背景，以及有个可以称呼响亮的学历。这些工程技术知识只是成了他们踏入管理阶层的敲门砖，以后几十年在政治中翻滚，工程技术知识早就扔到一边。而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真正有用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则仍然是毛泽东、邓小平教给他们的，并不带多少“苏联味”。相反，当年他们留苏期间，正是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深恐留学生受到影响，加紧了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要求他们专心读技术，不要过问政治。所以，五十年代苏联的“解冻”也没有在这批留学生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
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中苏交恶，音讯阻断，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也不能帮助他们了解苏联的情势。时至今日，他们对苏联的印象还常常停留在五十年代，而他们对七十、八十年代的苏联的了解，实际上并不比他们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多多少。即使他们今天回访俄国，也会发现今昔变迁，昨日不再。例如，江泽民1956年在莫斯科实习过的“吉尔”工厂，当年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工业“巨人”，但现在却是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
在目前的俄国，中国改革的经验或改革的“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供学者专家认真研究分析的对象，而是一个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角力的工具。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派政党经常把“走中国模式”当做可以向选民挥舞的旗帜，他们所宣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居民目前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完全不管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举步维艰、处境困难。俄国共产党的候选人当中，多数是在过去几年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原苏联党政干部。而在他们的执政意图背后，则是强烈的期盼，希望夺得政权后，能控制经济资源、发一笔财。因此，他们对坦率客观地研究“中国模式”毫无兴趣，也从未根据“中国模式”提出他们的政纲。
而俄国的自由派政党则尽量贬低“中国模式”，强调在中国完全没有民主，专制的共产党和原来的苏共一样把持一切，如果仿效“中国模式”，就会导致苏联共产党复辟。由于意识形态上不喜欢“中国模式”，他们也没有兴趣研究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在俄国，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和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一些文章，分析“中国模式”的利与弊，但并不能引起大众和政治家的兴趣。
同样，俄国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也曾被中共用来作为赢得民心的手段。苏共瓦解后，中共在党内所进行的宣传强调，如果中国也出现和平演变、乃至民主化，则中共的权力就会被剥夺，各级党政干部的地位、特权会因而丧失。这一宣传确实抓住了中共干部的心理弱点，取得了相当效果，使得中国大陆出现了对俄国民主化过程积极成果的贬低和忽视。另一方面，中共的新闻媒体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选择性报道，集中向民众渲染，俄国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俄国实况，多数来自新华社或中国官方媒体，往往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并不很客观公正的报道。俄国本国的新闻媒体现在拥有新闻自由，报道更准确客观，能从俄国社会的多个角度反映现实，可是这样的新闻却很难与中国大陆民众见面。在官方的控制下，大陆民众的多数对俄国的变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俄国发生民主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基本上不清楚，而对俄国变革的结果往往持负面的理解。这一切，最后都是有利于中共重新赢得在“六。四”中一度失去的民心。
基于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潜在的意识形态理念，俄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与中共在国际关系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认知，对西方国家不信任，面对西方国家的种种要求、压力，虽不得不尊重却又心不甘情不愿。这些会帮助中共和俄国的左派政权在国家关系上发展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可是，这种信任也是有限的。对中共来说，俄国共产党强调民主制度，这就构成一种挑战，令中共不安。而对俄国来说，面对一个集权的、资源动员能力强的、有时候对外咄咄逼人的中国，显然感到总存在着一种威胁，而面对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则要放心得多，因为民主政府比较少用强权获取外部利益；然而，一个集权的中国政府可能比一个民主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其社会，而防止因社会混乱造成对俄国的移民威胁。所以，在对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问题上，俄国政府也面临着一种和西方国家相似的两难处境。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
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基于以上各项，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并有牢固的基础。普京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梅杰韦德夫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0年8月19日
2.钱其琛：《纵论今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1996年2月31日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4.《中俄北京宣言》，《人民日报》2000年8月19日
5.《俄罗斯争取表决权》，《人民日报》2000年7月20日，第7版
6. <<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