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
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
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
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安倍承诺在任内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小泉任内日本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安倍已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目标；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这与修宪活动密切相关，是日本近年来多次出兵海外后，希望将其程式化并进一步扩展的新努力，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卫队作为独立军事力量发挥影响的能力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现实；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安倍内阁已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负责安全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并组成数十人的班子。日本防卫厅已升格为独立的内阁部级单位防卫省，并首次向海外派驻了情报机构，自卫队三军也面临着相应的机构调整。不久前日本参议院批准了《海洋基本法》，罕见地决定由首相亲任新设立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部长。安倍内阁还在论证设立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的可行性，以提高首相官邸的管理职能；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教育改革也是安倍政府宣称的两大要务之一。继1999年日本国会决定实施《国旗国歌法》后，日本新的《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底开始生效。这是日本首次对1947年的该法初始版本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以
此来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摆脱战后历史观的阴影，为日本“正常国家化”奠定思想基础；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日本近年来明显扩展了其外交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些资源和区域大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宣称要建立横贯欧亚的“安全与繁荣之弧”，首次单方面调解巴以争端，2007年还计划在国外新设6所使馆并增加150名职员，创下二战以来其年新增使馆数量的最高纪录。同时，日本外交还改变了以往的重商主义模式，小泉和安倍都将“民主”、人权因素视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三个目标之一，不断试图建立所谓“民主联盟”。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日本民间、前首相甚至现任政府高官都不断提出应拥有独立的核报复能力，其重视程度与强调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目标是在各种内外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充实的结果，当前的这些改变也不会是最后的变化。这些目标并非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的强大本身并未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同时，日本的某些主张（如安倍声称自卫队可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已经超越正常国家公认的自然权利和基本需求。因此，日本追
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较之于日本历史上的类似呼声，其当前的诉求更强调主动性、涵盖更全面、改变更彻底、运作更系统，显示出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
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内涵的关注不多且观点接近，如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报告中提到：“日本领导人要使日本更加正常，具有包括宣布军队合法化以便参加集体安全部署并采取行动、在日本海域向怀有敌意的外国船只开火这些其他国家当然具有的权利。”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正常国家所指无非是在安保领域消除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针对日本的）禁忌和限制。”④美国学者普雷布尔表示：“日本很想被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能保卫自己利益的国家。”⑤艾伦?杜邦谈到，日本的外交和防务精英设想摆脱宪法约束，根据日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并形成制度和规范，从而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
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这正是小泉在谈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时所指的东西。⑥在美国诸多智囊机构规划美国未来战略的《普林斯顿计划》中也提到：“日本对一个正常国家主体的成熟认知，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自卫权利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国家正常化’。”⑦
从这些表述来看，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美国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这种期待，日本出兵海外更是布什政府强烈、持续、公开的要求。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一直受阻于日本的国内民意。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小泉的上台，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深刻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与美国的对日需求不谋而合。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初步确立了支持日本以修改和平
宪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的总体目标。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期待日本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应支持日本逐渐“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允许其参加集体防卫，将其安全关注扩展到领土以外，允许日本获得适当的能力来支持联盟行动。⑨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当前利益为中心、以扩大合作为目标、以军事协同为重点、以加强控制为保障的相关对策。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获得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美军合作伙伴的前提，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直截了当对日本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并将其作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表示：“日本如果期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要放弃其和平宪法。”⑩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敌方导弹飞向日美任何一方时，美国都会试着击落，而日本不会。日本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日美同盟很可能面临危机性事态。（11）
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
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出一句广受关注的名言：“你们应加入反恐联盟，在远离日本的地区‘展示旗帜’。”（12） 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我们（美日）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应是全球伙伴关系，以便提升共同的关注，解决问题并面对来自任何地区的挑战。”（13）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扩展美日同盟的职能和范围，多次敦促日本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通过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战区指挥中枢合并、美日军队信息共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但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后果也不乏忧虑。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美日关系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需要关注日本过于自信可能对美形成的挑战。（14）为此美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如促进日本装备的美国化，加强其对美依赖，阻碍其自主步伐；美国空间司令部令人吃惊地公开了日本间谍卫星的方位以警告其独立倾向；明确重申对日核保护义务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等。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日本“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改变现
状，尤其是其突破历史限制的军事扩张很容易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以至引发紧张局势。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如果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宪法束缚被放开，将在其邻居中播散恐惧。（15）但美国鼓励日本扩军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促使中日相互牵制以便渔利，只是并不期望日本的某些过激举动干扰美全球战略或使其自我孤立。适当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态势，既可防止其因树敌太多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有助于提高美国作为仲裁者的影响力。在备受瞩目的慰安妇问题上，除了相对独立的美国议员不断提交相关提案谴责日本政府外，美国行政官员也开始在这一违背普世道德观念的议题上表达关注。美驻日大使希弗公开表示，低估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影响是错误的。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地表态，希望日本正确、负责地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后果。不过，美国政府并不期待广泛介入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中与邻国产生的争端，尤其是涉及到资源领土等实质问题时表态就更加慎重，控制而不是消除各种争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访日期间的言论就颇微妙：“慰安妇问题可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可悲的事情，但要由日本和当事国共同来处理。”（16）
美制定这些对策，既有主观原因——美对自身和美日同盟的自信以及对日本的担心，也有客观原因——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大国目标的终极理想是完全独立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导致美日出现冲突，（17）但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迈克尔?格林相信，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中心。（18）同时，美国认为美日的合作基础逐步内在化。日本近年来改变了传统做法，在外交领域更多地顺应美国的主张，强调推广“民主”、“自由”的必要性，这加深了美国对于价值观因素在美日同盟中地位的认识，使其逐步相信美日之间这种亲密的防务关系不是共同的外部威胁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内部孕育而成。《阿米蒂奇报告Ⅱ》也自信地指出，2020年的美国和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分享共同的“民主”和价值观，那就是美日
同盟将继续塑造亚洲未来的原因。（19）这使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后果的预测相对乐观。此外，美国虽然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日本，但在需要支持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日本并不确定；（20）同时，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彼此间的敌意，但某些事变已经刻骨铭心（21），难以消除。因此，对美而言，二战后建立的对日控制体系并不能因为期待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就予以摒弃，相反加强控制才是更好利用日本的可靠保障。
从客观方面看，第一，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利用价值显著提高。布什政府一直认为，一个强大的、参与地区事务的日本对美国在东亚的3种重要战略利益至关重要：抗衡中国正在崛起的力量、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大的后勤和情报支持、协助美国向潜在的麻烦地点部署军队。（22）“9?11事件”后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明显分化，日本的作用就更显突出，尤其是小泉政府对美国发动的国际战争给予了史无前例的坚定支持，展现了出色的协助潜力和强烈的协助意愿，而日本正在追求的“国家正常化”运动不仅可使其自身承担起前沿应对的关键角色，更有助于它发展成为美国合格的全球合作伙伴。
第二，日本“国家正常化”可以给美国提供一些难得的机会。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处于变化中，美国对此非常忧虑，而最容易控制的变量就是国力强大但长期内向的日本。日本追求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客观上有助于推进“民主”价值观、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平衡中国的影响（23）。另外，华盛顿也已认识到，日本多数民众虽支持日美安全同盟，但热情不够。（24）所以，美国有学者建议应支持日本自身对其独立战略的追求，在日本内部小心培育对联盟的公众支持，让日本公众相信，美国并未将他们的国家简单地作为一个冒险基地，（25）这将有助于改善美国在日本的公众形象。
第三，顺应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也是大势所趋。美国国内一些知日派如阿米蒂奇、迈克尔?格林、华盛顿大学教授肯尼斯?派尔等认为，美国无力阻止日本崛起，因此应适应其“国家正常化”，日本承担的责任越多对世界越有利。对华盛顿而言，它应该能够接受日本变得更加自信，这或许意味着允许东京在对联盟的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26）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不是如何阻止它而是如何更好得加以利用，在顺应其
发展势头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控制。
三、美国相关对策的内在矛盾
美日在扩展自卫队职能方面的共识是美国支持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的基础，但两国的全面考虑和侧重点并不一致，双方的合作更多是基于一种近期互有所求背景下争取求同存异的权宜之计，当前两国的密切关系也使之无暇更多顾及长远。但是，随着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的深入，双方的深层分歧将会逐步表面化。
首先，美日双方的核心目标不同。日本的目标是全面推翻二战后秩序对日本的束缚，进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其核心是对历史的修正，这集中体现在安倍政府的两大改革要务上，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时还就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争端明确表示：“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完全消除历史问题，不管是什么议题，我想这是我们与那些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问题。”（27）日本自民党官员希望美国支持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甚至要求美国总统也去参观。（28）尽管受到美国的谴责，日本政治精英依然在2007年6
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整版广告强调慰安妇问题是伪造的，显示出日本强烈的历史心结。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解除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束缚来推动日本发挥更大协同作用，其核心是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
其次，双方关注的范围不同。日本认同的“国家正常化”涉及广泛，前首相中曾根表示新宪法草案必须包含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29），自民党干事长中川明确阐述了日本正在进行的这一运动的规模：“将进行从公务员制度改革到重组中央省厅、改革道州制、修改宪法等明治维新以来的大改革，从而改变国家的面貌。”（30）由此可见日本在“国家正常化”深度和广度上的期盼。而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关注主要限于安全合作方面，对于日本的其他目标如入常问题、独立制定对被美国确认为“失败”或“流氓”国家的政策、争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解释，等等，美国则三心二意或暗中抵制甚至公开谴责。
再次，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双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国际作用方面，美国期待日本“国家正常化”
后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而日本方面更关注在对美友好基础上的平衡外交中发挥独立作用；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美国反对日本的四国方案和就安理会扩大进行投票的提议；在修宪问题上，日本方面认为，当今宪法是“被美国强加的”，不管其内容有多好，在占领军影响下制定的过程终归令人抵触，（31）日本的目标是抹除占领国的痕迹，自主制定宪法，美国则更加关注日本修宪的实际效果而不是恢复日本的独立地位。
最后，在总体上具有共识的军事“正常化”方面，美日的设想在程度和细节上也有不同。第一，华盛顿的重点在于日本分担防务责任以更有效地对付地区危机，但东京的最大兴趣是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32），以便获得美国对日本自主行动的支持。这种狭隘的交换关系不足以长期维持日本对美合作的兴趣。第二，美国期待日本军队“正常化”后能够成为美国开展国际行动的得力助手，在日本成功向印度洋和伊拉克派兵以后，美国军方已经认为，日本向海外派驻自卫队已成惯例，而非例外；但日本民意仍然认为，向海外派兵应作为例外而不是惯例，并且不愿意部队出现伤亡。（33）因此，双方现有的成功合作不一定经得起
一些偶发事件的冲击。第三，美国担心，如日本的自主防卫步伐走得过快，必将突破日美同盟框架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即使是像迈克尔?格林这样主张扩大日本作用的人也认为，应继续限制日本对第三国采取进攻性行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土和海上交通线以及对美国的全球行动提供后勤支援。（34）但追求防卫自主的日本显然很难继续安于如此受限。第四，在美国推崇的恢复集体自卫权问题上，虽然日本政界人士多有同感，但在是否需要附加“在联合国框架内行使权利”等条款上存在明显分歧。日本多数民意虽支持修宪，但对集体自卫权的支持却不多。
美日的诸多不同认识说明，双方都试图在推进“国家正常化”的旗帜下更多地为自身牟取利益，但其利益交叉与相悖并存，短期共识超过长期共识。
总的来看，由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对策主要只为应付当前难题，缺少长远全面的成熟规划，故这一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远效应、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期待初衷与可能后果之间，都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
一是鼓励自卫与驻军非法的矛盾。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美国军事基地在远东地区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美国代替日本行使自卫权的基础之上的，（35）如美国鼓励日本摆脱宪法约束，意味着承认日本已具有相关权利，这就对美国在日驻军的合法地位提出挑战。不管美国对此如何进行解释，也不管日本是否基于现实因素考虑而暂时容忍甚至邀请美军驻扎，继续驻军都不再具有法理依据，这将会对美国期待通过前沿驻军来保持其在亚太影响的战略形成制约。
二是利用日本与控制日本的矛盾。日本只有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很难在军事利用和政治控制之间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日本学者表示，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认为，日美同盟是把不让日本具有行使独立的外交和国防能力作为主要任务来运作（36），而今天布什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则把重点放在鼓励日本“国家正常化”以提高其利用价值上，但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而独立的政治外交也同样需要独立的军事力量来支撑。这意味着美国期待的日本军事“正常化”将与美国排斥的全面“国家正常化”同步出现，这在提高日本利用价值的同时也会增大美国的
管理成本。更糟的是，美国还可能面临日本在法律上有能力提供战斗部队而在政治上不愿这样做的局面，就像德国一样（37），而美国对此显然无能为力。在日本举办的首届中东四方会谈上麻生外相表示，“美国人干不了的我们日本人来干，日本人有威信，我们从没在中东进行过剥削和使用武力”（38）；日本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也几乎与美国确定的“不安定之弧”完全重合；日本官员声称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已接近保质期，要求“退货”。随着日本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增强，这些史无前例的言行可能越来越多，所谓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并不足以将日本永远留在以保障美国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美日同盟内，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目标一旦开始实施，美国将无法控制其速度和方向。但布什政府目前尚未充分意识到利用与控制是一种零和关系，美国期待的分寸感既缺乏长期稳定保持的适当手段，也难以及时应对持续变化中的日本不断给美国制造的新难题。当前的避重就轻只能暂时搁置矛盾，其妥协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三是避重就轻与难以置身度外的矛盾。为推进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美国需要不断展现出盟友的姿态，对于日本没有明显影响到美国现实利益的改
变现状的行为，美国都加以放任甚至支持。这在短期内虽有助于促进日本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日本对“国家正常化”的根本目标毕竟与美不同，其改变现状的努力可能逐步触碰到美国的长远底线，那时一直希望超脱于日本与邻国争端的美国也就难以独善其身。如在日本否定历史的问题上，布什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表态，但日本“不正常”的历史地位正是美国强加的，全面“国家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也来自于美国，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在与邻国的争端中被激发出来，其对美国的历史积怨也难以继续被掩盖。再如日本除对中国崛起充满忧虑外，其全球使命感的逐步增强使之对于美国“超极大国”地位和单边主义言行也颇有不满，（39）也就是说，很难保证日本改变东亚地缘态势的努力不会发展到其以某种方式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四是维护和平与引发混乱的矛盾。美国东亚战略追求的目标，是在确保自身主导权的同时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美国在东亚同时还要面临中国的崛起、韩国的离心、朝鲜的威胁、台湾的统独等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一个新的变量，日本在追求“国家正常化”过程中更主动争夺资源和领土的行为将使亚洲的
局面更加复杂，这可能提高美国维持稳定的成本，军备竞赛问题就是一个显例。日本追求美国最先进武器的持续努力，以及国内不断掀起的核武装讨论，将在东亚地区掀起军备竞赛、盟友重组与核扩散的新热潮；同时，更加“正常”的日本也可能使美日同盟成为更具煽动性和争议性的组织（40），导致美国自身受到牵连。有美国学者指出，从更长远的情况来看，阻止日本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长久之计是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安全共同体，而不是排他性的美日同盟。（41）但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东亚安全政策的基点和鼓励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平台，鉴此，美国可能无法接受在一个多边框架内处理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故其支持日本“国家正常化”和确保亚太稳定之间的政策矛盾很难在现有体系内得到解决。
四、结语
随着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国家正常化”呼声，当时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恢复天皇地位和修改宪法，但因国内外条件的欠缺及美国的抵制，均未取得实际进展。此次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并无“日强美衰”的背景支撑，但日本国内的民
2019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市场投资趋势调研分析报告
1日本已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体制健全 (4) 1.1 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4) 1.2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独居老人数量多 (5) 1.3 日本老龄化相关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 (6) 1.4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龄化相关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9) 1.5 政府通过鼓励就业、由费改税等方式缓解养老金体系压力 (12) 2日医学馆：日本介护服务龙头企业 (14) 2.1 老龄化催生了大量介护服务提供商 (14) 2.2 日医学馆概况：收入近三千亿日元，涉及介护、教育、保育等 (15) 2.3 介护服务是公司最核心的业务 (16) 2.4 近年来新增保育、宠物疗养等业务来拓展收入来源 (19) 2.5 成本和费用：人力成本是主要支出 (20) 风险提示 (20)
图表1：全球各国老龄化程度 (4) 图表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所需时间 (4) 图表3：日本老龄人口和青少年人口占比 (5) 图表4：日本少儿和老年抚养比 (5) 图表5：日本老龄家庭的类型和数量（百万） (5) 图表6：日本65岁以上独居老人数量（千人） (6) 图表7：东京都65岁以上老人孤独死案例数 (6) 图表8：日本社会保障体系 (6) 图表9：日本养老金体系 (7) 图表10：日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及占比 (7) 图表11：日本养老金参保人构成（2016） (7) 图表12：日本老龄家庭和全部家庭2013年平均收入（单位：万日元） (8) 图表13：日本介护保险参保对象及保费负担方式 (8) 图表14：日本的介护保险体系 (9) 图表15：日本各类型（ILO标准）社会保障支出（单位：兆日元） (10) 图表16：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参保人和受益人 (10) 图表17：日本公共养老金账户余额（兆日元） (10) 图表18：日本国民年金的缴纳率 (11) 图表19：国民年金的部分收入和支出(十亿日元) (11) 图表20：日本介护险参保人（万人） (11) 图表21：日本介护服务使用人数(万人) (11) 图表22：介护险的保费收入和给付的费用支出（十亿日元） (12) 图表23：日本全体人民及不同年龄段就业率 (12) 图表24：日本老龄人口就业率高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 (13) 图表25：日本养老金缴费金额逐年提升 (13) 图表26：日本的国民负担率 (13) 图表27：介护险1号参保人平均每月缴纳保费金额 (14) 图表28：介护服务提供机构数量（家） (14) 图表29：介护服务设施经营主体占比 (14) 图表30：日医学馆的发展历程 (15) 图表31：日医学馆的收入和增速 (15) 图表32：日医学馆收入构成(FY2018) (15) 图表33：日医学馆各业务部门的情况 (15) 图表34：介护服务的收入和增速 (16) 图表35：各类介护服务的分支机构（家） (16) 图表36：上门护理提供的服务内容 (17) 图表37：日医学馆在东京多摩市养老院的基本情况 (17) 图表38：日医学馆位于东京都多摩市养老院配套设施 (17) 图表39：介护业务的收入和使用人数增速 (18) 图表40：介护服务的毛利率和运营利润率 (19) 图表41：上门介护服务的使用人数及人均费用 (19) 图表42：介护服务的人员成本占收入比重 (19) 图表43：日医学馆一所“企业主导型”保育园的基本情况 (20) 图表44：日医学馆的盈利能力 (20) 图表45：日医学馆的费用率 (20)
中国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上升的过程。按国际通行的标准,当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化时期。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美、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早已跨人老龄杜会,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6.96%,已进人老龄社会。由于我国人口本身特有的特点,导致人口老龄化引发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更为突出、复杂。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劳动力供给格局、社会保障体系、传统家庭结构等都造成持续冲击。能否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福祉。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那些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1、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 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2000年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相当于老龄人口位于世界第二的印度的2倍,第三的美国的2.5倍左右。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到2050年,增加到4.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占亚洲的35%,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总和还多。 2、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年均递增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68%,大大高于欧美等国,也略快于日本。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徐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不久，麦克阿瑟就明确宣称占领日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明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对日政策是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并陆续采取了诸如解散日本军队、逮捕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头目和职业军人的公职、整肃一批极右政界人物、恢复日本共产党合法地位、解散财阀、实行土地改革、制定新宪法，推进民主化等一系列措施。然而，随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骤变，美国对日政策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遏制转为扶植，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重新武装日本，使其成为美国反共战略的急先锋和亚洲的盟友。 具体的说，促使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战后，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这两个主要的战时盟国开始反目，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美苏冷战日趋表面化。日本处于两大势力圈的交点，战略地位重要，又是亚洲唯一可以执行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家。 其二，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以中国为基地称霸亚洲的迷梦，这就促成了美国与日本结盟的趋向。美国政治家乔治·凯南曾发表一段名言：“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大部分胜利必然增强对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这一观点对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必不可少的伙伴。 其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于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可以发挥防波堤的作用”。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必然要把日本变为自己的“亚洲兵工厂”和反共盟友。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重新调整部署了对日的经济、政治、军事政策，而这一系列的转变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上，美国实行了从限制转为扶植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第一，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和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到原方案的30％。到了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了日本的一切赔偿。这样，日本的850个军需工业和其他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使日本的军事工业基础根本没有受到损伤。第二，撤消了解散日本大企业的大部分指令。1946年，为控制日本经济，美国占领当局曾在日本进行了经济民主化的改革，解散财阀，分割大企业。但到1947年末和1948年初，随着美国政策的改变，日本一些企业又重新集结，大垄断企业得以复活。第三，美国增加了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在1945年到1951年占领期间，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的经济援助高达21．28亿美元，占同一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38％。这些资金主要被用于煤炭、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首先在距离朝鲜战场最近的日本大量采购军需物资，以现款直接向日本订货和使用日本廉价劳务，这被称作“特需”。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日本获得的特需收入累计达23．8
日本老龄化问题研究 【摘要】在日本，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并总结日本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旨在为我国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对策 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的定义，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数量比重的7%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跨入老龄化社会，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特别是在日本的农村，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日本国民寿命的增长，出现了大量的高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地涌入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给日本农村社会生活及农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日本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5%。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的增长超过了7%，1994年则进一步增长到14%。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显示，截止至2011年10月，日本人口总数为1亿278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297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3.3%。与2010年（23%）相比，增加了0.3%。其中，男性老龄化人数为1268万人（平均寿命84.19岁），女性为1707万人（平均寿命90.93岁）。 三、日本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平均寿命的增长而导致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日本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增长。以平均寿命为例，2011年，日本男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84.19岁，女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90.93岁。 二是由于出生率降低而导致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 与日本社会高龄化的增长趋势相反，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却是在逐年下降。1956年人口出生率为2.22%，1975年降至1.91-2.00%，1993年为1.46-1.50%，2005年则降至历史最低点1.26%。今年虽然略有回升，但仍然只能达到1.39%的
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 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现状 1.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32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举足轻重。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如上所述，由于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
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因此
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仍然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制度安排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建议全社会统一思想，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为重点，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策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一）我国在200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型社会。到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3%，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然而，现阶段，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期，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体现出其独有的特征：未富先老、规模更大，速度更快，
赡养负担更重，二元结构明显。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危机特有的巨大挑战。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日益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它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所指的人口老龄化，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加的过程。这是一种人口增长趋势，是老年人口相对增长的过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各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一般地，人口老龄化最先产生于发达国家，它是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必然结果。表现在老年人口数量上，则是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相对加大；表现在人口结构上，则是结构呈老龄化状态。 （二）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对严峻，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相对较小。从时间走势来看，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正逐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中，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4个省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这些省市全部属于东部地区。2012年，有天津、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8个省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其中属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各有3个，属于西部地区的有2个。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增多，一方面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口老龄化呈现转移趋
论文名称：二战后美日关系 学院历史与行政学院专业名称教育硕士(历史) 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研究生姓名龙本宁 学号Z11420209001 任课教师周倩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二战后美日关系 摘要：战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削弱变为扶植。美国把日本变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基地，日本也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把国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接受了“美主日从”的美日同盟，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石”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 关键词：崛起美日同盟战略转型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政府决定独占日本，其基本目标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为此，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以“打击和限制”为主的政策，力图通过民族化、非军事化、发展和平经济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美国迅速调整对日政策，放弃打击和限制改为支持和扶植，并开始把战略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把日本纳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线之中。日本出于对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判断和“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与美国结盟的政策。在随后的冷战岁月中，美国逐步把日本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军事支柱，美日同盟就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则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实施遏制的冷战前沿。与此同时，日本审时度势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美日同盟的建立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中国必将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美日同盟便是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有效战略武器。美日合作领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区域走向全球化，美日同盟走向强化。 一、日本的崛起 （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浅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涉及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关键的时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处于老龄社会，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在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并将以年均3％速度增加。2020年将达到2．48亿，约占总人口的17．2％。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要净增1亿。之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前后提升到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迟早会出现的人口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的，具有刚性特征。 (一)规模大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已达126583万人(这个数字是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口)，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达8811万人，老年人口数量巨大。 (二)速度快 由于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甚至半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老龄人口从1982年的4.9％上升到1999年的10％，只用了18年时间，可以说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三)底子薄 西方国家先进入工业化，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积累到人均大约1万美元的程度后进入老龄社会，是“先富后老”，有充裕的财力支持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而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仅仅800美元时，老龄化就提前到来，是“未富先老”国民经济制约着老龄问题的解决。 (四)负担重 我国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积累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只能通过代际转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一代人要负担两代人的养老保险，即在供养离退休人员的同时，必须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准备部分资金。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1、缔约的时机问题；2、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的问题；3、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1947年9月后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并加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年10月，三部协调委员会的SWNCC384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PPS/10号文件，提出推迟媾和。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384号文件，要求“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在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1948年3月，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把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确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应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彻底和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大幅度减轻赔偿，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PPS28号文件，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PPS/28/2号文件提交国务卿，并于6月2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NSC13/2号文件，9日杜鲁门予以批准，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该文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国际形势，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它明确地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它表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
[导读]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 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案例13 日本汽车击败美国策略 【最新资料，WORD文档，可编辑】
案例13 日本汽车击败美国 日本丰田汽车击败美国 丰田汽车进入美国市场20周年时，它在美国的汽车销量已经达到50万辆。1975，丰田公司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进口汽车品牌，超过了它的最大劲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丰田成为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年产量超过300万辆。 “日本汽车奇迹”的产生，市场营销发挥着显着的作用：首先，日本政府通过行销分析评估和选择具有前景的目标产业——预期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有较高的资本盈利率或国际贸易利益的产业，并予以特别扶持；其次，对这些目标产业中的某些公司采取适当的行销观念，设计有效赢得市场的行销策略。 为保护日本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使其免于外部竞争。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保护政策： （1）进口关税。对进口轿车课以40％以上的进口关税，商用汽车及汽车配件的关税为30％，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1968年。 （2）外汇管制。 （3）货物税。
（4）外贸管制。外资加入日本企业的比例，就公司本身而言，不能超过７％，就整个行业而言，不能超过20％。 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了鼓励汽车外销的政策：优惠政策与奖励、直接援助、支持性措施。一系列鼓励政策实施后，日本汽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一、失败的开端 1955年，日本第一次从20000辆年产量的汽车中外销1250辆汽车到海外。到了1980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王国，每年生产1100万辆各种型号的汽车，占世界总产量的31％，而其中的600万辆被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195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超过900万辆，到了1980年，经济衰退中的美国只生产了800万辆汽车，比它的最高产量少600万辆。 丰田第一批出口到美国的试销车迎来的是一场惨败。首批进入美国市场的是“丰田培特”，该汽车本身有着许多极为明显的缺陷：发动机声音大，内饰十分粗糙，车灯太暗，未达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准。1957年，“丰田培特”开始正式外销时，它的大部分缺点已经得到纠正，但2300美元的价格却完全无法同德国大众公司的1600美元的甲壳虫汽车竞争。第一年仅销了可怜的288辆。稍后，丰田公司将它重新命名为“丰田皇冠”牌，到了1959年，销售情况才有所好转，而这种所谓的“好转”也非常有限，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1960年，底特律的美国汽车厂商们推出了新型的小汽车，如“老鹰”、“神勇”、“科威尔”等，以同德国的甲壳虫车抗衡。本就不是他们对手的丰田车夹在中间大遭其殃，不得不向后退缩。当时，丰
日本老龄化问题的经验与反思 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了2019年10月1日的人口估算数据，结果显示：包括外国人口在内的总人口为1.26167亿人，比上年减少27.6万人，连续9年减少，创下了1950年以来的最大减幅。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3588.5万人，占总人口的28.4%，75岁以上为1849万人，占比为14.7%，两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14岁以下为1521万人，占12.1%，占比跌至新低。这一数据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对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担忧。 根据此次人口估算结果，日本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7507.2万人，占总人口的59.5%，跌至历史新低。不少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国外，很多产业难以为继。同时，随着老年人口增加，日本政府需要负担更多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开支，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压力。 日本人口持续向东京地区流动的趋势明显。在47个都道府县中，40个地区人口减少，人口增加的仅有包括东京圈（埼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在内的7个都县。东京都人口增加9.9万人，增长率为0.71%，居全日本之首。然而，东京都自然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其他地区以及国外。 日生基础研究所研究员天野馨南子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大学入学率的上升，很多年轻人从各地来到东京等大城市寻找工作。原本人口稀疏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减少，相关产业后继无人，使得当地财政愈发困难。一些地方面临着人口危机，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人口从地方流向东京的趋势。 东京地区民众未婚率较高，出生率很低。天野馨南子建议日本各地应加大投入，吸引更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到地方工作，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边育儿边工作的环境。近年来，日本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年轻人从城市搬到地方定居，但效果甚微。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10预防陈欢2010223641 摘要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江泽民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方针后,中国的经济就日新月异的发展着,以很快的速度赶超着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西方世界历史在2007年达到颠峰，人口老龄化问题随之出现。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精神物质得到进一步保障，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向后延迟．人口老龄化问题必然出现，相继的问题随之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极赋挑战性的，也是非常棘手的。能否处理和解决好此问题，是关系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下个目标的关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加快解決 Abstract From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to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o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all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the construction policy, China's economy is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ing, fast catch up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life level. But the western world history in 2007. It reached its peak,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appear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ached a well-off standard, spirit material further security, life expectancy gradually backward delay.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is inevitable, have problems arise. Such a question for a developing nation, it is vastly challenging, is very difficult. Can deal with and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related to the our country achieving a goal down the key.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 Speed up solve 一.人口老龄化的定义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年龄达到老龄，而不是指单一群体或个人年齢。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10%65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酌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而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数的30%并逐渐缩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而中国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到2004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数的10.97%。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二．中国人口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上升到2000年的8811万，占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且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会日趋明显.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1.老龄人口步伐趋快性，趋多性。 2.老龄人口的“贫富差距”性。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最早出现在富人区，因为他们可以享受艮好的医疗设备，也有比较充足的物质精神保障。而贫民则沒有这些保障,平均年龄和富人相比就相对要低得多. 3.老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农村老年人口高于城乡人口，出现倒置现象；再者便是发展地区高于落后及发展中地区，导致一些地区出现老年人口集聚的现象。四．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四.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我认为中国以如此快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发展的总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这是人类社会人力资源结构的一个重大改变，必然带来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因此，人口老龄化必然对社会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如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劳动力就业、消费、产业结构、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对一般社会经济状况和政策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发生是有其必然因素和客观原因的。现如今老龄化已经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的问题，只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对策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1970年，日本继西欧之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今，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20%，这样的傻s现状将制约着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进程。日本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学术界对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日本老人福利制度、年金制度等方面，将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家庭以及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加以综合研究的论述 日本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过程。各国的老龄化情况大相径庭，就对日本现状老龄化来说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其历程和发展趋势首先看下面数据： （1）根据日本内阁府2006年的老龄化年度报告，截止到200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0.8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2560万人，占总人口的20.04%，75岁以上的中高龄人口数为1157万人，占65岁以上人口 的45.2%，总人口的9.1%。 分析日本老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1950年，65岁以上人口总数为41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只为4.94%。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的老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随之激增，只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197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为733万人，1980年为1071.9万人，1990年为1522.1万人，2000年达2204.1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至2539.2万人。35年内老龄人口数量翻了近两翻。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50年以前一直在5%左右浮动，但1950年以后迅速提升，1970年为7.1%，1990年上升到12.08%，2005年更是高达19.9%，平均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 （2）从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于2006年3月发表的报告，日本总人口数量在2006年达到峰值的1亿2774万人以后，将进入一个长期减少的过程，预计2013年将大致回落到2000年的人口水平，2050年将减少至1亿零50万人左右。然而，总人口中的老龄人口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2013年将突破3000万人，2018年将达到3417万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1947-1949年生育高峰期诞生的人口将全部进入老龄期所致。而后，老龄人口数量还将缓慢上升，预计2050年将达到3586万人。届时，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5.7%，即平均2.8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一位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 纵观日本老龄化发展的历程和发展趋势，不难看出其发生老龄化的原因主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 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
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
日本人口老龄化及对策论文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本人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人口老龄化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日本人口老龄化及对策全文如下： 摘要：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论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日本; 人口; 老龄化; 对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多年来，日本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实践与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研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有益于我国应对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 据 20XX 年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以 20XX 年 9月 15 日计，老龄人口29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 3% 。与 20XX 年的 2956 万人，23. 1% 相比，人口增加 24 万人，上升了 0. 2%，老龄人口数和所占比例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从年龄层次看，70 岁以上老龄人为2197 万人，占总人口的17. 2%，比20XX 年增加 68 万人，上升了 0. 6%，75 岁以上老龄人数为1480 万人 ( 同 11. 6% ) ，增加了 53 万人，上升了0. 5% ，8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866 万人( 同6. 8% ) ，增加 38 万人，上升了 0. 3%。 从男女性别看，男性 1273 万人( 占男性人口的20. 5% ) ，女性 1707 万人( 占女性人口的 26. 0% ) ，女性比男性多 434 万人。 把人口性别比( 相对女性 100 人的男性人数)以年龄层分为三类，0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