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家新论
第十讲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1923—1994），原籍苏州，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兴，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路翎曾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1
路翎小时候就在作文上表现出了天赋。“7岁时，老师几次赞美我的作文，还在课堂上亲自朗读我的作文，我便更爱好作文了，而且开始读许多的故事书和课外书，这更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路翎少年时代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后，常读上海文学杂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路翎的求学道路并不平坦。1937年冬天，路翎随家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但因思想左倾，在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年仅十六岁的路翎就离开了学校。路翎没有完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他读过的文学书籍却比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多得多。
1938年，路翎写了一首长诗《妈妈的苦难》，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没有发表，但他得到了胡风的鼓励。1939年，路翎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时用“路翎”作笔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笔名，是为了纪念初恋对象李露玲。）
《要塞退出之后》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
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的杂务。路翎由此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看见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状，“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这些创作是如此逼真，以致于有人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
在矿区人物的描写中，路翎发现了两类人物：农民型工人和流浪汉型工人。前者性格于
诚实中带点卑怯，做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了的乡土的和家庭的梦。后者性格于强悍中带点野性，有时甚至带点无法无天的邪恶感，在放荡不羁的行为做派中散发着生命的强力。路翎同情前者，却更倾心后者。
1942年，丰厚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此时还不到20岁。
《饥饿的郭素娥》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在矿区摆香烟摊位，她渴求幸福，疯狂地爱上了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当她反抗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时，被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张振山则远走高飞，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
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牵连着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和一个农民型的工人，在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所谓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在强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2
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
“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1942年，路翎“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失去了稳定清净的工作环境。后经朋友舒芜介绍，路翎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助理员。1943年，又辞去图书馆职务，经继父介绍，到北碚经济部燃料管委会工作，当办事员。1944年8月15日与电台报务员余明英结婚。据路翎后来的学生说：“他的
夫人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3两人后来相濡以沫度过一生。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争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而是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这个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蒋少祖、蒋纯祖，而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阴险毒辣地掠走了蒋家的财富，一面与蒋家兴讼，一面过着淫荡的生活。以至气死蒋捷三，逼疯蒋蔚祖。
小说的下半部，写这个大家庭释放出来的精灵，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主要描写蒋纯祖逃离危城南京，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四处碰壁、鲜血淋漓的心灵搏斗历程。他很像蒋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蒋少祖，当蒋少祖追逐权力，当了参议员，在旧诗和宋明版本中寻找灵魂的静穆的时候，他却宣称青春是壮阔的，苦闷才能爆发革命与艺术，始终不苟同于污浊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条，而企图“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时代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以这种苦闷的个性，与小集团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暴躁的争辩。在四川穷乡僻壤的小说，他又以这种孤傲的个性，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战。蒋纯祖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而狼狈的处境之中，最终病死。
路翎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从而创造了一批异常复杂的在痛苦中打滚和行进的生灵，创造了一种巨浪狂潮、大起大落、瞬息之间发生激烈的情绪转折和神经颤动的心理描写艺术，创造了一首激越而浑浊、痛苦而悲怆的心灵交响曲。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4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
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
路翎的这一思考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谈到“人民”这一概念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胡风认为，鲁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左拉”。其实更准确的称呼是，路翎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这样评价路翎的小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路翎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
我们读路翎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点神经质，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稳
定的，甚至都有点疯狂与变态。
比如在《蜗牛》中，乡村贫苦女人秀姑突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路翎这样描写秀姑的心情。
在黄述泰的拳头的闪耀下，秀姑看见了淡蓝色的天空，并看见了一只云雀轻盈地翔过天空。秀姑看见，于是凝视，觉得神圣。秀姑咬牙打颤，挣扎着，企图使丈夫注意阳光和天空。而领受她心中的严肃和怜惜。在她的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挣扎。黄述泰放开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躺在荆棘上，觉得为了她所受的苦，那个温柔、辉煌、严肃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轻轻地覆盖了她。她觉得云雀翔过低空，发出歌声。
在她嘴边出现了不可觉察的笑纹。
有人曾经指责路翎所塑造的形象“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导致这种精神变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外力的打击，如被抓壮丁的王兴发；有的是因为内在的欲求，如县政府的录事王静能；有的是因为恋爱的苦痛，如追求线铺姑娘王淑珍而不得的程登富；还有的是因为恶毒的复仇，如王炳全和郭子龙……于是在求生本能的压迫下，这些人便开始了向生存境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个体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挑战，双方力量悬殊。一种巨大得超乎个体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压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层不堪重负的裂变。它们往往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与虚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
路翎说他“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并说他笔下的“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当人们责备作者主题思想“不健康”，认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胡风在与路翎的谈话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5路翎曾这样解释自己这样写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寻求而且宝贵”着“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他不再满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博大悲悯，而“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6路翎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于人的灵魂的探寻中去，使得长久以来埋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火花得以闪现出来，丰富了现代文学对于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心灵世界的描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强度”。
路翎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7.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姿态。
主题的“疯癫”与叙述的“疯癫”在路翎的小说中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路翎是用叙述的“疯癫”在表现主题的“疯癫”。
路翎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路翎的语言有些冗长与繁琐，我们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说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
路翎的语言还有一种焦灼感与芜杂感。在路翎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
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和瞬间心理的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比如在《燃烧的荒地》中，郭子龙先是公开宣称要向地主吴顺广复仇，但过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吴顺广的帮凶。有一次他到寺庙里，非常虔诚地想当和尚，但忽然又转到恶意的嘲弄和尚。这种心理的巨大转折被路翎写得丝丝入扣。
路翎似乎急切地寻求着最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但语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面前总显出无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无力用语言将自我心中的感触精确完美充分地表达，于是焦灼、反抗，当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中时，语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挟着珍珠与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势倾泻而下。激情掩盖了无能，芜杂代替了精确，从中我们体味到现实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无际无涯，但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的困惑也随之而来。人们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意象，因为在你把握了一种之后，必然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之相矛盾的同体异质。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原生态，是超乎于批判现实主义典型观的一种艺术美学。它是由路翎内在的艺术气质决定的。
路翎的小说语言不像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样抒情而感伤，他似乎不是用笔在描写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满身血痕。冗长的句子是鞭子的长度，贬义的词句是鞭子上的毒刺。你看他这样描写一个人的吃饭：
他底方正的大黑嘴发出粘腻的大声，可怕地咀嚼着：他底红色的大舌头送出唾液来，舔着碗边，舔着嘴唇，象一头野兽在舔着骨头。在桌子底下他底腿不住地因肉体底兴奋而颤抖，使得黑娃子恐惧会有一个爆栗要落到自己额上来，不安地把屁股向凳子底另一端移动。
路翎追求的是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荡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创作中是提倡战斗的热情的，他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我们不要，因为它杀死了战斗的热情。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能要，因为它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8在他的笔下，京派作家那种明心见性的静观的审美态度，以及冲淡、明净、节制、圆润的笔情墨韵，已经荡然无存。他牺牲了艺术上的空灵和精致，换取了犷野雄放，元气淋漓。正如胡风所说：
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底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
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风格：
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青年给路翎写信，信中这样说：“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9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
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10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对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领以前供给制时的二十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后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动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
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说：“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的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气、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在胡风冤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人物。舒芜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后裔。曾经介绍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起谈论哲学问题。《论主观》就是路翎推荐给胡风的。但是，舒芜在解放后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卖友求荣。后来又公开发表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风一案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
路翎本来还写了一部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但未及发表，便于1955年6月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硬。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近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燥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痴呆呆。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也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
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创造力最强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11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他的天才曾经闪光，就像一颗流星一样。
注释：
1、《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9页。
2、《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7页。
3、阿红：《忆路翎师》。
4、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蚂蚁小集》之二“预言”，1948年5月。
5、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收入《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6、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1942年6月7日）。
7、《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2月版。
8、路翎：《〈何为〉与〈克罗采长曲〉》，《希望》1集1期，1945年1月。
9、欧阳庄：《给路翎的信》。
10、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11、化铁：《我所知道的路翎》。
一、填空题（共20 题，共40 分。） 1. “点铁成金”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提出的诗歌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对江西诗派诗人影响很深。 2. 在80年代后，杨绛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保持着她边缘人的写作姿态。 3.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4. 王安忆为有意突现性爱本身具有的美感而创作的“三恋”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 之恋》。 5. 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两首最著名的长篇抒情叙事诗是《长恨歌》和《琵琶行》。 6. 汉代民歌《上山采靡芜》的最后六句:“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 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7. 铁凝的成名作》写了一个名叫台儿沟的偏僻小山村，被火车从沉睡中惊醒的故事。 8.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理论”，主要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 9. 北宋词人苏轼擅长在咏物词中抒发身世飘零之感，如他的名作《兰陵王·柳》等。 10. 苏轼的词代表了北宋诗坛的最高成就，他开拓了诗的题材和意境，打破了传统的婉约风尚，开创了 豪放词风。 11. 在80年代中期开始崛起的先锋小说中，格非是马原之后叙事革命的代表，孙甘露在语言实验上走 得最极端，而余华则发展了残雪对人的生存探索。 12. 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尚书》，其书名即上古之书的意思，是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13.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和宋代的八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中，在唐代的两家是韩愈、柳宗元。 14. 清代诗人对盛世的虚幻有清醒的认识，《癸巳除夕偶成》其一预见了社会危机的即将来临。 15.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6. 宋代诗人杨万里以“活法”作诗，创作了轻快活脱的“诚斋体”。 17. 在《家》中，觉慧把鸣凤送给冯老太爷做小老婆，鸣凤自尽后，又换了一个丫环，她是婉儿。 18.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宋代隐士诗人林逋《山园小梅》的咏梅绝唱中的名句。 19. 国统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主要有的茅盾《腐蚀》，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20. 解放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二、简答题（共 3 道试题，共30 分。） 1. 简要说明《棋王》儒道合璧的特点。 作品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王一生的生存意识和存在方式，即他关于“吃”和“下棋”两件事。吃为身体之须，棋为精神之须。对于“吃”，他的要求很低，“顿顿饱就是福”，对于“下棋”，则是自我完善的追求。安贫乐道、宁静淡泊的道家思想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在王一生身上得到了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
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 ○刘卫东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路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的组长，1950年3月，由南京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剧团从事剧本创作工作。应该说，新政府对路翎还是比较重视的。此时，路翎努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但是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能简单归为四十年代“七月”派与左翼批评家矛盾的延续，而是有着“新时期”批评界的独特内容。路翎是一个有着很强创作个性的作家，也是在当时很少提出反批评的作家之一。他在1949年前后的创作中，与理论界发生了哪些分歧，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对“工人阶级”题材作品的批评 路翎在1949年1950年两年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包括《替我唱个歌》、《荣财婶的篮子》、《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劳动模范朱学海》、《除地》、《林根生夫妇》、《英雄事业》等，编成一部集子《朱桂花的故事》（《十月文艺丛书》之一，天津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如此集中描写自己不熟悉的工人阶级，对于路翎是首次，在题材方面显示了他在新的历史阶段“更新”自己的尝试。正如他在1949年7月写的：“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1]但是，这部小说集遭到了批判。路翎在同时期写的《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也未能通过审查，不能上演。 《朱桂花的故事》在当时遭到了什么样的批评？陆希治的文章《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2]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奇怪的是，该文将路翎的“态度”作为重点批评。虽然开始承认，“作者在主观上是在企图探索工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并通过生活把他们表现出来”。但是，此文接着却拿路翎跟其他人比较：“他不像那些认真工作着的文艺工作者那样，即使他们的作品里也可能带有缺点甚至错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的他们的真正诚意的态度和辛勤劳动的痕迹，而路翎却轻率而又自命不凡地以他自己的灵魂取代了工人阶级的灵魂。”批评路翎“轻率”和“自命不凡”，作者并没有什么根据。从朋友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路翎有些“自尊高傲”[3]，这或许就是“轻率”和“自命不凡”的由来吧。路翎身上孤傲的气质和对工人居高临下的视角使他的小说独异于当时其他作品。但是，“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政权法定的、不容展示缺点的领导阶级。对于在新的阶段如何看待“人民”的问题，路翎虽然有所认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审视”和“鞭挞”的立场并没有彻底改变。胡风最早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4]，指出民众灵魂存在需要克服的缺点。路翎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政治斗争或实际斗争的胜利，并不能结束这个布满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中国”，“我们底人民在主观情况（即旧习惯和旧意识地控制）上仍然是相当落后的”。他批评“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冷淡的虚伪的客观主义者”，认为“他们看不见具体的，就在他们身上、街上、贫民区里、工厂和农村里带着创伤而又向前奔突的活生生的人民”。[5]显然，路翎对“人民”的看法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点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弛的。
路翎《平原》小说阅读练习及答案 五、现代文阅读(一)(15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2～14题。 平原 路翎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要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要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新又追了上来，“要是你真的要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要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来么也要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要了，你怎样办？”
《平原路翎》阅读答案 平原 路翎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新又追了上来，“是你
真的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来么也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度多久的命啊！一直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了，你怎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了，他又拿起衣服来狠狠地揩着汗，偷偷地看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她的难受的、悔过的表情。然而她整个的苍白的脸冰冷有如铁石。于是他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稻田的远处。 “唉，真可怜啊，我们这些庄稼人！为了几斗米！”他想。但是想到这几斗米，他又动气了，重新憎恶地看着她。 “你走吧！你走好了，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这几年，有吃的总给你先吃，有穿的总给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对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够感动她。 但回答他的却是暑热下的眩晕的寂静。他的女人提着布包走过那个高而窄的石桥，走到石桥的那一边。 “唉，我这个可怜人，我怎么好哟！”胡顺昌蹲了下来，
浅论《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的“疯狂” 周义婷长丰县杜集中心校 摘要：《财主底儿女们》以家庭为母体表现这群对“家”无法割舍的感情的人 们一步步陷入“疯狂”的状态，又因为人的焦虑的不可消除性，要实现对自我的肯定，只有一生都与它做反抗，而反抗能力的强弱，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是软弱无力的，呈现一种弱势，或是反抗最终却放弃的，或是充满热情的终生都在抗争奋斗的。作家给予他们以精神思考的自由空间，并赋予他们思考内容的自由开放，在此基础上作家描写了人物的“疯狂”行为是人的内心对“英雄”的渴望，是人物身上特有的“英雄气质”激发了生命的“疯狂”。最后，不管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从焦虑走向疯狂最终迈向了死亡，但正是生命经历的这些过程，才会到达未来，作家相信未来的光明与希望。 关键词：家庭情结；生命形态；精神空间 路翎的小说（主要指1949年以前）几乎是一首首生命的狂歌，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躁动不安的，充满焦灼的疯狂的，他的作品中的一个个生命个体几乎都在经历着这样一种躁动焦灼疯狂的心理过程。 由于感到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对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而产生焦虑，随着焦虑的持续或是增加，表现在行为上着便是“疯狂”的产生。“疯狂”不仅仅指“丧失理智或精神失常”的病理现象，更是一种心理现象，这在路翎的作品《财主底儿女们》中作家作了精彩地描绘与刻画。在作品中，从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作家仿佛痉挛的手足无措的执着笔，是因为他道不出其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的想和做，他们的行为在常人眼中看来是那样的不可理喻，然而作者是遵从于现实主义的手法，无限接近生活和生命的最原始的状态，真实的加以描写，笔者好像并不在意“非善即便是恶”的传统，而是如实地描绘生命存在的无规律性并把人对无规律性的生存状态的焦虑外化了而已。这部作品似乎并不刻意于写作技巧的追求，而是如实的描写生命的本真。 一、家族情结中展现人物的“疯狂” 在很多人的眼中，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家园故土情怀。事实如此，并且更有着复杂的家族情结。中华名族的恋家，这已是一种共识，家的依赖和眷恋已成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在的意识，这种感情更是广泛的被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从“狐死首丘”“越鸟南枝”“胡马北风”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新文学作品中涉及大家族题材者更是不甚计数，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
路翎《平原》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2～14题。 平原 路翎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要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要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新又追了上来，“要是你真的要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要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来么也要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要了，你怎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了，他又拿起衣服来狠狠地揩着汗，偷偷地看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她的难受的、悔过的表情。然而她整个的苍白的脸冰冷有如铁石。于是他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稻田的远处。 “唉，真可怜啊，我们这些庄稼人！为了几斗米！”他想。但是想到这几斗米，他又动气了，重新憎恶地看着她。 “你走吧！你走好了，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这几年，有吃的总给你先吃，有穿的总给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对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够感动她。 但回答他的却是暑热下的眩晕的寂静。他的女人提着布包走过那个高而窄的石桥，走到石桥的那一边。 “唉，我这个可怜人，我怎么好哟！”胡顺昌蹲了下来，昏沉地抱着头。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望向桥那边，走着路的她忽地倒了下去！他飞奔过去。她微弱地喘息着，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的心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 “桂英！”他小声喊，伏在烈日下面的草地上，“你要回娘家，你去好了，都是我不对，你去住些时好了。” 她无力地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眼泪从她的睫毛里流了出来。
路翎《平原》阅读练习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要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要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新又追了上来，“要是你真的要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要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
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来么也要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要了，你怎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了，他又拿起衣服来狠狠地揩着汗，偷偷地看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她的难受的、悔过的表情。然而她整个的苍白的脸冰冷有如铁石。于是他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稻田的远处。 “唉，真可怜啊，我们这些庄稼人！为了几斗米！”他想。但是想到这几斗米，他又动气了，重新憎恶地看着她。 “你走吧！你走好了，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这几年，有吃的总给你先吃，有穿的总给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对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够感动她。 但回答他的却是暑热下的眩晕的寂静。他的女人提着布包走过那个高而窄的石桥，走到石桥的那一边。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73034720.html, 浅析路翎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思想特色 作者：孙广雁 来源：《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7年第45期 摘要：路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作家，他有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社会和时代有强烈的主 观体验。走上文坛，是他刚刚开始品味人生之时，他年轻的生命里燃烧着青春和理想的火焰。但呈现于他面前的现实生活、社会情景的黑暗，使他睁开了眼，现实感使他独立自主，勇敢的直面人生。作者对痛苦中人们的灵魂做了深刻的挖掘，跟鲁迅作品的思想“哀其不幸，怒气不争”不同的是，他作品中的人们在痛苦的挣扎中，通过“原始强力”去抗争，表现出强烈的动荡感、紧张感和悲壮美，是一首战斗的颂歌。 关键词：现实经历痛苦“原始强力” 路翎是一个创作力非常旺盛的小说家，他的文学才能是受民族的灾难和忧患所催发的，他的心里燃烧着沉痛、悲愤、追求和抗议的火焰。路翎的小说创作是以亲生经历的矿区生活为坚实基础的，他回忆说：“我在矿区里住的时间较多，所以对着煤矿很熟，对它很有感情，我常在矿区里徘徊，观察矿区里的生活：恶毒的包工老板，带黑眼镜的特务职员，疲劳、全身黑煤污染，帽子上亮着矿灯的矿工，矿工和他们的妻女开设的简陋的小馆子，矿工们的拾煤渣的衣服，衣服褴褛的儿童，负伤的痛苦的呻吟和矿井里抬上来的牺牲们的尸体，死亡者的寒怆的荒草里的小小的坟墓。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告诉我，他们外省来的居多，思乡、希望抗战的胜利，也说到这剥削压迫吃人的社会倘若不变，他们的命运会很苦的。”[1]路翎的小说也就是在这样的观察和交流中直接产生的。 丰富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1942年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这部小说描写一个美丽而强悍的矿区劳动妇女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烟片鬼收容为妻，她渴求幸福，疯狂爱着如野兽一般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作者通过一个劳动女性的悲惨命运，写出了她的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执意发掘蕴藏在人民心中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发反抗社会的“原始强力”，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路翎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中，背景极为广阔。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关照现实生活，再现客观世界的三个角度：[2] 一是描写时代。《财主底儿女们》中，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既是小说延展的时间链，又是呈现的对象。这十年间我们民族所发生的大事，诸如：“一·二八”上海抗战、“满洲国”成立、华北危机、长城抗战、西安事变、汪精卫媚、“七·七”事变、南京屠城、武汉拒敌等，都编年史 一样记录下来。 二是描写生活。读路翎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矿山生活的艰辛与沉重，乡村生活的清新与陈旧，都市生活的无聊与空虚，流浪汉生活的自由与潦倒，战争生活的残酷与崇高，知识分子生活的追求与彷徨，既对立又统一的、以丰满的形态、带着原生态的鲜
[原题再现]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第1～3小题。 中国胜利之夜 路翎 1945年8月10日晚上九点半钟，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镇公所和附近一所学校里同时传了出来，这座乡镇上立即传出了鞭炮声和欢呼声。大半的人们特别是公务员、学生、商人和其他所谓上流社会的人们，投到狂欢的旋涡里去了，弥漫着并腾起了一阵欢乐的、幸福的气氛。 某机关的男女职员们，聚在门口谈天，不时发出快乐的笑声来；鞭炮时而在他们的左右响着，时而在他们的前面响着。 “抗战胜利的——我一直坐船回南京“一个女的说。 “我才不一直走——我要到处玩，优哉游哉!”一个男的说。 “我要把家乡的味吃一个饱，先吃一个月再说!”第二个女的说。 “这一下非赶快回去，有钱先买起地皮来，南京的地皮值钱呢!”一个男的说。 “你是南京人——哪天我上南京买地皮，你要帮我把言话拿顺，啊！” “我要到东京去！” “我的叔到日本去过！那才叫安逸！”第一个女的说。 “唉，真想不到中国也有今天!” “哪有那么容易!我先回去收一下租……” “回家了噢！”第一个女的，兴奋地叫。 啊，在那一片遥远的凝着血的土地上，有着小鸟们和可爱的小白兔们的美丽的、甜蜜的家！ 小烧饼铺的司务黄富贵听见鞭炮声，听见日本投降，可以回家去了，跳了一下，打了两下拳，跪到桌子上去又跳下来，跑到街上去叫了一声又跑回来，冲进房去了，快乐地捶打着他的凌乱的生病的女人的脊背。 “乖乖要回家了呀，乖乖呀！” “七八年来心里好想呀，乖乖呀，回家了呀！” 可是突然地他沉默了，垂下了手在暗澹的灯光里站着。冲动地哭了出来。 “家里是烧光了。亲娘又是炸死了1”他想到，挣扎着带着孩子们回了家以后，仍然是这同样的辛劳、受欺的生活。 “福贵呀，我们总是苦人，不哭了吧！”他的女人，难受地，亲切地说，摩着他的头。 两个穷苦的、赤膊的男子。张海云和王得清，在腾着欢声的街上亲密地说着话。天上，繁星在静默中闪耀着。 “日本天皇，美国人说要废除，还有苏联人，那样凶的德国都让他打败了呢！” “唉，那些美国兵啊！一个个那样快活！”张海云说：“就是不尊重中国人，随便地闹！” “这都是国家有强弱——我想着我的哥哥啊！” “打完了仗，怕要回来了。” “要是不打死呢……”王得清停了一下接着说，“总有一天要回来的罢！我那嫂子是日夜地哭——生活艰苦啊!” “打胜了日本倒是值得呢。”
收稿日期:2003-01-18 作者简介:孔吉吉(1978-),男,山东省曲阜市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01级研究生。 第24卷第2期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4月V o l 124N o 12 Jou rnal of J in ing T eachers’Co llege A p r 12003 文章编号:1004-1877(2003)02-0040-04 困兽的嚎叫 ——浅析路翎小说的人物塑造 孔 吉吉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路翎和他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其作品中的人物更是以别样的个性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三部代表作品《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中,血性人物的塑造充满不同生命力形态的野性的人,在困恶的环境中无奈地挣扎而最终走向死亡的悲剧,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从而体会作家对于人性解放的渴求与希望。 关键词:路翎小说;人物塑造;野性;生命力中图分类号:I 207.425 文献标识码:A 路翎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 特例。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路翎就已经能够对人生进行颇为成熟的思考:1923年出生的他,16岁的时候就在《大公报》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在游击战线上》;1942年即创作出吸引了大批读者和权威批评家眼球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同年,不满20岁的他开始构筑后来被誉为“五四以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1] ——《财主底儿女们》。年轻的路翎在他的作品中同时表露出了与自己年龄相称的“冲”劲和超越年龄的冷静,这两者的交织是他小说里最具特色的地方。鲁迅先生指出的中国人国民性的劣根就是一味盲目的顺从,全没有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自主性。路翎先生小说中的主人公仿佛是另外一种中国人,少有鲁迅先生痛斥的劣根性,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盎然的生命力,一种勃发的野性。同时在路翎先生刻意渲染的那种压抑的小说氛围中,这种野性激发了人的生命力,成为困窘中的国人唯一的突围之路。路翎的小说多是描写人物悲剧的,而路翎笔下的血性人物个个是众矢之的,被周围的愚民团团围住,虽然自身有足够的生命力,但是在与大环境的较量中注定是碰得头破血流,走得走,死得死。他们犹如一只只困在笼中的野兽,在阵阵凄厉的嚎叫后,无奈的走向了悲剧的命运。路翎的 小说实践着重在于对人的生命力的探寻,并且找 到了生命力发生的源泉——野性,这种野性可以激发人的生命力,但是生命力的激发却并不能让主人公得到真正的人性的解放,与之相伴的却是注定的悲剧命运。 按照时间的线索来看,《饥饿的郭素娥》当然是我要提及的第一部小说。前面说过,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路翎先生的成名作,从这部小说里就能够看到作家后来一以贯之的创作心态和技法。 这部小说是以矿山生活为背景,来写几个被生活的残酷扭曲了的底层人物——张振山、魏海清和主人公郭素娥等。 郭素娥作为小说发展的线索是首先被赋予野性的人物。她的男人刘寿春老而多病,当矿山在土窑区里建立起来之后,周围农村的人都有了别样的生活机会,而这个无能的男人却依旧是到处骗钱抽大烟,家庭生活的负担完全的落到了郭素娥肩上。于是郭素娥在厂区里摆起了香烟摊以求生存就顺理成章了,也难怪“有着渺茫而狂妄的目的”的她“在香烟摊子后面坐着的时候,脸焦灼地烧红,修长的青色的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欲望的来临是需要得到某些外在的刺激的,当悍厉、放荡、乖戾的流氓型人物张振山出现的时候,他的金钱、他的强健的身体和 — 04—
中国现代小说家新论 第十讲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1923—1994），原籍苏州，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兴，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路翎曾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1 路翎小时候就在作文上表现出了天赋。“7岁时，老师几次赞美我的作文，还在课堂上亲自朗读我的作文，我便更爱好作文了，而且开始读许多的故事书和课外书，这更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路翎少年时代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后，常读上海文学杂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路翎的求学道路并不平坦。1937年冬天，路翎随家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但因思想左倾，在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年仅十六岁的路翎就离开了学校。路翎没有完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他读过的文学书籍却比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多得多。 1938年，路翎写了一首长诗《妈妈的苦难》，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没有发表，但他得到了胡风的鼓励。1939年，路翎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时用“路翎”作笔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笔名，是为了纪念初恋对象李露玲。） 《要塞退出之后》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 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的杂务。路翎由此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看见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状，“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这些创作是如此逼真，以致于有人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 在矿区人物的描写中，路翎发现了两类人物：农民型工人和流浪汉型工人。前者性格于
路翎小说《燃烧的荒地》人物论 ——以郭子龙、张少清、何秀英为例 路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一位作家，十七岁时便以天才般的笔力创作出近八十万字的青春史诗——《财主底儿女们》。目前文学史对于路翎的评价也主要集中于这一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而另一部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则因为种种原因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事实上，这篇作品较《财主底儿女们》更为成熟、含蓄，较《饥饿的郭素娥》更加雄浑、大气，如果要全面地了解路翎，《燃烧的荒地》将是一部无法回避的重要作品。 《燃烧的荒地》创作于1948年，以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个沉闷的村镇——兴隆场为背景，刻划了几个挣扎在崩溃边缘与命运决斗的底层人物——何秀英、张少清和主人公郭子龙，在他们身上展示出来的生命原始的强力，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悲壮而痛苦的漂泊流浪情怀，以及纠缠不休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形成了路翎小说特有的“情感结构模式”，而人物那种以生命价值感为核心的强烈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这种“情感结构模式”之中。[1]那么，小说中这种生命意识是如何展现的，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呢？通过对路翎研究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先前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生命强力、流浪精神、人的灵魂开掘等路翎小说生命意识的构成部分，但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生命意识的挖掘，不在于从生命的角度探究路翎笔下的人物。所以，本文试图以生命意识作为开启路翎小说的钥匙，以小说中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为论述依据，具体分析内含在路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的类型及其意义，进而探究其深层律动，彰显出路翎不同于新文学其他作家的独特个性和异质的创作追求。 一悲壮而痛苦的漂泊流浪情怀和乡场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万倍于乡场穷人的生涯，有大的痛苦和憎恨，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他在异乡唱家乡的歌，哀顽地荡过风雨平原。”（《蜗牛在荆棘上》) 这是路翎笔下的流浪者所发出的悲壮的生命的号歌。《燃烧的荒地》中的郭子龙正是这种“漂泊流浪”性格特质的代言人，是路翎塑造的大批漂泊流浪者的形象中最为典型和深刻的一个。 主人公郭子龙，年轻时如同任何其他热烈、冲动的青年一样，有着对壮阔生涯的渴望与追求，甚至为此而同封建家长决裂，出外闯荡漂泊，想在动荡的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可是，时代给予这个青年的只有无情的戏弄与嘲讽。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与漂泊生涯之后，郭子龙的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创伤。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无奈地返回了家乡——兴隆场。此时的郭子龙，除了军旅生涯留给他的满身伤痕之外，一无所有，落魄不堪，但性格中与生俱来的顽强以及身上留存的“袍哥”式英雄主义，让他仍然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出现在故乡的每一个公共场所。“他不仅要清算他的财产，他还要清算他一生的失意。”而这“清算”的对象，就是乡场的恶霸地主吴顺广。已经在漂泊岁月中腐化的灵魂让郭子龙脑子里除了钱便是女人，但同时，一种想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强烈愿望和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让他企图对命运作最后的搏击，他希望在故乡获取他想得到的一切，在漫长荒芜的漂泊生涯中苦求而终不可得的一切。“从命运的战场里败阵了下来，他是如乞丐一样的狼狈和饥渴，也如乞丐一般的卑鄙和下贱。但在这些的里面，却又屹立着怎样的一个英雄，握着他的左轮手枪。” 返回故乡后，郭子龙野心勃勃。他先是在公共场合对吴顺广进行态度上的侮辱与挑衅，继而挑拨、怂恿老实忠厚的佃户张少清与吴顺广公然对抗，甚至在最初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