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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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和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作为调节社会的基本手段，结合使用。法律与道德之间缺乏明确的分界，二者互为表里。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为了维护专制王权以氏族奴隶制的严酷统治，镇压被奴役部族和平民、奴隶的激烈反抗，夏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利用刑法手段来稳固奴隶制国家政权，这使得刑事法在形成初期的夏朝法律中居于首要地位。
古代法律之起源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学号：13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 外国：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共和国时期，就产生了律师的雏形——辩护士或保护人。根据雅典的法律规定，只有雅典的男性公民享有起诉权，而妇女，奴隶以及异邦人没有起诉权。异邦人的诉讼，只有通过其“保护人”才能提起和进行。在案件的审理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并且允许当事人委托他人进行辩论。这是的辩护士或保护人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但由于雅典法律制度的滥觞地位，无疑对罗马律师制度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和规定。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学习、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行政官员提供意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在社会上，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于是，“职业律师”正式出现了。公元三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的管理，将律师分为从业律师和或候补律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欧洲大陆进入封建社会，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割据和自给自足的农奴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加上纠问式诉讼代替辩论时诉讼后，审理案件实行有罪推定原则，法庭无论对被告或原告，甚至对证人都可以刑讯逼供，并把口供誉为“证据之王”，诉讼当事人毫无诉讼权利，这就是律师制度几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前期的欧洲大陆，律师制度陷入衰落和停滞状态。 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律师制度有所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封建时代的英国的律师制度较为发达些。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代理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代理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代理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代理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 早期五刑：墨、劓、膑、宫、大辟。 刑起于兵，兵刑同制。 夏商的神权法思想是法律的思想基础。 王命包括誓（约束）、诰（告诫）、命（君主的命令）等多种形式。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可能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五刑是其主要内容。 汤刑一般指商朝法律的总称。 夏商五刑：墨、劓、髌、宫、大辟。 大辟即死刑，宫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的刑罚，髌是断足或者砍去膝盖骨，劓即割掉鼻子，墨刑在面部或额上刺刻特殊标注之后，再染以墨的刑罚。 刑罚原则：刑不株连、疑罪从轻、不杀无辜、过失从轻 中央司法官，商称司寇。 神判和天罚是夏商司法审判的特点。 夏朝监狱为圜土、夏朝末年称之为夏台、商朝监狱有羑里。 简述原始氏族战争对我国法律起源造成的影响：阶级分化，原来的氏族社会行为规范，后来便成为了法律。氏族首领的职权演变为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机关和法律机构。原始社会末期也确立了不少刑罚罪名及处置方法。有法官和审判的存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早就了法律。部落军事首领掌握着军事权利，这就必然对原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制造成破坏。 简述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①刑起于兵，兵刑同制。中国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②原始风俗转变为法律。③血缘纽带关系影响之深。④维护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化。 简述夏商立法思想以及立法活动的情况：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拳发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立法活动：①王命（誓、诰、命）②禹刑③汤刑④官刑 简述夏商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法律内容出于秘密法状态。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产生了我国早期的经济法规，反应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生产各方面的程度。军权至上，神权法思想渗透至深。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 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罚思想、明德慎罚（缓和阶级矛盾，对周初的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环境）、礼治思想（维护等级猪肚、预防犯罪、防民） 《吕刑》西周中期的重要刑书，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适用刑罚的总原则为明德慎罚。赎刑是其核心内容，可以用钱财代替或抵消其刑罚。 西周礼制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 西周刑罚区分故意过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眚、非眚，非终、惟终） 西周刑罚遵循世轻世重的原则。用刑灵活，因时而异。 我国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礼与刑的关系：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两种手段：①出礼入刑，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礼的本质特征） 西周契约制度：大宗买卖用长劵，称为质；小宗买卖用断券，称为剂。“傅别”也是一种书面契约，在借贷活动中使用。
法制史：中国法地起源与夏朝法律概况 一、中国法地起源 中国法律地起源问题是一种众说纷纭地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吸取中国本土资源，依据《尚书》等古籍地记载，认为中国法律产生于黄帝和舜时代；一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地国家学说，将法地产生与国家地产生联系在一起考察.还有些学者试图从文化学地立场，对中国法律地起源进行解释.分别考察，盖有五种.b5E2R。 （一）关于中国法律起源地几种观点. 、法源于天说.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意思是，天惩罚有罪地人，用五种刑罚惩治五类罪人.《大禹谟》：“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p1Ean。 、刑起于兵说. 《史记.律书》：“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考证》谓语本《吕氏春秋·荡兵》篇.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日：“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兵之与刑，二而一也，杜佑《通典》以兵制附刑后，盖本此意.杜牧《樊川文集》卷—○《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曰：文、武.”(《管锥编》(一)第页)DXDiT。 概括言之，兵与刑地联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兵”是“刑”地手段.用甲兵、斧铖对敌对部族大行杀伐，这是最大地刑罚；用刀锯、钻凿截人肢体、毁人器官，这是中等地刑罚，此主要针对所辖部属；鞭打是最轻地刑罚，主要施于内部集团成员.其二、“刑”是“兵”地条件.为组织开展军事行动，必须创制和实施一些号令.《易经.师》：“师出以律”.就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遵守号令.这个号令就是法.后来成为军法.法律有暴力特征和强制属性，古人已认识到了.RTCrp。 、法源于苗民说.苗是南方地少数民族.《尚书.吕刑》篇：“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法刑同意，刑起于兵.5PCzV。
浅议中西方法律起源差异 由于我国与西方在人文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不同，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与发展道路上也呈现差异性，而这种差异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在法起源上的差异起源上的差异 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和以希腊(雅典)、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文思想等诸方面各有其特点，所以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族之间的战争。根据我国法制史研究证明，我国古代法主要是刑，例如，禹刑、汤刑、吕刑等。当时所谓的刑比现在的刑，含义更狭窄，专指肉刑、死刑，是杀害人生命戕贼人肢体的一种暴力手段。而与此不同，古希腊、罗马法则起源于氏族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古代希腊的雅典是氏族内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并且随着平民斗争的胜利，加速了氏族组织的崩溃和希腊国家的产生。与国家产生的这种形式相适应，法产生的第一种形式就是梭伦的立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以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的等级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而在罗马，则是氏族外平民反对罗马氏族贵族，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加速了罗马氏族组织的崩溃和罗马国家的产生，以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的公布，确认了平民的权利义务。所以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祖先不同，他们所解决的不是氏族、种族之间你死我活的征战，而是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调整和重要分配。这样，它们就有可能找到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使大家共同遵守其条款，和平共处”。 二、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法、刑、律同义。法在词源上带有公平、正直的含义。法在夏、商、周三代被称作刑，它的职能不外是对外证诛、对内镇压两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李悝著《法经》，以“法”取代了“刑”，后商鞅变法，改“法”为“律”至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成文法典《宋刑统》除外)一律都称作律，律是由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带有一体遵行的效力。但无论名称如何，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法即是刑，是镇压手段，是暴力工具，它注定只能是工具，而永远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而在欧洲历史上，法产生伊始就被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法具有广泛的职能，既有政治的，如在古希腊;也有民事的，如在古罗马，同时也有刑事的。也就是说中国代的法，其固有观念中根本不能容纳“私法”的概念，根本不需要用法来保护公民权利一类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也就谈不上用法来分配权利和保障权利。 这种传统法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对法的看法仍未完全摆脱刑的纠缠，法仍然被看成是禁条，是违背不得的。人们提起法首先想到的是法律禁止我做什么、要求我做什么，而很少想到我的权利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最根本的是要从思维模式上、从法观念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法不仅具有镇压的职能，它还是一种权利保障的手段，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更重要的它还是社会利益的调整手段。 三、对法认识上的差异 “无讼是求，调处息讼”是中国古代法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古代，一直重狱轻讼，所谓狱，即狱讼，指刑事诉讼;讼，争也，指民事诉讼。在儒家的“和为贵”思想的熏陶下，加上礼的实际调整作用，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上打上了“厌讼”“息讼”的烙印，人和人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纠纷，不是借助法律手段，而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这与好讼的西方不同，西方人主张法是权利的保障，这也是其民事法律规范发达的原因之一。因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一）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指导法的起源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人们日常交往的渐趋频繁，尤其是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尽管某些简单的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伦理习惯或行为规范可能起源较早，但相对系统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国家法的产生，则只能出现在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或国家产生之后。 在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聚落组织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并不需要借助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调整规范，社会长期处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①]，“无制令而民从”[②]的状态。当时，维持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氏族内部的原始民主精神和初民们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与伦理道德规范，并以群体组织规则、氏族首领威信及社会舆论监督等为保障。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在一些极端场合，有时也以
决斗、复仇或战争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与争端。但这完全是在民主、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丝毫不具有征服、奴役或压迫性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起，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已能创造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类的最低消费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并且迅速转化为社会财富，逐渐被某些氏族首领据为己有。最晚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劳动分工日渐扩大，脱离生产领域的商人阶层和从事精神生产的宗教神职人员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人员相继出现，私有制、贫富分化及社会分层日趋显著。少数垄断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调整和解决矛盾冲突，开始建立国家机器，法的起源也就应运而生。 有人认为，法起源于天道与神意。如《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称：“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亦称：“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也有人认为，法起源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还有人认为，法起源于“理”，亦即宇宙绝对精神。如朱熹指出：“法者，天下之理”[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⑤]；“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⑥]。 就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具体途径而言，历史上有刑“始于兵”[⑦]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中国古代的刑最初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战争中产生的军法。“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古代法律之起源 集团公司文件内部编码：（TTT-UUTT-MMYB-URTTY-ITTLTY-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一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
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什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什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响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它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着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
中国法制史论文 中 国 法 律 的 起 源 及 特 点 系别：人文社会科学系 班级：1132法律事务 姓名：王阿珍 学号：201121603204
摘要：第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 （二）法源于礼 第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法礼结合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关键词：定罪量刑、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典体例
【正文】：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二）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黄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型用刀锯，其次用钻，薄刑用鞭折”（《国语·鲁语》）苗民“五刑”：蚩尤时代，“苗民弗用灵，惟作无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尚书·吕刑》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尚书·吕刑》） 皋陶象刑：所谓象刑，一种观点认为；象是象征之义，象刑是让人穿着不同色质的衣巾服饰，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示耻辱与惩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象是画像之义，象刑就是绘制受刑人身着不同衣巾服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
时礼成为确是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 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 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 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 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的具体表现是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由正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出礼而入于刑。礼与法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制文明。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中国法制史 课程代码：LAW 101 课程名称：中国法制史 英文名称：The Legal History in China 课程性质：本学院必修，其他学院选修 学分课时：3学分，54课时 主讲教师：李俊教授 所属院系：法学院法学基础理论系 办公室：宁远楼704 电话：64493003 邮箱：lijun665@https://www.doczj.com/doc/8913121177.html, 教学对象：法学院一年级本科生，其他学院各年级本科生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师生互动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依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出勤情况等评定 期中考试，开卷考试 期末考试，闭卷考试，笔试 其中平时及期中成绩占30%，期末考试占70%。 出勤要求：整个学期缺勤超过5次者不得参加考试 使用教材：李俊、刘夕海编著《中国法制史》，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参考书目：1、《论语》(学而、为政、八佾)等篇； 2、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课程简介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制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本质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它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全国法学学科本科学生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同样，中华法制文明也具有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其影响曾远及相邻东亚各国，因此被称为“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今天，学习中国法制史，其主要价值在于：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认识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法制建设国情的把握；同时，学习中国法制史将有利于充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完善其法学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教学内容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部分主要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特点和意义进行讲解，同时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介绍，使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有一个宏观的基本了解，为进入具体问题的学习作好铺垫。 1、中国法制史学科特点和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2、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方法。 【教学时数】3课时 第一讲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夏、商、周法律制度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讲主要介绍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途径和影响，夏商法制概况以及西周法制的主要内容。目的是让同学们了解中国法制发展源头的不同特征及其原因，为把握中国法律的后期发展奠定基础。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历史 等级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又成为历史的包袱。研究中国等级制度，有助于认清社会进步的大趋势。 等级制度的起源 人类的不平等由来已久。就中国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又灾害多发，特别需要借重老人的经验和集体的力量。所以，自古以来，农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父家长既是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家族财富的支配者，家族成员都必须屈从他的意志，甘心接受按性别、辈分、年龄相区别的族内分层。 随之，族间征服日益频繁，自然选择的结果使“服之而已”成为“古之伐国者”的主要传统。于是，除了族内分层，在不同族团之间又形成了臣服关系。既已臣服，就得承担义务。义务繁多，轻重不一，但皆可归入“服”的范畴。服字像用手按跪跽之人，实不杀而迫其做事之会意。多数的事需调集人力前来完成，但也有一些，可令人分头从事，向贵族献纳制成品。这样一来，事有时便转化成了贡，或者说，服原本就包括事和贡两部分。而且，所有这些又都分别固定地摊派到各家族。正如孔颖达所说，“任”皆“有常”，“殊于”汉唐间的“不主一”也。 各项事务皆有专掌，由各族分头完成，在全天下造成“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新局面。正是服，即人们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把初始形态的族内分层和族间奴役变成序列化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谁在什么时候干什么，听从哪些人指挥，都规定好了。积久而成习惯。看似简单的服制竟能带来“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上下有服，都鄙有章”的管理效果，原因在于它符合早期文明社会的发展水平。 等级既已出现，就需建立制度加以强化。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礼。礼与等级如影随形，应产生于夏之前。 孔子维护旧等级的努力和对等级制理论的初步建构春秋时期，“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服制”走向解体。作为熟悉并挚爱礼乐文化的知识精英，孔子反对“贵贱无序”，坚持“贵贱不愆”，试图通过“正名”和“复礼”以回归“天下有道”，其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但政治态度却十分积极。他没有简单地肯定旧制度，而是用新的阐释论证礼的合理性。这套办法就是“述而不作”。 1.不谈天人，改谈人人。中国以“服”为核心的等级礼制源自家长对妻妾子女的奴役，又推及到被征服者身上。它的后盾是武力强制，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人们认为：祖先虽死，却仍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自己；王公贵族通过祭祀、卜筮与之沟通，代表祖先发号施令。礼所规范的等级体现的是神人关系，违礼之举将受到鬼神惩罚。这种全靠习惯和鬼神恫吓维持的礼是“无理之礼”，即没有必要解释的神示。 进入春秋，社会对鬼神、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单用“畏天之威”已很难将人纳入上下“相畏”的礼制轨道。于是，孔子主张先“事人”、后“事鬼”，开始以仁释礼，把礼所体现的等级说成人与人相偶的正确方式，把礼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总则。这样，孔子便引领人们从神道设教的恐怖中获得了解脱。故章太炎称赞“孔子之功”是“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 2.以仁释礼，沟通忠孝 “爱人”是孔子对仁的最重要的解释。但如何施爱，却有讲究。 孔子的办法是“因亲以教爱”，即抓住“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人之常情和追求“心安”的普遍心理，从孝入手，宣扬遵守家礼的必要性，然后以孝为“入仁之门”，诱导人们“资于事父以事君”。在他看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在恢复家内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政治秩序，应是没问题的。为了更好地以爱为出发点，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亲亲、尊尊”两大原则。即爱施于家族内部，要考虑“五服之节，降杀不同”，爱施朝廷，要考虑“公卿大夫，其爵各异”。可见他所谓的爱，仍然是有等差的爱。礼的作用就是“辨明此等诸事”，“节文斯二者”。所以，他的结论 文/赵世超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93 2016.10 | SOCIAL SCIENCE DIGEST
浅析新加坡法律的起源与发展 内容摘要： 新加坡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前新加坡的法律受到英国法律的影响和牵制。但在独立后，也不断吸收东方的法律思想。新加坡根据本国的实际，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融合。在宪政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便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新加坡法律宪政 新加坡早在海峡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制宪活动，其后经过自治宪法、州宪法直至共和国宪法的发展，体现出新加坡从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走向最终独立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从其发展的经历中，反映出新加坡对西方先进宪政制度的借鉴过程。 在海峡殖民地宪法法律时期。从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块殖民地合并成立海峡殖民地，隶属于孟加拉总督管辖。1867年，海峡殖民地移归英国殖民部直接管理，成为直属殖民地。同时，通过英王敇令的形式颁布了《海峡殖民地宪章》，在海峡殖民地建立起完整的政府组织体系。根据该宪章，海峡殖民地效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按照英国的法律思想与传统实行法治管理。这一统治措施与制度对该地区的早期发展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通过先进的法律制度发展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是，殖民者采取的各种措施归根结底，其根本目的认识维持他们的殖民统
治和经济利益。因此英国殖民者始终都影响着新加坡殖民地法律的发展。 在新加坡自治宪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日本对新加坡实行的法西斯统治使新加坡的经济停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通过此事件后，新加坡人民极力要求独立。加之二战后，英国在战争中耗尽国力，元气大伤，实力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加坡人民多次要求独立的压力，几经改变统治策略。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宪法的声明》，《选举法》，《伦德尔制宪报告书》，一直到1958年5月28日双方达成关于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的协议。12月，英国女王颁布敇令公布《新加坡自治宪法》。1958年5月，新加坡根据新的《自治宪法》举行立法会议选举，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同年5月，李光耀就任自治邦总理，并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在新加坡宪法的产生后，1963年7月，新加坡经过全民公决，同意新、马合并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正式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州。为了适应政治地位的变化，重新颁布了《新加坡州宪法》。新马合并后，由于各种一系列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使政局动荡、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加之二战后激化的种族矛盾没有缓和。所以新加坡再次独立的呼吁声日渐强烈。于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亲王拉赫曼发表新、马分离的宣言，同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全国人民发表独立宣言，新、马正式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