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
——简论中国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及其问题
李金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使用“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概念来把握中国社会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中分层秩序所发生的变化。原有身份格局的解体——去身份化并不意味着身份失去了社会意义，它同时也是再身份化的开始，即建立新的身份资源关联、提出新的权利诉求或设置新的社会限制并加以合法化过程。这一双向的过程至少意味着身份性原则对市场化中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仍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去身份化再身份化社会分层秩序合法性
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原有的身份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表现为原有身份权利、身份限制的弱化，原有身份群体的分化、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贵贱分化等现象。许多人因此断定中国社会分层领域的变化预示着身份制度的解体并且向着一种现代的、更合理的秩序迈进①。然而，正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新的身份地出现、身份权利（或限制）的强化或者转化为新的利益诉求的现象。本文主张，中国社会在去身份化的同时也展开了再身份化的过程，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塑造着市场化中的利益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支配性原则的变化既化解了原有身份体制中的一些矛盾，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身份格局
1.1、这里讲的身份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差别特征被社会制度加以中心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强制性的等级划分，将这种特征或者是价值加以权利化、固化为某种资源分配的特定关联现象，即某种社会差别特征可以产生特定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权利诉求或者是排斥现实状态。从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上说，它们分别表现为身份权利（特权）和身份限制。因此，由这种身份秩序构筑的分层格局表现为权利、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及由此导致资源占有、利用的等级性差别。在这种意义上，1949年以后形成的中国身份体系，或者说以身份原则所支配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分层秩序，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基于小农经济的、甚至是“封建制度”的延续，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基础不同，而且也在于建构和维护身份差别的力量和原则的不同。中国的身份格局不仅具有现代技术分工的特点和现代价值的支撑，而且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政治、行政划分色彩。在现代国家建构和对社会的重新组织化过程中，国家不仅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全面的社会控制体系，而且为了在社会中强行推行工业化政策，实现强国目标，在社会中建立起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体系——社会合作体系；这里讲的身份正是依托于现代技术分工、政治控制以及由国家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等级体系，由此导致的身份格局不过是它的副产品。在这种身份格局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制度性强调（将某种社会价值、社会特征加以中心化从而突出某种社会差别的意义），或者说三种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一定矛盾的强制性划分，它们相互支撑并同时构成了这一秩序运作的内在动力和张力。身份性的分配原则不过是这三种强调或者是力量的表现。
① 如朱光磊“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南开学报，１９９８第１期）、李强 “经济分层比身份分层更合理”（《新周刊》网络版１１８期：“身份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弊端，它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痕迹，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最终必须要消亡。”）、陆学艺等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等。
1.2、第一种力量可称之为政治强调，它是从控制的角度对社会加以划分并对人们加以等级化的，由此形成的控制等级体系同时也是社会的等级体系，如具有普遍效力的政治身份、行政身份等级，城乡（等级）分割制度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它显然具有极强的控制意义。随着这种控制体系向社会的扩展和普遍渗透，基于政治的、行政的身份也就具有了社会的普遍性。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既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各种专业功能的支持性力量，又是实现广泛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它维护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等级性的趋中性整合。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双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是专业目标实现的动力、促动力量，也可能成为功能目标实现的障碍，如政治原则代替技术原则的现象，政治忠诚和专业技能（红专、德才）的冲突和矛盾一直是改革开放后所要解决的问题。
1.3、第二种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功能强调所导致的社会差别，即从技术、分工和管理的功能重要性上对人们进行社会划分和等级化。功能强调是基于技术、知识和专业分工的有效性的，或者说它是从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角度对社会加以等级化的，从而满足国家倡导的工业化目标和实现控制的组织化需求。功能强调的社会实体是国家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合作制度（各种形式的“集体”：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和城市中的单位体系），它们和国家的控制体系相互重合，因此在这里，既存在着控制等级，也存在着依托于技术的、职位功能性强调所产生的收入等级，如各种工资等级制度，待遇制度。中国的城乡分割制度、干部制度、工农划分等显然也具有功能性的（工业化的、技术的）意义。功能强调本身就蕴含着控制关系。由于中国的功能（合作）体系并非自发产生的或者说是基于社会内生的伦理秩序，所以，政治强调一直构成了中国社会合作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的力量。
1.4、第三种力量是意识形态强调所产生的区分和等级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特别是当它和国家政权结合时）具有极强的形塑的功能，它直接为社会提供了思想上的划分体系，赋予不同的人群、职业、工作、行为等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如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科学宣称，也具有明显的划分和合法化功能。它既为国家政权、组织的日常关系、日常运作提供了原则和规范，也为社会的身份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比如它可以将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分工、等级化的待遇所造成的可感知的差别有效地整合起来：“革命分工不分贵贱”；它可以赋予体力劳动者极大的政治荣誉，将报酬的差别解释为一种必然的、合理的、基于贡献、技术性分工和工作需要的结果，将某些偶然的“表现”定义、固化为能力、贡献，并将其关系化为一种支配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社会分层秩序提供有效的论证。
1.5、这三种强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强调的关联性，如成分论、革命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的区分；政治强调同功能强调也极具亲和性，政治支持可以造就更有效率的功能系统，如“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事化的原则可以减少讨价还价的成本。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原则支配社会分层秩序显然有着深刻的矛盾，专业分工、政治忠诚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义的草”和“资本主义的苗”可能是互不相容的。社会分层秩序的这种内部原则性的张力，为各种社会反抗留下了空间。
1.6、中国社会身份格局正是由这三种强调（力量）不断再生产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显性的、趋中性的或各种资源高度聚合的身份等级体系，国家可以根据其政治需要而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它的核心性价值原则就是人们对国家所设定的目标的贡献。正是根据这种价值目标，技术性的工资等级、权力等级、政治等级和意识形态赋予的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意义共同将人们安排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当这三种力量的旨趣相一致时，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便有着高度的聚合性、统一性，因而避免了冲突的可能性；而当这三种强调相互矛盾的时候，则会出现身份秩序内部的原则性的张力。这三种强调既相互关联又各自有着一定独立性，它们也使中国社会不仅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而且是存在着
各种可能性或不确定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不断生产出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这三种力量及其矛盾有形或无形地抵消了社会的全面等级化和地位的固化与可承传性的程度。如知识分子的政治上被改造的地位和拥有的知识、专业资源优势的矛盾；工农被赋予了正面形象（从工农中选拔领导干部）并且得到了国家的政治强力支持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权力的和利益的上也冲突为后来留下了新的冲突的可能性。
二、去身份化
2.1、这里将去身份化理解为解除围绕着原有身份所聚集的资源关联，无论这种关联具有积极的意义（权利）还是消极的意义（限制）。它表现为由前三种力量所规范并加以等级化的那些强制性的关联的弱化、失去社会意义的趋势。国家统一的政策限制和直接控制体系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扩大使更多的资源可以进入到社会自由交换的领域，那些原有的强制性的规定日渐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些凝聚在身份中的强制性的资源分配的连带关系的链条松解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原有的身份格局确实发生了松动并趋于解体，收入渠道的多元化、择业的市场化、干部下海经商、农民进城做工、职工下岗恐怕是去身份化的典型现象。
2.2、去身份化首先是中国的各项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制度性强调转换的结果：政治强调将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放到了首位，并被不断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为社会的核心任务。所以，对比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表面上出现了明显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现象，原有的政治身份、由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所造成的划分（如成分、阶级划分）正在逐步失去部分现实意义。其次，去身份化也是日渐扩大的市场作用冲击的结果。更多的资源可以进入到自由交换领域，这一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分配方式，从而产生了社会资源的重组，使原有的那种强制性的集中于身份特权和身份限制的秩序格局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这一市场化倾向也导致了货币功用的扩展及其对体制性身份力量的消解作用，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了，而这些在过去是由国家规定的各种“待遇”所垄断的。这种力量，无论从积极的方面还是从消极的方面，都构成了瓦解身份体制的社会基础。在这样一个变革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身份似乎对任何人都成了一种限制，一种强制，一种障碍。
2.3、从去身份化的力量上看，去身份化既是一场“运动”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渐变的过程。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开始了依据新的目标及对这一目标的贡献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作出安排，政治强调逐渐由政治上的报偿转换为经济上的报偿；在开放的格局中，能力、贡献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力的关联逐渐建立起来；而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则是强调打破铁饭碗、平均主义等等，它们导致了过去那种强制的分配格局的松动并趋于解体。在九十年代，当市场经济的目标确定以后，市场为去身份化既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并且也提供了有利的论证；市场开启了各种可能性，这不仅包括物质的，如它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包括符号意义上的。显然，去身份化并非由国家在社会内全面、统一的推行，它是各种政策和制度变革的附带的产物。因此，去身份化也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一部分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农民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群体却延续了下来；干部的身份特权在淡化，国企工人的“铁饭碗”被砸烂，各种身份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2.4、解除关联的去身份化显然具有双重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如果说，身份总是和一组权利（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限制）相关，它在提供了强制性的利益保障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活动作出了限制。去身份化既包括原有限制的丧失，也包括身份权利、机会及那些相连带社会资源丧失，如人们那种收入上的单一的、国家固定工资的保障和限制，如干部收入、各种福利上的优势，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单位和管理者无权辞退工人），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的
限制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去身份化对于在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意义也不一样，或者说它同时具有双重性。去身份化对一部分人（如拥有在市场中资源优势的人）来说显然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新的机会，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是失去一些权利，甚至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中国的社会权利保障并非是一种普遍的保障，而是一种身份保障、单位保障、政治保障。因此原有体制对任何人都构成了限制，身份等级制也限制了对不同身份群体的进一步剥夺的可能性，国家规定的固定工资也阻止了管理者克扣工人的工资的可能性。
2.5、去身份化在中国无疑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为后来的各种资源的组合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在去身份化的背景中，第一，社会出现了各种重新划分的可能性，也就是建立新的关联（各种社会特征、行动和经济资源的关联）、重新定义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市场化带来了自由交换空间的扩大，也为利益原则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就是说，各种资源的可交换性的增大，因而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拥有不同权利（或权力）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身份资源的可能性在扩展。去身份化引发并强化了另一种趋势：再身份化。
2.6、显然，去身份化在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去身份化导致了原有社会身份等级秩序的破坏、增加了人们地位的不确定性和“地位不一致性”；去身份化不仅在社会中引起了惶恐和不满，而且在社会中生产出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和流动的人，他们成为新的社会秩序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重新加以定义。去身份化不仅在弱化着身份意识，而且也使人们将一切资源都动员起来，身份成为有力的武器，它将人们——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武装了起来。去身份化显然引起了社会秩序或者是身份秩序一定程度的危机。
三、再身份化
3.1、去身份化的过程也开启了再身份化的过程，即重新建立某种社会（差别）特征与各种资源的关联并将其权利化、固化倾向。因此它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构筑身份权利和身份限制②，这些身份壁垒并未随着去身份化的过程而消失，虽然它的内容和所表现的形式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符号层面，再身份化表现为各种层出不穷的新的命名和新的等级分类，在收入层面，它表现为新的机会或者是限制及其和收入关联，在社会层面，它则意味着新的优势、特权和排斥。再身份化是一种在市场环境中新的等级化趋势，这种趋势不同程度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
3.2、再身份化过程之所以随之得以展开，在于那些制度性的、强制性的、将某种社会特征与某种资源的分配关联的力量并没有失去作用或者受到根本性的削弱。第一，从国家的政策上说，中国的改革是打破平均主义、效率优先的为导向的，而非平等主义、权利主义的；这里发生了目标的转换，并且不断地破坏着原有的、和新的目标相冲突的身份格局，但是它和身份的社会性质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因此它完全可以为新的等级化提供了政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成为再身份化的重要资源和力量。第二，从社会制度体系角度来说，中国是在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权力关系——以纵向的等级关系为轴心的结构体系（组织体系、合作体系或“集体”）基本延续下来背景中做出变革的，这种趋中性的社会结构所具有强大的中心化和等级化的能力依旧存在，所以改革和市场化本身就具有着双重作用，既可以成为去身份化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再身份化的力量。这就是说市场的力量在淡化一些身份的同时，在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也可以制造并强化某种身份和资源分配的关系及其社会意义（由市场所导致的一些结果，如收入的变化，可以成为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提出新的权利要求的
②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进城做工的各种“临时工”，他们既是去身份化的结果，也是再身份化的结果；前者使他们摆脱了限制，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档案制度等的限制，多少是按照市场的原则运作的，但是后者却将他们再身份化为一种单位中特殊的群体，即不享受各种单位和城市福利待遇、甚至一些公共服务的群体。他们的外来者、农村的身份作为一种对他们不利的因素被融入到新的利益格局之中。同样，体制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人和单位，他们既拥有原有的身份权利（国家保障），又可以利用所占有的资源的优越性或垄断性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这种身份权利的扩展的许多途径和方式已经得到制度化了。
借口。）。第三，国家的目标转换和市场空间扩展，显然是引发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正是由于前两种因素的存在，与市场分化作用同时展开的是划分的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依凭权力的划分力量可以将分化的结果重新定义、赋予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意义，并且建立起新的关联。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引起身份秩序改变的不仅有自下而上的分化的力量，而且也有自上而下的划分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重新设定中心、有意义的社会差别从而实现新的等级化。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所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市场的自然分化，不如说主要是一种有着明确价值、政策导向的、自上而下的划分或者说重新等级化。这划分的力量表现为将各种社会特征的人、职业重新纳入到等级体系之中。不过，由于国家权力不再像过去那么集中地、统一地、直接地发挥作用（而是原则性地建立资源上的关连，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论证），因此就为社会利益留下可各种自由组合的空间或者可能性。
3.3、与原有的身份格局相比，再身份化的支配性原则显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再身份化是围绕着三种制度强调展开的。第一，脑体区分。脑体身份的等级划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在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政治目标的转换，过去那种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调所造成的脑体之间的模糊的、缺乏明晰的等级区分、权力等级关系的所谓“脑体倒挂”现象被问题化了。在改革后和“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脑体区分又得以重新定义并且得以等级化，与此相伴随的是教育制度越来越承担了社会区分和合法化的功能，学历的身份化和身份化的学历不断地得到制度化，这意味着，原有的政治划分和意识形态强调逐渐转移到了教育领域，由教育而获得的资格成为最有力的，也是最具普遍性的权利诉求，尽管它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就业压力带来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独立的政治强调所支持的社会特征和差别也日趋转向对专业技术资格的依赖。第二，功能性和技术性的区分。这种依附于官僚组织的等级区分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分，即依据于官僚组织权力等级化的原则进行的划分。家产制官僚体系的等级化的资源分配方式一直是中国的轴心性分层原则，但是由于政治运作（如政治动员）的性质，中国曾一度出现过管理的功能性的等级秩序模糊不清的现象，政治的原则代替管理的原则。这不仅涉及到权力的行使、生活方式、待遇等等，也导致了它们在干部、国家职工等基于身份的分配体制中的利益关系长期被意识形态造就的“集体”所掩盖或限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挑战。这种关系不断得到了有效的调整，管理者的权力、权利得以强化，如企事业单位改革中都在不同程度的经历了重新等级化，不断对利益关系作出强制性的划分，行政等级仍旧是构成了机会、分配秩序的重要原则。它可以将过去的“待遇”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新的机会或者是权利，也就是是说基于权力的身份化仍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技术等级区分。身份转换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改革后极具政治色彩的干部身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淡化、分化，为更具技术性的等级差别所代替，特别是由“考试”所产生的各种技术等级区分在改革中和市场化过程中又重新得到了强化，各种证书制度被迅速建立起来，它们赋予资格、成为提出权利诉求十分有力的理由。各行各业的各种技术性职称也成为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份。第三，劳资区分。与前两者不同，劳资关系的区分是中国原有身份格局中所没有的划分，它显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私有化、外部资本的进入等多重力量塑造的结果，并逐渐向社会进行广泛的扩散，这种关系也构成了吸纳或者是接收了其他身份资源转换空间（如许多国企变成私企所需要的权利关系的重新界定、合同制的强制推行所导致的权利变化）。这一区分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新的权力关系、权利等级关系的诞生。如果说前两种区分在原有的身份体制中直接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这种区分则需要各种力量（包括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的建构，也包含了社会关系更多的变化，至少从形式上看，它们之间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政治的、权力的关系显然经历着更具颠倒性的变化。在劳资关系上，现代社会科学通常喜欢使用阶级的分析方法，即依凭于纯粹经济关系进行社
会划分；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发现各种非阶级的因素，如企业家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和身份，国企工人、外企工人、农民工、临时工、外来工这种命名所表达的多重社会意义。这至少说明，身份原则对于“阶级地位”的影响仍就是巨大的。
3.4、这三种原则所造成的划分，显然离不开社会制度体系对贡献、能力等这些社会特征的进一步定义，也就是由制度强调的中心化所产生的后果，而这些又取决于它们和政治目标及其所设定的状态的关联，即依据政治目标的泛化作用所引发的等级化。这三种原则及其相互关联所产生的划分内部又可能有着更为精细的划分。但是，再身份化显然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向，即前面所讲的那三种力量的冲突得到了缓解，它们开始汇聚在一起，逐渐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原有身份秩序的矛盾。这也就是说，知识（合法性、权利诉求、话语权）、权力（建立在对官僚组织资源的垄断基础上的支配权）和资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及其产生社会权力的能力）这三种力量的制度化和对身份的构筑日趋于一致，虽然它们之间也可能是有冲突的：它们同时也具有双重功效，既是去身份化的力量，也是再身份化的力量。当一种社会差别特征能否广泛地固化、权利化为某种身份权利或身份限制（无论它是靠什么力量来维持的），成为聚集各种资源分配的力量，显然取决于社会行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所提供政治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造成的限制的可能性。
3.5、在这种意义上，再身份化的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重新确定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特征并将它们加以权利化，从而和其他的资源建立起稳固的关联③。再身份化表现为新的权利诉求和排斥的正当要求，它的动力同样也来自社会的制度强调的转换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第二，中国的再身份化是在市场化和货币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展条件下展开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再身份化的一种日趋明显的趋向，即再身份化是围绕着某种社会特征和经济资源分配展开的，如将贡献、能力等转变为收入的正当要求。中国改革后关于脑体、贡献、私有企业主、富人正当性的等问题的大讨论，总是和分配问题、收入问题（收入的多寡及其正当性）联系起来，收入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市场化后国家、社会科学和各种社会力量试图加以规范的核心问题，也成为国家和社会科学对社会重新加以划分的关健性指标。第三，另一方面，再身份化也包含了确定经济资源与其它资源的的联带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地位”不仅是在阶级意义上具有意义，而且也是在身份的意义上具有意义。这种反转过来的能力，即由经济地位提出新的权利要求并将其现实化的能力，显然受到更为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3.6、与去身份化一样，对于处于不同社会位置、拥有不同资源、表现不同的人的来说，再身份化同样可以导致双重结果：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表现为权利的扩展，而后者则表现为失去原有的权利或实际可支配资源能力的缩小。部分拥有优势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同时具有可交换价值的人员和单位显然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突破原有的各种限制，同时又没有失去原有权利和保障；而部分由于身份转换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则可能在失去原有的保障同时并没有获得新的机会，或者沿着消极的方向被无能化（失去和劳动资源结合的机会）、边缘化，如各种“失业者”、没有劳动保障、低工资、甚至是无工资的打工者，被体制通过如竞争上岗、优化组合、裁员等措施而视为多余的人、企业下岗职工。与此相应，社会保障制度、失业制度、济贫制度得到了发展；它们使新的身份合法化了，将弱者、失业者、穷人合法化了，就如同各种新的等级制度将精英群体的地位合法化一样。中国目前的关于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区分多少是这一双向过程作用的结果。
3.7、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再身份化也有着双重功效：它一方面产生了新的社会划分、新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新的社会差别身份化、合法化了，从而就能够将人们安排到为社会所设定身份格局中，就像棋子在棋盘中位置和必须遵守的行动路径。
③ 如对工作（劳动）价值的计量显然在发生着重要变化：一些性质的行为、劳动成果不断地被无名化，或被工资消解了，而另一些行为、劳动的成果则更趋于个体化并能够积累性地连续发挥作用，成为进一步提出权利要求的理由。
四、矛盾与问题
4.1、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视角可以说明中国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化、私有化的过程中的变革一面和延续性一面。中国社会的身格局与其说是趋于解体了，不如说是发生了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一些身份特征失去了意义，而另一些社会特征则得到了强化或者以新的形式出现，身份仍旧是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是人们保障其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而无论这种身份制度是较为开放的还是较为封闭的④。也就是说，身份原则仍旧有力地参与到社会利益分配的斗争中，无论它表现为一种剥夺或者是作为一种获取的过程，都对人们的切身利益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中国社会一个基于经济分层的（阶级）社会，因为身份原则会在社会中造就了各种微妙的结果：或者加叠于可能的阶级划分之上，有效地遮蔽了阶级的客观情境，赋予它另一种社会形象，或者在阶级中造成更为精细的划分，从而实现有效的、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割。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倒很像是由乘客组成的社会，这里人来人往，有上有下，位置相近或者擦肩而过，并不会将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井然有序的舱位等级却将这些杂乱的人群安排得当。
4.2、在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双重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制度上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市场空间的扩展为具有优势资源的群体和个体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它同样为各种反抗提供了可能性；它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巩固、强化某种身份，也会对任何既定的身份性的权利、身份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加剧社会分层秩序内在冲突和人们地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模糊和不安全感的蔓延，可能会瓦解人们的身份意识，甚至导致那些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择手段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既定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的力量。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市场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家力量统一规范社会分层秩序能力弱化、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过程的不一致性，而且造成了同一身份群体成员地位的不同变化，如一些人不能够将自身原有的积极性的身份资源转换成新的积权利诉求所导致的身份冲突，如消极身份的遗留导致的身份限制。它们必然引发原有身份、变动中的身份以及新的身份（体系）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新的问题，如企业转轨、私有化所带来的“下岗职工”的问题。第二，市场空间的扩展和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民主、法制的推崇也必然会带来身份制度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特别是和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冲突，使再身份化本身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也面临着挑战。第三，多重（新旧）秩序共存所导致的失范状态。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双重过程，一方面造成了新的身份群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量的为身份制度所难以包容的人、身份模糊的人，如各种边缘性职业、人群，他们很难在社会的正式制度体系中得到定位。从这一角度我们也许以更好的理解中国社会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冲突，如企事业单位强制性的重新划分、贫富分化、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分野所导致的矛盾，乃至像腐败这样的问题等。至少就秩序的层面而言，这里多少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
4.3、有人将社会分层问题归结为：“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得到？”⑤就这里的论题而言，问题似乎更是“谁应当得到什么？为什么应当得到？”应然并不就是实然的影子，它既可以是维护的力量，也可以是反抗的力量。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表现在物质利益的分配格局无法及时有效地合法化，社会分层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机，这意
④ 在开放的分层体系中往往存在着所谓“社会流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流动正是以社会的等级体系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等级划分越细致就越可以造成流动现象。等级制和社会流动并非对立的，但是社会流动却可以造成平等的假象，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流动本身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现象。我以为，将社会流动作为平等和一种更合理的制度的指标是很可疑的，除非在帕累托式的理想条件下。
⑤ 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味着人们对社会地位、对某种社会特征和其他资源的关联，也就是社会的利益分配的实然状态的正当性的怀疑，特别是当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以后，这意味着人们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状态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于贫富合法性的质疑，关于私人企业家和富人收入的合法性的大讨论就是一个例证。如国家、社会科学和主流媒体为富人塑造的正面的、先进的形象和社会中部分民众的所谓“仇富”情绪的对立⑥。
4.4、合法性的危机不仅源自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利益矛盾，而且源自合法性论证方式的转变和所凭借的资源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秩序转变过程中合法性资源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第一、政治强调轴心的转换：突出了技术性、功能性的、职业分类的优越性，明显地弱化原有的较为独立控制等级体系及附着其上的等级划分。控制的手段越来越转向了经济的和技术的手段。特别是随着利益分化，统一的利益格局也不复存在。原有的身份群体（如工人阶级）也在不断地被驱魔，并且在社会中被重新定位（如雇佣劳动者）。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由秩序转换所造成的冲突和信仰资源的真空。第二，功能性强调一直是社会身份划分主要的载体，它不断为等级的重新划分和身份定位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功能强调在部分失去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直接支持后，必须求助专业技术资源来现实等级秩序的再造并直接依赖于组织体系的等级制度有效建构，并将其政治化。而恰恰在这方面，由于政治强调的转变，它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迅速生产出秩序所需要的合法性的资源和有效控制。第三，意识形态的强调所能够提供的合法化的力量也由于控制体系的削弱而缺乏渗透力。国家意识形态中所设定的超越价值、社资对立在消解，与此相伴随的也包括它所做出的承诺；社会的价值导向越来越趋于功利化，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具体的现实利益问题；虽然它仍将中国社会解释为通向某个更美好的未来的一个中途站（如小康社会），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超越目标、超越价值的统辖，也会影响到它所能够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大众传媒所宣扬的成功主义、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乃至极具诱惑力的异国形象显然更具有渗透力，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替代党政意识形态的所有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恰恰构成了消解前者的力量。
4.5、合法性的不足显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利益冲突，它会导致人们对秩序的公正性疑问。社会公正问题近些年来受到普遍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不公正的对资源的占有和获取的直接后果只能是恶性竞争、伪竞争，从而加大社会的反抗，无论这种反抗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反抗也必然加大社会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所承受的压力，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4.6、这里指出的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过程只是试图揭示的这样一种现象和变化的趋势，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分层格局中各种新的现象，其中一些现象甚至是和身份原则相对立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用身份的视角无法解释的问题和现象，它们存在于体制、市场及其缝隙之中；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多重身份的人和身份模糊的人，他们的权利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很难得到准确的界定。
4.7、在这样一个社会世界日渐被祛除魔法的时代，在一个逐渐失去神圣的传统和神明佑护的社会里，人们也许会问：什么可以论证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差别的正当性、等级的正当性？什么力量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特征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关联？什么力量可以证明穷人和富人、服从和命令的分野的正当性？正是在现代的条件下，社会分层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它充分暴露出现代社会秩序固有的矛盾：思想的矛盾、价值理念和实现的矛盾、利益冲突。中国社会越是介入到现代社会的逻辑之中，社会分层问题也就越是表现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
⑥ “仇富”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仇富心态与富人原罪”一文中有多位学者的讨论）。仇富被设定为一个“问题”，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一问题源自民众的不正确思想，如平均主义、传统小农意识的作怪，因此解决的办法是端正认识。然而，这种现象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性格是大相庭径，中国人历来是“崇富”的，财富已经被深深的精神化了、宗教化了（如各种财神），富裕本身就具有宗教的含义。仇富现象所反映与其是一个认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题，它深深蕴含在现代秩序的骨髓中。⑦
（电邮：lijin@https://www.doczj.com/doc/972375206.html,）⑦ 李金：《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 1 李白对庞德和他的作品的影响 2 从中美家庭差异看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3 小说《飘》中瑞德巴特勒的人物性格分析 4 浅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例 5 从英汉颜色词的内涵看其翻译 6 基本数字词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与翻译 7 伊莉莎白和凯瑟琳不同性格及命运的分析 8 广告英语标题翻译的修辞特点 9 文档所公布均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原创Q 799 75 79 38 10 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 11 英语语音学习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研究 12 论中美广告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13 从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看美国对中国意识观念的转变 14 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15 《女勇士》中美国华裔身份危机的探寻 16 The Analysis of Dick’s Deterioration in Tender Is the Night 17 苔丝悲剧的原因 18 英语国家姓氏文化研究 19 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基督式人物塑造 20 How to Mak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lass Activities Actively 21 浅析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及其补偿策略 22 Superstiti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Festivals 23 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语音差异研究 24 论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 25 浅析海尔看中国名牌战略实施现状及关键因素 26 论新闻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27 交际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探究 28 探究哈利波特的英雄成长之路 29 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方式及其风险回避 30 基于语料库的中英色彩词文化差异研究 31 新课程标准下初中英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的构建 32 加工层次理论指导下的商务英语词汇学习 33 山寨文化的反思——发展与创新 3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lf Images Between Wolf Totem and The Call of the Wild 35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蔑视女性的词汇表达法 36 试析《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的美国梦 37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38 《呼啸山庄》和《暮色》系列的对比研究：《呼啸山庄》再次热销引发的思考 39 英语非作格动词语义特征和句法属性研究 40 浅析田纳西?威廉斯剧作《欲望号街车》的同性恋倾向 41 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委婉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42 试论达尔文主义对《远离尘嚣》创作的影响
“营改增”后高校纳税身份选择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种必然趋势，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优化税制结构和减轻企业税负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高校而言，“营改增”之后，税负降低，税额相对减少有利学校发展，加快高校科研技术的转化。此次税改的现代服务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都与高校的涉税业务息息相关。目前各高校正逐步实行“营改增”工作，给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高校涉及的范围 营业税是以纳税人的收入全额作为征税基础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机制最大不同表现在，增值税纳税人是根据纳税人的不含税收入为基底来计算应交增值税，并且取得成本费用的当前进项税的抵扣，因此增值税税收机制下的税收负担不但与纳税人收入有关，还取决于纳税人当前的成本费用中可抵扣的增值税。此次税改涉及到高校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范围。影响比较大的是高校横向科研收入中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原来开具技贸发票缴纳5%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是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免税合同，由地方税务部门开具免税发票改为由国家税务部门开具增值税免税发票。 二、“营改增”前后高校税负的对比 三、“营改增”后高校应合理选择纳税人的身份
根据财税〔2013〕37号文件《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标准：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为一般纳税人，但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纳税人；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高校既可以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也可以申请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给高校在选择纳税人身份时带来筹划的空间。 （一）测算高校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税负高低的方法――可抵扣进项税额占销售额比重判别法 高校在选择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身份时，采取可抵扣进项税额占销售额比重判别法来计算无差异平衡点抵扣率的。当抵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达到某一数值即两种纳税人的税负相等，此数值称为无差异平衡点抵扣率。 （二）高校选择一般纳税人 高校购进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占高校科研收入比重大于18.93%时，选择一般纳税人使其税负下降。但高校选择一般纳税人时还需考虑以下因素： 1.“营改增”后高校选择一般纳税人使高校财务核算复杂化。高校改革前缴纳营业税，相对而言营业税的核算简单，直接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改革后高校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增值税作为价外税，它的核算比营业税较复杂。按规定应设“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二级账户下可设以下明细科目：进项税额、已交税额、减免额、转出未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出多交增值税等。在业务发生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72375206.html, 基于Web网络安全和统一身份认证中的数据加密技术 作者：符浩陈灵科郭鑫 来源：《软件导刊》2011年第03期 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致使用户在网络应用 中不得不重复地进行身份认证，过程较为繁琐，耗时很大，而且同时存在着用户安全信息泄露的危险。显然，这时用户的数据信息安全就受到威胁。基于Web的网络安全和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就是致力解决类似的问题。主要探讨的是当今流行的几种加密算法以及它们在实现网络安全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介绍了在基于Web的网络安全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中的数据加密技术。 关键词：信息安全；数据加密；传输安全；加密技术；身份认证 中图分类号：TP39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00（2011）03-0157-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JSU-CX-2010-29） 作者简介：符浩（1989-），男，四川达州人，吉首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陈灵科（1989-），男，湖南衡阳人，吉首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郭鑫（1984-），男，湖南张家界人，硕士，吉首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和并行计算。 0 引言 数据加密技术(Data Encryption Technology)在网络应用中是为了提高数据的存储安全、传 输安全，防止数据外泄，保障网络安全的一种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有效的技术手段。数据安全，不仅要保障数据的传输安全，同时也要保障数据的存储安全。 数据加密技术将信息或称明文经过加密钥匙（Encryption key）及加密函数转换，变成加密后的不明显的信息即密文，而接收方则将此密文经过解密函数、解密钥匙（Decryption key）
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 为例-汉语言文学 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宋华 摘要：“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一方会力图“塑造”另一方的文化，于是译者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和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从《红楼梦》英译本中，我们发现译者一方面不得不认同异族文化；另一方面，他的民族记忆却时时与其新的文化体验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这正是译者对原著的文化身份既认同又建构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译者《红楼梦》英译本 一、引言 “文化身份”是个抽象概念，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每个民族的成员之间因语言认同而感到亲切。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形象，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人物等等，这些形象构成民族的精神世界，赋予了群体成员同样的文化身份。正是由于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语言各异，精神世界、外在表现形式、生活方式迥异，所以各民族必有不同的文化身份。[1]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一方会竭力“塑造”另一方的文化，译者在这个过程中举足轻重。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文学被看作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复合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作为读者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又要作为阐释者和传达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脱胎换骨，在另一种语
言里获得新生。[2]这就意味着译者对其行为的文化导向负有责任，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译者本人的文化身份及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一方面不得不认同异域民族的文化，同时，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之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这就是译者对原著的文化身份既认同又建构的过程。《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迄今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英译本：一是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二是霍克斯和闵福德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研究发现，由于译者的民族性、民族情感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必然受到不同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对应方式，导致了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的一系列形态，使得原作在新的解读和诠释中获得了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和意义。 二、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 作为文化传播的向导，译者首先发现了与本土艺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艺术内容和形式﹑文化观念和审美诉求。译者面向的是本土的各种文化群体，怀着更为开放的姿态和视野，为了拓展本民族的审美视野，丰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获得新的灵感和艺术启迪，译者会有意识地接受更多的异质文化信息，吸纳有益的多元文化的营养。这时，译者不强求译作必须符合本土主流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力求保持源语的真实风貌，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异域的文化身份。这种翻译，虽然对本国本土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身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却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在《红楼梦》英译本中，就能找到这种文化认同的痕迹。（一）保持原汁原味 （1）……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草。（第五十三回）
摘要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译者的身份在整 个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明确译者的身份与地位无疑能够帮助翻译学明确自身的定位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本文拟穿越历史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主要的几个阶段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及其地位明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译者翻译史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 一引言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 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译者在其中兼有独特的身份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到底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身份明确这一点无疑会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翻译作品更准确更完美地传达原作的信息本文拟穿越历史以不同的翻译流派为线索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上各个阶段不同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二译者的奴仆身份 德莱顿John Dryden 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认为奴 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1991 153 巴托Charles Batteux 则认 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超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在这样的翻译理念指导下译者地位低下的奴隶或仆人身份形成了译者不但要为原作者和原作负责而且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要让他们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译者受到极大程度的束缚译者主体性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三译者的复写者身份 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了语言的结构功能性质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给涉及语言转换的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 语言学派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应首推美国的奈达Eugene A.Nida 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他坚持认为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他把翻译定义为在译入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奈达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后修正为功能对等的标准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要求对等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 则以韩礼德 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文本等值的概念他在界定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他对形式对应和文本等值作了区别并指出翻译实践的
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问题
无论是新办企业，还是老企业扩大规模，经常会遇到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问题。 选择不好，对税负有较大影响。增值税有两类纳税人，一类是一般纳税人，另一类是小规模纳税人。前者要同时达到销售额符合标准和会计核算健全这两个条件，后者无需受此限制。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实务中，是当一般纳税人好呢还是做小规模纳税人好呢？ 首先，要认识税负平衡点。现行增值税政策告诉我们：小规模工业企业（含修理修配）的征收率为6％，小规模商业企业征收率为4％。而一般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会因各个具体企业购销情况之不同而相异，有的高于6％或4％，有的也许等于或低于6％或4％。在什么条件下，一般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会等于6％或4％呢？这需要抛开千差万别的各个具体的一般纳税人实际情况，纯粹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论证。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用的计税公式是：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公式中的销项税额，它等于货物的销售额与税率之乘积；进项税额，一般来讲，其主要的部分是货物的购进额与税率之乘积（至于支付运费扣税问题，因其数量小，权且不作考虑）。于是，在该商品进
销两个环节税率相同的情况下：应纳税额＝（销售额－购进额）×税率。 货物的购进额又怎么确定呢？由于是纯理论分析，所以我们就假设所有购进的货物全部都销售出去了，这时，购进额应当同销售成本相一致（其他费用权且不作考虑）。公式为：商业应纳税额＝（销售额－商品销售成本）×税率＝商品销售毛利×税率。 用公式两边同时除以销售额，就可得到商业一般纳税人的理论税负率：商业税负率＝毛利率×税率。 例1：Ａ商业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100元货物，同时支付进项税17元（如不作特别说明，税率都取17％。下同），不含税售价150元，全部出售，同时收取销项税25．50元，应纳税额为8．50元，税负率为5．67％。若直接用毛利率计算，毛利率为33．33％，税负率也为5．67％。现在，由于小规模商业企业的税负率为4％，可求出其毛利率＝4％÷17％＝23．53％。这就是说，当商业经营中的毛利率达到23．53％时，商业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率跟小规模商业企业征收率相等。因此，两类商业增值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平衡点就是毛利率为23．53％。实际运用时，还需将其换算成含税税负平衡点，即：23．53％÷（1＋4％）＝22．63％。
探析电子商务中的信息加密和身份认证的过程 一、引言 电子商务指的是利用简单、决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买卖双方不见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目前电子商务工程正在全国迅速发展，实现电子商务的关键是要保证商务活动过程中系统的安全性。电子商务的安全是通过使用加密手段来达到的，非对称密钥加密技术(公开密钥加密技术)是电子商务系统中主要的加密技术。CA体系为用户的公钥签发证书，以实现公钥的分发并证明其有效性。本文深入研究了CA安全技术，分析了CA安全技术实现的主要过程和原理。 二、CA 基本安全技术 CA就是认证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它是提供身份验证的第三方机构, 认证中心通常是企业性的服务机构，主要任务是受理数字凭证的申请、签发及对数字凭证的管理。认证中心依据认证操作规定 (CPS:CertificationPracticeStatement)来实施服务操作。例如，持卡人要与商家通信，持卡人从公开媒体上获得了商家的公开密钥，但持卡人无法确定商家不是冒充的(有信誉)，于是持卡人请求CA对商家认证，CA对商家进行调查、验证和鉴别后，将包含商家PublicKey(公钥)的证书传给持卡人。同样，商家也可对持卡人进行。证书一般包含拥有者的标识名称和公钥，并且由CA进行过数字签名。 1.数字信封 数字信封技术结合了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和公开密钥加密技术的优点，可克服秘密密钥加密中秘密密钥分发困难和公开密钥加密中加密时间长的问题，使用两个层次的加密来获得公开密钥技术的灵活性和秘密密钥技术的高效性，保证信息的安全性。数字信封的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当发信方需要发送信息时，首先生成一个对称密钥，用该对称密钥加密要发送的报文。 (2)发信方用收信方的公钥加密上述对称密钥，生成数字信封。 (3)发信方将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结果传给收信方。 (4)收信方使用自己的私钥解密数字信封，得到被加密的对称密钥。 (5)收信方用得到的对称密钥解密被发信方加密的报文，得到真正的报文。 数字信封技术在外层使用公开密钥加密技术，享受到公开密钥技术的灵活性；由于内层的对称密钥长度通常较短，从而使得公开密钥加密的相对低效率被限制在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可以在每次传送中使用不同的对称密钥，系统有了额外的安全保证。 2.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用来保证信息传输过程中信息的完整和提供信息发送者的身份认证和不可抵赖性。使用公开密钥算法是实现数字签名的主要技术。使用公开密钥算法实现数字签名技术，类似于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它有两个密钥：一个是
论译者身份的界定 摘要：关于译者的身份，历来翻译界就有“仆人”说和“主人”说之争。本文先从历 时性出发，先评述中西翻译史上关于译者身份的种种说法，再从共时性分析译者 在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结合作者、译者在、读者三者的关系，试图重新 界定译者的身份。 关键词：译者身份界定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 一、引言 自从盘古开天地，部落，民群间相互交流有赖于翻译。译人应天时、地利、人和而生。某 种程度上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翻译史。翻译人员在人类文明的传播、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然而，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对于译者的身份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观点认为译者 是隐性的—译者的地位卑微低下。在一些传统译论中，译者之角色与地位历来是在依附性与 被动性的话语谱系中得以定位的。如“译者，舌人也”；甚至更加负面的形象，诸如“应声虫”、“作者肚子里的蛔虫”。另一种观点认为译者是显性的，这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强烈回应，认为 译者是“征服者”、“主人”、“施暴者”。这些言论具有合理的一面，符合当时的潮流和趋势， 但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掩盖了译者的在翻译中的实际地位。 那么究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新世纪如何界定译者的身份？笔者拟从 历时的角度开始，先评述中西翻译史上对译者身份的种种说法，再从现时角度及译者、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来探讨、商榷翻译中译者的身份，试图重新界定译者的身份。 二、历时对比 （一）中国翻译史上译者的身份 中国的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关于译者身份的言论却是凤毛麟角。最早关于译者的记 载见于《周记》和《礼记》两书，《周记.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 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汉代与匈奴的战乱频繁，译官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史记》和前后《汉书》大抵不提译人。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 史最波澜壮阔的事情，其间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玄奘。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言论，但涉及译者身份的 言论却寥若晨星。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影响深远。许均尊严氏为我国近代译学之父，指出“严复的信达 雅三难说，……表现出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译事的自觉追求……并提出明确的标准来规范 自己的实践”（许均,1998）。严复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体现了译者主体地位的大翻译家。 （二）西方翻译史上译者的身份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西方一有翻译，就开始关注译者的身份。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 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溶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 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四世纪， 哲罗姆甚至宣称译者把原文的思想内容看作囚犯, 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进目的语。尼采说得更清楚，“翻译意味着征服”。中世纪英国的阿尔弗烈德国王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 态度，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翻译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译者是征服者，是主人。
身份经济学研究述评 王爱君 2012-08-20 14:36:47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1年10期 【内容提要】每个人都隶属于宗教、性别、职业等多种社会身份，每种身份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行为规范或准则，这些规范/准则构成了经济产出的社会机制。现代经济学家把“身份”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后，身份研究渗透到经济分析的多个层面，本文拟对这些多角度的身份经济研究进行评述。 【关键词】身份身份认同身份经济学 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个体(individuals)的，而且是毫无争议的个体。而个体被当今经济学家视为单个的个人、群体、单个人的不同自我，那么这三种不同个体是如何相关呢？这一问题其实隐含着两个疑问：(1)单个的个人为什么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的自我？(2)许多不同的人为什么可以组成一个共处的社会群体——拥有相同的社会身份？为了解答这些疑问并厘清身份与社会福利、财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此类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身份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 一、身份与经济学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身份或社会身份问题，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思路主要有三种：Sen的命运幻象之说、Akerlof的身份认同之说、能力空间理论等其他混合型理论，前两种思路的影响尤为深远。
(一)命运幻象假说 以“归属社群”(commitment to social groups)概念重构个体行为选择理论，是Sen(2004，2006)近年来对经济学身份研究的独有贡献。Sen指出，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也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等，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给了她属于该群体的一种特定身份，没有一种是她唯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但事实上，世界已经被视为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这是对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仅仅视为属于某种单个群体。当把世界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进行划分，并根据这种划分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是对人们所共享的人性的粗暴挑战。这种单一划分的世界比人们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 Sen(2004，2006)认为，当把个人身份贴上社群属性的标签，是把丰富的人性之美塞进单一狭隘的身份盒子里，是一种高级理论的低级应用，延续到今天的冲突与暴力都受这种单一身份的幻想影响。宗教和族裔可能是人们重要的身份认同，但世界上的人民不能仅仅从宗教归属的角度加以认识，自由和平的生活需要包容性，需要从严重分裂的身份冲突中解放出来。与全球化中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比，更亟待追问的是塑造对世界整体看法的价值观、伦理和归属感。世界稳定地迈向和平需要尊重人性及人的多样性，允许人们对多重身份的自由思考。出身于某种特殊社会背景本身不是文化自由的实践，因为它不是出于选择的行为，相反，决意留在传统模式内，或脱离某种既有行为模式，可以算是一种自由实践。在自由思考和理性选择下，一个可能的、有共同归属感的世界是可以预见
第5章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技术 教学目标 ●理解身份认证的概念及常用认证方式方法 ●了解数字签名的概念、功能、原理和过程 ●掌握访问控制的概念、原理、类型、机制和策略 ●理解安全审计的概念、类型、跟踪与实施 ●了解访问列表与Telnet访问控制实验 5.1 身份认证技术概述 5.1.1 身份认证的概念 身份认证基本方法有三种：用户物件认证；有关信息确认或体貌特征识别。 1. 身份认证的概念 认证（Authentication）是指对主客体身份进行确认的过程。 身份认证（Identity Authentication）是指网络用户在进入系统或访问受限系统资源时，系统对用户身份的鉴别过程。 2. 认证技术的类型 认证技术是用户身份认证与鉴别的重要手段，也是计算机系统安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鉴别对象上，分为消息认证和用户身份认证两种。 （1）消息认证：用于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 （2）身份认证：鉴别用户身份。包括识别和验证两部分。识别是鉴别访问者的身份，验证是对访问者身份的合法性进行确认。 从认证关系上，身份认证也可分为用户与主机间的认证和主机之间的认证， 5.1.2 常用的身份认证方式 1. 静态密码方式 静态密码方式是指以用户名及密码认证的方式，是最简单最常用的身份认证方法。 2. 动态口令认证 动态口令是应用最广的一种身份识别方式，基于动态口令认证的方式主要有动态
短信密码和动态口令牌（卡）两种方式，口令一次一密。图5-1动态口令牌 3. USB Key认证 采用软硬件相结合、一次一密的强双因素（两种认证方法） 认证模式。其身份认证系统主要有两种认证模式：基于冲击/响应 模式和基于PKI体系的认证模式。常用的网银USB Key如图5-2 所示。图5-2 网银USB Key 4. 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是指通过可测量的生物信息和行为等特征进行身份认证的一种技术。认证系统测量的生物特征一般是用户唯一生理特征或行为方式。生物特征分为身体特征和行为特征两类。 5. CA认证 国际认证机构通称为CA，是对数字证书的申请者发放、管理、取消的机构。用于检查证书持有者身份的合法性，并签发证书，以防证书被伪造或篡改。发放、管理和认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CA认证过程，如表5-1所示。 表5-1 证书的类型与作用 注：数字证书标准有：X.509证书、简单PKI证书、PGP证书和属性证书。 CA主要职能是管理和维护所签发的证书，并提供各种证书服务，包括证书的签发、更新、回收、归档等。CA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其辖域内的用户证书。 CA的主要职能体现在3个方面： （1）管理和维护客户的证书和证书作废表 （CRL）。 （2）维护整个认证过程的安全。 （3）提供安全审计的依据。 5.1.3 身份认证系统概述 1. 身份认证系统的构成
企业云安全战略：身份和访问管理 随着云计算、虚拟化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中心向虚拟化、云化演进已成大势，有专家预测，未来90%的大型企业、政府机构等都将使用虚拟化。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中心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发生着演进与变化。 当云计算继续变得越来越普及，实现的系统变得更复杂、更异构时，拥有行之有效的云安全战略和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说到云安全，大多数企业并不是非常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据Alert Logic 公司的《2012年云安全状况报告》声称，威胁活动的多样性并不如基础设施的所在位置来得重要。攻击在本质上具有随机性，所以可以从外面访问的任何系统（无论是企业系统还是云系统）都有同样的机会遭到攻击。 身份和访问管理(IAM)又称为身份管理，它不是什么新技术，但云计算的兴起让它登上了舞台的中央。IAM的概念很简单：提供一种安全方案和技术，让合适的人员可以以合适的理由，在合适的时间访问合适的资源。这个概念遵循这个准则：任何系统和任何人都有身份，包括人员、服务器、设备、API(应用编程接口)、应用程序和数据。一旦身份进行了验证，接下来只要定义哪些身份可以访问其他身份，并制定界定这些关系限制的政策。 玉符科技是领先的企业身份管理（IAM）云服务商，利用集成认证技术，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云时代下复杂、繁琐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升运维效率、增强业务协同性。 玉符科技拥有多年海外技术经验以及成熟的实施团队，我们提供身份集成（UD），单点登录（SSO），账户生命周期管理（LCM）和安全审计（SA）产品及服务，为客户打造完整的企业身份信息管理体系，提升企业身份的整体安全级别，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身份信息管理服务，满足企业快速部署、实时同步的业务需求。 主要面向的业务场景包括：不同类型人员在访问各类应用服务时，所产生的自动入离职管理、身份统一认证、安全合规审计等各类复杂需求；企业身份集成认证、身份安全策略管理、账号生命周期等云应用管理。
《道德经》第67章学习体会：小邦寡民 选择身份 《道德经》第67章学习体会：小邦寡民 选择身份 原文：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一、白话翻译 很小的邦国，很少的百姓，假使有需要花费十百人气力的器具，也不使用。假使百姓看重生死，愿意远远离开（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地方）。 ，假使有舟车，也无人愿意乘着离开；即使有甲兵，也无处安放，（因为不需要）。 假使百姓回复到结绳（成网），并用之从事生产劳动。喜欢自己的食物，喜爱自己的服装，喜欢自己的风俗，安全居住自己的房屋。即使能看见相邻的邦国，听到相邻邦国的鸡鸣狗吠，百姓到老死也不相来往。 二、理解、经验和应用 （一）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 小，寡，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作名词，指小邦
国，有很少的百姓，指结果。作动词，使国家变小，使百姓变少，指过程。最终形成有共同价值观的邦国，即使有需要花费很多人气力的器具，也不使用。 假使百姓看重生死，就会远远离开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邦国。因为不离开那个地方，要么格格不入，要么同流合污，会让人分裂。 等到了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邦国，就不会想乘着乘舟船离开，也不会陈列甲兵来维护自己价值观。 （二）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假使百姓不需要离开或维护，就会把生命的能量回复到结绳成网，从事生产劳动，吃着喜欢的食物，穿着喜欢的服装，遵守喜欢的风俗，安定住在自己的房屋。及时很容易到邻邦去，也不愿意去邻邦，因为邻邦不符合自己的人生使命，才会至老死不相往来。 引申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国家很大，人口众多，就容易有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其中生活，就会分歧、冲突、碰撞，就会有逃离或维护的想法和行动，也会消耗大量的生命能。如果人生观、价值观一致的人在一起，分歧就会消失，生命能才能用在实现人生使命上，所以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论译者的主体性 【摘要】：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行为和翻译能力对译文的面貌产生重大的影响。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解决翻译困难、到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在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翻译理论中有关于译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深厚的体系。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还是翻译评论中较为关注的话题,而较深入的探讨则停留在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建构和颠覆文化的作用这一层面。关于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如态度、动机、文化价值观念、偏见、目的和其本身的历史性等对翻译过程、译文和译语文化的影响还没有全面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较为深入地描述译者及其主体性的工作机制,从而推动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进一步理解。本文以译者为核心,从选材,决定翻译策略,选择翻译方法,对文本的处理,和对人际关系的协调等方面探讨译者的翻译行为,从而证明本研究的两个核心命题:其一,翻译是一个由人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占主导地位。其含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阐释;其次,译文是译者就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等进行选择而产生的结果。其二:翻译过程是译者在文化、社
会和个人因素的制约下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本论文分为五章,外加导言和结束语。在导言中,笔者从中西翻译史的角度,指出译者地位长期边缘化的历史事实,分析了边缘化的根源。笔者认为,中国译者地位边缘化首先是由于中国文化长期自视为世界中心的社会文化心态所造成。和外族文化的交流很多时候并不受重视,翻译长期被视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译者的身份自然也不会有重要的地位。其次,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对译者的认识要么过于简单化,把翻译的得失归为译者的语言能力和职业素养;要么过于神秘化,认为译者的能力完全是天生的才能,是无法解释和描述的。这两种认识阻碍了对译者的深入研究。第三,在历史上,很多译者同时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等,后者所代表的更为崇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的译者身份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西方,译者地位的边缘化首先源于圣经翻译的传统。圣经翻译要求译者抹杀自己的个性,成为上帝之言的忠实记录者。其次,与中国较为相似的,在西方很多著名译者也有较为引人注目的其它身份,如作家:而对与普通译者来说,他们通常接受赞助人的委托进行翻译,对翻译决策没有话【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社会文化制约因素翻译目的翻译人际关系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5
无论是新办企业，还是老企业扩大规模，经常会遇到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问题。 选择不好，对税负有较大影响。增值税有两类纳税人，一类是一般纳税人，另一类是小规模纳税人。前者要同时达到销售额符合标准和会计核算健全这两个条件，后者无需受此限制。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实务中，是当一般纳税人好呢还是做小规模纳税人好呢？ 首先，要认识税负平衡点。现行增值税政策告诉我们：小规模工业企业（含修理修配）的征收率为6％，小规模商业企业征收率为4％。而一般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会因各个具体企业购销情况之不同而相异，有的高于6％或4％，有的也许等于或低于6％或4％。在什么条件下，一般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会等于6％或4％呢？这需要抛开千差万别的各个具体的一般纳税人实际情况，纯粹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论证。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用的计税公式是：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公式中的销项税额，它等于货物的销售额与税率之乘积；进项税额，一般来讲，其主要的部分是货物的购进额与税率之乘积（至于支付运费扣税问题，因其数量小，权且不作考虑）。于是，在该商品进销两个环节税率相同的情况下：应纳税额＝（销售额－购进额）×税率。 货物的购进额又怎么确定呢？由于是纯理论分析，所以我们就假设所有购进的货物全部都销售出去了，这时，购进额应当同销售成本相一致（其他费用权且不作考虑）。公式为：商业应纳税额＝（销售额－商品销售成本）×税率＝商品销售毛利×税率。 用公式两边同时除以销售额，就可得到商业一般纳税人的理论税负率：商业税负率＝毛利率×税率。
例1：Ａ商业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100元货物，同时支付进项税17元（如不作特别说明，税率都取17％。下同），不含税售价150元，全部出售，同时收取销项税25．50元，应纳税额为8．50元，税负率为5．67％。若直接用毛利率计算，毛利率为33．33％，税负率也为5．67％。现在，由于小规模商业企业的税负率为4％，可求出其毛利率＝4％÷17％＝23．53％。这就是说，当商业经营中的毛利率达到23．53％时，商业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率跟小规模商业企业征收率相等。因此，两类商业增值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平衡点就是毛利率为23．53％。实际运用时，还需将其换算成含税税负平衡点，即：23．53％÷（1＋4％）＝22．63％。 而工业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商品销售成本如果换上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成本，即使加工出来的产品全部都卖出去了，销售成本也只能等于全部制造成本，而并不等于制造产品中的货物购进额。因为，工业产品的制造成本中，除了包含有外购原材料等货物的购进额外，还包括有工人的工资和车间经费（含折旧费等）这些不发生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加工增值部分。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些加工增值部分占产品制造成本的百分比叫做加工增值率，并假设所有外购的原材料等外购货物全部都制造出了产成品，而制造出来的产成品又全部都销售掉了。这样，工业生产中发生的货物购进额与制造产品所耗用的货物购进额就完全相等了，它可以通过加工增值率从产品销售成本中折算出来。 即：购进额＝产品销售成本×（1－加工增值率）；购进额＝（销售额－销售毛利）×（1－加工增值率）；工业应纳税额＝?销售额－（销售额－销售毛利）×（1－加工增值率）?×税率；工业税负率＝?1－（1－销售毛利率）×（1－加工增值率）?×税率。 例2：Ｂ工业企业为一般纳税人，购进100元材料，同时支付进项税17元，此材料全部投入加工后生产成本为120元，所产产品又全部卖出，不含税售价
WLAN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白皮书 一、概述 近年来随着WIFI终端的不断普及，WLAN应用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并成为人们即时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WLAN采用具有空中开放特性的无线电波作为数据通信媒介，在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任何用户均可接入无线网络、使用网络资源或者窥探未经保护的数据。因此，在WLAN应用中必须对传输链路采取适当的加密保护手段，以确保通信安全。由此业界各厂商和相关组织相继开发出各种认证和加密方法，本文仅介绍下列在WLAN中普遍采用的认证加密方式。 z OPEN+WEP z SHARED+WEP z IEEE802.1x+WEP z WPA-PSK（TKIP or CCMP） z WPA2-PSK（TKIP or CCMP） z WPA（TKIP or CCMP） z WPA2（TKIP or CCMP） 二、OPEN+WEP OPEN+WEP采用空认证和WEP加密，无线终端无需经过验证，即可与相应的AP进行关联。具体过程如下：申请者首先发送一个认证请求到AP，如果AP设置了MAC地址过滤功能，则AP对申请者MAC地址进行核实，否则AP直接通过认证请求，认证成功后申请者会向AP发送关联请求，AP回应关联应答，双方建立关联，然后就可以传递数据了。
OPEN模式关联过程 该模式只对传输数据进行WEP加密，由于目前使用的无线网卡在硬件上均支持WEP 加密，因此该模式兼容性较强。 WEP 是IEEE 802.11 标准最初指定的加密算法，既可部署用于认证，也可用于加密。WEP密钥（为专用加密密钥，简称口令）按长度可分为40位和104位两种，其中在40位口令长度的情况下，需要配置5个ASCII字符（或者10个十六进制字符）；在104位口令长度的情况下，需要配置13个ASCII字符（或者26个十六进制字符）。 在WEP中用来保护数据的RC4加密算法（cipher）属于一种对称性（密钥）流加密算法（stream cipher）。其加密过程需要将初始向量（IV）和口令串接在一起组成用于加密数据包的密钥，其中每个数据包需要选择一个新的IV，但是口令保持不变。 WEP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为WEP口令在进行数据传输时是保持不变的，改变的是24位长的IV值，虽然IV有24 位，但IV周期数不会超过16777216（224），如恶意攻击者在WEP密钥不更新的情况下，连续监听不超过16777216个包就可以侦测到重复的IV值了，这样就可以通过暴力破解获得WEP 密钥，从而对无线网络产生安全威胁。另外口令（40位或104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容易被黑客使用数据捕获与分析软件攻破。 三、SHARED+WEP SHARED+WEP采用共享密钥认证和WEP加密，与OPEN+WEP方式相比，只是用户关联过程不同，加密过程完全一致。 在SHARED+WEP方式中，无线终端与相应的AP进行关联时，需提供双方事先约定好的WEP口令，只有在双方的WEP相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关联成功。 具体过程如下：在AP收到认证请求后，AP会随机产生一串字符（challenge值）发送给申请者，申请者采用自己的WEP口令加密该字符串后发回给AP，AP收到后会进行解密，并对解密后的字符串和最初给申请者的字符串进行比较，如果内容准确无误则允许其做后面的关联操作，如果内容不相符，那么将不会允许其接入。
居民身份证法 单项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里，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不选或多选不得分） 1、年满（B）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领居民身份证。 A、十四 B、十六 C、十八 2、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发给有效期（B）的居民身份证。 A、三年 B、五年 C、十年 3、十六周岁至二十五周岁的公民，发给有效期（A）的居民身份证。 A、十年 B、二十年 C、长期 4、二十六周岁至四十五周岁的公民，发给有效期（B）的居民身份证。 A、十年 B、二十年 C、长期 5、四十六周岁以上的公民，发给有效期（C）的居民身份证。 A、十年 B、二十年 C、长期 6、公民应当向（A）公安机关申领居民身份证。 A、常住户口所在地 B、居住地 C、暂住地 7、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B）申领居民身份证。 A、本人 B、监护人 C、本人或监护人 8、（C），应当申请补领。 A、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B、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 C、居民身份证丢失 9、公民办理常住户口迁移手续时，公安机关应当在（B）项目中记载公民常住户口所在地地址 1
变动的情况，并告知本人。 A、视读 B、机读 C、口读 10、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之日起（B）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 A、三十日 B、六十日 C、九十日 11、公安机关（C），可以扣押公民的居民身份证。 A、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B、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C、执行监视居住措施 12、（B），公安机关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A、找证人调查取证时 B、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 C、调解民事纠纷时 13、居民身份证工本费，由（A）支付。 A、申领人 B、公安机关 C、地方财政 14、对（B），在其初次申领和换领居民身份证时，免收工本费。 A、未满十六周岁的人 B、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 C、现役军人 15、居民身份证法自（B）起施行。 A、2003年6月28日 B、2004年1月1日 C、2004年7月1日 多项选择题（将代表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里，不选、少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6、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ABCD）。 A、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 B、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 C、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 D、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 17、居民身份证具备（BC）功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