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企业与科技
COASTAL ENTERPRISES AND SCIENCE &TECHNOLOGY 2009年第05期(总第108期)
NO.05,2009
(Cumulatively NO.108)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
袁鲁宁，胡丁慧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鲜有人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专门研究，特别是把公共政策执行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进行探究。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状况，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共政策执行
［作者简介］袁鲁宁，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200241；胡丁慧，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上海，
200241［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5-0012-0003
政策执行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策学家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制定的作用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
行[1]。对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的已经达成共识，有的还需进一步深化，其主要观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特点的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即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意思。最早将政策执行问题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美国政策
学家普雷斯曼和韦尔达夫斯基就把政策执行定义为：“在目标的确立与适应于取得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过程。”
[2]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强调了执行的动态过程，但对于这一内涵的具体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某项政策、方案的具体贯彻、落实，不包括执行的准备和总结阶段，如保罗·A 萨巴蒂尔将政策执行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用法律、上诉法院决定、行政命令，或用议会决定、内阁政令的形式，实施一种基本政策决定的过程；广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为贯彻、落实政策，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过程，涉及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各要素与环节间的关系。林水波和张世贤认为，政策执行可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执行的机关与人员组合各种必要的要素，采取各项行动，扮演管理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裁量，建立可行的规则，培养目标共识与激励士气，应用协商化解冲突[3]；又如查尔斯·奥·琼斯认为：“政策执行是将一项政策付诸实施的各项活动，在诸多活动中，要以解释、组织和实施三者最为重要。所谓解释是将政策的内容
转化为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指令；所谓组织是指建立政策执行机构，拟定执行的办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所谓实施是由执行机关提供例行的服
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从而完成议定的政策目标。”
[4]
莫勇波（2007）概括了政策执行的五大特点：一是执行目标的一致性和执行途径的多样性；二是执行内容的特定性和执行范围的有限性；三是执行方向的原则性和执行方式的创造性；四是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执行活动的连续性；五是执行影响的广泛性和执行效果的社会性[5]。
丁煌概括了政策执行的八大特点：一是对象的适用性；二是范围的有限性；三是影响的广泛性，四是过程的动态性；五是决策的多层次性；六是时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七是空间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八是目标的统一性与途径的多样性[6]。
二、关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研究
国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界定为，按照政
策规定，有权力实施某项公共政策行为的社会主体，而国内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策执行人员和执行机关或组织两部分；国内外的研究均考虑到了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利益需求、文化知识、政策水平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提出了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问题。登哈特（Den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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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00）认为：“有道德的行政官员是那些以批判和独立方式来考察作决策的标准，他们努力反思社会道德，依照行政官员对组织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来行动，同时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承担相应的责任。”[7]
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的研究
在国外，政府管理经历了传统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政策执行的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艾伦·劳顿指出，新公共行政要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公共服务精神的内核是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的理念，促进公共利益一直被视为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提出公务员应履行的义务[7]。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中，提出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增进人民群众福利为根本的原则，服务性原则，及时执行原则、公正执行原则、依法执行原则。
价值问题是公共行政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对于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传统公共行政学把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表现出“效率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突出强调了社会公平。上世纪70～80年代，涌起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即以追求“三E”为目标（E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罗主义”倾向[8]。
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登哈特（Denhardt,1991:97）指出，美德应重新作为公共服务的伦理基础，把公共政策的道德基础定义为由荣誉、善行和正义所构成。荣誉就是坚持责任、正直和原则的最高标准。它是人格品质、优秀美德和公众信任的基础。登哈特认为，我们需要综合的核心价值观[9]。
莫勇波指出，在政府行政领域，文化往往涉及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对政府活动的价值观念、信念、传统、感情、理想等方面，它是影响政府组织全体人员的价值观念、信念以及行为规范的总称。并进一步指出当前至少有三种滞后的思想文化制约着政府的执行力水平，即“领导崇拜”文化、“熟人社会”文化、“安于现状”文化[5]。
四、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执行机制、执行原则的研究
由于国内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界定为狭义的或广义的动态执行过程，他们也都主要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执行的准备阶段、公共政策的实施阶段、执行的总结阶段三大阶段；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政策的解释、组织和实施三个阶段；有的分为：充分的准备和科学的实施两个阶段。在实施阶段泛泛而谈政策的宣传、政策实验和全面推广等内容。赵凯农、李兆光把公共政策执行的一般过程分为以下五个步骤：一是政策接受，二是政策解析，三是编制实施计划、分配政策资源，四是具体推进落实，五是政策监控与协调[9]。
国内外学者，根据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不全面，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的现象，从突破公共政策执行难的瓶颈出发，挖掘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通过把握公共政策执行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进行研究。
赵凯农、李兆光认为，最重要的执行原则有以下七项：忠实执行、及时执行、落实执行、配套执行、创造性执行、监控反馈畅通、利益平衡[9]。
五、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诸因素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影响其执行的因素很多，既有执行活动本身的因素，也有外界环境的因素；既有来自政府本身的因素，也有来自政策影响对象的因素。
赵凯农、李兆光指出，政策执行中存在四大难点问题：一是政策文件本身有问题；二是政策实施计划有问题；三是政策环境背景发生变化；四是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景。他们还指出政策执行中必然遇到阻力：一是来自政策对象的阻力，二是来自政策执行者的阻力[9]。
霍海燕指出，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项政策执行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政策环境；二是政策执行；三是政策目标群体，即政策对象。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政策能否贯彻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与他们密切相关[10]。
陈丽珍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政策本身、政策资源、目标团体以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对政策执行的影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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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勇波指出，政府执行力是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关键要素，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执行不到位、执行偏差、执行中断，等等，从而最终导致政策目标未能得到有效实现。究其原因，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5]。
六、公共政策执行的对策研究
针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好的改进对策和合理建议。
霍海燕指出提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的对策：一是加强中央和地方利益整合；二是提高中央政府对政策的控制能力；三是改革政策执行体制；四是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五是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10]。
［参考文献］
［1］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2］Jeff L.Pressman and Aaron B.Wildavsky,Implement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3rd edition), pp.xx-xxi.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0.
［4］Charles O.Jon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2nd edition).North Situate,Mas:Duxbury press, 1997,p.139.
［5］莫勇波.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丁煌.公共政策执行的若干基本问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2).
［7］［英］艾伦·劳顿.公共服务伦理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高伟.公共行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赵凯农,李兆光.公共政策：如何贯彻执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霍海燕.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J］.理论探讨,2004,(4).
［11］陈丽珍.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再分析［J］.理论探讨,2000,
(5).
（上接第16页）权利人以充足合理的经济补偿。而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20到30倍。这种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而且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这对于农民获取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差价影响最大，也最不合理。
四、现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路径选择，以让农民获得土地产权转让过程中的增值收入最为合理和可行，但是这一路径选择目前面临很多困难。根据以上的分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明晰产权关系
明晰产权关系是中国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农民实现土地规模经济效益的保障，也是农村城市化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农村土地实行部分私有也具有可行性。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以明晰土地所有权为突破口，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以市场机制全面取代行政计划体制，是我国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必由之路。只有实现土地的农民私有才可以实现农民对于土地收益的充分所有权。
（二）继续制定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在与土地产权相关的领域已经有很多的立法，但是不够完善和充分。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制定相关的立法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而
且还要修改这些法律中不合理的条款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与此同时，要继续加大土地产权保护执法的力度，而且执法部门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要承担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角色，而不是成为侵害农民权利的主体。
（三）政府征地按市价补偿
只有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才能充分保护农民从土地产权转让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欧美发达国家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是高于市场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制止过度的的土地需求。在制定土地征收价格的时候，要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价格评估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农民土地价格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趋势放缓，人均收入增幅下降，尤其是农民收入随着打工收入的停滞不前而有所降低，选择新的路径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就有了很现实的政策意义。因此，加快我国土地产权改革，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就成了新时期提高农民收入比较现实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韩振燕,辛天霞.产权理论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06,（4）.
［2］李丕基.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创新［J］.农村经济, 2008,（4）.
［3］李善山.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的制度安排［J］.农村经济,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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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会计研一20101311 黄晓纯 股利政策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界研讨的问题，现金股利又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对现金股利的行为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自米勒和莫迪利安尼1961年提出股利与企业价值无关理论以来，学术界不断对他们的理论提出挑战。用代理理论解释股利政策是现代股利理论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学者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股东意愿方面，其中在公司内部因素颇多，多采用实证研究，多选取一些可量化的指标上，如盈利能力、资本成本、现金流量、控股股东、上年的现金股利、资本结构、流动比率、市盈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刘淑莲，胡燕鸿（2003）以上市公司派现能力和投资机会的角度分析现金分红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以2002年6月深沪两地上市的1179公司中，按照25%的比例共随机选取了在2000年底以前上市的299家公司作为样本，并剔除该年已经被ST、PT的股票。提出派现能力假设和投资机会假设，选取了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每股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每股净现金流量、每股红利、股利与经营现金流量比例、股利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比例、资产负债率、非流通股比例、资产总额12个变量，分析了这些变量与现金分红的相关性，主要采用分类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利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首先对每股收益、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经营净现金流量、每股现金流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又按照现金分红大小排序，分成11个子样本组，并且按照不同的股利支付比率(EPSR、FCFER)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上市公司是通过配股融资和发行新股解决分红现金不足的问题，最后将个样本的均值对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又得出结论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一般不超过会计收益或账面利润，但相当一部分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其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其分红的现金来源于配股融资，且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在与现金流量指标的关系上，现金分红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相对较密切，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的解释性很差，以及相对来说，高ROE、高ONCF和高分红的公司，大多为传统产业，高ROE 和低ONCF公司中分红较少的公司一般属于高科技行业，这表明现金分红与投资收益率和投资机会有关。 尹憬（2006）以沪市2004年度发放了现金股利的4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来研究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因素，假设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上年度现金股利的发放情况、公司规模、每股净资产、负债比率为主要因素，即假设股权越分散，每股现金股利越高，以及盈利能力越强，每股现金股利越高，上年度每股现金股利越高，当年每股现金股利越高，公司规模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高，每股净资产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高，负债比率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六大假设，选取了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来反映股权集中度，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用03年发放过现金股利反映现金股利的持续性，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公司的规模，每股净资产和资产负债率用相应的公式来表示，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运用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以及自相关检验，在对假设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接受假设盈利能力越强，每股现金股利越高，每股净资产与现金股利正相关，负债比例
公共政策可行性研究与政策执行力改进 □ 杨妮娜 （吉林省委党校，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公共政策质量与政策执行力密切相关，政策本身的不完善是限制执行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加强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是提高政策质量的有效途径。政策的可行性研究应该包括政治、法律、组织、经济、技术等内容，当然，不可行性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实际操作中还应警惕可行性分析的异化与具体政策制定环境的不同影响因素。本文以政策的可行性研究为着眼点，从政策质量提高的角度探讨政策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关键词：公共政策；可行性研究；执行力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1）01－0020－03收稿日期：2010－08－10 作者简介：杨妮娜（1980—），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创新、公共人力资源。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重点课题“吉林省领导干部提高执行力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0110。 一、公共政策质量是影响政府执行力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否与政策执行的效果紧密相关。政府执行力之所以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本身不完善。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明确性、协调性、稳定性、连续性、科学性、目标具有弹性、公共政策之间能够良性循环等特征。［1］尽管我国政府正在由经验型决策向科学化决策转轨，但现代化的政策体制并未完全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浪费和行政成本过高等现象；对一些重大决策还缺乏深入的调查、充分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执行这样的决策，不可避免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有些部门还以政策的灵活性为理由，制定公共政策时主观臆断，使政策缺乏前瞻性。由于对政策效果没有较好的预期，导致了政策的低效或失效。因此，偏低的政策质量已经成为制约政府执行力的一个突出障碍。 公共政策是政府需要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评价政府绩效的重要变量，其质量是公共政策的生命。政策制定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而确保制定的公共政策的质量则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公共政策涉及政治、法律、组织、经济、技术、信息等内在和外在多种条件与资源，直接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公共政策的可行性高，公共政策本身就容易得到不同群体的认同，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方案才能够连续、稳定地被执行，才有利于维护公共政策权威。如果决策者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发出的指令本身有误，执行力造成的负面效应就可能增大。政策执行中困扰政府多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很多时候是因为政策不具备可行性而使执行者不得不变通引起的。因此，只有保证政策具有可行性，具有较高的质量，才能使公众认同政策，公共政策才能得以顺利执行。 二、加强可行性分析是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可行性分析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可行性研究，是在制度环境难以迅速改变的条件下相对比较容易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途径。对一项政策进行可行性分析是指运用各种技术和方法对规范研究中所提出的方案进行考证，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分析决策是否可以实施，是否具备了条件和能力，确定决策实施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以供决策者进行选择的过程。同时，针对决策成功的必要条件和不利因素进行的不可行性分析，通过各种手段否定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来发现政府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应包含在可行性分析之中。 当前，政府在进行政策可行性分析时往往不够充分或者说忽略了不可行性分析，这样，很容易因意外因素而导致决策的失败或错误。多数时候只是强调了可行的一面，这就自然会引导人们只考虑可行的、有利的条件，而忽略了不可行的、不利的条件。缺乏不可行性研究或对反对意见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会导致重大的政策风险和投资风险，不仅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不利影响，也会给政府的权威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二）可行性分析应包括不可行性分析部分 可行性分析中包含的不可行性分析内容可以有效防范低水平政策的出台。不可行性分析是指由政府组织和实施的、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证明和发现政策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提供确切的事实和理论根据，从而否定政策和决策的可行性，作为政策可行的最重要的补充依据。［2］既然可行性研究是为公共政策决策者服务的，那么，就理应为决策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国每年都出台很多决策，但 公共政策 20
公共行政经典著作导读参考文献 第一讲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早期研究范式的确立 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6期、1988年第1期中文版。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3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沙夫里茨、海德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14－26页，第27－29页。 第二讲古典官僚制理论与正统公共行政学体系的确立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怀特：《行政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文版。 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2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古利克、厄威克：《行政科学论文集》，纽约：美国国家公共行政研究所1937年版。 厄威克：《行政的要素》，纽约：皮特曼出版社1949年版。 第三讲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终结 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R. Dahl,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 1947):1-11 H. Simon, “A Comment on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 1947): 200-203 西蒙：《行政格言》，见沙夫里茨、海德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127－141页。 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纽约：罗纳德出版社1948年版。 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沙夫里茨、海德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范式 2012年12月26日15:21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作者：张润君任伊扬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内容提要】公共政策科学总以特定的政策问题为其研究对象，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定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解决政策问题。政策源于问题又回归于问题，从问题就是“心中的一种理想、期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一定义出发，可以阐发出一种将理想追求与现实分析有机结合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即“问题”范式。 【关键词】公共政策科学“问题”范式政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更多、更为复杂的难题，如环境、人口、健康、能源、交通、教育、疾病、贫困、犯罪等。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公共政策科学的逐渐成熟和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建国初，我国人均GDP不足100美元，2003年达到100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3000美元大关，五年涨了两倍。[1]2011年已达到5432美元，居世界87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往往是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时期，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社会伦理需要完善的重要时期。[2](P40) 政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诺尔、里夫林)、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罗迪)[3](P1)，公共政策科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发展速度最快、最富有研究活力的学科之一，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日趋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4](P37)公共政策科学从拉斯维尔的奠基到德罗尔的发展，再到政策过程研究的展开，已形成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和特定的研究途径以及研究范式，如政治学研究途径、经济学研究途径、伦理学研究途径。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的，古代和中世纪政策研究角色的分化和专门化与城市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复杂化有关；近代政策研究程序的改变则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实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当代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特别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及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3](P12) 第二，政策科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将初创时期内涵的各个要素和内在张力充分表现了出来。政策科学已经并不是由单一的维度构成，其间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德罗尔曾呼吁通过综合哲学基础与构建本体理论，引入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与开创宏观公共政策分析，改进元政策制定系统对公共政策进行理论建构。[5](P23) 第三，我国政策科学研究与实践步入正轨较晚，公共政策科学的重要性和学科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落后，定量分析手段缺乏，对现实政策问题研究不深等现状，与当前我国
社会资本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
如何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公共政策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的内政外交，小到公民个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受制于国家的公共政策。人们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可行，是否正确，依据的标准通常是政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实际问题，都要由该国的公共政策来规范和调整。可以说，没有公共政策的必要干预，就难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公共政策就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① 公共政策过程包括分析、制定、执行、评估、终结五个阶段，其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五个阶段中最重要的环节。公共政策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政策不被执行，就仅仅只是政策而已，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也就不会对个人、社会、国家产生任何影响。当然，政策的好与坏也就无从知晓了。美国著名行政学者G.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执行”究竟有多么重要。 一、公共政策执行及其地位、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宣传、试验、实验、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已合法化的公共政策付诸实践，从而实现政策既定目标的动态过程。”②
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过程的关键环节，发挥着其他环节不可替代的作用。整个政策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 1、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制定政策是研究问题、确定目标的过程，但是公共政策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研究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政策执行才是直接的、实际的、具体的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过程。 2、政策执行是检验政策质量的重要途径。一项政策的正确与否，最终需要实践来检验，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执行政策，才可以知道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政策执行是后续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经制定就尽善尽美，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加以修正和完善，或者制定新的政策。 总之，政策执行的作用和影响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终。因此，要想让公共政策顺利执行下去，首先就必须高度重视政策执行活动，把政策执行作为政策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 将计划转化为实践有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很多时候，政策已经制定好了，但是实际上却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得到有效的执行，执行的现象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总是直接的或间接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只有通过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才能够排除这些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从而使政策顺利地执行下去。我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股利政策影响的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对于上市公司股币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最先是和证券估价分析联系在一起，还没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对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财务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股利政策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此后，很多财务学家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形成了传统股利政策理论与现代股利政策理论。前者主要侧重于研究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方面，形成了股利无关论与税差理论；而后者侧重于研究股利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原因，形成了追随者效应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 (一)传统的股利政策理论 传统股利政策理论认为，投资者更喜欢现金股利，而不大喜欢将利润留存给公司。这是因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鸟”，是实在的，而公司留利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都可能飞走。既然现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的股利，那么在投资者看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就越大。1956年哈佛大学约翰·林纳(John．1inth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拉开了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 1．“一鸟在手”理论。“～鸟在手”理论主要的代表者是戈登。1962年戈登(Grordon．M．J)和夏普(EliShapiro)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戈登模型。该理论基于投资者偏爱即期收入和即期股利能消除不确定性的特点，认为股票价格变动较大，在投资者眼里股利收益要比留存收益再投资带来的资本利得更为可靠，由于投资者一般为风险厌恶型，宁可现在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等到将来收到更多的股利，故投资者一般偏好现金股利而非资本利得。在这种思想下，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息息相关，股利支付的提高将会增加股东财富。 2．股利无关论。最著名的MM股利无关论是由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提出的，因为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均为M而简称为MM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一个信息对称的完善资本市场里，在公司投资决策既定的条件下，公司的价值和公司的财务决策是无关的，因此，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对股东的财富和公司价值没有影响，股利政策与股价无关，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会影响股票的市价。 3．税收效应理论。法勒(Farrar)和塞尔文(Sel—wyn，L)通过研究认为，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现金红利和资本利得可以不同税赋，如现金股利税赋高于资本利得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存在税赋差别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及个人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相对于现金股利课税而言，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 (二)现代股利政策 现代股利政策认为，在完善资本市场环境中，股利政策并不重要，每个股东都能无成本地选择公司的股利政策，以适应自己偏好，所以股利不影响公司价值。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不对称税负、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三种缺陷，公司的股利政策将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这时股利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1．追随者效应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是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股东的税收等级不同，导致他们对待股利水平的态度不同。有的税收等级高，而有的税收等级低。公司应据此调整股利政策，使其符合股东的愿望达到均衡。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 v 一、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 v 二、政策执行的基本内容 v 三、政策执行力 v 四、提高政策执行力 一、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 v （一）政策执行研究兴起的背景 v 1、政策科学早期的认识 v 虽然拉斯韦尔等早期政策科学家把政策执行看成了政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政策执行并没有引起政策科学学者的足够重视，政策科学被认为是研究政策制定的科学，例如德洛尔的政策科学范式就认为政策科学就是对政策制定的研究，其目标是改善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政策过程被分成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包括政策制定和评估等环节）三个阶段。 v 2、政策执行不受重视的原因 v 天真地假设政策执行过程是简单的且人所共知的；强调权威决策者的作用而排除了“低层次”官员对政策执行过程负责；执行过程涉及严重的边界问题，往往难以界定相关的行动者；时间和资源的巨大消耗。 v v （二）政策执行研究兴起的契机 v 1、美国奥克兰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v 1973年美国学者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创造就业的机会的政策项目——“奥克兰”计划的跟踪研究而写成报告《执行：华盛顿的宏大计划是如何在奥克兰破灭的》。这本书成为70年代“执行运动”兴起的标志。 v 2、政策科学研究视野的拓宽 v 从理论上看，20世纪60年代末政策科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要求对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实践上看，60年代约斡逊总统发起的“伟大社会”改革的许多政策项目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客观上提出了为什么比较理想的政策方案及项目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样一个问题，这促使人们从政策执行上寻找原因。 （三）政策执行研究的主要途径 v 1、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 v 这种途径假定，政策是由上层规划制定的，然后它们被翻译或具体化为各种指示、以便下层的行政官员或职员执行。领导人形成政策偏好，这种偏好随着行政层次的降低而不断被具体化，为下层行政官员或职员。 v 2、自下而上的途径 v 这种途径以组织中的个人（即参与政策过程中的所有行动者）作为出发点，政策链条中的较低及最低层次被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客观存在强调政策或项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参与执行项目的行动者的承诺与技巧。 v 3、“政策/行动连续统”途径 v 这种途径或多或少有作为前两种途径的综合的意味。政策制定者将作出限制其他行动者权力的决策，而行动者将做出规避决策者权力的决策。这一途径是以权力作为焦点的。 v 4、工具选择途径 v 政策决策的实质或形式的过程总是包含着在可利用的政府工具箱选择特定工具。
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一．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 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 1865 一1970 )发韧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德国的稗斯麦时代,法国的后拿破仑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都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管理社会,推动其进步。在美国,建国先贤——汉密尔顿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等思想, 伴随着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蹒跚向前,并且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效率”, 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事务大包大揽。这些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也确实是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良药, 使西方各国从原始资本的积累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从理论意义上讲, 完整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存有三大理论支柱: 1.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指出行政应当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为行政确定任务,但政治不能去操纵行政。从此政治与行政的严格二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定下了主基调,之后百年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建立在它之上。 2.理性官僚制理论（官僚制度学派） 如果说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传统公共行政奠定了理论基石, 那么传统行政模式中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它在形式上、方法上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中其他理论配合默契,有浑然天成之感.韦伯笔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拥有法理权威、严格规则、职责明确的层级体制。良好的效率通过组织本身的规则和程序获得保证。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官僚制作为理性和效率的工具, 确实为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运用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行政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它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判断和感情用事的管理方法。 其代表人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学派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官僚机制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官僚体系的设计、激励、控制等运行管理和改造,包括人事、财政、技术使用及公共工程项目等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最关注的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大型组织管理形式,这一点,在军队、国家和大型企业的核心结构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官僚机制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是,官僚机制也象市场机制一样,有使自己失灵的天敌,如人浮于事、臃肿、繁冗的程序等等。这些天敌会负面影响官僚机制的良性运作,需要得到管理和监督。 3.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学派） 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代表人物泰勒（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原则，该理论强化了人们对追求效率和消除浪费的关注，从而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追求。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贡献了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标准化的工作.这与僵化的等级制度、程序和先例相符合;二是广泛而严密的控制.与传统理论中公务员职业化、终生制完全吻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２００５年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０５ＪＡ７９００８４） 作者简介：鲁贵宝（１９６７－），男，安徽芜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曾繁华（１９６２－），男，湖北京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综述 鲁贵宝，曾繁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撑。综述了我国知识 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创新政策、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政策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与科技决策机制创新研究现状，指出了我国创新政策研究的不足及其今后努力的方向。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政策；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０７）０８－０００１－０４ 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上讲话，提出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部署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并重点从５个方面着手：①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②要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③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④要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⑤要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本文针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科技创新体系政策研究，进而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１ 关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政策研究现状 １．１ 知识创新政策研究 吴江（２００２）［１］认为知识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知识 的生产、传播和转移。就中国国内而言，对知识创新的理解应属于“科技创新”的范畴，因此，它属于技术创新的源泉问题。技术创新则是一个已被公认的术语，从其意义上讲，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认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和基础，技术创新则是知识创新的发展结果。周正祥（２００２）［２］认为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与组织构成的子网络，核心机构是国家科研部门与高等院校，主要功能 是生产、扩散和转移知识。刘小平（２００４）［３］认为知识创新是知识从产生、创造到应用的整个过程。它通过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积累新知识，达到创造知识附加值、谋取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知识创新具有多个侧面，它不仅包括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新工艺的创造应用，还包括管理模式的变革、组织机制的调整等诸多方面。知识创新还是一个复杂的商业过程和组织过程，其背后的基本哲学是将技术能力和市场需要联结在一起。因此，知识创新不仅仅是产品性能改进的问题，或是流程改造、 变革管理的问题，而是实现创新者竞争地位根本性改变和谋取长远竞争优势的问题。 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不可绝然分开，目前国内论述知识创新政策的文献主要有：何传启所著《知识创新—竞争新焦点》（２００１），该书阐述了知识创新系统、知识创新基本制度和知识创新政策，提出了知识创新理论；何承金所著《人力资本管理》（２００４），该书倡导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上促使知识创新。徐同文的《知识创新：２１世纪高新技术》（１９９９），认为政府鼓励高新技术发展有助于推动知识创新。吴江的《知识创新运行论》（２０００），认为国家应在政策上支持科研机构、教学科研型大学、其它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加强知识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１．２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 出了许多有创意的见解。如连燕华（１９９９）［４］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是一个国家为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规范技术创新行为而采取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与措 第２４卷第８期 ２００７年８月科技进步与对策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４Ｎｏ．８Ａｕｇ．２００７
第25卷第4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10月Vol.25,No.4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04经济研究 现代西方学者财政政策效应理论文献综述 匡小平,龙 军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部,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是一个既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自凯恩斯理论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财政政策效应的主 要指标是财政乘数,因而本综述主要讨论关于财政乘数问题的理论文献,其中主要涉及政府增加支出和减少税 收对乘数的各种影响,目的在于判断财政扩张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的条件。由于财政政策无非是通过作用于 供给、需求和制度而产生效应,故本综述分别从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制度约束三方面阐明西方学 者的主要研究文献是如何解释财政乘数的决定因素的。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效应;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4)04-0076-06 作者简介:匡小平(1962-),男,湖南双峰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财政政策; 龙军(1978-),男(侗族),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财政理论政策。 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亦是区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各大经济学流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既有理论研究文献也有经验研究文献。对于浩如烟海的这些研究成果,即使要进行粗略浏览亦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为此,本综述将对近年来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的主要理论研究文献进行阐述,以明确这一领域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轨迹,把握其目前动态,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财政政策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实行的并将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一个国际参照平台。之所以要将文献综述限定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方面,除了有关文献数量过多这一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人们研究重点的转移和这方面研究成果对我国具有的更大实际参考价值。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西方学者对财政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导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差额的高额财政赤字、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作用,以及如何精心设计税收制度和安排支出项目以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话,那么,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困境,印尼、韩国和泰国经济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严重衰退,以及最近美国和欧洲经济萎靡不振,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主要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挥的经济刺激作用方面了。 由于人们通常用财政乘数来说明财政政策的 收稿日期:2004-09-2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7), 1352-1355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9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a92546503.html,/journal/as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a92546503.html,/10.12677/ass.2019.87184 Analysis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Ranran Xia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Jul. 10th, 2019; accepted: Jul. 23rd, 2019; published: Jul. 30th, 2019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 single field can deny the value of timely information and effective data analysis. The public sector is no exception, so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s also a necess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 on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nalysis, ex-trac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rrent big data in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ssible risks, how the big data can be applied to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summarizes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public polic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each stage. Finally, a brief review and summary are given. Keywords Big Data, Public Policy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大数据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分析 夏冉冉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南昌 收稿日期：2019年7月10日；录用日期：2019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19年7月30日 摘要 在这个科学技术与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领域也不能否认及时信息和有效的数据分析带给他们的价值。公共部门也不例外，所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是一种必然。本文基于此梳理了目前国内关于大数据应用与公共政策分析的相关文献，提炼出目前大数据应用于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作用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如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运用大数据、总结大数据应用与公共政策的路径研究及在各阶段的具体应用。最后，进行了简单的评述和总结。
卫生政策研究 课程论文 麦尔比亚 学号：107602115022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可持续发展分析 摘要农民、农村及农业问题(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发展至今，“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之一，但这一制度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农村经济不能长足发展，农民健康不能得到全面改善，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农村合作医疗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生命质量提高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有关农民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问题。然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一直未将农村人口纳入思考的范围，尤其在连续经历了“非典”和禽流感等高传染性疾病事件后，我国农村现有的医疗设施和保障体系更是显示了其严重的脆弱性。农民怕看病，看病贵，看病难，己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担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获取经验教训，并分析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制约因素，从而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 一，引言 1.1 背景资料 农民、农村及农业问题(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发展至今，“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农村经济不能长足发展，农民健康不能得到全面改善，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农村合作医疗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生命质量提高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有关农民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问题。然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一直未将农村人口纳入思考的范围，尤其在连续经历了“非典”和禽流感等高传染性疾病事件后，我国农村现有的医疗设施和保障体系更是显示了其严重的脆弱性。农民怕看病，看病贵，看病难，己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担忧的问题。 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之一，但这一制度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在20世纪60～70年代，合作医疗曾经惠及大多数农村居民，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2。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合作医疗制度迅速衰落，仅在少数地区得以残存。在全国各地农村的发展参差不齐，覆盖面也极为狭窄。合作医疗走向低谷，农民缺乏医疗卫生保障，原有的农村卫生服务提供系统不再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陷入生存困境。1980年，全国约有90%以上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34。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合作医疗迅速滑坡，到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就猛降至5%左右，1989年仅为4.8%。上述情况使 1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一200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77一311. 2WHO2000, Health System :Improving Performance ,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M].Geneva: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3卫生部.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M】.1976一1992 4顾涛，李正直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相关问题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卫生经济，2005(4):12一14.
就业社会政策文献综述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公众维持生计、实现人生价值和进一步改善物质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径；就业是安国之策，就业不仅关系到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保证，同时也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能否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并加以有效利用，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决定我国能否保持资源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何谓就业政策 就业是指一定年龄阶段内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进行的活动。就业的反函数是失业，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愿望的人处于没有就业岗位的状态。实现就业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二是具有用人需求的用人单位；三是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雇佣关系的“纽带”，例如信息交流、法律保障等。 就业政策又称劳动就业政策，常简称为就业政策，是指政府或其他组织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合理分配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和保护劳动者权利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和。就业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满足劳动者就业的需要，维护与就业有关的各种合法权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的就业政策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更加有效地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要。 就业社会政策的内容包括： （1）促进就业机会增多的社会政策； （2）合理分配就业机会政策。就业政策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所有劳动者，它不能只考虑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而忽视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就业社会政策必然要涉及就业公平的问题； （3）增强劳动者利用就业机会的政策。在世界各国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很多劳动者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利用就业机会获得工作岗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利用就业机会的能力。劳动者利用就业机会能力的缺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能力低下，满足不了现代社会中日益提高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同时，还由于这些劳动者缺乏求职技巧，不懂得展现自己，获取用人单位的信任，从而无法实现就业。针对这些情况，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4）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政策。就业保护方面的政策包括就业权利的保护，劳动者获得基本工资和基本福利的权利以及在劳动场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方面的保护。 （5）与劳动者就业有关的其他政策。 二、我国就业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