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几点思考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1-0154-03
摘要：新刑诉将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标准着司法方法的从证实走向证伪的科学转变。本文指出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缺陷，并提出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语境下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证伪主义证明标准
引言：
我国新刑诉加入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这使得证明标准从发现绝对真实的理想主义迈向相对正义的道路，也是司法方法的从证实走向证伪的科学转变。“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主义哲学、普通法传统和陪审团审判制度等司法制度息息相关，并且也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理念和宗教传统紧密联系。而与英美法系司法理念相差巨大的中国，如何将与英美法系文化制度并存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下移植成功，建立保障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客观真实一—我国传统刑事证明标准的缺陷
证明标准是贯穿刑事诉讼的主线。自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刑事诉讼的标准以来，诉讼证明标准到底是应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一直是学界争论
论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 X剑云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即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完成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判断准则。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证明其主X的证明程度。这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优势或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盖然性，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或苏联的“内心确信”，它始终是属于人的认识活动的X畴，而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心理活动，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如何统一人们的认识，对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形成共性的理念，是在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受历史发展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根植已久，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证明标准的一元化，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其证明标准都是要求客观真实。随着对民事诉讼是私法性质的诉讼，其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民事纠纷，⑴及证据由当事人提供及市场经济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快捷等等的认识的深入，有的人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二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还有的人根据英美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三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特殊的民事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证明标准的适用与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过分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而过分追求效率，必然有损公平。如何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与统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从案件结果的严重程度、案件的性质、当事人的参与度、双方当事人
的力量对比等等情况考虑，一般来说，对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参与的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应具有确定性，排他性。法官是用必然勾画着事实轨迹，追求着最近似的公平。而对于没有公权力参与的性质的案件，其证明标准的要求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么高的，它只须具备因盖然性而产生的可靠性就行了，法官是用最大的可能描绘着事实的轮廓，追求着最大效率。 从证据制度的发展上看，其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过程。而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依据的都是证据裁判主义，两者其实各有所长。日本学者三月章认为实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还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关键在于对法官是否信任，即“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则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⑵从这一点上说，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是与该国的法官的素质、国民的法律素质、法律实施的状况大有关系。其实，不管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存在，只不过大小有别。因为不管是心证还是确信的形成，都需要承办的法官按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用逻辑法则来推导，都是承办的法官个人意旨的作用。 我国目前程序立法还有不公平之处，不能完全体现私法的性质，如证据收集规则中的法官取证表现了较为浓厚的追XX体公平的色彩。而法官、律师、当事人的法律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传统的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对证据的收集和采信的方式的合法性的忽视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非法的录音摄像材料，根据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不能当证据使用的，这就是说法官对该证据是看都不用看的，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把该材料作为了参考，认为这材料虽来源不合法但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认证。造成证据的排除规则如同虚设，律师、当事人XX取证乐此不彼。程序公平是实体公平的保障，程序公平是可以达到的，而实体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时实现程序公平会有损实体公平，但因为程序公平是看得见的公平，是固定的，我们应首先维护。这就是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从国外的立法上看，一般来说，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优势证据的标准，而没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证明标准 一、了解： 1、证明标准的意义；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二、领会： 1、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三、掌握： 1、证明标准的概念； 2、我国证明标准的特点； 3、我国证明标准的适用。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2）证明标准的意义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应当举证，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事实之真伪，就在于与证明标准是否吻合。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对于案件事实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应当是什么，国内外在学理上有不同的概括和争论。概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
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 第三，我同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利的组织保证。 第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总结司法工作正反经验，反映现实需要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已先后颁布，提供了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法律依据。总之，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不少人支持。 主观真实说认为，在诉讼中证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事实。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或者事实认定者发现的事实，并不是诉讼之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客观事"。这是因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从对事实的预先得出的模糊结论出发，然后才寻找有关的证据支持的，如果有关的证据不支持原来的结论，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寻找其他的结论。其次，事实认定者在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时，直觉或者预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每个法官由于学识、经验、信仰等不同，也就是个性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会不同，因此，对干同一个案件事实，即使有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法律真实说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只有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赋予法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确定事实的机关，是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所以，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事实，其中具有一定的构成性。 3．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1）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
论证明责任的分配(一) 摘要：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古往今来，在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理论上相佐、立论上各异的学说。对这些学说的理顺对于我们研究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本文在简述证明责任基本含义之后，着重归纳总结了两大法系的诉讼理论中充斥的不同学说，并简要阐述了我国学者所持的观点。 目次 一、简述证明责任的含义 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的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证明责任又称为“结果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 这种理解在当今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但事实上，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同时期对其含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罗马法初期即已出现“证明责任”一词，但此时的“证明责任”仅限于证据提出责任，或者说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直到1883年，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德国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而英美法系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所以也有学者主张“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诉法的术语。 我国民事诉讼界对“证明责任”的含义的认识也有一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三个时期，并最终将”证明责任“定位在”结果责任“上。？2？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 为什么要分配证明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充分、系统的回答的是，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的分析。在他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普维庭教授将此前关于证明责任理论研究分立为三个阶段的设题： 第一阶段的设题是：在事实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法官有无履行判决的的义务？ 第二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在方法论上应采用何种方式作出本案判决？第三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或者说法官在判决中将真伪不明情况下产生的诉讼上不利益分配给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标准是什么？ 目前，法学界对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设题的回答尚未达成共识，对关于第一阶段设题的回答已达成共识，即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有履行裁判的义务，或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由，拒绝对本案作出裁判。3]-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成“真”或“伪”-其结果是，必然有一方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么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以及现代要求的效率的法律价值，应当让当事人的哪一方来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因。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就是对事实真伪不明时产生的败诉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也就是普维庭教授总结的第三阶段的设题。这三个阶段的设题中最本质的应当是第三阶段的设题，它是前两个阶段的设题在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的连接-既是第一阶段设题的的深化和必然结果，又是第二阶段设题（关于证明责任规范独立性的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重心，故不在此赘述）的具体内容。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1案例简介——问题的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某支行(以下简称郑州某支行)状告杨 某借款案。 (1)原告郑州某支行于2008年9月14日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称。 2005年8月13日，郑州某支行与自然人杨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 定杨某向郑州某支行借款8万5千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8月13日 起至2008年8月12日止。借款用于杨某购买轿车一部，借款由自然 人张某提供保证。至2008年8月12日止。杨某尚欠郑州某支行5万 元借款未还。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杨某返还5万元借款及其利息。另外，郑州某支行虽然同杨某就杨某所购买的A型汽车签订了抵押合同。但 因杨某于2008年11月13日因抢劫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轿车在案 后被家属藏匿，致使抵押权无法实现，故要求张某直接承担保证责任。 (2)被告杨某并未向法院提交答辩状，而被告张某向法院提交答辩状称； ①张某在同郑州某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被告知其所签订的为保 证合同，属于重大误解，故该保证合同为可撤销的合同。请求法院依 法撤销该合同。 ②郑州某支行同借款人杨某之间签订有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杨某利用 借款所购的A型轿车。郑州某支行理应先就该轿车的担保实现债权。 被告张某仅应对该轿车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③张某与郑州某支行之间签订保证合同中，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故 在借款同纠纷未经审判。并就债务人杨某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 行债务前，张某对原告郑州某支行能够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若从民事实体法上分析该案件，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法官在审理 案件的时候对案件的证明责任实行不同的分配，则可能导致案件处理
无论是（A．职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在诉讼证据上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评法官的良心、理性判断而采用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学具有（）的特点。C．注重实用性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 )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B．奴隶社会 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 ),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B．否定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B．英国 证据法学是( )。D．法学学科体系中一个分支学科 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证据制度是（）。B．神示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 )。A．刑讯逼供 最早规定自由心证原则的刑事诉讼法典是。C．意大利刑诉法典 新中国的证据法律制度被称为（）。C．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证据的基本属性的是( )： D．排他性 下列当事人的陈述( )可作为证据使用。A．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 精神病鉴定通常聘请精神病院的医生进行，在鉴定时，精神科的医生就是（）。C．兼职鉴定人 鉴定结论属于（）。A．言词证据 勘验笔录属于（）。B．实物证据 下列证据中既属于间接证据，又属于原始证据的是（）。B．证人听到被害人哭声的证言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证明制度，是（）。A．神示证明制度 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在以下（）证明环节上具有实质性差异。D．证明标准 最重要的证明方法是（）。A．逻辑推理 只有对（）而言，才有所谓的证明责任。B．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据证明的（）。C．要证事实 证明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于（）。 B．古罗马法时代 被告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是（）。A．刑事公诉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案件是（）。C．非法所得案 在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是（）。A．当事人 行政诉讼法同民事诉讼法一样，也是通过对证明标准作了规定。C．间接的方式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的表述是。A．排除合理怀疑 按照证据的来源来划分，证据可分为（） C．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进行（），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局长批准，并遵守一定的规则。B．侦查实验 （）主要是指甄别法，是审查鉴别的意思。A．个别审查 证据的充分性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B．确实性 审查判断个别证据的活动，是确定证据的（），判断证据的证明力。B．客观真实性 诉讼证明的客体是A．案件事实 （）是证明过程的关键环节，是证据制度的基础和核心。C．审查判断证据 第一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是A．法国《人权宣言》 司法认知的客体是B．特定的事实 从法律推定在诉讼上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来看，可将法律上的推定分为。A．不可反驳的推定和可反驳的推定 在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通用的证据规则有（）。A．最佳证据规则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A．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具有证据力 关于证据学的研究对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C．人类的文化传统背景是证据学的研究对象 法律事先对证据的形式、范围和证明力作明确规定，法官只依照法律规定作出机械判断的证据制度是( )。B．法定证据制度在神示证据制度下，所采用的证明方式有。ABCD A．神誓 B．水审 C．火审 D．决斗 证据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证据的( )。答案：ABC A．客观真实性 B．合法性 C．关联性 D．合理性 一般来说证据规则包括( )。答案：ABCD。 A．采用证据的规则 B．排除证据的规则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完善及意义 【摘要】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作为民事诉讼脊椎的举证责任的核心内容,在审判实践中起着决定谁胜谁负的的关键作用,本文从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入手,论证了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确立谁主张谁举证等举证责任分配的六大原则及其意义。 【关键词】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曾被日本学者称为整个民事诉讼的脊椎,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更是认为在实际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的实际重要性甚至比大多数律师认识到的还要大。确定举证责任问题常常就是决定谁胜谁负的问题。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又是举证责任的核心,可见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的重要性。我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都作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不能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需要。本文试结合司法实践就审判实践中如何完善举证责任分配的六大原则及其意义进行论证。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固定分配规则及举证时限的要求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各自承担提供哪些证据的责任,是举证责任的性质的外化及其功能的表现,其意义在于由法律预先规定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来承担对其不利诉讼后果的风险,因此具有指引法官正确裁判的功能。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理论界有许多学说,但最有影响的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伯格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其主要内容将民事实体法条文分为四个类型,即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制约规范。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妨害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制约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负担举证责任。这种划分标准的功能设置体现在审判实务中,当遇有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明,且在双方均不能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据此径行对该待证事实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从而作出相应的裁判,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之后产生不利的影响的一方当事人。这为法官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如何作出裁判产生了指示作用。例如在借贷法律关系诉讼中,原告请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二、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后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三、规范说及批判 四、证明责任分配新说 五、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和法则 六、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及构成方面，人们或许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作为证明责任本身，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它都会客观地起作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总是客观存在的。在证明责任理论中比认识证明责任更重要或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既然证明责任是一种规范，那么它就应当与其他任何规范一样，满足公平、正义这
一基本要求。大陆法系诉讼理论之所以复杂得令人望而生畏，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观点相互之间有些相互补充，有些又相互排斥，整个理论空间成了各种学说争论的战场，同时各种学说的创立也反映了法学家们超人的才智。这种由各种学说构成理论的现状和历史的现象，恐怕只有在大陆法系中才能见到。在英美法系却似乎显得要恬静得多，英美法系的诉讼法学家更注重实际而不囿于概念和理论。他们不喜欢学究气与英美法系判例的实务性、灵活性不无关系。因此，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几乎就是大陆法系各种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还没有客观证明责任的概念。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1]所以，关于证明责任的规范主要解决的是对案件事实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 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2）
2011年8月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Aug.,2011第4期总第102期 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Academy No.4Ser.No.102 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及其合理性研究 王 青 (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管理系,江苏南京 210012) 摘 要：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刑事诉讼目标，体 现了刑事诉讼价值，契合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背景、诉讼传统模式、司法体制等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在移植和借鉴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应当谨慎。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合理性；人道规则；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38（2011）04-0051-04 基金项目：2008年江苏警官学院科学研究项目“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08Y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青（197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证据法学和涉外警务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英美法系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最早产生于1793年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法院对State v.Wilson 案的审判。该案中，法官指示陪审团遵守“人道规则”(humane rule)，如果对于被告人是否成立所指控的罪有“合理怀疑”就应当裁定其无罪。[1]19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该标准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要求，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将其确认为宪法所保护的正当程序规则。20世纪上半叶，英国也认可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目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已为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认可，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近年来，随着诉讼理念的进步和对证据制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我国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反思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分析 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在英美法系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同国家、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不同学者对其内涵都有不同的解释。1954年霍兰诉美国案中，排除合理怀疑被解释为“你们大家在生活 中面对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时愿意据此采取行动。合理怀疑是一种导致人们在行动上产生犹豫的怀疑 ……而不是人们愿意据此采取行动的怀疑”[2] 。这是美 国许多法院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最常用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规定“合理怀疑”：“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3]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摩菲认为可以用百分比表示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大致范围。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49%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51%的可能性时，辩方胜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51%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49%的可能性时，仍然是辩方胜诉；只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远远超过90%的可能性时，控方才能胜诉[4]。 以上仅仅是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实践中，无论是学界所下的定义，还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清晰的界定。但综观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有几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证据学 答案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法学本科 《证据学》课程第三次形成性考核根据所给题目撰写一篇论文，可在所给两个论文题目中任选一题，要求3000字，并写出200字的内容摘要。 1、试论证据裁判原则 答：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2、试论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民事诉讼证明对象和行政诉讼证明对象在范围 上的差别 答：第一，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刑事诉讼中，证明犯罪的有无及轻重的责任由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承担，原告不承担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责任；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分别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第二，证据的种类有所不同。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等，是三大诉讼共同的证据种类。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被统称为“当事人陈述”）是刑事诉讼特有的证据种类；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种类。
摘要：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古往今来，在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理论上相佐、立论上各异的学说。对这些学说的理顺对于我们研究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本文在简述证明责任基本含义之后，着重归纳总结了两大法系的诉讼理论中充斥的不同学说，并简要阐述了我国学者所持的观点。目次一、简述证明责任的含义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一、证明责任的含义证明责任的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证明责任又称为“结果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这种理解在当今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但事实上，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同时期对其含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在罗马法初期即已出现“证明责任”一词，但此时的“证明责任”仅限于证据提出责任，或者说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直到1883年，在大陆法系 （主观的证明责任，的理论中，德国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 或称“行为责任”）和“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而英美法系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所以也有学者主张“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诉法的术语。我国民事诉讼界对“证明责任”的含义的认识也有一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三个时期，并最终将”证明责任“定位在”结果责任“上。？2？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为什么要分配证明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充分、系统的回答的是，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的分析。在他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普维庭教授将此前关于证明责任理论研究分立为三个阶段的设题：第一阶段的设题是：在事实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法官有无履行判决的的义务？第二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在方法论上应采用何种方式作出本案判决？第三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或者说法官在判决中将真伪不明情况下产生的诉讼上不利益分配给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法学界对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设题的回答尚未达成共识，对关于第一阶段设题的回答已达成共识，即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有履行裁判的义务，或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由，拒绝对本案作出裁判。[3]-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成“真”或“伪”-其结果是，必然有一方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么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以及现代要求的效率的法律价值，应当让当事人的哪一方来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因。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就是对事实真伪不明时产生的败诉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也就是普维庭教授总结的第三阶段的设题。这三个阶段的设题中最本质的应当是第三阶段的设题，它是前两个阶段的设题在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的连接-既是第一阶段设题的的深化和必然结果，又是第二阶段设题（关于证明责任规范独立性的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重心，故不在此赘述）的具体内容。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empirenews.page--]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证明责任是一个兼跨程序和实体的“两栖”问题，对它的分配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一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比认识证明责任更重要或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一些学说的代表人物甚至认为研究证明责任就是为了阐明证明责任的分配。[4]虽然不同的学说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证明责任理论中所占的比重大小不同，但在“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的核心问题”这点上早已达成了共识。大家都认为分配证明责任很重要，所以大家就竞相研究，创立了很多的学说，也就使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一直成为民事诉讼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国外诉讼理论对证明责任
谈谈如何“排除合理怀疑” 司法实践中不得不用“排除合理怀疑”去进行证据排除，那么在实践会引发怎样的一连串问题？值得探究。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程序方面——对“合理怀疑”的争议焦点 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宪法不明确表示初审法院是否必须确定“合理的怀疑”标准。在实践中，法院宣布，“合理怀疑”是不言自明，但其存在进一步解释的困难，甚至可能无法进一步界定。这种特点导致联邦和州法院对“合理怀疑”采取各种不同的做法：有些上诉法院阻止使用定义；一些赞成定义；还有一些趋向由原审法院自由裁量。而权威观点倾向于使用定义的做法。可见，对“合理怀疑”的争议焦点在于：法院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合理怀疑”的内容。 1.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被信任 法官是否应当向陪审团说明其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在过去法官和陪审团之间，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一直意见不一。有法官指出，实践中，陪审团必须始终面临是否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去确定有罪或无罪，但是法院不是必然应对陪审?团界定合理怀疑的，并称宪法并没有明示也不强迫法院对陪审团进行证据标准的指示。一些州和联邦法院认为，虽然审判法庭给一个准确的指令去定义术语不是常见的错误，但实质上不需要甚至应该去避免由陪审团对合理怀疑做出指示，且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往往会
混淆陪审团原本持有的判断。 美国法律工作小组在一本法律注释的权威性著作——《美国法律精解》（第二版）［1］ 而不是律师的职责，既然如此就意味着法院可以适当否认辩护律师向陪审团解释什么是“合理的怀疑”的机会。还有一些法院强调，律师不应该被允许对“合理的怀疑”下定义,同时也承认，检察官在疑难案件的争论中自行对“合理怀疑”下定义是不当的。针对这种说法，一些州的检察官代表明确指出，合理怀疑的定义标准并不要求完美。“合理怀疑”不是如此司空见惯，尽管一般法官都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他们也往往会错误地描述“合理怀疑标准”。在20世纪一个真实的案件中，辩护人goddard［2］ 理怀疑的公式”的控诉理由，似乎已经偶然制造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影响：向陪审团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蒙混过关。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陪审团的常识去判断，而避免其他任何人对它进行解释。和巴顿法官［3］ 识的其他学者、法官一再强调，法官应当向陪审团说明其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一是控方始终负有证明责任； 二是定罪前必须确信（注意不是“确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排除合理怀疑”是司法人员认为的几乎为最高的一种证明标准。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 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ei incumbit probatio， qui dicit， n on qui neget ）。“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cum per rerum naturam negantis nulla probat ion sit ）。这一原则源于罗马法中这样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affirmanti i ncumbit probatio non neganti）。①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二、证明责任分配两大分类学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了，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 消极事实说（Negativentheorie）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消极事实说直接来源于罗马法否定者无须举证的原则。 外界事实说将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两大类，主张外界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的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外界事实是指人的五官能体察的事实，如物的大小、颜色、运动方式等等。所谓内界事实指人的心理状态，如知与不知、故意与恶意、真实与虚伪。按照外界事实说的观点，正是由于内界事实是人的内心活动，故难以证明。此说的缺陷虽不多，但却是致命的。人的内心活动通过间接 ①有学者在谈到罗马法古老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时，也提到了两个基本的成文法则，即“主张者应证明，否定者无需证明”和“从事物的性质上，否定者不应证明”。没有提到原告应举证的原则。（见村上博巳：《证明责任の研究》，新版，第70页，有斐阁，1986。）实际上，村上所谈到上述两个原则实质只是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