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工业化
王玉玲
新中国建立后以农业合作化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与农村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关于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可以从发展农村的工业企业和促进农业工业化两个方面来考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合作化应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建立后以农业合作化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与农村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难题———工业化或促进农业———已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两者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保持这两个部门之间协调是取得迅速和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的条件之一”［1］。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是统一的，“搞农业合作化，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2］。有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是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增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一般泛指在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应演进变化过程。”此外，有学者区分了“农村工业”和“农村工业化”，并对“农村工业化”做了全面的定义:“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牧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参见郑新立、周喜安《中国:21世纪的工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
度研究室:《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张毅、张颂颂:《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7～11页。）笔者以为，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作为农村工业化的两个内容，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相辅相成，农业工业化的切实实现，基础就在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而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农业工业化的推进。
在谈起新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时，学者们大都把焦点放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而对改革以前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轻描淡写或者一笔带过。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以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在此之前社队企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同时期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推动的结果。笔者在这里拟对农业合作化（包括其后的集体化）、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讨。
一、农业合作化带动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
在1958年以前，农村工业基本上是自给性的手工作坊式的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据《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中的资料统计，1952年农村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业产值81亿元，1953年为88亿元，1954年为90亿元，1955年为97亿元，1956年为99亿元，1957年为100亿元。［3］总的看来，1958年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非农经营活动，不仅主要限于为农村服务的范围，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因此，随着国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范围的扩大以及数量的增加，农业社的副业活动便由于原料困难而举步维艰。［4］
1958年为农村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5］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
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会议要求以五年到十年（后改为五至七年）的时间，各省和自治区要使本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在随后到来的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进而又办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后，中国出现了不管是否具备条件，社社乃至队队都办工业的热潮。［4］（p.355）1958年8月后，全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值得指出的是，人民公社在建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银行业务），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专科、科学研究等）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这一思路，也体现在1958年12月10日****
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5］（pp.609～610）
公社工业随着人民公社的组成也应运而生。当时公社工业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把农业社办的工业收为公社工业;由人民公社新办的;“共产”社员资产办的;
大炼钢铁时兴办的工业;将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全部转为人民公社工业。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
总产值的10%。［4］（p.355）
为了纠正社办工业群众运动式发展带来的问题，****中央制定政策对社办工业给予规范，决定在国务院财贸委下成立人民公社工业管理总局，以加强领导（后因公社工业整顿等原因而未成立），且国家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0亿元，无偿支援公社工业和穷队。 1959年初，毛泽东在察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并开始着手纠正时，仍对社队工业寄予殷切期望。在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6］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与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是一致的。
1959年起农业连续三年遇到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极困难境地。国家对社办工业也采取了相应调整:（1）不许剥夺农民。（2）将划归人民公社的手工业社再划回手工业社系统。（3）停止各种大办，劳力归田。（4）县、公社和大队曾经把原高级社经营的一些企业单位调来归自己经营。这些企业单位，按照新规定的管理体制仍然可以由原高级社（现在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应当发还;由公社或者大队经营比较适宜的，应当把原有的资财设备合理作价，向生产队偿还价款，或者作为合营的企业，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同生产队按比例分配企业利润。［7］（5）缩小社办工业经营范围:以农具的简单制造和维修为首要任务;本乡村农村产品的简单加工;生产当地的传统产品;小型的矿产开采和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的生产。［7］（p.484）（6）对社队工业进行治理整顿。 1961年，毛泽东提出社队工业以生产小队为主，他说:“今后社队办起来的东西，不是大办，是小办，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只能生产队。”［8］1962
年9月，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9］11月，中央又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提出:“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9］（p.703）在上述措施的影响下，社办工业企业1958年末为602万个，1959年5月减少到87万个，1959年末又减少到70万个，1961年减少到4.5万个。［3］（p.155）社队工业产值也连年减少。1961 年，社队工业产值为19.8亿元，1962年下降为7.9亿元，1963年再下降为4.2亿元，为历史最低点。［4］（p.357）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社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解决农村土地资源稀缺、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农业收益下降的问题，向非农产业寻找出路是必然的选择。1965年9月，****中央、国务院就发展农村副业生产问题发出指示:农村副业是薄弱环节，1964年尚未达到1957年水平。鉴于此，要以生产队为主，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单独一个生产队无力举办的项目，可由几个队联合经营;生产大队在不侵害生产队利益的前提下，也可兴办自己的副业。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4］（p.364）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央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了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手工业传统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随后，沿海及内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和指导下兴建社队企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南地区。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6.96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为
5.48亿元。1978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又发展到25.98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4］（p.370）从性质上看，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公社或生产大队。在社队企业就业的职工都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其报酬一般是按出工时数在原生产队计工分，并由社队企业付一定补贴。除极少数技术职工外，其劳动报酬与其他社员大体相等。也有些企业给职工发工资，但职工要拿出其中大部分“买”生产队的工分，再从生产队分口粮和工分应得的报酬。因此，企业的职工只是临时性在企业中劳动，其权利也只是领取比在生产队劳动较多些的补助费。［10］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 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见表1。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9.32%。［4］（表略）
农村工业企业围绕农业办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因此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灵活性。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4］（pp.364～365）
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人民
公社把“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视为办工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上海市川沙县1971～1974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4］（p.367）企业的赢利，一部分作为税金上缴给国家，余下的部分除用于支援农业外，主要用于企业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如果用于创办新的企业，需经上级批准。［11］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村工业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构成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改变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12］
二、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工业化
农业工业化是指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即用工业产品进行农业生产，其产品仍然是农产品，但产量、品质和品种有了变化。农业工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步骤，也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合作化对农业工业化的促进主要有：
第一，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
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必要手段，也是农业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方向。互助组一般规模较小，由三五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其成员各自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劳动过程中换工互助，有的还实行某些技术分工。互助组是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已有272万个农业互助组，参加的农户为 1131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7%，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华北等地。由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生产合作社是一种必然，互助组中的几户或十几户农民，在协作劳动中提高了生产率，因此就有进一步将所占有土地和耕畜、大农具集合起来形成更为稳定的经济组织的要求。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也就逐步出现了这类组织并且发展迅速。
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征的初级社，能发挥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耕畜、农具不足的矛盾，使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一使用，便于开展多种经营、进行
副业生产。但要明确的是，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变，所体现的只是初级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即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集约化经营，除了经营规模的扩大外，更重要的内容是专业化生产和实现与市场衔接，即农业市场化。所谓农业市场化就是改变农村传统小农经济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初级合作社的组成原则为农业市场化提供了条件。在初级社中，农民自愿以个人的劳动力占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联合，构成合作制经济。其劳动力为个人所有，入社也只是将占有权投入，并和土地使用权、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占有权一起，形成合作社的总体经济权利，它们的使用权由合作社统一行使，农民依其个人权利拥有收益权。初级社的原则中，除了“入社自愿、耕畜和土地可分红”之外，还包括“退社自由”，这是其个人权利的主要体现。“这一制度，承认个人产权，把生产资料由个人占有变成共同占有，由个人支配变成共同支配，由个人决策变成共同决策，是公私混合的利益共同体、富有绩效的产权结构。”［13］
第二，推进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写的按语中说：“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14］
农业合作化的长处在于可以快速动员、组织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农业合作化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推进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安排“三五”国家建设资金时，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主要应依靠大寨精神，国家农业投资可适当减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学习大寨精神，建设大寨式稳产高产田，成为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的要求之一。1976年，全国机井数量增加到240多万眼，比1965年增长10倍，对北方旱区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1971～1975年，就增加有效灌溉面积10926万亩。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67470万亩，比1965年增加17887.5万亩，增加36.1%。与此同时，还有25035万亩的低洼易涝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4］（p.498）
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投入，提高了防灾抗灾能力，为农业的稳产高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据估计，1952～1957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设。1966～1976年间，农民继续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这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
［15］农田水利建设还带动了地方“小水泥”的发展。1966年以后的10年，地方小水泥厂生产的水泥用于农业的累计达9000多万吨，约占地方小水泥产量的67%。农村人民公社用这些水泥修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库、水渠、扬水站、机井、防洪闸、电灌站、电排站等设施，在抵御自然灾害、建设旱涝保收农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pp.332～334）
第三，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
没有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是不可想像的。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要求一定的基础，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机械化的。正是农业合作化使得农业机械化成为可能和现实。因为无论是农业机械的使用还是化肥的使用，都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16］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农业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实施了一条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66～1978年，推进农业机械化与开展农业学大寨互相结合，贯彻始终。［4］（pp.496～497）中央和国务院大力倡导把发展地方、特别是县（市）小型农业机械制造、修理厂作为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本环节之一。1969年8月，召开了全国建设县农
业机械修造厂工作会议。1970年，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药会议，会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搞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改变6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 197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到1980年的十年奋斗目标，使全国农、林、牧、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落实这一目标，会议要求建立县、社、队三级修造网，做到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社队要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窑、小水电、小机械制造、小水泥），这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资金除社队自筹外，将国家每年支持人民公社和穷队的10亿元用在农业机械化上。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70年代初，全国2300个县（市）中，除81个县以外都有了农机厂;70年代中期，29个省、市、自治区中，27个省、市、自治区县县都有了农机厂，新疆91.3%的县办了农机厂。全国近半数的人民公社也办起了自己的农机修理厂（站）或农机修造厂（站），还有一部分生产大队也办了农业机具修理或修造厂（站），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农业机具修造网络。这个网络的修造水平虽然不高，但它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有利于承担起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的日益繁重的修理任务。［4］（pp.328～329）到1978年，农用动力灌排机械拥有量比1965年增长6倍多，有效灌溉面积达67亿亩。［16］（pp.16、37）1978年底，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65年的1494万马力增加到15975万马力，增加9.7倍;机耕面积由1557.9万公顷增加到4067万公顷，增加1.6倍;机电灌溉面积由809.3万公顷增加到2489.5万公顷，增加2.1倍，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重由24.5% 提高到55.4%;农村用电量由37.1亿度增加到253.1亿度，增加5.8倍。［4］（P.500）
第四，促进了化肥、农药的推广和应用。
农业化学化是农业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化学化的基础是化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三五”期间，化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
额中的比重，由“一五”和“二五”时期的5.4%和7.6%增加到11.5%。“四五”期间，这一比重曾减少到9.8%，“五五”前三年又回升至15.6%。其中，与农业相关的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增长更为迅速。以1965年为基期，截至1978年底，其产量分别增长了403.7%和176.2%。1978年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92.4万吨增加到884万吨。每亩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0.9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3.93公斤。化肥、农药产品产值在化学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4.6%（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上升为1978 年的19.4%（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4］（pp.466、500～501、467）化肥、农药施用量增长，对农业增产有重大作用。
在农业化学化的道路上，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小氮肥”的发展。由于“小氮肥”技术容易掌握，而且所需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收效快，比较适合县一级的情况，而且产品可以自产自用，因而深受欢迎。1966～1976年，全国共新建小氮肥厂 1232个，其中，1970～1976年的几年平均每年新建144个，1976年小氮肥厂合成氨产量已达到368.1万吨，比1965年增长了19倍，在全部合成氨产量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2.4%上升到占59.5%。小氮肥的发展，对于满足农业的急迫需要，支持粮食生产的持续增产，起了重要作用。 1973～1978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214.3亿斤，小氮肥厂生产的化肥是重要增产因素之一。［4］（pp.329～330、471）
三、余论
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到改革开放前，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经历了发展的高峰和低谷。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也不可避免会对农村工业化产生影响。其中，带来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农业合作化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农村工业化，无论是农村的工业企业的发展还是农业工业化，其基础就在于形成自主的市场主体。初级社对劳动者劳动力所有权和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承认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提供了条件。但随着农业合作化向集体化的转
变，尤其是发展到人民公社阶段，因对“政社合一”的强调，人民公社既是行政机构，又是行使占有权、经营权、处置权、管理权的机构，其负责人由上级任命，只对上级党政机构负责。生产队、生产小队的负责人只是公社党政机构的代理执行者。在此情况下，自主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出现。如果说集体化在农业集约化经营方面有贡献的话，也只是在规模方面。较初级社而言，高级社规模更大。伴随着小社并大社、联乡并社的发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的规模进一步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其表现为组织规模过大，管理混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等。后不得不将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即经营权的行使单位降到生产队，其他权利并无实质改变。加上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副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更加排斥商品经济，农业市场化道路被彻底阻断了，农村工业化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经历了蓬勃发展，但其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新的困境。农业工业化进展有限，农业集约化经营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农业合作化时期建立的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即使到今天也仍在发挥作用，新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很少，且已有的设施也因缺乏明确的主体而失于维护。在农业机械化方面，除少数土地/劳动力比例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一般而言，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所退化，甚至连机耕、机灌、机械脱粒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农用拖拉机用于农村运输的反而占多数。可以说，时至今日，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机械化还基本上没有实现，有的也只是刚刚开始。［17］不仅如此，我国农业中生化技术系列的变化也没有完全实现，如果与先进的亚洲型农业相比，无论是良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还是在与此相关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以及灌溉体系的效能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18］
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农村工业化要求以社会化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个体农业生产方式。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文化观念等，是全方位的转变，并不因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完成。
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内生的联合和发展。中国变革小农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不是听凭小生产两极分化，而是要使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将劳动力、小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合作经营。不能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农业化作中走了弯路就全盘否定合作化的必然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待于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合作化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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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1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中下合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18］牛若峰等:《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212页。
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６７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７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 黎亚彬 ——与韩竹先生商榷 2月11日，观察者网发布韩竹与刘学伟问答的文章《一边倒、中苏交恶与合作化问题》。笔者无意插足于两人之间的问答，但韩竹先生于该文中表达的有关“农业合作运动是否必要？”的观点笔者实在不能苟同。个人认为，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不过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而已。如加以正确的运用和改造，农业合作化甚至也是当今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出路。为此，笔者希望能就此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首先，韩竹先生对当年中国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原因的认识是对的。公有化、工业化、防止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是理所当然的合理而充分的原因，理论与实践也都可以证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 然而，韩竹先生接下来却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公有化），这给中国的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这显然是非常片面和武断的。韩竹先生应该承认，在一开始，在农民们自觉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互助社、初级社的阶段时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明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开始时的这种积极意义是不能也不应被抹煞的。没有这种积极意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不可能深入地发展
下去。 韩竹先生说：“一个社会如果严格按照意识形态发展，让现实来符合原则，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并不等于就能够切合现实”，这显然也是非常不严禁、不合乎逻辑的。如果事实如韩竹先生所说的这样，那人们在理论上的研究与论证还有什么价值、意义和必要呢？问题不在于“让现实来符合原则”，而是我们的理论与原则、意识形态要正确。理论在应用于实践的同时，要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及时改正错误，而不是放弃理论对现实的改造与指导作用。 什么是“乌托邦陷阱”？如果人们对一种理论上的社会制度改进方式还不懂，就去顽固坚持实施的话，那是一种“乌托邦陷阱”；但如果这种社会制度改进方式是现实而科学、可行的，确实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那为什么不能去实施？这也是“乌托邦陷阱”吗？公有化层级“越高越好”是一种“乌托邦陷阱”，那公有化本身也是一种乌托邦陷阱吗？显然，韩竹先生并没有明确这些问题，其用词是既不严禁，极不准确的。至少韩竹先生在用“乌托邦陷阱”这一词时，应首先指明其所谓的“乌托邦陷阱”所指为何？否则就是一种乱扣帽子、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实上，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土地公有化与农业生产的公有化都是正确的。而且，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为了土地公有化，更是为了消灭两极分化，为了农民们的更好生产与生活，为了国家与社会的更好发展，这一点更为根本和重要。在这种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出现一种不恰当的“公有化程度上的跃进”现象，是理论与原则、意识形态上的差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论中国农业发展问题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是主要问题，各国为经济发展都做着不同的努力。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成功的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和学习，但是是不是经济发展就要一味盲目跟风或者照抄照搬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何在漫长的历史中从先进走向落后，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古代农耕文明时期开始，农业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重点与基础。古老的农耕文明养育了数千中华儿女，也让我们在封建社会中前期领先于世界，然而，当工业文明的号角响起之时，中国固守封建，固步自封，不肯迈出重要的一步。在时代的面前，中国并没有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继续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无疑，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诚然，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必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单独发展农业已不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在工业化开始之际，如何将工业化与农业结合起来才是发展的正道。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努力从农业过迈向工业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不少理论与做出的实际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这样写道：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的确，如何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是个发展农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如何协调和处理它们的关系至关重要。而在当时情况下，要想迅速发张生产力，将工业摆在突出位置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决策。 毛主席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过程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必须处理好”。毛泽东强调指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就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嗣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中均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这虽然还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但已从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农业衰退中看
农业生产工业化趋势 在现实生活中，农业生产工业化趋势逐渐明显。对我国这一农业大国来说，生方式工业化以逐渐变成需求。纵观我国农业发展史，中国农业将会在世界上起更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工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形式了，农业收入也不可小视。在中国领土上生活着十多亿人，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迫使我国粮食产量年产要不断地提高。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素质的不断提高纯人力生产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再者工业也在迅速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逐渐的增加，所以农民转工的情况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而工业化生产模式正好符合这一国情，同时可以增加农业、工业的协调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的缘故，因此粮食的产量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处理农业生产工业化已经迫在眉睫，这样既有利于我国粮食的增产又可以处理农转工的国情，适应社会的变革，使用机械化生产可更好地发挥土地的作用，更好地实现因地制宜的战略政策，充分的利用资源和劳动力，并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浑厚的人力基础，也可提供第二产业发展的原料需求，并进行三大产业的整合，从而产生更多产业交织的行业形成产业综合型发展的发展模式，使广大的人有岗位，是农业生产形成产业链结构，更充分的利用资源。 在我国还存在着这一问题，大多数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农民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在精神享受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对生产也有一定的认识，对纯人力投入农业生产这种过时的观念已抛弃；农民工在外打工有经济基础后迁离原居住地的人数在逐年增
加，这样造成的土地无人耕种，大面积的土地荒废，土地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果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空闲资金又可以引导国有经济和剩余资金进行农业工业化投资，这样可以加快小康社会到来的步伐，工业化生产不是让少数人掌握土地而是广大人民将土地私有出租保有土地私有权，为了更好地发挥土地的作用，承包公司应该对农业生产进行规划，充分的因地制宜，并具有科研所和专业人员，从而解决部分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所以我国应该尽快进入农业生产工业化时代。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也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入，专业化生产的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向一定区域集中，现代城镇由此产生。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工业发展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辐射带动作用极大增加，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发展。而且，现代交通不断改善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集中节约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自然条件对工业发展的限制。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工业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原料。如果农业生产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工业原料，工业生产将受到极大限制。反过来，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经营提供了支撑。工业水平的提高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现代机器开始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中。由于劳动、资本、技术在农业投入结构的变化，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比重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农业现代化是推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需要农业生产为城市人口提供基础性物质保障。由于城市人口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业除了提供粮食等基础生活资料外，还必须满足城市人口的其他要求。这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市场化、商品化的条件。 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技术、资金以及市场等外部条件。这其中，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使工业化的规模效应增加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我国中西部一些地区，这样一种趋势开始出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实际条件，大力推进城市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明显脱节。由于工业化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人们进入城市后不能寻找到工作机会，出现大规模的非正式就业人群，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激进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改善农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反而破坏了农农业发展的基础。城市的扩展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生产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大量地农村资源
浅谈农业合作化运动——读《山乡巨变》有感浅谈农业合作化运动 ——读《山乡巨变》有感 《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 全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55年，团县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但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却不肯入社。邓秀梅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合作社赢得了秋季丰收。壮阔的波澜触动了每一个角落，引起巨大的矛盾，在父子、夫妻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之内，都展开了深刻的冲突。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斗争，使经济基础、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观点与人和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整个山乡出现了新的面貌。 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周立波曾亲自参与合作化运动，亲历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1959年出版的《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根据自己工作过程中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加工而成的。《山乡巨变》所描述的湖南清溪乡的合作化过程，侧重于用相对有节奏的事件发展、典型的人物塑造讲述合作化运动在一个月间从县人乡，从宣传、动员到个别劝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成立、初级社扩展为高级社的一个完整过程。在讲述这个合作化过程中，周立波表达了他对合作化政策的关注和认识。尽管当时有人批评《山乡巨变》过多地表现了“亭面糊”这个中间人物，没有表现出正面人物的“共产党员的心灵的美”，“看不见农村中轰轰烈烈的合作化场面，也不
《农业与工业化》读后感 第一次接触张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在2012年。当时考研的学校指定的一门考试教材是《发展经济学》，为了应付考试，书上的知识背的滚瓜烂熟，然而更深层次的理解还是有些欠缺。2016年来到华科，获张培刚发展基金会赠书两本：中文版《农业与工业化》以及英文版。初次看到中文版的封面时颇有感触，镰刀与麦穗，非常贴切而又富有深意的设计。怀着一份敬意，现在开始我们的阅读旅程。 回顾张老的一生，几多繁华、几度风雨、几经坎坷。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得张先生对于农业问题有着切身体会。大学时期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经历，为以后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34年大学毕业后，张先生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从事了六年之久的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工作期间，先生多次参与到地方的乡镇调研，并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等著作，同时还在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这一系列的成长工作经历为后来先生到哈佛留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对后来论文的选题颇有影响。1941年先生进入康桥哈佛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涯，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得先生原有的知识得到极大的升华和提高。1945年张先生完成《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初稿，后该文获得 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这对于当时的华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荣耀。七十几年过去了，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中的一些理论在当下仍然适用，如重视农业的发展、改革土地制度、推进农业机械化等等。然后造化弄人，张先生归国后搞了近10年的总务行政工作，后又教了逾十年的政治课，紧接着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完全无暇自己擅长的经济学术研究。学术生涯停滞了几十年，人生最黄金的时光竟就这样蹉跎。董辅礽教授曾感慨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过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才华不得施展，人才埋没多年，这无疑不是一个时代莫大的悲哀！ 20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拟将《农业与工业化》内容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即原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分标题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中卷分标题为《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下卷分标题为《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在对三卷书进行详细阅读后，我对张先生的敬仰之情不禁又增添了几分。书中严谨细致的文笔、规范的引用及在当时具有引领性的思想都令我印象深刻。本文的主要着重点是对上卷内容的把握，并辅以中下卷中对相关问题再论述的见解。 上卷开篇总论部分主要是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评述，主要涉及工业与农业的基本概念及全篇所用之局部均衡、区位分析等方法。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基本概念，张先生听从库兹涅茨教授的建议放到了附录部分。对于这一点的做法，我赞同杨联陛先生的看法，这两
农业工业化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已普遍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我省也已步入了工业化中期。此时，农业怎么发展？现在各界都在思考，社会上也流传着各种说法，笔者认为，此时的农业必须以自身的工业化来融入整个大的工业化，实现农业工业化。本文试就此并结合农业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谈点基本看法。 关键词：农业工业化WTO 一、如何认识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 农业发展与工业化是高度统一的关系。作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分析： 1、农业与工业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农业是一种基础性很强、附加功能性很多的产业，其他各业都离不开农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联系在一起。假设没有农产品供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没有农产品供给，部分工业如轻工业、纺织工业等就会成为无本之源。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 2、工业化本身就包含着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不仅仅只有工业，与工业有关的各个产业都会大而化之。什么是工业化？我的理解是，工业生产的爆发性的扩张，这种扩张来自工业内部的质的不断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各个产业的全方位的嬗变。就农业对工业的影响而言其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从有关方面支持工业，也就是说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贡献。农业贡献主要体现在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和市场贡献。从部分发达国家发展工业的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需要农业原始积累，需要农产品原料与资金方面的支持；在工业化中期，工业离不开农业的市场贡献，如果农村市场、农民市场不打开，没有相应的消费工业产品的能力，工业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在工业化高级阶段，更离不开农业，这时农业既要为80%以上非农业人口提供食品，又要为发达的轻纺工业提供原料，更要保持生态平衡，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就农业自身发展而言，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积极参与，用发达的工业装备农业，用工业的方法管理农业，在农业中实现工业化。 3、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来看，只有在农业与工业同时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工业化。英国之所以在欧洲能最早实现工业化，主要是这个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农业，农业长期强于欧洲其他各国。美国也是这样，从建国之初，美国就把农业作为其他各个产业的基础来对待。反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如阿根延、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关系(一)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是一对联系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
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
农业合作化对三农的影响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
问题。但是现在广大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依然是原始或半原始的自耕农业状态，其生产关系水平依然是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条件，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关键所在。从此入手，实招自出：必须解决落后的自耕农业方式水平，必须解决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水平。概括而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村“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再加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自耕和个体”上，因而，解决原始或半原始农具下的自耕状态和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营水平，就成了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现时答案和起步抓手。与时俱进的要求和三农问题的现实都要求我们进行反思，三农的问题根源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
2020年自考《发展经济学》考点：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工业化与农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不顾农业如何而竭尽全力地推动单一的工业化，不过最终还是失败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停 滞和衰退，工业也受此影响而没有多大进展，在农村和在城市，到处 都能见到失业和贫困的人口。 (一)对农业作用理解的变化 1、配第-克拉克法则 配第-克拉克法则认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 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对比重越来越高。各部门的劳动力构成也是一样的，农业劳动力人数持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则相反。这个观点的理论依 据是农业与工业的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差异。 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用于食物上的支出将减少。农业的主要作用是生产食物。所以收入越增加，对农产品和需求 也就相对应的减少，更多的支出用于工业品及其它。从供求关系上看，需求高的行业能够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所以也能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工业和服务业就是这样。反之，像农业这样需求减少的行业，所 能获得的附加价值也会减少。所以农业的地位是在持续下降的。 2、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主导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 罗斯托把一个国家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分为六个阶段： (1)传统社会阶段; (2)为“起飞”创造先决条件的阶段;
(3)“起飞”阶段; (4)向成熟推动或持续成长的阶段; (5)高额大众消费阶段;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罗斯托所列的主导产业几乎都是工业行业，对于农业的重视也 是相当不够的。 3、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 农业这样生产初级产品部门间的联系效应小，不能作为重点发展 部门，应首先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 1958年，赫尔希曼曾提出一种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发展中 国家普遍存有投资及管理水平的限制，所以应该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 展某些重点部门。重点部门的选择应该根据该部门发展的联系效应大 小来定。所谓联系效应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前者指该部门与它 购买它产出部门的联系，后者指与供给它投入部门的联系。他认为， 农业这样生产初级产品部门间的联系效应小。不能作为重点发展部门，应首先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 4、刘易斯二元结构论 在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还要数刘易斯的二元 结构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 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城市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有着大量剩余劳 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农业是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低。而工业部门则是以现代化方式实行生产，劳动生 产率高。经济发展主要是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大，而农业仅仅是向工业 部门提供廉价劳动力，因为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有，农业部门甚至能够在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无限的向工业部门 提供劳动力。
农业合作化对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现在广大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依然是原始或半原始的自耕农业状态，其生产关系水平依然是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条件，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关键所在。从此入手，实招自出：必须解决落后的自耕农业方式水平，必须解决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水平。概括而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村“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再加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自耕和个体”上，因而，解决原始或半原始农具下的自耕状态和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营水平，就成了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现时答案和起步抓手。与时俱进的要求和三农问题的现实都要求我们进行反思，三农的问题根源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集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坚持兴修梯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六小”工程和农民住房改造。 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体，自有农具，集体机具和集体积累，个人现金等为股本或股金，组成的以自愿结合或自然村为单位组织的以农业经营为主的体制。从而实现原始自耕农到集体农业生产者的转变，实现自己自足个体小农经济到混合经济股份企业经营的转变。以现有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起步，再过渡到农产品等的加工经营，再发展到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生产经营。逐步实现集体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跷跷板” —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化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在近代以来就如何实现工业化，我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但都未取得显著地突破。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受苏联的影响，我国一度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调，这促使了毛泽东等党内人士思考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第一大关系，便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我觉得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跷跷板的两头。当我们在重工业这一边放了过多的筹码，跷跷板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这便如同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受苏联影响，过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错误。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轻工业和农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样造成工业化落后。 那要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要想能够很好地维护跷跷板平衡，促近两者的和谐发展，就只有两者并举。即在已有的现状之下，加重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从而促使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对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更深刻透彻的分析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农、轻、重三者之间发展关系的理论。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同时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这就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指明了方向。 由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薄弱的经济基础未能解决“两个矛盾”，毛泽东指出，以工业化为主导，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以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同志认为，重工业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轻工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而为了真正使我国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毛泽东同志既总结了前苏联的教训，也结合了我国的经验，指出:“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也就是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出发点。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则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不合理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因此，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
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与意义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第三个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土地改革的意义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作为一个行业，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d10800131.html, 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作者：钱娟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20期 摘要：近几年，安徽省已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了新一轮土地改革，在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下，一批以土地流转为发展基础的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纷纷成立。在农村地区主要通过大包户（即承包农民的土地100亩以上者）自愿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政府参与引导多家大包户一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获得经济收益。 关键词：土地承包；农业合作化；大包户；共赢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的农业合作化，与我国20世纪在50年代实行的农业合作社有重大的区别。首先，从合作社的组成形式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主要是集体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人们集体劳作，成果共享，虽然一开始卓有成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动了小农经济，但长此以往，这种公有化程度过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过于绝对化的统一经营的原则、漏洞百出又执行不到位的记工分制度、限制合作社进入流通领域的合作化等，其发展方式极度抹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必然面对体质溃散的最终局面。在进行对比过后，当下我国施行的农业合作化相对完善得多。本文根据对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的实地调研情况具体说明现今实行的农业合作化制度以及它所带来的包括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包括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总人口6.1万人。总面积134平方公里。余井镇“三山一水六分田”。水资源十分丰富，皖水在境内穿过，镇域内有长春水库（中型水库）、还有4个小型水库。余井、程祠、民生的世行二期加灌项目工程竣工并通过省政府验收，农田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优质农作物的种植多达10万亩，包括优质稻5万亩，优质棉1.5万亩，油菜2万亩，茶、桑等。余井镇地区实行的农业合作化的形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大包户土地承包制。在对当地实施调查期间发现，留守在余井镇地区的主要是老年人，目前的常住居民中近百分之八十以上为60岁以上人口，这也是余井镇地区在实行大包户承包制土地承包种植方式以后能带来经济收益巨大增涨的必要条件之一。 受农村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是按户口制分配的，农村的儿子在成家立业之后，整个家庭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通俗的说，也就是，在农村，儿子有自己的田产，老人有自己的田产，二者相互独立。如今，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村青中年弃田外出打工谋生，已经在外购置房产也是常态，由于家中老人身体状况的原因，必然会留下荒置的农田土地，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搁置的农田成了镇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领导班子的商议决策之下，最终余井镇实行了田产的农业合作化。这种农业合作化简要概括为大包户通过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主要是根据自愿原则，一般而言是采取农作物的补偿方式，考虑到农田土地所处位置，土地自身条件等因素具体标准表现为一亩田补贴
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 历史演化 初期 第一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 [1]农业合作化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2]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3] 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