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是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世卿
世禄”制基础之上的由贵族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官吏的选拔和任命制基础之上，按照职能和职位分工、分层管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央或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包括有关官僚机构的组织运作与官僚的活动及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定。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与特定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相适应、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政治制度。由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种转变，一般认为是由经济基础变革引起的上层建筑变革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反映。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冲击旧的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贵族世官制衰落了，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取得政治上的权力，他们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而上层衰落下层上进的士阶层则成了新兴阶层的政治支柱。地主阶层在夺权斗争中，需要改变旧的贵族世官制，一经夺得政权，更需要新的官僚制度巩固政权。”现有的政治制度史著作也多是从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士阶层的崛起、各诸侯国变法运动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及官僚政治的确立等思路来阐述两种政治制度嬗递
的过程及原因的。应当说以往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现有的讨论还远远不够，本文拟就两种政治制度嬗递的内在根据、变革路径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分封制的衰落导致贵族政治的衰落
分封制与贵族政治相伴而生，分封制的推行必然是贵族统治，而分封制的衰落也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衰落。分封制是适应父权家族制扩大化的需要，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的必然而又合理的制度安排。在由方国林立过渡到统一王朝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分封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形式和政治架构。完全意义上的分封制创行于西周。“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代的分封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通过“封诸侯，建藩卫”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则是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的财产继承权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的继承者，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庶子为小宗，周天子封之为诸侯，其对周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封国内却是大宗，君位和封爵由嫡长子继承，也称宗子，世代保持在本族内大宗地位，他分给卿大夫以土地和居民。卿大夫又封士。每一个梯次对其下都是大宗，对其上都是“小宗”。这样自天子以下以至于士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宗法系统。
分封制实质上是父权家族制扩大化的结果。它是已取得统治权力的宗族在拥有一个共主的基础上，其他家族成员共同享有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周初的分封，周族同姓的姬氏占了分封总数70个中的53个，其余姜氏、赢氏、殷商之后、帝舜之后等，有些属于周族，有些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被周族所认可。这样，原来的家长成了天子，他的儿子们、亲属们、朋友们成了诸侯，然后这些诸侯的儿子、亲属、朋友们又成了卿大夫，卿大夫的儿子、亲属、朋友们又成了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管理单位――父权家庭。这个家庭负责带领其他邻居从事生产。于是就形成了最基本的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父权家庭。分封制的实行，使周初的王权得到加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得以确立，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密切，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而且分封制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嫡长子继承制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宗法制度使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分封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在分封制条件下，虽然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一定，但诸侯对卿大夫所拥有的权力要大于天子之于诸侯。诸侯在
自己的封地内有充分的主权。天子和各级诸侯、卿大夫在各自辖区内各自为政，即所谓“分土而治”。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和最高统治者，但对诸侯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一种类似盟约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周初建立的分封制度实际上是把权力按地域分散到了分封贵族们的手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部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问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者的一部分。”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主要靠宗法血缘、姻亲纽带和周王室的威望与实力来维系。宗法制度把族权与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之初的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这样，维系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主要靠周王室的实力。当周王室强大时，各诸侯国尚能臣服。但当王室衰微之时，各诸侯国便成为一种离心力量，出现不服之势，甚至与王室分庭抗礼，整个社会会呈现出无序状态。更重要的是分封制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礼乐征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
二、贵族政治的特性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以血缘关系在各方面起主要支配作用的贵族政治。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而且贵族政治的结果必然造成贵者恒贵，世袭贵族养尊处优，易造成脱离社会的停滞腐化现象，以至最终失去对社会政治经济的驾驭能力。又因为贵族政治是以对全国土地、人民、权力层层分割分区统治为前提，其特点是经济分散，政治割据。必然会导致地方的分散性与全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样就会打破贵族与贵族之间，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造成贵族政治统治秩序的混乱，而且贵族政治的基础与各要素的联结完全依靠血缘纽带的维系，而血缘纽带则必然要随时间的推移疏远松弛。因此，贵族政治必然要被历史的发展所毁坏，与此结合的王权也必定趋于衰微。
分封制的发展使地方日益成为强大的权力实体，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战争的日益频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同时中央集权也发展起来。各国变法的主要措施包括：首先，建立官僚体系，世袭制被任命制取而代之，世家大族对官职的垄断受到制约，官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树立了权力领域中的国君独尊形象。君王通过任命、罢免以及监督检查等手段来控制官僚，加强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其次，建立郡县制度，代替原有的分封制，限制贵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再次，在军事方面建立征兵制与常备兵制。
兵权和军权集中于国君，保障了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皇权已经处于酝酿之中，各国的政治变革为秦大一统后建立全国性的皇权制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建立国君任命的官僚体系是权力集中于国君的开始；郡县制度的建立是地域、制度和地方治理权力统一的开始；而建立征兵制和常备兵制则是维护国君权力和国家统一的保障。史实表明，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三、郡县制的推行催生出官僚政治
郡县制追求权力集中和行政效率，其势在合，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官僚取代贵族，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郡县制萌芽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完善于秦汉。春秋时期，在外部威胁加剧的情况下，一些诸侯国国君因为战事需要，遂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起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制度。县的设置稍早于郡，它出现在春秋初期，其产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齐、晋、秦、楚等大国为加强中央集权，往往在新兼并的土地上置县。如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此后，这种县的出现就更加普遍了。“春秋之列侯，始而星罗棋布，继而强兼弱削。……封建之裂为郡县，盖不自秦始也。自庄公之世，而楚文王已县申、息，封畛于汝。逮后而晋有四十县。”二是诸侯国内，分割卿大夫的采邑为县。
如晋“遂灭祁、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第三种情况是为方便管理，聚并一些乡、邑、聚为一县。这种县在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得到大量设置。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此外，还有一些大的都邑称县，如晋国都城绛称绛县。
郡的设置在春秋中后期，最早出现在晋、秦边地。秦晋与戎狄邻，双方经常发生战争，秦晋多次取胜，疆域大为拓展。据记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秦穆公“益国十一。开地千里”。两国在新占领的地区设郡进行管理。郡县初无统属关系，二者只是依地方远近富庶荒鄙来区别。郡初设于边地，面积较大，但因地广人稀，位置偏僻，地位反比县低。由于郡明显带有军事性质，国君一般赋予郡守处置突发事变的权力，郡守可以征发郡壮丁，征收一郡财赋。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边地逐渐繁荣，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在内地，由于征战频繁，也需置郡专司军事，最终便形成以郡统县的行政格局。这一时期郡县制的特点是：一是各国普遍设置郡县。二是各国郡县的大小规模开始趋向一致。齐虽无郡制，但实行五都制，下面设县，与郡同。三是各国郡县的性质开始趋于一致，原来的分封制逐渐取消。四是各国郡县之间有了统属关系。因而郡统县的关系也逐渐确立。尽管如此，由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长期战争，因而制度无法统一，与采邑制并存。郡县制度尚未完备。
在秦国，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商鞅变法确定了秦国郡县制发展的方向，而郡县制的发展又是秦得以征服山东六国，发展为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王朝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听从廷尉李斯的建议，废除“世卿世禄”和“分土封侯”制。中央设三公九卿，只对皇帝负责。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构，现在为大批官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地缘政治组织取代了血缘政治组织，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及政治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秦郡大小不一，有的数郡相当今之一省，有的一郡即当今之一省，会稽郡就大体相当于今之浙江，九江郡大体相当于今之江西。秦的设郡情况：一是因袭原郡而设。如陇西郡、北地鄂、巴郡、蜀郡、汉中郡、上郡、云中郡、雁门郡等；二是在六国都邑旧地新设，如在魏国的旧都安邑设河东郡。在韩国的都城阳翟设颖川郡，在赵国的都城邯郸设邯郸郡等；三是在新辟疆土上或重要地区及交通要道设郡。如三川郡、东郡、薛郡、砀郡、会稽郡、南阳郡、琅琊郡等。县为二级政区，总数约在千个左右。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者为大县，万户以下者为小县。其长官叫令或长。大县为令，小县为长，负责行政事务，另设县尉管理军事。又设县丞，助理县长(令)处理政务，兼管司法诉讼。县以下设乡、亭。“大率十里一事，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
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管听讼，游缴职治安。这是一种上下一体、纵向贯通的地方政体。每一位地方长官都是代行皇帝或中央政府所赋予的权力，代表中央对地方行使统治权，遵循国家的法令，秉承君主的意旨行事，他们没有自身的权力或利益分割，也不向皇帝以外的任何人负责。他们都由中央直接任免，职位不能世袭。
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在帝国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等所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皇权是帝国政治的核心，官僚是皇权政治的工具。皇帝既是立法者，又凌驾于法律之上。皇帝之下的所有臣民，包括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不管是贵族、官僚、地主、农民，都要受到皇权的统治而无一例外。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结构呈现的是垂直层序统治模式。地方与地方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向上与中央发生联系。中央统一管辖的郡县制取代了层层分封的分封制。皇帝将地方的治民权与土地权分离，地方政府有品级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代表皇帝去行使统治权。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它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皇帝，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官僚制依靠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而发挥其功
能。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从分封制下的社会政治阶层转化成了郡县制下的社会阶层，成为官僚的贵族便不再具有封地主人和天子臣属的双重身份，而仅仅只有天子臣属的一种身份。
中国官僚政治的读书笔记 在读一本书时，我很喜欢对这本书成书的背景进行研究，并且对作者写作时的因源和 学术背景、以至于个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于书可以产生更加设身处地的 理解，也颇有自己写作的意淫感觉。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书于1948年10月，作者将刊于《时与文》杂志的17篇专 论汇集成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亚南是一位财经学者，因为李约瑟的关系，“误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加于阐述，同时 也比较分析了西方从领主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与官僚制的需求，从作者引 述资料可以发现——作者总体上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在分析西欧的官僚制度的发 展中——作者着重强调了商业流通经济的需要必然迫使打开政治上相互割据的局面，类似 于德国统一前一条通往法国的铁路在德意志境内就要换好些次货币和付好多次关税，经济 的独立就要求各官员是“各事其主”。但是国家统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权的发展，各 种官职是服从一种统一的规制。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工好，而且人也好。在跟曹操打仗时，他 因带着二嫂，所以才假装投降。其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保护好二嫂的。等到他得到 一匹“赤兔马”时，便立即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在山下遇见二嫂，他也不 忘把二嫂带回去，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好汉。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 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 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他不但忠，而 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书中作者竭力克制着情绪，不希望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影响到客观的写作，可无意中 流露的言语深感作者的切肤之痛。王亚南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深度，超过了中国很多官方 学者，可以和王亚南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应该还有彭迪先和沈志远，可惜他们 在1949年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时代，并没有可称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 有着惊人深刻的论述。我在阅读此书时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和胡培兆 先生的《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我看出了一些问题，作者从1927年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所谓的政治教员中有70%时共产党员，这在我同时阅读的美国·陶涵先生《蒋介石与 现代中国》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后大革命失败，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触《资本论》，此后20年的时间用于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专著，显然在当时中国环境中，难免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散文有着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传统，散文的开始，始于文字记事。春秋时期的散文 代表作应为孔子依鲁史而修订的《春秋》，以及孔门子弟们编纂的《论语》等，此时的散 文仍有说教的文字，不过大多为先贤们的教诲之言。此时文字也极富文采。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摘要 在历史上，封建官僚政治自秦以来直至蒋家王朝一直统治着中国，可以说是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剖析了自秦以来直到蒋家王朝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刻画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种种劣迹、凶残、腐败的表象及其本质特征，“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并且被高度评价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书。细读完这本书后，如孙越生先生所言，读者感受到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启蒙。 作者首先从“官僚政治”的概念入手，引入西方政治学著作，提出官僚政治可以从技术和社会两方面说，作为社会体制来说的官僚政治指的是它的社会方面，而“讲形势、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的官僚作风则就是指它的技术方面了。并且王亚南先生指出了“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这样，在我们对“官僚政治”就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基础上，王亚南先生阐述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官僚政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简言之，此种政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是过渡性的政治；此种政治是与专制政治相伴而生的，因而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此种政治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的，因而有技术面和社会面。 本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之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方法提供了启示。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全书由十七篇各自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组成，指出，中国专制官僚政治被当做是一种社会体制来看，是作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者补充物而产生的，帝王绝对支配权以及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宗法制、教育思想活动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建立在由控制土地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他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的”，所以说“中国的专制政体是随着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始得保持全体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各级官僚与皇帝是相互依存的，他们自己“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
官僚政治读书笔记 【篇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笔记】 ` 笔者认为，可以将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5篇，主要是介绍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征；第二部分包括6-9篇，介绍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动力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第三部分包括10、11、12三篇，主要是讲在古代官僚政治下，官民两个阶层的生活以及官僚政治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后，作者论述了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以及对官僚政治前途的预测。 第一部分 本部分第一篇对官僚政治进行了定义，作者认为官僚政治可以分为社会表现和技术表现，其社会体制上表现为，“官僚政治是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其技术上表现为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被动的刻板的应付，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不负责任，不讲效率，假公济私等。他认为，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 为了与中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作者在第二篇引出了西方国家的官僚政治，从世界经验来看，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专制主义越长，官僚政治越长久，自由经济就越难发展。本篇中作者提到了英法、德俄、美国等大国，并提出“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美国除外）。 至于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基础上的，“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中国的官僚阶违既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官僚的任用，皇帝也要考虑权力的威胁又要真正的选出有才能的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政治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本文是春秋和战国时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 从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雒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持续了5个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从鲁初税亩起，至秦商鞅变法，“裂井田，开阡陌”，表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周王室东迁以后，失去了控制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公元前5世纪中叶，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了七雄并立局面，大国争霸进而演变为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社会的动荡中，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在加速。随着战争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日趋解体。奴隶主贵族日益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春秋末年，学在官府的格局被冲破了。孔丘“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形成私人办学
的风气。至战国时期，士人成为较为稳固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为政治思想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春秋和战国时期发展概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 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质挖掘 姓名吴俊 指导老师华翔 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号xxxxxxxxxx 时间 2016年10月23日
本月阅读的是吴宗国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对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与感悟是有很大帮助的，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有很多的专业的词汇，读起来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惊喜，一种突然觉悟的欣喜。另外这本书是由不同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笔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练，有的简洁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对本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富。总的来说，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来展开的，在官僚政治的具体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没有所有的构成因素进行阐述分析，主要是对于前后朝代的继承关系、制度变化与创新、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深入分析，从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发展成熟以及变化淘汰都有很细致的描写，对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体把握是很大丰富作用。另外在具体阐述时还有总结性的语言出现，上下承接、史论结合，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以及加入各朝的对比、制度沿革，能够让你快速领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变化和发展趋势。这便是我读这本主观的一些感受。 在读完整本书之后，首先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构成有了些了解，虽然书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响发展的，所以本书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和官僚本身统一的一个整体。因此了解了基本构成是对官僚政治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后在本书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现在我对其做一简单的整理，叙述一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及本质问题。 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方面出现了这些现象：政治体制发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机构更加精细更加繁杂，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确；由临时设立的管制，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使职化的趋势下促进了新的常规机构的出现，丰富了行政机构，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彼消此长，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成为常态，各朝遵守的规则，是由于统治者一直维护着乡社传统，用宗族、家族、血缘去自我团结维护基层社会，用社会的士族去控制基层平民，另外对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再增设机构去控制地方，而增设机构往往演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还会出现重内轻外的现象，重京官轻地方官；唐宋以后体制重大变化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逐渐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在官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皇帝家务逐渐从国家政治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且走向制度化；国家行政和决策开始在一起，最后逐渐分离，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各司其职，制度化合理化运行；在行政与决策的分离想象下，政治中心从行政走向决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机构的运行之间发展向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在官僚机构和机制运行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实行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政治的运转当中，非理性政治和变态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权次生以及官僚之间的主属性和附属性所造成的。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在官僚主体首
高考真题选练（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选择题 1．（2013·广东文综·12）战国以前，“百姓”是对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百姓”成为民众的通称。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分封制的加强B．宗法制的衰落 C．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D．井田制的推行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从题意可知，百姓一词从称呼贵族到称呼民众，从贵族专有到与平民共有，说明贵族地位下降，只有宗法制的衰落符合。 【答案】B 2．（2013·全国新课标卷I文综·24）在周代分封制下，墓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考古显示，战国时期，秦国地区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无明显等级差别；在经济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这表明( ) A．经济发展是分封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B．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凸显了君主集权 C．秦国率先消除分封体制走向集权统治D．东方六国仍严格遵行西周的分封制度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解析】解读材料信息，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墓葬仍然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而秦国仅君主墓葬明显高于其余墓葬，这充分表明战国时期秦国率先由等级序列明显的分封制走向了中央集权统治，选择C项。由于铁器牛耕的推广导致分封制瓦解，A项表述错误；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表现的是分封制下的等级序列，B项表述错误；战国时期分封制走向瓦解，D项表述错误。 【答案】C 3．（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4）《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一个农夫耕种肥沃
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人，耕种一般的土地也能养活五口人。战国时期农业收益的增加( ) A．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B．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D．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小农经济 【解析】战国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收益增加，使得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故A项正确；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农业收益的增加无直接关系，故B项错误；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导致农业收益的增加，故C项错误；国家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与农业收益的增加无直接关系，故D项错误。 【答案】A 4．（2013·江苏单科·1）现代考古在秦、魏等国故地出土了许多生铁铸造的农具。1950～1951年河南辉县发掘了5座大型魏墓，1号墓出土铁器65件，其中农具占58件，包括钁、锄、铲、镰、犁铧等一整套铁农具。材料说明战国时期( ) A．生铁铸造由魏国独断经营B．成套铁农具有利农业精耕细作 C．铁制农具成为随葬必备品D．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河南辉县 【考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 【解析】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据题干材料信息，铁农具出土于秦魏等国故地，故AC错误；D单纯从题干材料信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从题干河南辉县魏墓出土的农具成套来看，成套的农具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故符合题意的是B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 这本书写于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即将分出胜负，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在这样不平静的时代，王亚南先生沉下心来对中国官僚政治进行了思考。 王先生在自序中提到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态度。官僚政治“在历史上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过分渲染一种期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期待实现的东 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一己的好恶使它在历史上消失的。”这不仅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中国一向自由主义思想稀薄，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救亡压倒启蒙，一切自由充分的讨论皆成奢望。直到今天，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热点、难点问题，反日、反腐败、国学热、道德沦丧等等，全社会都很关注，聚讼纷纭，但讨论既不自由开放，相关资料不公开，要获得充实全面的认识自然不容易，何况科学细致的调研也少，统计数据失真，有时还被利益集团控制，形成少数人的专制。由此不仅知识分子得不到思维能力的充分锻炼，民众也缺乏独立思想，人云亦云者多，且往往流于情绪，一旦形成舆论，极易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形成所谓“多数人的暴
政”。王先生理性的研究态度对学者是、对社会都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王先生在书中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以下看法： 首先是对官僚主义的定义、分类，并对世界各国的官僚政治作了简单评述。官僚政治是泊来的概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其次，中国官僚政治的形成的经济社会基础在于封建地主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级稳定性，思想上靠儒家宗法观念，经济上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通过保持农民的愚昧无知状态维持社会的稳定。由于工商业不发达，无法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阶层，社会不能通过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改变推动变革运动。老百姓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不会反抗。由于封建社会的超级稳定，它只能革命，无法改良，所以每次社会变化，必定通过激烈的政权争夺才能成功。每次的朝代更换，只是换了一家的天下，社会并无本质的变化。只有外来的因素（鸦片战争）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历史的惰性。 从西方历史发展来看，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后果，必将导致官僚政治逐渐收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几千年稳固的小农经济。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二千多年基本上处于一种停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篇一：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课程参考书目】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阅读参考书目】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xx年。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xx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感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主义十分猖獗，官僚资本的肆意运作使下层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因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向其请教而引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官僚研究》的出版使王亚南先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启者。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学术性较强与晦涩难懂的言辞使得阅读过程中不乏困惑与烦闷，但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深入系统地分析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王亚南先生在开篇就阐明官僚政治有技术性与社会性之分，当官僚政治作为一种体制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剥夺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这种官僚政治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作为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在任何设官而立的社会都能存在，诸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有所交代，一味的应付了事、推卸责任等等。”从这一立论来看中国当前的官僚政治，我忽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措辞，只能说当前的中国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只称为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在经济方面，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官僚政治是建立在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统治者阶层剥夺被统治者阶层剩余劳动或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关系之下，一旦此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或不复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将不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王在介绍西方官僚政治时也提到了西方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集中于以皇权为首的贵族中，由此走向贵族官僚化的道路。这说明官僚政治的产生不一定只能以地主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两千多年来所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贯彻性难保其不会在当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继续残存并可能达到发展的地步，而不是经过一场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彻底消除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王先生在分析社会体制层面的官僚政治中提到，政治权力全部掌控在官僚手中，官僚们能随意侵夺公众的权利与自由。我们来看看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第一，属于体制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宪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而设立，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国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表决工具，而每次表决的高度一致性又着实让人觉得滑稽，我们抛开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否为人民这一层面不说，就人大本身而言，它有决定国家所有重大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权力吗？我想应该没有吧。这又怎么能说是权力掌握在了普通民众手中，又怎么能说官僚政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我们的官员们中不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为自身牟取暴利、提升政治地位甚至对知识的占有，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官二代中“我爸是李刚”、“火箭速度提升为副县长”等事件为代表扰乱着我们的神经，央企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改革中暴漏出的巨大负债也让我们唏嘘不已。我不相信这只是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结果。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没有真正下放于民，官僚阶层过度膨胀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天道观念和纲常伦理”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统治创造了合理性，并且经过从西汉至清末的各种
17．小型微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关乎国计、惠及民生。近年来，我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成本高、融资难、用工荒等问题。下列措施中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的有： ①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②扩宽企业融资渠道 ③降低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④构建企业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8．下列曲线图中，某商品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E点。若生产该商品的企业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引起E点向E’点方向移动。正确反映这一变化的曲线图是： 19．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下列措施中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有： ①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④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20．当前，我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表达政治意愿，与政府进行互动。公民在使用网络参与政治生活时应： ①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②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③理性参与网上评议政府的活动④依法对政府的工作行使质询权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21．2012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完善。这表明： A．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 B．基层民主自治进一步完善C．全体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司法权22．茂腔是山东独特的地方戏曲。由茂腔经典剧目《墙头记》改编制作而成的茂腔动漫剧，既具有浓郁的名俗风情又不乏时尚元素，深受观众喜爱。材料反映的文化生活道理是：A．中华文化呈现着多民族文化的丰富色彩 B．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C．大众传媒是实现传统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 D．不同地方文化存在着共性和普遍发展规律 23．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形成了全球“汉语热”现象，而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孔子学院，更是让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焕发出生机。这说明： ①文化交流能够增强文化影响力②文化对经济有积极的反作用 ③文化既是名族的，又是世界的④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②④D．①③④24．自1956年美国科学家在试验中直接观测到中微子后，人类对中微子的研究不断深入。2 011年9月，欧洲核子中心称发现“中微子超光速”现象，同时指出实验过程存在误差，呼吁全球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实验观察和独立测试。材料蕴含的哲理是： A．认识具有反复向和无限性 B．真理和谬误没有原则的基础
在读一本书时，我很喜欢对这本书成书的背景进行研究，并且对作者写作时的因源和学术背景、以至于个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于书可以产生更加设身处地的理解，也颇有自己写作的意淫感觉。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书于1948年10月，作者将刊于《时与文》杂志的17篇专论汇集成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亚南是一位财经学者，因为李约瑟的关系，误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加于阐述，同时也比较分析了西方从领主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与官僚制的需求，从作者引述资料可以发现——作者总体上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在分析西欧的官僚制度的发展中——作者着重强调了商业流通经济的需要必然迫使打开政治上相互割据的局面，类似于德国统一前一条通往法国的铁路在德意志境内就要换好些次货币和付好多次关税，经济的独立就要求各官员是各事其主。但是国家统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权的发展，各种官职是服从一种统一的规制。 书中作者竭力克制着情绪，不希望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影响到客观的写作，可无意中流露的言语深感作者的切肤之痛。王亚南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深度，超过了中国很多官方学者，可以和王亚南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应该还有彭迪先和沈志远，可惜他们在1949年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时代，并没有可称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着惊人深刻的论述。我在阅读此书时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我看出了一些问题，作者从1927年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所谓的政治教员中有70%时共产党员，这在我同时阅读的美国陶涵先生《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后大革命失败，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触《资本论》，此后20年的时间用于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专著，显然在当时中国环境中，难免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中国的官僚主义论述，以及官僚主义赖以生存的地主经济的基础，即使现在还是如此。制度上名义的公有，却没有公有的可能，成为一种空制度。本质还是官僚权利的范畴，因此，土地所有权是官僚政府一直不放弃的生存基础，房地产，宅基地，工商业用地，都是使用权。 王亚南还有一些根据矛盾分析得出的预言，这些预言正在被检验其真理性。 在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察举、征辟等为主的人事录用制度，其实一开始就像韦伯所说的一样德国的科层制的建立与德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分不开的，中国秦汉时期的官僚制度的发展也与大一统的战争离不开，这时候个人的出身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能够为了统治者带来福利。 中国后期的发展，离不开两税制与科举制，一个方面保证了封建经济的一统和统治者收入的来源，一方面确立统治者网罗人才的独立性和农民与官僚之间的互通性。同时，中国官僚非常独特地与儒家思想、礼仪乡土联系在一起，使得官僚本身能够获取极大的社会资源。 在中国战争事情，官僚制度开始变形，官僚资本开始控制国民经济，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纸币贬值聚敛老百姓的钱财，这与西方的战争时期军火商人的发展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实力反而会上升，但是各种官僚和军队势力很难瓦解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深厚根基，只要做得还是收刮民脂民膏的勾当。 其中有较大的缺陷就是，作者的文章学术并不是很强，对概念的逻辑和立论、证明的分析力度不够，文章一开始是发表在《时与文》杂志上，所以写得比较笼统和平实。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 一．什么是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在加上“技术层面”的前缀后，就含有了某种管理学的内涵，就与通常所说的政治学范畴下的官僚政治有了区别，那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到底指什么呢？在王亚南先生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一章中，官僚政治被从社会层面和技术层面两个维度来解释。社会层面的官僚政治则是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社会层面的官僚政治其本质是“官民对立，追求私利”。而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按王亚南所述，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官僚制组织中的“官僚病”，“比如说，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这种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在现代所有依据官僚制（科层制）结构和精神形成的组织中都可能存在。 依据王亚南所作的这种区分，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层次的官僚政治和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并不是一种严格的依存关系，并非社会层次的官僚政治必定产生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毋宁说，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只是官僚制组织行为异化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官僚制组织行为异化的表现可以见于一切以官僚制精神建立的科层制组织。因此，对技术层面官僚制政治的研究可以置换为对官僚制组织行为异化的研究。
而对官僚制组织行为异化的研究又回避不了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理论，因此为了更好的阐述我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对韦伯官僚制理论有所了解。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他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韦伯所指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又称为“科层制”。而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指称的“官僚”指这种组织中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并不含有我们话语体系中对“官僚”的贬义。自近代以来，官僚制组织已成为所有社会中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态。我们在此不赘述韦伯关于官僚制组织的一整套理论，为论述方便，我们仅说明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征。 在韦伯的社会学语境中，官僚制或者官僚政治是一个有关集体活动理性化的社会学概念，要使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管理应以知识为依据进行控制，管理者应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应该依据客观事实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来领导。韦伯理论中理想型官僚组织具有如下特点：（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法制史：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始称春秋时期。 “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 “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 (《孟子》)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已经动摇。权力下移，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②经济上，铁器应用，牛耕推广。井田制破坏，私田出现。突出特点:1.王纲解纽，“礼崩乐坏”；2.大国争霸，各领风骚。 春秋时期涌现了很多新事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晋)；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领土,任职食傣)。而在法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郑晋等国掀起的成文法运动。 （二）、春秋时期的颂成文法活动： 夏商西周三代，中国法律尚处于习惯法时期。此时期的一些法律虽经整理编纂，并有文字记录，已成为系统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得以问世。 1、郑国“铸刑书”。郑国的执政子产是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郑国是一个小国，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子产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从容周旋于秦晋大国之间。外御强敌，内修政事，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治理郑国一年，手段比较强硬，郑国人恨他，编了一首歌谣：“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以后，受到民众的拥戴。郑国人又编了一首歌谣唱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称作“古之遗直”；后人尊之为“春秋第一人”。 在礼和刑的关系上，子产主张礼刑并用，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临死时，对他的继承人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今天是明天的回忆，我们是谁的回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报告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本书由王亚楠先生所著，作为一个左派学者，王亚楠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来系统阐释对于官僚政治的看法的。在前五章里，作者参照中西，叙述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在第六章至第十六章，站在“新史学”的立场上，对肇自前秦以至民国的官僚政治的缘起、发展、衰败以至新旧官僚的更替都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而在第十七章，作者则开始借古讽今，褒贬时政，展望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全书对于官僚政治整体是持以批判态度的，认为它是“但求形式”“一味应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则博采中外，贯通古今，力求论述得理，以一种极为难得的深刻和宽阔视野给我们深入剖析了官僚主义本身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经过。书中许多看法在今日看来已不再新鲜，如唐朝科举制的局限、宋朝以后田治不力导致的社会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这正说明了先生的论点是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毕竟这本书成书于1948年，这些今日不新鲜的观点在当时也实属振聋发聩。但正是因为年代久远，限于历史时代，书中不乏今日看来有失偏颇之处，但瑕不掩瑜，作者对于官僚主义的深入分析，在近日仍是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 一、中西方官僚主义的产生原因 在西方，官僚主义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产物。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专制君主统治的区域不断扩大，而要治理新的疆域，则需要委任君主信得过的亲信，所以作者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 而在中国，官僚政治也产生于先秦时期的诸侯争霸，专制王朝发轫的时期。原先的贵族政治传统在大动荡的格局中土崩瓦解，以“士大夫”“策士”等为代表的新官僚在官僚政治格局下形成了。 二、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 作者指出，无论是秦以后的官僚机构或是周代的分封制度都是建立在“寄生于农奴生产型态”上的。只不过是由离心的领主型向集中的地主型转变。这种转变是随着逐渐发达的交换和交通以及战争推动的，也即生产力的进步。 三、西方的官僚和中国的士大夫 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近代官僚相似。西方的官僚本身具有双重性，既能在初期联合资产阶级反抗贵族，也能在之后利用传统的封建势力反对资产阶级。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也是“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是处于统治阶级，核心的问题是内部的利益分配。而皇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将儒家思想奉为圣经。 四、官僚贵族化和贵族官僚化 西方的官僚制是贵族的转化物，而中国的官僚制本身是封建性质的，所以西方贵族官僚化，而中国则是官僚贵族化以至形成门阀。这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离心力，而伴随着官僚贵族化，出现了农民农奴化。 五、中国官僚政治的两大杠杆——两税法和科举制 为了维护统治，限制豪门大族肆意侵占土地，自唐朝起便改革税制，以资产为征税依据，不再限制官僚豪强圈占土地。在新的经济制度下，选拔官员的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科举制选拔上的官员，官位由考试获得，对上司自然感恩戴德。 我的问题： 1.官僚制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作者在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的末尾说到，“一个私有财产制不存在的社会……
2019年高考各地真题经济生活汇编 选择题 (2019全国卷一)1．近年来，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为此，国家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从劳动价值论看，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是因为 ①商品的质量是衡量价值的天然尺度②商品的质量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 ③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④商品的质量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密切相关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2019全国卷一)2．对于同一商品，某企业销售给老客户的价格高，而销售给新客户的价格低。正确解释该企业价格策略原因的图示是（图中D表示需求） (2019全国卷一)3．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结算需要而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存的部分存款。存款准备金占商业银行吸纳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6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 ①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物价水平 ②扩大投资及社会支出，刺激经济增长 ③满足客户资金结算需求，防范挤兑风险 ④增加信贷资金供应，提高商业银行信贷能力 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2019全国卷一)4．某民营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0%。因面临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融资困难等经营困境，2019年该企业主动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出让35%的股权。该企业此举的目的是 ①通过股权让渡，逐步退出市场②引入外部股东，激发企业活力 ③调整资本结构，获得股权融资④利用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2019全国卷二）5．某国生产新闻纸所需要的纸浆为原料，消耗的固废纸20％以上依赖进口，出于环保需要，2019年该国开始限制固废纸进口。不考虑其他因素，正确反映短期内该国新闻纸价格变化的图示的是（图中S表示供给，D表示需求）（）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课程参考书目】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阅读参考书目】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科举制——中国官僚政治的必然选择 内容提要： 科举制——这一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选官制度，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考试及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不讨论它在世界的影响意义，也不讨论它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贡献，本文旨在说明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的必然性，进而揭示中国官僚政治与科举制产生的因果联系。 关键词：科举制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主要取士途径，二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学术界对于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必然都有着一致的认识，甚至是完全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王亚男南教授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把科举制与两税法看作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两大杠杆。不少学者都对两中制度做了深刻的比较，论证了科举制度的优越性。 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九品中正制的大致结构。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又名九品官人法，乃由秦汉施行的郡国举荐方式转变而来，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一、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二、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做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三、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四、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