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
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仅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有的甚至侵夺王室的土地，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界限被打破了，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际上变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以秦、晋、齐、楚、越等为首的大诸侯国相互兼并称霸，故争此起彼伏，最后形成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局面，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由秦兼并了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在这期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疆土的扩大和民族大融合。夏商周三代分别是由夏族、夷族、戎狄族入主中原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因夏族影响较大，自称为“诸夏”，将远地异族称为蛮、夷、戎、狄。异族与天子之国之间只是一般的羁属关系，因此，当时的活动面积实际上只限于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几省。春秋战国时期，蛮、夷、戎、狄的大部分加入中原逐鹿，逐渐成为诸夏的一分子，形成“华夏民族”，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为北到燕代、东至海隅、西及甘陇、南达岭南，涉及现在的十几个省区，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活动的疆土面积。
第二，社会经济得到普遍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以及生产者生产经验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生产的农本学派。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和生活必需品，活跃了商品经济，出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①的现象，货币成为普遍的流通物；同时，与农工商业发达有关的交通道路得到了开辟，以经济为重点的都市开始繁荣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土地所有制和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经济和交纳租税、分担徭役的赋役形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社会生产的发展影响了政治、法律的变化。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②的官僚制度。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第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变化引起思想领域空前活跃。从春秋时期开始，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以子产、孔丘等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法家和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授弟子，议论政治，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世卿世禄制的逐渐破坏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使职官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文武分职为前提，以明确规定官员的职位、职责和职权范围，确定他们的工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以任免选拔、等级俸禄、符节玺印、考课奖惩等为主要内容的人事管理体制也逐步完善。凡此，都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王和诸侯专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春秋战国是由以各诸侯国君为核心的专制和以贵族政治为主的政体结构，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以官僚为辅佐的政体结构转变的时期。
（一）各国君主的名号和职权的变化
春秋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
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之地。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并且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出现列国并峙的局面。然而，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意识，各国的君主还依照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虽然列国国君纷纷僭越周礼，按照天子规格举办礼乐，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独立国家的君主，有关本国的重要事务在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这样就导致列国国君的名号除了按原来周王分封的秩序称呼之外，还要视本国势力的强弱而定。例如晋就是以侯国争为霸主，进而改称公国的。
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地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①，有了专制一方的含义。
与列国国君名号的不断加尊成正比，其实际权力也不断提高。早期的列国国君在施政过程中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制约。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族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②，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①。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②就能安于其位。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③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二）“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④。这个所谓圣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统治权的君主。而当时列国各有君主，众多君主并存是不能出现安定局面的。于是，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⑤的理论；接着管仲也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⑥的理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帮助齐桓公争得霸主的地位；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①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②；孟子也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③，荀况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④；《吕氏春秋·执一》则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几乎所有的先秦诸子理论都认为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唤集中使用权力，都要求“定于一”。这是先秦诸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他们着眼的角度和论述的根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
高度的一致，即认为必须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代替群雄并立，舍此难以谋求安定和繁荣。先秦诸家的理论观点为秦的集权统一扫平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⑤。“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⑥。这是从理论上申明，最高的统治权力必须由君主所独占和完全控制运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绝不容许被分割。只有权柄在握，才能实现其统治，所以“善为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仅”⑦。
“势者，王之神”①。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权和势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视为相同于灵魂的“神”。“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②。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③。可见，君主的地位必须与一定的权势相结合，才能名符其实地履行统治。
“法者，偏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④。这说明，法是公布于全国的普遍准则，它确定了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了人们的言论行为，同时也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所以“道之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⑤，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⑥。术与法的区别在于，术不是明文规定公布于众的，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是为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用的策略手段。当术与法和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与一些诡狡手段有关，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所谓“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⑦，这种隐秘幽深而又变化莫测的权木，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论述。
术与权、势、法相结合。构成各种权术、势术、法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处也”①。除“六柄四位”以外，还有“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②。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
③。六微即：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④。此外还有“兼人之术”⑤、“进良之术”⑥、“择将之术”⑦、“天下之行术”⑧等等，所有这些“术”，大都体现在“刑”和“法”两手的交替运用当中。
“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⑨，君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⑩。“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11)。“君临之术”的整体构思为以后高度君主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0多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专制、人治为主轴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术、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依据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手法变换而已。
（三）君主继承制度的发展
西周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2)的王位继承制度，但在各诸侯国还不可能很快推广和划一。春秋初期还存在着“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①的做法，嫡庶制度还不严格。例如，在楚国，依然实行少子继承制；秦国、吴国还沿用着兄终弟及制。到春秋中期，嫡长继承制才被各国普遍接受。
各国虽然基本上采用了嫡长继承制，但初期还不是很巩固的。当时，列国纷争激烈，国与国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继承制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影响。各国之间经常以婚姻的形式缔结盟好，因此，立某国嫁来的女子所生之子为太子，往往成为争取该国支持和援助的政治手段。如齐桓公多子，“宋华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公子雍）于宋襄公，以为太子”②，这正是因为宋国在此时国势渐强，大有与齐国争霸
的势头。又如，楚平王废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为太子，也是因为秦国此时已经发展起来，大有进入中原争霸之势③。“太子无外援将不立”④。有母家势力作为后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国以避国内争位之乱或敌国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势力争回继承地位，收复国土。“国有外援不可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⑤，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观念。
围绕着君主继承权，当时各国的君主、太子、诸子、后妃、外戚、权臣、宦官等人物进行过各种谋议，权衡利害，策划过各种权术和阴谋，制造过各种形式的宫廷兵变和政变，篡位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⑥。这正说明，继承问题的关系是何等重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长远来说，嫡长继承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有一定继位条件和顺序的制度，对于稳定最高统治层的内部关系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这一套制度，又难以避免当时国与国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由此注定了这一重要制度从建立到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迭经反复的艰难过程。
（四）后宫和宦官制度
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①的国君也比比皆是。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②，。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著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③，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④，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⑤，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⑥。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①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②。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③。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却无人理睬。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①，齐国从此衰弱。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②，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淫乱不止，与相国吕不韦通奸，吕不韦又以嫪毒“诈腐”，“拔其须眉为宦者，遂以侍太后”，后被封为长信侯，参与国事，使“事无小大皆决于毒”，后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舍人”③，密策政变，被秦王政发觉，发兵反击，双方大战于咸阳，才将此动乱平息。这是先秦宦官势力发展的顶峰，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
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
三、列国行政体制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对外战争和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由于列国国情不同，调整和变革的深度、广度以及时间的早晚也不一样，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体制发展。
（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春秋时期，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④，“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①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公室、卿大夫、士相继主持政务，则充分说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制必然趋向瓦解。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异姓诸侯也同样实行此制。与王侯同姓的为公族，异姓的为卿族；他们世代相传为大宗，又称为“世族”。这些世族凭借其优越的地位，在王侯国内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制度。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与此同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②的局面。以后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给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①；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须离去官职，并且将邑归还于公②；卿大夫的私属和甲兵要归国君指挥。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这些官僚主要来自“士”的阶层。
“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因此，士是分布广泛而富有能量的一个阶层。在宗法血缘关系普遍遭到破坏，各国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候，这些“士”便成为被争取的对象。君主以官、爵、禄招徕士人，卿大夫以养士来扩大势力和提高声誉，多者有食客3000人。这其中自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也确有一些有才能的士脱颖而出。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将相，政绩卓著而又立功名于当世的，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睢、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后成为君主的重要辅臣，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成为当时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与此相适应，士的地位当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时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国士”等称呼，反映出士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前期，列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官名，如鲁、郑、宋、晋等国有司徒、司马、司空，有的还设有太师、右师、左师、太傅、司寇等；楚国有令尹、司马、莫敖、司徒、司败等。主要的执政和政务官，统称为卿，并有正卿、上卿、介（亚）卿的区别。他们平时为国家的政务官，战时为军队的高级长官。在当时，这些官仍由世袭的卿大夫充当，还是世卿制。
春秋后期，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在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为相，庆封为左相①，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回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②，以郤縠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栾枝将下军，出现将军之名，这些将军同时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在设将军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相”，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③。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正在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徕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④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情况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由文武合一演变为文武分途，反映出国家军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过程。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展较快。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纵横家张仪为“相”，负责外交事务，但这一“相”职还不是百官之长，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但仍然将兵作战。以后又相继设立了国尉和将军，文武才逐渐分职。自秦昭王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以后，加快了官制建设，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职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据明代董说《七国考》和缪文远的《订补》①所统计，战国时，秦存官名52种和爵20等，齐有官名33种，楚有官名98种，赵有官名58种，魏有官名32种，韩有官名19种，燕有官名19种。当时，各国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封君虽然按规定还是“世世称孤寡”②，“皆世世为侯”③，但实际上真正传世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内没有统治权，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税权，实际上是官僚俸禄以外的经济补充，与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已经相差甚远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④，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权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有效地控制整个统治机器，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本国的威力和统治效能。
（三）宗教官地位的下降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宗教祭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到了春秋，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的发展，王室的衰微，引起宗教地位的变动，神权统治同周天子的统治一样发生了动摇，宗教事务官的作用也逐渐削弱。“春秋前期，王宫之长太宰尚颇重要（僖九年宰周公、隐十一年鲁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叶，太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②。战国时，人们又对天神有了新的认识，“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③。作为“圣人”，“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④。显然已经意识到，所谓天神的作用无非是人间世俗塑造而成的，真正要处理好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还是要靠人而非依赖神。因此，宗教事务官的地位更加下降，仅在国家各种典礼中充当司仪媒介，而不再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和决策了。
（四）地方郡县制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由采邑制逐渐变为郡县制，从而使地方行政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郡县设立最早和较普遍的是春秋初期的晋国和楚国，楚国最早设县，这些县与原来奴隶制国家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君主在县设有长官，县是一级行政组织，由君主直接控制。春秋后期，晋国首先设立了郡，“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大。但是地位要比县低”①。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战争与交往的频繁，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郡的面积大，在郡以下逐渐分置了若干县，形成郡统县的郡县制度②。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郡县行政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郡的长官称为“守”或“太守”，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长官，所以常常任命武将出守，官名也因此而来。关于春秋战国时的郡的行政组织，史略其详，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供推断，人们多根据《史记》、《汉书》所载的秦制来进行猜测。
县的长官称“令”、“长”、“公”、“尹”、“大夫”、“啬夫”③等，并不统一。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县内还设有丞（主民政）、尉（主军事）、御史（主监察）、司寇（主刑罚）、司空（主土木工程）、司马（主军马）、官啬夫（主官吏任免）、仓啬夫（主粮食支储）、库啬夫（主钱帛杂物支储）、厩啬夫（主养殖）、皂啬夫（主仆役）、田啬夫（主收税）、苑啬夫（主苑囿）、发弩啬夫（主军械）等分管各方面事务的官吏，以及令史、佐、史等主管具体文案工作的“少吏”或“小吏”，一套比较完整的县级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初步形成。
据《管子·立政》所云，齐国分为五乡，这五乡就是后来的“五都”。以下有州、里、游、什、伍等组织。战国时，各国按照居住地的邑（村镇）、聚（村落）设立基层组织，或称乡、里，或称连、闾，分别设官吏进行管理。秦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以相收司连坐”
①，使地方基层的乡里什伍组织进一步得以确立。这样，从中央到郡县以至乡里什伍，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络，由君主牢牢提控着主纲，进而层层控制整个国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就在君主对官僚的严格约束和对地方的绝对统治的基础上初具规模了。
四、军事制度
春秋战国是列国纷争时期，兼并和反兼并的战争频繁。列国不论为了争霸或为了保存自己，都必须大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军队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促使军事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兵役制度
春秋时期仍普遍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国野之间的经济界限逐渐打破，国人野人长期聚居在一地，经过250多年的演变，历史上留下来的战胜和战败的荣誉和屈辱逐渐淡化，人为的界限逐渐消失，更由于战争需要扩大兵源，征调野人当兵就成为普遍的趋势。到了战国时，野人已经普遍服兵役。随着郡县制的出现。国野的界限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郡县征兵制。
郡县征兵制是以郡县为单位，凡是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子，一般是15岁至60岁，都要服一定时期的兵役。在紧急的时候，“悉五尺（13岁）至六十”①均得征发，有时成年女子也被征发以助军。
战国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组建了数目不同的精锐部队。为保证这支部队的素质，有些国还采取召募精壮入伍，再加以特殊的训练的方法，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②。上述召募制是与普遍实行的征兵制同时并行的。
（二）军队编制和兵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编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管仲组建齐国军队时，以“作内政而寄军令”为基本原则，以“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③为具体内容，把社会组织作为军队编制的依据，使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即所谓“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
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④。这样将地缘的行政的组织与军事编管高度结合起来，可以使官兵之间、兵兵之间互知根底短长，可以人尽其才，有效地发挥互助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赏罚易于公平，这在当时对于巩固军伍、加强战斗力、便于管理，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总体说来，基本上还是“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编组形式。
以卒伍为基本军事编制单位，是春秋战国军队编制的共同点，同时，还有适合于作战的战斗编制，如“战车之制”。通常以一辆战车配备甲士10人，步卒20人，车上主力3人，执矛者居右，执弓者居左，御者居中，驷马驾车，余者为预备和护从。
春秋战国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兵种，如楚、吴、越等国有水军，在一支船上配备弓、戈、戟、剑、盾等不同武器装备的战士和专门的划船手。后来还发展起可以独立作战的骑兵以及专门攻坚的云梯兵和弹石兵，增加了兵种，扩大了作战范因。这些兵种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斗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①，并且随着战争经验的丰富，继续得到发展完善。如秦国商鞅变法，以什伍为基本单位，实行连坐，“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②。也就是说，以编伍配合军功，并且实行连坐赏罚，以发挥每个编组的最大战斗力。
（三）军事行政和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军队的行政建置和管理，在每一级编制内都设有军官主管军事行政事务，以实行层层控制。当发生战事时，君主命将出征，主管将领在一定程度上有指挥和管理所部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很有限的，君主们总怕军权旁落，总是尽可能把持着军队的调动部署权。在战国时，军队的调动以君主行文命令为准，并必须根据调兵的凭信——兵符行事。兵符，亦称甲兵之符或虎符，其状为伏虎形，一分为二，以样相合，上有铭文，右半存君主处，右半颁发给将领。凡调动军队50人以上，必须有玉符会合将领左半符③，并以文书指令为准。所以，魏国信陵君救赵时，首先窃得深藏在魏王宫中的半个虎符，然后又假造文书才取得将军晋鄙所率的8万军队的指挥权，解了赵国之围①。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各国还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军事刑罚制度。这套制度包括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刑罚等级。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在死刑中又区分为杀、戮、斩、枭首、车裂、灭族等不同种类；肉刑则有鞭、抶、墨、贯耳等差别；财产刑也有赎、罚、没等差别；自由刑有沦为徒隶、鬻其妻儿等差别；流刑有近、远、边、戍等差别。此外，还有一套名目繁多、规定严格的军事犯罪名目，形成特有的军法体系，在军事刑罚的执行上，上一级将领对下级军官和士卒有权实行肉刑以下的处罚，然后报主要将领备案；死刑要上报君主核准。在战场上，统兵将领握有对一般军人的生杀大权，可以执行斩首以下的死刑，对于地位较高的军官，要押解回京，候君主裁决，对于战败、逃跑、叛变、降敌等严重犯罪者则可以就地处置，事后再报告君主。这套军事刑罚管理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维持军队纪律、提高军队素质、保证战争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
（四）军事理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产生了许多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以及专门研究军事的理论家，他们著书立说，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了我国的军事学术史，并且直接影响以后的军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据《汉书》卷30《艺文志》所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35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艺文志》收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还包括部分秦汉的著作。这53家又分为“权谋”、“阴阳”、“形势”、“技巧”四大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形势者，雷动风举，
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功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诸家的理论大多是对当时实战战例的总结和军事策略研究的结晶，而且相互兼容并蓄，大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其中影响较深的、至今尚流传不衰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今天仍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受到中外军事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五、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经济、政治、军事发展的需要，各国的法律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先后出现并且完善了成文法，完善了刑罚等级和程序。在保证君主巢权的前提下，建立起司法行政体系。
（一）法规
公元前536年，在郑国执政的子产首先创制新的法规，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以为国之常法”①。这种“铸刑鼎”的方法，曾受到贵族们的攻击，但它毕竟是有生命力的，所以郑国的大夫邓析在“铸刑鼎”以后，又补充修订了《竹刑》；公元前513年，晋国也仿照郑国“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②。《刑鼎》、《竹书》、《刑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从各家的议论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法规是体现着以后法家所主张的无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精神的。在此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各国先后实行变法。
并将法律公布于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国李悝编定的《法经》和秦商鞅变法后颁行的《秦律》。
《法经》分为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篇目的设置基础是，“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这些都是“罪名之制也”①。《法经》基本上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等级制度的法典，它集春秋战国法律之大成，影响极为深远。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律》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律六篇，与《法经》直接相承，但有了一定的发展。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秦国法规的资料，具有法律效力的除律以外，还有令、法律答问、例、式等作为补充。律有田、厩、仓、金币、工、徭等达30余种。令。是王批准发布的命令，具有相同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答问，是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刑律的解释，这种解释也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例，是官府办案判决的成例，可以作为断案的依据。式，是法律文书程式和断案的要求。这种律、令、答问、例、式等构成的法规，条文繁细，规定具体，既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制度的复杂情况，又反映出中国古代立法的早期过程和发展迹轨，其中有不少条文为后世所因循。
（二）刑罚种类和司法行政
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是很残酷的，见于典籍的刑罚虽然可以按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流刑来进行分类，但其刑罚手段是多样化的，每种刑罚还区分出轻重不同的等级，诸如死刑，就有赐死、杀、斩、腰斩、绞、戮、囊扑、枭首、弃市、剖腹、蒺藜、凿颠、抽肋、车裂、镬烹、弃灰、阬、肢解、磔、醢脯、夷族、灭宗等数十种处决方式。肉刑则有鞭、笞、抶、黥、劓、髡、斩左右趾、刖、挖目、截耳、宫等不同刑罚手段。财产刑也有偿、赎、罚、没等区别。自由刑除剥夺自由外，还要做徒役，分为耐（隶臣妾）、城旦（施过黥、劓刑的工徒）、舂（施过刑的女徒舂米）、鬼薪（施过刑的男徒）、白粲（白米，施过刑的女徒）、司寇（强制劳作）等。流刑分为迁（全家迁徙）、放两种，还有远、近、边、荒的区别。在处罚的时候，按照罪犯的罪行轻重，参考其身份等级，实行轻重不同的处罚，在法律面前实行
公开的不平等原则，所以对刑徒、奴隶臣妾的处罚最重，对官吏和有爵位的人则从轻，官爵高的人和贵戚可享有减刑和赎罪的待遇。
在司法行政方面，楚国设有司败和廷理，秦国设廷尉，其他各国多设司寇，这些都是中央主管司法事务的主要官员和机构。郡县制确立以后，郡县的主要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并且分别设有主管司法事务的属员或掾吏，如韩国的县司寇、秦国的治狱令史等，已经初步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体系。
各国从中央到郡县都没有许多监狱，在峻法之下，监狱经常是“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①。在“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②的酷刑之下，“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③。各级司法官员只有审案拟罪的权力，定罪则要视犯罪轻重和犯人的身份等级，逐级上报主要长官以至君主裁定，才能终判执行。在这方面，也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上计制度。
六、职官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从世卿世禄制过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①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某些变革。
（一）官吏选拔制度
世卿制逐渐衰微，官僚制兴起，使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两种制度的交替衔接是经过相当长的演变过程的。世卿选官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存下来，只是处在逐步彼削弱被取代的过程中。例如，在战国后期，鲁仲连劝燕将投降齐国时说：“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卫（商君），世世称孤寡，与齐永存”②。可见，在当时世袭制度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许多人被剥夺了世袭特权，但这种特权毕竟还是当时官僚追求的目标，世袭者在某种程度上还享有优先被选拔的待遇，但已经不是出任公职的唯一资格了。在保留这些旧制的同时，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选拔官吏的方法，比较主要的有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任子、吏胥等不同的选官途径。
荐举之法有其初步兴起以至被普遍采用的过程。齐桓公时鲍叔牙推荐管仲，秦穆公时公孙枝推荐百里奚，还是作为一种个别的特殊情况，虽然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①，作为国家治理的“三本”，以德、功、能作为推荐的标准，但这也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战国中期以后，鉴于被荐举任官的人多能称职，这种荐举才渐成为制度，规定朝中大臣和郡县主要长官应定期向君主推荐人才，量能以授官，并实行荐举连坐。
学校在西周时就已经成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途径，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官学取得任官资格。春秋战国时期则在官学的基础上发展起许多私学，私学子弟凭才能也可以入仕，孔子弟子3000，许多人到各国为官，有的还受到重用。但毕竟私学不能直接入仕，弟子们还是主要凭自己的才能游说自荐。孔门大弟子子贡，曾游说各国，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学到的知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②，子贡亦得到童用。这种上书游说的自荐，成为非宗法性的士显名建业、实现抱负的可行捷径，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这些士的能量很大，“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③，引起许多国君的重视，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士争凑燕”。使“燕国殷富”④。各国“设官职，陈爵禄，而土自至”⑤。士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功授官。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
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①。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至秦商秧变法后，更明确规定了军功入仕制度。
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主要体现在荫及子孙方面。在云梦秦简中有“葆子”这一名词，奏简整理小组认为与汉代的“任子”一样，虽然目前尚有争议，但从秦简中所见爵位世袭和《史记》所载“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②，王翦之子责、孙离也因家世为官③的情况来看，这种荫子制度应是比较普遍的。
（二）等级和俸禄
世卿世禄等级制度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④。根据等级裂土分封，按级别高低分别享有不同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并且世袭罔替。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当时也开始形成新的官僚等级制度。
官僚等级制度源于世卿世禄制，但又有所不同。充当官吏的虽然还是大大小小的贵族，但已经不是世袭，他们“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
⑤。在这种君主臣仆的特殊雇佣关系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他们的命运”①，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罢免，上下沉浮，而且享受报酬的形式也不再以土地作为标准，而是改以实物作为支付的手段。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了这种实物主要是粮食，因此官吏的俸禄和等级基本是以粮食多少来划分的，列国计量单位主要有石、盆、钟、担、斗、斛等，以不同的重量来划分等级，如秦、燕等国有五十石、百石、三百石、五百石、六百石等级差。在以粮食作为俸禄支付的同时，对一些功高位重的人还要增加土地（食邑）的租税收入（即封君制度，除部分封君的食邑可以世袭以外，大部分在离职以后要收回）和一定数目的货币，如年俸黄金百镒、十镒、百金、千金等。有关这些粮食和货币支付的等级、数额、级差等均已逐渐形成一定的制度。
（三）考课和奖惩
天下政务纷繁，由大小官吏分级分职处理，君主则高踞于上而驾驭操纵之，为了对下实行有效控制，“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②，于是逐渐建立和健全了考课和奖惩制度。“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③。当时实行的年终考评制度，也称为“上计”，即群臣在年终时，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有关事务，诸如垦田赋税、刑罚治安、武器装备、财政支出、户籍数日、属吏治状以及监狱在押人犯等情况，写在木卷上汇编成簿册，称为“计簿”。从秋天开始，基层官吏开始向上级官吏送交簿册，接受考核。成绩优者，上级官长给予褒桨；成绩劣者，收回官印并施行杖责。然后，上级官长再将各基层的簿册整理汇编成册，并将所属官吏政绩优劣和赏罚意见也编人册内上报，以供君主审核并实行奖惩。一般地方郡一级长官和中央卿一级长官是簿册的最终汇集者，由他们直接呈送给君主进行考核。考核工作由作为“百官之长”的“相”来协助进行。在考核中区别优劣，优者奖赏金银、增加食邑以至升迁官职；劣者降免职务，甚至施行处分直到刑罚。随着考课制度的完善，有时也给有过失的官员以将功补过的机会，所谓“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①，即根据三次考课的平均成绩进行赏罚，以示审慎。
以后在上计过程中，又增加了主要长官应向君主推荐人才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规定可以推荐的人数，其目的是为了及时选拔和使用分散在各地各部门的有用之才。这是因为君主认为主官们对自己的属吏应有具体的了解，其推荐意见具有较大的可信性。为使推荐者认真负责和保证被荐举人才名符其实，后来还普遍推行推荐者与被推荐者有连坐关系的做法，“保任其人不称者与同罪”②。可见，当时的上计制度已经粗具规模，包括考课、奖惩、人事升黜任免、人才推荐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定期沟通上下政务的比较固定的办法。
（四）封君和赐爵制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世卿世禄制的封君和赐爵制。例如，晋文公重耳，“赏从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③；赵简子赵秧也曾以“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④奖励将士，激发各阶层人士奋发立功。战国时，仅食租税的封君制得以确立，据统计，战国时的封君有101人，其中秦22人，齐4人，楚18人，赵26人，魏19人，韩7人，燕5人①。从上述封君得封的原因来看，主要是“臣之能谋励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②。当时的封君虽然以功勋为主，但“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③。这说明以宗亲姻亲关系而跻入封君之列的亦不在少数，两者是并存的。
赐爵制在战国时已经普遍实行，集大成者是秦商秧变法后实行的“二十等爵制”④，也称为“军功爵制”，主要是用来奖励军功，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度，用以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和扩大统治基础。爵制还和官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爵可以为官，官爵基本一致，并享有本爵所规定享有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兹列秦赐爵制如下：
1.公士言有爵命，异于士卒，为国君列士，有爵之步卒。
2.上造言有成命于上，乘兵车（一说为步卒）。
3.簪袅以组带饰马，御驷马者。
4.不更不豫更卒之事，主一车为车右。
5.大夫列位从大夫，主一车，属36人，在车左。
6.官大夫加官示尊，领车马。
7.公大夫加公示尊，领行伍兵。
8.公乘得乘公家之车。
9.五大夫有大夫之尊，可为官长、将率，有税邑300家。
10.左庶长为众列之长。
11.右庶长
12.左更主领更卒，部其役使。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主上造之士。
16.大上造有赐邑300家，赐税300家。
17.驷车庶长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
18.大庶长更尊，为大将军。将庶人、更卒。
19.关内侯有侯号，无国邑而后京师。
20.列侯一为彻侯，其爵位上通于天子，有国邑。①
为了保证赐爵制的顺利实行，秦国还设有管理爵制的专门机构——主爵中尉。
各国变法2009-09-18 17:16
A、魏国李悝变法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尽地力之教，建立武卒，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
变法内容：
1、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封建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封建官僚制度。
2、推行尽地力之教。
3、实行平籴法。
4、作《法经》。
B、楚国吴起变法
背景：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参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挤，离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棣，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也日益强盛了起来。但楚国旧势力太强，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
变法内容是：
1、明法申令：即制定一系列法律并公开宣布，对各级官府的命令严加审查，实行层层监督，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
2、收夺爵禄：凡是封君过三代的就收回其爵禄，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
3、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到训练军队上。
4、整顿吏治，堵塞私门：要求官吏私不害公，行义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秦简公（约前414年—前400年）
战国时期秦国君主。嬴姓，赵氏，名悼子。怀公之子，灵公叔父。公元前414～前400年在位。前413年，秦简公出师攻魏，败于郑(今陕西华县西南)。前409年，简公令官吏带剑以防身。这是秦人积极仿效华夏，革新礼制的一大措施；次年，又允许百姓带剑。同年，魏伐秦，尽占河西地，筑洛阴、县两城，秦退守洛水(今陕西境内洛水)，为加强防御，保障国内改革，简公组织军民在东境修筑长城。这是战国时期最早的长城，又称秦东长城。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县东南小张村附近，由此趋向东北越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北上，经大荔蒲城、白水等县，北止于白水县黄龙山南麓。今华阴县城东、蒲城县东南，尚有秦长城遗址。秦简公在政治、经济上有一定改革，他允许官吏、百姓带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实行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的政策，则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表明秦国开始向封建制度转化。
宋后昭公
宋国第二十八任君主
宋后昭公，本名子得，又名子特，宋景公之养子。宋景公无子，以公孙周（宋元公之孙）之子继之。昭公请墨子到宋国参政，拜为宋大夫，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事”。楚在惠王、声王时曾两次包围宋都，未能攻克。晚年任用戴欢为大宰，司城皇专政，二人互相残杀。后司城子罕击败戴欢，又将昭公驱逐，出亡于鄙，后潜心改过，三年后复位，在位65年。
前任：养父和堂叔宋景公（前468年—前404年）
继任：子宋悼公
越王翳
越王翳（？─前375年）又称越王不光、越王授，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君主，朱勾死后，太子翳即位为君主，前410年至前375年在位36年。他在位期间，越国依然称霸中原；晚年内外局势悪化，霸业逐步衰败，被迫返回江南。他被杀害后，越国陷入内乱外患的动荡岁月。
王翳七年(前404年)，越王翳凭借强盛的军事实力，趁齐国执政者田和地位尚不穏固，
发兵讨伐齐国。当时，缯国（今山东枣庄）倚仗齐国的势力，轻视越国。越王翳闻讯大怒，下令讨伐缯国，一战将其攻灭。
王翳二十年(前391年)，齐国田和将齐康公迁于海岛，夺取整个齐国。越王翳发兵进逼齐国边境，齐国大将向田和请求反攻越军。田和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回答：“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不敢与越国正面交战。王翳二十五年(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氏齐国为诸侯，田齐虎视越都琅琊。越国面对齐、楚日益强盛，在中原难以维持霸权；而吴国旧贵族图复仇，必须加以防备。琅琊远离江南，军队和物资运输都很困难。权衡再三，于王翳三十三年(前378年)被迫迁都吴（今江苏苏州），加强对吴越地区的控制。同时，北方的越人开始大批返回江南，并迁居到岭南。但是，越国并未放弃琅琊，依然视作北方都城。
王翳三十六年(前375年)，越王翳的弟弟豫，为了继承王位，连续谋害三个王子。随后，豫又挑唆越王，企图除掉太子诸咎，遭到越王拒绝。七月，诸咎担心自身被害，索性率领军队赶走了豫，又包围王宫，发动宫廷政动。越王翳被诸咎杀害。十月，越国人杀死太子诸咎，越国陷入内乱。在吴地的越国人拥立诸咎之子错枝为王。过明年，越国卿大夫寺区平定内乱，拥立无余之为越王。
近年来出土的越王青铜剑当中，又以越王翳在位时期所制作的数量最多。
家庭父亲越王朱勾
兄弟豫
儿子太子诸咎(嫡长子）
孙子越王错枝
晋烈公（？─前389年），姬止，春秋时期之晋国君主。晋幽公之子。《史记．六国年表》作晋幽公之弟。
前416年，晋幽公被杀；烈公即位。烈公十三年（前403年）发生三家分晋：从此魏国、韩国、赵国成为诸侯国。魏国控制晋国。烈公二十七年（前389年），烈公死。
聂政(?-前397)
战国时侠客，魏国轵(今济源东南)人，以任侠著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
政年青侠义，因除害杀人偕母及姊荌避祸齐地(今山东境)，以屠为业。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名傀)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已报仇。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朝都阳翟(今禹州)，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继而格杀侠累侍卫数十人。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聂荌，遂持剑自破其面，挖眼、剖腹。其姊在韩市寻到弟尸，伏尸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前。其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郭沫若曾据此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在河南禹州市市区西北有纪念他的聂政台。
《聂政姐弟同侠》：
刺客在中国的出现很早了，其实最早的中国游侠基本上也可以算作是刺客，二者同是尚武精神的产物，又都出现并活跃于尚武的年代，有着共同的生存根基，在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方面，他们是极为相似的。
但是，游侠和刺客还是有不同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游侠主要是以行侠仗义、助弱扶贫为主，杀人不一定有什么针对性或者目的；而刺客则是怀有某种特定的目的才去杀人的。刺客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去博取他人性命的人，因此，史评家吴见思在《史记论文·刺客列传》中称刺客为“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
春秋时期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刺客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历史上留下累累侠名的刺客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那时的刺客，基本上与侠具有相同的气质或者同样的道德取向。基本上
都是以见义勇为反抗强暴或者知恩图报（这一点在刺客身上最为明显）。一般来说，游侠和刺客都有博取功名的心态，但是他们之所以甘愿付出生命去行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知己相报的心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这一点来说，游侠和刺客都是相同的，都有同样的侠义理想。
春秋末期，韩国大夫严仲子因为受到韩哀侯的宠信而受到了韩相侠累的嫉恨。严仲子惧为侠累所害，逃离韩国，开始游历各地，欲寻侠士为自己报离乡之恨，刺杀侠累。后闻听魏国轵地人聂政因杀人避仇，携母及姐隐迹于齐国，其人仁孝侠义，武功高超，当可结识。严仲子遂赴齐，寻至聂政所居，数次登门拜访，并备酒馔亲向聂母致礼，并赠黄金百镒（音益，古代重量单位，1镒为24两，一说20两）与聂母为礼。聂政坚辞不受，但已心许严仲子为知己，所不能从，盖因老母在堂，不能以身许友。
时过多日，聂母辞世。严仲子亲执子礼助聂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此后，聂政服母丧三年，并嫁其姐，独剩孤身始赴濮阳严仲子处，询问严仲子仇家的名字，并谢绝严仲子欲为其遣人相助的要求，孤身赴韩。
韩向侠累府宅护卫森严。方时侠累正高坐府堂，执戟甲士侍立两旁。聂政仗剑直入韩府，诸多甲士反应不及，正自呆若木偶时，聂政长剑已刺入侠累胸膛，侠累顷刻命丧。顿时府中大乱，甲士们醒悟过来，齐上围攻聂政。聂政仗长剑击杀数十人后，难逃重围，遂倒转剑柄，以剑尖划破面颊，剜出双眼，剖肚出肠。
聂政死后，韩侯暴其尸于市，悬赏购求能辨认其人的。聂政姐聂荌闻听消息，即刻与人言：此必聂政，昔韩相仇人严仲子国士相交，政必报其知遇。我当往认之。遂动身赴韩，至市，果认出尸乃聂政。聂荌伏尸痛哭，失声道：此轵地深井里人聂政啊！
道有往来人，好心劝止道：此乃刺韩相之凶手，韩侯悬赏千金欲求其姓名，你不躲避，怎么还敢来辨认呀？聂荌回答：我知。然聂政之所以蒙受屈辱隐迹于市贩之中，盖因老母在堂，我尚未嫁。严仲子识政于屠贩之中，屈身结交，此深厚知遇之恩怎可不报！士为知己者死，聂政不过是因为我还活着，才毁坏自己的躯体，以免被人辨认出来牵连与我。但我又怎能害怕被牵连而任政的英名埋没呢！
话甫完，聂荌长呼三声“天”，即因悲哀过度、心力交瘁，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后有人感其姐弟侠义，收其尸厚殓之。
聂政的事迹在史记和琴操都有记载，但是行刺的原因和过程却不相同。
根据东汉蔡邕琴操记载战国的时候，聂政的父亲担任了为韩哀侯铸剑的任务。可是，他超过了工期却没有完成，韩王就下令杀害了他。当时，聂政还没有出生。聂政长大成人后，他的母亲告诉了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从此，聂政发誓为父报仇，刺杀韩王。
聂政习武学剑，以泥瓦匠身份混入韩王王宫。遗憾的是，首次行刺未成。于是聂政逃进泰山，与仙人习琴。怕被人认出，就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还拔掉（或者说击落）所有牙齿。后来，苦练十年弹得一手好琴，辞师回韩国。
聂政重回韩国，弹琴时观者成行，马牛止听。聂政名声大起来之后，韩王下旨召聂政进宫弹琴。为避开禁卫搜查，藏利刃于琴内，神态自若步入宫内。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聂政使出浑身解数抚琴弄音。仙乐般的琴声，让韩王和他周围的卫士们听得如醉如痴，都放松了警惕。聂政见此时机，抽出琴内短剑，猛地一扑，韩王猝不及防，当场被刺死。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无人能辨刺客是谁。
聂政死后，悬尸街市，并且为了他的名字重金悬赏，以灭其家族。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有人把韩国的宰相刺死，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街上摆着他的尸体，悬赏千金，叫人们辨认，于是她到韩国都城，死者果然是聂政。于是她抱起尸体失声痛哭：“他就是聂政啊！聂政所以承受羞辱不惜混在屠猪贩肉的人中间，是因为老母亲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享尽天年去世后，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
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呢！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因为我还活在世上，所以才自毁其容，使人不能辨认，以免牵连别人，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我弟弟的名声呢？”。聂荌高喊三声“天哪”，终因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身旁。
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就是《广陵散》，被琴家广为弹奏，据说弹得最好的是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
严仲子
秋末期，韩国大夫
因为受到韩哀侯的宠信而受到了韩相侠累的嫉恨。严仲子惧为侠累所害，逃离韩国，开始游历各地，欲寻侠士为自己报离乡之恨，刺杀侠累.后闻听魏国轵地人聂政因杀人避仇，携母及姐隐迹于齐国，其人仁孝侠义，武功高超，当可结识。严仲子遂赴齐，寻至聂政所居，数次登门拜访，并备酒馔亲向聂母致礼，并赠黄金百镒（音益，古代重量单位，1镒为24两，一说20两）与聂母为礼。聂政坚辞不受，但已心许严仲子为知己，所不能从，盖因老母在堂，不能以身许友。
时过多日，聂母辞世。严仲子亲执子礼助聂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此后，聂政服母丧三年，并嫁其姐，独剩孤身始赴濮阳严仲子处，询问严仲子仇家的名字，并谢绝严仲子欲为其遣人相助的要求，孤身赴韩。
韩向侠累府宅护卫森严。方时侠累正高坐府堂，执戟甲士侍立两旁。聂政仗剑直入韩府，诸多甲士反应不及，正自呆若木偶时，聂政长剑已刺入侠累胸膛，侠累顷刻命丧。顿时府中大乱，甲士们醒悟过来，齐上围攻聂政。聂政仗长剑击杀数十人后，难逃重围，遂倒转剑柄，以剑尖划破面颊，剜出双眼，破腹而死。
聂政死后，韩侯暴其尸于市，悬赏购求能辨认其人的。聂政姐聂荌闻听消息，即刻与人言：此必聂政，昔韩相仇人严仲子国士相交，政必报其知遇。我当往认之。遂动身赴韩，至市，果认出尸乃聂政。聂荌伏尸痛哭，失声道：此轵地深井里人聂政啊！
道有往来人，好心劝止道：此乃刺韩相之凶手，韩侯悬赏千金欲求其姓名，你不躲避，怎么还敢来辨认呀？聂荌回答：我知。然聂政之所以蒙受屈辱隐迹于市贩之中，盖因老母在堂，我尚未嫁。严仲子识政于屠贩之中，屈身结交，此深厚知遇之恩怎可不报！士为知己者死，聂政不过是因为我还活着，才毁坏自己的躯体，以免被人辨认出来牵连与我。但我又怎能害怕被牵连而任政的英名埋没呢！
话甫完，聂荣长呼三声“天”，即因悲哀过度、心力交瘁，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后有人感其姐弟侠义，收其尸厚殓之。
聂政身怀武艺缺甘愿为母及姐混迹于市贩中，激于严仲子国士之礼舍命相报，为免亲人受连累不惜毁容一死，他所求者，不过是那种知己相报的信念啊！而聂荌虽无惊人的武艺，却具有无畏的精神，为了信仰、亲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敢于挺身而出，其性格刚烈坚强，行事果决，重义轻生，也可称其为侠女呀！
侠义精神流传数千年，岂是一勇武夫恃强力所能做到的！惜乎后人只重武不重侠，致使侠义精神多不见，反倒是恃力者横行，武勇者叫嚣豪据，却是悖了侠义之道了！
侠累
韩傀（？－前397年），字侠累。战国初期韩国贵族，韩景侯的弟弟，韩烈侯的叔父。
韩烈侯在位初期，侠累任韩国的相国，与濮阳的严遂（字仲子）争权，严仲子失败，出走他国。后来在齐国，有人向严仲子推荐聂政。严仲子雇聂政杀侠累，于威烈王五年（甲申，公元前397年），侠累被杀。
韩景侯
（？—前400）战国时韩国国君。名虔。晋卿韩武子之子。公元前408—前400年在位。韩景侯元年（前408），攻郑，取雍丘（今河南杞县）。次年，为郑败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五年，与赵、魏合兵攻齐，入齐长城，三晋声威大震。六年，被周天子正式册命为诸侯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整个国家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又呈现出多元化的政治体系，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本文将从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两个角度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态。 一、国家制度 1. 诸侯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同时也是分封制的时代。但是，多数诸侯国不是君主制，而是以封建家族领袖为首的诸侯制度。这种制度下，王位是通过世袭获得，并且王权十分有限，权利事实上被大臣掌握。因此，每个诸侯国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王权受到限制，国家的实际控制权在于诸侯，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世家寡头的形成。 2. 军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是常态。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武力组织，同时也备有兵器和军队。春秋时期，军队组成以步兵为主，而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骑兵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战斗力量。此外，还出现了以六队为单位的军队编制，并采取了类似现代的班制或排制。 3. 九州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地理以九州为单位，九州制度即是指九个行政区的制度。每个州都有三个部分，包括一部分中央的行政区、一部分边缘的军事区和一部分较偏远的广阔区域。九州制度从理论上说是一种合适的组织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不佳。各州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和纷争。 二、政治思想
1. 王道思想 王道思想认为君主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同时，君主也是具有高度信仰的一种形象。他们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行为，以此来养成一个好的形象，从而显示出这个国家的尊严。王道思想强调“仁政”，也就是说，君主通过行使“仁政”，能够减轻百姓的忧虑和不满，并且能够提高国家的社会安定性和经济繁荣程度。 2.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之一，也是对传统礼教的重申和扩展。儒家思想强调文化、仁爱和正义，认为人类应该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儒家思想也强调教育和道德，尤其在教育领域，尤其重视教育与道德的融合，以此培养优秀的“君子”。 3. 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强调要以自然法则为准则，用严厉的法律来治理社会。法家思想者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制度，任何人都应当按照法律来行事，从而消除对权力的滥用和关键的权力斗争。同时，法家思想也提倡保持尽可能高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对领导层。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如同人类发展中最活跃的舞台，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众多的奇才异士，他们的思考和实践成为了中国顶尖智慧的集结，推动了中国历史的长足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政治 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频繁，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那么，春秋 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本文将从政治制度的组织、职能、特点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组织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这些 国家都是由王侯、士、农、工、商等阶层组成的。其中，王侯是 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他们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负责统治全国；士是主要的行政和军事干部，负责管理和驻防各地；农、工、商 则分别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他们为国家提供生产和经 济支撑。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制度还包括官僚制度、地方制度等。官僚制度是指国家中设立相应官职，按照官等、品级等级制 进行管理。这些官职涵盖了各方面的职能，包括政治、军事、司法、财政等多个领域。地方制度则是各国分别设置的省、州、县 等行政地区，负责管理和管辖各地。
二、政治制度的职能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制度的职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军事、 政治、财务和司法。其中，军事方面主要负责国家的防御和攻击；政治方面则是负责国家的管理和组织，包括各种法律、政策的颁 布和执行；财务方面则负责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建设；司法方 面则主要负责国家的法律问题，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些职能在各个国家中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讲，它们的基本要 求都是相同的，即要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春秋战国 时期，政治制度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为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奠定了基础。 三、政治制度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封制。在这个时期，各国王侯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地域界限，而是以领土和财富为 基础，划分为不同的封地。这种分封制为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 基础，也为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便利。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涵盖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历时近55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许多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演变。本文将探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并引导读者了解这个时期的重要性。 1. 传统政治制度 中国春秋时期是封建社会的高峰期。当时的国家分为诸侯国和周朝。周王作为天子，他的职能只是在符合礼仪的前提下主管诸侯。而诸侯们守纪行事，以天子的名义行政，与周王形成分权分立的状态。 此外，当时的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些重要职位，如宰相、大司马、大将军等。这些职务一般由来自富豪家庭的人担任。在这个时期中，寺庙和祭器长老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在随后的战国时期中，封建制度慢慢衰落，移动从一种简单的管理方式逐渐进化为一个持续复杂的政治系统。 2. 变革与演变 公元前475年左右，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数量已经增加到几百个。然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国君的权威已经不断下降，而一些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崛起。这些人中的一些成为了贵族，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 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并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秦朝的共治制（陈墨之政）大大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秦始皇并未采用长辈传统的封建制论，而是采取法治制度。他集大权于一身，将对统治的掌控权放到无数小太阳的手里，否决了任何神圣权威。这样，中国历史上最长期和严密的中央集权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而政治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中，封建制度逐渐衰落，而贵族和官员的力量得到了提升。到了秦朝时期，集权制度被正式确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体现了中国历史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精神，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启示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十分复 杂多变，充满了争斗和变革。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一、诸侯争霸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中央政权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诸侯国的崛起。这些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力图争夺更大的领土和更多的资源。这种诸侯争霸的局面导致了政治格局的分散和碎片化，也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埋下了伏笔。二、分封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还受到了分封制度的影响。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通过封 爵来控制自己的领地和臣民，同时也维持了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这种分封制度既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制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三、兼并与合纵 为了在诸侯争霸的局面中脱颖而出，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开始采取兼并和合纵的 策略。兼并指的是一个强势的诸侯国吞并其他较弱的诸侯国，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合纵则是指多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对手。这种兼并与合纵的策略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常见，也成为了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儒家思想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兴起，并对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强 调礼仪、道德和人伦关系，提倡君臣之道和仁爱之道。这一思想体系对于诸侯国的统治和国家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儒家思想的兴起使得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稳定和有序，也为后来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思想基础。
五、兵器的发展与战术的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兵器的发展和战术的变革对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兵器的制造水平得到了提高，使得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同时，战术的变革也使得战争的方式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革使得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加迅速，也加剧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诸侯争霸、分封制度、兼并与合纵、儒家思想的兴起以及兵器的发展与战术的变革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不仅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发 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 历程，并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和制度。本文将从政治演变 的角度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迁。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770年 到公元前480年。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 分裂成各个小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齐、楚、燕、赵、韩、魏、秦、晋、楚等国。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但主要是通过婚姻、贸易和征战来维持关系的。各个国家的统治 者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中心，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指挥。 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就显 示出了一定的多样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周天子被视为天命的继承者，承袭了上古时期的礼制和思想，是全国的统治者。而各个诸侯，则是周天子下面的分封国君，既
享有独立的领土和权力，又要遵守天子的命令和法令。在一定程 度上，周天子对诸侯是“父亲”关系，诸侯对周天子则是“子女”关系。 此外，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存在着国君 和臣下之间的等级关系，又存在着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竞争关系。作为国君，其政治地位极高，而各级的官员则按照等级来划分，性质比较稳定。虽然有时会出现官员的交换和流动，但是整 体来说是比较固定的。而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竞争则是实现地 区势力的扩张和增强的重要手段。 二、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逐渐失效，中国社会进 入了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和竞争愈加 激烈，天下分裂成了七雄之国，分别是齐、楚、燕、赵、韩、魏、秦。在这个时期，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儒家思想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展开论述。 一、春秋时期政治的变迁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起点是公元前770年，终点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的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土地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贵族家族之间的土地分配主要是通过分封方式进行的。但是，随着祖先供奉和宗庙制度的发展，土地逐渐出现了神圣化的趋势，土地就地归邸，平均分配给各个部落。这样就减少了土地不均的现象，提高了部落间的平等性。 2. 统治形式的变革
在春秋时期，部落的权力开始向中央集中。最初，诸侯们是以他们各自的家族权力为基础来统治各自部落的。后来，一些大国家，在领土与经济方面逐渐崛起，他们开始通过征服别的小国来扩张其领土，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这样，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中国这一庞大的国家也开始逐渐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 3. 社会经济的变化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经济的大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春秋时期，人民经济开始出现农耕经济。耕作和开垦土地逐渐成为人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并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土地的所有制和使用权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 二、战国时期政治的变迁 战国时期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它的起点是公元前476年，终点是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的政治变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政治的竞争
战国时期，以诸侯为代表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彼此之间的 竞争。当时，一个诸侯国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地位、军事力量和 国内经济及政治制度的稳定，其中诸侯国与诸侯之间的竞争是比 较激烈的，国家政治、经济等成为了富贵与否的重要因素。 2. 中央集权的形式 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形式逐渐形成。虽然大量的诸侯国存在，但是诸侯国与中央政府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对比较紧密的关系。例如，当秦国逐渐成为了诸侯国之间的老大时，为了强化自己的 权力，它在专制主义思想的引导下统合各个城邦，随之形成了王 权集中的中央集权形式。 3. 科技进步的影响 战国时期，科技进步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冶铁、农业、轻工业等领域都有很大的突破。例如，冶铁业的进 步使得武器和工具的制造更加出色，这促进了战争的进步和科技 水平的提高。
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制度也有着独特的特点。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乱世的动荡和分裂，但也孕育了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杰作。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以诸侯分封和封建制度为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的领域被分成了诸多小国，每个国家由一位君主领导。这些君主多数以王为称号，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世袭地位上享有些许特权，真正的权力是在朝廷中的贵族之间争夺的。 在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采取了一种称为“分封制” 的政策。君主会将自己的领地分封给弟弟、儿子、兄弟或亲信的家族，让他们管理这些领地。这种制度有助于维持君主的权威，同时也限制了君主对领地的直接控制。各家族之间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局面，从而保持了一定的和平与稳定。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各个国家开始建立强大的军队。君主和贵族是拥有兵器的唯一身份，他们可以通过征召百姓参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和实力。这也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从而加剧了战国时期的混乱。 在政治思想上，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例如，孔子提出了“仁爱”的思想，主张君主应当以仁爱之 心治理国家，关心民众的利益。韩非子则提出了“法治”的思想，认为国家应当依靠法律来约束君主和贵族的权力，实现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此外，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主张彻底消除战争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以诸侯分封和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制度。这个制度有利于维持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但也导致了各个国家间的冲突和混乱。在这个时期，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演进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制 度演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本文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 的政治制度演进。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 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渐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分封制度逐渐形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之间进行争斗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各诸侯国的权力地位并不相同，有的侯国权力很大，有的侯 国权力比较小。 春秋时期各侯国的政治制度以宗法制度为主要特征。中央政权 的统治并不像后来那样强大，各侯国的贵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进行治理。在这种制度下，各侯国的国君权威被分散，无法统一 管理全国。 二、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诸侯国的争斗矛盾激化，使得中央的君主权力越来越微弱。这种情况下，统一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诸侯之间的联合。 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不断互相征战，权力地位的更迭也随之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夷狄名族融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来。随着国家的逐渐壮大和封建制度的逐渐完善，各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强统治和管制，逐渐形成各个自治地区。 三、政治制度的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演进是一个相对较慢的演进过程。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结构在这个时期比较稳定。 在春秋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宗法制度，各大土地贵族的权力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战国时期，政治制度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稷下学派的思想开创了兼并政策，这样的政策缓解了诸侯国之间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段，从 公元前770年一直延伸到公元前221年，共有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剧烈的时期之一。在 这个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战争不断，社会 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对春秋战国时期 的政治制度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讨。 一、政治形势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处于蛮夷和西北民族的侵扰之中，大中原 地区的政治分裂非常严重。而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发展趋势出 现了很大的不同。一些小国逐渐扩大了自己的版图，成为强国， 例如秦国和赵国。还有一些国家因为自身的政治腐败和弱化状态，逐渐被其他强国所吞并，例如韩国和魏国。 在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诸侯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但是各自独立自主的状态 并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实际上逐渐被削弱。贵族和 诸侯国家的影响逐渐增强。
二、政治制度 1. 封建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它是一种基于社会等级划分和领主制度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个领主对自己的封地进行管理，自成一国。每个封地都受到朝廷的管理和监督，但实际上，封地的领主们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可以任免官员和士兵，以及进行人民和资源管理。 封建制度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因为它为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地方治理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 2.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一种基于父系和家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父亲或族长掌握家族的重要决策权力。这种制度强调一贯性和连续性。然而，它也有很多弊端。由于统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可能导致贵族腐败和暴政。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 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仅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有的甚至侵夺王室的土地，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界限被打破了，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际上变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以秦、晋、齐、楚、越等为首的大诸侯国相互兼并称霸，故争此起彼伏，最后形成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局面，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由秦兼并了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在这期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疆土的扩大和民族大融合。夏商周三代分别是由夏族、夷族、戎狄族入主中原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因夏族影响较大，自称为“诸夏”，将远地异族称为蛮、夷、戎、狄。异族与天子之国之间只是一般的羁属关系，因此，当时的活动面积实际上只限于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几省。春秋战国时期，蛮、夷、戎、狄的大部分加入中原逐鹿，逐渐成为诸夏的一分子，形成“华夏民族”，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为北到燕代、东至海隅、西及甘陇、南达岭南，涉及现在的十几个省区，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活动的疆土面积。 第二，社会经济得到普遍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以及生产者生产经验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生产的农本学派。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和生活必需品，活跃了商品经济，出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①的现象，货币成为普遍的流通物；同时，与农工商业发达有关的交通道路得到了开辟，以经济为重点的都市开始繁荣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土地所有制和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经济和交纳租税、分担徭役的赋役形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社会生产的发展影响了政治、法律的变化。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②的官僚制度。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第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变化引起思想领域空前活跃。从春秋时期开始，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以子产、孔丘等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法家和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授弟子，议论政治，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世卿世禄制的逐渐破坏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使职官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文武分职为前提，以明确规定官员的职位、职责和职权范围，确定他们的工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以任免选拔、等级俸禄、符节玺印、考课奖惩等为主要内容的人事管理体制也逐步完善。凡此，都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王和诸侯专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春秋战国是由以各诸侯国君为核心的专制和以贵族政治为主的政体结构，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以官僚为辅佐的政体结构转变的时期。 （一）各国君主的名号和职权的变化 春秋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理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富有变革性的时期，其不仅在文化、思想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理论也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与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一、权力分散与分封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周王朝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治实体，由此分封制度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权力的分散也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在此期间也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魏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用以控制国家的财政、土地和人民。这种制度创新和变革，为后来诸侯国的分封保驾护航。 二、杂家思想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其中，以儒家和法家思想最为著名。而另一种思想流派——杂家思想，也在此时期得以兴起。杂家主张既注重道德与礼仪，同时也要注重实践和造福人民。此外，杂家还强调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并强调知识的运用，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理念。 三、军事思想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也日趋完善。其中，“兵家”（也称为军事思想家）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兵家主张要设法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妥善掌握自己的强点，以堵截敌人的行动和追加支援，最终锁定胜利。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的军事战术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未来的战争中得到了应用。 四、宗法制度的改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也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分封制度的逐渐形成，部族般的宗法制度逐渐被削弱。与此同时，一些统治者也开始尝试通过法律制度来控制财产和土地。这种法律制度的出现为后来宗法制度的终结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国家制度发 生较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铁器的广泛应用和生产技术的 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开始重新调整，旧的贵族阶层已经无法维持 自己的地位。为了维持统治，国家制度也开始发生改变。 一、春秋时期的国家制度 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国家制度。诸侯国的基 本构成部分是诸侯和臣属之间的关系。诸侯是指一个地区的领袖，也可以称为国君，臣属则是指那些在国内比较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 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地位。另一种是诸侯国和各自的臣属之 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诸侯国通常会赐予臣属一个领土，并 要求臣属效忠于自己，并提供贡品和兵力。 二、战国时期的国家制度
到了战国时期，国家制度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实力悬殊，而且社会结构发生大变革，旧的贵族阶层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 在战国时期，一个地区的领袖通常被称为“君”或“王”，而他的手下则是贵族或官员。君在政治上拥有最高权力，而贵族则是支持君的主要力量。 君的统治通常由一位宰相协助。宰相负责管理国家中枢，包括财政、军事、外交和法律等方面。另外，君还会有贤臣和得力将领之类的重要助手，帮君管理国家事务。 三、秦朝的国家制度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国家制度也有很多特点。首先，秦朝的国家机构非常严密，每个省、县甚至每个村庄都有一个严谨的行政管理系统，并建立了一整套法律制度，使社会秩序得到更好的维护。
其次，秦朝的政治体系非常集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各地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各级官员管理的。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非常先进。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时期，都是中国国家制度历史上非 常重要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国家制度，虽然各有其特点，但都 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厚积淀和灵活变通的特质。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与国家治理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行政制度与国家治理，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治理，具有一些特殊的特点和特征。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力。诸侯国内部的行政制度，一般都是以地方豪强为支配阶级，借助宗族制度建立的政治势力为基础。同时，这些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诸侯国的行政制度充满了变幻和复杂性。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治理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形态。由于地方豪强的势力过于强大，各诸侯国的国家统一和治理力度比较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主要是由各个诸侯国的诸侯和宰相
等高级官员，通过联合起来，进行一些对外的联合行动，来维护诸侯国和地方势力的安全和利益。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治理，具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性。首先，它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独立，彼此之间缺少有效的合作和协定。其次，这个时期的政治地位很低，很少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国家治理机构薄弱，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协调和管理，这导致了整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都比较低迷。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治理，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后来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和理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和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官制和政治形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的 政治形态和各国官制都非常有代表性和独特性。在这个时期，中 国分裂成了各个小国，这些小国之间相互争斗，这也为中国历史 上一些著名的人物留下了诸多传说。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小国之间相互依存，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的复杂性和外交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得各国的官制也各不相同。下 面将分别介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制和政治形态。 齐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其官制也相对比较完整。齐国的官制采用三公九卿制，九卿是指地位高的官员，公是 指名义上领导三军的军事将领。在齐国，三公都属于王室成员， 是国王的贴身侍卫。而九卿则分为五等，由低到高分别是：大夫、少卿、卿、令、丞。这种官制上相对齐国的法家思想比较重，注 重权力的分立，使得齐国的政治相对比较稳定。 而在魏国，其官制则比较严格，采用三公九卿制，并且将国家 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国王手中，相对来说比较偏向儒家思想。 在魏国，三公都是由国王亲自任命的，国王还有权彻底解除这些
官员的职位。而九卿被分为两等，第一等是大夫，第二等则是卿、令、丞。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楚国的官制，楚国取消了三公的官衔，采用 的是三长制。在楚国，三长分别是政长、军长和巫长。政长是官 方的最高领袖，由君主任命，军长则是总指挥，负责军队事务， 而巫长则是宗教领袖。楚国的政治形态也相对比较奇特，楚国是 一个离经叛道的国家，其诸侯国都有其独立性。 在秦国，其官制比较简单，采用的是三公九卿制，但是其中三 公的名次被调换了。秦国的官员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后代担任 官员的传统，只能本人有资历才能担任官员，这种方式增加了官 员修身养性的压力。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官制和政治形态比较多样化。 但是，无论是哪个国家，权力都非常集中，而且本着自己国家的 理念，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官制。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不同的国家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也正是这时期的杂乱无序 推动着中国的统一。因此，这个时期的官制和政治形态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知识点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内涌现了许 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和伟大的思想家。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 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重要制度 进行总结。 1. 封建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各诸侯国皆由一个君主统治，称为诸候或卿。他们继承自周朝的封建制度，君主被封为诸侯王，分封地和人口多寡 有关。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是基于君臣之道的，君王要尊重臣子，臣子 要忠诚于君王。 2. 分封制 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将领土分封给亲信、功臣或家族成员。这种分 封制在战国时期尤为明显，国家数量众多，相互之间形成联盟或争斗。通过分封，君主可以控制领土，并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3. 争霸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常常发生争斗和战争。为了争夺统治权，各国采取了各种外交手段，如结盟、联姻、势力扩张等。其中，以齐国、晋国、楚国和秦国为代表的国家更是积极参与争霸，力图一统天下。 4. 策士和谋略
春秋战国时期，众多的策士和智者涌现出来，为各国提供智慧和谋略。孔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纷纷提出各自的理论，影响了后世。 这些智者的存在使各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彩。 5. 科举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积极推崇人才选拔，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以选拔优秀的官员。这种制度改变了统治者的出身依据，使人才得以 发挥。齐国的孟轲提出了“仁政”，主张通过德行和能力来选拔官员， 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 6. 道家、儒家、法家和墨家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思想家，如孔子、老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学派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孔子的儒家 强调礼仪、道德和教育；老子的道家倡导无为而治、自然；法家关注 法治、统一和效能；墨家提倡兼爱和非攻，主张实现社会的和谐。 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封建制度是基础，分封制和争 霸政策使各国竞争激烈。智者和思想家的出现改变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科举制度的推行为选拔官员提供了途径。不同的学派和思想代表了不 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这个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 间的纷争和思想碰撞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高中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 济与文化知识点 高中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知识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历时约400年。这一时期有着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时期。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知识点。 政治 政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内容，这个时期经历了众多国家的兴起和灭亡。在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力，被各个诸侯国所代替。而在战国时期，七大强国分别为齐、楚、韩、魏、秦、赵、燕，一直斗争了近300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政治变革。 其中，周朝灭亡，逐渐被各诸侯国所代替，开始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势力的变化也十分明显。齐国和秦国逐渐崛起，成为了时代的强国。而晋国和楚国则逐渐式微。 在政治制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主要是诸侯国制。各国都是以君主（也称为国君、霸君、诸侯）为中心，辅以政治助手（宰相、太守），通过外交和战争来扩大自己的版图，实现统一和控制。
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工商业和社会分工也逐渐加深。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农业方面，春秋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同时也是农业工具的改进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的时期。而在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水平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主要耕作的作物有小麦、稻、黍、粟、豆和蔬菜等。此外，还养了猪、牛、羊等家畜，生产出了大量农产品，保障了当时的国内需求和出口。 手工业方面，主要以制陶、织布、制作青铜器等为主。特别是青铜器的制作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世界铜器制作技术之一。 商业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起始阶段。人们以货物交换为主，逐渐形成了往来的方式。但这一时期的商业还比较原始，没有出现以货币作为交换的手段。 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多姿多彩，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重视人才，尤其是重视文化人才，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名士出现。例如，左丘明，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文化名人之一，他创作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史书《左传》。同时，还有章子厚、荀子、韩非等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化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体制对比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而充满变革的时期。这段历史时期涉及到多个国家和政体，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体制和政治风格。本文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体制进行对比，以便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齐国体制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其体制以封建制度为主导。国君是统治者，下设诸侯和大夫。国家的决策由国君和政治精英共同商议，但国君拥有最终决策权。齐国以军事力量强盛而著称，国家政权对内严密统一，对外采取扩张战略。 二、秦国体制 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崛起，最终统一了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国的体制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国家由一人独揽大权的君主统治，君主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秦国奉行严格的法制，通过强力行使权力来强化国家统一和集权。 三、楚国体制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强国，其体制相对较为灵活和分散。楚国的政权由君主和有实力的诸侯所控制，君主的权威相对较弱，需要依靠掌握实权的诸侯来维持统治。楚国尊重地方诸侯的独立性，每个诸侯地区有一定自治权，但必须服从于楚国的中央政权。
四、韩、魏、赵等中原国家体制 中原地区的一些国家如韩、魏、赵等体制相对类似。这些国家由封 建制度组成，国君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下设大夫和士人。国家政权相 对集中，国君拥有较大的权威和决策权。这些国家在军事力量、人口 和领土上均有一定规模，但相对于齐、秦和楚这样的大国来说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体制在形式和运行方式上存在诸多 差异。齐国以封建制度统治，秦国奉行中央集权，楚国相对分散灵活，而中原国家则以类似的封建制度为主。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不 同统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同时也造就了当时的多样化政治格局 和竞争局势。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 为活跃和变革的时期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地方政治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经历了繁荣和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后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行政区划可以分为诸侯国和诸侯封地两个层次。诸侯 国是各个地方的独立政治实体，由一位统治者领导，拥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军队。诸侯封地则是由诸侯贵族掌握的土地，是在诸侯国之上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行政区划。 每个诸侯国和诸侯封地都有自己的地方行政机构，以管理和统领其领土内的各 项事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官吏，他们被任命为吏、令、长等职位，负责管理行政事务，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此外，各个诸侯国和诸侯封地的地方行政机构还包括监察机构、民政机构、军 事机构等。这些机构都是为了确保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稳定运行而设立的。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封制度、世袭制度和儒家思 想的影响。 分封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此制度下，各个地方的贵族 领袖被授予了一定的土地和资源，以用于管理和维持当地的稳定运行。这一制度促进了地方政治的独立性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分散的政治局面。 世袭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制度下，领导 地方政治的贵族领袖可以把自己的职位和土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实现了政治权力的世袭化，确保了地方政治稳定和家族的长远利益。
儒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中，政治权力被视为是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政治领导者应该以责任和义务为导向，以确保当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稳定和发展。 三、春秋战国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这一时期的分封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直到清朝末年，封建制度仍然占据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主流地位。 其次，世袭制度确保了地方政治的稳定性，世袭性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 最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强调的责任和义务，为中国的政治精神和政治道德奠定了基础，这种思想影响也超越了政治领域，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治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它们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仍然不可忽略。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1 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楚、吴、越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百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2 农业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手工业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
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税赋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秦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3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